第一篇：農村稅費改革后干群關系矛盾分析調研報告

隨著農村經濟政治體制的深入改革，尤其是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之后，鄉村政權組織面臨許多新問題、新挑戰,黨群干群關系出現了許多新變化。如何不斷適應新的形勢，不斷化解干群之間原有的和新生產的各種矛盾，在應對各種挑戰中提高鄉村班子的執政能力，這是擺在各級黨委，尤其是鄉村兩級黨政班子面前的重要課題。解決好這一課題,就是解決農村發展緩慢的關鍵所在。今年以來，我們高邑縣調研組帶著這個課題，深入到全縣6個鄉鎮的18個農村中去，通過問卷調查、召開座談會、個別走訪、部門了解等形式，開展了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調研期間，共召開了鄉鎮干部、縣直有關部門、農村干部、農村黨員和村民代表四個不同類型的座談會20次，隨機走訪村民220戶，收回《農村“兩委”干部調查問卷》309份，《農民走訪調查問卷》220份，共529份問卷。

一、稅費改革后干群關系矛盾分析

通過對調查問卷進行匯總、梳理，結合走訪座談縣鄉村干部和群眾的情況，我們認為隨著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兩大戰略的實施，當前影響農村干群關系的主要矛盾有以下五個：

一是農村干部文化素質、工作作風、領導方式與群眾對農村干部的職能要求不相適應的矛盾，這是基本矛盾。稅改后，農村基層組織的職能主要是引導、示范、管理和服務，這對基層干部的工作作風和領導方式、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調查發現，目前在全縣農村黨員干部隊伍中普遍存在文化水平偏低、致富能力偏低、帶富水平偏低、年齡較高的“三低一高”問題，全縣有近半數的農村干部只有初中學歷，62%的農村黨員僅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有一技之長并能帶頭致富的農村黨員干部為數不多，對農村發生的深刻變化，許多農村黨員干部表現出了很不適應。如有50%的干部在帶領群眾調整經濟結構、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方面，缺路子，少法子，感到無處下手，心有余而力不足；有37%的干部不善于做新時期的群眾工作，作風不民主，辦事不公道，工作方法簡單粗暴，造成黨群干群關系緊張；有41%的人對農村政策不熟悉，法制觀念淡薄，不能嚴格依法辦事、按政策辦事，導致群眾不滿。如：王同莊鄉東西韓、西西韓村，每村5個村干部，文化最高的是初中，一個村的村長是文盲，僅有一人能寫簡單匯報，有的連口頭匯報都說不了。

二是農村干部發展市場經濟能力低與農民要求發家致富愿望高之間的矛盾，這是主要矛盾。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的致富愿望越來越強烈。但是，作為一家一戶的生產單位如何與農村市場經濟相銜接，如何發展壯大“一村一品”等個體工商業，如何發展高效農業，靠一家一戶是不能實現的。這就迫切需要廣大鄉村干部做農民進入市場的“領路人”，為農民提供相應的服務。然而，一些鄉村干部對市場經濟并不熟悉，對高效農業不了解，對農村專業合作組織不理解，自己不能致富，更談不上帶頭致富、帶領致富。如大營鄉的東大營、中大營村，中韓鄉的小河村、徐家莊村等農民主要以簡單的種植業、養殖業來生活。同時，農業稅免征僅是“少取”，農民還盼望政府在“增收”和“多予”上對農民給予更多關注，創辦產業協會，增強農民抵抗市場經濟風險的能力，提供技術和政策上的支持，讓農民更有信心發展農村經濟。在收回的529份調查問卷中，“愿意讓中央在種植、養殖業與合作醫療、教育上給予更多補助”的占68.90%，列第一位；“希望鄉村干部帶領農民發展高效農業、發展專業合作社，增加農民收入”的占60.25%，列第二位；“希望加大農畜產品保險力度”的占50%，列第三位。

三是農村干部依法履行管理職責與農民不服管理的矛盾，這是經常性矛盾。主要有：農村經濟發展滯后與群眾的生產、生活需求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為鄉規民約的執行、農村治安聯防、村容村貌治理、街道硬化整修、水電系統管理運行等公益事業得不到及時有效的管理；如萬城鄉小石家莊村、武城村由于村集體無經費，原先供群眾吃水的自來水系統已壞的無法維修，現在只有家家打旱井、戶戶購水吃。王同莊鄉的東南巖、西南巖等村由于沒有經費，村里的垃圾得不到及時清掃等；法律法規與農村農民約定俗成、封建陋習等之間的矛盾，具體表現為精神文明建設、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村民自治、人地矛盾、宅基地發放等。例如：在農村責任田和機動地的承包過程中，有的已出嫁未遷戶口的女兒在娘家婆家都分不到耕地，造成生活困難，鄉鎮政府的指導性意見村里難以執行；機動地管理不規范、增人減人后機動地調整不完善等；計劃生育“三結合”優惠政策，由于有的鄉、村財力薄弱，無法及時兌現等，群眾有意見；有的村因發不了村干部工資，只有用房基地頂工資，用承包地的承包費頂工錢等。

四是村欠戶、戶欠村，村與農戶之間互相欠帳的矛盾，這是歷史遺留性矛盾。農村稅費改革、土地延包之后，使得鄉村集體收入減少，財政困難，債務被迫延遲償還，使一些群眾對鄉、村組

織的信任度越來越低。稅改后，如何進行清收清支、妥善處理債務問題，直接影響著農村的穩定和發展，但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據統計：全縣截止底，107個村有債務的占70%以上，債務總額達3500多萬元，平均每個村達30多萬元，如：萬城鄉牛家莊村，截止，欠內外債達50多萬元。嚴重的資金短缺使部分村級班子舉步維艱，不能及時解決好群眾關注的熱

點難點問題，影響了班子凝聚力、戰斗力的提高。其次是，農村干部墊付農業稅費情況較普遍。稅改前，由于各地將農業稅費任務直接分解到了鄉鎮，如果鄉鎮完不成稅收任務，其稅收分成和返還就不能兌現。為了完成稅收任務，各鄉鎮政府將任務又轉移給了其所轄村，并采取了一定的獎懲措施，而村干部為了按時完成任務，往往自己先掏錢或借貸款墊付。對那些難收的“困難戶”、“釘子戶”、“失蹤戶”的農業稅費，村干部墊付后很難追收。調查表明，個別村干部墊付的農業稅費，一年墊付的金額少則幾百元，多則上萬元。

五是村干部待遇差造成不認真工作、不及時解決群眾糾紛和矛盾造成新的矛盾，這是農村干群關系不協調的根源性矛盾。農村干部是黨在農村各項方針、政策的組織推動者，任務艱巨，責任重大。但是，農村干部“端的是泥飯碗，干的是硬任務，落的是沒前途”，工作苦、工資低，職位不穩定，養老前途無保障，嚴重影響了農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通過座談和調查問卷發現主要存在三種情況，1、不愿意當村干部，尤其是愿意當支部書記的人在減少，在收回的309份村干部問卷中占20.50%。

2、當干部的很不安心，精力心思沒有用在工作上，在309份問卷中占45.25%。

3、由于待遇低、沒有前途，圖在任時撈一把，犯錯誤的現象有所抬頭。村干部尤其是支部書記、會計犯經濟、政策性錯誤，被處分、處罰的比例上升明顯，據有關部門統計，以來，村干部受查處的比例由2%上升到7%左右。尤其在集體經濟比較薄弱的村，一些群眾“有田有地不找你、有吃有穿不靠你、有了問題就找你、不給解決就罵你”，使村干部難當、無人愿意當、中途撂挑子的現象日益突出。據統計，原先在全縣農村黨支部書記中肯干事、干成事的有91個，占農村黨支部書記總數的85%，目前能夠長期保持的有78個，占農村黨支部書記總數的72.8%，下滑了12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村干部的“官位”不大，工作量卻不輕。俗話說“上面千條線，下邊一根針”。在待遇差、不愿干的情況下，發展黨員、解決難題、處理糾紛、公務辦理等不認真、不及時難免發生。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要在農村得到全面貫徹落實，需要做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由于廣大農民的認知水平和接受能力參差不齊，在具體工作中村干部難免會吃虧受氣，所以造成了“能人不愿當干部，傻人干不了村干部”的現象，即使有些人勉為其難當了村干部也不安心，解決問題時往往考慮眼前，不計后果，為今后的工作埋下隱患和矛盾。如高邑鎮的大夫莊村、大營鄉坊冊村、中韓鄉的東韓莊村、富村鄉的賈村等由于當時的干部在村辦企業承包、處理責任田、高速路占地等方面不徹底、不透明，后任村干部處理不及時、不徹底，使多年前的問題到現在一直沒有完全解決，涉及的群眾意見很大。

二、解決農村干群矛盾的途徑

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之后，農村干群關系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是發展中的問題，需要我們按照十七大和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抓住機遇，用改革的精神、發展的思路在實踐中認真研究和解決，根據我們的調查，需要從以下五個方面采取措施：

1、加強農村基層干部隊伍建設，增強村級領導班子駕馭農村工作全局的本領。

一是選好配強村級領導班子。通過民主推薦和競爭的方式，從縣、鄉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選派一批年富力強、有發展潛力的優秀年輕干部到貧困村、落后村掛職或任職。今年以來，我縣開展了百名干部下基層活動，從縣直部門抽調了100名優秀年輕干部到村任職，有效的增強了村級組織戰斗力、優化了班子結構。同時要利用農村“兩委”換屆選舉，推行村委會主任、委員由村民直選和村黨支部委員“兩推一選”的制度。要大力推行村干部交叉任職，積極鼓勵支部書記、委員競選村委會負責人，提高村級班子在群眾中的威信。在“兩委”換屆工作中，我縣有80個村實現了支部書記、村主任“一人兼”，占農村總數的75%；交叉任職人數為347人，占農村干部總數的66.6%。

二是不斷深化農村黨員干部“素質工程”。近年來，高邑縣委緊緊圍繞中央省市建設一支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相適應的高素質農村黨員干部隊伍這一要求，不斷探索改進農村黨員干部培訓方式，結合高邑實際，重點在加強農村黨員干部培訓基地建設上下功夫、做文章，開創了農村黨員干部教育培訓新局面。自以來，全縣以基地為依托，共舉辦各類培訓班共計22期，培訓農村黨員、干部5500人次。目前，全縣農村黨員中，掌握1—2門實用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知識的達到2275人，占全縣農村黨員總數的30.8%。在全縣農村兩委干部中掌握1—2門實用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知識達到234人，占全縣農村干部總數的45%，在今年發展的151名農村黨員中，普遍掌握了1-2門實用技術。通過培訓，有效的提高了全縣農村黨員干部整體素質，增強了他們帶頭創業致富和帶領群眾發家致富的“雙強”本領，為加快我縣農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化步伐和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由于學識和認知能力有待提高，致富本領有待實踐，要真正發揮效益還需要一個鍛煉提高的時間。

三是不斷探索創新為民服務的工作體制。近年來，我縣針對農村干部為民服務載體單

一、農民群眾各種訴求解決不力誘發的不穩定因素等實際問題，自10月份以來，在全縣107個行政村中全面推行了“村民事務代理制”，即以行政村為單位，村民小組隨時將農民在生產、生活中需要辦理的有關事宜和訴求承接下來，或由村民直接到村民事務代理室登記申請，整理歸類后由農村“兩委”干部牽頭組織精干人員，按照“全程跑辦、無償服務”的原則，及時到縣鄉有關部門辦理，進一步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這項工作得到了群眾的歡迎，但還須在機制、經費等方面進行解決。

2、大力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夯實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

一是積極探索稅費改革后增加村級財富積累的新機制、積極化解農村債務。村級集體資產是農村集體財富積累的重要來源，針對農業稅取消后，農村集體財力入不敷出的矛盾，我縣于開始，從制度建設入手，切實加強農村資金、資源、資產的經營管理，推行了農村集體財富積累機制。一年多來，全縣107個村全部建立了農村集體財富積累機制，底新簽和規范完善合同1867份，涉及合同金額1056萬元，抵頂債務95萬元，涉及359戶。清理回收欠款160萬元。通過化解債務、清收債權，增加了村集體收入，提高了村“兩委”為民辦實事的能力。如高邑鎮孫家莊在村民福利上出臺了許多好政策，首先是黨員評優制度。年終，在村內搞一次群眾評議活動，將平時參加會議及時，表現突出，能為村提供合理化建議，積極發揮模范帶頭作用的黨員評為優秀，并在物質上給于一定獎勵，以此調動黨員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其次是教育激勵制度。本村學生，凡是考上重點高中的每人獎1000元，本二的獎元，本一的獎4000元，考上研究生的獎6000元，學歷越高，獎金越多，以此促進本村的教育水平。第三是敬老養老制度。為改善老人晚年生活質量，對70歲以上的老人，每年補助300元生活費，并計劃在增加到600元。其他如東關村、西街、谷興莊、東南關等村都制定實施了各種福利制度。

二是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村干部要帶頭示范，充分利用閑置土地和集體土地，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創辦“科技示范園”，如西富村鎮的西富村、南焦、古城等村，在河北農大的扶持下，創建了“梨棗生產示范基地”；要帶頭闖市場，積極爭當農民經紀人，利用市場機制引導農民搞好產業結構調整。如王同莊鄉東良莊村黨支部書記馮俊杰，積極與高邑縣富林園藝生態農業科技示范園專家進行聯系，興建了200余畝的高效農業生產示范基地，吸收村內剩余勞動力50余人，受到了群眾的歡迎。

三是加大對后進村的扶持力度。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幫扶工作規劃，繼續加強對后進村的幫扶工作。抓好后進村，形成工作合力是關鍵，為此縣委在縣直推行了縣級黨員領導干部、縣直部門“三包三抓”責任制：即縣主要領導包鄉鎮、縣級副職包片、縣直部門包村（經濟部門包窮村、政法部門包亂村、黨委部門包弱村），重點幫助指導后進村黨支部抓班子、抓發展、抓為民辦實事。并建立了“三抓三包”專項述職制度作為干部實績的主要內容進行考核。

3、認真執行“一制三化”農村運行新機制，不斷完善農村干部的職責定位和考核，切實加大民主政治建設的力度。農村“一制三化”運行機制是河北省自以來在全省推行的農村規范化管理辦法。我縣按上級要求，用三年時間到已在全縣推廣，并在推廣過程中不斷完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所謂“一制”：就是黨支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運行機制，即黨支部是農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支部書記是村“一把手”，黨支部要加強對村委會、集體經濟組織、共青團、婦聯會、民兵連等村級組織的領導和監督。所謂“三化”就是“支部工作規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監督程序化”。即黨支部要建立支委會工作、黨員大會、兩委聯席會、村委會重大事項向黨支部請示報告等項制度，推進支部工作規范化；在村民自治中，要建立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村委會工作和村民管理等項制度，推進村民自治規范化；民主監督中，建立村務公開、民主議政日、民主評議村干部和“三審”財務等項制度，推進民主監督程序化。

在529份問卷調查中，有30.50%的黨員認為“一制三化”需要進一步加大落實力度，認為“村務公開、財務監督有待加強”的占25.95%，認為“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制度落實不到位”的占35.66%，認為“民主評議村干部不到位的”占42.35%。對“參政議政不積極不支持”的占43.40%，認為“黨員、村民代表的素質不高、私心重”的占28.5%。在座談中普遍認為當前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的力度需要加強，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黨員、村民代表的素質，提高廣大村民參政議政的積極性，應充分發揮黨員大會、村民代表會的決策作用。在調動村民代表和黨員、村干部三方面積極性上做文章，在加強農村不同經濟組織和專業合作社建設上下功夫，使“一制三化”的各項制度進一步落到實處。縣農工委副書記高平安、農業局紀檢組長賈增軍、組織部組織科長王運岐等同志認為，縣鄉黨委政府在提高農村干部素質、能力、學歷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見效慢，成效不顯著的原因，主要是村干部直接對鄉負責，不對縣負責、不對村民負責。縣、鄉對農村干部的考核方法需要改進，措施需要到位。王良莊村支部書記馬增平、大營鎮人大主席焦成芳、王同莊鄉副鄉長李仲慶等同志認為“民主決策”落實不力的原因主要是縣對鄉考核、鄉鎮對農村的考核，看重成績多、看重財稅指標完成、穩定辦實事多。對各項制度落實、對村民代表、黨員的評價、對村干部個人考核抓得少，不到位。自以來，我縣在村務公開、財務公開、民主選舉、民主議政日、支部工作規范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得到了廣大群眾的逐步認可，但從座談和問卷看，在村民代表會、村民管理和民主評議村干部、村干部考核等方面還有一定差距，需要在工作中采取措施，切實加大力度，進一步取得實施“一制三化”制度的更大成效，這是解決干群矛盾、增加干群感情的重要方法。

4、加強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建設，不斷提高組織農民致富發家的本領。為適應農村經濟發展與黨的建設的新形勢，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實現農民得實惠的目標，縣委出臺了《關于在全縣進一步加強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建設工作的實施意見》，目前，全縣已有15%的村建起了農村經濟合作組織或農村專業技術協會，會員數達到了全縣總戶數的10%以上。如我縣后哨營村成立了蔬菜專業合作社后，把自種自營溫室黃瓜的農戶組織起來，在楊勝飛社長的組織下，申請注冊了“哨營”牌商標，按照無公害栽培技術的要求，實行技術、購肥、包裝、品牌、銷售五統一，讓“哨營牌”黃瓜在石家莊市有了一定的市場和知名度，使會員得到了實惠和效益。高邑鎮寺家莊村，成立了大棚蔬菜協會，使生產成本顯著降低，經營收入明顯提高，群眾發展蔬菜的積極性空前高漲。

5、建立有效的農村干部養老保障和激勵機制，調動廣大農村干部扎根農村、愛崗敬業的工作積極性。就我縣而言，近年來縣委針對農村干部經濟待遇偏低，政治上封頂，使農村干部崗位吸引力下降的情況，把農村黨支部書記管理作為重中之重來抓。以來，首先認真落實了農村支部書記、村長每月享受定補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農村干部的積極性，同時開展了一系列針對農村干部的調研活動。二是以來，縣委制定出臺了《落實農村黨支部書記待遇的意見》和《關于對農村黨支部書記實行目標考核管理的實施辦法》等文件，按照全縣110個村的地域特點、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狀況及工作任務要求，本著可比性原則，將全縣農村分為城區村、新農村建設示范村和一般村三個類別，給每個村制定了詳細的新農村建設任務目標，將任務直接下達到村。在此基礎上，根據目標完成情況對居于同類村前列的農村黨支部書記制定了三項激勵政策:

1、對連續任職以上，能夠完成縣委下達的中心工作任務，受到社會公認，各項工作居于同類村先進行列，具備公務員基本素質的農村黨支部書記，解決縣財政開支。

2、完成縣委下達的年度工作任務，在年終評比中居于同類村先進行列的農村黨支部書記，可享受一次性縣財政補貼，每人獎勵1萬元。

3、連續四年獲得一次性縣財政補貼的農村黨支部書記，即可直接解決其鄉財政開支。今年初縣委對10名優秀農村支部書記每人給予了1萬元的經濟獎勵，并為有突出貢獻的東關村支部書記李俊彥解決了縣財政開支，有效調動了農村廣大干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進一步密切了干群關系。三是從開始，要采取切實措施，從工資、養老保險、福利待遇以及從村干部中選拔鄉鎮干部等方面出臺農村干部管理辦法，從根本上形成一套激勵村干部愛崗敬業、積極進取、開拓創新的新機制、新體制。

第二篇：江蘇農村稅費改革調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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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農村稅費改革調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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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是在全國率先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的地區，改革歷時已有一年，認真回顧總結農村稅費改革的工作經驗，分析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研究化解矛盾的途徑和辦法，對于進一步深化改革、鞏固和發展改革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改革的基本情況和初步效果

1.農民的減負目標已基本實現。農村稅費改革的核心和主體目標是減輕農民負擔，江蘇各地圍繞這個主體目標，深入發動群眾，精心組織，周密部署，認真實施，順利完成了方案制定、上報審批、組織歸戶、檢查驗收、夏秋兩季征交等各個階段的工作，保證了稅費改革平穩有序的推進。稅改后全省共征收農業稅25.61億元；農業稅附加5.08億元，農業特產稅0.9億元，農業特產稅附加0.18億元，一事一議籌資8.8億元，合計40.59億元，農民人均負擔77元，較改革前稅收及合同內、外人均負擔154元，減少77元，減幅為50％。“兩工”提取1.67億個，較上年減少 2.6億個；以資代勞總額3.86億元，較上年減少6.8億元。

2.各項配套改革取得了明顯效果。（1）大部分地區的鄉鎮村區劃調整、人員分流工作已基本完成。全省鄉鎮數已由改革前的1974個減至1372個，鄉鎮平均人口由3.1萬增至4.5萬；行政村由35258個減至20219個，縮減幅度為42.7％；村組干部由43萬人減至22.65萬人，其中村干部減少8.7萬人，僅此一項減少農民負擔4.4億元。（2）推進了農村教育體制改革。稅改中江蘇省委、省政府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快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意見》，由編制部門重新核定教師編制，人事部門核準人員和工資，財政部門核撥經費，委托銀行代發到人，使部分地區過去拖欠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工資問題得到了解決。同時按照適度規模辦學的要求，調整了農村教育布局。（3）推進了鄉鎮事業單位改革。通過采取綜合設置、精簡人員編制、建立用人競爭機制、確定事業單位法人地位等措施，對原來的“農村七站八所”，加以轍并改建。全省大部分地區的鄉鎮事業單位已由原先的20個左右調并為現在的6—8個，精簡人員編制達到30％。并從有利穩定、人盡其才的原則出發，對精減人員實施了多渠道分流。

3.加大了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規范了農村稅收的征收行為。為了保證稅改后的村級組織運轉和農村義務教育以及計劃生育等工作的開展，江蘇加大了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規定轉移支付資金必須優先保障村級基本運轉和農村義務教育。江蘇去年上述各項到村資金10.03億元，高于改革前1999年村三項支出9.27億元的水平，使大多數村的基本開支得到了保障。為了規范征稅行為，江蘇按照中央要求，將農業“兩稅”以及附加的征收職能歸口為鄉（鎮）人民政府財政機構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財政部門；省政府辦公廳專門下發了《關于加強村級范圍內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管理的意見》。與此同時，還針對涉農收費問題采取了一些專門措施。

4.改革使農村長期積累的許多矛盾得到初步化解。其中包括計稅面積與實際面積不符、第二輪承包政策落實不到位形成的機動田、黑地、兩田制、、宅田合一等問題，有力地維護了農村的穩定。農村稅費改革還增強了各地清理、化解鄉村債務的緊迫感。各地采取措施，清理賬目，已分類處置了一批歷史債務。

二、改革留有難題和大量的后續性工作

1.稅改后一部分鄉（鎮）村的可用財力明顯減少，難以維持低水平運轉。在蘇南如果以每年10萬元為基本自給目標，有缺口的村約占10％；在蘇中如果以7萬元作為基本自給目標，有缺口的村約占30％；在蘇北如果以5萬元作為基本自給目標，有缺口的村也要達到30％。全省2.1萬個村，大致有6000個左右的村存在缺口。稅改后出現了一些減支因素，但總體上要保證這些村的正常運轉還相當困難。

2.一部分鄉（鎮）陳欠債務數額大、清償難。有的村僅農民手中的各類債務憑證就有十幾萬元。大部分負債鄉村缺少可以盤活的集體資產和可以用于清償債務的資金來源。因為負債，有的鄉村受到了司法訴訟和凍結賬戶、查封財產的法律處罰，分散了干部精力，也給農業稅征收增加了難度。農民以債據抵稅成為今后稅收中難以回避的一個現實問題。

3.經濟貧困地區對配套改革的承受能力較弱。一部分經濟貧困地區因缺少對改革的成本投入，出現了教育布局調整難、事業單位改革推進難、人員分流落實難等一系列新的矛盾。宿豫縣轍并村組以后，精減村組干部 4442人，一次性補償需要資金617.18萬元。灌云縣農村教育負債4496.98萬元，目前亟待解決的學校危房有10萬平方米，需投入6000萬元，經費的籌措十分困難。

4.由于籌資籌勞數額小，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鄉（鎮）村難以舉辦公益性事業。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大型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與鄉村公益事業受制于投資主體受到一定影響；一部分鄉（鎮）村的道路、橋梁、水渠急待修理；關系到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和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積累性問題更多。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僅靠籌資籌勞，要上那些使公眾受益的社會項目難度很大。

5.農業稅收任務因缺少征收保全措施增加了難度。稅改后，農業稅的征收主體是農稅征管機關，鄉鎮只屬于委托代收機關，農稅部門限于人力、物力和缺少應對手段，要完成當期的農業稅征收任務和清收尾欠稅款難度較大。發展下去，勢必造成拖欠越來越多，尾欠越來越大。

6.一部分種糧大戶和純農戶因稅改反而增加了負擔。據丹陽市測算，稅改后，種糧大戶每戶增加負擔約50元，增負20％左右。

7.水利：工程水費等涉農服務性收費標準提高給農村稅費改革造成了負面影響。

8.“一事一議”的規范要求與農村的實際情況不盡吻合。許多地區由于受到議事內容、議事條件、農民民主議事素質等方面的制約，影響了議事效果。議而不決、議而不行或根本就無法議事的事情累累發生，一些地區已經將一事一議“束之高閣”。

改革是權力與經濟利益的調整，在農村稅費改革的主體任務基本完成之后，由于舊體制的“慣性”作用，以及對解決舊體制遺留問題的思想準備、政策準備和經濟準備不足，方法欠妥，仍然存在一些矛盾，這是正常的。只有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著力化解問題和矛盾，認真做好改革的各項后續性工作才能實現改革的各項預期目標，不斷深化和發展改革的成果。

三、積極探索稅改難題的解決途徑

（一）堅持“治本之策”，用發展的辦法化解矛盾

1.堅持“治本之策”，明晰農業的發展目標和發展思路。目前，江蘇農業在增長方式上，還是以粗放經營為主；在生產方式上，還是以家庭式的小規模生產為主；在經營方式上，還是以對計劃的依賴性為主，特別是糧食、棉花、蠶繭生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貿、工、農分割。這個“三為主、一分割”是導致一部分地區農業效益低、農民收入增長慢的主要原因。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發展現代化農業的道路。一是要大力推進農業的市場化。就目前的情況來說，適應市場化的信息問題、市場體系問題、市場主體的培育問題都做得不夠，走向國際化更不夠。江蘇要發展集約化農業，大踏步進入市場，尤其是國際市場。二是提高農業的專業化水平。不能再滿足于家庭式的經營。因為家庭式經營無法向專業化、規模化發展。三是用先進的科技來提升農業的發展水平、擴大消費的需求。四是積極發展農業的產業化經營。只有產業化才能打破貿、工、農分割的局面，留住加工、流通這兩塊的利益，解決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問題。江蘇結合農村稅費改革的實際，加強對推進農業市場化、專業化、科技化、產業化的研究，即規模農業與效益農業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2.堅持“治本之策”，積極推進城市化帶動戰略。江蘇結合農村稅費改革，推進了行政區

劃的重大調整，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行政區劃與城市發展需要之間的矛盾，通過發展城市，增強其輻射與帶動作用，進一步促進農業的發展。全省共有13個地級市、30個縣、28個縣級市、50個轄區先后進行了調整，調整后中心城市的區域范圍得到了擴大，為城市的擴容和資源的優勢互補創造了條件。

在農村稅費改革調研中，有人算過這樣一筆賬：一個農民當他由農村遷入城市以后，其消費水平會增長2—3倍，一次性的消費支出會高達數萬元，甚至數十萬元。農民進城以后，對城市經濟的發展和繁榮是一支不可小視的力量，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具有經濟實力，可以在城市投資辦工業、辦商業以及其它產業。因此，用“拆除門檻放農民進城”的辦法，不僅可以減少農民，有利于推進農業的集約化經營，使留在農村的農民富裕起來，而且可以有效地刺激需求，拉動消費，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二）用創新的思維和辦法化解矛盾

1.以創新的思維和辦法主動積極地化解農村集體債務矛盾。

農村集體債務過重是誘發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造成農民負擔過重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實施農村稅費改革的一重阻力。解決鄉（鎮）村的陳欠債務問題是江蘇農村稅費改革的一項重要的后續性工作。

如何解決鄉村集體債務問題，江蘇各地在實踐中，大膽探索，勇于創新，除已經清償了一批歷史債務外，還創造了一些好的做法，推廣了一些成功的經驗。如組織財政、審計或中介機構對鄉（鎮）村債務復審，擠掉債務水份，分清債務性質，鑒定落實還債的責任部門和責任人。對于確應由鄉鎮承擔的債務，通過組織收欠還債、核銷減債、建立償債準備金制度以及調減、免利息等措施逐步加以解決。又如通過轉讓、出租、承包、股份合作等形式，積極盤活存量資產，化解債務矛盾。江蘇的鄉鎮和企業大都有一定數量可以利用的存量資產，有的是閑置廠房、土地和設備；有的是技術、專利和品牌。將各種有形與無形資產加以充分利用，發揮其效益，對于化解債務矛盾是十分有利的。

2.用創新的思維和辦法積極穩妥地搞好農村教育布局的調整。農村稅費改革所涉及的教育布局問題和財政負擔問題，在江蘇大部分地區表現得都比較突出，即使是在比較富裕的蘇、錫、常地區，也有一些鄉（鎮）反映強烈。大家普遍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各級黨委政府和廣大農民群眾對教育事業的關心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時期，教育投入已經成為一項大宗投入。大多數農村學校的面貌與教學條件有了較大改變，進行教育布局調整不能搞成新一輪的達標升級活動，而應該以教育資源的內部調整為主。要防止和糾正少數地區在教育布局調整上的貪大求洋傾向。對于那些原本就存在著生源不足、而要在調整中擴班招生的學校應首先搞好內部挖潛。

教育布局的調整要立足現在、著眼未來。要綜合考慮人口密度、地理環境、交通狀況，以及農村人口將大量轉入城市等現實因素，科學規劃、因地制宜地搞好調整，并盡可能將學校向城市和農村中心集鎮集聚。應允許和鼓勵農民選擇學校，送子女進入城市求學。這可以作為義務教育的一種輔助手段。

3.用創新的思維和辦法解決稅改中的其它難題。稅改中的其它一些難題，也應該用創新的思維和辦法去加以解決。許多辦法和創意在群眾之中，關鍵是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做好調查研究和集思廣益的工作。

例如，一年一度的農村籌資籌勞問題，有的基層干部和農民就建議采取并年集中使用的辦法。用這種積少成多的辦法可以辦成一兩件大事。當然這樣做必須征得大多數村民的同意，必須先積攢、后使用，先積攢的資金要專戶儲存，不準挪作它用，還有的人建議在郊村之間可以開展籌資籌勞等方面的互助互濟。今年先辦你們村的事，明年再辦我們村的事。關鍵是村與村之間要建立信用，不搞“平調”。

又如，農村的水利建設問題。由于稅改以后，資金投入機制發生變化，“兩工”和公積金

取消，村內的農田水利工程由村民實行“一事一議”來解決。但占農村水利工程總量70—80％的跨村、跨鄉工程誰來負擔，誰來投入，誰來組織實施？為了保證農村的水利建設，國家要加大資金投入，國家對農業的補貼，要逐步轉到以水利為重點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上來，大型水利工程要繼續堅持以政府組織引導為主。跨地區工程要由受益范圍內的單位與個人共同出資、統一興辦。

再如，許多地區的基層干部和農民建議：稅改后農民的稅負輕了，一年的稅負可以一次交納，不必再分為夏季與秋季兩次征收，這樣還可以大大減輕農稅部門的征收壓力，減少稅收成本。對于純農戶和種田大戶負擔較改革前減幅不大甚至有所加重的問題，也有不少地方的同志提出改進建議。他們認為，改革前農業稅是按田畝征收，而“三提五統”是按人征收，費改稅后一律按田畝征收，農民負擔由人口向土地轉移，形成了種田越多負擔越重的反常現象。為了緩解這一矛盾，農業稅附加可以考慮改為以村為單位按勞負擔。

（三）克服舊體制的慣性作用，堅定農村稅費改革的必勝信念

江蘇的農村稅費改革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局，但由于舊體制的慣性作用，化解各種積累性矛盾的難度很大。因此，當前江蘇的農村稅費改革一定要在鞏固和深化上做好文章。一方面要防止滋生松懈、畏難和厭戰情緒，繼續發揚知難而進、知難而上、持之以恒、連續作戰的作風，把工作做得更好。另一方面對前一階段的工作認真地“回頭看”，針對存在問題及時地、實事求是地調整政策和工作部署。

第三篇：農村稅費改革后基層干群關系出現新變化

取消農業稅對農村社會經濟的影響

――建議黨校研究解決的問題

固城鄉黨委書記李培博

2006年，我國全面取消農業稅，結束了長達兩千多年的賦稅制度，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農村稅費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同時，隨著糧食直補、農機具補貼、“兩免一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等一系列政策的推行落實，農民從黨的惠民政策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實惠和好處，農民種糧積極性得到調動提高，基層干群關系有效緩和，農村社會呈現出繁榮穩定的大好局面。但是，農村社會經濟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亟待研究解決。

（一）農村社會生產關系發生深刻變化，農民對政府的依附關系減弱。一是過去以“取”為特征的分配關系已經發生根本變化。除按照群眾的意愿、規定的程序和限額標準開展村內“一事一議”外，負擔的稅費項目全面取消，農民不再向國家和村集體上繳稅費，傳統的農村分配關系格局被打破，農民作為利益主體地位更加突出。二是過去以“管”為特征的農村干群關系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農村基層干部不僅不再向農民要工要錢要糧，而且還要給農民發放各種補貼，基層政府職能開始由管理向服務轉變，工作重心轉移。這些變化，引起農民與基層政權之間關系發生重要調整，農民的依附關系減弱，同時也對基層政權管理提出新的挑戰，“老-1-

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的現象比較突出，需要盡快轉變觀念，改進管理方式，強化服務職能。

（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受阻。取消農業稅后，對農村公益建設項目，采取“一事一議”方式籌集建設資金。但是，有些村民對參與“一事一議”積極性不高，往往是受益農民愿意辦，不受益農民不愿意辦，由此出現“議而難決”現象，興修村組公路、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等，因缺乏資金投入而陷入停滯狀態。

（三）農村公益事業沒錢發展。長期以來，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主要靠農業稅、“兩工”及以資代勞。取消農業稅造成了鄉鎮財政收入嚴重減少，沒有足夠的資金履行社會公共職能，直接影響到農村公益事業的長足發展。農村公共事業令人憂慮。取消農業稅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直延續著"政府＋農民”的模式，主要由國家稅收和各種統籌提留、土地承包費、行政事業性收費、集資、攤派、罰款、義務工及積累工等組成。取消農業稅后，在公共財政背景下，政府成為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主體，尤其是基層政府承擔著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主要責任。然而，取消農業稅加劇了基層財政的困難，鄉鎮政府在沒有足夠能力維持農村原有公共產品供給的情況下，面對不斷加大的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更加力不從心。

（四）鄉村債務負擔沉重，化解難度增大。鄉村負債是當前農村面臨的突出問題。由于農村教育“兩基”達標、鄉村

基礎設施建設等多種原因，目前鄉村兩級均不同程度負債，有的鄉鎮債務數量較大。由于農村稅費改革形成的財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管理、預算管理的規范化剛性約束，債務化解更是艱難。

（五）縣鄉財政收入萎縮，基層政府運轉困難。在經濟發展落后地區，特別是農業特產稅比較集中的地區，農業稅及特產稅取消前，縣鄉財政對農業稅和特產稅的依賴程度較強。取消農業稅和特產稅后，縣鄉財政收入的主體稅種缺失導致財政收入萎縮，縣鄉財政的自給能力大幅降低。基層財政收入除少部分依靠非農產業以外，大部分依靠上級財政預算和轉移支付資金。但上級轉移支付主要是維持政府運轉的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能夠用于建設的財力非常少，與鄉村財政支出水平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進步不斷提高的實際相比，收入缺口依然較大，鄉鎮及村級組織正常運轉較為困難。

（六）農民負擔由政府轉向市場、顯性轉向隱性。農業稅取消后，表面上看農民似乎沒有了負擔，然而政策運行多年來的實際情況卻是，農民負擔出現了由政府轉向市場、顯性轉向隱性的現象。化肥、農藥、種子等農資價格的大幅上漲，直接導致了農民雖無稅且增產卻不增收的現象。

以上問題，亟待在政策措施上予以研究解決。

第四篇：暑期實踐報告(農村稅費改革)

減輕農民負擔，規范涉農收費始終是部門的一項重要職責，在農村稅費改革中物價部門既是參入者，也是監督管理部門，不斷加大涉農收費檢查力度，嚴肅查處涉農違價行為，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得到了黨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好評。農村稅費改革后的幾年來，農村到底出現了哪些變化，農業到底存在那些問題，農民到底有哪些想法，仍然值得物價部門的高度關注。

在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綜合實踐教學”的活動中，筆者深入三臺縣秋林鎮金玉鄉三村，走進農戶，貼近農民，采取“看、聽、查、訪”的方式，對農村稅費改革后的情況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面的深入調查，從調查情況看，目前農民減負和涉農收費的政策得到全面貫徹落實，廣大農村到處充滿著陽光和生機。所見所聞、感受頗深，認為農村稅費改革后出現了三大特點：

一、減負力度較大 農村稅費改革后，不僅稅費逐年從減到免，而且國家還給予種糧補貼、種子補貼、退耕還林補貼、兩改一同價、學校落實“一費制”和“兩免一補”政策，土地、公安、民政、計生、供電、農業、農機等基層涉農收費部門收費不斷規范，農民負擔明顯減輕，力度較大。通過調查統計，2006年與2001年相比，金玉鄉三村農業人口973人，共計減負近389200元，人平減負約400元。如三村七組，農業人口78人，稅費改革前2001年三稅（農業稅、特產稅、屠宰稅）及村級三提五統26520元，從2003年起全部免除，2006年發放種糧補貼每畝6.0元，計468.0元；農資補貼每畝7.0元，計546.0元；水稻補貼每畝15.0元，計1170.0元；退耕還林補貼每畝230.0元，計17940元；全鄉246個中小學生實行“一費制”收費政策后，每生每年減負200.0元計49200.0元；享受“兩免一補”學生139人，中學每生減免書雜費155.0元，小學每生減免書雜費95.0元，合計減免書雜費29370.0元；“兩改一同價”政策的落實，每度電價下降0.40元左右，全鄉因電價下降減負約10000元，僅上述的“一減一降多補”，就使農民直接減負320000元，人平340.0元。這些還不包括農民建房，外出務工，婚姻登記等各種涉農收費的減免和規范而使農民所得的經濟利益。我們在金玉鄉鄉金樂村村農民曾照武家算了一筆賬，他全家4口人，2001年各種稅費580.0元，學生上學670.0元，電費95.0元（每度0.9元）共計負擔1345.0元。自2003年后，稅費每年580.0元不交了，學生上學每年只交190.0元，減了460.0元，電費每度減了0.4元，計44.0元，2006年在鄉財政所領取了糧食直補，水稻良種、退耕還林，農資直補等國家涉農補貼500.0元人民幣，共計減負1584.0元人民幣，人平396.0元人民幣。

二、農民反映良好

農民情緒好壞，心情是否舒暢，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體現，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標志。由于黨的惠農政策深入人心，政通人和，所到之處廣大農民不但氣順了，怨氣沒有了，反映問題少了，待人大方了，生活方式變了，而且還表現出良好的精神狀態，飽滿的勞動熱情，和諧的人際關系，給我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們在新洲鄉曾照武家里就感受到了這一點，農村稅費改革后，負擔沒了，補貼有了，辦起了百頭養豬場和一座小酒坊，一家人過得有滋有味，住的樓房，用的高檔，穿的時尚，吃的自然。在主人的再三挽留下，我們不得不在他家作了一次客，看到帶有泥土芳香的鮮嫩蔬菜，山上吃野食的土雞，金黃亮色的雞蛋，醇正的玉米酒，一桌豐盛的農家飯菜，令我們口饞和羨慕。主人還不時表白，我們吃的都是“土貨”，味道比城的好。

很多地方的農民對目前黨的政策發自內心的感激，編出了新歌謠，歌頌和贊揚現在黨的政策，當筆者到了金玉鄉鄉金樂村村宋克金家，還沒等客人落座，脫口而出就是一句“順口溜”：“現在黨的好政策，自己種糧自己得，不但不交稅和費，反而國家給補貼”。而同村的湯維陽作了一首“頭”字詩：“黨把三農放前頭，惠農政策進門頭，群眾冷暖記心頭，干部服務到田頭，農民種田有勁頭，奔向小康有盼頭”。這些農民歌謠淋漓盡致的反映了農民對黨和政府的心聲，是新農村建設出現的新情況、新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村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特點，同時也說明中國農民已不是過去那種封閉自守、貧窮落后的農民，而是具有一種新思想，新觀念，有文化，講文明的開放性農民。

三、監管措施得力

鄉鎮黨委、政府是與農民最接近，最直接，最密切的基層組織。為了保護農民利益，許多鄉鎮形成了一個黨委、政府領導重視部門齊抓共管的農民負擔監管格局，編織了一張“防護網”，架起了一條“高壓線”。

一是黨政一把手親自抓，把減輕農民負擔和涉農收費工作納入全鄉工作的第一位，作為第一號文件下發，第一個會議召開，第一個任務落實，第一個專班組建。大會小會反復要求，大小領導經常督促。

二是不斷完善涉農收費公示制度。我所在的金樂村村及大部分涉農收費單位，街旁路邊，都有涉農收費公示墻、公示牌，特別是鄉中心學校制作了統一標準的噴繪收費公示牌，全面準確，美觀醒目。三是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監管機制。鄉政府采取了年初安排，平時檢查，年底考核的辦法，做到農民負擔常抓不懈，鄉政府在全鄉各個村聘請了一批農民負擔和涉農收費監督員，掌握農村新動向，反映農村新問題，宣傳農村新政策，抵制農村亂收費。

四是充分發揮鄉鎮農村經管站和物價管理所的作用。為了更好的發揮職能，全縣鄉鎮財政所、經管站、物價管理所合并為財經所，機構變了，但對農民負擔和涉農收費監管的職能不變，人員不減，力度不弱，班子不撤。其主要職能是發放農民負擔監督卡，開展涉農收費公示和監督檢查，掌握農民負擔和涉農收費情況，發放涉農各種補貼，嚴格把關村級黨報黨刊人均不超過1.0元人民幣的標準，村級“一事一議”不超過1勞日的標準，做到農民負擔和涉農收費工作常年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堅持“不放松”，確保“不反彈”。

五是干部作風明顯好轉。由過去的上門“收錢”變為上門“送錢”，干群關系由“惡化”變融洽，基層干部不僅送錢上門，而且把黨的政策、農業科技、各類信息送上門，想辦法找竅門，主動為老百姓排憂解難。

農村稅費改革后，盡管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新農村建設的要求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問題還很多，主要表現在發展不平衡，經濟不富裕，信息不靈通，收入差距大，農資價格高，種糧效益低。部分農民文化素質偏低，科技水平不高，民主意識不濃等等。物價部門服務“三農”還任重道遠，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們去研究、去解決。因此，我們要一如既往的堅持服務“三農”為宗旨，進一步應用價格杠桿和手段解決農村價格中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發揮監督檢查的職能，確保農民減負增收，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第五篇：農村稅費改革及后稅費時代相關問題分析

農村稅費改革及“后稅費時代”相關問題分析

溫鐵軍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農村稅費改革的政治意義大于其經濟作用，是有利于農民休養生息和基層穩定的關鍵性措施，但各地方在貫徹中央農村稅費改革政策期間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如有的地方出臺“過頭”政策，有些鄉村累積債務包袱沉重，有些地方出現“組織空白”和“制度空白”等。這些問題充分說明，農村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需要采取與稅費改革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財稅、金融和社保方面的改革等。本文秉承作者一貫的觀點——“三農”問題是宏觀問題，提出了若干有見地、可操作的政策建議。關鍵詞：農村稅費改革后稅費時代 “三農”問題

國務院2004年3月臨時決定出臺農村稅費改革政策以來，筆者在河北、河南、安徽、湖南、云南等地農村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并對近年來發動農民創辦的各地村級“新鄉村建設試驗區”進行了跟蹤觀察。同期，既參與了有關部委的相關政策討論，也參與了國內外各種不同學術單位關于“后稅費時代”的鄉村治理的理論研討。現將調研討論中的情況和認識分析如下：

一、農村稅費改革成效：政治意義大于經濟作用

實地調查到的情況和農民的反映是積極的，各地農村大多數群眾對稅費改革持肯定態度，學術界也多數認為這次改革成效顯著。消極反映當然也有，但十分鮮見地少于、弱于對其他農村改革政策的負面評價。因為，持消極反映的人在基層主要是利益受損的干部群體；在學術界主要是缺乏農村調查機會的書齋學者。

成效之一：過去那些農村社會沖突的“重災區”，現在因負擔過重引發的上訪告狀下降了80%以上，農村干群關系明顯改善；一些基層干部說：“我們從過去要錢的變為現在送錢的，農民當然歡迎了”。此外，有些過去稅費征收采取 “倒算賬”的傳統農區，本來就有30%～40%、甚至超過一半的稅款收不到，不得不靠“買稅”、“借稅”甚至騙稅來完成稅收定額任務，由此，上級政府才允許基層鄉村組三級干部得到工資。現

在，上級財政連那些從來就收不上來的“虛稅”也如數轉移支付，著實讓基層政府得了好處。只不過，大多數地方的基層干部在上級來人調查時，一般都對這種實際得到的好處隱瞞不報。

成效之二：各地已經開始或多或少、或先或后地貫徹落實中央關于“‘三農’問題重中之重”的指導思想；有些地方的黨政領導已經開始比較實在地關注農村發展。國內社會各方面也開始投入各種形式的支農活動。農民自發組織形成的合作社、協會等基層的良性中間組織得到初步發展。

成效之三：隨著主要由土地承載的稅費負擔的減輕或消失，農民種糧和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有所提高，過去中部農村比較普遍的耕地撂荒現象幾乎完全消失，筆者調查的村級試驗區大都出現農民爭著承包耕地的情況。總之，只要是做過實地調查的政策研究人員，多數都能夠形成共識：稅費改革的政治意義大于其經濟作用，是有利于農民休養生息和基層穩定的關鍵性措施，但也確有必要進一步深化、配套。正如筆者在歸納這次稅費改革的意義時所提出的：“2004新政之最大者，莫過于免稅”。我們終于在大包干全面貫徹了27年之后，完成了“均田免賦”。這里筆者曾經把大包干形成的土地制度歸納為類似于傳統農業社會的“均分制+定額租”；其后在大多數傳統農區出現的復雜問題，則可以歸結為很簡單的常識——小農經濟剩余過少且高度分散，難以支撐高成本的上層建筑。這種分析，仍然源于筆者在20世紀90年代就提出的“三農”問題是宏觀問題的觀點。

二、執行中的相關問題

貫徹中央農村稅費改革政策期間出現的問題也是明顯的。

一是有的地方出臺“過頭”政策。宣布過去的“欠稅”全部免除，隨即引發“劣幣驅逐良幣”問題，既助長了欠稅村戶中的某些不良勢力，也引起以往老實納稅的農戶紛紛要求退回稅款的新矛盾。客觀上使得已經宣布了這種“過頭”政策的地方政府進退兩難。

二是有些鄉村累積債務包袱沉重。基層政府根本不可能自我消化，減免稅政策驟然貫徹導致矛盾顯化，再加上很多干部難以適應中央“新政”帶來的形勢變化，有些利益受損的基層干部消極怠工甚至鼓動上訪，特別是在近年來主要由于基層財力不足而不得不“撤鄉并鎮”的地方，那些權力受損、舊賬難收，或者難以再靠“搭車收費”來應對開支的部門，以及那些利益同樣受損的高利貸者和工商業者們內外結合，已經成為基層新的不穩定因素。而最為尷尬的情況是，已經在基層潛規則多年運作過程中形成的“劣紳驅逐良紳”的機制作用，使得任何敢于主動化解鄉村債務的改革者，都由于觸動地方復雜的利益結構而成了悲劇人物。于是，我們都會知道隱含其中的邏輯結果：只要這種潛規則難以根本改變，債務增加的趨勢就難以逆轉。

三是隨著黨政部門下屬的鄉村正規組織在稅改同期必然出現“治理能力”弱化的問題，有的地方非法宗教勢力、家族勢力，甚至某些黑惡勢力借機而起，迅速填補農村的“組織空白”和“制度空白”，如果任其發展，勢必養癰為患。這種情況之所以有泛濫之勢，主要是因為那些家族性組織、非法宗教組織或團伙組織的“制度成本”，與農村正規組織需要的高額開支相比，低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

四是普通農民享受到的“公共財政的陽光”仍然有限。盡管過去財稅制度下的基層權力和行為方式已經多少有些失靈，但有的地方鄉村黨政干部仍然自覺不自覺地阻礙農民合作社和各種協會等良性中間組織的發展。對于弱小農戶自我服務的合作經營，權力部門動輒上門收費；其他收益相對減少的政府主管部門則借機吃拿卡要，即使有上級支持鄉村基層的項目經費，也一般會被截留，有的甚至截留50%以上，而且有限的政府資金還往往給了大戶或利益相關者。

三、相關對策討論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的“城鄉二元結構”，看來是我國長期存在的基本體制矛盾，不可能短期內徹底改變。為此，農村的組織和制度變革尤其需要實事求是地與城市相區別。如果我們過早地強調全面貫徹城鄉制度的統一，很可能欲速則不達。

首先，各部委和地方權力部門應該提高對執政黨的“三農”政策的認識，在農村基層開展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中認真學習基本理論，明確認識大包干以后執政黨面對的仍然主要是小農村社制的經濟基礎，其所要求的上層建筑不能超前。

筆者認為，我國大多數傳統農區當前大量發生的基本上也是歷史上出現過的老問題，老問題得用老辦法。不能簡單化、激進地套用高成本的城市現代制度。同時，過去以部門為主制定的各種法律和規定，大多數不適應“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條件下的農村實際，亟需像加入WTO 之后政府自動清理與之相悖的文件那樣，認真結合“三農”需要，清理改正。對于鄉村債務，也可以采取“誰的孩子誰抱走”的辦法，由各部委在清理文件的過程中對過去下達任務時沒有足額配套經費引發的負債予以“認賬”，以后逐年從財政專項經費中補足。

其次，既然是老問題，就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老辦法。20世紀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歷次調整農村生產關系之后，都發生過類似的財務混亂、債務沉重等嚴重影響基層治理的歷史性矛盾，每次都得靠上級自上而下地派工作隊、組到鄉村，主導甚至直接從事清理工作。近年來，按照中央2004年一號文件關于“解決‘三農’問題的責任在地縣兩級”的指示，福建、湖南、廣東等省已經安排地縣兩級干部下鄉長期駐村，有些直接擔任“后進村”、“問題村”黨支部的“第一書記”，客觀效果比任由鄉村自行化解矛盾要好得多。

第三，重視自下而上地促進農民的良性組織的發育，填補鄉村治理功能相對弱化留下的組織空間，防止和抵制各種不良勢力借機擴張。尤其應該特別強調的是：我國農村是以兩億高度分散、兼業化的小農戶為基礎的，國家對那些弱勢小農自愿聯合所形成的任何良性組織，都應給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和保護。這也是世界上所有小農經濟國家普遍的政策。為此，有必要在“農民合作社法”的立法進程中盡力體現執政黨關于“‘三農’問題重中之重”的指導思想，建議全國人大和有關部門在審查其內容時，需要特別避免過分照搬西方制度的弊病，使該法所規范和保護的農村主體的經營領域相對更寬泛些，注冊登記更容易些，國家提供的財政、稅收和準入等方面的優惠更多些。

四、“后稅費時代”深化農村改革的重點

筆者一直認為，“三農”問題更主要的是宏觀問題。免稅之后的農村改革重點，也在宏觀方面，即財稅、金融和社保。

先看金融。當前農村土地要素高度稀缺已經是眾所周知，而資金要素極度稀缺卻沒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其實農村改革的難點，已經越來越集中在金融方面。盡管我們2000年完成15個省區46個村的農戶信用調查之后提出的觀點—“任何商業金融都不可能為分散的兼業小農提供信用服務”—已經逐漸被理論界接受，但這種根本矛盾卻仍然沒有破解之道。以往的調研還早已證明，簡單化地放開民間金融無異于為高利貸開路。為此，建議把中央為信用社提供的資金至少切出1/3直接支農到村，專項用于發展那些村域范圍內的農民互助合作金融，或通過現有的專業合作社對會員提供信用服務。當然，在提出這樣的政策建議的同時，一方面必須汲取20世紀90年代“農村合作基金會”的教訓，嚴禁鄉村黨政組織介入干預；另一方面，嚴禁任何農民自辦的合作金融組織設立金庫，可規定其資金必須存入信用社，或者以該合作社名義在當地信用社入股。這樣可以使得信用社的資金總量不減少，其利益必然由于能更多地為合作社這種大股東或大客戶提供規模信貸服務而增加，反對把資金切塊支農的阻力可能也就小了。再看財稅。1998年糧改文件中把過去的“村交村結”改為“戶交戶結”的本意是好的，但客觀上難以解決土改和大包干以后同樣出現的政府與億萬分散農戶之間“交易費用過高”的老矛盾。很多人堅持強調重新建立農村的稅收體制，筆者認為，今后如果考慮重建農村稅制，最低成本的辦法是：在落實村社土地所有權的條件下，把過去的“以戶納稅”改為“以村納稅”。這不僅更符合村民自治的法理原則，而且會使富裕村社多納稅，貧困村社不納稅并且得到補貼。最后看社保。如果農民合作社等良性的中間組織得到政府支持之后發展起來，則可借勢把國家給農民的醫療、養老等社保資金和扶持農戶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資金轉變為相應的“券”，如“醫療券”、“教育券”，農戶以“券”入社組成合作醫療、社區養老協會等組織，并與“平價藥店”和社區敬老院等農村公共政策相結合，這樣，農民的基本保障就可能以較低成本形成。

此外，某些發達地區和城市郊區試行的“土地換社保”，在社保體系沒有全國劃一的條件下，也許是可行的。不過，在把過去的農村社區及其農民人口都一次性地徹底改變為城市居委會和城鎮人口的時候，需要同時把過去社區集體經濟時期的“誰吃租誰支付管理成本”改變為政府推進集體企業改制之后的“誰收稅誰支付管理成本”。但這種改變一般都是有高額制度成本的。②這些方面的改革亟需因地制宜地開展試驗，并且以往的教訓證明，不能完全由當地政府的主管部門來主持和操作這種改革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