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古代內部控制思想

中國古代的內部控制思想

中國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等階段的轉變，它是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有管理國家、控制社會發展的才能和經驗。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過程中，隨著私有制的出現和社會分工的精細化，私有制經濟在不斷發展，上層建筑的政治思想在不斷完善，內部控制的基本思想在朝代變更中也逐漸形成，并在實踐中貫徹著錢、財、物三分管的理念。

但是，我國古代的內部控制工作專業化程度還十分低下 , 內部控制制度大都融合于財政經濟制度之中。因此 , 歷代歷朝的內部控制工作主要表現在內部牽制方面。內部牽制制度是指對一切經濟業務的處理 , 規定需要由兩人或兩人以上分工掌管 , 相互核對、相互制約以及查錯防弊的一種工作制度，它是內部控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的內部控制制度是由內部牽制制度發展起來的。

內部控制和社會經濟發展也是相輔相成的，內部控制制度是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它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態。我國古代內部控制制度始于西周，完善于唐朝，衰落于宋，這與我國古代的社會經濟發展軌跡是吻合的。

我國最早的內部牽制制度可以追溯到西周時代，西周時期之所以產生內部控制，是由于這一時期處于奴隸社會的鼎盛階段，當時的管理需要加強與完善所決定的。西周首先實施了分權控制和九府出納方法。周代的財務行政、會計、國庫組織各自成一系統，并在其間構建了相互牽制的關系，西周的司會主天下之大計，九府出納制度使各個出納部門責任清楚 , 分工明確 , 既聯系又制約 , 控制著整個王朝的財物收支活動，而九府又統歸司會控制 , 使王朝的財物出納保管之權都

集中于司會的控制之下，宰夫則行稽察之權，這種財計組織制度的構建，財計分工與協調方法的應用，在世界會計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次，還有交互考核制度和上計制度。西周的交互考核控制辦法，其基本內容就是對同一經濟事項，同時從兩個不同方面進行反映，進行對比考核，基本達到了“一毫財賦之出，數人之耳目通焉”的程度。上計制度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套審計監督制度，是一種抑制貪污舞弊的有效形式，每年各地的官吏將地方上的稅賦收入及各項財政開支，用書面的形式呈報給皇帝，皇帝則每年進行一次聽計，由負責審計的官員將各地報來的收支賬目念給皇帝聽，以此審查官員的經管責任，其實質是對定期報表的審核制度。

到了秦朝，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王朝成立了，秦國在社會經濟生活各方面不僅存在內部控制制度，而且內部控制已經法規化，開始實行嚴密的上計制度和御史監察制度。皇帝下設三公（丞相、大尉、御史大夫）和九卿，審計工作置于御史監察機構的統轄下，在御史大夫之下，設侍御史和監御史，協助御史大夫專職監督全國的民政、財政和財物審計事項。作為皇帝有效監督控制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吏御用工具和耳目的御史監察機構，位高權重，在政治、經濟和司法領域都享有較高的地位，政治上督察百官的奸邪逆惡；經濟上彈舉百官贓罪，參與官吏勾考賬簿、審查錢糧審計和維護財經法紀；司法上還掌有治理大獄、參予審理獄訟，會同司法部門明察大案和司法監督職權。另外，在每年全國上計時，御史大夫作為主持者之一，監督上計制度的貫徹執行。

內部控制的完善階段處于封建社會的盛世——唐朝。那時，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已處于世界中心，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完善的內部

控制，內部控制的完善也促進了經濟管理的加強，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宋朝初期，朝廷即開始嘗試革新之旅，試圖在中央機構內部建立起財計管理與財計監督兩套班子，從而為審計監督職權的經常有效行使提供機構和人員保障。北宋時，天下財計歸三司（鹽鐵、度之、戶部）。三司各設勾院，負責“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納帳籍”。在三司勾院之外、三司之下，還設有一些機構執掌審計職權。崗位輪換控制是內部牽制的一種重要手段與方式。據《宋史食貨》記載，北宋時期，政府為了防止官員長期供職于某個崗位而滋生貪污資財的念頭，特別作出“主庫吏三年一易”的規定，也就是主管倉庫的官員必須三年更換一次。這是我國較早見諸文字的崗位輪換控制措施。從宋朝起我國封建社會開始由盛轉衰，內部控制也由此而落后于西方國家。

當然，古代的內部控制與今天的內部控制有所不同，古代的內部控制主要服務于公共治理，以國家內部控制為主，而現代的內部控制既服務于公共治理更服務于公司治理，以企業內部控制為主。由于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所以現代社會的內部控制比古代社會顯得更為必要。但是，在建立和健全企業內部控制時，不僅要學習和引進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更要認真研究我國古代內部控制的理論與實踐，以建立適合中國國情、具有本土特色的內部控制。我國古代的很多管理思想是值得現代人學習、研究、繼承和發揚的。

第二篇：關于我國古代法家“法治”思想淺析

[論文關鍵詞]法家 古代法治 現代法治

[論文摘要]法家的“法治”傳統思想包含著以法為本、因時而制、明白易知、刑無等級、強國富民等內容,與現代法治具有一定意義的契合,對現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國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與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相距甚遠,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為現代法治的障礙。因而對法家的思想必須進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為今用。

我國古代法家是戰國時期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主張“變法”和“以法治國”的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韓非、李斯等。“法治”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他們主張將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為“法”,以“法”作為治國和統一天下的主要方法,即所謂“以法治國”[1]P147、“垂法而治”[2]P163。法家的思想影響了我國古代整個封建社會,我國最早將“法律”二字連用是從法家開始的。自秦漢開始的封建統治者都在統治實踐中一定程度上采納了法家的主張,實行過一定程度的”法治”。然而,無論是從法治的主體、客體還是從其內涵、目的等方面來比較,法家的“法治”與我國現代法治都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一、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積極因素

1、法家的“明法論”思想。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將法律公之于天下。“務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守。商鞅認為法令的對象是愚蠢的民眾,如果太“微妙”,連聰明智慧的人都看不懂,怎么能讓民眾實行呢?因此他說:“圣人為法,必使明白易知。”[2]P423韓非也提出了“三易”:“易見”即容易使人看見;“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為”即容易使人執行和遵守。作到了“三易”,就能確立起君主的信用,發揮出政令的效用,使法令得到貫徹。[3]P70法家還主張“以法為教”,官吏和人民都必須學習法律。尤其是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學習法律,由司法官員宣講、解釋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這種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的思想,有助于增進國家的安定和統治秩序的穩定,一直為后來歷朝歷代所承襲,對今天的法治建設也有積極的意義。

2、法家的“因時立法”的思想。他們認為,歷史在不斷發展變化,社會在向前發展,時代變革,社會條件不同,國家的法制和統治方法也應作相應的改變。商鞅提出:“上世”可以靠“親親”,“中世”便只能靠“仁義”;而到了“下世”,“親親”與“仁義”都已行不通了;“今世”更不能沿用這些舊的方法。其結論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須“當時而立法”[2]P143。在立法原則上法家也提出了“循天道、隨時變、量可能”。指立法要符合自然規律,適應時代的要求和社會的實際,考慮實行的客觀可能性。所謂“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3]P165;“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3]P165;“隨時而變,因俗而動”[1]P148等等。這些思想在今天也是有進步意義的。現代法治雖然提倡保持法律的穩定性,但遵循客觀規律、社會現實,不斷地修訂現有的法律也是無可爭議的。

二、法家法治思想中的消極因素[!--empirenews.page--]

1、法家的“君主至上”思想。法家都是把法律當作最高統治者個人統治的工具,他們認為法能保障和加強君主至尊地位與專制權力。首先,法家認為立法大權必須全部收歸君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3]P17君主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有獨一無二的權力。

法、術、勢三者緊密結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所倡導,他認為君主為了達到自己的統治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這三要素的。“法”指法令,“勢”指權勢、權力,“術”指統治策略和手段。三者之中,法令最為重要,必須“以法為本”而兼顧勢、術。韓非明確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3]P131、“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3]P135、“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3]P137他還強調推行法術必須占有權勢地位。可見他還是對君主重權勢與術,而對臣民則強調嚴刑峻法,輕罪重罰,以此來實現君主集權的專制政體。法律是君主的統治工具,君主本人不必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累。古代法家倡導的“法治”是“君主專制”。而我們現代法治卻是民主的,把法當作權力控制的手段、途徑。法治意味著控權制度的存在。法律高于權力,法律至上是現代法治的重要內容。法律對權力的控制,是現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2、法家的“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在這方面,商鞅第一個系統提出“禁奸止過,莫若重刑”的重刑論。主要包括:其一,在刑罰與賞賜的內部關系上,他強調刑主賞輔,賞賜僅僅是刑罰的輔助。他說:“夫刑者所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2]P138其二,“刑不善而不賞善”。他認為法的任務在“治奸人”,而不在“治善人”。對付“奸民”的手段只能是“重刑”。刑罰重,民眾就不敢犯法,這樣便都不敢做壞事,就使全國的民眾就變“善”了,這叫做“不賞善而民善”。其三,輕罪重罰。他指出:“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認為加重對于輕罪的刑罰,便不致產生輕罪,重罪更無從出現。這種公然否定罪刑相適應、向人民炫耀暴力、濫施淫威的觀點,表明了新興地主階級及其“法治”與人民在本質上的對立關系。韓非也發展了商鞅的重刑主張,認為重刑是符合人的“好利惡害”的本性,是“禁奸”的有效手段,是“愛民”不是傷民。也就是要使人民在嚴刑峻罰面前心驚膽寒不敢犯法。[3]P143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的這種觀點,后來成為秦始皇推行嚴刑峻法的理論基礎。在整個封建社會也有深遠的影響。這種殘酷鎮壓人民的做法,“以刑去刑”的重刑主張,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不可取的。與現代法治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理性、文明、秩序、效益與合法性”是格格不入的。[1][2]下一頁

三、法家法治思想中既積極又消極的因素

1、法家的單純“法治”的思想。“法治”是針對儒家的“禮治”、“德治”提出的。儒家主張“以德服人”,輕視法律的強制作用,法家針鋒相對,主張“以力服人”,“法治”是最有效的方法。現代法治卻認為“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兩者并不矛盾,道德是制定法律的基礎和根本,它從正面引導人們向上向善,告訴人們應該做什么,怎么做才是正確的、合乎天理和人道的,只有這樣做才能被人們普遍接受和尊敬;如果相反去做,就會受到人們的鄙夷。而法制是推行道德的約束和保障,它從反面制惡制暴,告訴人們不能做什么,如果做了,就要受到相應的制裁。應該說道德規范是指導人民行為的根本原則,是一個國家的社會行為基本準則,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德治”和“法治”是一個事物的正反兩個方面,單獨強調任何一個方面,都是要顧此失彼的。當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符合封建制確立時期的時代要求,與儒家的“禮治”相比更為積極進取。[!--empirenews.page--]

2、法家的“治吏”思想。法家也把治吏放到相當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3]P113的觀點。還提出“刑無等級”這一在執法和適用法律上治吏的思想。商鞅提出“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2]P280韓非強調“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不避尊貴,不就卑賤。”[3]P42只有君主依法治吏,才能“禁奸臣”。法家的治吏思想在規范權力和防止權力的濫用上與現代法治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兩者的目的都在防止權力的懈怠與權力的濫用。法家的治吏思想對于倡行法治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法家的治吏也有它消極的一面,它不是現代法治意義中的權力控制。兩者的主體是不同的,法家的治吏的主體是皇帝,而法治中的權力控制的主體是人民。兩者的對象是不同的,法家治吏的“吏”是不包括最高權力擁有者——皇帝的,而法治中的權力控制所要控制的是除人民及其終極權力之外的一切權力與權力擁有者。

3、法家的“民本”思想。“好利惡害”的人性論,是法家“法治”的理論基礎。法家認為,法不是天造地設的神物,而是人性民情的反映。韓非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3]P149“因民情”是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為基礎。商鞅說:“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2]P175表面看來,人性理論和強調立法上因民情、重民、利民的這種民本思想考慮的是人民的需要與愿望。這種傳統的民本思想在現代社會依然很有影響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民主起到引入的作用。而且,民本思想絕對比單純的專制思想要進步得多。但是,這種思想實際上是要將法律變成操縱人民切身利益的手段,為統治者所用,不同于現代法治中的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畢竟是“君權思想”之下的產物,它骨子里包含的并不是現代民主與法治。如果將民本理解為民主,那么民本就會成為民主的障礙,從而影響法治。因此,必須理性地對待這種民本思想。現代法治的民主思想是指必須運用法律從社會層面上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力與民主權利,實現社會普遍的民主。法律保護人民民主權力與民主權利的民主才是完善的。

總之,法家的“法治”與現代法治有著本質的區別。法家的“法治”是為了“治民”、“治吏”,即“法治”的主體是皇帝,客體是民眾和官吏;“法治”的內涵在于以嚴刑峻法來威懾百姓,實行法治的目的是要“定分止爭”,使老百姓服服貼貼地屈從于專制統治。而現代法治主體是全體人民,客體是各項國家事務和各種社會生活。現代法治的基本內涵是: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會關系均納入法律的軌道,接受法律的治理;法律有至上的權威;國家的權力依法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權利、自由和利益受到保護等等。對法家的法治傳統思想,一方面要看到積極的一面,即它的很多學說有助于中國現代法治的啟動;另一方面要批評它消極的一面,警惕它給我們現代法治建設帶來障礙。

第三篇：我國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及其現實意義

我國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

及其現實意義

何 濤

中國古代的政治，具有較高程度的完善性特點。其政治思想、政治機構設置及其結構，使中國具有相對長期同時也是相對穩定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其中，廉政思想和廉政制度的綿延、發展，豐富了我國的政治思想寶庫，搜檢這方面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在數千年的中國舊官僚政治中大凡有遠見的思想家和新興階級或王朝前期的執政者，大多是廉政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們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對古代廉政思想及其實踐，批判繼承，棄糟取精，綜合創新，古為今用，對于我們今天的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我國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

在我國古代，廉政思想及廉政制度的提出和建立，有一個漫長的形成發展過程。春秋戰國時期，廉政觀念開始萌芽，最初表現為“重民”、“仁政”、“尚賢”等與廉政有關的政治思想以及用“君子”、“小人”、“禮”、“義”、“信”、“忠”、“仁”、“正”、“儉”、“廉”、“勤”等規范對統治集團成員的從政道德修養進行品分評價。在這方面，墨家是最早把“廉”作為重要德性提出來的學派，認為君子之德有廉、義、愛、哀“四行” ；法家則較早地把廉德與政治統治結合起來；管子認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廉者，政之本也。” 作為立國的四維之一，廉政，是維系政權興衰存亡的生命線，這已為歷史所反復證明。大凡新興階級或王朝前期的執政者，大多是廉政的倡導者和實踐者，要求屬下官吏廉潔自律，奉法盡職；而大多數的執政者尤其是坐享其成的統治者，往往是慮不及此，故奢侈荒淫，政治黑暗，法紀松弛，官場腐化。政治廉潔或是政治腐敗，必然會帶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世風崇尚節儉或奢靡，亦會直接影響著一個政權的興旺或衰落。誠如《漢書》所言：“吏不廉平，則治道衰。” 亦如《晉書》所日：“王道治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于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于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于制度。”中國古代的吏治中，特別強調“以廉為本”的思想。

首先，要求官吏以廉潔作為從政的志向之一。早在古代氏族公社時期，一位叫皋陶的氏族首領就提出“九德”，作為當時公職人員所應遵守的德目，其中之一就是“簡而廉”。據《周禮》記載，周公規定從六個方面對官吏進行考核：“一日廉善，二日廉能，三日廉敬，四日廉正，五日廉法，六日廉辨。”這也是較早的考核官吏方面的廉政措施。孔子主張： “欲而不貪”，“見得思義”。孟子則明確提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薛文清公從政錄》中提出居官七要，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正以處心，廉以律己”。他還進一步分析說，廉潔自律具體表現為三種不同的道德境界：“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茍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茍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劉義慶也說：“為官長者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一個官員在為官居仕的過程中，必須從廉政出發，方可勤政。

其次，廉政之德要求官吏奉公守法，不失一念。《西山政訓》中說：“萬分廉潔，只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道理是這么講，絕對沒錯。然而，從古到今，要求每一位官員真正能夠做到“廉約小心，克己奉公”，“進不失廉，退不失行”，實在是一件不容易做得到、做得好的事。這正如揭奚斯所說：“夫今之所謂善政者，亦日廉而已矣。廉非為政之極，而為政必自廉始。惟廉則欲必寡，欲寡必公，公則不匱。然天下皆知廉之為貴也，而莫知為之。” 當今之世，亦是如此，否則，何來“五十九歲現象”之說? 最后，官吏的廉政之德，在內容上不單是包括律己奉公，而且包括能“養民”，給人民帶來“豐財”。清初進步思想家唐甄將廉政范疇賦以功利主義的政治內容，他說：“廉者必使民儉以豐財；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舉廉舉才，必以豐財厚利為征。? ‘若廉于潔身，才止于決事，顯名厚實歸于己，幽憂隱痛伏于民；在堯舜之世，議功論罪，當亦四兇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賞哉!”又說：“廉而不能養民，其去貪吏幾何?” 這就將廉政的目的在內容上作了拓展，同時也昭示了廉政對富國強民，鞏固政權的重要作用。在我國古代，廉政對各級官員來說，絕不僅是一種從政道德方面的要求，而且是官僚政治中的一項重要制度。

從秦漢開始，歷代執政者為謀求社會的長治久安，不斷汲取和借鑒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努力探索廉政建設制度化、法制化的途徑。漢代的陸賈在其《新語·至法篇》中曾向劉邦提出“廉鄙異科”的政治建議。北宋改革家、政治家王安石提出的廉政方略“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即是為了達到廉政的目的，改革俸祿制度，以紀律加強對官員的約束，并用法律手段懲治貪官污吏。這三個方面都突破了單純依靠道德規范搞廉政建設的局限性。它通過有軟有硬、有予有奪、有恩有威的規章和法制，力圖把廉政建設納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正是由于歷史上諸多“王安石”的努力，古代的廉政思想和廉政制度才得以逐步健全和 完備。歷代王朝政權，在政治體制上還專門設置了察廉之官。《通典》官制中有廉訪使、廉使之類官名，宋代改走馬承受官，為廉訪使者，元代置肅政廉訪使者，分察各道，明清改為提刑按察使。從實際效果來看，察廉官的活動對歷代王朝各級官吏的操行確實起到了重大的威懾作用。在我國古代，為廉政制度的貫徹執行，還有一套獎懲辦法做保證。《國語》日：“賞善罰奸，國之憲法。”古代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也說：“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在我國古代，對貪贓枉法官吏的處罰也是相當嚴厲的。如漢代法律規定，貪污者、受賄者、私自挪用官錢者，皆處“棄市”，即死刑；《唐律》規定，受賄罪“一尺杖～ 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大明律》規定，官吏“貪六十兩銀者割其首級”，官吏受財枉法“一貫以下杖七十，八十貫處絞刑；受財而不枉法，一貫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貫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永不再用”。所以，《漢書·賈誼傳》中說：“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在對貪污腐敗之徒嚴懲的同時，要對“清官”、“廉吏”進行一番褒獎，以勵廉風。守廉潔的士大夫稱為“廉士”，對于“廉士”、“廉吏”，或頒布特詔，褒揚勉勵；或特許“奏事不名，入殿不趨”；或恩準喪事逾制破格，恤典格外從優；或畫像立祠，宣示于眾，以彰有德，等等，讓其作為楷模典范，流芳百世，而且賜廩養親、賜金銀、賜宴，甚至優先晉階、增秩、賜爵等。如在明朝萬歷年 間，首輔張居正引薦以清廉著稱的二十五名官員，俱由皇帝親自特加獎賞，各賜金銀若干并賜宴款勉。

廉政之風的倡導和實行，必然要求執政者以身作則，率先垂范。“上有克讓之風，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論語·顏淵》說：“子日：正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實踐證明，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歷代執政者之所以強調官吏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以廉制貪，其本身也是執政者贏得民心的一個重要手段。因為，在社會可供分配財富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各級官員少貪一點，就意味著當時的老百姓就能多得一點。這“一點”具體體現了老百姓的切身經濟利益和“實惠”。這就是古往今來，“清官”以及“清官戲”為什么會經久不衰，并受到中國老百姓的廣泛擁戴、深得民心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古代豐富而深刻的廉政思想，并沒有僅僅停留在思想、理論的表述階段，停留在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口頭上和奏折中。那些有作為、有見識的執政者和那些中下層清廉官吏將這些思想、理論付諸于實踐，收到了積極的社會效果，并為后世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二、我國古代廉政思想的制度建設

首先，表現在中國特色的分權制衡理論的出現，在職官設置上，形成權力的分散與相互制約，從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從統兵權和調兵權的分離，無不體現著古老的分權制衡 思想，雖然其所針對的只是普通官員而并非專制君主，其目的也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但它對于加強古代吏治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推動的了古代的廉政建設。

其次，古代中國形成了相對完善的監察制度。中國古代監察制度，隨同封建制度的產生而萌發，伴隨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建立而誕生，又隨著封建君主專制的不斷強化而發展、完備，形成了兩大系統，一是御史監察系統，二是諫官言諫系統。御史又稱之為臺官、憲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職在糾察官邪，肅正朝綱，主要運用彈劾手段進行監察。諫官又稱言官或垣官，職在諷議左右，以匡人君，監察方式主要是諫諍封駁，審核詔令章奏。臺官對下糾察百官言行違失，諫官對上糾正皇帝決策失誤。二者構成了封建社會完整的監察體制。

第三，選拔官員特別重視官員的德行操守，以促進廉政。孔子提出“ 舉賢才”的思想；孟子認為實現“仁政”有賴于選賢，“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漢統治者認為選官應以德才兼備作為標準，只有德才兼備者才是“ 治國之器，國之針藥”，漢代選拔官吏以薦舉和考試相結合，實行察舉制度；隋唐直至清末選官以科舉為正途，但科舉中有“孝梯廉讓”科，任人提倡“清廉守節”。

第四，嚴懲貪污、受賄性質的犯罪，以促進官吏為政清廉。歷史上許多思想家也提出了重典治吏的思想，尤以法家為盛。戰國時李埋在其編纂的《法經》六篇中，規定有承相犀首受金、借假不廉等懲治讀職罪的法條。明初，朱元璋訂《大浩》四編，規定對守財不枉法者也處以凌遲，還自創“ 剝皮實草”之刑，凡犯贓滿六十兩以上官吏，捉至“ 皮場廟”剝皮，皮剝下后填上稻草，擺于官府公座旁，以誡后繼官員。

三、正確評價古代廉政思想。

中國古代廉政思想的積極作用首先表現為：通過改善統治政策和規范統治集團成員的政治行為，在一定意義上強化了政權自身調節的能力，促使吏治有所改善、政治相對清明，從而有利于階級矛盾趨向緩和，為經濟文化的穩定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

古代廉政思想的積極作用，還表現為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改善了古代政治道德環境，在有關廉政的法制規范和道德規范的共同作用下，涌現出了一批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優秀的政治品質和高尚的操守氣節的清官廉吏。忠貞耿直、屢屢犯顏直諫的唐代魏征；執法鐵面無私的宋代包拯；敢于抗言上疏的明代海瑞等等。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其消極的一面：

首先，中國古代的廉政思想，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剝削階級國家政權的長治久安，保障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監察制度也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為了維護封建特權、皇權，封建統治者不愿將其監察制度規范化、法制化。

其次，在中國古代廉政思想貫徹執行的過程中，常常遭到各種干擾和破壞，使其難以充分發揮促進廉政建設的實際效用。君主專制和官僚政治的現實，不可能建立起正常穩定的法治秩序。新王朝建立之初，鑒于舊王朝滅亡的教訓，往往重視對吏治的整頓，各項廉政思想或許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貫徹，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繼任的統治者對于吏治的管理明顯比其祖輩放松了很多，直至自身也讓農民起義推翻。

四、古代廉政思想對當前中國廉政建設的借鑒作用。在中國古代的治國安邦方略中，重視吏治、提倡廉政和整肅腐敗的思想與實踐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古代一些比較清醒的統治者和官員，身體力行與腐敗現象進行斗爭，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首先，要讓官員清醒的認識到權力來自于人民的賦予。民本思想是中國古代廉政思想的最根本的基礎，堅持“以人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讓官員充分認識到自己的權力來自人民的賦予，官員的行為要對人民負責，改變以往的根深蒂固的“官老爺”思想的影響，讓官員真正作為“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只有當人民主權的思想根植在每一個官員的心中，腐敗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治理。

其次，大力弘揚勤儉節約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奢侈享樂、貪圖安逸是歷代官員走向腐敗的開始，防止腐敗須從最高統治集團做起。人的欲望是永遠沒有止境的，想通過高薪養廉的方式只會增加反腐敗的成本而對于廉政建設起不到多大作用。雖然在治理腐敗過程中道德的約束力有限，但是，作為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大力弘揚勤儉節約的美德對于預防腐敗的發生肯定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第三，“舉賢任能”，選拔與培養勤政為民的清官廉吏。素質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潔清明政權的基礎“對整飭官風”保證封建政治正常運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從近年來揭露的腐敗案件中我們不難發現，大凡落馬的官員均與情婦、金錢有著必然的聯系，重視官員的德行操守在選拔官員的過程中的作用顯得日益突出。

2009年3月15日

第四篇：我國中小企業會計內部控制問題

論我國中小企業會計內部控制的問題及對策

我國中小企業已經成為支撐國民經濟增長、保持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力量。相關資料顯示，2006年中小企業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提供的出口額占62.3%。其次，中小企業是解決就業的主要場所，是社會的穩定器，它提供了75%以上的城鎮就業機會。同時，中小企業具有反應快速、機制靈活的優勢，在技術進步和機制創新中發揮著日益突出的作用。目前，我國專利的65%是由中小企業開發的，中小企業已成為技術與機制創新的主體。但是，中小企業在管理方面存在著諸多問題，特別是內控管理是中小企業的薄弱環節，而內部控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內在要求，中小企業要生存、想發展就必須像大型企業那樣重視企業的內部控制，建立、健全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

一、我國中小企業內部控制的現狀

我國中小企業大多采用了集中一點、尋找空白、特色經營、關鍵環節突破等經營策略，具有很強的生存意識；同時具有規模較小、業務單

一、經營靈活、效率較高的優點，相對大企業而言，具備較好的經營彈性，所以具有一定的創新優勢。然而，或許正是這些優勢使得它們在內部控制上存在著許多問題。

（一）、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存在缺陷

首先，企業在設計控制程序時沒有從自身的特點和所處的實際情況出發，因此，制度缺乏針對性和實用性，當要具體實施時出于成本效益考慮而不愿執行。其次，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不夠全面，沒有覆蓋企業中所有部門和人員，沒有滲透到企業各個業務領域和業務操作系統。

尤其在財務部，有的會計工作秩序混亂，核算不實而造成的會計信息失真現象嚴重。有不少企業沒有建立常規標據、印章分管制度，也沒有考慮會計人員分工中的“內部牽制原則”、甚至一些企業連正規的財會部門也都沒有建立。

（二）、內部控制制度的執行不到位

主要表現在：權責不清的現象嚴重，存在著一些誰都可以管誰都可以不管的“自由”區域，當這些區域出了問題以后，常常是互相推卸責任，無法追窮責任，最終不了了之，而且由于期間的溝通不暢，常會發生資 源的浪費和決策的失誤，如：現金管理不嚴，造成資金閑置或不足，未能參與生產和周轉；應收賬款周轉緩慢，造成資金回收困難；存貨控制薄弱，造成資金呆滯；重錢不重物，資產流失嚴重；費用支出失控，潛在虧損增加。這些都給企業造成了負面影響，也阻礙了企業的持續發展。

（三）、企業規模小，資產少，機構設置簡單

中小型企業管理人手強調緊湊，不能達到大型企業那樣的人員分工、崗位設置 和不相容職務分離等方面的來謹周到，往往是企業負責人直接控制業務，較少分權。此外，投資者就是經營者，企業本身發生的各種經濟事項與所有者個人及家庭其他事項相互占用混在一起，造成資產權益混淆，給會計核算工作帶來困難。

（四）、人才缺乏

近年來，中小企業在工作人員的選用上任人唯親，相信血緣關系，不注重才能。例如，在會計人員的任用上，一般由自己的親屬做出納并兼職會計，會計主管不具備專業技術，造成企業會計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會計無證上崗現象嚴重，而真正有才能的人才卻得不到重用，也不愿意留在中小企業里。

二、中小企業內部控制問題產生的原因

（一）、企業管理層對內部控制的必要性認識不足

中小型企業的管理者受文化程度及眼界的限制，憑感覺和現實成果評價、管理企業，缺乏現代資本運營的理念及技術，把內部控制看作是一堆堆的手冊、各種文件和制度的簡單組合。只看到完善內部控 制在成本上可能對眼前利益產生的影響，卻沒有充分認識到完善內部控制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基礎作用和長遠效益。

（二）、中小型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

中小型企業的組織結構多采用集權制，組織結構較簡單，沒有太多的管理層次，雖然可以發揮信息傳遞快、不易失真的優點，但容易形成“一人說了算”的現象，導致決策缺乏民主化、科學化，不符合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要求。還有，其他管理人員也常常一人多崗或多職多崗，這導致實施內部牽制條件差，難度大。

（三）、企業人事制度不健全 由于缺少資金，企業能承受的薪酬水平有限，并且內部管理混亂，所以很難引進適用型專業人才，而已經在企業內的人才也因為人事制度的不健全而留不住。此外，中小企業沒有形成自己的人才培訓、選拔機制，對員工的培養從總體上仍以實際工作鍛煉為主，在核心們置上安置的都是企業主的親信，因而人才短缺現象十分嚴重。還有，企業內部激勵約束機制不健全。我國中小企業控制活動中很大的一個薄弱環節就是激勵約束機制不夠健全、有效。企業不注重文化建設，不重視精神激勵，獎懲沒有制度，員工的不公平感強烈，有的計劃可能是好的，但由于沒有人去考核、去檢查或者沒有認真的去考核、去檢查，而只是搞形式、走過場，其執行效果可想而知。無論我們的制度多么先進、多么完備，在沒有有效的控制、考核制度的情況下都很難發揮出它應有的作用。

（四）、企業會計系統不完善，導致企業的預算和反饋系統不健全

會計建賬不規范，核算違規操作，以票代賬，或者設了賬但賬目混亂；有的企業為了達到各種目的，甚至設兩套賬，為了控制利潤，人為地采用倒軋賬的方法；費用計提不符合規定，分攤混亂；會計報表種類不全，報表項目不完整，加之人員知識結構老化，使一些理論上完整的會計方法和先進核算技術無法得到實施。這些因素都將造成企業日常信息的嚴重失真以及預算數的不明確性，使得企業的信息反饋有困難，導致決策失誤，企業的經營偏離正確的方向。

（五）、內部控制的監督不到位

目前，我國對中小企業內部控制的監督不是很到位。首先，大多數中小企業對內部控制的監督不夠重視，沒有將企業的內部審計形成制度化，出于成本費用等因素的考慮，一般不設專門的內部監管部門，使得企業的各項業務活動處于無人監管的狀態。其次，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也沒有強制要求中小企業必須對會計報表進行審計，因此除了很少一部分中小企業以外，絕大部分中小企業都沒有自行委托審計的愿望。第三，有的地方政府不重視。一些地方政府不能正確看待市場經汶條件下中小企業的重要作用，沒有花精力對中小企業進行監督，只對出售中小企業、組建大企業集團感興趣而置中小企業的發展于不顧。此外，因為中小企業會基礎工作和內部控制制度薄弱，審計風險較高，加之所能承受的審計費用有限，所以會計師事務所在承攬中小企業審計業務時通常格外謹慎。

三、建立健全中小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對策

（一）、營造良好的內部控制環境

內部控制環境是一種氛圍，決定著其他控制要素能否發揮作用，是內部控制的其他要素發揮作用的基礎，所以改善中小企業內部控制應重點完善控制環境。對中小企業內部控制環境的營造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要更新控制觀念。中小企業的管理層必須高度重視內部控制并自覺接受監督，除了自己要加強學習，樹立現代管理思想，更新內部控制觀念外，還要通過塑造良好的企業文化來影響員工的控制意識和行為方式，使控制觀念深入人心，最終使員工在內部控制的落實中充分發揮作用。其次，應完善企業的組織結構。中小企業在設置組織結構時，應當從內部控制的角度考慮其內部架構和各個機構的職能及其相互間的關系，做到內部控制的角度考慮其內部架構和各個機構的職能及其相互間的關系，做到內部機構設置合理、職能明確、相互溝通、相互制約，以保證企業的各項經營管理活動通過各機構職能的履行得到有效開展，實現預期的經營管理目標。第三，加強人力資源管理。內部控制歸根結底是需要人來實施的，所以要創造良好的內部控制環境，首先必須抓住內部控制中的行為主體——人的因素，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新觀念。以人的發展為出發點，圍繞人的價值管理展開企業內部控制活動的各項內容，做到根據崗們來選擇合造的人才；突 破血緣、親緣關系，大膽聘用有經驗的外來人才；逐步建立適合自身特點的員工培訓體系，不斷培養適合企業發展需要的專業人才；用心去體察員工的內心城要并盡力去滿足，留住人才。這樣才能使企業內每個職工都以主人翁的態度參與企業管理，自覺成為企業內部控制系統的建設者和維護者，充分調動積極性和創造性，為企業的發展做出貢獻。最后，應重視企業文化建設，營造一個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企業內部控制環境從本質上來看是一種企業的氛圍，是企業文化塑造的過程和結果。所以，企業應重視文化建設，通過營造良好的企業文化，使企業中的每一個員工目標明確、觀念趨同，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團隊精神，讓內部控制產生實效。

（二）、建立一個有效的會計控制系統一方面，企業應建立完善的會計制度。在企業財產與個人財產相互占用時，應設置往來賬戶加以核算，避免資產權益相混淆。中小企業機構簡單，人員較少，可以不設置專門的會計核算及管理機構，只設置一名財務主管，若干名會計人員，但在職責劃分上要注意不相容職責的分離，如出納與稽核，出納與總賬、明細賬的分離等。目前，我國中小型企業會計信息需求者主要是稅務管理部門，其次是投資者、銀行貸款管理部門，所以中小型企業的會計應著眼于企業稅務上的需求和內部信息的需求來制定企業的會計準則。另一方面，企業應進行科學合理的預算。面對復雜多變的市環境，企業應將各項經濟活動的決策目標及資源配置規劃加以量化并控制實施，最大限度地激發企業目標的完成。

（三）、完善控制程序的設計與執行

一方面，中小企業應根據自身崗位設置情況、財務記錄的薄弱環節和企業容易出現錯弊的環節來制定內容規范，并在遵循國家規定的前提下，盡量使程序設計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例如，在會計報表體系中，只要求編制簡化的財務報告、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而不一定要求編制現金流量表和復雜的、層次較深的財務報告分析。另一方面，企業應合理劃分職責。資產保管與會計核算必須分離，經營責任與會計責任必須分離，授權與執行、審查、記錄必須分離。還有，應以文字的形式將內部控制制度表示出來，進行規范化管理，以便對執行情況進行監督考核。

（四）、進行適當、合理的內部審計

進行內部審計能加強其對本企業情況的了解，及時發現內部控制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失控點和薄弱環節，提出改進的措施和方法。進行內部稽核或者內部審計，可以加強對企業內部控制的監督。中小企業進行內部審計尤為重要，因為進行內部審計可以通過對企業內部的各種生產經營活動、控制系統的評價，確定企業各項活動是否都按照正常軌道進行，既定目標是否都達到了。在對內部控制的監督方面，中小企業可以采用兩種方式：對于有條件設置內部審計機構的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經營規模、管理體系、組織機構等確定相應的內部審計組織形式，可以由內部審計人員與企業管理人員一起組成評估小組對內部控制的恰當性和有效性進行評估。這樣，既可以使管理人員對內部控制的薄弱環節以及可能引起的后果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也可以及時發現經濟活動中的問題并提出整改措施，使控制更加完善；對于沒有條件設置內部審計機構的中小企業，可以由會計人員對本修正業的經濟活動進行互查或者能過選舉職工代表組成監審組進行不定期的抽查。

（五）、加強外部監督檢查力度

中小企業會計規范化工作不僅需要企業內部自身的努力，同時需要國家、政府、社會的外部監督，二者配合，共同努力，會計規范化工作才能得以順利實現。所以，國家、政府、社會應重視對中小企業的監督檢查，做到：財政部門要對中小企業的會計人員做好監督檢查工作，實行資格證書制度，要求具有相應的學歷、資歷，同時，要定期進行職業道德和業務水平的培訓，對不符合要求及不認真履行職責的人員，要堅決取締其從業資格；稅務部門也應改進對中小企業的稽核方式，改進工作態度，為中小企業建立公平的納稅環境，使中小企業的會計制度和稅收制度法規更加地協調兼容；要提高監督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從業水平和服務質量，使其成為中小企業外部監督的主導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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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國商業銀行內部控制問題研究

我國商業銀行內部控制問題研究

摘 要：近年來，我國的商業銀行不斷對其內部控制制度進行探究深化，旨在健全和完善內部控制體系。但是，就目前的發展形勢來看，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在實際工作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基于此，本文以巴塞爾協議為理論基礎，參照人民銀行、銀監會內部控制指引，針對商業銀行內部控制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從而提出相關性的解決對策，進一步完善的構建內部控制體系。

關鍵詞：商業銀行；內部控制；措施

金融企業作為現代經濟的發展核心，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而商業銀行作為金融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必須不斷健全和完善內部控制系統，以此來適應全新的金融環境。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內部控制也是商業銀行的一種自律行為。加強內部控制能夠有效地保護銀行資產的安全，預防金融風險，保障會計信息數據的真實可靠，提高銀行的經濟效益。所以，商業銀行應該自覺主動的建立完善內部控制的各種規章制度，并對其工作人員的業務經濟活動進行風險控制，才能夠真正的開拓銀行的市場之路。

一、我國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定義

內部控制是保障銀行內部正常運營的保障，為保障經營目標的充分實現和各項業務的正常開展，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而制定并組織實施的，對內部各部門和人員進行相互制約和相互協調的一系列制度、措施、程序和方法。

內部控制是商業銀行為確保經營目標的實現和各項業務的正常開展，防止和化解金融風險而制定并組織實施的，對內部各個部門和員工進行相互制約和相互協作和調節的一系列制度、措施、程序和方法。就內部控制理論發展，它大致經歷了萌芽期―內部牽引階段、發展期―內部控制階段、完善期―內部控制結構階段、成熟期―內部控制整體框架階段。

1.控制的相關定義

COSO委員會提出了內部控制的相關具體概念：“內部控制是企業董事會、經理當局以及其他人員為達到財務報告的可靠性、經營活動的效率和效果、相關法律法規的遵循等三個目標而提供合理保證的過程。”

2.內部控制的構成

報告認為，內部控制由五個相互聯系的要素：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和溝通、監督。監督是對內部控制系統的運行質量不斷進行評價的過程，即不斷地對內部控制的設計、運行和修正活動進行評價。

3.商業銀行內部控制的目標為

（1）確保國家法律法規及本行內部規章制度的有效執行；

（2）確保銀行內部各個業務板塊各項經營管理目標的全面實施和充分實現；

（3）確保實施全面風險管理，以健全的內控制度和嚴密的控制措施為保障，以健康的內部控制文化，先進、安全的信息系統等要素為支撐，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

（4）確保風險管理體系的有效性，能及時全面有效地識別、計量、評估、控制、監測和化解各類風險，確保因哈根內部各個業務各項經營管理活動合規、穩健、高效、持續地開展。

4.商業銀行內部控制應遵循“全面性、優先性、制衡性、適當性、適應性、成本效益、有效性”的原則，具體包括：

（1）全面性原則

內部控制應覆蓋零售業務各項經營管理活動的所有流程及操作環節，覆蓋實施經營管理的所有部門、崗位及人員。所有參與經營管理活動的部門和人員都有相應的內部控制義務和職責，任何人不得擁有不受內部控制約束的權利，任何決策或操作均應當有案可查。

（2）優先性原則

內部控制以防范風險、審慎經營為出發點，銀行內部業務各項經營管理活動應事先制定有關政策、制度和程序，識別、計量和評估相關風險，提出風險防范措施，以體現“內控優先”的要求。

（3）制衡性原則

內部控制應當在治理結構、機構設置及權責分配、業務流程等方面形成互相制約和互相監督。

（4）適當性原則

內部控制應適當有效，既能有效防范風險又不影響經營效率，確保內部控制不疏漏、不過度。

（5）適應性原則

內部控制應當與各項業務的經營規模、業務范圍、競爭狀況和風險水平等相適應，并隨著情況的變化及時進行調整。

（6）成本效益原則

內部控制應當權衡實施成本與預期效益，以適當的成本實現有效控制。

（7）有效性原則

（8）內部控制應當有效可行，內部控制存在的問題應當能夠得到及時反饋和有效糾正。

二、我國商業銀行內部控制存在的問題

1.內部控制環境

在內部控制環境上，主要存在管理人員對內控的重視度不足，且對風險的認知不夠，只是片面強調經濟業務上的開拓，以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卻忽視了內部控制環境的重要性。比如法人代表的自我約束軟化、管理不健全，重建設輕管理等問題。而另一方面，我國的商業銀行在組織機構的建立上也較不合理。比如在部門、崗位的職責劃分上就模糊不清，有的部門之間在出現問題之后，出現互推責任，使得內部控制制度不能發揮其作用，最終導致了銀行業務流程的各個環節銜接不緊密，脫節現象頻發。

2.內部控制活動

一方面，我國商業銀行的控制制度的建立仍較不健全，管理部門之間的銜接也較不充分，使得銀行在控制分散和控制上存在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商業銀行沒有明確的劃分各部門的風險防范職責，就導致了部門業務環節在實施關鍵控制活動上有所缺失，且大多數的銀行在內控方式上也偏重于業務的事后補救和監督，不夠重視風險的規避，也缺乏進行連貫的整理搜集和綜合監測銀行的監督機構或是組織。

3.監督評價機制

只有通過連續的評價監督，才能夠保障內部控制機制的有效運行，所以，必須監督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內控制度主要是由內部審計進行連續的監督和評價，因此內部審計就必須保持客觀獨立性，正確履行職能，揭露內部控制制度中存在的問題，為決策者提供準確的信息，以便及時提出應對措施。但是，目前的監督評價機制仍舊存在以下問題：一個是內部審計工作的不規范及其審計手段較為落后，另一個是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在內控制度的檢查評價上仍有不足。

4.風險評估

一方面，在經營過程中，由于商業銀行沒有充分的考慮到可能遇到的各種對其不利的內部影響及其外部因素變化所帶來的風險，所以就可能導致銀行內部結構的變化其管理層的變動或是經濟周期的波動等。另一方面，我國對于銀行風險的測評缺乏連續性，就導致了風險發生后，銀行才意識到制度上存在的漏洞或是經營中隱藏的各項風險，不能夠根據不斷變化的環境及時作出反映。最后，我國商業銀行也沒有針對經營中所面臨的各項風險建立科學統一的風險體系，這就導致了我國部分銀行信貸業務的風險管理較為不足，且風險評估手段也極為單一。

5.信息交流與反饋

現如今，內部信息傳遞在我國商業銀行，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信息傳遞不暢通，在一定程度上還依靠著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來實現。關于信息傳遞的真實性準確性，而信息傳遞的效率和信息的時效性也會被受到影響，原因是龐大的組織結構、過長的傳遞鏈條，準確的完整的信息、逐漸遞減，頂端管理層的指示很難準確的傳遞到最基層，而基層機構的經營活動狀況也難以準確的傳遞到最高層。

三、完善我國商業銀行內部控制的措施

1.協調社會環境，完善法人治理結構

從廣義的視角來考察內部控制環境，就必須考慮到西方市場經濟的國家社會信用體系是否足夠完善。我國商業銀行能否穩健運行，不僅需要銀行內部能夠有效控制，更需要社會環境尤其是社會信用制度的大力支持，才能夠協調好商業銀行的內部發展。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其金融法律法規相對齊全，且信用制度也得到了廣發的建立及其嚴格遵守，使得商業銀行的抵御信用風險和交易風險等風險都有了較為堅實的基礎，而這種社會信用支持能夠保障我國商業銀行的健康發展，所我國應該重視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逐步完善和協調社會環境，健全法治社會。

2.加強合規管理，營造良好內控環境

加強合規管理，就是指商業銀行應該遵守包括監管和立法機構所規定的基本法律法規、行業協會所規定的行業規則及其適用于商業銀行職工的內部行為準則等。基于此，所謂的法律法規、行為準則不僅僅是單純的包括具有法律約束的文獻，更包括廣義上的誠實守信，公正客觀的道德行為規范準則。而為了能夠打造一個良好的銀行內控環境，我國自2000年以來也相繼成立了適應金融業發展的合規部門，比如2004年工商銀行就將合規管理與內控職能相結合，成立了內控合規部門，這樣一來，使得我國商業銀行內部控制便于管理，更營造了良好的內控氛圍。

3.重視外部監督，真實披露信息制度

銀行監督會作為商業銀行的監管部門能夠有效地對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情況進行定期的評價，并以外部監管的視角，協助銀行找尋內控中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在督促銀行的同時進一步完善了內控機制管理，提高內控的管理水平。所以，在我國商業銀行不斷公開上市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有必要重視起來自投資者和證券市場監管者的外部監督。基于此情況下，我國也強烈要求著上市公司必須設立并維持相應的內部控制結構，建立定期披露制度，真實客觀地反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而健全披露制度的同時也能夠有效的促進商業銀行提高對內控體系的建設，并能夠充分利用外部監督的優勢，完善內控體系。

4.有效發揮內控，提高內控效率

我國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制度主要著重分析了具體流程中的風險，并據此采取適當的措施進行風險控制。所以，在實際操作中，可能由于控制的需要就將業務操作流程設計得較為復雜，且處理環節也增多，控制成本相對較高，內控效率低下。基于此，就必須對商業銀行的業務流程、管理流程及其企業文化等進行重新構造，以此展開全新的商業銀行管理模式，將客戶作為中心，輔之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來進行業務流程設計，再根據具體的業務流程重新塑造商業銀行的管理流程，打造更加完善的企業文化理念。以此達到簡化業務流程步驟，降低控制成本，提高內控效率的目標。

5.內控流程與操作和管理信息系統的有效結合

建立有效的信息溝通機制，確保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層及時了解本行的經營和風險狀況，確保相關部門和員工及時了解與其職責相關的制度和信息。

就我國商業銀行而言，商業銀行內部應建立健全信息系統控制，通過內部控制流程與業務操作系統和管理信息系統的有效結合，加強對業務和管理活動的系統自動控制。商業銀行應建立健覆蓋所有業務和全部流程的管理信息系統和業務操作體系，確保及時、準確記錄經營管理的信息，確保信息的完整、連續、準確和可追溯。應當加強對信息的安全控制和保密管理，對各類信息的實施應該分等級的安全管理，對信息系統的訪問實施權限管理，確保信息安全。

四、結束語

我國商業銀行在實施內部控制上仍存在較多不足之處，不僅在理論研究上起步晚，在實踐經驗上更為不足。所以，商業銀行就必須在建立內控制度的過程中去慢慢摸索，不斷的去完善內控機制，才能夠提高我國商業銀行內部控制體系建設的最終效率，促進我國商業銀行的長遠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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