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倫理問題的相關思考

公倫理問題的相關思考

今天那些視拆遷戶為螻蟻、視訪民為寇仇的基層官員，政治道德境界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一些基層百姓因走投無路、求訴無門，而不惜自殘軀體的時候，像職業病患者“開胸驗肺”，被“釣魚執法”的斷指明志，拆遷戶自焚，我們共產黨人的良知是否受到震撼？

作為監督部門,藥監局玩“私了”，相關領導竟給給出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為了“妥善化解社會矛盾”。我想請問：你們化解的是哪門子“社會矛盾”呢？難道還有什么比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全更重要的事情嗎？出了問題捂蓋子，甚至不惜赤膊上陣為不法之徒充當馬前卒和保護傘，你們意欲何為？！

中石油大連石化分公司又發生火災了。這種彌漫于社會的憂慮并不難理解。事故縱然難以避免，一次兩次皆在“可以理解”的范疇之內，但若同一個公司三次、四次，接連地發生同一種事故，簡直就是一個奇跡了。又是“泄露起火”，而且，幾乎是復制的四次大火還在不斷縮短發生的間隔期，從半年的“發病期”變成不足兩個月，這除了讓人有種“死神來了”的恐懼感，更讓人擔憂中石油的血脈里，流的是道德的血液，還是利益的黑油？

一個一個公共案件,不盡讓我發文到底我們的公共領域怎么了,我們的公共倫理底線還存在嗎? 伴隨著公共管理學研究的深入，公共倫理問題日益引起了廣泛重視。尤其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了全球的信用危機，可謂市場經濟道德大廈的根基發生動搖。近年來，我國政府對公共服務倫理規范與廉政建設愈來愈重視，尤其是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時期，而公共服務倫理規范與廉政建設等方面還存在著諸多問題，這對建設“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內在要求，無疑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建國60年的今天，我國處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之中，隨著社會主義法制的不斷完善，我國已初步形成了以廉潔從政、利益沖突、收入申報、禮品登記、回避、離職后從業限制等為支柱的公共服務倫理規范體系，并且呈現出公共服務倫理規范法律化的趨勢。但是，公共服務倫理規范體系還不夠健全，有關公共服務倫理的規范尚未上升到立法層面，一些公共服務倫理規范的執行、落實和監督還不到位，并由此而引發的政府機關及其公務員公共服務倫理失范甚至出現貪污腐敗現象等問題。其存在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三：

（一）當前政府公共服務水準滯后有礙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迅速的今天，對政府公共服務水平的要求已經越來越高，但是當前政府公共服務水平相對滯后已經嚴重阻礙了市場經濟發展的步伐。

(二）腐敗滋生既破壞公共服務規則也破壞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異軍突起的當前，因經濟利益的驅使，腐敗滋生和蔓延，出現了所謂的商

業賄賂。

（三）近年來我國公共服務倫理失范及腐敗的問題令人擔憂，還有吃、拿、卡、要等種種不合乎公共服務倫理規范的行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予以正視，因為這是關乎民心向背的大事，關乎國家興衰成敗的大事，關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科學發展的大事。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服務倫理規范與廉政建設存在問題的分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服務倫理規范與廉政建設存在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現用因素分析法歸納如下：

（一）歷史傳統的因素。我國悠久的歷史既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精神財富，但也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的負面影響——傳統腐朽觀念：1．封建特權思想和“官本位”思想，這些思想容易產生“以權謀私、權大于法”的問題。2．我國傳統的鄉土本位思想一向注重人情，在行政過程中往往是情大于法，容易導致徇私枉法而侵害公共利益。3．在傳統的行政價值觀中，升官發財的思想根深蒂固，做官不被看作是實現個人人生價值和偉大抱負的一項事業，而被看作是謀取錢財、謀求好處的一項職業。4．由于腐朽思維的作祟，致使一部分公務人員偏離了正確的行為規范。

（二）價值觀念的因素。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新舊思想交織在一起，尤其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價值觀念處于震蕩時期，這些新情況新變化將會持續而且深刻影響著中國社會，也對國家的公共服務倫理規范和廉政建設帶來挑戰。經濟多元化必然導致文化多元化，舊道德受到沖擊，新道德尚未完全確立，人們的價值觀、道德觀被嚴重扭曲。進而資產階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道德思想的侵入，加之傳統封建宗法道德思想的影響，引起了一些公務人員道德失衡、滑坡，從而出現了倫理缺失和腐敗。

（三）制度失范的因素。孟德斯鳩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亙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缺乏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機制是產生公共服務倫理失范和腐敗的客觀條件。而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不夠完善，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服務倫理失范及腐敗的程度有所加劇。鄧小平曾指出：“我們過去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公共服務倫理規范與廉政建設的對策和建議運用倫理的方法研究公共行政問題，提出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關系的基本原則及道德規范，是世界各國加強廉政建設的共同趨勢,借鑒國內外特別是韓國、美國和加拿大在這方面的有效做法和措施，參照中外公共服務倫理法律法規匯編和相關研究，基于我國的歷史、行政體制、價值取向、社會文化等發展背景以及三門峽乃至全國的公共服務倫理規范與廉政建設的發展現狀，提出在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公共服務倫理規范與廉政建設的對策和建議：

（一）加強公共服務倫理規范教育。在公共服務領域，公共服務目標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共服務主體的道德素質。然而，作為公共服務主體的政府機關及其公務人員又無時無地不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更會受到急劇膨脹的物欲橫流的侵蝕，乃至出現公共服務主體的嚴重“變質”。因此，必須加強對政府機關及其公務人員的公共服務倫理教育。作為公共服務主體的政府機關及其公務人員，一方面要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增強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自覺性，切實做到為民、務實、清廉。另一方面，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力量，政府機關及其公務人員更要樹立公平、公正等公共服務理念，切實做到公道正派，促進社會的和諧。

（二）加速公共服務倫理規范體系建設。建設公共服務倫理規范體系，有利于推進勤政廉政機制的建立，有利于公共服務科學化、高效化的實現，也有利于現代“善治”政府的打造。因此，我們要從講政治的高度，加速推進公共服務倫理規范體系的建設。要對現有的公共服務倫理規范進一步完善，促使政府機關及其公務員對其角色進行合理定位，推進公共服務倫理立法。我們應抓住時機，從整個制度層面、從現代社會發展的趨勢以及從傳統文化的優秀精神中，梳理出現代政府機關及其公務員倫理精神的基本守則，給予所有政府機關及其公務員以相同的公共服務道德判斷、選擇和評價的模式，促使公共服務道德章程與原則成為他們的公共服務行為標準和公共服務道德規范，使我國的公共服務倫理道德規范建設步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

（三）加快公共服務體制改革步伐。公共服務倫理失范及腐敗現象總是和政府職能過多、范圍太寬、權力過大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政府管的多、寬、大，就會使行政官員濫用權力成為可能。因此，必須進一步轉化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加快公共服務體制的構建。要徹底根除“官本位”、“政府本位”等思想，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確立為民服務理念，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力度，實現服務型政府的建構，充分彰顯現代政府的服務至上理念。

“廉隅貞潔者，德之全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污也。”意思是說，廉潔端方是美好的道德，隨波逐流是丑惡的行為。公共服務倫理規范與廉政建設是加強廉政勤政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堅持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加強對政府機關及其公務員行為進行規范與監督的一項重要工作，對于建立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具有十分重要意義。所以，我們必須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公共服務倫理規范體系，把有關的公共服務倫理的規范提升到立法層次，切實加強公共服務倫理規范與廉政建設的執法與落實。

第二篇：醫療公正問題的倫理思考

醫療公正問題的倫理思考

姓名：黃金健

學號：43211124

所屬院系：臨床醫學院

摘要：由于當今社會醫患關系的不平等，醫生角色與病人角色在角色扮演中的等級差異，市場經濟在無形的支配著醫療機構，醫療公正問題日益明顯，其主要表現在：醫療資源在病人內部的分配問題上，醫生與病人溝通的平等問題上。而這些，正是建設和諧社會必須克服的問題，也是實現醫療衛生改革首先應當正視與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醫療資源，病人，醫生，醫療公正。

正文：當代社會由于人口急劇增加，慢性疾病的猖獗，衛生保健知識的普及力度不夠，使得人們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大，在大型三甲醫院當中，走廊過道里擺放病床的現象隨處可見，一個專家門診外排滿長隊的現象也是屢見不鮮，醫院的輸液室內常常是座無虛席，這些現象，無不深切的顯示著當代人們對醫療衛生資源的大量而又具有依賴性的需求，在物質醫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醫療資源該如何分配已經成為一個社會熱點話題，由于我國現存的分配置度的問題，使得貧富差距懸殊，然而，在偉大的生命面前，作為自然人的我們原則上應當是平等的，所以，在供需矛盾，社會地位差異明顯的今天，如何分配并使之相對公平顯得尤為重要與迫切。首先我先對醫療資源做一個概述，醫療衛生資源是指在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社會對醫療衛生部門提供的人力、物力、財力的總稱，包括硬資源及軟資源兩大類。醫療衛生硬資源泛指醫療衛生人力、物力等有形資源；醫療衛生軟資源指醫學科技、醫學教育、衛生信息、衛生政策及衛生法規等無形資源。從廣義上講，醫療衛生資源是人類開展醫療衛生保健活動所使用的社會資源；從狹義上講，它是指社會在提供醫療衛生服務過程中占用或消耗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總稱。醫療衛生資源配置是指醫療衛生資源在醫療衛生行業內的分配和轉移。醫療衛生資源的合理配置對于醫療衛生事業持續、穩定、快速、健康地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隨著社會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人們對健康的認識更深刻，對衛生服務的要求也更高。人類對醫療衛生服務的要求是無限的，醫療衛生資源卻是有限的。如何配置和利用有限的醫療衛生資源，解決其配置過程中公平和效率這兩大基本問題，讓醫療衛生服務達到公平與效率相結合的理想境界是世界各國政府以及衛生服務研究努力追求的目標。在當今社會，醫療衛生資源在市場經濟的支配下很難做到公平，只有通過一定的計劃手段和政府干涉，才能解決相關的分配問題。

案例： 全民健康體檢項目從2010年開始實施，據楊小廣透露，去年成都市共完成體檢822.8萬余人次，其中崇州市體檢覆蓋率已高達82%。與此同時，成都市鼓勵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提供中醫藥適宜技術和服務，在全市創建了125個市級中醫藥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大力推進中醫“治未病”健康工程的實施，據悉，去年成都市基層中醫藥服務量已占總服務量的40%以上。該案例很能說明在政府的干預機制下，有利于解決醫療衛生資源在人群中的分配問題，提高社會和諧度和全民的幸福指數。同時也說明了實現醫療衛生資源的公平分配光靠三甲醫院的內部調控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從基層社區做起，從民眾沒有生病時做起，才能節約醫療衛生資源，解決醫療衛生資源與日益增加的人口之間的矛盾。其次，我們再來說說醫療兩大主體：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系對于實現醫療公正的意義。醫生與病人的關系并非我們市場經濟中的買賣雙方，他們之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所以此中就存在著醫療公正的問題，即：醫生是否能夠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病人是否能夠遵從醫囑安心靜養。技術性醫患關系在醫療過程中以病人的診治利益為準則，對醫療效果起著重要的作用。

醫患關系是指“醫”與“患”之間的關系。“醫”包括醫療機構、醫務人員；“患”包括病人、病人的家屬以及除家屬以外的病人的監護人（有時稱作“患者方面”）。

此外所稱的“醫”主要是指醫療單位及其醫務工作者。不僅包括各級各類醫院、鄉鎮衛生院、療養院和門診部，還包括各種診所、衛生所、醫務所等。醫務工作者也是一個廣義的概述。其中主要是指各級各科醫生，由于醫生的服務態度、醫術水平、負責精神等方面因素引起的醫療糾紛最為常見。其次常涉及醫療糾紛的是護士，她們負責治療的具體操作和護理工作，如果粗心大意、操作失誤、擅離職守也易導致醫療糾紛。此外，醫療單位的管理人員有時也會成為醫療糾紛的“肇事者”，常見的有管理工作未盡職盡責，使醫療環節脫檔而給病人造成損害；或者醫療單位的領導瞎指揮，硬性要求主治醫生使用或不使用某種藥物及診療措施，導致不應有的危害后果。

此外所稱的“患”是指接受診療的病人。如果診療及護理過程沒有導致病人死亡，就必須由病人本人提請醫療糾紛的處理。當然，按照法律的規定，病人可以委托家人、親友、律師等人充當代理人，以病人的名義，具體實施解決醫療糾紛的工作。如果在診療護理過程病人死亡，那么他的利害關系人就可以取代患者而成為醫療糾紛的主體。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等都可以成為利害關系人。

醫患關系的實質是“利益共同體”。因為“醫”和“患”不僅有著“戰勝病魔、早日康復”的共同目標，而且戰勝病魔既要靠醫生精湛的醫術，又要靠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和積極配合。對抗疾病是醫患雙方的共同責任，只有醫患雙方共同配合，積極治療，才能求得比較好的治療效果。醫患雙方在抵御和治療疾病的過程中都處于關鍵位置，患者康復的愿望要通過醫方去實現，醫方也在診療疾病的過程中加深對醫學科學的理解和認識，提升診療技能。在疾病面前，醫患雙方是同盟軍和統一戰線，醫患雙方要相互鼓勵，共同戰勝疾病。

維護醫患這對利益共同體的良好關系，需要醫患雙方的共同努力。一則有趣的民間傳說可作為注腳。唐朝藥王孫思邈外出采藥，遇一只母虎張口攔路，隨從以為虎欲噬人而逃，孫思邈卻看出虎有難言之疾。原來這母虎被一長骨卡住了喉嚨，是來攔路求醫。孫思邈為其將異物取出，虎欣然離去。數日后孫思邈在返程中途經此地，那虎偕虎崽恭候路旁向他致意。這個故事起碼說明了兩個道理：第一，即使是吃人的猛虎患病，醫生也應本著仁義之心為它治療，何況生了病的人呢；第二，即使是吃人的猛虎對于為它解除病痛的醫生也懷有感恩之心，有禮貌地回應。從某種意義上說，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正是醫患關系的最基本特點。

案例：3月23日16時30分許，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住院處風濕免疫科病房發生一起傷害醫務人員案件，造成1死3傷。該起惡性事件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熱議，普遍認為是長期以來醫患矛盾的惡性爆發。日前，衛生部部長陳竺表示“殺醫是犯罪行為，不是醫患關系問題”，他相信醫患關系基本面是好的。嚴打殘害醫務人員罪行。

3月26日，衛生部部長陳竺要求衛生部辦公廳向黑龍江省衛生廳了解情況，要求嚴懲兇手、嚴厲打擊殘害醫務人員的罪行，并請黑龍江省衛生廳代向被害和受傷醫務人員家屬表示沉痛哀悼和慰問。

緊接著，3月27日，衛生部在官網發出通知，要求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和衛生行政部門履行好內部治安保衛職責，確保醫務人員人身安全得到保護。

就此事而言，醫療公正問題已經上升到了一個比較突出的地位：醫療人員的人生安全得不到保證，又如何能夠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醫療衛生事業而服務于人民，同時，醫患雙方將陷入復雜的關系當中，影響醫生的判斷能力和決斷的果斷性，醫療公正從源頭上發生了病變，長此以往，醫療公正恐怕正的要是一句口號，所以我覺得實現醫療公正首先要保證醫生的權威性，醫療公正不等于沒有醫療事故，也不等于醫生能包治百病，所以合理的審度醫患關系將有利于實現醫療公正，有利于醫生將病人的利益最大化。

最后，我想對醫療公正問題做一個綜述，醫療公正問題是以患者本身為出發點，涉及到患者，醫院，醫生，社會，民生，政府等諸多關系的一個問題，實現醫療公正，我認為應當從實際出發，即：從參與醫療最密切的醫患雙方做起，從實現資源分配的政府做起，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證醫療的公正性。

參考文獻：

【1】:《我國醫療衛生資源配置研究 》韓莉。

【2】：《成都日報》

【3】：《百度百科》

【4】：《濟南時報》

第三篇：“安樂死”倫理問題淺析

摘 要 中國對于安樂死的討論已經有超過20年的時間，安樂死也越來越被我們的社會所接受。本文從安樂死的概念角度入手，討論探析當今發達社會對于“安樂死”的理解和各個國家對于安樂死的法案整理與不同層度的推進，正確認識安樂死這種優化的死亡方式。

關鍵詞 安樂死 合法化 定義與概念 倫理道德

作者簡介：謝萌，成都理工大學文法學院。

中圖分類號：d92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13）05-288-02

社會發展越來越快的今天，我們面臨的生存問題也越來越凸顯其弊端。這些懊惱難題的出現在伴隨高科技的進步變得可以讓人們輕松應對，這是時代賦予我們對生命無限追求的獎賞，也是社會不斷前行的必經之路。但上帝很公平，再為你新開一扇窗的同時問題也接踵而至。

一、“安樂死”的基本形式與不同意義

（一）基本形式

“安樂死”一詞來源于希臘語，意思是善的死亡，這一出現于17世紀有著濃重感情色彩的詞匯，自打出現就備受爭議。不管是不是自己死亡或者他人死亡，也不管這種死亡是不是秉著病患自愿的原則。怎么樣區分“安樂死”與“被安死”已成為一種慣例，被動安樂死是通過不予以患者治療或者撤出其醫療設備而允許的死亡，而主動安樂死是有意引致死亡的行動的結果。所以常常使初視者誤讀其意，從而妄下結論。在學術中“安樂死”更是有很多意思，根據意義的不同分化出不同類型，這些所謂的區分顯然不是那么清晰明。

（二）不同意義

對“安樂死”的理解因人而異，有相對廣義的理解，也有人相對狹義的看待。人們認同它是因為認為“安樂死”屬于一種個人權利，個體對自身的存活或者死亡有直接選擇權利。雖然“安樂死”就目前的狀況來看，依舊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但我們已經在寵物身上看到“安樂死”的情況了。

二戰時期德國納粹元首希特勒曾籌劃一個關于“安樂死”計劃，意在用模糊的“安樂死”方式來殺害他認為沒有用的人。一位收到過500份腦組織的神經病理學家描述：“在當時的德國，有關于這種慘絕人寰的屠殺包括其中的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癲癇癡呆以及身體器官出現異常或者失調的病患??實際上，那些所沒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概被認為是沒有用的人被處以“安樂死”的方式殺害。”被謀害的人真正死亡原因在于他們是對于社會毫無價值可言的人，只有他們的死亡方式才可能被想到是相對“舒適”。快速的結束一個人的生命的方式只是過于簡明扼要的表達了安樂死的定義，而完全忽視了在受此安樂的人的那些微妙的東西。這種對于安樂死的定義不得不說是一種違背了安樂對象的意愿，簡單粗暴的認為安樂死是無痛的死亡方式。

另一個側面則認為，如果我們實施安樂死的意圖在于將一個正在受到病痛無休止折磨的病患的子網中獲取經濟利益，那么我們也算是在實施安樂死。可是事實上，如果我們的動機完全是出于我們個人利益的追求，那么安樂死真的還是安樂死？我想那樣的安樂死完全等同于一場毫無爭議的謀殺。

有關于安樂死的不同理解和認知我們不得不在對安樂死的描述和定義上絞盡腦汁的想象，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考慮，這些定義仍無法滿足所需要的必要因素和實施條件，所以也不能算是對安樂死的準確定義。這些不同的理解都是如今社會對于安樂死的認識的一個階段性符號，它們也都承載了不同時代對于安樂死定義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以及接納程度的趨勢。

二、安樂死在世界范圍的合法化問題

目前為止，安樂死在世界范圍內一直都是被眾多國家視為不合法的一種醫療技術。因為它與我們目前所建立起的傳統道德觀念、醫德價值、人道主義原則相違背。安樂死的合法化面對極大挑戰。但還是有不少國家在面對安樂死的的出現后才用相對積極的態度去接納它。荷蘭作為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與其后的比利時、西班等國以及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在通過了此法案后都制定了嚴苛的執行準則。安樂死雖在荷蘭已經合法化，但安樂死依舊屬犯罪。荷蘭安樂死實施決意看來，不僅能發現在面對傳統道德觀念的約束下，人們面對對他人實施安樂死時，依舊心有余悸。真正明確安樂死，并且由案例法通行“安樂死”的國家卻是日本。日本1976年首次舉辦“安樂死國際會議”，會中提到：應當尊重人“生的意義”和“莊嚴的死”，從而使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有條件地承認安樂死的國家，但目前仍有較多問題亟待解決。

日本通過的安樂死必須具備以下要求：

（1）根據現代醫學知識和技術判斷，病人已患不治之癥且死亡已迫近。

（2）病人痛苦劇烈，且令人慘不忍睹。

（3）實行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減輕病人死亡前的痛苦。

（4）如果病人神智清醒，并能表達自己的意志，則需要本人的真誠委托或同意。

（5）原則上由醫生執行，如果不能，必須有足夠說服人的理由。

（6）實行的方法在倫理上是被認為是正當的。

在日本刑法規定，具備上述全部要求而奪去人生命的行為屬于“正當行為”。為了消除病人肉體上的痛苦不得已而侵害生命的行為，可被認為相對于日本刑法規定的“緊急避難行為”。其依據是作為正當行為的違法性阻卻和緊急避難的違法性阻卻，即是通常構成違法的行為，由于特殊理由可不認作為違法。

安樂死合法化維護者認為，患者有自由來結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說他們如果有這樣的意愿是可以讓醫生對他們的選擇予以實現。作為一個人，我們連自己掌控自由選擇自殺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都喪失了，那我們真正擁有的權利有是什么呢？如果社會大眾同意患者自由的選擇用“安樂死”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如果在行使這個權利時這種選擇有另外一個人來執行，會有怎樣的有關于道德的缺陷呢？再如果一個人有權死亡，并且在權衡了繼續活著的利與飽受痛苦之后已經達到了這樣做的決定，那么請求另外一個人來幫助執行這種合法的選擇有何不可？這樣另外一個人又有什么不對？ 對于支持者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結論既是出于一種慈悲之心，可它并不以同樣的形式在自殺的場合出現。

三、中國文化中對于死亡的理解與闡述

談到關于中國人怎么理解“安樂死”時，回望過往悠悠五千年燦爛文明的文化根基和傳統道德模式、思考行為方式準則的華夏文明。歷史中我們知道秦始皇不辭辛勞想要得到仙丹以求自己能長生不老，我們推崇尊崇的是儒釋道三教合一。這種文化底蘊塑造出我們對于生死觀的理解是人們懼怕死亡和一種希望獲得長生不老的心理。

中國古代圣賢孔子對于生死問題的看法是：“未知生，焉知死”。他認為我們活著，首先你得先明白自己活著的意義和活著該去做些什么，對于死亡這么一個極其抽象的問題不應該過多假設和猜想。實際上，孔子退而求其次避開了闡述關于生死和本體的意義這么一個問題。他更多的給出一個讓我們能參悟出的理解發醒怎么積極地去活著，那也就是他所體悟的活在當下，活在今生。這是中國儒家對于生死的一種闡述和態度。

道家相對于儒家的生死觀而言對于死亡更深刻，呈現出一種坦然的態度。道家的老子取表象之外為其立足點以一種獨特的視角來解釋他所宣崇的對于生死的態度。“安樂死”無非也是人類在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的一種自我選擇的問題，其受到爭議的是在選擇這種死亡方式后所要面對的可能無法得到真實準確個人意愿的一個道德問題。相對前面兩種派別佛家對于“安樂死”的態度就相對激進很多。佛家認為人活著就是一種修行，在修行中無論遇到怎樣的苦難痛苦，即使是備受折磨的活著也是修行中一部分。面對“安樂死”這一種“優化”形式的死亡方式也是不予贊同的，佛家認為任何形式的殺生都是不善業。人活著的修行是一種輪回，痛苦的源頭源自他過去所應承受業力，故必須自己承擔。

四、當代國人對于“安樂死”的認知

面對迅猛發展的高科技全球化一體的世界格局，國人對死亡的觀念也在不斷的發展演變，安樂死作為一種現代的死亡方式也同樣隨著時代的大潮流不斷演化。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在逐漸對安樂死的認知發生了很多的改變。就中國國情來看，“安樂死”使得瀕臨死亡的病人得以解脫，減輕病人家庭經濟與精神的雙重負擔，節省社會醫療衛生資源。它同樣也是對病人的一種體貼和尊重。是他對自己生命的一種選擇。

也有人認為安樂死是一種否定醫學的消極態度，醫學的存在就是救死扶傷，無力醫治就不去醫治，不利于醫學的發展。相對我們目前也沒有辦法明確的界定什么是不治之癥這一抽象定義。也許這一秒還是不治絕癥下一秒就攻克難關。

五、結論

面對死亡的時候我們總會有這樣那樣的牽掛與牽絆，這些是我們作為人所必然要面對的關于生死的問題。于安樂死我們不能過早言論孰是孰非。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社會中的一部分，自然無法避開社會性，它不能跨越一個時代而孤立的討論，它必然與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密切在一起。當今的中國在躊躇滿志的朝著前方光明的充滿希望地方發展。

學者們也開始不斷反思關于生命與哲學直接關系，以及安樂死是否對于我們社會與人起到積極作用。而法律上盡管還在研究，在其研究過程中也不免會遇到這樣那樣的種種置疑和誹謗，但隨著文明的進程，安樂死終將會被法律所承認。生命對于每一個擁有生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珍貴，了解生命，體悟生命，感知生命，掌控生命。

第四篇：汽車產業倫理問題

豐田召回事件中的汽車企業倫理問題 童立頂 20075649 思政08-1班

豐田召回事件在去年可謂鬧的沸沸揚揚。豐田作為一家全球著名企業，卻因為產品缺陷，售后危機處理失當及緩慢而深陷大規模“召回門”事件中。豐田一方面觸及了企業道德“底線”；另一方面為了守住“底線”和信譽，付出了慘重代價。

企業倫理是關于企業行為規范，處理與利益相關者的規范，經營活動善惡，應該與不應該的規范，通過輿論，習俗規范起作用的學科。豐田召回涉及諸多企業倫理方面考量的內容。

豐田降低成本，追逐利益的行為與消費者利益的問題

豐田在美國召回的基本情況的原因是，豐田為了降低成本，嚴重忽略了品質。車輛由于油門踏板的踏板臂和摩擦桿的滑動面經過長時間使用，在低溫條件下使用暖風（A/C除外）時，在滑動面發生結露，使摩擦增大，使用油門踏板時有阻滯，可能影響車輛加減速。極端情況下，油門踏板松開時會發生卡滯，車輛不能及時減速，影響行車安全。

我們不能否認豐田作為企業，其有追求利益的本性，但一個成功和良好信譽的企業不僅僅專注于利潤，更多的是履行維護消費者利益與安全的社會責任，踐行企業道德價值觀。豐田為了奪取全球15%的汽車份額，被利益沖混了頭腦，忽視了品質和企業生存的血液——道德。正如后來豐田總裁豐田章男總結的：“比起數量，我們確實忽視了品質”。

豐田公司的“惡”——美國聽證會上，消費者生死離別的陳述

2010年2月23日，在美國華盛頓的聽證會上，羅恩德-史密斯陳述：“當剎車制動完全失靈，車子突然加速時，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還有很多朋友，親人，我和他們正處于生死離別的時刻。正當我絕望時，車子慢了下來，至今我認為時神明恩賜我活了下來”。羅恩德是幸運的，但不幸的是過去10年間，共有19人死于豐田有缺陷的汽車，這絕不是偶然，而真相至今才初露端倪。

產品設計有缺陷是諸多悲劇的原因。豐田公司多年來使用有缺陷的產品，導致消費者死亡事件和痛苦經歷，對此，豐田沒有主動去調查研究和召回，反而一再推脫和搪遮。不僅僅是社會責任的缺失，更是道德上的“惡”。豐田公司有缺陷的產品就包括油門踏板和電子控制系統等等。

豐田不坦誠的事后處理——輿論呼吁企業倫理的重塑

豐田不坦誠的事后處理包括以下幾個事件： a． 被動召回與承認錯誤

Rav4是豐田一款車型，在這個事件上，豐田確實不厚道，與擁有良好信譽，完善售后服務和危機公關中坦誠態度的企業相差甚遠。Rav4一年前就出現了問題，但豐田矢口否認，抵賴說是用戶操作不當。后來在美國出了車禍，證據齊全，加上美國道路協會催促，豐田被動召回并承認了錯誤。企業在出現危機時應該主動調查，如有錯誤，應該坦誠一些。豐田的做法不能不讓說讓人失望，令其形象大打折扣。

b.在美國的聽證會上，當羅恩德講述她的生死時速時。出席聽證會的豐田總裁和其他主管的態度只能用不坦誠來形容。證人與高管交涉后，豐田回應中態度強硬，否認相關產品缺陷，并且暗示這一切是車主自己造成的。在強大輿論壓力下，豐田全球召回850萬輛車，豐田章男表示，將啟動“50年來，豐田最大的危機公關”。

C．區別對待中國與其他市場。在產品標準和賠償標準上，豐田區別對待中國市場和美國市場。在危機處理中，豐田甚至拿出中國國情下豐田處理危機的“中國版”方式，就像銳志漏油事件中處理的一樣。

豐田召回不僅是企業危機的典型事例，更彰顯一些企業在倫理問題上的“危機”。

第五篇：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倫理問題

人類基因組計劃帶來的倫理問題

摘 要:人類基因組計劃是從整體水平研究基因的存在、基因的結構與功能、基因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揭開生命的奧秘的同時，人類基因組計劃正面臨著隱私權被侵犯、基因歧視、遺傳檢測、基因資源的商業化問題等一系列倫理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堅持以下倫理原則：尊重自主性原則、不傷害原則、有利原則以及公正原則。

關鍵詞：人類基因組計劃 倫理問題 倫理原則

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 HGP)是由美國科學家于1985年率先提出，于1990年正式啟動的。目的是：① 鑒定出人類的所有基因；② 確定構成人類基因組的約30億個堿基對的序列；③ 將上述信息儲存于專門的數據庫中，并開發出相應的分析工具；④ 研究由此而產生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并提出相應對策。美國、英國、法蘭西共和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日本和我國科學家共同參與了這一預算達30億美元的人類基因組計劃。按照這個計劃的設想，在2005年，要把人體內約10萬個基因的密碼全部解開，同時繪制出人類基因的譜圖。換句話說，就是要揭開組成人體4萬個基因的30億個堿基對的秘密。人類基因組計劃與曼哈頓原子彈計劃和阿波羅計劃并稱為三大科學計劃。1998年5月一批科學家在美國羅克威爾組建塞萊拉遺傳公司，目標是投入3億美元，到2001年繪制出完整的人體基因組圖譜。1999年9月中國獲準加入人類基因組計劃，負責測定人類基因組全部序列的1%，也就是3號染色體上的3000萬個堿基對。中國是繼美、英、日、德、法之后第6個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參與國，也是參與這一計劃的惟一發展中國家。2000年6月26日，人類基因組的科學家宣布人類基因草圖繪制完畢。在“2002國際人類基因大會”上，國際人類基因組組織新任主席佳之認為，明年春天“生命天書”的破譯將完成。

人類基因組計劃對人類基因疾病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人類疾病相關的基因是人類基因組中結構和功能完整性至關重要的信息。對于單基因病，采用“定位克隆”和“定位候選克隆”的全新思路，導致了亨廷頓舞蹈病、遺傳性結腸癌和乳腺癌等一大批單基因遺傳病致病基因的發現，為這些疾病的基因診斷和基因治療奠定了基礎。對于心血管疾病、腫瘤、糖尿病、神經精神類疾病（老年性癡呆、精神分裂癥）、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基因疾病是目前疾病基因研究的重點。健康相關研究是HGP的重要組成部分，1997年相繼提出：“腫瘤基因組解剖計劃”“環境基因組學計劃”。人類基因組計劃在醫學上的貢獻也越發重大。基因診斷、基因治療和基于基因組知識的治療、基于基因組信息的疾病預防、疾病易感基因的識別、風險人群生活方式、環境因子的干預等等這些，都是醫學水平上基因組計劃的研究成果體現。然而，事物都具有兩面性。而基因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爭議。人類基因組計劃開展初期，政治家、媒體甚至廣大民眾對它的看法不約而同都帶有反對色彩。暫且不去討論對于政治家而言有類基因組計劃到底代表了什么，但對于媒體與民眾而言，我們更關注的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倫理性與道德性，而它一開始也成為了道德、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討論的焦點。

一、遺傳信息的隱私權問題

人身自由和隱私權都是人的權利和尊嚴的內容。那么來源于一個人的體細胞或配子細胞的遺傳信息是否享有同樣的權利和尊嚴呢？在倫理學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人

類基因組研究既然可以清楚地了解人體的一切，那么對于每個個體來說，便也無秘密可言。自己的身體沒有屬于自己的秘密，這難道不是件可怕的事情嗎？它遭遇著來自社會、倫理和法律的種種挑戰。人類基因組計劃一開始就包含著一個子計劃，稱為HGP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含義，目標是預測和考慮人類基因組計劃對個人和社會的含義；考查將人類基因組繪圖和排序的后果。1990年國際人類基因組研究所建立了ELSI研究計劃。在1990～1996年間，ELSI研究計劃資助了128個研究和教育項目，共3259萬美元。研究集中在4個領域：（1）利用和解釋遺傳信息時如何保護隱私和達到公正；（2）新基因技術應用到臨床時，如何處理知情同意等問題；（3）對于參與基因研究的人類受試者，如何做到知情同意，保護個人隱私；（4）公眾和專業人員的教育。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管理者認為，ELSI研究計劃對HGP的成功與否至關重要。在談到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倫理問題時，“隱私權”是使用得較多的一個詞。雖然有HGP作為參考，但是法律上并沒有明文規定，于是很多情況下一些問題也便產生：你同意你的基因樣本被獲取研究，那誰該知道這些結果呢？你有權知道或不想知道，甚至放棄知道的權利。但別人呢？你的親屬、朋友、戀人、學校、工作單位和保險公司等，他們誰能夠知道？也許你的親屬應該知道，因為他可能和你具有同樣的致病基因，有較高的風險。

二、基因組圖譜和信息的使用與人的社會權利

人類基因組研究將提供更多現在尚不知道的疾病基因，同時也將提供更多的基因探針，對很多疾病進行基因診斷（包括產前和胚胎早期的診斷），特別是對遺傳性疾病。由此不僅會引發出上述科學活動與隱私權的矛盾，也會引發出與人們的社會權利的矛盾，用于遺傳病治療與研究的基因圖譜若用人單位知道了，如果你存在缺陷基因，在求職時是否可以以基因缺陷作為理由拒絕你？若保險公司知道了，他因為你若干年后可能發生的疾病而拒絕你投保是否違法？歷史上疾病是極易引起歧視和不公正對待的，像早年的麻風病，現在的艾滋病，即使是精神病人，至今仍然容易被歧視。

三、基因組信息的醫學解釋與心理壓力及名譽損害

醫學界一些人士預測，在今后的30年內，幾乎每種疾病的治療都可以選用基因療法或以之作為替代。基因治療如果成功，醫學將實現人類夢寐以求的治病之本而非治標的愿望。到那時，倫理問題可能會接踵而至。一些病人就可能會因攜帶某種基因或其變異體但并不患病而使其一生都在無形的精神壓力下度過。有的時候，政府機構或社會團體出于人道主義考慮，可能對那些攜帶可能致病的基因的人們和家族采取預防保護措施（包括定期檢查），這樣做反而使被監護的人們或家族感到自卑，蒙受巨大的社會壓力、輿論壓力和心理壓力。

四、基因資源的專利與爭奪 作為 21世紀的支柱產業之一，生物產業的發展有賴于基因資源。因而，基因資源勢必成為未來各國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世界各國圍繞基因資源的爭奪將會異常激烈。人類的生存、繁衍與發展需要各種各樣的自然資源。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開展，也意味著基因爭奪戰的開始。在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以下簡稱“國際計劃”）啟動八年后的1998年，美國科學家克萊格·凡特創辦了一家名為塞雷拉基因組（Celera Genomics）的小私立公司，開展自己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塞雷拉基因組一開始宣稱只尋求對200至300個基因的專利權保護，但隨后又修改為尋求對“完全鑒定的重要結構”的總共100至300個靶基因進行知識產權保護。1999年，塞雷拉申請對6500個完整的或部分的人類基因進行初步專利保護；批評者認為這一舉動將阻礙遺傳學研究。此外，塞雷拉建立之初，同意與國際計劃分享數據，但這一協定很快就因為塞雷拉拒絕將自己的測序數據存入可以自由訪問的公共數據庫而破裂。雖然塞雷

拉承諾根據1996年百慕達協定每季度發表他們的最新進展（國際計劃則為每天），但不同于國際計劃的是，他們不允許他人自由發布或無償使用他們的數據。

人類基因組計劃使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達到分子水平，疑難疾病的預防、診斷和治愈不再只是夢想,使得人類可以通過閱讀關于自身的“使用說明書”真正成為自身的主宰，同時造就了生物產業發展的良好契機,這些都令人歡欣鼓舞。與此同時，人們也在擔心基因技術的掌握者們會用他們手中的技術來做些什么和怎么做，擔心他們有一天會不知道自己是誰,擔心會出現基因歧視，基因專利等種種問題。當我們在進行基因組計劃的實施的時候，需秉著尊重自主性原則、不傷害原則、有利原則以及公正原則，才能切實做到關注民生，而不是科學與生產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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