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是“逃逸”不是“駛離” 保險公司推翻交警認定

是“逃逸”不是“駛離” 保險公司推翻交警認定發布時間：2013-07-30 14:54:04作者：曾華明 來源：中國保險報·中保網

王梓/制圖

近日，人保財險四川省資陽市分公司對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交警責任認定書重新進行調查取證，通過大量的事實調查和證據證言，否定了交警事故認定駕駛員肇事后駛離事故現場的不實之詞，對機動車商業三者險以駕駛員肇事逃逸屬于免責事項為由，不承擔賠償責 任，為公司減少經濟損失45萬余元。

案情簡介

2013年2月27日20時30分許，高某駕駛川MR××××小型轎車（投保了交強險和50萬元商業三者險以及不計免賠）在四川安岳縣境內，與李某駕駛并搭乘梅某的助力自行車相碰撞，造成李某經搶救無效死亡、梅某重傷的重大交通事故。事故發生后李某未現場及時向交警和保險公司報案，報案時間遲至2月28日凌晨6時左右。之后交警部門簡單輕信肇事者的單方事故經過口述，在沒有相關證據證言情況下，在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上認定肇事者高某屬于肇事駛離現場。事后不久被保險人高某按照城鎮居民賠償標準與死者家屬和傷者進行了協商，達成了高某一次性賠償死者家屬各項費用45萬元、一次性賠償傷者梅某各項費用12萬元，以及死者搶救治療費5363.97元、傷者住院治療費13998.54元等共計679362.51元的賠償協議，并依據交警事故證明和保險條款規定，要求保險公司按照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限額賠償其經濟損失。

核心提示：

保險公司在具體理賠過程中，對被保險人出具的交警證明材料等也不能簡單采信，一定要結合案件發生的實際情況，綜合分析。發現問題必須認真對待，及時重新調查取證。調查核實及處理經過

本案由于事故重大，人保財險資陽市分公司人傷服務分中心工作人員十分重視，考慮到本案事故重大而車方卻未向保險公司及交警及時報案的不正常情況，公司法務及人傷跟蹤人員于2月29日找到肇事者高某及時做了詢問筆錄。雖然高某對保險公司詢問為什么出險后不及時向保險公司和公安交警報案以及擅自脫離現場等問題百般狡辯，但公司法務人員還是從其閃爍其詞中發現了很多漏洞。為此公司經辦人員又及時到醫院找傷者并到事故現場尋找目擊證人，取得了大量肇事者出險后曾經下車查看死傷者情況等證據證言，初步確定了本案屬于明顯的肇事逃逸案件。

但2013年4月15日，高某卻在達成與死傷者賠償60多萬元以后，向保險公司提出索賠。當公司法務人員向高某出具保險公司調查核實結果，并以本案保險公司將按照調查取證事實，以肇事逃逸對商業三者險拒賠后，高某卻出具了當地公安交警肇事駛離現場而非肇事逃逸的事故認定書，要求保險公司必須按照交警事故認定對交強險、商業三者險據實賠付，否則將通過訴訟解決。

收到高某提交的理賠資料和索賠訴求后，公司理賠中心高度重視并及時對案件綜合情況進行了全面分析和梳理，對后續處理工作做了周密研究部署。

（一）以客觀事實為依據，曉之以理

針對高某持有交警事故認定書，證明本案高某屬于肇事后駕車駛離現場而非肇事逃逸，這對保險公司十分不利。公司法務人員堅持認為保險公司調查獲取的高某肇事逃逸更具客觀真實性，是經得起檢驗的。為此，經辦人員有針對性地耐心向高某講清為什么保險公司認為本案屬于肇事逃逸之理由。

1.關于高某的索賠理由

高某的索賠理由是，本案屬于事發后本人不知道發生了交通事故，所以駛離事故現場，保險公司反駁認為：

一是本案高某駕駛的是小型轎車，而非大型客車和貨車，出險后高某自身車輛、三者助力車均有明顯的碰撞痕跡和損失，高某即使不下車也明顯知道發生了交通事故；二是根據保險公司調查取證，高某肇事后有傷者和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言證詞，表明高某在發生交通事故后，曾經下車查看了現場和受傷人員，然后伺機逃離事故現場。而高某所稱事故發生后不知道發生交通事故，明顯屬于與事實不符；

三是高某出險逃離事故現場后，雖然未及時向交警和保險公司報案，卻在回家后基于良心的壓力向急救中心120報了案，并利用自己在醫院工作的優勢，隨時關注著傷者情況。保險公司有高某向120急救中心報案的相關證據。

對于保險公司的上述三點反駁意見和相關證據，高某雖然百般狡辯，卻始終難以自圓其說。

2.關于高某堅持如保險公司拒賠，將訴諸法律解決問題

公司法務人員明確告知，如果高某將本案訴諸法院訴訟解決，保險公司將依據調查獲取的證據，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七條以及《道交法》等相關法律規定，在向上級交通管理部門提出復議基礎上，將保持向地方紀檢監察部門進行行政違法投訴的權利，對高某可能非法獲取的交警證明，對高某和基層交警部門相關人員進行紀律調查。

（二）以關心其職業生涯為突破口，動之以情

基于保險公司上述調查獲取的事實和肇事者高某為基層醫院負責人的具體情況，公司法務人員明確告知高某，作為駕駛機動車輛肇事，一般法律后果并不十分嚴重。嚴重的是出事后弄虛作假，錯上加錯。另外基于肇事者高某30多歲已經成為基層醫院負責人等情況，從個人職業生涯、事業發展等方面耐心勸導高某，切不可因小失大，在違紀違法的軌道上越滑越遠，最終喪失了自己的美好職業前途。

（三）拒絕誘惑和威脅，維護保險公司良好信譽

高某在理屈詞窮、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曾多次邀請公司法務人員和相關領導許以高額的金錢誘惑等手段，企圖賄賂經辦人員高抬貴手，并表示獲得理賠款后一定加倍感謝，遭到堅決拒絕。又找到社會上相關領導和人員說情，同樣遭到拒絕。最后還找人對公司相關人員進行人身威脅，均被嚴詞拒絕，有效維護了人保財險工作人員的人身尊嚴和公司良好的信譽。

通過上述工作和反復交鋒，高某最終不得不放棄堅持保險公司賠償商業三者險索賠要求，并在保險公司賠償交強險12萬元的賠償協議上簽字，圓滿結案。

幾點啟示

基于交通事故證明一般作為機動車交通事故重要依據和當前十分復雜的社會現實，結合本案的成功拒賠經驗，筆者認為有如下啟示：

第一，對交警部門出具的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國家授權部門，一般情況講其出具的法律文書是真實合法和有效的，其公信力和客觀真實性，保險公司正常情況下也應當予以采信。但由于當前社會誠信缺失嚴重，在保險理賠中發現交警證明弄虛作假屢見不鮮。所以保險公司在具體理賠過程中，對被保險人出具的交警證明材料等也不能簡單采信，一定要結合案件發生的實際情況，綜合分析。發現問題必須認真對待，及時重新調查取證。第二，作為保險公司理賠人員應熟悉國家相關法律規定。如對交警事故證明效力問題，除《道交法》有相關規定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七條還明確規定：對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制作的交通事故認定書，人民法院應依法審查并確認其相應的證明力，但有相反證據推翻的除外。該規定我們是否還可以理解為，公安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認定書，并不是唯一的對事故責任、事故經過的客觀真實的認定。保險公司完全可以自身調查取證，獲得新的證據推翻交警證明。這既是保險公司的權利，也是法律賦予保險公司打假防騙的有力武器。

第三，最好不要走法律訴訟渠道解決類似糾紛。由于當前社會各界對保險公司理賠

很多情況的不理解等現實問題，在車險訴訟中，社會輿論和法院多以格式合同的保險公司的告知義務、免責條款的明確說明義務，以及同情弱者等理由導致保險公司訴訟案件輸多勝少。我們認為，對類似案件的處理最好的辦法還是以訴前解決為好。以本案為例，雖然當事人在事實面前理屈詞窮或威脅將通過訴訟解決，公司為此也做了大量應訴準備，但我們不急不躁，充分發揮集體智慧，不惜花大量的時間從正面耐心細致地做客戶思想工作，盡量避免和化解矛盾，通過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等方法，最終促使客戶打消了企圖獲取不當得利的預期，不但節約了大量的訴訟成本，還有效避免了可能出現的敗訴給公司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

第二篇：如何認定交通肇事逃逸后投案自首？

如何認定交通肇事逃逸后投案自首？

1、逃逸人主動到交管部門或其他公安部門投案并如實交待罪錯事實的;

2、逃逸人委托他人或打電話向交管部門或其他公安部門報案，等候處理并如實交待罪錯事實的;

3、逃逸人途中向交管部門或當地有關部門報案，等待接受處理的。另外，根據規定，具有下列情形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認定為刑事案件并移交刑偵部門立案處理：行為人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致被害人傷亡的;行為人為逃避法律追究，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遺棄，致使被害人因無法得到及時救助而死亡或嚴重殘疾的。

以上認定標準在全國各地交管部門和法院具有共性。

第三篇：交通肇事逃逸的認定

淺議“交通肇事逃逸”

舒城縣人民檢察院 王敏 丁海棠

一、基本案情

2011年9月4日23時許，袁某駕駛皖NJX005號小型普通客車，沿G206線由南向北行駛至1106KM+680M處，遇潘某由東向西橫過公路，袁某對道路情況觀察疏忽而撞到潘某，造成皖NJX005號小型普通客車受損、潘某受傷，后潘某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事故發生后，袁某在事故現場撥打了120救助電話和122報警電話，并在120救護車來了之后，協助救護人員一起將傷者送上了救護車，后留在現場等候交警處理，而當其得知被害人死亡，未等交警到達，便無故離開現場。次日上午7時許，袁某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接受調查處理并稱其離開現場的原因是害怕遭受被害人親友毆打。經認定，袁某負本次事故全部責任，案發后，雙方當事人就人身損害賠償達成協議，且已履行。

二、爭議問題

本案中，袁某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駕駛機動車輛致一人死亡，且負事故的全部責任，其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但對其在交警到達前離開現場的行為如何認定存在爭議。

一種意見認為，袁某離開現場的行為屬于“逃逸”行為?！敖煌ㄕ厥绿右荨币唤泴嵤┨与x現場的行為即告成立，袁某在交警部門首次處理前離開事故現場，第二天才到交警部門接受調查處理，且其離開現場并無為救助被害人或其它正當理由，應認定為“交通肇事逃逸”。

另一種意見認為，袁某離開現場的行為不宜認定為“逃逸”行為?！敖煌ㄟ\輸肇事逃逸”是指行為人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事故發生后，袁某積極履行救助義務，撥打救助電話和報警電話，并將傷者送上救護車，而其離開現場是因為得知被害人死亡害怕遭受毆打，袁某主觀上并無逃避法律追究的動機，不應認定為“交通肇事逃逸”。

三、案件評析

（一）“交通肇事逃逸”的成立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三條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是指行為人具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項規定的情形之一，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據此，筆者從以下幾方面對“交通肇事逃逸”的成立要件進行分析。

1、“交通肇事逃逸”的前提要件

《解釋》第二條第一款和第二款

（一）至

（五）項規定的是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八種情形，根據《解釋》第三款的規定，行為人只有具備這八種情形之一，即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其“逃逸”行為才能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如果行為人肇事情節輕微，負事故次要或同等責任，未造成人員傷亡或得重大財產損失的，由于其行為不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即使其在交通事故發生后逃逸，也不構成“交通肇事后逃逸”。即行為人交通肇事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是“交通肇事逃逸”的前提要件。

2、“交通肇事逃逸”的時間要件

《解釋》將“逃逸”的時間界定為“在發生交通事故后”，那么是否事故發生后的任何時間逃跑，均可認定為逃逸？如，行為人在事故發生后已被公安機關訊問確定為事故行為人，并采取刑事拘留或者取保候審等強制措施的，其逃跑行為能否認定為“交通肇事逃逸”。肇事者接受公安機關處理后，在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為逃避責任經傳喚不到案，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期間逃跑，實質是一種違反訴訟程序脫逃行為，均不宜認定為“逃逸”。我們認為，只有在交通事故發生后、事故處理機關將行為人列為肇事嫌疑人采取首次處理措施前這段時間內的逃跑行為方能成立“逃逸”。

3、“交通肇事逃逸”的空間要件

《解釋》未對“逃逸”的場所作出限定，就其立法目的來看，“交通肇事逃逸”的空間要件是指逃離事故發生現場或與事故具有緊密聯系的場所，如搶救事故傷亡者的醫院、調查事故責任的交警部門等。交通肇事逃離現場的行為是逃逸 2 的典型情形，但由于逃逸行為本質是對搶救義務的不作為和對責任承擔的逃避，因此認定肇事人“逃逸”不能僅僅看肇事人是否離開現場，其關鍵在于肇事人是否同時具備“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和“立即投案”的行為特征，二者缺一不可。肇事人肇事后將被害人送往醫院，并立即報案在醫院守候等待公安機關的審查處理，雖然離開了肇事現場，但系為了救助被害人所致，當然不屬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反之，肇事人如將被害人送往醫院后而逃跑的，或者雖然肇事人立即報案，且有能力履行卻沒有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均應認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的“逃逸”行為。

4、“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觀要件

《解釋》將“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觀目的限定為“為逃避法律追究”，即指行為人在明知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的情況下，為逃避履行相關法定義務和承擔相應法律責任而產生逃跑直接故意的主觀動機。但在實踐中，交通肇事行為人在肇事后離開現場的原因和目的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為了逃避法律追究，有的是害怕被害人親屬和群眾的報復毆打，有的可能是正在去投案和搶救傷者的途中，因此正確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逃避法律追究”這一要件對于認定行為人是否屬于“逃逸”具有重要意義。筆者認為，對于“逃避法律追究”的認定可采取推定原則。保護現場、搶救傷者、迅速報案、聽候處理等是法律明確規定的義務，行為人無正當理由離開現場的主觀動機應推定為“逃避法律追究”，而“正當理由”須經查證屬實。

（二）本案袁某行為的認定

筆者認為本案中袁某的行為構成“交通肇事逃逸”，理由如下：

首先，袁某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駕駛機動車輛致一人死亡，且負事故的全部責任，其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具備“交通肇事逃逸”的前提要件。

其次，袁某在交警部門首次處理前，即在交警部門將其列為犯罪嫌疑人對其進行審訊、刑事拘留、取保候審等處理措施前，離開事故現場，具備“交通肇事逃逸”的時間要件。

再次，袁某離開事故現場后，家人、交警均與其失去聯系，次日才到公安交 3

管部門接受調查處理，且非因為“積極履行救助義務”將被害人送去醫院，也非因為“立即投案”去往交警部門的途中，其逃離了事故發生現場和與事故具有緊密聯系的場所，具備“交通肇事逃逸”的空間要件。

最后，袁某稱其離開現場的原因是被害人親屬的報復毆打，實踐中不排除存在這種可能性，同時實踐中也很難判定其逃跑動機。本案中袁某并未被毆打或者面臨被毆打的實際危險，其逃離事故現場后并未立即報警并接受公安機關處理，且無證人或其它證據證明其無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或證明其確實害怕遭受被害人親屬毆打，另外若其辯稱成立，其離開現場后應是立即去公安交管部門，而不是次日上午才前往，因此，袁某離開現場的主觀目的應推定為“逃避法律追究”，具備“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觀要件。

本案袁某的行為雖構成“交通肇事逃逸”，但該“逃逸”行為并未逃避救助義務，案發當天其父母也積極配合交警查找袁某，事后也積極承擔賠償責任，第二天清晨袁某也主動投案自首，相比較交通事故發生后直接逃跑或者將傷者送往醫院后明顯為逃避法律追究逃跑，其情節明顯較輕，社會危害性小，可以建議對袁某酌情從輕處罰，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適用緩刑。

第四篇：如何認定交通肇事逃逸行為

如何認定交通肇事逃逸行為

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定性標準，“事故當事人認為自己沒有責任而駛離現場、報案后不履行現場聽候處理義務、棄車離開事故現場后又返回”等 8種情況將被認定為交通肇事逃逸。

1．明知發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當事人駕車或棄車逃離事故現場的；

2．交通事故當事人認為自己對事故沒有責任，駕車駛離事故現場的；

3．交通事故當事人有酒后和無證駕車等嫌疑，報案后不履行現場聽候處理義務，棄車離開事故現場后又返回的；

4．交通事故當事人雖將傷者送到醫院，但未報案且無故離開醫院的；

5．交通事故當事人雖將傷者送到醫院，但給傷者或家屬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聯系方式后離開醫院的；

6．交通事故當事人接受調查期間逃匿的；

7．交通事故當事人離開現場且不承認曾發生交通事故，但有證據證明其應知道發生交通事故的；

8．經協商未能達成一致或未經協商給付賠償費用明顯不足，交通事故當事人未留下本人真實信息，有證據證明其是強行離開現場的。

以上八種行為可以認定為交通事故逃逸行為，并在一些情況下可以追求肇事者的刑事責任。交通事故賠償中心提醒，出現交通事故切莫用僥幸心理來挑戰法律的判定。

第五篇：交通肇事逃逸的認定

交通肇事逃逸的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1]

第三條 “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是指行為人具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和

第二款第（一）至

（五）項規定的情形之一，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即，所謂交通肇事逃逸就是行為人在交通運輸肇事中具有以下情形并因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1)死亡一人或者重傷三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2)死亡三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的；(3)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4)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5)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6)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安全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7)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的機動車輛而駕駛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

(8)嚴重超載駕駛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