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思考

對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思考

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通過辛勤勞動和相互幫助最終達到豐衣足食的生活水平。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和奮斗目標。

中國有著13億的人口，人多地廣，而共同富裕并不是全中國人民同時富裕起來，而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由先富幫助后富，然后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實現前提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兩極分化，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

為了加快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鄧小平在1992年進行了南方談話，鄧小平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要先解放生產力，必須進行改革開放。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提到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的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從此，深圳作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從一個邊陲小鎮一步步發展成為了一座風景秀麗、投資環境優良、經濟比較發達、初具現代化規模的海濱城市。深圳的巨大變化證明了改革開放的正確性，也實現了一部分人民先富起來的愿望。

過去的共同富裕思想是人人敬老，人人愛幼，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也就是孔子所描繪的大同社會。在5000多年前，孔子就已經提出了這樣具有共同富裕思想的理念，但這樣的理念卻是非常空泛的，這只是一個理想中的社會，它并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做支撐，只有當人們都真正富起來，這樣的理想才有可能實現。

1985年9月，鄧小平著重指出，“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之后鄧小平就大刀闊斧地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他提出中國必須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其中就包括鄧小平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思想突破了傳統觀念，也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把計劃經濟體制作為共同富裕最佳體制，鄧小平找到了一條有效配置資源和實現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徑，使得共同富裕思想不再是一座空中樓閣，不再是所謂的空想社會主義理念，而成為了具有現實操作性的理念。

如今，東部地區已經逐步從小康向富裕邁進，尤其是江浙滬地區和東部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日趨加快。在東部地區，隨處可見的大型超市，名品商場，高檔的娛樂場所，尤其，現在在東部地區，可以說是人手一部iphone手機，人們都愿意花幾千塊錢買一部手機，恩格爾系數越降越低，可見，當今東部地區的人們生活條件已經越來越好。

雖然東部地區和部分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快，但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腳步卻邁的很小，有些偏遠地區的經濟發展可謂是窮山盡水。在目前的狀況下來看，我國的貧富狀況似乎有種越拉越大的嫌疑。我國現在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然而這樣的收入差距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出現的，是打破平均主義分配和強調市場競爭的必然產物。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不是一蹴而就，輕而易舉的事情，而是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必定會遇到貧富差距的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從總體上看，收入差距現象只是由“高度平均”向比較合理的方向過渡。如今，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一階段，只有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才有利于充分調動和發揮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才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才有利于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美國、歐洲和日本，已經屬于發達國家，而這些國家看似很富裕，但在這種富裕的外表下，還是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差距，這是現階段所有的國家都不可避免的現象。因此，現今貧富差距還是比較合理的。然而，在計劃經濟時代，人們長期實行吃“大鍋飯”的分配制度，這種極度平均制度只能一步一步地挫傷人們的生產積極性，長期下去，我國并不能實現所謂的共同富裕，而會變成共同貧窮。

然而對于先富怎樣帶動后富，鄧小平也有他的論述：“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對于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鄧

小平也提出了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的觀點就是允許貧富差距的存在，當貧富差距在社會主義制度所允許的范圍內并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先富起來的人們和地區具備了支援貧困人民和地區的時候，才需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如今，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我國的經濟發展越來越迅速，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讓全世界人民都感受到了中國的飛速發展，讓世界人民見證了中國從一個貧困的國家變成了現今一個綜合國力強大的國家，這充分證明了鄧小平的言論具有洞穿歷史的睿智和遠見。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本質內容之一，是社會主義區別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征。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共同富裕不再只是一種理想，而是現階段我們必須加以解決的重大現實課題。

每個時代都有屬于這個時代的任務，現今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制止貧富差距的進一步加大，要使貧富差距控制在合適的范圍內。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事公益慈善事業，有越來越多的慈善捐款捐往中西部的貧困地區，使得那些本來讀不起書的孩子能有書讀，讓那些極度貧困的家庭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雖然那些捐款只能解決那些貧困地區的燃眉之急，但長此以往，必定能逐步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縮小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多的慈善行為，也反映出了東部地區的人們不僅富裕了，而且在精神文明和思想文明都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這說明了中國的發展并不是那種單純的“暴發戶”，對于精神文明建設我國也相當重視。

二十一世紀以前中國共產黨尋求實現共同富裕的科學道路還處在為實現共同富裕準備條件和奠定基礎的階段，二十一世紀以后，我國經濟社會已經發展到了鄧小平所設想的“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的時候，發展到共同富裕由理想向現實轉化的關鍵階段。

中共十三大制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經濟戰略目標，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中共十五大將第三步目標進一步具體化：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十年的努力，到建黨一百周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周年時，基本上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今已經2012年了，正朝著2020年的階段性目標一步一步地接近，等到2020年，我國將全面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再由小康社會逐步實現為共同富裕。

鄧小平在我國人口多、底子薄和生產力落后的現實條件下找到了一條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即“先富—后富—共富”戰略。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正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經濟和社會發展才跨上了一個新臺階，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如今我國的經濟成就已經證明了改革開放政策的正確性，證明了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可行性。

雖然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遇到了許多問題和阻礙，例如為追求經濟的發展使環境遭到了破壞，社會資源分布不均，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和貧富差距日趨嚴重的趨勢等。經濟發展決不是單一的追求經濟速度的加快，它必須以可持續為前提，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也必須保持協調，因此我國必須強調科學發展觀。然而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就是要“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

科學發展觀是對鄧小平困于時間局限未能對共同富裕道路深入展開的深化和完善，有效

保證了我國在二十一世紀初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前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化解矛盾、推動發展，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任務而努力奮斗。使得共同富裕的道路更加寬敞，更加平坦，科學發展觀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第二篇：淺談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淺談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摘要】：鄧小平在領導中國人民脫貧致富過程中, 徹底糾正了毛澤東在貧富問題認識上的偏差和失誤, 透辟分析了我們長期不能擺脫貧困落后狀態的根本原因, 明確指出了消滅貧窮的必要性、戰略步驟和根本途徑,最終提出了指導我們擺脫困境的共同富裕思想。共同富裕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著豐富的內涵。

【關鍵詞】： 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

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思想原理的一個支點，其理論來源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的影響，列寧、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想影響，并且是對毛澤東共同富裕思想的繼承和超越。

1． 共同富裕思想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會主義追求的價值目標和價值標準。

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價值指向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利益。因此鄧小平認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最根本的目的,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 1 ] “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 1 ] “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1 ] [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總結多年的認識成果,更將共同富裕上升到社會主義本質的地位:“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1 ] 確立了共同富裕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價值目標和價值標準的地位。與之相聯系,鄧小平認為只有共同富裕才能規定社會主義社會不同于其他社會形態的根本性質,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和其他剝削制度的本質特征: “社會

[ 1 ]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談話中,鄧小平又進一步指出, “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 1 ]

2． 共同富裕意味著全體人民共同的富裕, 而不是少數人或階層的富裕。

從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上講,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 社會生產不是為了僅僅滿足極少數個人的貪欲, 而是要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從而也就界定了共同富裕的主體應是全體人民, 而不是少數個人或階層。一方面共同富裕意味著發展生產力, 消滅貧窮。在生產力水平極低的條件下要求共同富裕, 只能導致普遍貧窮。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又是全體人民的富裕。發達的資本主國家是富裕的, 但它只是少數資產階級的富裕, 存在著自身無法克

服的兩極分化的嚴重弊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同特點就是共同富裕, 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反復強調:“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 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全體人民群眾的共同富裕, 這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剝削階級都不可能提出的遠大目標。1984 年6 月, 他說:“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 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 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 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 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 我國生產力起來了, 也不會兩極分化。”他還說:“中國現在有人口, 到那時候十二億人口, 國民生產總值可以一萬億美元。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 絕大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后狀態, 按社會主義的分則, 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

3．共同富裕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條件。物質生活是基礎，必須有極大豐富的物質產品來滿足人們物質生活方面的需要，這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內容。鄧小平指出：“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1]因此，要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2]但物質生活并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內容，不能用物質生活的富裕掩蓋和沖淡豐富多彩的生活內容。鄧小平在強調物質文明起第一作用的同時，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也絕不能忽視，認為只有精神文明高度發達才能保證物質文明建設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發展，只有堅持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的共同繁榮和發展，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他多次強調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沒有共產主義思想，沒有共產主義道德，怎么建設社會主義? ”[2]“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1]“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成功，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 ”[1]“沒有好的道德觀念和社會風氣，即使現代化建設起來了也不好，富起來了也不好。”[4]由此可見，精神和物質是相對應的，社會主義社會在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應大力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不斷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既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也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

4.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而不只是一種理想和道義要求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許多本質區別, 其中一個根本區別, 就是社會主義堅持共同富裕, 不搞兩極分化。貧富兩極分化, 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基礎上的, 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動機和實質是剩余價值, 是追求資本價值的無限增值, 而工人階級由于勞動力價值是他們取得生活資料數量的最高界限, 這就必然造成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財富日益擴大, 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狀況日趨惡化。盡管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會在資本獲得更多剩余價值的前提下得到改善和提高, 但從他們的社會地位、就業狀況、精神生活等整體來看, 仍然趨于貧困, 特別是與資產階級所獲得的增長更快的剩余價值和利潤相比, 差距在擴大, 生活水平在下降。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假如資本增加得迅速, 工資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資本家的利潤增加得更迅速無比。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 然而這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降低為代價換來的。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只能產生財富積累和貧困積累的兩極分化, 而不可能是共同富裕, 這已被資本主義社會長期發展的實踐所證實, 也是資本主義必然會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根本原因。

社會主義制度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創造和享有物質財富的制度。只有在這個制度下, 社會生產的目的才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 決定了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兩個主體從根本上解決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 為我國全體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生產關系前提和物質前提。正如列寧所說, 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廣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據科學原則進行的產品的社會生產和分配, 以便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而且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所以,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和其他所有剝削制度的本質特征, 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而不僅僅是一種理想和道義要求。我們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過程中, 都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這一根本原則。1985 年5 月, 鄧小平在同陳鼓應教授談話時強調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 不搞兩極分化。”1986 年9月, 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時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 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1992 年, 他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又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 是解放生產力, 發展生產力, 消滅剝削, 消除兩極分化, 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5．共同富裕是一個動態的漸進發展過程

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是一個逐步的、動態的漸進發展過程，絕非意味著平均富裕和同

步富裕，而只能是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要求全國人民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以同等速度達到同等程度的富裕，不允許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是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在這方面我們是有歷史教訓的。鄧小平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1]正是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提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全新思想和主張。他指出：“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 我們知道，鄧小平提出的這一共同富裕的構想，也是建立在他對我國國情深刻把握的基礎之上的。鄧小平曾多次指出，中國底子薄，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現在仍然是世界上的貧窮國家之一，這對我國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約，決定了我國必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歷一個相當長的初級階段，來逐步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和現代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在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就明確指出，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發展規劃。再加上各地的自然資源分布、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勞動者之間內部因素和外部條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別，不可能做到同時、同步、同等富裕，這就決定了我國擺脫貧窮、走向富裕是一個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逐步實現的漸進歷史過程。同時，鄧小平也多次強調：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并且使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更好地發展，以達到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一方面，先富裕起來的地區所開創的致富之路、所積累的經濟建設和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可以為其他地區走向共同富裕提供借鑒作用；另一方面，先富起來的地區有責任、有義務對落后發展地區提供援助和支持，帶動落后發展地區也走向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2]為此，鄧小平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思想和“三步走”的發展戰略。他強調：“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4]他提出的“三步走”戰略則體現

了共同富裕的不同的實現層次，與社會主義的總體目標是一致的。總之，在鼓勵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的時候，必須始終堅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把歸宿點放在全體人民、整個國家和各個地區的共同富裕上，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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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鄧小平文選，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125頁，第258頁，第152頁，第367頁。

[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255頁，第78頁，第38頁，第184頁。

[4]張桂岳，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J].江蘇社會科學，1998，（6）.

第三篇：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論文

論文題目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內容摘要】現如今，中國當前的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社會問題增多，主要表現在城鄉之間、不同區域之間、不同行業之間這幾個方面。在鄧小平領導中國人民脫貧致富過程中, 徹底糾正了毛澤東在貧富問題認識上的偏差和失誤, 透辟分析了我們長期不能擺脫貧困落后狀態的根本原因, 明確指出了消滅貧窮的必要性、戰略步驟和根本途徑,最終提出了指導我們擺脫困境的共同富裕思想。共同富裕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最終目標，部分先富、先富幫助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捷徑，解決好農民富裕問題是實現共同富裕問題的關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四項基本原則分別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和政治保證。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地位，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和奮斗目標。

【關鍵詞】鄧小平理論 貧富差距擴大 共同富裕

一、共同富裕的含義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和奮斗目標。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結合上賦予共同富裕以科學的內涵。在共同富裕這個概念中，“富裕”反映了社會對財富的擁有，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共同”則反映了社會成員對財富的占有方式，是社會生產關系性質的集中體現。共同富裕包含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方面的特質，從質的規定性上確定了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地位，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和奮斗目標。

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一）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

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是什么，是共同富裕。如果想實現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共同富裕，那就需要我們廣大共產黨人實實在在去實現它。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廣大人民的普遍愿望。實現共同富裕。我們實現共同富裕，要解決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的社會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我們要實行生產社會化和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相結合。而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

物質財富極大豐富，消費資料按需分配！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是我們的崇高理想，其出發點是為了祖國、人民的利益乃至人類的解放。崇高理想對人生、對社會有著重大的指導作用和促進作用。

（二）體現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和原則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少數個人的貪欲，而是為了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即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繁榮的成果應該由人民共同享有和支配。鄧小平強調，在改革中我們應始終堅持兩條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基礎，二是實現共同富裕”。

（三）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體現

社會主義作為比資本主義進步的一種制度，一方面必須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更多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物質財富不能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應該為大多數勞動人民占有，否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無法體現。鄧小平說：“必須擺脫貧窮。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為了改變目前的“不合格的社會主義”的現狀，我們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等到下個世紀中葉，等到我們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時，“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如果說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出現兩極分化情況，那么，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但得不到體現，反而會使人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懷疑。

三、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內容

（一）共同富裕就是要既要反對兩極分化，又要反對平均主義

鄧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思想是從打破平均主義開始的。平等是人類文明的標志，也是人類孜孜追求的目標。但是，平等并不等于平均主義。在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的一段時間里，對馬克思主義的平等思想做出了抽象的也不合實際的理解，片面強調生產關系的公有制和分配關系的平等化，偏離了生產力標準，過度強調平均，導致了平均主義，不僅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也沒有從根本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在深入反思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指出了平均主義的危害性，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要允許一部分人通過合法經營，合法致富并先富起來。但是，先富并不意味著允許兩極分化，共同富裕的內在含義就包含著對兩極分化的防御和抵制，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也是共同富裕的直接目的。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不僅改革失敗了，就連社會主義也可能失敗，必須制止“富的越富、窮的越窮”的現象，這就需要處理好分配等問題。

（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優越性和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體現，也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和追求

在鄧小平論述社會主義的本質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和實現共同富裕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因此，社會主義的中心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創造出更對的物質財富，使人民生活水平越來越高。但是，創造財富并不意味著只是少數人的富有而多數人貧窮，創造越來越多的財富是為了全國人民都過上富足的生活。社會主義優越于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社會主義要求并且能夠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由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所決定的。但是，在這里需要尤其強調的是，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目的，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確實發展生產力，不斷增加財富，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只能是普遍的貧窮和落后。這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所決定的，生產力具有決定作用，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決定著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

（三）共同富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必須堅持先富和共富的辯證發展

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比較落后，發展也不均衡，這就決定了我國不肯能一下子就使所有人都過上富裕的生活。因此，基于基本國情，必須允許一部分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在先富的基礎上積累了財富和經驗，就可以進一步幫助還沒有富裕起來的人們，這樣就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目的。先富是手段，共富是目的。這樣一個辯證的動態的發展過程，鄧小平有著更為具體的部署，那就是“三步走”戰略，“第一步在八十年代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在下個世紀的五十年內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個戰略其實也就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過程和動態發展階段，它體現了共同富裕的階段性和動態性，即從初級的富裕逐步發展到高級的富裕，從少數人的富裕逐步發展到多數人的富裕。

以上就是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內容，它既提出了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和基本主張，那就是反對平均主義，但又防范兩極分化，并將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加以確認，指出了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共同富裕。但是，在中國現有情況下，實現共同富裕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個動態的辨證的過程，先富帶動后富。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充滿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有著深刻的辨證內涵，在鄧小平理論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理論位置。

四、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主要問題及解決措施

（一）鼓勵少部分先富起來

這個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的戰略構想，是鄧小平同志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創新，是共同富裕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目標的一項大政策。如今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整體水平與部分發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仍比較落后，不具備實現人

民同時、同步富裕的物質基礎，如果我們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先解決我國各地區間的發展與收入的不平衡現狀，對一些條件好的地區、一些能力較強的人群，我們應給予一系列優惠政策，允許和鼓勵這部分地區、這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相反，如果我們不顧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不重視個體勞動者能力的差異，盲目追求共同富裕，就必然會重新導致生產力的極大破壞，就必然嚴重挫傷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仍會導致共同貧窮。因此鄧小平同志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帶動多數地區和多數人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二）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

1、實現農民的富裕

鄧小平對于農村發展、農民致富非常關心。他首先從農村著手。他把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擺脫貧困緊密聯系起來。農村改革搞責任制、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其目的就是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鄧小平在經濟上切實維護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充分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

農業不但是人類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而且是國民經濟其它部門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因此，他多次強調：“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只有占中國80%人口的農民富起來，中國才算富起來；相反，“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

2、解決農民富裕采取的對策

（1）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責任承包制

農村改革首先是推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生產責任制。在1983年參加家庭承包責任制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絕大多數。為鞏固和完善這一成果，在農村廢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并調整農業生產結構，發展多種經營，并允許農民在市場上銷售農產品。通過這種拋棄大鍋飯、調動農民積極性的責任制政策，使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通過發展科學技術，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鄧小平認為，發展農業是推動生產力最重要的標志。只有落實了農村政策，農業形勢好，我們才能提高農村的經濟基礎。但是我們光有知識是不行的，只有科學技術與農業的相結合，我們才能進一步推動農業科技對農業發展。切實組織農業科學重點項目的攻關。在鄧小平重視的推動作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們的農業科學技術有很大發展，取得一系列重大農業科技成果。我們還要靠科學，（三）調節貧富之間差距

1、醫療問題

首先實現看病不用錢，現在外國，有些國家已經達到了這種程度，要調節貧富之間差距，首先就要從醫療問題著手，如全社會性的，像之前的非典，今次的禽流感，這些都是社會的共同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怎可叫個人負起社會的責任呢？然后就是各種疫苗的接種應也不用錢，還有就是各種傳染病，如愛滋病，乙肝，肺結核等，然后在到要大花錢的病，如白血病啊，癌癥之類，一個人又如何付得起這天價的醫療費呢？之后才是小病之類。雖然中國有向這方面發展的跡象，但目標不明顯，沒有政略指導，只是在瞎走亂走，沒有比較明確的時間表。

2、教育問題

實現全民教育不用錢，你有能力讀，就給你讀，全部有國家支付，現在才九年義務教育，而且說是免學費，應連書本費等什么費都要免了，做到真真的免費，現在的書本費太貴了，絕對的高于造價，說明還有人利用書本費來賺錢，這是不可容忍的，一個國家的教育，竟還有人來賺這種缺德的錢，首先要把這種人“清理”出去，只有貪污的問題解決了，才能讓更多的孩子有書讀，有學上。

3。養老問題

每個達到法定離職年齡的人，都應享受養老費，無論是誰，有沒有交養老保險的人，都應該有。有交的按國家規定發給，沒交的，按當地最低生活標準發。要實現每個人有最保障的生活需求。

（四）解決貧困人口問題

1。失業問題

一切沒有工作的人，都可以在政府中領取當地最低消費的救助金，等找到工作后，再償還，這樣就可以解決那些連基本生活都過不下去的人了。

2。收入問題

逐步的將各行各業的工資拉平，國家進行統一標準，如非技術工的一個小時規定是多少，或一天是多少，白領的一個小時是多少，這樣就可以逐步的縮小各行各業的差距。

五、總結

改革開放后的一系列富民政策使中國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消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我們應該看到，在現階段，貧富差距擴大問題及其所產生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引人注目，無疑，這與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的愿望和社會主義的本質背道而馳，因此，研究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論在今天仍有重要意義，研究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的表現、查找其原因并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

措施成為當前人們急待解決的焦點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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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寧繼紅：《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研究》，山東師范大學，2007

[5]寧繼紅：《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研究》，山東師范大學，2007

第四篇：論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論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2011級市場開發與營銷1班潘英杰2011301120122

摘要：面對今天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問題增多的現狀，研究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論有著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內容是本論重點之一，從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實現共同富裕的捷徑、關健、物質基礎和政治保證五方面來講述其內容。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最終目標，部分先富、先富幫助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捷徑，解決好農民富裕問題是實現共同富裕問題的關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四項基本原則分別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和政治保證。

關鍵詞:鄧小平理論;貧富差距擴大;共同富裕;對策

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思想原理的一個支點，其理論來源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的影響，列寧、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想影響，并且是對毛澤東共同富裕思想的繼承和超越。

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1、體現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和原則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少數個人的貪欲，而是為了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即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繁榮的成果應該由人民共同享有和支配。鄧小平強調，在改革中我們應始終堅持兩條原則：“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基礎，是共同富裕。

2、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體現

社會主義作為比資本主義進步的一種制度，一方面必須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更多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物質財富不能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應該為大多數勞動人民占有，否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無法體現。鄧小平說：“必須擺脫貧窮。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為了改變目前的“不合格的社會主義”的現狀，我們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等到下個世紀

中葉，等到我們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時，“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的基本內容

1、鼓勵少部分先富起來

鄧小平在總結經濟建設經驗教訓時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

2、實現農民的富裕

農民富裕的重要性多年來的經驗教訓反復證明：什么時候農民有了積極性，農業就發展，農村就繁榮；什么時候農民的積極性受到挫傷，農業就萎縮，農村就凋敝。因此，鄧小平同志非常重視廣大農民積極性的提高，始終把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作為制定農村政策的基本出發點。農村改革搞責任制、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其目的就是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鄧小平在經濟上切實維護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充分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

3、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

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鄧小平所采取的一系列發展生產力的改革措施有力地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居民生產水平的提高，使我國走上了強國富民之路。以我國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為例：199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達57600億元，提前5年實現了鄧小平當年所提出的翻兩翻目 標。2001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達95800億元，這一系列的數字對比有力地證明：在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指導下，在實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后，我國確實發生了令人難以預料的、令人可喜的變化。

4、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1981年6月，鄧小平在總結部分地區“大包干”改革經驗的基礎上指出：農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擴大生產隊、農民的生產自主權，建立責任制，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在鄧小平這一思想指導下，農村改革首先是推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生產責任制。

5、通過發展科學技術，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鄧小平認為，發展農業，一靠政策，二靠科技。1982年3月鄧小平表示，我們落實了農村政策，農業形勢很好，但靠政策只能解決一段時間的問題，農業還要靠科學，要加快解決肥料問題

6、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證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證。鄧小平認為，在中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出路和根本保證。早在1985年8月，鄧小平就明確指出：“我們總的原則是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一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總結

改革開放后的一系列富民政策使中國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消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我們應該看到，在現階段，貧富差距擴大問題及其所產生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引人注目，無疑，這與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的愿望和社會主義的本質背道而馳，因此，研究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論在今天仍有重要意義，研究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的表現、查找其原因并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措施成為當前人們急待解決的焦點問題。

第五篇：鄧小平共同富裕的理論與實踐

一百五十年來，世界上無數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兩大歷史任務進行了艱難的探索。列寧、毛澤東分別在俄國和中國成功地進行了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了長期艱難的探索，但是都不成功。鄧小平對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后，認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和基本特征,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針對我國現階段所處的歷史時期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提出了實現共同富裕所應該具備的基本前提是生產力的發達和經濟的繁榮，并且把公有制為主和實現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看成是社會主義之所以區別于資本主義的兩個重大的標志。

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突破

傳統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們由于歷史的局限，將私有制看成了一切罪惡之源，認為要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就必須要將生產資料私有制改為公有制，既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又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主要特征，公有制的實現以及實現程度成為衡量社會主義的及其成熟度的標志。因此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在取得革命勝利后，由此廢除了私有制和商品經濟，走上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道路。但是，經過眾多社會主義國家幾十年的實踐證明，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并沒有給人民帶來共同富裕，只能導致共同貧窮，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范圍內遭受了重大挫折。

(一)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經驗和教訓

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紀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展、高度成熟的前提下，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實現社會主義。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征是：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生產資料由全社會占有，實現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消費品的分配方式上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有計劃地組織生產，沒有商品、沒有貨幣，實行計劃經濟。在他們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所作的原則性構思想中，發展生產力被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

十月革命后，列寧在創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初，由于囿于馬克思、恩格斯原來的設想，認為：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后，就需要利用國家權力，以社會的名義把全部生產資料變為國家所有；而國家一旦實行了社會所有，貨幣和商品生產就要廢除，舊的分工和競爭也隨之消失，為統一的計劃經濟和直接的產品分配所取代，社會將進入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只保留按勞分配）。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八大新黨綱時，列寧堅持社會主義是非商品經濟的社會，并且在實踐上嘗試在俄國建立以產品經濟為內容的高度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體制——“辛迪加”。在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初，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列寧依據當時國內戰爭需要，沒有實施關于社會主義“辛迪加”的設想，而是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的體制和政策。戰爭結束后，1921年初，俄國農民由于余糧征集制而對蘇維埃政權產生不滿，城市工人因生活困難而對俄共（布）產生不信任，對社會主義產生懷疑。現實使列寧重新認真考慮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到底應建成什么樣子這個重大問題。根據俄國的實際情況，他在晚年寫的八篇文章中集中探索了在落后的俄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出了新的經濟政策。如關于發揮私人資本主義作用的觀點，關于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觀點，關于允許和鼓勵小農經濟發展等觀點。

列寧逝世后，斯大林基本上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實行全社會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的設想，領導蘇聯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由于在整體上忽略俄國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情況，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斯大林模式逐步表現出既束縛生產力發展，又限制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從而影響人們積極性的發揮的嚴重弊端。蘇聯七十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發展重工業和備戰方面取得很大成績，但是，隨著國民經濟規模的擴大，體制僵化越來越限制了生產率進步，大大限制了社會主義發揮的應有經濟潛力。正是這種具有嚴重弊端的體制，才使矛盾逐步積累、激化，導致斯大林逝世后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發生，最終導致社會主義蘇聯的崩潰和解體。與此同時，東歐諸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基本上是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同樣形成了僵化的經濟政治體制，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最終造成社會主義在東歐的失敗。反思前蘇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失誤，就是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并且為此消耗了過多的寶貴資源和科技力量，６０年代雖然曾一度有所調整，但是，由于未能根本改變農業、輕工業落后的局面，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導致執政基礎的流失，共產黨痛失執政地位。美國國際戰略專家布熱金斯基認為，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雖然能夠生產出大量的洲際導彈和核潛艇，但是，無法生產出充足的 “黃油面包”，經濟的長期發展方向令人民失望，因為在經濟增長中，人民幾乎得不到多少好處，嚴重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而導致了失敗的結局。

（二）毛澤東三十年艱難的探索

建立一個國家，鞏固執政地位關鍵在于通過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物質文化水平，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社會，毛澤東先后在不同的場合提出要代表人民利益，但是在如何實現人民利益的問題上，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進行了艱辛的探索。

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代領導人充滿著勝利后的激情，懷著一種趕超先進國家的強烈愿望，調動和利用了新社會制度誕生使全體勞動人民地位改變的巨大政治效應和政治熱情，針對中國落后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采取外延擴展型經濟增長和高積累、低消費的投入帶動型趕超并重的發展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充分發揮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動員能力，迅速動員和集中使用了全國的資源，借助前蘇聯的援助，以蘇聯模式為樣本，在舊中國及其落后的基礎上，實行均衡發展戰略，在生產力空間布局上以“均衡”為主，提高不發達地區的發展水平，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由于忽視了在中國占絕大多數農民的問題，建國幾年后農業出了問題，引起了執政黨的重視。但是在發展農業的問題上卻采取的盲目冒進的辦法，生產沒有搞上去，國家的穩定卻出了問題。經歷過社會主義革命的毛澤東再一次感到了新生政權的鞏固重要。從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一方面在撥高生產關系上做文章，誤以為用先進的生產關系就可以把落后的生產力帶動起來。誤以為公有制越大越好，越純越好，希望通過人民公社這個“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一下子過渡到共產主義，這種只是在拔高生產關系上做文章的辦法，阻礙、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狠抓思想意識領域里的階級斗爭，試圖通過抓階級斗爭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澤東認為，在政治思想戰線上，無產階級戰勝資本主義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的首要任務，是要繼續進行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抓革命、促生產，徹底解決在意識形態領域誰戰勝誰的問題。一切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做法，嚴重偏離了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由于對于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問題還沒有完全弄清楚，忽略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以為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就能把生產力促上去。發動了一系列針對不同意見的黨派和個人的政治運動，建設問題自然而然被忽視了。“文化大革命”結束時，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國民經濟已經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

建國以后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實踐，毛澤東雖然采取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方針，實行逐步改造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具體政策，在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中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艱難任務，形成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但是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戰略上實踐也證明了：區域平衡推進和收入平均分配的選擇是低效率的，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社會發展十分落后的國家，必須集中有限的資源首先發展一部分地區，以此為動力逐步推進其它地區的發展。

（三）鄧小平理論的提出

鄧小平針對我國人民生活水平長期沒有得到改善的局面，對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和理論探索。小平同志講“我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過什么叫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現在才解決。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毛澤東同志一樣，鄧小平也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只有通過生產力的發展才能實現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利益。1979年鄧小平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的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的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鄧小平反復強調，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都是“緊緊抓住合乎自己的實際情況這一條。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只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有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在社會主義應該貧窮還是富裕的這個根本性問題上，他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巨大理論勇氣和膽略，進行了劃時代的撥亂反正。首先，他深刻批判了“四人幫”以極左面目出現的主張貧窮的假社會主義，指出：“經濟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目的、根本原則、最大優越性和本質。在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新概括中，鄧小平既講到了生產力問題，又講到了生產關系問題，而最終用“共同富裕”把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統一起來，把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根本目標統一起來，把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與社會關系統一了起來，把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和最終目的統一了起來，并且劃清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就是社會主義堅持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

共同富裕的構想不僅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的首要的基本問題，而且回答了“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首要的基本問題。鄧小平多次指出，中國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特別是農民多，現在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這對我國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約，決定了我國必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歷一個相當長的初級階段，來逐步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和現代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對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鄧小平講得最多而又簡潔明了：允許和鼓勵一部分有條件、發展快的地區和個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地區和個人，幫助和帶動發展慢的地區和個人，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先富加上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為此鄧小平同志制定了“三步走”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實際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戰略，即第一步，到20世紀80年代末，解決溫飽，擺脫貧困；第二步，到20世紀末，實現小康，走向富裕。制定了“三步走”的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實際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戰略，即第一步，到20世紀80年代末，解決溫飽，擺脫貧困；第二步，到20世紀末，實現小康，走向富裕。共同富裕戰略構想對社會主義首要的基本問題做出了明確回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了科學界定。

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的推進

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目標，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積累物質財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二十五年的中心任務。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改革在經歷了開始階段的擴大企業自主權實驗不成功、國有經濟改革停頓不前的情況下，為了減少改革的阻力，積蓄改革的力量，縮短改革的進程，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戰略，既運用一些修補的辦法維持國有經濟運轉，使改革的重點，從城市國有經濟轉向農村的非國有經濟方面，在那里創建市場導向的企業，并依托它們實現增長。1980年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農村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此基礎上，以集體所有制為主的鄉鎮企業也蓬勃發展起來。這種改革戰略在農村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又把它推廣到其它部門中，促進非國有經濟的增長，使非國有企業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經濟發展的基礎杠桿——利益杠桿啟動以后，這種最基本的制度構造發揮了巨大的效應，按照商品經濟本性生長出來的各種經濟主體，表現了極大的活力，整個中國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漸進式改革最顯著、最有成效的農村經濟開始活躍，鄉鎮企業異軍崛起，長期壓抑的中國生產力得到了釋放，經濟總量的外延擴大并迅速發展，很快填補了對資本需求較少的部分，中國經濟的運行和發展有了保持穩定的最根本的條件。

在利用有利國際形勢，實行對外開放、與世界經濟連接的戰略指引下，中國借鑒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沿海地區大力發展有限投資能帶來迅速增長的工業部門，大力引進外資，優先考慮輕工業和中型工業，以發揮其投入產出周期較短效益較高的優勢，利用發達國家因經濟成熟和工資提高急于將勞動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工業轉移到比較便宜地區的要求，實現區域經濟的優勢互補，在中國廣大沿海地區引發了一場來勢兇猛、規模巨大的經濟高速增長，大約三億多人口的地區實現著年均10％左右的經濟增長。十幾年的增量改革，給中國經濟帶來了高速增長。1978-1990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4.6%，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3.1%。在“體制外”的改革已經成為全面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準備了必要條件的情況下，由于多數改革者對于市場取向的改革沒有明晰的理性認識，仍然習慣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推進改革，未能及時實現改革戰略的轉變，因此，國民經濟中已經搞活的“體制外” 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傳統經濟體制束縛的“體制內”部分之間出現了劇烈的摩擦，經濟體系中存在著許多漏洞，影響到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黨的十四大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后，中國的改革在宏觀經濟管理體系的建立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上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發生了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迅速下降，但是政府和國有企業仍然是稀缺資源的主要支配者。一部分人在舊體制中有既得利益的人，以種種借口阻礙改革的進行，國有經濟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1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初級階段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隨后的幾年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輪廓開始顯現在人們的面前。

由于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革的方式進行的，這就是說，它不是在政權發生更迭的條件下急速地進行的，而是在原有的執政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逐步實現的。特別是在改革的初期階段，采取的經濟改革優于政治改革的策略，使經濟在穩定的環境中起步，避免了大的社會震動。不但非國有部門的經濟得到發展，國有經濟采取的“放權讓利”的政策幾乎使人人得益，人民群眾對于改革的認同度很強。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經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通過10年的艱苦努力，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開放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制度保證，極大地增強了經濟發展的活力，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使國家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工作著重點的轉變使經濟建設成為中心，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

1979—2000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5％，是全世界最快的。按可比價格計算，2000年國內生產總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過原定20年翻兩番的目標。許多重要工農業產品產量躍居世界前列，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商品供應短缺狀況根本改觀。經濟結構實現重大調整，在農產品總量迅速增長的情況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由28.1％降到15.9％，農業勞動者占就業人口的比重由70％降到50％以下，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迅速發展，傳統產業得到提升。基礎設施薄弱的狀況得到明顯改善，我國已經由工業化初期階段進入中期階段。人民生活實現兩大歷史性跨越。20世紀80年代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90年代由溫飽達到小康。改革開放二十五年，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和消費水平提高的速度居于同期世界前列，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快的時期。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分別由57.5％和67.7％下降到37.9％和47.8％。群眾消費由追求基本生活資料數量的滿足發展到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消費結構從以農產品消費為特點的溫飽型進入以工業品消費為特點的小康型。城鄉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2.5億農村貧困人口中85％以上已經脫貧，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由30.7％降到3％。據國家統計局課題組對小康進程的綜合評價，20世紀末全國總體平均生活水平跨入小康社會的初級階段，有3/4的居民初步過上小康生活。

在增量改革時期，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經濟成分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使不同地區、不同企業中就業的人們收入差距擴大。在改革的后一階段，國有企業改革長期滯后，引起企業效益低下，大大限制了職工工資收入的穩定和提高，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以及下崗工人的生計等問題，不斷降低人們對改革的認同度。同時也由于城市工商業改革滯后造成的低效率和浪費，城市企業開工不足，下崗職工增多，城市不能創造足夠的新的工作崗位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非農產業中就業：農民的收入增長速度下降，負擔增加；都引起了人們的顯著不滿。普通勞動者包括國有企業的職工，特別是一般農民從改革中得益不多，生活改善不大，甚至收入水平下降，而少數掌握支配資源權力的貪官污吏和有尋租門道的人卻能夠憑借權力成為暴富，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嚴重地影響著社會的安定，給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帶來了難題。據2002年底著名經濟學家王紹光、胡鞍鋼、丁祝元在《經濟繁榮背后的社會不穩定》一文中表明，全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意的約1-2億人，占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的22%-45%，全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非常不滿意的在3200-3600萬人，占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的7%-8%，社會分配不公是不穩定的終極根源。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改革也推動著中國社會的轉型，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的社會階層已經由1978年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層的組成情況，分化為十大階層，即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在這些社會階層中社會中間階層的規模過小，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過大，過大的農業勞動階層，影響著共同富裕的實現。

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國經歷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出現了空前的經濟繁榮。但是，經濟繁榮并不必然或自動導致社會公平、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25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凡是保證了社會公正的時期(如80年代初中期)，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也得到了保證；凡是犧牲社會公正的時期，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也會受到威脅，特別是90年代下半期。社會分配不公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終極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已經不僅僅是個倫理問題，它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政權穩定性的政治問題。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堅持“共同富裕”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也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合法性的基礎。能否堅持“共同富裕”防止貧富兩極分化，是中國改革成功或失敗的關鍵標志。

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的完善

在一部分地區和個人迅速富起來，在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越來越靠近的同時，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也確實已經出現了必須研究和解決的課題，其主要表現是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拉大。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中，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和財富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必然的，也是允許的，但差距若過分懸殊，長期得不到改變，勢必挫傷大多數人的積極性，影響改革的順利推進。

(一)共同富裕是小平同志理想中的價值追求

鄧小平一方面從社會形態運動規律的角度，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又從歷史活動主體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價值目的的角度，闡示了社會主義作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追求的崇高社會理想，還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雖然這里所概括的社會主義價值目標與馬克思所說的“人的全面發展”還不等同，但是，這卻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可逾越的現實要求。鄧小平的發展思想是以民為本的發展思想。他心目中的發展，不僅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還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早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允許一部分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作為解放思想，激發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的一個大政策提了出來。他說：“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讓一部分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必然會產生巨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和個人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新辦法”。這個大政策和新辦法是以承認差別、克服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為著眼點，以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為前提條件，以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嚴謹而完整的體系。這個大政策和新辦法，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現狀，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戰略決策。總之，共同富裕決不可能是同時富裕、齊步走。因此，讓一部分有條件的地區和個人先富起來，便成了共同富裕的現實基礎和邏輯起點。不僅如此，這還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在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構想中，先富是作為后富和共富的條件提出來的，它一開始就被共富目標所規定，盡管先富是共富目標的一部分，但它畢竟不是目標本身。在先富、后富、共富鏈條上，部分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而先富帶動和幫助后富，后富追趕和超越先富，則是其中的關鍵環節。所以，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終才能達到共同富裕。這個具體的目標的實現鄧小平認為是21世紀中葉。“因為我們這里沒有剝削階級，沒有剝削制度，國民收入完全用之于整個社會。相當大一大部分直接分配給人民。”這就告訴我們，我國人均四千美元所過上的生活要高于資本主義國家人均四千美元的生活水準，因此，可以說是基本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的目標。

市場經濟是效率經濟，自發地傾向于效率，并因此而使效率高的社會成員獲得較高的收益，從而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拉大。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還和社會成員所擁有的要素資源有關。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收入的多少是按要素貢獻來分配的，是否擁有生產要素，擁有的數量的多少，質量的高低，都決定著其收入的高低。而社會成員所擁有的要素有是不平均的，有的人有，有的人沒有，有的人擁有的多有的人擁有的少，有的擁有的要素質量高，有的擁有的要素質量低，從而導致了他們之間在收入分配上差距的存在。而這種差距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還會產生馬太效應，使收入多的越來越多，收入但是少的越來越少。我國的體制轉型從一開始就偏離了現代經濟學正統理論開出的“藥方”，在路徑選擇上也沒有聽從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國際機構“休克療法”，而選擇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摸著石頭過河”漸進式改革之路，而且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中國體制改革和轉型，試圖走出一條在市場經濟基礎上通過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現代化的新路，也就是既符合現代型經濟、社會的基本要求，又具有社會主義屬性的另一種現代化形態。這種現代化是與資本主義現代化處于同時段（同在商品——市場經濟階段）的現代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是一場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制度創新，是依據現代經濟運動中出現的可以使公有產權建立并有效運行的客觀條件，自覺進行的一種歷史性的探索和創造。實現這種結合的關鍵是探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客觀條件和實現形式。這是社會主義改革實踐提出的嶄新問題，而且是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徹底解決的頗具難度的問題。探索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各種新的公有制實現形式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任務，這種市場型公有制，就是既堅持公有制的本質內涵和本質要求，又具有適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新形式的公有制。回顧我國25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就是市場經濟主體的結構演變過程。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全民、集體等公有制企業覆蓋全社會，到90年代中后期國有、集體、外資和民營等多種所有制的企業并存發展，出現了全社會范圍內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增長速度快于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情況，處于主體的地位的國營經濟大量壅塞于競爭領域，而國營經濟自身又因為種種弊病而競爭力差，這使國民經濟在整體上競爭力弱，活力不足，從總體上影響了經濟效能的提高；國企的大量存在耗費了財政大量資金，從而使得其它經濟成分得不到應有的支持，妨礙了大多數人的發展；大規模國有資產的流失，導致非法致富大量產生，加速了兩極的惡性分化。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一部分人依靠自身長期勤勞與冒著巨大風險，得益于新的市場機制成為先富起來的人，而一少部分人則利用轉型期的體制弊端，斂取不義之財。由于人們獲得機會率的不均等，尤其是通過權力市場化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中國貧富差距的主要根源。這種由于機會的不平等造成的貧富懸殊，必須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和實現機會的平等來解決。因此，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必須堅持社會公正這種普世性的價值觀，努力保持機會的平等和起點的公正，防止權貴資本主義的產生，只有切實運用法律和政策的手段，才能防止在所有制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公共財產向少數人流失，避免出現財產初始占有的兩極分化。

（二）共同富裕是立足中國國情的選擇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形成了以《論十大關系》為代表的新思路，其中提出了“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以促進內地工業發展的戰略構想。鄧小平曾高度評價《論十大關系》所蘊含的寶貴思想，認為“對當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指導意義”。鄧小平認為，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是矛盾統一的。不顧東西部地區的客觀差異，人為地推行均衡發展政策，已被實踐證明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辦法，而是走向共同貧窮的辦法，是行不通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理論界在研究區域問題時，逐步轉向梯度發展理論。“七五”正式提出了“梯度發展理論”為核心的相對完整的區域發展戰略。“梯度發展戰略”以“效率優先”為基本指導思想，打破了片面強調“均衡布局”的傳統布局模式，承認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強調遵從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客觀發展規律，強調集中資金和資源實行重點發展，同時在地區間形成產業結構轉換的連續關系，從而使產業空間分布與地區經濟發展相聯系，產業結構與產業布局相結合，經濟發展與產業政策相適應，較好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發展要求。這一戰略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積累能力，比分散投入平衡增長要大得多。目前，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區域差距拉大，地區間矛盾日益尖銳化。效率與公平成為經濟政策的兩大目標，在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制訂中，既要注重效率優先，同時也應兼顧公平。

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為了調動積極性，提高效率，促進經濟發展，必須改革平均主義的分配辦法，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制度并存的制度。我們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經營的企業和誠實勞動的個人先富起來，合理拉開收入的差距，又用防止貧富懸殊，堅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體現社會公平。為此，就需要一部分人通過誠實的勞動和合法的經營先富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允許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可以適當地拉開。只有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這是因為：首先，共同富裕只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而逐步實現。生產發展是擴大分配、人民富裕的前提。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收入，必須建立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我國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窮國，人口多、底子薄，決定了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實現共同富裕，而必須經過一個較長的歷史發展的動態過程。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率先發展先富起來，不僅為共同富裕創造物質基礎，而且通過競爭和示范，能夠大大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增加社會產品總值，提高全體人民的富裕程度。可以說，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是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量的積累，是共同富裕的先導，是共同富裕的局部實現。因此，鄧小平指出：“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其次，我國幅員遼闊，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區域之間自然條件、文化因素、原有基礎及經濟增長速度存在很大差別。看不到或者不承認這些差別，就不利于消滅差別；只有承認差別，允許和鼓勵有條件發展的地區率先發展，率先致富，影響、帶動和支持條件差的地區創造條件、加快發展，才能縮小差別，最終消滅差別。再次，我國現階段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各種經濟成份由于生產關系不同，資本有機構成不同，經營水平和機遇不同，總收入、純收入和分配方式不同，人們的富裕程度自然不會一樣。此外，就每一個勞動者來說，人們的勞動能力不同，所處地域、環境和單位不同，再加上家庭人口不同，平均收入和實際富裕程度也不會一樣。總之，先富帶動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偉大構想，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和社會生產發展的不平衡規律，符合我國國情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改革開放20多年的實踐和成效也充分證明，這一政策是正確的。

（三）實踐共同富裕關鍵在制度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理想，它的核心就是追求社會公正，要求實現共同富裕。由于中國的改革不是一個經濟自發演進所必然能夠導致的過程，而是一種制度的重新安排。這就意味著經濟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而利益的調整又必然會遇到那些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的人的阻礙和反抗。在過去20年中國的收入不平等性(基尼系數)是世界上變化最大的國家之一，解決社會的不平等不僅只是把蛋糕做大，更重要的是建立國家基本制度，從制度上保證中國防止出現貧富兩極分化。

1、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既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應當是共同富裕的社會，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證。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產權公平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產權不僅意味著收入，而且意味著獲取收入的手段或依據。社會主義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要保證起點的公正就必須建立完善處理產權的規章制度。產權制度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關鍵。為了奠定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在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必然要明晰多種形式的產權，現代產權制度是社會化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是社會化、市場化的產權制度，因此，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相當于構建了一個公平有序、創業致富的大平臺，從而有利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只有在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形成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才能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活力的市場經濟。在我國，由于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這就決定了產權制度改革的重點是國有企業，而要改變國有經濟一股獨大的格局，必須借助產權改革，通過一連串的產權制度安排和產權結構設計，讓外資、民資、管理層等各類資本參與到國企管理和發展中來，將國企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業，構造出相互制衡的多元投資主體，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發展格局。把各種所有制經濟的高度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做大做強經濟總量，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堅實的物質基礎。

在農村,要以土地使用權的物權化為核心，深化農村改革。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就是要從法律上明確農民擁有土地的產權，授予農民對所承包土地的轉讓、抵押、入股等處置權，任何一級政府和組織不得侵犯農民的土地權益，不得干預農民依法行使自己的各項權利。加快農地制度創新，確保農民土地使用權的前提下大力培育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并且在市場準入、交易程序、權利義務、合同格式等方面做出明確規定，實現農地使用權的長期化、資本化和市場化，充分發揮農民最后一道生存防線——土地的作用，在因地而活的基礎上，實現因地而富，開辟農民致富新途徑。

2、制定和完善分配制度。由于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因而在分配領域必然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從整個社會看，從企業看，由于絕大多數企業產權結構多元化，同時由于存在勞動力個人所有制以及管理者的收入包含機會—風險收入等因素，因而其分配也必然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從企業職工的個人收入構成看，除了上述因素以外，還由于財產收入、投資于股票等因素，其收入來源也趨于多元化。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是我國現階段生產要素所有權在分配領域的具體體現，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

黨的十六大確立了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這就要求我們在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基礎上,重視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現實，采取措施，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數，中等收入者占多數，“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分配格局。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在企業中適當提高管理、科技、信息等收入所占的比重，以進一步激發這些生產要素在創造社會財富中的活力；在公有制單位中進一步打破“大鍋飯”，適當拉開收入差距，提高關鍵崗位和有突出貢獻人員的收入水平。在個人收入分配中必須合理調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針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所占的比重明顯偏低的情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更多的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成為支撐社會穩定與繁榮的中堅力量；合理調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進一步健全稅制，強化稅收征管；堅決取締、嚴厲打擊各種非法收入；規范分配秩序，對某些壟斷行業的過高收入進行合理調節；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通過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積極擴大就業，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落實最低工資制度，降低低收入群體在人群中的比重。此外，為了降低經濟不安全感和縮小市場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平等，國家必須通過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從國民收入中汲取必要的經濟資源，對初次分配的結果進行再分配。所有公民，不論居住地、職業、性別、教育程度、年齡，都享有平等的經濟和社會權利。只有通過規范收入分配，才能使收入差距趨向合理，防止兩極分化。

3、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是維護社會安定，促進經濟發展，關系到全體社會成員切身利益的一項基本的經濟社會制度，是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基本保證。它通過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工傷有保險，災害有賠償，失業有救濟，殘疾有安置，貧困有支援，是社會穩定的“安全網”，我國的社會保障必須以社會安全和社會穩定為目標，滿足遭遇各種風險和困難的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在安排財政資金中的社會保障支出時，必須認真清理支出項目，嚴格控制支出標準和范圍，統一部署和確定合理的保障水平和方式。遏制諸如一次性支付失業保險金、提前退休等不規范行為，并在適當時機逐步提高退休年齡。調整城鎮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障待遇水平，穩步推進農村社會保障。認真分析東、中、西部地區之間及其內部的財力差異，資金分配重點向財政確有困難的地區傾斜，保證其社會保障的基本支出。同時多方籌措資金，如開征利息稅、消費稅、遺產稅等籌集社會保障資金，從而為形成一個穩定的、可持續發展、可信賴的社會保障體系打下經濟基礎。在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基礎上, 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堅持“低水平、廣覆蓋、多層次”的基本方針，根據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水平這個目標確定一個較低的、絕大多數單位和個人都能承受的繳費標準，盡可能把各類人員都“囊括”進來，在此基礎上，實現社會保險、補充保險（商業保險）、社會救助和個人責任相結合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實行個人、單位、國家三方負擔，職工享受的保障水平，既要能保障職工的基本生活，體現社會公平，又要與個人繳費多少掛鉤，以激勵職工的勞動積極性，提高效率；商業保險則遵循效率原則。

總之，制度建設雖然不是經濟建設，但卻是促進經濟建設并持續發展的基礎條件。由先富到后富是既是一個物質財富逐漸積累的過程，又是一個不斷完善國家種制度建設的過程，更是一個全民共同享有社會財富的過程，我們只有在充分學習吸收和借鑒人類現代化國家經驗的情況下，根據中國國情進行的制度創新、制度建設、制度實施，才能降低國家的管理成本，調節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矛盾，維護經濟活動所必需的社會秩序與交易規則，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分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努力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