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研究

我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研究

論文2006-12-29 03:31閱讀498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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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作為轉型社會沖突的重要表現形式，不僅直接影響到農村的社會穩定和發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甚至決定了國家是否可以順利地實現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本文具體分析了現階段我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主要特征及原因，并提出了減少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

和給社會帶來的震蕩的對策。

關鍵詞：群體性突發事件 社會穩定危機管理

近年來，我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時有發生。村民們在少數人的領導和組織下，或集體上訪；或高舉橫幅牌匾、呼喊口號示威游行；或封鎖高速公路或交通要道；或采取靜坐等方式圍堵黨政機關，攔截領導車輛；有的對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住所進行打砸燒、甚至暴力傷害黨政干部和執法人員的人身。這些事件作為轉型期社會沖突的重要表現形式，不僅直接影響到農村的社會穩定和發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約甚至決定了國家是否可以順利地實現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因此，如何減少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和給社會帶來的震蕩，是所有轉型國家都必須認真研究的重大課題。

一、目前農村群體性事件的主要特征

農村群體性事件，一方面由于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與其它領域發生的群體性突發事件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相對于其它不同歷史時期而言，這些事件在現階段具有一定的特征。第一，政治型事件增加，沖突主題較為集中。有研究者通過對近20年來全國農村各類群體性突發事件進行統計和分析后發現，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農村各類群體性突發事件主要是糾紛型事件，一般發生在農民與農民之間的因爭奪資源或宗族矛盾發生的群體性械斗。而自90年代中期始，農民之間糾紛型群體性械斗事件急劇下降，而針對基層政府和基層干部的群體性事件日益增多。1[1]這些事件的具體誘因各有不同，有的因為在上交提留時，發生了暴力行為或死人的惡性事件；有的是村民們認為農民負擔太重，由少數人出面組織上訪進而發生沖突；有的因為土地等資源被政府侵占而得不到合理補償問題；有的因村民選舉時出現了“非法”的情況，村民們為要求行使“民主權利”而集體上訪；有的是由于村民們認為村級財務不清，村干部有貪贓枉法行為而采取集體行動，等等。但這些事件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村民們是以基層黨政機關這些公共權力機關作為集體行動訴諸的對象，而提出相應的行動口號則是“減輕農民負擔，反對貪官污吏”、“保護農民的土地財產”和“村務公開和民主理財”等這些具有公共性的目標。第二，組織化程度提高，出現了一批組織領導者。從表面來看，大量的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并不是由哪一個人或哪一個群體預先安排好而發生的，它是一種自發的群眾性行為。事實上，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無論是糾紛型和政治型，都表現出一定的組織性。那些因爭奪資源或家族糾紛引發的事件，一般都由村落利益共同體或家族中的頭面人物充當著領導組織角色。而對近年來增多的政治型突發事件而言，起到領導和組織作用的則更多的是農村新產生的地方權威人物。他們被一些學者稱之為“新農民領袖”。這些作為農民利益代言人的組織者，身份較為復雜，年齡一般在三十歲至四十五歲之間；文化程度為初中以上；大都當過兵或在外打過工；有些還是黨員和村干部；家庭比較富裕，在當地可算中上水平。他們大都對國家減輕農民負擔和村民自治的政策和相關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處理這類事件的基本態度。這些以“減負”為口號的農民利益代言人，在當地很有影響，可以說一呼百應，并得到農民的保護。

有多起農民反抗事件正是為了保護這些農民代言人而發生的。

第三，沖突形式逐漸升級，出現了暴力化趨向。在目前農村，因爭奪爭資源的糾紛型事件已由原來以械斗為主轉向以訴訟為主，而針對基層政府的政治型事件則由原來寫聯名信，或派代表上訪這些形式，直接發展到組織大規模的公開集會進行請愿和示威，并多伴有沖擊基層黨政機關的暴力行為，有的還與公安、政府工作人員發生流血沖突。由于目前發生的政治型群體性事件，一般都是以農村普遍存在的問題如土地承包、農民負擔、農村基金會等具體問題為誘因的，而這些問題與廣大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所以很容易引起群眾的共鳴。這樣，許多參與者在“法不責眾”、“民意難違”等心理因素影響下，積極參與事件之中。而且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頻率很快，經常群情激動，行為越來越不受理智的控制，“卷入其中的人自我意識明顯下降，普遍產生不能自制的興奮、狂熱、憤怒、失望等情緒，最終出現一系列破壞行為。”2[2]而領導組織這些事件者又大都處于“地下狀況”，往往沒有組織資源掌握那些行為越來越不受理智控

制的群眾，這樣，事件就會升級，并一般向暴力方向發展。

二、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基本原因

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客觀反映了農村社會利益整合及社會秩序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種應得權利和供給、政治和經濟、公民權利和經濟增長的對抗”3[3]。具體來說，主要有如下幾

個方面：

第一，農村利益沖突加劇，農民負擔過重。這是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最為重要的原因。在社會轉型期，由于農村利益主體的分化，利益沖突加劇并表面化，再加上國家沒有建立社會利益均衡機制，強勢群體對于處于弱勢地位農民的侵害和剝奪就成為了較為普遍的現象，至使農民負擔過重。據測算，目前農民全年總負擔約為1400億元，其中繳納各種稅費為1143億元，以資代勞款為80億元，亂收費約200億元。許多地方農民負擔占到人均純收入的１０％以上，個別地方甚至達到２０％左右，大大超過中央規定的５％以內的標準。導致農民負擔居高不下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與國家財稅分配格局有關。因為自實行實行“切塊包干、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后，國家稅制總的原則是集中地方財力于中央和省市，主要稅源如消費稅、增值稅大部都由中央和省市控制，縣鄉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還是農村的稅賦、攤派收入。但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性，縣鄉基層政府機構臃腫，招聘和臨時編制人員眾多，而國家不斷出臺增支政策，支出逐年增多，如國企職工下崗和社會保障金、住房改革、醫療改革、給干部職工增加工資，都由縣財政承擔。而大部分縣鄉并沒有多少工礦企業，當縣鄉政府的財政收入平衡處于巨大的壓力時候，加重農民負擔向企業和農民攤派轉嫁財政危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從這點來看，目前農村利益沖突具有體制結構性，顯現不

可調和的態勢。

第二，政治整合能力差，農村基層政權出現軟化。目前，中國農村出現了政權軟化現象，主要 表現在基層政府及干部的行為出現強制的暴力趨向，黑惡勢力盛行，并在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侵入農村基層政權，并在國家政權體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會權力組織。有學者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政治參與的主動性明顯加強，形式也一改過去集中統一的樣式，趨向更加多種多樣，如投票、投訴、訴訟、接觸、抗議對抗活動等等。農民政治參與的日趨多樣性一方面預示著社會主義農村民主政治的發展，另一方面由于農民政治參與在內容上缺乏引導，在形式上有待規范，潛伏著對政治穩定的一種沖擊。如集體上訪、越級上訪，集體沖擊鄉鎮政府、暴力攻擊鄉鎮干部、政治參與旨在報仇泄私憤等，缺乏理性，缺少規范，直接影響到我國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和農村政治的穩定。”4[4]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農村各種非正式的農民組織已經出現，并在國家政權體制之外正在形成了新的社會權力組織。這些組織大體上有，因社會治安不好而出現的農村自衛組織；生產互助性的組織；宗族組織。特別是農村出現了大量的秘密組織。許多農村出現了“兄弟會”，“同門會”，“減稅救國會”，“農民減負專愿者”，“減負代表”等等。有的則直接叫幫會。這些組織十分復雜，大都具有傳統組織的諸多特征，有的組織還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

這些農民組織，由于缺乏規范性和合法公開性，很容易異化成為對欺壓和剝奪農民的黑惡勢力。第三，社會不滿情緒日益強烈，反體制意識開始形成。目前農村社會的不滿情緒的形成有很復雜的背景，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由于農村分配方式發生的變化，農民負擔承受的主體也由集體轉移到了農戶，農民對各種負擔的感受更直接，對其變化更敏感，而農民負擔居高不下，容易使農民整體產生心理失衡，一種被基層政權剝奪感就會產生。特別是通過知識界的努力，中國農民問題的本質已經被揭示出來。農民長期受到體制性剝奪已形為了共識，并被歸結為二等公民、國民待遇、新農奴等理論。這就意味著，農民問題是體制問題，必須通過反體制才能解決。重要的是，這些有關農民處境的理論已通過知識精英傳播到了社會民眾。由于目前農民對社區缺乏認同，對前途失望，這種理論很容易與社會不滿情緒結合在一起。有些新農民領袖喊出了：“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干部和農民都是父母生的，不站起來反抗，就侮辱了

公民和五尺男兒的稱號”。

三、防止和減少農村群體性事件的對策

將社會沖突控制在一定范圍和秩序結構之內，是解決轉型期社會沖突的重要思路。為此，需要從調整社會利益結構、改善社會控制手段和方法等方面進行努力，其中積極推進農村政治改革，健全和完善農村治理

體制具有十分突出的意義。

第一，調整利益結構，減輕農民負擔。要減少農村群體性事件并防止其向大規模的政治沖突方向發展，其基礎性工作就是要調整農村社會的利益結構，從利益分配格局上改變農村基層政權及權勢階層與廣大農民之間存在的直接利益沖突關系，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近十多年來，國家決策層已認識到農民負擔之重已影響到了農村的穩定和發展，所以一再采取措施企圖將農民負擔限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內。但這些政策性措施，主要是對農村權勢階層的行為進行強約束，使其對農村的掠奪相對規范。為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國家以推行農村稅費改革來調整農村的利益結構。其基本內容是把農民承擔的提留統籌費改為農業稅及其附加，合理確定農民的稅賦水平。這項農稅改革，被視為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是新中國成立５０年來我國農村繼土地改革、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但從目前推進的情況來看，這項改革要

真正取得成效，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第二，推進政治改革，健全農村治理體制。從社會控制角度來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實際上就是農村社會秩序失控的重要表現。要使社會秩序具有穩定的狀態，實現有效的社會控制，建立科學而完善的農村治理體制就十分必要。農村社會的治理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政社分設后產生的“鄉政村治”作為當代中國農村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組織方式是這個系統最主要的部分。農村政治改革也應該圍繞這個體制進行。在改革鄉鎮管理體制方面，由于目前鄉村社會利益主體逐漸分化，鄉鎮組織和鄉鎮干部的利益已相對獨立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弱化鄉鎮體制來限制其日益膨脹的利益需求，以從體制上減輕農民的負擔。其政策性主張是撤鄉并鎮，精簡鄉鎮干部；并通過對鄉鎮主要行政干部的直選，逐漸發展到鄉鎮社區自治。這種“法制—遵守”鄉鎮管理模式，對于諸如各種稅收、計劃生育和國土管理等國家目標，則依靠法律手段，進行職能部門的法制管制；對于農村經濟的管理，根據市場化的進程，應該從直接管理過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觀調節。而對于農村社區性事務，應在國家授權性的法律權威下，實現廣泛的自治，在村一級實行村民自治，在鄉鎮一級實行社區自治。在村級治理體制方面，目前正在實現以村民自治為核心內容的結構性轉型，全國（除臺灣和港奧外）基本上都實行了村民自治體制，并普遍進行四至五屆村委會選舉，共有9萬多個村民委員、38萬名村委會干部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但是，村民自治在實踐中還存在深層次的體制性沖突。這些沖突主要表現在，農村基層黨組織與村委會在權力關系上的沖突；國家行政權力與村民的自治權力之間的沖突；村委會的自治權與農民的經營自主權之間的沖突。而這了克服這些沖突，需要真正落實村民自治組織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權力契約關系。其中，目前可采用的措施是，將鄉鎮黨政、村基層黨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真正作為法律上平等的政治主體，并促使其相關規則的制度化，以此

來強化村民自治組織職權的剛性；同時，還要限制村民自治組織的經濟功能，通過建立獨立的經濟合作組

織，為農民走向市場提供組織性服務5[5]。

第三，增強法律觀念，規范公共參與行為。許多理論家將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歸結為轉型社會中的參與性危機。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轉型社會公共參與的特殊性。一般說來，反映了這類事件的性質。公共參與作為公眾通過自己的政治行為影響和改變政治過程的活動6[6]，是一個國家現代政治文明的標志之

一。但在轉型社會，由于缺乏系統而規范公共參與準則，非制度的公共參與大量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公共參與的積極作用。為此，要在嚴格限制村民的非制度參與和宗族性參與的同時，在目前農村不能提供更多經濟剩余的情況下，還是盡量減少公共領域和公共事務，減少村民的公共參與，以節約公共權力的運作成本。在目前，“就是要在充分保障憲法和法律賦予每個公民政治權利和自由的基礎上，對農民政治參與的內容、方式和途徑作出明確的規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將其固定下來，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參與。同時

還要改革現行的政治體制，使其具備主動性、適應性和凝聚性，以有利于農民的政治參與”。7[7] 第四，樹立危機意識，建立危機管理體制，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是現代社會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對此類事件的管理體制和能力如何，是能否有效地減少和控制這類事件的發生和對社會產生危害的關鍵。因此，建立科學合理的社會危機管理體制也是十分必要。這首先要正確認識目前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對農村社會秩序乃至社會轉型的影響。一般認為，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只要處理得好，就不會造成大的社會危害。而且，它作為社會矛盾的釋放形式，還具有積極的功能。但從更深遠的意義來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是農村社會失序的重要信號，反映了農村社會利益沖突激化狀況及廣大農民對國家政權的認同性下降，對農村社會穩定影響巨大。因此，要建立科學的社會預警機制，即建立全面而有效的農村政治狀況信息收集網絡；建立農村政治狀況的科學評價體系；建立快速有效的社會危機處理體系等。當然，有了社會危機的預警機制只是預防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一個方面，而要減輕農村群體性事件對社會的危害，還需要加強對現代危機的管理體系。一旦事件已經發生，就要求全社會特別是各級政府要有應對危機的決策。如何制定科學而有效的應對措施，對防止事態擴大意義特別重要。事實上，我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有的本來是很少的糾紛，之所以發展到后來不可收拾的地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層政府領導人的處理行為不當。為了建立合理而科學的公共治理結構，有必要在我國農村建立常規決策和非常決策的管理系統，成立特別事件處理制度，要求各級政府制定行之有效的關于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應急

計劃，并將如何處理社會危機納入到領導干部及公務員教育和考核之中。

8[1] 肖唐鏢：《中國農村基層權威基礎的變遷與延續——對農村政治穩定狀況的一項分析》，中國人民大學“轉型期的中國政治與政治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2002年7月。9[2] 丁水木等著：《社會穩定的理論與實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頁。10[3] [英]拉爾夫·達仁道夫：《現代社會沖突——自由政治隨感》，中國社社會科學出版社20

00年版，第3頁。

11[4] 楊年松：《中國改革進程中農民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載《社會主義研究》1998年第5期。

12[5] 張曉山：《走向市場：農村的制度變遷與組織創新》，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

35頁。

13[6] 張厚安、徐勇、項繼權等：《中國農村村級治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

7頁。

14[7] 楊年松：《中國改革進程中農民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載《社會主義研究》1998年第5期。

第二篇：淺談農村涉法群體性突發事件 2

淺談農村涉法群體性突發事件

【摘要】本文試 從農村涉法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成因入手，分別從城管和拆遷兩個方面具體分析提出其應對之策并進行相關探討。

【關鍵詞】農村 群體性事件 城管 拆遷 依法行政

隨著我國社會的轉型，經濟的高速增長,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各種社會矛盾錯綜復雜,各種社會問題頻繁發生,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摩擦及沖突大量出現,而且在基層農村表現尤為突出。近幾年，我國群體性突發事件頻發，從去年的貴州甕安事件、云南孟連事件、甘肅隴南事件、重慶的哥的集體罷運事件到今年的石首事件、“鄧玉嬌”案還有一系列的拆遷自焚，這些事件的參與人數規模之大和暴力程度之深令人詫異。其中大部分為農村群體性事件。村民們在少數人的領導和組織下,或集體上訪;或高舉橫幅牌匾、呼喊口號示威游行;或封鎖高速公路或交通要道;或采取靜坐等方式圍堵黨政機關,攔截領導車輛;有的對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住所進行打砸燒、甚至暴力傷害黨政干部和執法人員的人身。農村群體性事件已然成為了我們不得不去正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了。

一、農村涉法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界定

群體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內部的社會群體性矛盾引發的，由利益要求、觀念主張相同或相近的具有一定規模的群眾組成的群體，不受既定社會規范約束，聚眾以非法的形式或手段來主張合法權益表達意愿，造成一定社會影響，危害社會公共安全、干擾社會正常秩序、有一定社會危害性并應依法妥善處置的事件。其在農村中就反應為：在農村發生的，農民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和爭取正當、公平利益而自發組織的、參與人數眾多的群眾性沖突事件。而在這其中，那些由于公檢法等政府部門的執法不當、不公平引起的群體性事件則為農村涉法群體性突發事件，其具體就表現為城管對村民的暴力執法和那些惡性拆遷事件。

二、農村涉法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特點

當前行政執法過程中引發的突發群體性事件呈現出大量增多的趨勢，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其表現出的特點有：

1、突發性。此類群體性事件事先沒有先兆，都是在行政執法過程中因行政執法人員方式方法不當等原因造成矛盾激化而引起，不易預見。

2、行為激烈。此類群體性事件行為較為激烈，容易造成人員受傷和財物損壞。被激怒的群眾往往會聚集起來，采用毆打、謾罵執法辦案人員，用損壞財物的過激方式對抗政府。

3、區域集中。大都集中在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主干道路上或者聚集在政府部門的辦公大樓前，給處置工作帶來難度。

4、危害性大。事發地都集中在交通要道或政府部門，鬧事群眾又多采取堵路、堵車、堵門的形式，由此產生的影響社會穩定的后果明顯，危害性大。

5、模仿性強。發生事件的地域有相對固定的群體，比如城管執法的地區，而且信息傳播

南方周末

第三篇：如何妥善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

如何妥善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

日前，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在永安百貨有限公司召開了第40次雙月理論務虛會。與會者圍繞“如何妥善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研討，現將情況綜述如下：

一、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新特點

與會者指出，在經濟結構調整和城市化進程加快，體制轉換疊加、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社會利益關系更趨復雜，多元化利益群體不可避免地發生競爭和沖突，誘發社會矛盾，甚至引發群體性突發事件。妥善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應深刻認識新形勢下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特點。

1．主體具有多元性、廣泛性。與會者指出，我國已經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將會遇到種種難以預料的困難，種種難以預料的干擾，種種難以預料的風險。在這個關鍵時期，群體性突發事件也可能相應增多，常見的有企業改組改制、國企解體破產、下崗失業、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貧富差距拉大、市政建設征地、舊區改造、動拆遷、歷史遺留問題所引發的一系列群體性突發事件，另外各種勞資糾紛、經濟利益糾紛、國內外敏感問題等也可能引發群體性突發事件，訴求涉及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廣泛性。同時，參與的主體也沒有固定性，通常情況下以涉穩事件涉及的主體為主。比如“三農”問題以農民為主，市政建設以動遷戶為主，歷史遺留問題以涉及的當事人及子女為主，“4·16”事件中青年白領和學生占了多數。因此，我們必須用多層面的立體思維，認真研究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源頭，研究群體性事件中主體的訴求，把握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2．焦點具有交叉性、復雜性。與會者反映，在日常的群眾信訪中，從內容上可分為三種類型：參與類、求決類和訴訟類，而群體性事件的焦點和成因十分復雜，協調化解難度大。不但有民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同時涉及治安、行政、企業等，有時還跨地區、跨行業，少則數人、數百人，多則成千上萬人。在訴求內容上的交叉性，有時會加大事件的復雜程度，如有些群體性突發事件是由于歷史遺留積案，久拖不決，越來越復雜，老問題沒解決，新問題又出現。加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暗中插手挑動，處心積累挑起事端，使矛盾焦點錯綜復雜，盤根錯節，這給化解工作提出了新課題。

3．走向具有突發性、激化性。與會者指山，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共性問題都與權益息息相關。當有的個體或群體政治上、經濟上的權益受侵犯或得不到解決或滿足時，在信“訪”不信法的錯誤觀念支配下，糾集人員、擴大事態，指望用過激行為來解決問題。一些敏感事件，一旦有人挑頭，極易產生“連鎖反應”，規模逐漸擴大，集體上訪、越級上訪、突襲上訪，乃至拉橫幅、封橋堵路、游行示威，甚至暴力抗拒執法，有的還演化為“打砸搶”事件。群體性突發事件引發時間短，重大節慶、敏感時期往往會增多，處理不當，極易激化，而且涉及的程度和范圍隨時會發生變化，使非政治性問題演變成政治性問題，局部問題擴大為全局性問題。對此，必須引起高度重視，認真對待。

4．傳播具有快速性、開放性。與會者指出，隨著信息技術的應用和推廣，網絡已成為信息發布的重要載體和陣地，它具有信息容量大、傳播速度快、覆蓋范圍廣和高度開放性和全球交互性等特點。據統計，目前我國互聯網站已發展到66.9萬個，上網用戶達9400萬，手機用戶已突破3.34億，截止2004底，上海網民總數441萬，平均每4人中有網民1人。網絡傳播已成為思想輿論陣地的制高點。網絡的開放性、自由性和平民化，以及匿名性、互動性、即時性和方便快捷、覆蓋面廣及網絡語言的特點，通過網絡“群發”，使一些人能“出版”自己不負責任的言論，有時會使人難以辨其真偽，如這次涉日游行，就是通過網絡非法組織的，這對輿論引導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

5．過程具有長期性、反復性。與會者指出，群體性突發事件由于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合理與不合理訴求相互交織，涉及面廣，處理難度大。加之，有的部門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研究不夠、工作不細、措施不力、久拖不決，導致反復上訪、持續上訪。另外，有的群眾對黨的政策不理解或一知半解，道聽途說，總認為“法不責眾”，抱著“事情鬧得越兇，領導越重視、越容易解決”的心態，要求一次比一次高，層層加碼，三番五次到多個部門重復不合理的訴求，使解決問題的過程反反復復，這一特點

給思想引導提出了新課題。

二、化解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實踐與啟示

與會者指出，上海在百萬工人大轉崗、百萬市民大動遷、百萬農民大轉移中，各級黨組織探索了化解群體性突發事件的途徑和方法，為保持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社會持續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這種維穩與維權相結合的實踐，為化解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妥善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1．加強領導，措施到位。與會者指出，領導是化解群體性突發事件的關鍵。歷屆上海市委、市政府一貫高度重視化解群體性突發事件。成立了由市委分管領導任組長的應急指揮部。各區縣、委辦和街道、鄉鎮均建立了由黨政一把手為責任人的領導小組，黨委、政府、綜治、組織、信訪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了化解群體性突發事件領導小組。市委、市政府先后制訂了“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制度”、“領導干部直接接待來訪群眾制度”、“重要信息報送和責任追究制度”、“維護社會穩定政績考核評比制度”等一系列有效制度。群體性突發事件發生后，領導親自到場，果斷指揮，明確責任，歸口化解，分流疏導，做到政治敏感、信息靈敏、性質斷準、領導到場、策略對頭、標本兼治，牢牢掌握了化解群體性突發事件的主動權。

2．依靠群眾，共同參與。與會者指出，化解群體性突發事件必須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特別是充分發揮共產黨員和積極分了的帶頭作用，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途徑和經驗，必須堅信大多數群眾是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是關心社會穩定的，是通情達理的，是不愿看到社會混亂和動蕩不安的，只要我們向群眾講明事實真相，闡明政策，宣傳法制，以理服人，大多數群眾能給予理解和支持，群體性的突發事件就會得以妥善解決。目前，全市每個社區都建立了社區矛盾調解中心，選拔和建立起首席人民調解員制度，設立人民調解法庭，規范人民調解文書，這也是依靠群眾，共同參與的有效措施，使許多群體在家門口就能討個說法，就能吐口怨氣，使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念。

3．以塊為主，多方配合。與會者指出，化解群體性事件，必須堅持“條塊結合，條包塊管，以塊為主，屬地管理，分級負責，歸口辦理”的原則，針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特點和規律，強調維護穩定、化解群體性矛盾一定要以塊為主，但在涉及到條的問題時，條要盡快給予解決，配合塊做好工作，這樣，條塊在化解群體性突發事件時才能真正形成合力，改變以往相互推委、相互扯皮、互不關心的被動局面。

4．重視信息，快速反應。與會者認為，重視信息、及時捕捉和抓準信息，是有效化解群體性突發事件的首要環節，也是預防、控制群體性矛盾發展、蔓延的有效手段。近年來，在維護穩定、化解群體性突發事件中，一是強化信息意識，落實責任，建立了縱橫有序、暢通靈敏的信息網絡，做到事先有預報、處理有反饋。二是針對社會熱點、難點問題、特別對周期性、反復性的突出問題，有專人跟蹤深入調查，隨時掌握準確信息，做到心中有數，未雨綢繆，改變了疲于應付的被動局面。三是一旦獲取引發政治性不安定因素，做到快速反應，上下溝通，立即組織力量，采取應急措施，穩定事態，防止蔓延和發展，進而有效進行化解。

5．思維創新，方法多元。與會者指出，當今的群體性突發事件涉及領域多，范圍廣，矛盾多樣復雜，不能照套一種模式，必須思維創新，采用多元方法。近年來，有的單位總結了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四宜四不宜”的有效方法，既：宜疏不宜積，宜解不宜結，宜散不宜集，宜緩不宜急。有的單位在化解群體矛盾時注意處理局部與全局的關系、現象與本質的關系、穩定和激化的關系、合理與合法的關系，還有的提出了化解群體性矛盾必須“區分情況、講究策略、把握時機、嚴格執法、穩定處置的原則”和“幫、教、疏、控、快、敢、穩”方針，這些多元方法，貫穿著一個核心，這就是教育疏導、多策并用、妥善處理。

三、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需要把握關鍵環節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關系的調整，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出現了不少新情況和新變化，其中涉及一些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比較突出。對人民內部矛盾，要區別不同情況，正確運用經濟、行政和法律手段加以處理，防止矛盾激化。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要把握以下關鍵環節：

1．建立預警防范機制。與會者指出，任何具體事物都處在特定的因果鏈條中，每一個群體性矛盾，都有它孕育的原因、產生的端倪；廣泛而大量的群體性矛盾，內在有它產生和發展的規律性，對其規律的探索和把握就能有效地進行預警，有效地堅持“調訪結合，以防為主”的方針，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準確預測群體性矛盾的發生及其發展過程，就能有的放矢地進行預防和化解相關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防不勝防”的被動局面。建立預警防范機制，形成信息網絡和排查制度，預測和排摸可能發生的群體性矛盾，提出預防和化解出現的群體性矛盾的政策和措施；組織得力人員靠前，把群體性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

2．健全社會矛盾釋放機制。與會者認為，社會矛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客觀事實，我們要構建的和諧社會不是消除社會矛盾的社會而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及時地合理地緩釋、解決社會矛盾的社會，只有這樣的和諧社會才是充滿活力的社會。因而，健全社會矛盾釋放機制極為重要。所謂釋放矛盾，就是給社會成員提出問題、發表意見、發泄不滿的場所。從制度上保證有一個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通道，即“矛盾釋放口”。有了這一通道，社情民意才能得以充分體現。為健全這樣一種體制，必須正確理解“穩定壓倒一切”。不能把穩定理解為壓制群眾的不滿情緒和行為，不給群眾以表達不同意見的機會，一定要避免出現“越是強調穩定，越生怕群眾'鬧事'，越怕聽到群眾'吵聲'，群眾不滿情緒越強烈”的惡性循環。

3．形成網絡監控機制。與會者指出，在網絡、手機、短信這個信息時代，人們能夠以更加開放的思維方式、更加多元的價值觀念、更加包容的思想參與傳播，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新成果，應當表示支持、參與、理解。從總體上說，在網絡上有些情緒的宣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眾的意見和呼聲。在今天的網絡上看到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利益訴求，這是傳統媒體所難以辦到的。因此，應對網絡發展的新趨勢，一方面，必須加以正確引導和及時應對，以推動正面聲音，引導中間聲音，化解負面聲音，形成網絡的正面宣傳強勢和秩序的形成，一靠法制，二靠宣傳，三靠技術保障。另一方面，在洶涌而來的各種信息面前，必須善于獨立思考，千萬不可盲從，凡事多問幾個為什么，理智地決定取舍。對那些利用網絡構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4．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機制。與會者認為，不公平則心不平，心不平則氣不順，氣不順則難穩定。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是沒有差別的社會。社會公平和正義是相對的、具體的、長期的，在構建和諧社會中，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以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協調好、兼顧好各方而的利益關系，堅持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制定和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著眼點，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完善協調利益機制、分配公平機制、競爭公平機制、社會福利機制等，化解因收入不平等所帶來的社會壓力和沖突。

5．加強民主法制機制。與會者指出，妥善處理群體性矛盾，法制宣傳必須走在前頭。這類矛盾的出現，多半與群眾對法制政策的一知半解有關。因此，使群眾知法懂法是處理好群體性矛盾的關鍵。所以，在開展與群眾利益相關的任何一項工作時，一方面要擴大民主，實行民主議事、民主決策，增強決策透明度，引導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調節。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地把法律、政策規定向群眾進行反復宣傳解釋，努力把教育引導做在前、做上門、做到家、做到位，使群眾少一點誤會，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閡，多一點融洽；少一點矛盾，多一些團結，提高群眾的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理性看待問題，理性表達訴求。

6．完善綜合治理機制。與會者認為，妥善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多渠道、多方式、多角度、多方面開展綜合治理，立足于形成一個齊抓共管、多管齊下的綜合治理的立體化工作網絡。一是樹立群體性糾紛無小事的觀念，把群體性糾紛的處理作為綜合治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切實抓好。二是按照“屬地管理”、“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制定工作方案，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三是完善信訪網絡、法治網絡、調解網絡、援助網絡，做到“想早一步，抓早一步，做細一步”，多管齊下化解群體性矛盾。四是各職能部門即要明確在化解群體性突發事件中的職責，又要相互通氣，相互協調，對一些“老大難”問題，要運用媒體、調解、經濟、行政、司法等綜合手段，綜合治理，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疏導工作。

7．提高化解矛盾能力機制。與會者認為，各類社會矛盾能不能得到有效化解，黨的執政能力強不強是關鍵。聯系當前實際，應提高六個能力：一是提高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對新形勢下可能出現的各種矛盾要通盤細致考慮。二是提高駕御市場經濟的能力。在各項改革措施出臺前，首先對可能出現的矛盾考慮充分，把配套措施落實到位，盡量不出或少出漏子，提高抗震能力。三是提高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把處理復雜情況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四是提高依法執政的能力。嚴格依法執政，不濫用權力，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社會矛盾。五是提高黨組織總攬全局的能力。做到民主決策，科學決策，議大事辦大事，抓好監

督落實。六是提高基層黨組織的凝聚能力。深入抓好“固本強基”工程，強化基層黨組織的影響力、控制力，通過黨的工作的全覆蓋，依靠廣大黨員的共同參與，把矛盾解決在基層。

第四篇：淺析群體性突發事件

淺析群體性突發事件

【內容簡介】

本課題對當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概念、特點做了理性剖析，提出了有效預防、控制、減少并及時化解各類突發事件的可行性對策。本課題成果全文共15000余字。

【正文】

目前,群體性事件在我國正處于上升階段,在其背后有著復雜的誘發因素與內在原因。內在的促發因素主要表現為經濟原因、社會原因和制度原因。在成熟法治國家,群體性事件都是通過法律的途徑解決。雖然我國的憲法、刑法、行政法規、規則與訴訟法關于群體性事件也有所規定,但是相關的內容設計還不夠科學、全面、并不能滿足對群體性事件予以有效規則的需要。因此,要從根本上改變有關部門在群體性事件面前消極被動的局面,必須完善我國相關的法律,針對群體性事件提供制度化的解決方案。

一、群體性突發事件性質的概念

廣義的突發性事件，是指一切超乎預期而影響較大的自然、社會及政治性事件，它不僅包括公共衛生（如“非典”）、自然災害（如印度洋大海嘯）事件，也包括突發性“社會事件”。突發性社會事件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如政治性的**事件、敵對性的暴力事件、違法性的治安事件和群體性的上訪事件等。那么，當前“群體性突發事件”就其性質、內涵與外延而論，應如何界定呢？ 當前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就是指突然發生的，由多人參與，以滿足某種需要為目的，使用擴大事態、加劇沖突、濫施暴力等手段，擾亂、破壞或直接威脅社會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應予立即處置的群體性事件。

二、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特點

群體性事件雖然要求解決的問題各異，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涉及的人數多少有所區別，但從本質上看，群體性事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主體的群體性。近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已波及地縣城市、農村、廠礦企業、機關、學校等眾多行業和領域；參與人員包括在職和下崗職工、農民、個體業主、復轉軍人、教師、學生乃至干部等各階層人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出現了敵對分子利用人民內部矛盾插手制造事端的動向，導致群體性事件的因素越來越多，參與人員也越來越復雜。

參加群體性事件的人員結構可劃分為特定群體和不特定群體。與民族宗教問題有關的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一般屬于特定群體，即有著共同的動因或族緣、教緣關系構成的群體。參與群體性事件的人員成分與事件本身具有一定的關系，即不同年齡、性別、職業、文化的人，較容易成為不同群體事件的主體，而且占據大多數，因此在防范和處置事件時，對于不同成分的主體應分別情況采取相應的對策。

2、形式的公開性。群體性事件一旦引發，就具有公開的性質，大張旗鼓地進行。參與人員大多情緒高昂，言行過激，舉止失范，帶有明顯的公開性，并且事發場所往往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場所。

3、行為突發性。群體性事件，往往是事物的內在矛盾由量的逐漸積蓄發展到質的飛躍的過程，是主客觀矛盾相互作用的產物。它作為一種質的突變，是通過某一契機誘發的，這種契機以什么方式出現，什么時候出現，往往存在著偶然性，不是人們所能完全把握的，這就決定了群體性突發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態勢和影響深度、實際規模難以完全預測。表面看來似乎無規律可言，有很大的隨機性。但事實上，其中多數在發生前都有蛛絲馬跡，從醞釀到發生都有一個過程，有各種苗頭和征兆。在它們醞釀過程中，如果有關部門和領導能夠保持高度的警覺性，是可以預測事態發展的，從而積極化解矛盾，避免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或減小事件的規模與影響。許多群體性事件大都屬于“能量積累型”，就象地震、活火山爆發，當能量積累超過所能承受的臨界值后突然釋放出來。而許多問題久拖不決，或者對上級封鎖消息，最終就會一觸即發，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就不可避免，使工作往往陷于被動。

4、整體的組織性。群體性事件往往有一人出頭，百人呼應，極易產生連鎖反應，并且近年來的群體性事件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

5、層次的多元性。主要表現在行為人目的的多層次性及參與對象的多層次性。參與者的心態不完全相同，有混水摸魚的，有不明真相的，有好奇湊熱鬧的。總之，參與人員不分男女老少，成員眾多。

6、結構的松散性。群體性事件當事者并沒有固定的組織關系，僅是由于某種利害關系臨時聚集在一起，因而極易分散或破裂。

7、處置的復雜性。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規模有逐步擴大趨勢，上訪群眾對抗情緒激烈。最近兩年，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規模越來越大，有時甚至達到500人以上，來訪群眾大都抱著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心情，強行進城，不聽勸阻，情緒激烈，部分上訪人行為相當粗野，比較難控制，若處置不當，很容易使原本屬于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轉化成對抗性矛盾，而且這種群體性突發事件組織性較強，加大了解決問題的難度，也容易被少數不法分子和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對農村的社會穩定將產生極大的影響。另外，與民族、宗教問題有關的群體性事件日趨嚴重，出現了跨區域，跨國界串聯、呼應、連鎖反應的情況。一旦事件處于迅猛發展和擴張的勢態，其參與、支持和裹挾的人員急劇增多，隨著引發者的誘導、煽動，事件變得更加復雜和危險，這是值得我們十分警惕的一個因素。

8、矛盾的兩重性。群體性事件作為當前人民內部矛盾的集中反應，往往是有明顯的兩重性。在很大程度上，群體性事件行為中既有人民群眾相信黨和政府的主觀傾向，又有持眾要挾的無理要求，甚至擾亂正常的工作和社會秩序的行為。

9、后果的危害性。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一般都會造成較大的社會危害。小到危害個人的身體、生命財產，群眾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大到影響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甚至直接危害國家的政治安定和民族團結。當前的群體性事件激烈程度加劇，惡性事件上升，多數伴隨著違法行為，造成的后果也越來越嚴重。

三、有效預防和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對策

有效預防和控制群體性突發事件，從根本上說要靠加大政策調整力度，大力發展經濟，從根本上消除和減少各種矛盾沖突因素；同時，也要靠加強制度、機制和法制建設，加強和完善地方各級領導責任制，充分發揮政府職能作用，建立及時疏導、緩解、防范和處理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機制。

（一）防范機制

建立全面系統的防范機制。防范突發性群體事件要治本，即要從根本上、源頭上消除事件發生的土壤和條件。為此，需要有一種程式化的、穩定的、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

首先，要堅持社會公正原則，協調利益關系

要建立系統規范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福利網絡，努力解決城鄉人口的低收入和貧困問題，以釋放社會成員所承擔的社會風險。要下大力氣營造讓每個社會成員、社會細胞、社會單元“各得其所”的公平的社會環境。政府必須對于改革過程中的公正性給以足夠的重視，無論是在所有制形式、分配體制、社會管理體制上，還是在生產、流通、交換、分配等重要環節上，要通過改革過程中的統籌兼顧，切實避免部分群體的利益損失過大；對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調整應形成有效的補償機制，使改革中利益相對受損者能得到應有的補償，以保證改革過程中利益調整的相對優化狀態。

其次，要建立健全社會安全閥系統

（1）構建理性化的社會溝通系統。理性交往的通暢渠道是現代社會的特征之一，也是實現社會穩定的主要制度之一。一般來說，較暢通的理性化溝通渠道與較高程度的政治穩定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理性化的溝通系統可以讓群眾通過各種渠道及時充分地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政府可以適時地根據群眾意見做出政策調整，這等于在政府與群眾之間安裝了一個安全有效、雙向互動的“緩沖閥”，使社會張力得以釋放，社會免于脆性崩塌。當然從更積極的意義上說，理性化的溝通系統也是人民實現權利的保障。這些渠道包括：獲取信息自由的制度，如信息公開制度，立法、執法和司法公開制度等，這是理性溝通的前提，信息嚴重不對稱無法進行理性的交往；表達自由的制度，無表達自由就談不上理性溝通，任何社會主體均有表達自己利益與見解的自由，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人民個體或群體向政府表達意愿的制度，如申訴制度、信訪制度、請愿制度、游行示威制度、公民參與立法的制度、全民公決制度等。

（2）培育社會緩沖與消融機制。各種社會中間組織是社會成員交流感受、訴說委屈、發泄情緒、提出建議的渠道，能及時、適當地讓不滿情緒和不同意見得以宣泄，避免矛盾和沖突在社會領域的過度壓抑、聚集甚至總爆發，減緩甚至避免社會成員對政府的直接對抗。以社會中間組織為主體的緩沖與消融機制，實際上具有社會安全閥的作用。

因而，在當前要進一步加強、引導、規范社會中間組織建設，通過建立各種社團組織，確立公民政治，建立興趣社團，構建國家與社會、精英與民眾之間以及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中介機制和傳導溝通機制，使之發揮理順關系、處理矛盾等保障社會安全運行的積極作用。

其三，要建立明察秋毫的社會監控與預警機制

如果我們對社會偏離現象做到明察秋毫，予以重視和警覺，作出科學的判斷，防患于未然，就能及早地預防和糾偏，為解決、防范社會問題提供先決條件，奠定穩固基礎。

因而，建立預警機制是防范和解決社會矛盾的基礎，是社會穩定和發展的指示器，是科學決策的可靠手段。

（二）營造氛圍

改善政府形象，密切干群關系，營造互助、和諧的社會文化氛圍

防范突發性群體事件需要動員全社會各部門的力量積極參與，其中政府作為擁有公共權力、管理公共事務、代表公共利益、承擔公共責任的特殊的社會組織，它既可以通過制定政策法規，改善自身形象來影響和調節公眾的行為，又可以通過控制意識形態來引導、營造社會的思想文化氛圍，進而緩解和消除公眾之間因磨擦、矛盾和隔閡引起的離散和不穩定現象。因而，從政府角度講要在以下兩個方面做出努力。

1、體制改革，樹立形象

首先，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樹立民主、秩序、廉潔、務實、高效的政府形象。一個民主、秩序、廉潔、務實和高效的政府不僅可以使國家經濟發展保持一個良好的勢頭，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可以有效緩解和抑制由于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是有效防范突發性群體事件的重要一環。因此，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是維護國家政治、經濟穩定和社會安定的關鍵所在。為此，必須做好四項工作：一是加強民主建設，樹立“民主政府”形象。二是加強法制建設，樹立“秩序政府”形象。通過加強法律化、制度化的規范建設，形成新的經濟和社會生活規則，確立規范、公平、安全的生活秩序。三是加強廉政建設，樹立“廉潔政府”形象。要采取教育、紀律、法治的手段對腐敗行為綜合治理，嚴肅查處腐敗分子以純潔干部隊伍，消除群眾怨氣，取得公眾的信賴，從而有效地防范公眾產生“政治不服從”的意識和行為。四是高度重視解決人民群眾的實際困難和問題，樹立“務實、高效”的政府形象。各級干部要牢固樹立群眾觀點，要真心實意為民辦實事，尤其要集中力量及時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如養老金、退休金、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金和農民負擔等問題。

2、強化文化、社會認同 其次，要強化文化認同和社會認同。文化認同是指人們分享共同的文化模式（象征、信仰、價值觀、規范、習俗），彼此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意識。社會認同是指人們忠于某一共同的社會共同體，分享其利益，彼此具有共同的歸屬感、親近感和信任感。文化認同和社會認同是社會合法性基礎，它們可以使人們因勞動分工和互動程序制度化產生的壓抑感受減少到最低程度，從而減少社會性張力；它們還可以使地位彼此不同的社會成員相互接近，產生信任，增強社會團結，減少社會磨擦和沖突。由于它們是在深層發揮作用的，因此對于維護社會秩序，防范突發性群體事件有著特別重要的作用。強化文化和社會認同，要注重在全社會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倡導社會公平、社會互助和社會和諧，建立協作型的人際關系，進而緩解和消除公眾之間因磨擦、矛盾和隔閡引起的離散和不穩定現象，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整合力。

（三）處理問題

注重策略，采取果斷穩妥的處理方法作為復雜社會現象的突發性群體事件，即使是倍加防范，也免不了有所發生，這就有一個對已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的妥善處理問題。對突發性群體矛盾的解決，既要有預防的措施，又必須講究控制和處理突發性群體事件的策略。具體應把握“快、穩、化、活、公、清”六字方針。

1、“快”

所謂“快”就是要及早發現，及早介入。突發性群體事件，事發突然，情況緊急。因此，對事態的駕馭要及時果斷，盡可能及早介入，及早控制事態的發展，不能因為反映遲，行動慢，使矛盾走向激化對抗。要快速制勝應當做到三點：一要快速發現，快速報告；二要快速出動，快速到位；三要快速展開，快速介入，以便抓住先機，爭取主動，盡快控制事態的發展。

2、“穩”

所謂“穩”就是要穩定群眾情緒。普遍而迅速出現的大眾行為和社會參與是與信息傳播密切相關的。在突發性群體事件發生時，信息傳播混亂，由于秩序的混亂和人們心理狀態的失衡以及情緒的波動，人們容易偏聽偏信，容易受傳聞和謠言的蠱惑，容易產生非理性行為，從而造成極大的社會紊亂。因此，必須一方面揭露謠言，控制信息的混亂傳播，另一方面及時披露事實真相，正確地引導公眾的注意力，防止事態的進一步擴大。

3、“化”

所謂“化”就是在處理突發性群體事件時要堅持協調和化解矛盾的原則。解決矛盾的方式大致有三種：一是矛盾一方克服另一方，或者叫一方“吃掉”另一方；二是矛盾雙方“同歸于盡”，使一種矛盾從根本上被揚棄；三是矛盾雙方協調發展，最后達到對立雙方的融合。多少年來，我們社會中最基本的沖突模式是，沖突的雙方是一種你勝我負、你死我活的關系。在這樣的沖突中，雙方的目標不僅僅是獲得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徹底戰勝對方。我們缺少一種以討價還價為特征的理性解決利益沖突的方式。從總體上講突發性群體事件屬人民內部矛盾，解決此類矛盾最恰當的方式應該是第三種，即應當采取化解矛盾、平息事態、解決問題的方法。即使一些矛盾的激化確因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在后面挑撥，有一部分群眾短時間內難以覺悟，我們也要始終立足于團結、爭取大多數群眾，孤立、打擊少數敵人，堅決防止用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4、“活”

所謂“活”就是弄清事件起因，分類處置，靈活施策。據調查，目前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中，大部分群眾反映的問題是合理的，與他們的切身利益相關，不可簡單地動用警力和采取強制措施去解決。處理群體性事件時，務必要弄清事件爆發的原因、群眾心態和現場情況，慎重決策，要注意方法的靈活性和策略的多樣性，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思想認識問題，做好宣傳解釋工作，幫助群眾明晰事理。對于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因工作失誤而引發的突發性群體事件，要敢于承擔責任，吸取教訓，重新決策。對符合政策，但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問題，要想方設法解決，切忌敷衍推諉不管。對于群眾要求基本合理，但采取的方法過激，甚至違法的突發性群體事件，處置中對當事的群眾既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也要明之以法，開展強有力的法制宣傳教育，使廣大群眾明辨是非，提高覺悟。對有的群眾的不合理要求，要介紹政策，曉以大義。對于極少數別有用心利用我們工作的失誤和部分群眾存在的不滿情緒挑起事端的幕后策劃者、煽風點火者、拒不聽勸阻者則要適時地采取強制措施，及時嚴肅處理。對純屬敵我矛盾范疇的打砸搶事件、政治**、**，必須態度堅決，措施果斷，充分動用法律手段予以控制和打擊。

5、“公”

所謂“公”就是分清是非，秉公處理。公生明，廉生威。公正才能明斷，明斷才能服眾。分清是非是秉公執法的依據，也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不管是何種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處理時務必要公正，任何偏袒和壓制，都會導致矛盾的激化和事態的惡化。

6、“清”

所謂“清”就是全面總結經驗，徹底清除復發隱患和同類事件發生的根源。當事件被平息后，不能在“總算過去了”的心態支配下把它束之高閣，更不應該有“不堪回首”的心理，要敢于“復盤”，認真反思。第一，要進一步做好善后工作，徹底清除復發隱患。第二，要及時總結經驗教訓，舉一反三，從中探求規律性的東西，徹底清除同類或相近事件發生的根源。總之，完善各項機制、切實提高有效預防和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能力，創造一個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社會長效機制，是一個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建設。只有用多種方式的綜合治理方法，才能構筑適應我國當前形勢下有效、可行和完備的預防和處置機制，創造一個安全和穩定的良好社會環境，從而加速我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和最終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的進程。

第五篇：09-群體性突發事件

群體性突發事件 專項應急預案

預案編號：KC-09 版 本 號：KCYA/B

2012-11-12發

布

2012-11-12實

施

庫車勘探開發項目經理部

發 布

批

準

頁

《群體性突發事件專項應急預案》是《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的支持性文件。闡述了預案適用范圍和事件分級，明確了應急組織體系與職責、預防和預警、應急響應、應急保障等要求，用于指導群體性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工作。

《群體性突發事件專項應急預案》經庫車勘探開發項目經理部HSE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現正式發布。

庫車勘探開發項目經理部副經理：

二O一二年十一月

目錄 風險分析與事件分級 ······································································································· 1 1.1 風險分析 ················································································································ 1 1.2 預防措施 ················································································································ 1 1.3 適用范圍 ················································································································ 1 1.4 事件分級 ················································································································ 1 2 組織機構與職責 ··············································································································· 1 2.1 領導小組 ················································································································ 1 2.2 工作職責 ················································································································ 1 3 應急響應 ··························································································································· 2 3.1 預警 ························································································································ 2 3.2 應急響應 ················································································································ 2 4 群體性突發事件處置原則 ······························································································· 3 4.1 源頭化解原則 ········································································································ 3 4.2 主動避險原則 ········································································································ 3 4.3 以人為本原則 ········································································································ 4 5 附則 ··································································································································· 4 5.1 制訂與解釋 ············································································································ 4 5.2 預案的實施 ············································································································ 4 風險分析與事件分級

1.1 風險分析

項目經理部生產經營區域廣、戰線長，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經常涉及例如：鉆井井場用地、油氣管網的鋪設、進入油氣田的道路及橋梁土地征用等業務。生產經營場所當地社會經濟結構多元化，承包商公司性質復雜，區域內有發生規模性群體上訪和非正常赴烏進京上訪等群體性突發事件的風險。一旦發生，可能出現上訪人聚眾封堵油田交通，圍攻油田辦公、生產和生活場所等過激行為，影響項目經理部的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上訪人到北京市或烏魯木齊市等重要區域群訪、纏訪、鬧訪，可能引發輿論關注和網絡惡意炒作，給項目部和油田公司帶來惡劣的社會影響。

1.2 預防措施

項目經理部根據國家和油田公司相關規定、制度要求，建立維護穩定制度體系，落實各部門領導班子維護穩定工作責任和指標，暢通內部信訪渠道；保持和地方政府的密切溝通，加強承包商隊伍的管理，做好苗頭控制，確保群體性突發事件各項預防措施落實到位，把群體性突發事件消除在萌芽狀態。

1.3 適用范圍

本預案適用于項目經理部區域內發生的5人以上（含5人）群體上訪或赴烏進京上訪，及其衍生的各類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工作。

項目經理部所轄業務范圍的所有承包商應編制群體性突發事件專項應急處置預案。

1.4 事件分級

群體性突發事件不分級。組織機構與職責

2.1 領導小組

組

長：劉海強 邵國強

副組長：董

偉 安全員

成員：高振華 張建明 徐金永 吳金生 魏斌 蘇士軍 苗彥軍

劉大兵 徐建慶 連

平

各生產班組班組長

第三方作業人員班組長

2.2 工作職責

a）負責指揮群體性事件應對處置工作；

b）負責了解群體性突發事件具體情況，及時向項目經理部應急小組匯報事件狀況；

c）根據事件發展的趨勢，采取有效應對措施，防止事件擴大升級； d）制定具體保護人員、保護設備安全的控制措施，保護員工、設備設施安全；

e）負責區域內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現場勸導送返工作； f）負責區域內上訪群體的處置和勸返工作； g）負責群體性突發事件處置工作總結。

參照項目經理部的《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第2章，現場應急指揮部根據需要臨時成立，一般下設處置組、勸返組、協調組，負責群體性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工作。涉及赴烏進京的群體性突發事件。

? 處置組：綜合辦配合油田相關人員，負責區域內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現場處置工作；

? 勸返組：由綜合辦、生產運行科等相關部門工作人員組成；

? 協調組：事發區域項目負責人組成。牽頭當地政府、承包商共同處理相關群體性突發事件，同時配合油田公司處理其他事宜。應急響應

3.1 預警

項目經理部根據油田公司的預警通知、收集到的涉穩輿情及各單位及承包商上報的有關信息，組織進行分析、研究判斷，必要時報油田公司應急領導小組批準后進行以下預警：

a）組織制定并落實相關控制措施； b）通知有關單位做好應對準備；

c）預警條件不再成立時，報應急領導小組同意后解除預警。3.2 應急響應

3.2.1 信息報告

發生群體性突發事件，現場負責人應第一時間向直屬單位報告，直屬單位應立即向項目經理部綜合辦和應急管理辦公室報告；若事件特別重大、情況特別緊急，現場可直接報告維護穩定工作辦公室（24小時值班電話：0996-2171117）和油田辦公室（黨工委辦公室）。

項目經理部應急辦公室值班電話：0996-2171414 0996-2174507 項目經理部24小時值班電話：*** *** 項目經理部綜合辦值班電話：0996-2172044 *** 油田公司應急辦公室24小時值班電話：0996-2171320 0996-2171321 辦公室（黨工委辦公室）總值班室24小時值班電話：0996-2171208 0996-2171209 3.2.2 應急響應條件

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經項目經理部應急領導小組決定，啟動本預案： ? 發生群體性突發事件；

? 事發單位或者承包商請求項目經理部支援。3.2.3 應急機構響應程序

a）項目經理部應急領導小組組長或副組長下達應急預案啟動指令； b）按照維護穩定工作辦公室安排開展工作；

c）接受油田公司應急領導小組安排的任務，部署項目經理部的應急處置工作。

3.2.4 現場應急搶險程序

3.2.4.1 區域內群體性突發事件按照以下程序進行處置： a）確認掌握事發現場情況；

b）組織相關力量實施警戒，制定落實安全防范措施； c）組織現場聚集人員有序退散；

d）制定應急處置方案，報應急領導小組批準后實施； e）需要上級和油田公司支援的，報應急領導小組請求支援。3.2.4.2 赴烏進京群體性突發事件按以下程序進行處置： a）赴烏進京工作組立即趕赴事發地點；

b）組織現場聚集人員有序退散；

c）制定應急處置方案，報應急領導小組批準后實施； d）需要上級和油田公司支援的，報應急領導小組請求支援。3.2.5 應急狀態解除

按《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5.3.4的要求。群體性突發事件處置原則

4.1 源頭化解原則

任何群體性突發事件都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現實誘因，應強化涉穩信息的搜集、分析、報送和研究判斷，強化苗頭性、傾向性信息的捕捉，加強與地方政府和承包商的溝通，力求在源頭化解矛盾隱患。

4.2 主動避險原則

發生群體性突發事件時，其他員工及群眾應主動避險，不參與、不圍觀、不起哄，避免不必要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

4.3 以人為本原則

發生群體性突發事件時，事發單位或者承包商應立即上報并啟動應急預案進行處置，堅決避免因工作方式不當激化矛盾。遇有人員傷亡情況，應立即組織力量開展人員救治。對群眾的合理合法訴求，應從速辦理解決，維護群眾核心利益。附則

5.1 制訂與解釋

本預案由項目經理部應急辦公室組織制訂并負責解釋。5.2 預案的實施 本預案自發布之日起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