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

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

【內容提要】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以民為本、仁者愛人、為政以德等思想對當今“以德治國”有著重大的意義；其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以義制利等思想契合當今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可持續與和諧發展。

【關鍵詞】儒家思想 現實意義 以德治國 可持續發展

儒家思想自孔子創立以來，經過歷代學者的發揚和統治者的改造，逐漸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對當今社會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儒家思想與當今的“以德治國”

中國自遠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傳統。孔子繼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開儒家德治主義之先河。強調道德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視為治國安邦、協調人際關系、提高個人道德素養和境界的根基和出發點。后經孟子、荀子的系統發揮，《大學》、《中庸》的理論升華，形成了一套嚴密完整系統的治國方略，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后世儒家，無論是董仲舒的宇宙論，還是宋明理學的本體論，都只是在理論層面上論證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

在當今社會，古代德治主義思想雖不能直接作為治國之道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內核仍具有顯著的價值意義，并為當今實施以德治國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資源。

（一）以民為本

“以民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礎。所謂“民本”就是認識到人民、民眾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統治者背離了民心，得不到民眾的擁護，國家政權就不能鞏固，甚至會被人民群眾用武力推翻的。孟子的“仁政”理論就是以民本為基礎的，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孟子看來，人民是寶貴的，不能忽視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語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為核心價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現出它極大的進步性和人民性。雖然民本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它有著很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首當確立起人民當家做主的神圣觀念，并以之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具本質意義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權力而非權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則須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之心處理一切黨務和政務，將使人民當家做主作為其執政的實質，積極組織和領導人民行使權力，使人民群眾逐漸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實現權力體制的民主化。

同時，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獲得人心即贏得民眾由衷地支持和擁護，就必須時刻把民眾的冷暖安危放在心頭，一切

為了民眾，一切依靠民眾，一切服務于民眾。而這些都絕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話、套話，不能只是將之作為標語口號，而應該并且必須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以行動實踐和實實在在的成效表明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領導干部確實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如此方是以誠信為本而行親民之道。

(二)仁者愛人

“仁者愛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說：“仁者人也，仁者愛人。”（顏淵）明確仁的本質是愛人。人不僅要愛父母，愛子女，還要愛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的仁愛精神，對處于社會弱勢地位或困難境地者，如鰥寡孤獨廢疾等人群尤為關注。這種優良傳統在當今最值得大力弘揚。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尤其要關心那些生產和生活遇到困難的群眾，深入到貧困地區、困難企業中去，深入到下崗職工、農村貧困人口、城市貧困居民等團難群眾中去，千方百計地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要通過扎實有效的工作，實實在在地為群眾謀利益，帶領群眾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胡錦濤：《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努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三)為政以德

儒家認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從“德治”的方式說，儒家強調為政者應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張君主應以個人的偉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殺、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這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

我們今天把“以德治國”作為社會立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基本治國方略之一，這就要求應把德治作為社會主義政冶文明建設的主要方面。當然，現在所說的德治最關建的首先應該并且必須是弘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精華，這二者其實并無矛盾之處。如儒家強調“天下為公”、“為政以德”，以此優良傳統資源來思考現實，就要求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必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求領導干部們必須正確樹立權力觀，真正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好人民公仆作為最根本的宗旨。這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2003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所說：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堅定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強道德品質修養，牢記‘兩個務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寓改造主觀世界于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用改造主觀世界的成效來推進客觀世界的改造。”

二、儒家思想與可持續發展

人類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長征程中越來越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要發展經濟、可持續地發展經濟。如此大的變化勢必對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習慣和價值觀念產生深刻的影響，也使人們感到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價值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續發展原則

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使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相應提高。與此同時，它也進一步強化了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欲望。這種欲望的過度膨脹導致20世紀出現了全球生態危機，如土地沙化、環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銳減、某些物種滅絕等等，這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了解決全球的生態危機，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了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取向，就是強調兩者的平衡與和諧。其實類似的觀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經得到了表達。

儒家認為，整個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組成的，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諧，任何一方的破壞都會破壞宇宙的生命，破壞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這一方面的理論資源包含著獨特的生態倫理觀，即人類的進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爭取自然界為人類造福，更應該熱愛自然、關心自然、保護自然，以自然為同類、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宋儒朱熹注：“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這里所說樽節愛養，即關心自然和保護自然，順應萬物生長規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與自然協調，以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道理。儒家沒有把征服自然視為己任，而是將人與自然萬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連的一體；不是把自然萬物看作人類的資源庫，而是將人類的仁愛情感傾注于天地萬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與現代的可持續發展原則相契合，因而其價值越來越得到當代思想家的重視。

(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可持續發展的多樣性

不同民族和國家對經濟可持續發展都有自己的詮釋，這是因不同的歷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經濟似乎越來越沒有國界，伴隨而來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沖突。各國應該正確認識這種差異，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時，注意經濟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中存異，異中求同，謀求發展。

儒家在歷史上多次遇到過如何對待異質文化的問題，其總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張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歷史上，中國文化并非華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獨行，而是華夏文化與周邊少數民族文化“多元一體”，儒、釋、道“三教并存”。儒家從觀察社會現實出發，認為人們在現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層次和多側面的，并非一種文化所能滿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格局是儒學為主，而又多元互補，即使儒學內部也有各種派別的爭論。儒家思想具有這樣的文化多元并存的開放性和寬容性，是以“和而不同”為理論依據的。

儒家文化講“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異，崇尚和諧，反對搞單一的同質化，也反對不同事物的沖突、對抗。將這樣一種思想用于當今人類文化的發展，就是要承認差異和尊重多元，既認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寬容的精神對待其他

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對話”替代“文明的沖突”，在對話中產生共識和理解歧異，逐漸走向人類文明多元一體的和諧。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進人類文化的繁榮、發展，這就是“和實生物”。如果搞某一種文化的霸權主義，或是不同文化間的沖突、對抗，那就是“同則不濟”了。我們認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認“不同”，在“不同”的基礎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僅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反而會使事物衰敗。借鑒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將其作為處理經濟全球化時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間關系的一條原則，將有助于消除所謂的“文明的沖突”。

(三)儒家“以義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與人、人與群體間的矛盾

不可否認，在追求經濟發展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造成了人類相互之間情感的冷漠。因為在巨大的物質財富面前，人們常常會激發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這些物質財富的貪欲。于是，我們越來越感受到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而損害他人和群體的利益，日益成為與他人、與群體毫無情感的冷漠的人。這就需要在價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質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體乃至人類的利益。在這方面儒家以義制利思想無疑是有益的。因為儒家認為當自我與他人、群體在利益上有矛盾時，只有以義即道德來制衡，才能化解矛盾。儒家的“以義制利”是調整義利關系的價值標準和協調人類社會價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則。重“義”與重“利”是擺在人類面前的兩種行為方式、兩種價值取向。

儒家義利觀的核心是：以義為上，見利思義，以義制利。這有可能成為新的世紀里構建共同價值觀、公共道德準則的基礎。因為儒家所講的義往往是與集體之利、他人之利相聯系的，而利往往是指個人私利。與此相應，儒家主張“君子成人之美”（《論語·顏淵》）,在社會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這對于消除損人利己，形成團結互助的社會風氣也是有益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高度發達，隨著社會分工專業化程度日趨提高，市場競爭愈演愈烈，人們日益為追求經濟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為人，更重要的恐怕還在于其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體現人的特點。如果把物質利益作為追求的唯一目標，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動物的水平。因此，應當視不義的物質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獻社會和服務他人的道德境界。

人作為社會的人，不同于動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會規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養和內在精神，又要完善社會倫理和社會秩序。在現代社會，每個人只有關心他人，承當起自己應有的社會責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濟，從而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

當然，我們現在對儒家思想乃至對孔子的重現，并不意味著要將孔子放回原來的圣壇上。而要“以科學的態度、運用科學的方法，努力加強對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儒學研究與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緊密結合起來，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服務現實。”

第二篇：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當代社會的突出價值自強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奮斗的一生，年輕時，他好學上進，不斷進德修業。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為實現自己的主張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實現仁政德治。

孔子有自己的獨立人格，他對社會歷史與現實有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可他依然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奮斗。

他希望教化社會人心，講究仁愛，遵守秩序，并為之四處奔走，到處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為之”。

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潔的天地，這就是要實現天下為公、講信修睦、謀逆不興、盜賊不作的大同社會。

孔子晚年喜愛《周易》，《易傳》中多次提及的“剛健”、“有為”，《象辭》所說的“自強不息”，其實正是孔子生命主題的寫照。與時俱進

孔子執著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絕不是愚頑不化的人。

人們誤解《禮運》篇，以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會是所謂“原始共產主義時代”，其實，認真對讀《孔子家語》與《禮記》的該篇，就會發現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時期。孔子思想的顯著特征是主張“時變”，主張在變化的時勢中找到最合適的切入點，《大學》引述古訓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傳》則有：“生生之謂易”以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發展觀念。《論語》、《中庸》、《易傳》中都記有孔子的相關論述，而《周易》中所說的“與時偕行”，最為準確地表述了孔子的這一思想。天人和諧

孔子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突出表現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貫思想上。在《易傳》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組成的三大要素。《賁彖傳》日：“剛柔交錯，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與自然并列，就應和諧相處，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相互協調觀念。

孔子認識到客觀規律不可抗拒，他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豐富的天人和諧等生態意識，認為人應當自覺認識與遵守自然規律。《論語述而》說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子家語五帝德》記孔子說：“治民以順天地之紀”、“仁厚及于鳥獸昆蟲”、“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春夏秋冬育護天下”之類，都包含有注重生態平衡，遵從自然規律的意義。

二、孔子儒家思想對當代社會發展的指導意義教育

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曾預言，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科技發展將會突飛猛進，這取決于四個有利因素：經濟實力的強大、決策者的決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傳統。在傳統方面，楊振寧極為看重由孔子開創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遠影響。

眾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視教育，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學相長、學思結合、重視實踐、學仕結合??其中的一些觀點看來更顯卓越。

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張，幾乎就是我國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質，以實現“科教興國”政策的古代版本。再如，在興起于西方的現代教育中，技術教育、職業教育是最重要的內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則普遍被忽視，其結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備、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補其偏。經濟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動機的驅動下．西方傳統的管理思想強調高效率、標準化。

在這種體制下，人只被視為整個生產流程中的一個環節、一道工序，或只是龐大而復雜的制造金錢的機器上的一個零件，他的生活和權利得不到企業管理者真誠全面的關心。與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則是“以人為本”，實實在在地愛人、關心人，而不僅僅是利用人、控制人。

這就使得生產者在企業中有一種“家”的歸屬感，企業的對內凝聚力、對外競爭力也由于生產者對“家”的忠誠奉獻得以增強。

用一位日本企業巨子的話說，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盤，一手持《論語》。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現得最為全面。

其博施濟眾、依群利己的經營宗旨，以人為本、仁民愛物的經營原則，以義取利、誠信為本的經營道德，好學重教、以智經商的經營特色，以和為貴、和氣生財的經營方法。——這一切無不是孔子思想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創造性運用。政治

當今世界有兩大顯著趨勢，其一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擴展，人們被愈加緊密地聯系在一個“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國家間的沖突和矛盾似乎在朝著擴大、加劇的方向發展，帝國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幽魂仍在四處游蕩。

在未來的世界中，各國應當遵循怎樣的政治倫理，才能使我們這個星球平安無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發表宣言說：“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頭兩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充滿仁愛精神的“忠恕”之道應當是當今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相互尊重、和平共處的中心價值。孔子主張的“和而不同”應當是克服“西方中心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實現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發展、國家共同繁榮的基本法則。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不應成為歧視和強權的現實借口，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也不足成為人類未來發展的一元宿命。

唯有徹底摒棄滿懷惡意的達爾文主義的西方政治思維，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識，用孔子一樣對他人充滿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國家和民族，庶幾人類可以實現“有道”的大同社會。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是通過道德修養達到自身的和諧，進而推至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其中仁學體系、中庸思想和禮 樂文化等觀念對當下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儒家思想是巾圍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影響著華民族上千年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其中庸思想、仁學體系、禮樂文化等觀念對當 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發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仁義之德為和諧之基

“和”是儒家哲學ltl煎要的思想范疇之一。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 ·子路》。這充分說明了人與人之間，思想觀點具有差異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諧的前提下，攜手并進，}；結起來一起做事。“和”的思想元淪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都能起著秋極作用，要達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講“仁、義、禮、智、信”，其 “仁”與“義”的思想觀念在創建和諧社會 Il要起列撼礎性作用。

(一)“仁”者“愛人”

“仁者，愛 人也。”《論語 ·顏淵》儒家仁學思想中的“愛人”把握_r一個最 本的價值要索，這就足直接關系和影響到和諧社會構建的實質性基礎，其實質就是“修己”與“克已”。在儒者看來，見“愛人”無所謂“和諧”；愛人，就要處處為他人著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作為處事做人的準則。予日：“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 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論語 ·里仁》)

2．“仁則榮，不仁則辱”是儒家哲學中世人的榮辱觀，不僅是社會對人的評價標準，而也是社會對個人的基本要求。子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滄語 ·靈公》)意為，一個力求實現人生價值的人最引以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三的 予還不能被世人所傳頌。這關鍵就在于一個人應去追尋什么樣的榮譽。儒家思恕要求人們應該有榮譽心、所謝：“士皆知有恥，則國家無恥矣 ；不知有恥，為國家大恥。士榮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龔 自珍《明良論二》)“仁則榮，不仁則辱”充分概括了儒家榮辱思想的精神實質。這種觀念在今天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對平衡人生價值，調劑生命意義同樣具有積極的啟發和引導作用。

(二)“非義不居”

“非義不居”是儒家思想實踐精神的代表，它對構建和諧社會，對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際關 系、人物關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儒家哲學思想認為，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矛盾和爭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認識的基礎之上，儒者們提出重義輕利、崇義貶利、以義代利的“非義不居”思想。

義與利是對立的兩個概念，二者的輕重取舍在人的生命過程 1|對人生的發腰具有不同的影響力。儒學更強調義的獲取，強調義所賦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義。予臼：“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孔子把義與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來，一個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應該是“義”，而 一個無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足“利”。正如孟子所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這就是儒學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觀和道德境界。從積極的意義上來說，儒學倡導“舍生取義”，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們完全放棄利而只顧義。只是說明，當義利發生矛盾激化時，人的行為要去追逐義而放棄 自己的私利。正所謂：“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防義耳。”(《二程論 ·河南程氏外書》)有高尚德性的人，不足不討’較利害得失的，只是盡力不做違背道德規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謂：君子求財取之有道。構建和諧社會不只是一種理論的行為，而且是一種具體的實踐操作。儒家“非義不居”的思想，為我們構建不和諧社會提供有益的道德標準和方法論依據。

三、禮樂文化的輔助作用

仁學中的“愛人”思想也表述一種最基本的實踐主義精神，它直接關系到構建和諧社會的成功與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孟子日：“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 ·梁惠王下》)所以棄“禮”而只講“仁”，肯定無法建構和諧社會。所謂“禮”，是社會的道德規范、條規和人類生活準則。也就是說，禮的社會功能在于調節人與人之 問的關系，使之 和諧正如孔子所說：“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 ·學而》有‘r以禮節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說得上“和為貴”《論語 ·學而》。

儒家文化是一種禮樂文化，它以“禮”與“樂”的相互支撐來追求和諧的統一，并以此作為社會發展的理想狀態。儒家思想認為，“禮”的本質是“序”，“樂”的本質是 “和”。“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放群物皆別”(《禮記 ·樂記》)。“和”，意味著和合、和諧；“序”意味著等級、秩序。和諧與秩序是對立統一的。世間沒有無序而又和諧的狀態，也沒有不和諧而有序的事物。“禮”規定了家庭、社會、國家巾必須遵守的行 為規范以及應該履行的義務和責任，具有社會法律和倫理道德規范兩方面的內涵可以用來治理國家，提供給社會生活穩定的發展秩序。“樂”是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在內的綜合藝術的總括，是聲音、情感、動作的和諧統一，可以抒發情感，調節性情，感化人的心靈。“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禮記 ·樂記》)。所以儒家提出“和為貴”的思想，是以一個和諧社會狀態為根本指導原則的。而社會和諧的核心問題足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儒家十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人與組織之間以及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和諧。“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愛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際和諧的基礎。但人際和諧還需要經濟基礎來支撐，如果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嚴重，就必然會產生組織或社會內部的相互對抗，人際之間的和諧就會受到破壞。因此，“大樂與天地同和，大官與天地同節”(《禮記 ·樂記》)人與社會的關系實質就是“公”與“私”的關系。儒家認為，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為一體，通過人人“兼善天下”來實現“天下為公”，保障社會的協調發展。

四、中庸思想為和諧之準則

中庸思想儒家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范疇，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的行為準則。“庸”即“用”，“中庸”即“用巾”，就是按“1l1”的標準去做，中庸不是折，也不是 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這個事物運動的準則。根據這個準則處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處，是一種“巾正” 的象征，而“過”與“不及”都是不好的。“巾庸之道”是一種追求內在的、實質性的平衡行為準則，一種勿過勿不及的狀態。“中”與“和”有著密切關系，東漢鄭玄對“中庸 ”解釋為 ：“名日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 也。”“巾和”一詞的含義為按“巾”的標準去做事就會達到一種“和”(和諧)的狀態，和諧狀態是一種完美的表現，也可以說，“中和”是一種至善至莢的理想化狀態。

《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說，達到“中和”，不僅能夠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而且也實現了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這正是眾多儒者夢寐以求的為政之最高境界。《禮記 ·禮運》中“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這是對“大同”社會狀態的描述，也是一個高度和諧的社會。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明鮮久矣。”《論語·雍也》。

中庸準則可以運用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個人思想言行等各個方面，在為君治國方面“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 ·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為端正，為人處事必求合乎“義”。在經濟上，必須“因民之利而利之”《論語· 堯曰》。堅決反對“放于利而行”《論語 ·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須要做到“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學而》。中庸準則要求個人在履行道德職責時“無過無不及”，一旦過了應有的度，就會使原有的道德要求變質，所謂物極必反。掌握中庸準則，個人必須崇德徙義，但也必須兼德。所謂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義、禮、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們都有著內在的緊密聯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補。所以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中庸準則在樹立個人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標準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儒家思想總的來說，它體現了以“仁”為核心的“修身、齊家、平天下”的和諧社會，以“中庸 ”為方法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最高的自然法則，在天地人和諧共生的生命系統中，儒者所倡導“仁民愛物”、“民胞 物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禮樂之文化修仁義之德性，正如明朝王陽明所說：“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一也”(《王陽明全集 ·大學問》)。

第三篇：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解讀

【內容提要】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以民為本、仁者愛人、為政以德等思想對當今“以德治國”有著重大的意義；其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以義制利等思想契合當今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可持續與和諧發展。

【關鍵詞】儒家思想 現實意義 以德治國 可持續發展

儒家思想自孔子創立以來，經過歷代學者的發揚和統治者的改造，逐漸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體系，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對當今社會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儒家思想與當今的“以德治國”

中國自遠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傳統。孔子繼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開儒家德治主義之先河。強調道德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視為治國安邦、協調人際關系、提高個人道德素養和境界的根基和出發點。后經孟子、荀子的系統發揮，《大學》、《中庸》的理論升華，形成了一套嚴密完整系統的治國方略，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后世儒家，無論是董仲舒的宇宙論，還是宋明理學的本體論，都只是在理論層面上論證為政以

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在當今社會，古代德治主義思想雖不能直接作為治國之道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內核仍具有顯著的價值意義，并為當今實施以德治

國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資源。

（一）以民為本

“以民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礎。所謂“民本”就是認識到人民、民眾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統治者背離了民心，得不到民眾的擁護，國家政權就不能鞏固，甚至會被人民群眾用武力推翻的。孟子的“仁政”理論就是以民本為基礎的，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孟子看來，人民是寶貴的，不能忽視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語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為核心價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現出它極大的進步性和人民性。雖然民本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它有著很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首當確立起人民當家做主的神圣觀念，并以之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具本質意義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權力而非權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則須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之心處理一切黨務和政務，將使人民當家做主作為其執政的實質，積極組織和領導人民行使權力，使人民群眾逐漸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實現權力體制的民主化。

同時，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獲得人心即贏得民眾由衷地支持和擁護，就必須時刻把民眾的冷暖安危放在心頭，一切為了民眾，一切依靠民眾，一切服務于民眾。而這些都絕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話、套話，不能只是將之作為標語口號，而應該并且必須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以行動實踐和實實在在的成效表明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領導干部確實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如此方是以誠信為本而行親民之道。

(二)仁者愛人

“仁者愛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說：“仁者人也，仁者愛人。”（顏淵）明確仁的本質是愛人。人不僅要愛父母，愛子女，還要愛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的仁愛精神，對處于社會弱勢地位或困難境地者，如鰥寡孤獨廢疾等人群尤為關注。這種優良傳統在當今最值得大力弘揚。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尤其要關心那些生產和生活遇到困難的群眾，深入到貧困地區、困難企業中去，深入到下崗職工、農村貧困人口、城市貧困居民等團難群眾中去，千方百計地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要通過扎實有效的工作，實實在在地為群眾謀利益，帶領群眾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胡錦濤：《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努力實現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三)為政以德

儒家認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從“德治”的方式說，儒家強調為政者應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張君主應以個人的偉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殺、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這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

語·為政》）

我們今天把“以德治國”作為社會立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基本治國方略之一，這就要求應把德治作為社會主義政冶文明建設的主要方面。當然，現在所說的德治最關建的首先應該并且必須是弘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精華，這二者其實并無矛盾之處。如儒家強調“天下為公”、“為政以德”，以此優良傳統資源來思考現實，就要求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必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求領導干部們必須正確樹立權力觀，真正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好人民公仆作為最根本的宗旨。這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2003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所說：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堅定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強道德品質修養，牢記‘兩個務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寓改造主觀世界于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用改造主觀世界的成效來推進客觀世界的改造。”

二、儒家思想與可持續發展

人類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長征程中越來越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要發展經濟、可持續地發展經濟。如此大的變化勢必對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習慣和價值觀念產生深刻的影響，也使人們感到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價值有重新認識的必要。(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續發展原則

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使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相應提高。與此同時，它也進一步強化了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欲望。這種欲望的過度膨脹導致20世紀出現了全球生態危機，如土地沙化、環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銳減、某些物種滅絕等等，這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了解決全球的生態危機，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了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取向，就是強調兩者的平衡與和諧。其實類似的觀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經得到

了表達。

儒家認為，整個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組成的，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諧，任何一方的破壞都會破壞宇宙的生命，破壞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這一方面的理論資源包含著獨特的生態倫理觀，即人類的進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爭取自然界為人類造福，更應該熱愛自然、關心自然、保護自然，以自然為同類、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宋儒朱熹注：“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這里所說樽節愛養，即關心自然和保護自然，順應萬物生長規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與自然協調，以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道理。儒家沒有把征服自然視為己任，而是將人與自然萬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連的一體；不是把自然萬物看作人類的資源庫，而是將人類的仁愛情感傾注于天地萬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與現代的可持續發展原則相契合，因而其價值越來越得到當代思想家的重視。

(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可持續發展的多樣性

不同民族和國家對經濟可持續發展都有自己的詮釋，這是因不同的歷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經濟似乎越來越沒有國界，伴隨而來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沖突。各國應該正確認識這種差異，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時，注意經濟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

中存異，異中求同，謀求發展。

儒家在歷史上多次遇到過如何對待異質文化的問題，其總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張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歷史上，中國文化并非華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獨行，而是華夏文化與周邊少數民族文化“多元一體”，儒、釋、道“三教并存”。儒家從觀察社會現實出發，認為人們在現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層次和多側面的，并非一種文化所能滿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格局是儒學為主，而又多元互補，即使儒學內部也有各種派別的爭論。儒家思想具有這樣的文化多元并存的開放性和寬容性，是

以“和而不同”為理論依據的。

儒家文化講“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異，崇尚和諧，反對搞單一的同質化，也反對不同事物的沖突、對抗。將這樣一種思想用于當今人類文化的發展，就是要承認差異和尊重多元，既認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寬容的精神對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對話”替代“文明的沖突”，在對話中產生共識和理解歧異，逐漸走向人類文明多元一體的和諧。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進人類文化的繁榮、發展，這就是“和實生物”。如果搞某一種文化的霸權主義，或是不同文化間的沖突、對抗，那就是“同則不濟”了。我們認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認“不同”，在“不同”的基礎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僅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反而會使事物衰敗。借鑒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將其作為處理經濟全球化時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間關系的一條原則，將有助于消除所謂的“文明的沖突”。

(三)儒家“以義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與人、人與群體間的矛盾 不可否認，在追求經濟發展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造成了人類相互之間情感的冷漠。因為在巨大的物質財富面前，人們常常會激發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這些物質財富的貪欲。于是，我們越來越感受到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而損害他人和群體的利益，日益成為與他人、與群體毫無情感的冷漠的人。這就需要在價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質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體乃至人類的利益。在這方面儒家以義制利思想無疑是有益的。因為儒家認為當自我與他人、群體在利益上有矛盾時，只有以義即道德來制衡，才能化解矛盾。儒家的“以義制利”是調整義利關系的價值標準和協調人類社會價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則。重“義”與重“利”是擺在人類面前的兩種行為方式、兩種價值取向。

儒家義利觀的核心是：以義為上，見利思義，以義制利。這有可能成為新的世紀里構建共同價值觀、公共道德準則的基礎。因為儒家所講的義往往是與集體之利、他人之利相聯系的，而利往往是指個人私利。與此相應，儒家主張“君子成人之美”（《論語·顏淵》）,在社會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這對于消除損人利己，形成團結互助的社會風氣也是有益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高度發達，隨著社會分工專業化程度日趨提高，市場競爭愈演愈烈，人們日益為追求經濟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為人，更重要的恐怕還在于其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體現人的特點。如果把物質利益作為追求的唯一目標，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動物的水平。因此，應當視不義的物質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獻社會和

服務他人的道德境界。

人作為社會的人，不同于動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會規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養和內在精神，又要完善社會倫理和社會秩序。在現代社會，每個人只有關心他人，承當起自己應有的社會責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濟，從而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當然，我們現在對儒家思想乃至對孔子的重現，并不意味著要將孔子放回原來的圣壇上。而要“以科學的態度、運用科學的方法，努力加強對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儒學研究與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緊密結合起來，真

試析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

2011年11月14日 來源：中國吉林網

王愛軍

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傳統的精神產物，是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秀價值原則，它在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直至今日，中華民族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行為規范，如“與人為善”、“尊師重教”、“誠實守信”、“崇尚禮儀”等等，都無一不與儒家思想有著密切的淵源關系。重新認識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為精神軸心，全面提升國民道德素質，與多元文化共存共榮，促進中國統一、促進世界和平，已成為當今中華民族精神自省的重要課題。

一、儒家思想的內涵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從一開始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它由孔、孟創立，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經典文獻里的許多概念警句含有非常精辟的義理，千百年來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核，影響著一代又一代華夏子孫。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

二、儒家思想與社會主義理論的結合

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會倫理思想，用道德意識規范人們現實生活中的行為，從而完成對國家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社會主義國家要獲得良好的治理，更必須法治與德治相結合。中國共產黨人遵循“為政以德”這一治國的客觀規律，自覺將之運用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治理上。作為治國主體的人民，在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制度中，用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方式管理國家，管理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戰略規劃正是儒家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有機結合。科學社會主義倫理觀是儒家思想精髓的發展，是適合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它的誕生和實踐應用不僅僅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健康快速發展保證，也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指引。

三、儒家思想對世界的影響

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曾經是17-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和發展的一種精神動力，儒家學派對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影響。儒學向歐洲的傳播，深深影響了歐洲的文化、學術與理念，儒家“選賢與能”的用人方法、“學而優則仕”理念下的科舉制度，曾沖擊近代歐洲的貴族世襲特權，影響其教育制度。經過上千年的傳播，儒家思想已經在全球范圍內廣為人知。現在世界各國已經掀起了學習《論語》和中國古典的熱潮，一些國家諸如日本甚至從幼兒園開始即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對孩子們進行教育，《論語》已成為很多發達國家國民的教科書，并被全面推廣。

四、儒家思想的繼承

近代以來，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重新認識和解讀經典，必然賦予經典以嶄新的意義。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中最值得珍惜的傳統。它并非僅存在于吾人心靈之外的典籍，更存在于每個中國人內心的觀念和價值。這珍貴的傳統從未與時代脫節，且處處預示了每個時代的時代性。因此，我們應當將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生活緊密相連，開創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儒學社會主義道路，使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脈絡中獲得張舉，進而成為現代文化中的活力，永續它的光輝傳統。

論文關鍵詞:孔子；儒家思想；當代社會

論文摘要:隨著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人們在變得更加理性的同時，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種理論指引我們重新步入正常的發展軌道。孔子作為儒學的創始人，是人道的啟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還具有現實意義，我們應進一步發揚光大。

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是人道的啟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價值理想，又有切實的百姓日用，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結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為本，以仁為核，以和為貴。他的思想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活水，禮樂文化的重要根據，價值觀念的是非標準。倫理道德的規范所據，構成了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價值。

早在公元一世紀，孔子儒家思想就傳入東亞地區。先后在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產生廣泛的影響。到十七、十八世紀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響到歐洲，在十八世紀曾掀起一股“孔子熱”，當時人們就尊稱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為歐洲的孔夫子。

2l世紀的今天，人類在經過了三次工業革命的大變革和二次世界大戰血的洗禮以后在思想上已經進入一個迷茫時期。在人類所面臨的眾多挑戰中。最大的挑戰是來自于人類自身的道德水準，西方學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論”。

隨著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的發展，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和高度的物質文明，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使其價值取向更趨于復雜和多元。人在變得更加理性的同時，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這樣就迫切需要一種理論指引我們重新步人正常的發展軌道。

儒家講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強不息，應該說對當今世界的和平發展、和諧社會的構建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諾貝爾物理學獲獎者漢內斯·阿爾文博士就說過：“人類如果要在2l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當代社會的現實意義究竟體現在哪幾方面呢？下文將詳細闡述。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當代社會的突出價值

（一）自強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奮斗的一生，年輕時，他好學上進，不斷進德修業。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為實現自己的主張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實現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獨立人格，他對社會歷史與現實有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可他依然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奮斗。他希望教化社會人心，講究仁愛，遵守秩序，并為之四處奔走，到處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潔的天地，這就是要實現天下為公、講信修睦、謀逆不興、盜賊不作的大同社會。孔子晚年喜愛《周易》，《易傳》中多次提及的“剛健”、“有為”，《象辭》所說的“自強不息”，其實正是孔子生命主題的寫照。

（二）與時俱進

孔子執著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絕不是愚頑不化的人。人們誤解《禮運》篇，以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會是所謂“原始共產主義時代”，其實，認真對讀《孔子家語》與《禮記》的該篇，就會發現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時期。孔子思想的顯著特征是主張“時變”，主張在變化的時勢中找到最合適的切入點，《大學》引述古訓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傳》則有：“生生之謂易”以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發展觀念。《論語》、《中庸》、《易傳》中都記有孔子的相關論述，而《周易》中所說的“與時偕行”，最為準確地表述了孔子的這一思想。

（三）天人和諧

孔子注重人與自然的關系，突出表現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貫思想上。在《易傳》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組成的三大要素。《賁·彖傳》日：“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與自然并列，就應和諧相處，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相互協調觀念。孔子認識到客觀規律不可抗拒，他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豐富的天人和諧等生態意識，認為人應當自覺認識與遵守自然規律。《論語·述而》說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子家語·五帝德》記孔子說：“治民以順天地之紀”、“仁厚及于鳥獸昆蟲”、“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春夏秋冬育護天下”之類，都包含有注重生態平衡，遵從自然規律的意義。

二、孔子儒家思想對當代社會發展的指導意義

（一）教育

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曾預言，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科技發展將會突飛猛進，這取決于四個有利因素：經濟實力的強大、決策者的決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傳統。在傳統方面，楊振寧極為看重由孔子開創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遠影響。眾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視教育，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學相長、學思結合、重視實踐、學仕結合……其中的一些觀點今天看來更顯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張，幾乎就是我國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質，以實現“科教興國”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興起于西方的現代教育中，技術教育、職業教育是最重要的內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則普遍被忽視，其結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備、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補其偏。

（二）經濟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動機的驅動下．西方傳統的管理思想強調高效率、標準化。在這種體制下，人只被視為整個生產流程中的一個環節、一道工序，或只是龐大而復雜的制造金錢的機器上的一個零件，他的生活和權利得不到企業管理者真誠全面的關心。與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則是“以人為本”，實實在在地愛人、關心人，而不僅僅是利用人、控制人。這就使得生產者在企業中有一種“家”的歸屬感，企業的對內凝聚力、對外競爭力也由于生產者對“家”的忠誠奉獻得以增強。用一位日本企業巨子的話說，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盤，一手持《論語》。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現得最為全面。其博施濟眾、依群利己的經營宗旨，以人為本、仁民愛物的經營原則，以義取利、誠信為本的經營道德，好學重教、以智經商的經營特色，以和為貴、和氣生財的經營方法。——這一切無不是孔子思想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創造性運用。

（三）政治

當今世界有兩大顯著趨勢，其一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擴展，人們被愈加緊密地聯系在一個“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國家間的沖突和矛盾似乎在朝著擴大、加劇的方向發展，帝國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幽魂仍在四處游蕩。在未來的世界中，各國應當遵循怎樣的政治倫理，才能使我們這個星球平安無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發表宣言說：“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頭兩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滿仁愛精神的“忠恕”之道應當是當今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相互尊重、和平共處的中心價值。孔子主張的“和而不同”應當是克服“西方中心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實現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發展、國家共同繁榮的基本法則。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不應成為歧視和強權的現實借口，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也不足成為人類未來發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徹底摒棄滿懷惡意的達爾文主義的西方政治思維，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作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識，用孔子一樣對他人充滿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國家和民族，庶幾人類可以實現“有道”的大同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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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尚思．孔子思想體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我的選修課論文

兩千五百年前，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正處在就劇烈的變革之中，為了解決社會中出現的現實問題，涌現出了許多學派，他們著書立說，互相辯論，迎來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段，他們的學說對后世影響極其深遠，其中在中國古代最有影響力的便是儒家學派，研究歷史是為了更好的指導現在，計劃將來，那么儒家思想在當代的中國又有什么現實意義呢？

先從儒家思想的核心說起，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這些思想就教導我們做人的原則要“仁”，處理家庭事物要“孝、悌”，對待國家要“忠”，遇到沖突要“恕”，這些思想教育我們要讓我們的民族成為有素質有禮儀有教養的文明之國，禮儀之邦，這種思想在當代也是需要高度發揚的，試想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如果沒有禮儀沒有那些制約人的道德規則的話，那么這個社會一定是混亂的，即使有嚴厲的法律制度也不能從方方面面約束人們的行為，而儒家思想這種無形的道德行為規范可以起到凈化社會風氣的作用，這也就是我們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的依據。儒家的這種思想從道德的角度規范了人們的行為，讓人們有廉恥之心，對社會的文明建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們現在建設和諧社會也可以從儒家思想中找到依據，這種仁愛的思想教育我們要愛人，要寬恕，這能很大程度上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對領導者來說，愛人也是尤其重要的，這包括對人民和下屬的關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也將打打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可以說構建和諧社會也就是儒家“和為貴”的思想的一個體現。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用高尚的道德品質感染人，用高雅的藝術熏陶人，最終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其次，儒家的民本思想也是值得現在的我們借鑒的，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當代也顯得尤為重要，我們的政府應當是人民的政府，應當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以人為本都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體現，我們的政府必須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少數人的利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向背是政治生活中決定性的力量，政府只有以為民服務的態度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

儒家的發展觀思想也是我們當今社會值得借鑒的，《孟子·梁惠王上》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這應當是最早的可持續發展觀。我們只有順應農時，遵循發展規律才能持久的發展，現在面臨的人類社會發展的需求與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矛盾也只有通過科學的協調的可持續的發展觀才能得到解決，在開發的同時要注意保護環境節約資源，也只有這樣才能求得長久的發展。

儒家思想對個人來說也有很多可取之處，首先“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這些事做人的最基本的準則，我們必須應用這些思想來約束自己行為，規范自己的作風。其次，儒家的一些其他思想對我們也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教育我們要堅守自己的志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教育我們要有歷史責任感，要與國家共憂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教育我們要有骨氣等。這些思想對我們來說都是很受用的，也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儒家的思想是一個寶庫，能在現在的社會建設中取其精華地加以利用，將對儒學研究與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緊密結合起來，發揮它應有的價值，這才是我們研究儒學的意義所在。

讀書的好處

1、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2、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3、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4、我所學到的任何有價值的知識都是由自學中得來的。——達爾文

5、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

6、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顏真卿

7、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

8、讀書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

10、一日無書，百事荒廢。——陳壽

11、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

12、一日不讀口生，一日不寫手生。

13、我撲在書上，就像饑餓的人撲在面包上。——高爾基

14、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陸游

15、讀一本好書，就如同和一個高尚的人在交談——歌德

16、讀一切好書，就是和許多高尚的人談話。——笛卡兒

17、學習永遠不晚。——高爾基

18、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學，如炳燭之光。——劉向

19、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殆。——孔子

20、讀書給人以快樂、給人以光彩、給人以才干。——培根

第四篇：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__論文

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

一、儒家思想與當今的“以德治國”

中國自遠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傳統。孔子繼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開儒家德治主義之先河。強調道德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視為治國安邦、協調人際關系、提高個人道德素養和境界的根基和出發點。后經孟子、荀子的系統發揮，《大學》、《中庸》的理論升華，形成了一套嚴密完整系統的治國方略，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后世儒家，無論是董仲舒的宇宙論，還是宋明理學的本體論，都只是在理論層面上論證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

在當今社會，古代德治主義思想雖不能直接作為治國之道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內核仍具有顯著的價值意義，并為當今實施以德治國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資源。

（一）以民為本

“以民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礎。所謂“民本”就是認識到人民、民眾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統治者背離了民心，得不到民眾的擁護，國家政權就不能鞏固，甚至會被人民群眾用武力推翻的。孟子的“仁政”理論就是以民本為基礎的，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孟子看來，人民是寶貴的，不能忽視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語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為核心價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現出它極大的進步性和人民性。雖然民本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它有著很大的現實意義。

我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首當確立起人民當家做主的神圣觀念，并以之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具本質意義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權力而非權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則須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之心處理一切黨務和政務，將使人民當家做主作為其執政的實質，積極組織和領導人民行使權力，1

使人民群眾逐漸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實現權力體制的民主化。

同時，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獲得人心即贏得民眾由衷地支持和擁護，就必須時刻把民眾的冷暖安危放在心頭，一切為了民眾，一切依靠民眾，一切服務于民眾。而這些都絕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話、套話，不能只是將之作為標語口號，而應該并且必須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以行動實踐和實實在在的成效表明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領導干部確實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如此方是以誠信為本而行親民之道。

(二)仁者愛人

“仁者愛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說：“仁者人也，仁者愛人。”（顏淵）明確仁的本質是愛人。人不僅要愛父母，愛子女，還要愛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的仁愛精神，對處于社會弱勢地位或困難境地者，如鰥寡孤獨廢疾等人群尤為關注。這種優良傳統在當今最值得大力弘揚。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尤其要關心那些生產和生活遇到困難的群眾，深入到貧困地區、困難企業中去，深入到下崗職工、農村貧困人口、城市貧困居民等團難群眾中去，千方百計地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要通過扎實有效的工作，實實在在地為群眾謀利益，帶領群眾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胡錦濤：《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努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三)為政以德

儒家認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從“德治”的方式說，儒家強調為政者應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張君主應以個人的偉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殺、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這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

我們今天把“以德治國”作為社會立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基本治國方略之一，這就要求應把德治作為社會主義政冶文明建設的主要方面。當然，現在所說的德治最關建的首先應該并且必須是弘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精華，這二者其實并無矛盾之處。如儒家強調“天下為公”、“為政以德”，以此優良傳統資源來思考現實，就要求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必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要求領導干部們必須正確樹立權力觀，真正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好人民公仆作為最根本的宗旨。這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2003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所說：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堅定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強道德品質修養，牢記‘兩個務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寓改造主觀世界于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用改造主觀世界的成效來推進客觀世界的改造。”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續發展原則

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使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相應提高。與此同時，它也進一步強化了人類對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欲望。這種欲望的過度膨脹導致20世紀出現了全球生態危機，如土地沙化、環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銳減、某些物種滅絕等等，這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了解決全球的生態危機，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了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取向，就是強調兩者的平衡與和諧。其實類似的觀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經得到了表達。

儒家認為，整個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組成的，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諧，任何一方的破壞都會破壞宇宙的生命，破壞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這一方面的理論資源包含著獨特的生態倫理觀，即人類的進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爭取自然界為人類造福，更應該熱愛自然、關心自然、保護自然，以自然為同類、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宋儒朱熹注：“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這里所說樽節愛養，即關心自然和保護自然，順應萬物生長規律，才

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與自然協調，以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道理。儒家沒有把征服自然視為己任，而是將人與自然萬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連的一體；不是把自然萬物看作人類的資源庫，而是將人類的仁愛情感傾注于天地萬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與現代的可持續發展原則相契合，因而其價值越來越得到當代思想家的重視。

第五篇：孔子文化節,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地位

孔子文化節,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地位

篇一：儒家思想現代意義

儒家管理思想是中華民族發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響著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重新理解儒學、準確闡釋儒學對于我們當前如何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儒家與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較

（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韓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禮貴法。法家反對儒家所謂的禮教，認為儒家主張禮教實質目的是為了固化等級制度，并認為禮教最終導致貴族階層的權力世襲和腐敗重生。法家認可人的好惡之私心，認為人有趨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認為民之好利對于國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強調法制，通過法制的建設來定分止爭，即通過對民眾財產的認可來實現恒產者有恒心的社會狀態。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進一步強調把“法”“術”和“勢”相結合以實現國家政權的穩定和鞏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舊的思想，強調“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張。由此可見，法家強調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強調內在的修身和自省。

（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莊子等人。道家強調道法自然，提倡人應該順應自然，實行一種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對對名利的追逐，強調至虛守靜。道家認為好的君王應該是無為而治，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無為而達到無不為。道家認為治大國如烹小魚，大道至簡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強調對自然的效法，自然體現了事物的本質規律，自然而然實質上就是一種順應自然、尊重規律的態度，對人民和君主來講都應該能夠有這樣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時強調管理的藝術，認為“大音希聲、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經》）[1]

二、儒家管理思想簡述，這種思想其實就是大智若愚的處世哲學。這種思想與儒家所倡導的克已復禮的入世哲學有著本質的區別。道家強調超世，儒家強調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樸歸真。而儒家強調因循社會的變化而主動的調整和克制。前者強調從個體的本性出發來形成社會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強調要因循社會的變遷來完善個體教養的修齊。

（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學博大精深，儒學所謂的“儒”即指有學問的關心人類幸福的人。儒學親仁愛、倡和諧，要達到孝悌信仁、無度不丈夫。儒家主張“仁者愛人”認為“仁”即人與人相處的和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2] 對于如何實行仁政，孔子認為要舉群賢之力，不恥下問。“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于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認為仁者對“上”人要忠，對“中”人要恕，對“下”人要慈。忠誠、寬恕和慈愛的主張對于處理好人際關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強調自身的修身和養性，后者強調對人治理上的專制和獨裁。孔子進一步提出“仁政”說，并主張“寬猛相濟”，可見孔子并非認為在治國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徹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雖然與法家所謂“尊禮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對立和不容，儒家更強調“仁者不憂”和“仁者憂道”，突出個人的“克已復禮”和“見義忘利”，這實際上是一種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

[3]孟子強調領導者要德才兼備，要對賢者充分的放權，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種方法。孟子進而強調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傾聽多數人的諫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后可以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則由此可見，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非常具體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實行仁政時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強調君子“選賢與能”時要察之慎行，這對于當前管理工作中的選人用人機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2]政就是“正”，所謂政治家的責任就是領導社會 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來轉移社會風氣，也可以說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帥之以正，這是孔子的定義，也是千古以來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個名言。季康子是一個當權的人，所以孔子對他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帶著端正自己的言行舉止，下面自然就風清氣正了，這是偏重于為政，偏重于領導而言的。中國古代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2]，這都是強調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下屬，管理者正則下屬正，管理者不正則下屬不正。孔子因此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禮記·大學》）[4]。孔子在這里所謂的絜矩之道就是規范人的日常行為的尺度。儒家實際是強調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對待周遭的上下級關系，儒家主張“子所惡，勿惡于人。”孟子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3] 儒家認為正已的關鍵在于“修身”。孔子說“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禮記·大學》）孟子在這里指出仁德的言辭不如仁德的聲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獲得民眾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會違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則樂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斂到百姓的財富，良好的教育能贏得民心的擁護。由此可見，君王行仁政，要通過善教和仁聲來實現，而君王如何贏得聲望，則必然需要通過“正已”來實現。[4] 孔子進而指出修身貴在“誠”。孔子說“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禮記·中庸》）[4]孔子進而認為能夠天生真誠的人是圣人。孔子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禮記·中庸》）[4]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強調通過修身來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誠身。當今無論是政府管理還是企業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只有通過個人的行為來示范，才能最終通過聲望的魅力來實現最佳的管理狀態和良好的組織氛圍。這也就實現了儒家“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2]

（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標。儒家強調入世，認為個體要學會與社會大眾的和諧共處。人和即人際關系的和諧與融洽。孟子曾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3]孟子進而說“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這學期我們學習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關內容,對于歷史,我們要傳承.正如儒家的“仁”、“義”、“禮”、“智”、“信 ",等經典思想一樣,儒家學說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們學習.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發展和推進有道社會的和諧進步,這是人類始終在求索和踐履的一個關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問題.正是在對這一問題的自我主動認識和實踐中,人類由遠古走向現代文明,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但是,由于人類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實踐,是一個不斷更新遞進的社會活動,因而關于這一問題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經形成而不再變化,它將隨著人類的生存而存在,并將隨著人類的進步而更新.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對這一問題認識實踐的豐富智慧的結晶.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組成部分,對此具有很深的認識.從儒家文化的內容特征上看,還是從儒家文化的價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說,儒家文化實際上是關于如何管理人類自身社會行為的學說.儒家的管理哲學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體內容,它構筑了儒家文化的歷史地位和價值作用.由于儒家的理論本身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我們只能對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進行一些分析.我們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為這么幾個方面來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誰來管?儒家的回答是“勞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樣來管?儒家的回答是“和為貴”.對這三個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獨到的見解.儒家十分重視人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可以說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論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這種觀點和儒家的哲學是分不開的,儒家有一句話很能反映這個哲學.“天地之性人為貴”.所以貴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個根本觀念.在儒家看來,天地之間只有人是最寶貴的,是萬物之靈.這同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把人看成社會的最重要的財富有關,那時是以人口的多少來反映國家的強弱.所以在儒家看來,一切的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治人而展開的.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對人進行分析.孟子認為,從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歸于他的本性,這是由于后天的各種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蓋起來了.另外,他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就是說如果一個人不去追求善,則善就會丟掉,而表現出來的是惡.儒家的另一個代表人物荀子則主張“性惡論”,荀子的性惡論是直接為儒家的“禮”而服務的,在于為實現國家的管理活動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所以,管理者們,必須對一般的老百姓進行正確的引導、教化和管理,這樣才能使之從善,才能把國家管理好.儒家對于人性的假設,從理論的深度來說,儒家的性善、性惡理論偏重于道德.從管理的對象來說,儒家的性善、性惡理論是著重于整個國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論.至于惡的來源,儒家的理論認為人的本性是來源于天生的,而改變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儒家在對人性的假設方面和對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當多的見解,認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過自身的修養來解決,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個人最高的奮斗目標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標奮斗的途徑.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和他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對后人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禮和義,認為這是達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對于禮和義,儒學理論都有較多論述,當群建立起來后利用分來進行分工,再用禮來規范,用義來和諧,使之達到良好的組織運行.荀子認為：人們生來就有無窮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滿足,則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沒有一定的限度,則不能不引起爭奪,一有爭奪就會引起混亂,一有混亂就會導致貧窮.國家的管理者為了制止這種混亂的局面,就要制定禮和義,劃分等級,以調節人們的欲望,滿足人們的要求,從而使人們的欲望不至于因為物資的不足而得不到滿足,物資也不至于因為人的欲望而用盡.這就是儒家對于由誰來管理和通過什么管理的要旨.仁是儒家理論的核心,其主要的內容有這樣幾點：首先就是能夠身體力行的人才能稱上仁,才

是一個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時,在不同的時候有著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愛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難而后獲”,第三次則更為具體了：“居恭處,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則,以自己的行動來帶動其他人；二是無論是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都必須要有一種愛心,而且還要知道干什么事都會遇到困難,克服了困難然后才會有收獲；更為重要的是人在一個集體中活動,一種集體主義的精神才是一種真正的仁.在孟子看來實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種理想的社會.他認為：凡事以民生安定為第一位,這是實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會才會穩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備“德”,再將“德”推廣,教導每個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說與國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的部分是“德”.“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來,管理者要講求道德,以之作為自己的治國方針,這樣自己就可以取得無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來,要治理一個國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帶頭實行好的道德規范,就足以把國家治理好了.孟子還具體說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實力來使人服從,人家不會心悅誠服,只是因為他的實力本身不夠的緣故；依靠道德來使人服從的,人家才會心悅誠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過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悅誠服,這樣,天下無不心服地歸順于王者.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從道德教化的角度出發來進行管理的.在儒家看來,道德教化是一個國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種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則；要想使廣大人民迅速地歸附,這種歸附是心悅誠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講外在的管理規則,他們用的是“禮”,即所謂的“齊之以禮”.我們知道“禮”實際上是社會各種活動的一項規則,是社會的一種控制手段,其本質是在于規范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使得整個社會聯系在一起,這樣才有利于統治者的統治.這是一種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禮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總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國平天下為其管理的終極目標,以管理者的自我修養為管理的前提條件,對人的內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轉化為誠服的臣民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來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學說,從來沒有提到效率和發展生產,這就給中國幾千年的生產力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作為一個指導全國的文化體系卻不能提高生產力,這不能不說是儒家學說的一個悲劇.雖然歷經數千年的歷史滄桑,但儒學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質為后代所賞識,盡管在中國極度動蕩的歷史時期曾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卻未能抹殺其光輝,尤其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它一直在影響著今天的中國、世界的東方以至于整個世界.其中既有人類的優秀文化遺產,同樣也有著封建的糟粕.無論它是什么,歷史告訴我們,它一直在影響著我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講“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首先可以詮釋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原因，同時從哲學辯證法的角度來講，孔子認為“和”是和諧與統一的意思。“同”是相同和一致的意思。和是抽象的，同是具體的；和是本質的，同是表象的；和是共性的，同是個性的。君子相“和”首先在于承認差異和矛盾，沒有差異、矛盾和不同，事物就無法發展和進步。只有承認差異、尊重差異和包容差異才能求“和”存異、共存共榮、和衷共濟。可見儒家強調人和，更高的境界是追求一種內在的和諧統一，而不是追求那種表象上的相同，這也是當今社會人類共存的基本法則和行為規范。費孝通曾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實際上是對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詮釋。現代管理強調人與人的交流與溝通，如何實現最佳的人際管理是擺在管理者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儒家強調的“和而不同”對于現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管理過程中對于具體事件的把握需要有求同存異的精神，特別是企業運營之中允許大家發表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謂百花齊放的態勢的同時又強調人和，對于現代管理十分有益。它不僅能夠保證群策群力作用的實現，同時又能夠保證企業整體的穩定與和諧。現代管理的每一個個體，無論是管理者還是基層的工作者都有必要學習這種管理文化，這對于組織長期穩定的運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4]西學東漸以來，我們加大了對西方管理思想的學習和借鑒，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正統的儒學因其被質疑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手段而倍受責難。改革開放后，人們重新開始學習儒學、研究儒學，因為儒學畢竟是中國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文化血脈和管理智慧。我們有必要批判地繼承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重習儒家思想、吸收儒家管理思想的精華，對于我們當前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篇二：如何評價儒學的歷史地位

如何評價儒學的歷史地位

作者：劉夢溪 《光明日報》（2016年01月18日 16版）

百年中國，再沒有其他學說像儒家思想這樣，經歷了如此長時間的反復跌宕和嚴峻拷問。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樣人，中國現代教育泰斗的稱謂，他比任何人都當之無愧。但他不贊成讀經，致使被請來與之共襄民國初立之教部的馬一浮離他而去。當然不傷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學，又禮聘馬先生擔任文科學長。馬先生的回復是：“禮有來學，未聞往教。”以古禮婉拒。于是改聘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又請來胡適之執教文科講堂。

讀經和反對讀經，成為當時學界和輿論界爭吵不休的一樁公案。反對者顯然占上風，連魯迅也站出來發聲，批評提倡讀經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實人也不過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僅作為傳統社會大傳統的儒家思想成為眾矢之的，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所呈現的文化的小傳統也被冠以“四舊”之名，必欲清除掃盡而快之。

改革開放后中國撥亂反正，重新起航，把歷史還給歷史成為思想學術界的共同呼聲。孔子由被幼童也參與唾罵的斯文掃地變而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學重啟，則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經識者推動，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學術的風氣開始出現，公正評價儒家學說、重估孔子歷史地位的論著受到關注。但由于所經歷的“毀圣棄知”的時間實在太長，難免積非成是，改變世人乃至學界部分人士的成見尚需時日。馬一浮先生曾經擬過一副聯語：“魯國多譏儒及戲，秦人惟以吏為師。”誠然是借古典來嘲諷世情，但如果將孔子的家鄉和儒家思想的故鄉等量齊觀，則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國的遭遇，就不僅僅是以之為戲了。

所以如此的緣由，也有對儒家學說本身存在諸多誤讀不無關系。我覺得有三個與儒學直接相關的問題，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正確評價孔子和儒學的歷史地位。

第一個問題，需要明了在儒學產生之初，即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響比之墨家或猶有未及。所以孟子頗為焦慮地說：“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矯正此種“仁義充塞”的時代風氣，欲以承繼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為己任。

第二個問題，漢代中期漢武帝聽從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實施“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學的地位驟然提升，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儒學以外的學說仍有存在空間。東漢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即為明證。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釋、道、玄之風大熾，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學一家。隋唐佛教發展的勢頭，亦不在儒學之下。但如果認為隋唐時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輕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誤讀古人之嫌。直承鄭康成而撰《五經正義》的孔穎達，即是當時繼往開來的儒學健將。明清以還，儒學的地位日趨穩固，但佛、道兩家在民間社會的影響也開始定式成型。

第三個問題，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現變易之勢。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誠然是承繼了先秦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學實為思想大匯流的產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思想，一起參與進來成為理學 的助發資源。“三教合一”在學理上得到論證，肇始于唐，而宋代實為集大成，此即陳寅恪先生所謂“新儒家之舊途徑”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個問題，是想證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學說。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陳寅恪先生對此十分肯定：“中國自來號稱儒釋道三教，其實儒家非真正之宗教，決不能與釋道二家并論。”（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版，第219頁）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無類”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化大傳統的代表，處在不斷地被檢討和重新詮釋之中。經過檢討、詮釋，便有增加、有變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經是在增加、變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學出，是又一更化。王陽明的學理初衷，本在減少（他認為朱子增加的未免過多），但陽明心學很快被邊緣化，可以為后學所宗，卻無法成為社會的主導思潮。

學者有“制度化儒學”之稱，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顯，主要是明清兩朝，伴之以科舉命題以“四書”取義，儒學不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響尤為深鉅，因此其存在形態難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學在晚清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大變局”中出現危機，實與儒學在明清的固化與僵化直接相關。所謂危機，恰好是“制度化儒學”的危機，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學說的危機。

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變”與不變的問題。變易與更化給儒家學說帶來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變的一面。這讓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簡易、變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簡易”，有《論語》可證。孔子深知該說什么和不該說什么。所以出語至簡，有時至于說“予欲無言”。理由是：“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所不變者，是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藝”經典的核心價值。

“六藝”后稱“六經”，有的或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為孔子所刪訂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與“六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論語》即可視作“六經”的簡易讀本，只不過表達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馬一浮不稱“六經”而稱“六藝”，是沿用典籍的初稱。孔門之教，分技能訓練和典籍傳習兩大類。技能則禮、樂、射、御、術、數，此處之“禮”，為“執禮”，類似禮儀程序的排演，“樂”則詠歌誦唱，不學無以為能。典籍傳習則《詩》《書》《禮》《樂》《易》《春秋》，以為傳道之本。兩者都稱“六藝”而型態不同。

馬一浮所述論之“六藝”，自是后者，故他說：“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余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藝之支流。”（《泰和會語》）馬一浮的發明處，是將“六藝”和諸子、四部區隔開來，稱“六經”為中國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態。而熊十力則標稱，“六經”是中國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依據。這樣，“六藝”即“六經”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系統中，便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僅諸子、四部無以取代，與現代學術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經”的形上意義在于它的系統的價值倫理，也就是馬一浮所說的“六藝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傳道”，所傳者即為“六藝之道”，也就是“六經”的價值倫理。近年我從《易經》《禮記》《孝經》，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繹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價值理念，包括誠信、愛敬、忠恕、知恥、和而不同等，經過分梳論證，我認為它們是幾千年以還一直傳下來的，可以稱之為中華文化的永恒的價值理念，同時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理念。不僅適用于傳統社會，也

適用于當今的社會；不僅適用于中國人，也可以適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說，道德理性具有絕對價值。

“六經”義理內涵所呈現的，就是中華文化的具有絕對意義的道德理性，永遠不會過時。《易經》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話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現代人的人生選擇雖然更趨豐富，但其大道要旨，亦無非進德與居業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誠便成為每一個人都需要具備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說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

論者有謂傳統文化需要現代的轉化，其實就道德理性的建構而言，“六經”的價值倫理進入現代人的精神血脈，自是順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來的現代教育變成了單純的知識教育，忽略了“傳道”的內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韓愈之嘆繼續成為我們的今日之嘆。

雖然，古與今宜有別也，禮俗政俗亦因地而異。但正如孟子所說：“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蓋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離婁下》）而近世大儒錢鍾書先生則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中華文化的最典范的價值倫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為怪。篇三：論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論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孔子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將畢生精力貢獻給教育事業的人，被后世尊為“至圣先師”、“萬世師表”，他將畢生精力貢獻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重視道德修養，是一位盡職的好教師。他在兩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經過后人不斷地傳承，不斷地發展，延續成為我們中華文明的一種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禮制的規范和規則；是歷史長河中每個人心中對自己以及家庭和國家信仰的圖騰。顯而易見，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同時對當今的教育思想仍有著廣泛而深遠的意義。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歸納為一個字，“仁”。“仁”是一種價值觀，它既是家庭的關系，又是社會的政治關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則可以看做是，教育學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個貴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與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息息相關的，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夏的這段話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針和辦學目的。做官之余，還有精力和時間，那他就可以去學習禮樂等治國安邦的知識；學習之余，還有精力和時間，他就可以去做官從政。“學而優則仕”和孔子倡導的“舉賢才”是一致的，確定了培養統治人才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它反映封建制興起時的社會需要，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積極學習的巨大推動力量。

與此同時，孔子提出了“有教無類”的辦學方針。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貴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沒有資格入學接受教育的。“有教無類”是孔子對當時教育體制招生對象的革命，從此，無論貧賤，無論職業，無論階級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那么就有了“學而優則仕”的機會。實行開放性的“有教無類”方針，滿足了平民入學受教育的愿望，適應了社會發展需要，孔子私學成為當時規模最大、培養人才最多、社會影響最廣泛的一所學校，從總的社會實踐效果來看，是應該肯定的。“有教無類”是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進步思想，他打破了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范圍擴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

在孔子提出儒學的初期，因為那個兵荒馬亂紛爭的年代，與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馳，因此并沒有得到諸侯的認可。直到漢武帝時期，終于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呼聲下，華麗地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因為“三綱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統治者們的歡心，儒學思想此時正好為統治階級對于加強集權統治和君主專制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基礎。從封建統治的角度來說，儒家思想的廣泛傳播和認可從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的百家爭鳴的局面，穩定了社會的政治經濟秩序，并為其后近兩千年的封建專制的集權統治打下了基礎。而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說，這也使得中國人很早就擁有了國家觀念以及維護國家與民族統一的信念，這比西歐最早的民族國家早了十多個世紀。這是這種強烈的民族統一觀念，當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的時候，中國人能以一種不可思議的強大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家園。

然而歷史在不斷前進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四書五經”“三綱五常”的口號已經成了封建王朝的斷壁殘垣下的塵埃。我們走進了大學的伊甸園，在這里似渴地汲取著不同的思想，分門別類的科技知識。我們以為孔子和茫茫歷史長河中那些知名人物一樣，只成為了教科書中的幾顆字眼，或者是偶爾矗立在某處風霜雨雪中的一尊雕像，再和我們的生活沒有半毛錢關系。當然不是，孔子曰，學而不厭，孔子曰，溫故知新，孔子曰，誨人不倦，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孔子提倡出來的教育思想告訴我們如何去學習，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孔子教育我們，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重師長，為人謙虛謹慎、講究誠信，胸懷博愛之心，對仁者特別親近。“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在做到以上為人的基本要求時，再去學習知識。孔子首先強調：做人與讀書，做人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行而無學文，但不可學文而無行。在行有余力的基礎上，再去學習知

識。孔子的教育思想，對于培養我們高尚的道德素養，增長我們的知識學問，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人生價值。

孔子曾在學生面前評價自己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總之，孔子是一個“以德服人”的教育家，是中國歷史上教師的光輝典范，他所體現的“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教學精神，已成為中國教師的優良傳統。除此，我想還應當學習他的這種謙遜和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