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對河北魏縣考察報告

關于對河北魏縣信訪穩定工作的考 察 報 告

河北省邯鄲市魏縣信訪工作的經驗和做法兩次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批示肯定，中宣部組織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焦點訪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早間新聞》、《新聞和報紙摘要》等多家中央主要新聞媒體和頻道集中對魏縣的信訪工作經驗和做法進行了宣傳報道，省內外許多單位到魏縣、到邯鄲學習經驗。7月21日，衛輝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李炳雙帶領公、檢、法、綜治、法制辦、信訪局等有關同志專程到魏縣實地學習考察，現報告如下：

一、基本情況

魏縣地處華北平原，冀豫交界，面積862平方公里，轄19個鄉鎮辦事處561個行政村，人口86.6萬，為河北省第三人口大縣，屬國家級貧困縣。2003年，魏縣社會矛盾突出、信訪問題層出不窮，信訪總量高位徘徊，越級上訪居高不下，問題處理難度較大，被列為“全省20個信訪重點縣”之一，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越級訪數量多。

面對信訪穩定形勢嚴峻的現實情況，2004年，魏縣縣委、縣政府進行了認真調研，反復思考，深刻認識到：信訪工作說到底是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就要有真心、愛心、責任心，必須理清思路，真抓實干；必須領導重視親自抓；必須嚴格責任，規范秩序；必須重獎重罰，營造氛圍；必須保障有力，確保持續。魏縣圍繞“暢通渠道、嚴明責任、解決問題、規范秩序”，突出“貫徹條例、有理推定、創新機制、集中處理”，著力“解決有理、消化群體、控制

1越級、治理兩戶”，努力構建“大信訪、大作為、大穩定、大發展”工作格局，通過深入、扎實、細致的工作破解信訪穩定難題，有效遏制了越級上訪和非正常上訪。今年以來全縣沒有發生越級集體上訪案件，維護了全縣社會政治大局穩定，促進了經濟社會快速、健康、持續的和諧發展。

二、主要做法

（一）轉變觀念理思路。魏縣縣委、縣政府在充分認識信訪總量大、矛盾糾紛多、處理難度大的形勢的前提下，跳出信訪看信訪，跳出信訪抓信訪，明確提出 “信訪矛盾不出縣，領導重視是關鍵，基層干群面對面，問題解決在一線，健全機制抓規范，打牢基礎管長遠”工作思路，結合創建文明生態村，在全縣開展了爭創無到市以上上訪村，無到省以上上訪鄉鎮，無到市以上集體訪縣“三無”活動，經常教育干部端正態度，轉變觀念，拓寬思路，創新機制，牢牢把握信訪穩定工作的著力點，超前介入，不怕麻煩，放下架子，俯下身子，掌握實情，以理服人，認真負責地解決好群眾反映的每一個問題。

（二）領導重視親自抓。專門下發了《關于強化縣級領導干部“一崗雙責”的八條規定》，針對新形勢、新任務，結合縣情創造性地在全縣推行了以縣鄉領導干部 “兩下訪、一深入、三幫助”為主要內容的“213”信訪工作新機制，“兩下訪”是縣四套班子全體領導干部每周一到所分包的鄉鎮村、所分管部門下訪，鄉鎮和縣直所有領導班子成員每周五到自己分包的村或所屬基層單位下訪；“一深入”是指縣鄉領導干部深入鄉村一線，到信訪戶家中了解反映的情況，掌握社情民意；“三幫助”是指幫助群眾解決反映的熱難點問題，幫助群眾致富，幫助農村基層班子建設。一是堅持領導接訪。縣委、縣政府安排每個工作日由一名縣四套班子成員在縣信

訪接待大廳，接待群眾來訪，縣委書記親臨接訪第一線，接待上訪群眾，檢查、指導接訪工作。二是堅持領導下訪。將縣級領導下訪時間固定為每周一，全天候下訪雷打不動。因特殊情況不能按規定時間下訪的，要寫出書面報告，經同意后，順延一天，并及時通知鄉鎮和基層單位。該縣還在縣四套班子領導干部每次下訪前，利用縣電視臺或電臺等媒體，及時公布下訪時間、地點、下訪領導干部的姓名、職務，以方便群眾反映問題。為壓死縣鄉領導干部下訪解決群眾反映問題的責任，又將這一工作任務細化為“圍繞一個中心、抓住四個重點、做到四個親自、實現一個目標”。“一個中心”就是以解決群眾反映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為中心。“四個重點”即重點解決非正常進京上訪案件、重點疑難信訪案件、群體性案件、排查出的重大信訪苗頭問題。“四個親自”即親自到鄉鎮、部門信訪接待室和信訪人家中接訪，親自包案，親自協調解決，親自做好思想教育轉化工作。“一個目標”就是實現信訪問題案結事了、息訴罷訪，進京“零”上訪。三是縣黨政領導親自包案解決重大信訪事項。縣領導的率先垂范，推動形成了各級領導干部齊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鄉鎮領導實打實落實接訪制度，鄉鎮以上領導同志接待上訪群眾數量占群眾上訪總量的64%，將大批上訪群眾吸引在當地，把多數問題解決在鄉鎮以下。

（三）嚴明責任抓規范。把預防和化解非正常上訪及群體性事件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探索和把握處置帶有異常上訪及群體性事件苗頭特征的集體訪工作方法和策略，縣委政法委制定了《關于嚴厲打擊異常訪、“告洋狀”及其它違法上訪人員的實施意見》和《關于對信訪工作實行責任追究的十一條規定》，加大“兩個追究”力度，一方面，嚴格追究違法施政、信訪工作失職、瀆職干部，另一方面，依法追究嚴重違法上訪人員責任。按照“三快三不一短

兩追”的要求，對無理纏訪鬧訪、非正常上訪和敲詐勒索政府等違法上訪人員，堅持快立案、快批捕、快審判；堅持不推諉、不對立、不激化；堅持在最短時間內勸返或帶離；堅持對責任部門和包案領導解決問題和穩控措施一追到底，對組織、串聯、煽動群眾群體上訪的幕后操縱者，由公安機關一追到底，依法處理。2004年以來已對8案13人進行了依法處理，其中量刑最高的是6年。主要程序是：由信訪局認定上訪人是否無理上訪，由公安部門和問題發生地收集、固定證據，移交檢察院批捕、公訴，再由法院依法判決，對不服判決繼續上訴人員及時與中院溝通協調，確保處理到位。

（四）專項治理抓實效。圍繞 “人要回去，事要解決”的總要求，思路清楚決心大，抓住重點難點問題連續開展了上訪老戶和涉法涉訴上訪戶專項治理和“無理上訪戶”和“違法上訪戶”專項治理“兩個專項治理”活動。認真摸排篩選，逐戶建立檔案，逐個消化解決，同時，認真落實“五個一”化解措施，即“逐戶確定一個穩控調查工作小組、制訂一個穩控和處置措施、進行一次訓誡談話、進行一次法制教育和落實一套長效化解方案”，并建立專案工作組和幫教小組，對無理和違法上訪人員進行了法制教育，收到初步效果。

（五）健全機制抓長遠。一是堅持“有理推定”理念。將上訪問題不管群眾反映是否合理，一律從群眾有理開始推定，讓干部轉換角色、帶著感情、帶著責任解決問題，使多數矛盾得以化解。二是實行縣、鄉、村“三級信訪例會”制度，排查矛盾、研究問題，將信訪工作的重心由事后處置向事前預防轉變，同時，堅持敏感時期周排查、經常性月排查、重要時段集中排查、熱點問題專項排查相結合，進行拉網式排查。三是健全完善信訪工作領導責任、領導包案、信訪苗頭排查、黨政領導接待群眾來訪、解決信訪問題、雙

向責任追究等“六項制度”。四是建立了科學的統計決策體系。實行了信訪情況“日清日報告”——打好統計基礎，解決重點問題；“月匯總月通報”——指導基層工作；“季度或階段研判決策”——及時調整完善工作部署；“熱點問題重點研判”——解決突出問題；“年度綜合調研”——搞好年度工作決策；“重視用好上級情況通報”——指導全局工作等，形成了一整套工作制度。

（六）加大投入抓保障。為樹立信訪部門權威，提升信訪部門地位，保證信訪工作持續、健康正常運轉，賦于信訪部門交辦轉辦權、督促檢查權、指導協調權、直接調查權、情況通報權和責任追究建議權6項職權。在干部提拔重用上，實行新提拔干部到信訪部門“補課“制度，增強群眾觀念，同時，投入100萬元，新增和更替微機、加強信息網絡建設，并選調微機專業人員，為信訪工作提供保障。

三、幾點啟示

（一）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新任務，各級各部門應當把信訪工作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抓，要結合自身實際，不斷分析新情況，研究新思路，采取新措施，牢固樹立“發展是第一要務、穩定是第一責任、發展是政績、穩定也是政績”的思想觀念，牢固樹立“拓寬思路抓信訪、硬起手腕抓規范、創新機制抓穩定、齊心合力筑和諧”的信訪工作理念，用新的思路、新的辦法、新的對策破解社會突出矛盾。

（二）信訪工作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性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綜合社會工程，做好信訪穩定工作需要各級各部門的關心、關注、理解和支持，尤其是各級各部門主要領導的重視程度和抓信訪工作的力度，魏縣的突出特點就是：領導重視，制度落實抓的細、抓的實，對推諉扯皮和違法上訪人員敢抓、敢管、敢負責，公、檢、法

部門能夠步調一致、口頸一致，嚴厲打擊違法上訪行為。該縣動員四大班子成員全員抓信訪，將信訪工作重心前移到鄉鎮、到村，并定期進行分期預警和督查通報，抓出了齊抓共管的氛圍，抓出了信訪形勢持續好轉的成效。

（三）解決信訪問題需要真誠，需要愛心、需要毅力，需要智慧，關鍵是通過強有力的措施來推動責任的落實，魏縣從雙向追究入手，使各級各部門信訪工作得到高度重視、解決問題的效率得到快速提高、質量得到有效保證，促進了信訪秩序的明顯好轉。這也啟示我們必須變被動防守為主動出擊，抓住不落實的事，追究責任心不強的人，抓住違法上訪行為，追究不依法信訪的人，發揮“投一石而震一湖”的作用。

（四）要做好信訪穩定工作必須轉變當前的信訪工作模式，信訪工作的定位應當是信訪部門充當“裁判員”，有關鄉鎮和職能部門是“運動員”，而現在信訪部門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信訪干部長期處于高壓狀態，再加信訪干部提拔、重用困難等方面的原因，信訪干部不堪重負，積極性難以調動。這要求各級黨委、政府要加大對信訪工作的重視程度，嚴格屬地穩控，規范屬事解決，解決穩控、解決“兩張皮”現象，同時要樹立信訪部門權威，強化信訪干部隊伍建設，不斷提高信訪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

中共衛輝市委政法委

2009年7月24日

第二篇：河北魏利律師事務所簡介1

河北魏利律師事務所簡介

河北魏利律師事務所成立于2005年，是經河北省司法廳批準設立的第一批市直個人律師事務所。魏利所有13名聘用律師及3名輔助人員，所有律師均具有大學法律本科以上學歷，其中五人具有研究生學歷。魏利所是雄踞于邯鄲市東部唯一的一家個人律師事務所，具有良好的信譽。作為一家綜合性的律師事務所，以嫻熟的法律知識和豐富的業務經驗為社會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服務范圍涉及訴訟仲裁、破產清算、企業改制、資產重組、知識產權、房地產、金融等訴訟及非訴業務。魏利所注重律師隊伍的團隊化、協作化，在專業化分工的基礎上，發揮每位執業律師的專業特長，優化各種資源的配置與整合，努力將律師團隊的力量發揮到最大化，為客戶提供專業、誠信、高效、優質的法律服務，實現客戶合法利益的最大化。

在組織建設上，魏利所在兩年內爭取達到市局對律師所黨建工作的要求，建立黨支部，形成戰斗堡壘。在硬件建設上，魏利所設想在兩年內購置約幾百平米的現代化高檔寫字樓，為每一位有志加盟的律師，提供優質的辦公環境和業務平臺。在團隊建設上，魏利所設想構建一支由十人組成的核心團隊，二十人組成的精英團隊，五十人組成的業務骨干團隊。在業務建設上，魏利所設想在兩年左右實現律師所業務從訴訟向非訴訟業務的轉型，目前在非訴訟業務領域，魏利所已經有所突破（通過公開競聘的方式，從我市眾多有實力的律師事務所競爭中脫穎而出，成功競聘了邯鄲市鋼窗廠改制工作，走在國企改制工作的前沿），正在努力打造成為一家有自己特色、高、精、尖的律師事務所。

魏利所承諾：給每一位加盟的律師提供實現自己夢想的樂土，核心團隊的律師直接享受所里的利益分配（主要是非訴訟業務）；精英團隊的律師，所里直接扶持成為某個領域的帶頭人，享有所里利益分配的自主權；業務骨干團隊的律師，所里直接幫助拓展業務，成為該業務領域的專家。相信每位想加盟的律師一定是有信念、有理想、有抱負的律師，魏利所將會是你堅定信念、實現理想、展現抱負的理想平臺。

河北魏利律師事務所誠邀您的加盟

河北魏利律師事務所

第三篇：北魏對佛教發展巨大貢獻

北魏對佛教發展巨大貢獻

曹杰

宗教是人類文化和社會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信仰體系又有社會群組，它的興盛和衰敗都與政治有著密切的關系。北魏王朝崇信佛教，當時的皇帝不但稱天子，也被視為佛的化身。因此都城平城不僅市井繁華，人口百萬，街衢坊里獨具特色，寺廟建設之多、之雄偉壯麗輝煌全國少有。其間的造像既是佛祖，也是皇帝，佛與帝合而為一。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又一種特有現象。那么這一現象是如何形成的，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有什么影響？這還需從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說起。

佛教就傳入新疆，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而傳入內地中原，卻是漢朝的事。史稱漢明帝夜夢金人后，派人去天竺取經，回來時有印度沙門迦葉摩騰和竺法蘭隨行而來，并以白馬馱經。于是漢明帝下詔建寺，安置二位沙門譯經。因佛經是白馬馱回，故寺稱白馬寺。這白馬寺是中國最早的佛寺，這迦葉摩騰和竺法蘭是中國最早沙門，他們的便在這里弘法布道。但因佛教的教義不只以慈悲濟世、救苦救難，生死輪回，善惡報應為宗旨，還有不禮世俗之人內容。即出家入教者不拜君王，不拜父母。這與儒道二教和中國倫理道德格格不入，可稱是個六親不認的宗教。因此盡管漢明帝極其崇拜，極其重視，一再地推薦，民眾卻難以接受，長期局限于深山寺廟，得不到廣泛傳播和發展。到西晉八王之亂，五胡十六國興起，天下大亂，干戈撓攘，戰爭連綿主斷，烽煙四起，民眾陷入苦難的深淵，痛苦不堪，都在尋求保佑。因而釋迦牟尼慈悲為懷救苦救難旗有了招引力，信佛的人也就逐漸地多了起來。但這只限于漢，少數民族大都信薩滿教，并不信佛。直到西晉變為東晉，匈奴人劉淵建的漢國變為前趙，羯人石勒滅前趙建立起后趙，時有高僧佛圖登在后趙襄國傳道，受到石勒的重用。這佛圖登是天竺人，不只傳道也表演幻術，如預測吉兇治病等。石勒并不是信佛，而看上他的幻術。他借機講經布道具，發展徒眾數百人。佛圖登死后，他的弟子道安在東晉襄陽白馬寺弘法，弟子千人，成為中原最大的僧團。符堅雖是氐人卻已漢化，十分崇信佛教，建立秦國統一北方后，慕名攻克襄陽獲得高僧道安。道安令部分弟子去揚州、四川、荊州傳道，他帶四百徒眾聽從符堅安排，駐長安五重寺弘法。從此佛教在國內各地撒下種子，算是有了新的發展。很快淝水之戰符堅失敗后，北方各少數民族又豈起建國，相互家混戰不休，血光之災又降臨民間。僧界苦于佛教得不到發展，無法挽救眾生，便掀起了兩個高潮濕 即去天竺取經高潮，和尋求投靠權力的高潮。

就在這時，拓跋珪恢復代國，襲擊柔然高車等國滅后燕，領土占有黃河以北廣大地區。并建立北魏定都是平城，號稱太武帝，與劉宋王朝南北對峙。為與劉宋爭正統和緩解民族矛盾，他自稱黃帝之后。看到劉宋王朝信佛，他也信佛。他在帶領大軍攻城掠地中，不只和當地的善男信女一樣，在所過寺廟焚香敬供禮 敬僧尼。并責令將士保護寺廟安全，不得侵擾。同時他還拜訪了當時最有名的高僧法果，令其給指點迷津。這法果看到道他后，便給他跪下深深一拜。道武帝慌忙將他請起說：“聽說佛教不禮世俗之人，大師緣何有違教規如此跪下？”法果回答說“能弘道者，即當今如來，老衲不是拜皇帝，乃是拜佛耳！”這豈不是說皇帝就是佛，佛就是皇帝。這佛帝合為一體，豈不有利于消除民族矛盾，有助于王化整齊民心，更有利于國家安定？道武帝聽了大開腦筋，大為贊賞，大為高興。他便尊佛教為國教，朝中專設立了佛教機構監福曹（管理佛事的機構），封這法果為道人統（最高的僧官），令他總攝沙門。

這法果是趙郡人，40歲出家，曾拜天竺沙門佛圖登為師，精于修練，持戒嚴格，到處設壇講道，是當時佛教界最有影響力的高僧。他看到佛教與儒教、道教相抵觸，受到上層人士的冷落難以發展，與當時的眾僧一樣，早有“不依國主，佛事難立”的想法，便對佛教的教義進行改革，尋找機會推動佛教的發展。適逢道武帝來訪，他叩拜之后陳述自己的良苦用心。可說是天賜機緣，正中道武帝的下懷，受到了嘉封，成為佛教最大的高官。接著道武帝在他的策劃下大興土木，在平城外城內建設五極大寺和八角寺，并建耆阇崛寺和山須彌山殿等寺廟，又建講經堂、禪堂、沙門座。五極大寺就是在舍利坊內建有五極浮圖的大寺（今華嚴寺的前身）；八角寺是今善化寺前身；耆阇崛山寺和須彌山殿是怎樣的寺廟，據有關資料介紹，耆阇崛山是古印度迦牟尼講經和佛教聚會之所，須彌山是印度釋迦佛修行的地方；又有專家考證，說這法果建的須彌山殿，既有印度須彌山之意，又包含鮮卑遠祖居住的嘎仙洞內容，是一座殿堂與洞窟相結合的建筑，位于如今的高山石窟寺。耆阇崛山寺同樣既取印度須彌之意，又含有嘎仙洞的內容，便是如今的云岡石窟第三窟的前身。可這兩個建筑如今都已了無痕跡，云岡第十窟門楣上方的那幅“須彌山浮雕”或許是其縮影，也未可知。但這須彌山殿和耆阇崛山寺，讓法果費盡了心機融入鮮卑人的文化意識，因此這法果受到道武帝的高度重視和尊重。所以他又是給寺廟劃撥土地，又是免除僧眾的徭役和稅賦，大力鼓勵其發展寺廟經濟。這樣一來中國佛教的有了轉折，平城就成了僧尼趨之若鶩之地，很多僧尼都來到了平城。連當時最有名的高僧慧始、師賢、曇登、曇曜、道進、僧超、法存、惠明等，也都聞風而至，光西域來的僧人就達百余人。當地出家的僧尼也越來越多，寺廟成了僧尼的大家庭，僧團的發展史無前例。他們四處奔走化緣傳道，會聚一處講經譯經或寫經，大興佛事活動。促使崇信佛教活動很快形成高潮，有力地推動佛教事業發展。

到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時，史稱“尊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象。”他明確提出“佛教萬善同歸，敷導民俗”的口號，賦于佛教“巡民教化，安撫一方”任務，對佛教和僧尼的重視又加一等。他除了興建寺廟，為寺廟經濟發展提供有利條件，不只給僧人封官外，還授給他們爵位。不少僧人和朝中官員享有一樣的待遇。高僧法果最為典型，他的爵位從輔國宜城子、忠信侯，一直授到安城公之號。法果圓寂后又授給他老壽將軍名號，還親自為他主持喪事，并令其子襲爵。當時還有個沙門曇登，百歲布法不衰，明元帝也受他老壽將軍稱號，這可說是世上對佛教少有的一種態度。同時他還鼓勵王公貴戚，營功積德各建家廟。一些王公貴戚們都以自有家廟為榮，以私養沙門為耀，一時間便 斗富比闊，以致不惜傾其家資，爭相興建寺廟。這樣一來不只寺廟越來越多，檔次越來越高，使許多寺廟蓬蓽生輝，金玉滿堂，僧尼成群結隊。因而也使佛教出現了貴族化，高層化，權力化傾向，發展掀起了高潮，也把佛教的繁榮推向了極致。可物極必反，這就引發了后來的太武滅佛，讓大批僧尼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其實這太武帝和皇祖父道武帝父皇明元帝一樣，當初也很崇信佛教。不只禮敬高僧，參與佛事，平涼州平統萬，還將大批名僧遷至平城。其中有一惠始法師，人稱刀劍不入，赤足行于污泥而不染，名曰白腳大師。他十分崇敬，將其安排在八角寺，令講經傳道，弟子數百人。惠始園寂后，他令將其葬寺內，又起高塔。以上這些事，便充分說明了他崇信佛教的態度。但太武帝銳意武功，志在擴張領土，統一黃河流域。可他在北擊柔然，西掃秦隴，東滅北燕，南攻劉宋的征戰中，漸漸地發現了問題，不只兵源越來越少，國庫也越來越空虛。其原因之一，是很多百姓為逃避徭役，進寺廟出家當了和尚；原因之二，是大量的社會財富變成了寺廟經濟，國家的稅賦缺失，國庫自然拮據。這就給兵員補充和軍隊的供給，帶來嚴重的困難，因此他對佛教便產生了反感。當時的佛教只在普通百姓和少數民族中流行，因其教義與儒道二教相抵觸，漢族上層人士并不信佛。太武帝的寵臣司徒崔浩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是個有名的大儒，而且是個道教的忠實信徒，歷侍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在朝中極有威望，號稱北魏的張良和孔明。他不斷地在太武帝面前詆毀佛教，宣揚道教的好處。他看到太武帝為國庫拮據和兵員缺失犯難，對佛教十分惱火。借機便對太武帝說，“佛教是西來之教，其寺廟不但與朝廷爭民爭利，還勸人不殺生，瓦解將士的斗志。圣上旨在運武統一華夏，這佛教便是一害。道教秉天地之氣，樹德除邪，還可使圣上延年益壽，得道成仙。”他要太武帝改換門庭，棄佛從道。同時他還請來了天師道道首，嵩山道人寇謙之，給太武帝傳道。

這寇謙之字輔真，上谷昌平（今北京）人，其家數世都信奉天師道。他少年時遇仙人成公興，隨其在華山和五當山修道。后稱太上老君降臨嵩山，授給他《錄圖真經》，和天師之位，命他整飭道教，去偽存真，輔佐北方太平真君。他廢除違背封建禮教之偽，增加儒家倫理綱常之真，應崔浩的邀請來到平城，向太武帝獻道書、授符錄，稱太武帝為太平真君。并說這是上天授予的名號，令他統領人鬼之政。太武帝聽后十分高興，便祭拜了嵩山，棄佛從道，改年號為太平真君。而后在城東大興土木，建靜輪宮和大道壇。他身穿道袍齋蘸，設祭，儼然一個道人。

從此他不但對佛教日漸冷落，而且不斷地對其進行打擊。他先是下令禁止民眾私養沙門，有違者徙邊。繼而強令年50以下的沙門還俗服役，逃避者死罪，窩藏者同罪。接著陜西的杏城有個名叫蓋吳的人，發動了民眾起義，關中的白部，天水的梁會，河東的薛永宗等紛紛響應，一時間起義的戰火漫延了陜西、甘肅、山西三省，聲勢極其浩大。太武帝親統大軍多次征討，用了將近兩年時間才將其鎮壓下去。這蓋吳崇信佛教，他的義軍中有不少的佛徒，還有些沙門。交戰中太武帝看到后，便對這佛教極其地惱火。率軍回師長安后，他又發現寺廟中藏有大量的武器和財物，以及沙門與婦女淫亂行為。他感到時機成熟，終于可出出胸中的惡氣了。回朝后他便下令滅佛，敕令將所有寺廟盡皆焚毀，沙門不分長幼悉數坑殺。然而正在監國的景穆太子拓跋晃，是個佛教最忠實的信徒。他不僅宮中建有佛堂，每日做著佛事，還養著一批僧人在譯經寫經。看到父皇下詔滅佛，他痛心疾首，一邊緩發詔書，透露消息令沙門逃命。一邊上疏指責父皇枉殺過濫，要求父皇收回成命。太武帝不只不聽，反而訓斥了他一番，命太監中常侍宗愛為都督，指揮各路人馬滅佛。一時間寺廟濃煙滾滾,火光沖天，大小沙門身首異處。景穆太子慘死不忍睹，柔然卻借機犯邊，他便帶兵出征。

這宗愛早與太子不和，何況他又指揮滅佛，擔心太子隆登皇位，不會有自己的好結果。于是借機向太武帝進言，揭露太子緩發滅佛詔書，令沙門逃匿，并說東宮還養著沙門。太武帝聽了暴跳如雷，下令查抄東宮，將隱居東宮的高僧慧能、玄崇，和太子謀士仇尼、道盛，一起處斬于巿。當時太子正在征討柔然的歸途中，聽到此事不敢回朝，便駐扎下來。太武帝疑他有異心，便佯裝駕崩。太子得知悲痛萬分回朝，卻被關囚籠處死。監國多年太子死后，太武帝感到失去了得力的助手，更感到大好的江山無人繼承，心里懷念太子，恨自己太魯莽，更痛恨崔浩讓他滅佛。想到崔浩修國史詆毀祖先，便誅其三族，也未解心頭之恨。他醺酒，喜怒無常，不久憂憤成疾，常常提著劍要殺人。太監宗愛感到危在旦夕，便先下手為強，將太武帝毒死。由誰來繼承皇位，尚書仆射蘭延與侍中和匹，主張讓東平王拓跋翰接帝位；侍中薛提說太武帝有世嫡之重，主張由太子長子皇孫拓跋浚接帝位。就在大臣們爭論之中，宗愛挾持赫連皇后召蘭延、和匹、薛提和東平王入宮議事，卻在宮內埋伏刀斧手將四人殺死。給他們加上殺害太武帝罪名，立安南王拓跋余為帝，他控制朝政。殿中尚書源賀、南部尚書陸麗等大臣不服，發動兵變，殺掉宗愛，擁立太武帝嫡孫拓跋浚登上皇位，是為文成帝。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太武滅佛的全過程。

封太武帝的赫連皇后為太皇太后；封太武帝的左昭儀為太妃；封文成帝的乳母常氏為保太后、尋為太后；封馮氏（即馮太后）為貴人，尋為皇后。文臣武將安排已定，朝中面臨的首要大事，便是恢復佛法。

這場滅佛斗爭十分殘酷，十分可怕。雖然許許多多的寺廟被毀，大批的僧尼被殺，但血與火並不能消滅人們的信仰；反而更讓人們渴望著一個佛光普照、慈悲大千的世界。因此文成帝接位后，朝野上下到處都是一片復佛的呼聲。逃匿在外的不少僧尼也都回到平城，為復佛工作推波助瀾。特別是文成帝的乳母常太后，和被封為皇后的馮太后，以及太武帝左昭儀馮太后的姑母三個女人；她們都來至北燕，都是佛教的忠實信徒，滅佛中精神上都受著巨大的威脅；都與文成帝有著非同尋常的關系，在朝中起著別人無法起到的作用。就在這少年天子文成帝難以應對局勢的情況下，她們便勸他順應民意復佛。可復佛的詔書還沒有發出，太武帝的皇后赫連太皇太后卻以“祖宗之法不能改，王道不能移”為由，慫恿長孫竭侯、黎庶、古弼等一些元老舊臣，從中刁難，反對復佛。鬧得14歲的文成帝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只好將這復佛之事擱置下來。

這赫連太皇太后是太武帝平統萬時，將她和她的妹妹納入掖廷為妃，后她被封為皇后。消滅宗愛后，她本來欲立太武帝四子，她妹妹所生的拓跋譚為帝，卻讓文成帝搶了先機。她的心中一直憤憤不平，便借機對文成帝進行發難。這些元老舊臣都是太武帝的部下，都看她的眼色行事，倚老賣老，以功臣自居，根本 就不把這小皇帝放在眼里。有的妄自尊大，有的蠻橫無理，還大鬧朝堂，不只不允許復佛，甚至還主張繼續滅佛。很多人都為文成帝擔起憂來，擔心這少年皇帝被推下皇位。馮昭儀早對這赫連氏存有戒心，她一直在研究著這赫連氏與宗愛的關系。最后她終于弄清：宗愛殺害了太武帝，嫁禍于蘭延、薛提、和匹三人，便是這赫連氏受宗愛指使以皇后之名，召他們三人入宮議事為由，被宗愛埋伏的刀斧手所殺。這赫連氏贏得宗愛信任，被封為太皇太后。她助紂為虐，豈不是宗愛的幫兇和同黨？其罪惡豈不罄竹難書。于是她將這事揭露后，眾大臣都義憤填膺。文成帝便召開御前會議，宣布赫連太皇太后等人的罪惡，將他們一網打盡。古弼、黎庶等人滅門，長孫竭侯因是太武帝的舅父，免除死刑卻處以徙邊，赫連太皇太后則是賜死，令其自裁。

排除了這些障礙，文成帝便再次下詔復法。詔曰“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圣境，助王道之禁律，益仁之善性，排除群邪，開演正覺。”令京城和諸州郡縣民居之所，各修寺廟圖像，以供善男信女禮佛。又為高僧師賢等五人落發，賜袈裟，封師賢為道人統，令其總攝沙門。又封王遇為匠作大將，讓他們在武周山“造令如帝身的佛像一尊”。可有誰能想到，這像雕成之后，顏下足上出現了兩枚黑石，恰與文成帝顏下足上的黑痣相對應。這事是偶然的巧合，還是人工鑲嵌，一直是個千古之謎。但當時普遍認為，是文成帝復佛純誠所感，佛祖顯靈。也應證了高僧法果北魏的皇帝即佛，佛即北魏皇帝的說法。這事轟動朝野，震動了佛界。文成帝一下成了佛的化身，身價提高了百倍，極受人們的崇敬。每日來武周山的參拜佛者成千上萬，絡繹不絕。好多善男信女們，都還向著宮城的方向頂禮膜拜。一時間圣跡遠播，萬民敬仰，中外矚目，不少國家還派了使節來祝賀。獅子國沙門邪奢遺多和浮陀難提送來三尊珉玉佛像；沙勒胡國沙門送來了佛缽；有的國王還派畫師來繪影圖像，摹寫實跡圣容，以求一睹真顏。京城之內人流如潮，熱鬧非凡。文成帝從來也沒感到自己是那樣的高貴，那樣的超凡脫俗，那樣的神圣，似乎不是塵世凡人，而是自天而降。他也感到鮮卑人的皇帝是天之驕子，北魏王朝的皇權乃是天賦神授。這樣一來皇帝真的成了如來，敬帝就是敬佛，佛教的國家政治色彩就更加濃厚，寺廟便成了忠君禮佛之所。也就是說，佛教借助皇帝的圣旨可發展自己，皇帝借助佛教意象可號令天下，二者相互依存，互為表里。于是文成帝又下詔，令師賢、王遇等人，在京城內的五極大寺，為其太祖以下五帝各鑄佛像一尊，身高一丈六尺，備銅25萬斤。也將他的列祖列宗列入佛帝序列，把佛教與國家的政治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其后不久，便有御馬銜衣的故事出現，也就是史料所講的“馬識善人”一事。那是文成帝騎馬出行之時，走在街上忽遇一老者，他的馬卻咬住老者的衣服不放。這一現象讓他感到十分奇怪，便向隨從人員問道：“這馬為何要咬人家的衣服？”有的隨從認出，老者是有名的高僧曇曜，說是馬識善人。這時高僧師賢已去世，曇曜也是北魏有名的高僧。文成帝日思夜想正要尋找這曇曜，令其接替師賢之職主管佛事，沒想到他的御馬幫他找到了。他下馬一禮，便將這曇曜請進宮來待為上賓，拜為沙門統，接替師賢總攝佛務之事。造像即為弘揚佛法，弘揚佛法即必須造像。他令這曇曜在武周山南麓開窟造像，為太祖以下五帝各造佛帝合一的石像一尊，高70尺，次60尺。歷經數年而成，石像雄奇偉岸，氣勢恢宏冠于一世，觀者莫不震撼。這便是“御馬銜衣”故事引出的輝煌成果。史書對此講得很神秘，似乎是神的旨意。也有論者卻認為：曇曜身上的道袍是谷草煮水著色，還散發著谷草的香味。御馬聞到谷草的香味，便啣曇曜的衣服，并非神的旨意。不管怎么說，這個故事在民間流傳很廣，叫得很響，如今云岡石窟景區內還專為曇曜鑄了銅像，所以有必要在此交待一下。這五尊高大石像的石窟，被稱為“云岡曇曜五窟”，中國最宏偉的石窟藝術也從此誕生。各地滅佛中被毀的寺廟也很快恢復如初，僧尼隊伍也不斷壯大。為促進佛教的發展，文成帝還又給寺廟劃撥土地，設神祗戶、神祇粟，和佛圖戶。凡向寺廟交60斛谷物之民，可稱之為神祇戶；所交寺廟用于供養沙門和救災的谷物，稱神祇粟；分配到寺廟灑掃耕作的囚徒和官奴，稱佛圖戶。這樣一來，不但壯大了寺廟經濟，也有力地推動了佛教的復興和快速發展。這是文成帝在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貢獻，也是為他祖父太武帝滅佛的一種懺悔和補償。但佛教還沒有達到鼎盛，他就崩于太華殿，時年26 歲，在位的時間很短。繼位者雖是他的太子和皇孫，臨朝稱制者卻是他的皇后馮太后。這馮太后對佛教更是有新的見解，她把佛教發展推向了鼎盛。

和平五年（466年），文成帝的去世，權臣乙渾控制朝政，圖謀篡位，順者昌，逆者亡，誅殺了許多大臣。朝中惶恐不安，人人自危。馮太后面對這種局面十分冷靜，對乙渾的所作所為不露聲色。可誰也沒有想到，一天她突然下旨，招乙渾入宮議事。人們都不知這年輕的皇后要干什么，一時間宮中議論紛紛。乙渾接旨十分得意，卻又想入非非。自以為她皇后這塊招牌很有號召力，何不借機為我所用；又想到這年輕皇后美貌無比，若讓她投懷送抱豈不又一美事。可他那里想到這是馮太后設下得陷阱，他神氣十足地剛走進宮院內，身后的宮門就關上，埋伏在院內的刀斧手一擁而上，他還沒醒過神來，就被亂刀砍為肉泥。史稱此事為她“計殺乙渾”。

除掉了乙渾，她扶12歲的太子拓跋弘登上皇位，是為獻文帝，自稱皇太后臨朝稱制。她本來就信佛，更看到佛教在民眾心目中地位。執掌朝政后，她重用一批漢臣，繼承夫皇遺志順應民意弘揚佛法，受到滿朝文武的擁護。她在改革朝政的同時，便對佛教進行了改革。她十分清楚，這場滅佛的斗爭，表面看是一場帝與佛之爭。實質上是一場道教與佛教之爭，也是一場儒教與佛教之爭。崔浩是北魏的大儒，也是道教的忠實信徒；寇謙之本來就是道首，他們都是這場斗爭的發起者和直接參與者。她首先從僧制著手進行改革，完善制度，對佛教從上到下實行有序的管理。改道武帝的僧制監福曹為昭玄寺，改沙門統為大統，下設副統一人，都維那三人，并設功曹和主簿各一人。州設州維那，郡縣設上座，寺廟內設主持。令他們各司其職，為朝廷管理佛務。接著她授意僧眾總結佛教歷史經驗，吸取太武帝滅佛教訓。很多高僧親歷太武滅佛之苦，深知這滅佛的動因，自覺對佛教的教義進行改革。他們的將佛教教義和道教教義揉合在一起，又加入儒教忠孝仁義的內容，使佛教與中國傳統倫理和政治相結合。她得以首肯，下旨建設三教合一的懸空寺，和三教合一的昊天寺等，將釋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供奉在一起，消除儒道兩教與佛教的隔閡。實現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國的目的，也促使漢族上層人士信奉佛教。同時她在武周山曇曜五窟之后，繼續開窟造像。使那些穹盧式的洞窟，在建造上趨于宮殿化和佛龕化；人物造型方鼻大耳，細眉深目，趨于圓潤豐滿，身著褒衣博帶，趨于中國化。佛經中有“法力無邊”的記載，說佛的力量之大沒有邊際。她便為皇孫孝文帝開鑿釋迦洞（云岡5窟），造身高18米的佛帝合一，最為雄偉壯麗的石像，象征權力無限，威力無邊。身臨其境讓人心靈震撼，感到自己妙小。佛傳故事中說佛有形，而佛母無形。她也為自己開鑿了中心塔柱式的佛母洞（云岡6窟），塔高15米，呈方形，布局堂皇，內容豐富，雕飾豪華，刻工精美，氣勢磅礴，最為華麗，可稱稀世之品。寓意她孕育著北魏的皇子皇孫，和創造了一個輝煌的北魏王朝。看了之后無不使人感到一種景仰力和虔敬力。其后她改觀世音菩薩男性為女性，大力宣揚觀音文化。觀世音本是古印度轉輪王的長子，名叫不煦，他出家后向佛祖發誓，立志要落實佛法，救苦救難，解除人間煩惱。佛祖感其真誠，度化其成為觀世音菩薩，即觀音而去救苦救難，最受人們的崇敬。到唐代因李世民之諱去掉“世”字，成為觀音菩薩。《華嚴經》中稱他為“猛丈夫”，傳入中國后仍是男性。十六國時的敦煌石窟中，他的畫像還留有兩撇小胡子。近年四川文物普查，在廣福寨水洞門崖壁上，發現南北朝早期石龕觀音雕像，身高1，5 米，面龐圓潤，也留有兩撇小胡子。到云岡石窟時期的菩薩造像，就變成了女性。她的這一用意十分明顯，既然北魏皇帝是佛的化身，她臨朝稱制，居于皇權之巔，自然可把自己比做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這樣既可借助神的意象張揚女性，更是神化自己行使皇權，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興建寺廟是推動佛教發展重要舉措之一。馮太后在改革朝政開鑿云岡石窟的同時，不惜巨資大興土木，在京城之內建設天宮寺、永寧寺、建明寺、八角寺、報德寺、崇光宮、皇舅寺，和祗洹精舍、車輪山臥佛寺等，眾多的皇家寺廟。這些寺廟都極其雄偉絢麗，各具特色。建明寺基架博敞，高大雄偉，氣勢恢宏，號稱京華壯觀；天宮寺榱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雕刻精美，內有玉佛，號稱京華一絕；永寧寺院內有七極方形木塔，高90余米，為平城之最。塔前的大雄寶殿形如皇宮的太極殿，金碧輝煌，內供一丈八尺高的鍍金銅像一尊，六尺高的金像十尊。寺內坊亭、廡宇、譯經、藏經、禪室、僧舍數百間，號稱天下第一。雖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卻無一能與這些寺廟相比。五臺山最早名叫紫府山，上有玄真觀，原為道教所在地。東漢時期，印度僧人攝摩騰來到五臺山，建了阿育王塔，從此有了佛教建筑。馮太后聽說五臺山形似印度佛祖講經的靈鷲山，便和皇孫孝文帝登五臺山，下旨建靈鷲寺、清涼寺、真容院，又修繕經院等12處建筑，使其成為佛教的名山。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禳災賜福，最受廣大民眾的愛戴。觀世音和阿彌陀佛與大勢至，在經書中本來合稱西方三圣，她不但令觀世音離開西方三圣，到處興建觀音廟，還令觀世音菩薩離開寺廟走進民宅，接受人間香火和禮拜。一時間百姓家家有觀音，戶戶彌陀佛，觀音成為民眾的保護神。唐代武則天對觀音的崇拜更盛一籌，是她們兩個女主把觀音文化推向了極致。由于經濟發展，百姓安居樂業，大興寺廟已成為一種風尚，除皇家興建，地方官員興建外，民間也在興建，一些豪門富戶祈福還愿，紛紛建設自己的家廟。馮太后的兄長馮熙身為太師之職，傾其家產在各地興建寺廟72處，組織譯經16部，可稱是登峰造極一例。僧尼奔走化緣，善男信女布施捐贈，為寺廟建設籌集了大量資金。有資料記載，當時“京都之內能工巧匠云集，丹青 妙手會聚，群師名流各顯其技”，到處都在興工動土建寺立廟。到太年間，平城可謂寶塔飛天，佛龕地涌，重大寺廟之多達百余所，僧尼兩千之眾；全國的寺廟為六千多所，僧尼達七萬之多。齋會、法會、道場等各種大型佛事活動，不斷地舉行，盛況空前。每當浴佛節和觀世音菩薩圣誕日，人們不只燒香上供，在寺廟里祭祀，還要把金像從寺廟抬出來，在街上游行，令民眾沐浴佛光，史稱“抬像”。也有資料描繪：出像之日，千騎開道，萬乘護擁；金花映日，寶蓋浮云；幡幢若林，香煙似霧。絲竹雜技雷動，梵音法樂四合；僧人跳金剛舞，善男信女敬香叩拜。太皇太后和皇孫孝文帝騎馬散花，與民同祭。全城萬人空巷一睹真顏，由此可見其隆重之盛。這一樁樁一件件弘揚佛法的舉措，經久不衰，除了太武帝滅佛那一陣，弘揚佛法之舉，連續在平城持續了近百年，把佛教推向了鼎盛，也使平城成為佛教圣地，或稱佛教中心。著名的佛教史家湯用彤有言：“魏世佛之盛，蓋必得力于馮太后也！”太和17年，孝文帝遷都洛陽，也把眾多的寺廟建設帶到洛陽，把石窟造像之風從云岡帶到了龍門，使佛教在中國發展壯大。楊炫之的《洛陽伽藍記》對此有具體的記載。

這佛帝合一是北魏王朝特有的現象，也是北魏王朝的一大創舉，并落實在北魏的京都平城。從云岡石佛寺，到當時的五級大寺、建明寺、永寧寺等各個寺廟，都無一不體現著這一主題。佛帝合一，促使北魏的寺廟建設蓬勃興起，把佛教發展推向了中國化和高潮，使平城成為一座參佛、祈愿、持戒、譯經、禮佛的都市。佛帝合一，使各族人民一心向善，也改變馬背民族強悍的鐵血性格，融入中化民族大家庭，與各族人民和諧相處，為北魏的穩定創造了條件。佛帝合一，改變了佛教長期冷落的狀況，得到迅猛發展，也將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結合在一起，并為隋唐佛教盛世奠定了基礎，這是北魏為佛教的和中國化做出的巨大貢獻。

2004年6月20日

第四篇：北魏孝文帝改革

高一(二)班歷史研究性學習《孝文帝改革》報告

本學期，我們圍繞“孝文帝改革”這一課題，通過查閱相關典籍展開了研究。并且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孝文帝改革的負面影響這一方面。

一、孝文帝改革概述

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范圍極其廣泛，內容也極為豐富。總體概括起來有以下四點：第一，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的同時又頒布了與之相聯系的三長制和租調制。均田制使農民分得了一定數量的土地，將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成為國家的編戶，保證了地主們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而租調制則相對減輕了農民的租調負擔，改善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從另一方面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第二，整頓吏治。吏治的敗壞不僅激化了社會矛盾，同時也使統治階級內部產生了矛盾。在這項改革措施中，以“治績”的好壞為標準。整肅了官僚機構，鞏固了封建統治。第三，遷都洛陽。為了接受漢族先進文化，加強對黃河流域的控制，孝文帝決定遷都洛陽。495 年正式遷都洛陽。第四，實行漢制與移風易俗。主要內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斷北語、改復姓、定族姓、遷都洛陽等，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二、孝文帝改革的正面作用

孝文帝的改革是北魏政治、經濟發展以及鮮卑族進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結果。但從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促進了北魏政治、經濟的發展，體現了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其正面影響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四點：

1.北方社會經濟有了明顯發展：農業生產工具得到改進，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糧食產量增多，畜牧業得到發展。手工業生產日益活躍，商業活動也日趨活躍。

2.政權封建化加速：遷都洛陽以后，鮮卑統治者接受了漢族先進文化制度，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權的封建化進程，對北魏社會政治生活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促進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不僅緩和了民族矛盾，鞏固了封建統治，更促進了民族的大融合，為結束長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國家統一奠定了基礎。

三、孝文帝改革的負面影響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全面，影響較大的一次改革。然而，經過改革國力達到鼎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僅30余年便迅速分崩離析。對此，歷來論者甚眾，其說紛紜。我們通過研究發現孝文帝在改革中遷都洛陽，移植門閥制度以及定姓族等措施所產生的一些消極影響與北魏政權的瓦解乃至滅亡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遷都洛陽的負面影響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在當時就已顯現出其危害性，并在以后的年代中不斷予以顯現，最終導致了北魏國勢的衰危。

1、遷都導致了統制集團的分裂

南遷洛陽是孝文帝漢化改革的前奏。孝文帝為了實現“華夏正統”的至尊地位，不顧鮮卑舊貴的強烈反對，借南征的名義想法設法完成了遷都洛陽的政治宏愿。但遷都洛陽對于世世代代居住于朔方的鮮卑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震動。這意味著拓跋氏必須放棄過去那種以游牧業為主的生產方式，而使經濟生產農業化；同時，還意味著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求改革。這樣一個從行動到觀念都要為之一變的遷都舉動，所遇到的阻力是難免的。恰恰這種阻力來自拓跋內部，這就意味著其民族凝聚力的喪失。早在遷都之前，于烈就有“樂遷之與戀舊，惟中半耳”的估計。雖然僅僅是一種估計，但也反映了有相當多的反對者。“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就連孝文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因此，遷都只能以托名“南征”掩人耳目的方式進行。即使這樣，當消息傳到平城后，拓跋貴族仍“莫不驚駭”。太和十九年（495），“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了北方”的元恂，借孝文帝出游嵩山之機，召集牧馬，輕騎奔代，意欲“跨距恒朔”，公開反對遷都。為絕后患，孝文帝將太子元恂廢為庶人，旋即毒死。然而緊接著又爆發了以穆泰，陸睿為首的保守貴族的叛亂。正所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代鄉舊族歷來是北魏政府的領導核心，北魏前期之所以取得“文治武功”的成就，關鍵在于有一個“團結，積極進取”的代鄉舊族。到遷都后二十年，反對者依然存在，迫使孝明帝元詡不得不做出讓步：“北京根舊，帝業所基，南遷二紀，猶有留住，懷本樂故，不能自遣，若未遷者，悉可聽其任停，安堵永業”。這樣拓跋族明顯的分裂為遷洛和留居兩大集團。

再加之在遷都后，孝文帝隨即推行漢化政策，給南遷鮮卑貴族種種特權，抬高他們的政治地位；而代北貴族則被排斥于門閥姓族之外，成為庶姓，受到貶抑。如史所載：“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從而引起了留居的代北集團的極大不滿，導致南北兩大集團隔閡加深，為北魏的統治埋下隱患。

2、忽視了遷都的巨大經濟負擔，造成社會貧富分化加劇。

孝文帝遷都洛陽，對鮮卑各階層的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對下層民眾破壞尤烈，“資產罄于遷移，牛畜斃于攆運”，“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筑室者才有數間之屋”。因此，代遷之民剛到洛陽之初，絕大多數民眾，“居無一椽之室，家闕儋石之糧”，生活十分貧困。

而遷都洛陽后，隨著拓拔鮮卑封建化的加深，進入北魏上層的漢族大姓和逐漸漢化的鮮卑貴族在政治，經濟上享有特權，他們進一步加快聚斂財富的速度，生活日趨奢靡腐化。有史料記載，河間王元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臵玉井金罐，以五色襘為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足以可見當時元琛的生活極為奢華。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富強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當上流社會“競相矜夸，逐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富貴之家，童妾核服；工傷之族，玉食錦衣”之時，處于社會下層的廣大民眾，則是“農夫食糟糠，蠶婦乏短褐”。在北魏上流社會普遍縱欲的所謂“繁榮”的假象之下則是廣大民眾的極度貧困。

就洛陽時代北魏普通民眾的生活而言，僅在宣武帝元恪太和二十三年、景明元年、三年、始平五年、永平三年、四年、延昌元年、二年、三年等就因水旱等自然災害導致“百姓饑弊”，“民饑餓死者數萬口”，“頻年饑儉，百姓窘弊”。當到孝明帝元詡孝昌初年(公元525年)出現“北鎮饑民二十余萬”之時,一場嚴重的社會危機“六鎮饑亂”就會像暴風雨一樣來臨。此時，社會貧富差距已經拉大到再也無法調控的地步，北魏政權面臨的只有**與分裂。

（二）、移植門閥制度，引發社會矛盾。

北魏前期的用人路線是“任人唯賢”，但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下詔確定了門閥序列后，孝文帝的用人便基本上變為“先盡門第”了。從此，北魏上至中央，下至郡縣都嚴格按照門第高低作為選官標準。北魏官場，清濁分流。凡入鮮卑八姓（即穆、陸、賀、劉、樓、于、稽、尉），漢族四姓（即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者，只能做正員郎以上的清官，均不得授以低官和濁官。而寒門士人、鮮卑武人和代遷之人只能充任低官和濁官。官分清流，不得逾越。如史所載，顯宗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韓顯宗的上言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前代取士”，把士的才能，德行放在首位；第二，今之取士，首先看重的是其門第，郡望。由此可見，孝文帝所實行的這種門閥制度實際上是以法律形式確認漢族士族地主和鮮卑貴族在北魏社會上的特殊地位，賦予他們種種特權，并使之制度化。此項改革是在“以貴承貴，以賤襲賤”的基礎上進行的，根本沒有觸及胡漢貴族的政治特權，相反使漢人與代遷之人的社會地位受到貶抑和壓制，從而激化統治矛盾。

1、門閥制引起了北魏寒人的不滿 當時寒人的地位已經上升，而太和十九年孝文帝頒布門閥序列后，將寒人排除在門閥之外，勢必引起寒人與門閥的矛盾。如“家世寒微，少孤貧”的李彪，以其才學與梗直深為孝文帝信重，但由于他出身寒門，而被士族出身的餓官吏所看輕。大中正宋牟“與高祖私議，優以寒地殊不欲微相優假”。在如士族出身的李沖，雖然曾將李彪“薦于魏主”，但當孝文帝“車駕南征”，命“彪兼度支尚書，與仆射李沖，任城王等參理留合事”時，李沖上表奏道：“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己凌上……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行，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盡管孝文帝曾稱贊李彪“吾之有李彪生，猶有之漢汲黯”，但出于維護統治，緩和雙方矛盾的需要，孝文帝不得已將李彪革職歸鄉。

李彪曾為其子李志求官于吏部郭祚“祚仍以舊策處之”。這引起了李彪對門閥制的不滿。“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李彪為御史中尉時，“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豪右屏氣”既說明李彪為官剛直，又說明豪右痛恨李彪。這些屏氣的豪右不一定都是違法亂紀者，其中必然隱含著門閥制與事實上寒人地位提高的矛盾。寒人地位提高的例子還有很多。在孝文帝定姓族前后曾有許多寒人提任大中正。王仲興“起自細微，至殿中書……為雍洲大中正”寇猛“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洲大中正。” “雖起細微”的茹皓為肆洲大中正，趙怡為荊洲大中正，“本出寒微”的侯剛為恒洲大中正。這些說明孝文帝定姓族前后，寒人的地位已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門閥制的推行，使當時社會地位正處于上升階段的寒人受到貶抑與排斥，引起寒人的不滿與積怨，激化了統治集團的矛盾。

2、門閥制造成了新鮮卑門閥與代北貴族及“代來之人”的矛盾 門閥制實行后北魏南部形成了一批新鮮卑門閥貴族，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大為提高。而代北鮮卑貴族則不同，在定姓族之后，他們成為門閥之外的庶姓，如史料所載： “正始二年（公元505年）秋……（于）忠與吏部尚書元暈，度之尚書元匡，河南尹元長等推定代方姓族。” “世宗世，代人猶以姓族辭訟，又使尚書于忠，尚書元匡，侍中穆紹，尚書元長等量定之。”從“猶以姓族辭訟”可看出孝文帝定姓族之始便引起了代人的“姓族辭訟”，而延續到世宗宣武帝乃至肅宗孝明帝世。那么“代來之人”的境況有如何內容？肅宗孝明帝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沾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叉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為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者百余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勛附隊，令各依資出身。”元叉欲用代來寒人傳詔，來安撫“起逆”之人，卻遭致“牧守子孫”強烈反對。這些門閥士族不允許代來之人擠進他們的行列，千方百計壓制他們，可見雙方矛盾斗爭相當激烈。

3、門閥制度造成北鎮軍人與新鮮卑門閥的矛盾。

門閥制實行后，北鎮軍人的社會地位大為降低，這是孝文帝定姓族時始料不及的。如史料所言：“邊豎溝逆，以成紛便，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煎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乃太和在歷，仆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士人，悉免廝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也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侯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徑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成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入浮游之外，皆聽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游宦，獨為匪人，言者流涕。”這里講的“房分”并不是孝文帝遷洛后軍隊分為兩部分，是指原本為一個姓的人，有的邊鎮為軍人，有的在京城為官。由此可看出，北鎮軍人在孝文帝實行門閥制之前帶有貴族性，地位很高，他們“不但不廢仁宦”，還享受“復除”待遇。但是孝文帝實行門閥制以后，北鎮軍人被冷落，終于導致嚴重后果，士兵待遇低下，“士兵役苦，心部忘亂。”由于北鎮軍人不甘淪落，起而造反，引發了魏末六鎮之亂，促使北魏發生分裂，走向衰亡。

（三）、定姓族，造成貴族的腐化。

孝文帝大定姓族，使得這些新士族分子從根本上并不能一時適應。讓這些迅速漢化，士族化的，缺乏文化積淀的鮮卑貴族在這個全新的社會環境面前，并沒有擺正自己的位臵。他們并沒有用一些積極的，健康的東西去充實自己，精神上的空虛使他們在極高的社會政治地位和極為豐富的物質財富面前迷失了自我。他們缺乏“居安思危”的政治修養，最高統治者也沒有進行道德方面的訓誡。于是，整個貴族階層迅速墮落下去，附庸風雅，模仿漢族名士的生活作風，但由于缺乏辨別力，他們只能模仿那些外在的形式。所有這些，不僅消磨了他們的進取心，更是給了他們滋生腐化的肥沃土壤。孝文帝在位時，以自己的雄才大略，聲勢和威望，尚能控制整個局面。但到了他的繼任者手里，情況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比奢斗富，貪污腐化之風愈演愈烈。

1、生活上的腐化

到了北魏后期，迅速漢化，士族化的鮮卑權貴們飛速的腐化，王公貴族競奢比富，極力聚斂。史載：“時魏宗室權幸之臣，競為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于禁苑，童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值錢數萬。”而河南王元琛曾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稚頭狐掖，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他總想跟元雍競富，他的十余匹駿馬，食槽用銀子打造窗戶上裝飾著玉風鈴，金龍旗。宴會用的酒器由水晶鐘，瑪瑙碗，赤玉卮，他向諸王展示自己的府庫，金錢，絹布不可勝計。還跟章武王元融說：“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元融一向以富貴自負，見元琛珍寶多余自己，“見之惋嘆，不覺生疾，還家臣人，三日不起，”對人說“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于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元融的心態很具有代表性。他們把生活的奢靡程度，擁有寶貨的多少看作是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這些鮮卑貴族已忘記一切社會責任與使命，惟一記掛的是毫無廉恥的積聚財富。胡太后把他們帶到絹庫“任意自取”，富貴之極的尚書令李崇和章武王元融竟因“負絹過重，顛仆于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看著生氣，奪下絹，讓他們空手而出，成為時人的笑柄。

2、貪污成風，吏治腐敗。為了滿足驕奢淫逸的生活，北魏后期的各族官吏無不憑借手中的權利想方設法撈錢，大肆貪污。當然此前也有貪官，但北魏政權 尚能制裁，有時甚至十分嚴厲，特別是太和八年普給百官俸祿后，嚴懲貪官，這一年就處死40人。但此后皇權中衰，幸臣茹皓和外戚高肇等先后用事，宗室內難不已，吏治漸壞。失蹤之后朝廷竟公開賣官，如元暉為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此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受職各有差”。由于吏部以賣官為務，故被人稱為“市曹”，像官吏市場做買賣一樣。而賣官是政治腐敗中后果最惡略的一項，那些花錢賣官的人，當官之后巧取豪奪，想法設法的聚斂財富，根本不會考慮如何治國安邦。賣官成風必然貪污成風，形成官場的普遍腐敗。如鄭云賄賂大宦官劉騰得為安州刺史時，立刻向前任封回打聽行情。史載：“除書但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日：“我為安州，卿知之否？彼上治生，何事為便？””，所謂“治生”就是經營生財的產業。但是官吏貪污成風，如元琛為定州刺史“多所受納，貪婪之極”。后又賄賂宦官劉騰，得為秦州刺史，“在州聚斂”，“求語無厭，百姓患害，有甚虎狼”。又如宗室元誕為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有人議其貪污，他卻說：“齊州七萬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貪污竟有指標和理由，可見當時吏治腐敗到何種程度！

3、道德淪喪，能力下降。

北魏的貴族官僚既用心聚斂，耽于享樂，普遍道德淪喪，鄙薄世務，他們從來不想什么經天緯地之業，安邦治國之舉，逐漸喪失了治國領軍的能力。北魏后期既無明主，有卻賢臣當權的多是昏憒，貪吝之徒，世宗無恪“從容不斷”，“政綱不張”，幸臣茹浩和外戚高肇先后用事。其后女主掌權，奸佞得勢，“政治頗虧”。執政的宗室王也多貪殘不法，軟弱無能。如孝文帝的六弟咸陽王元禧“受遺輔政，為宰輔之首，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陽為威惠者，禧特甚 ”元雍“識懷短淺，有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推。既無尊親，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后，朝政褫落，不能守匡弼，唯唯而已”。元叉“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執政后，“政事怠惰，綱紀不舉，時鎮守宰，多非其人，于是天下遂亂矣”。在極高的社會政治地位慫恿下，在優越的物質生活的腐蝕下，他們從精神狀態到身體素質都衰退了，沉浸在奢侈縱欲的小天地里，喪失了建功立業的熱情。加上遷都洛陽以后，鮮卑上層漸染中原風土，輕視武人尤其是孝文帝定姓族，移植門閥制度，板官命爵，這些只顧及南遷的那一部分，沒有考慮到邊鎮人士，他們背著軍籍，就不能當官，“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涂所隔。”留鎮兵將以望生怨，由怨生憤。社會不公的問題不能解決，在公元523年激發起一場有許多鎮將參加的六鎮起兵，這把火丟在北魏末年普遍貪污致使百姓貧困，民怨沸騰的干柴上，驟然全國大亂，在為經濟利益上一味向貪官傾斜的改革的失誤，北魏付出了加速崩潰的代價。

通過研究，我們了解到，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意義重大，是一場規模浩大，比較全面的改革運動。然而，后來的歷史卻表明孝文帝改革遺留下了許多歷史問題。作為當時一個較為落后民族的統治者孝文帝為了統治政權，拋卻狹隘的民族偏見，進行了一場自上而下的漢化改革，促進了鮮卑族的封建化和民族大融合，其進步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不加揚棄的全盤漢化，也為北魏的統治埋下了無窮的隱患，特別是孝文帝在遷都洛陽、移植門閥制度和定姓族的過程中產生的一些消極影響，造成北魏社會矛盾激化、政治集團分裂、官僚貴族腐化奢靡、統治危機日益加劇、勇武善戰，銳意進取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不斷削弱，最終導致了北魏政權的瓦解和滅亡。由此，我們得出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歷史上任何一個落后民族向先進民族學習的過程中，切忌全盤照搬，不加揚棄，一定要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攝其精華，棄其糟粕，同時加強精神引導與道德訓誡，惟其如此，方可國富民強，長治久安。

第五篇：北魏書法資料

北魏書法資料

北魏統一北方，遷都洛陽，結束了黃河流域的混亂局面。北魏孝文帝雄才大略，提倡漢化，發展教育，洛陽再次成為書法藝術的中心，一種介于漢晉隸書和唐楷間的獨特風格的新書體－－魏碑體產生了。

魏碑體，又稱為龍門體、伊闕宗等，因為魏碑書法的代表作是龍門石窟一千方左右的北魏造像題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方，被稱為龍門二十品，即《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為亡息牛橛造像記》、《一弗為亡夫張元祖造像題記》、《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造像記》、《北海王元詳造像記》、《司馬解伯達造像記》、們匕海王國太妃高為孫保造像記》、《云陽伯鄭長猷為亡父母等造像記》、《新城縣功曹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造像記》、《邑主高樹、解佰都三十二人等造像記》、《比丘惠感為亡父母造像記》、《廣川王祖母太妃侯為亡夫賀蘭汗造像記》、《邑主馬振拜等三十四人為皇帝造像記》、《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記》、《比丘法生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記》、《邑主仇池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記》、《安定王元燮為亡祖等造像記》、《齊郡王元枯造像記》、《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記》、《比丘道匠造像記》、《陸渾縣功曹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二十品的名目最早見于清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和方若的《校碑隨筆》，此后被社會所公認，、被視作魏碑書體的法帖范本，不僅國內珍視，而且享譽海外。龍門二十晶的書法藝術，端正大方，質樸厚重，剛健有力，峻蕩奇偉。其行次規整，排列整齊，大小勻稱；結體和用筆則在隸、楷之間，表現出其成熟性，也顯現出其過渡性的承隸啟楷風格。若細分析，龍門二十品又可分為幾類藝術風格不同的作品。康有為分之為四體，即楊大眼、魏靈藏、一弗、惠感、道匠、孫秋生、鄭長猷深著勁重為一體；長樂王、廣川王、太妃侯、高樹端方峻整為一體；解伯達、齊郡王元枯峻骨妙氣為一體；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偉為一體。如從結體、用筆等特點分析，楊大眼、魏靈藏、慧成、慧感、道匠、孫秋生、鄭長猷、賀蘭汗等品結體端莊穩重，重心聚中而微偏上，無松散下垂之感；筆法方硬有棱角，起落處猶如刀削，斬釘截鐵，鋒芒畢露。尉遲、一弗、解伯達、高樹等品與上述各晶風格基本相同，唯筆劃較細，于穩重中又顯俊秀爽利。以上諸品被書法家認為是龍門體書法藝術風格最典型的代表作品。此外，如元詳、元燮、高太妃、馬振拜等品用筆趨于圓轉，筆跡流暢，寓隸法筆意于楷書之中。廣川王、元枯、法生等品用筆含蓄，鋒芒內在，轉角圓渾，已同以后的唐楷無多區別。慈香一品在結體用筆上更為自由、柔和，顯得十分瀟灑奇逸，在魏碑中表現出別具一格的書法藝術風格。

除龍門石窟的造像題記外，洛陽出土大量的北魏墓志，其中的《北魏元懷墓志》、《北魏元懌墓志》、《北魏高猛墓志》、《北魏元肥墓志》等都是魏碑書法精晶。此外，洛陽出土的北齊時代的《北齊姜纂造像題記》等也是魏碑書法的代表作品。

北朝洛陽碑刻的書寫者有不少當時的書法名家，但大多是一般文士，如朱義章、蕭顯慶等人是龍門石窟一些造像題記的書寫者，但史傳無載，很可能是精于書法的普通人。

1、橫畫和捺畫保持隸書的特點，常伸展到字形邊界甚至超出邊界；

2、字形與隸書相比呈扁方形；

3、突出的特點是撇捺向兩側伸展，收筆前的粗頓以及抬峰，使整個字形厚重穩健略顯飛揚、規則中正而有動態，頗具審美價值。

北魏時期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的主要時期，北魏時期形成了一種風格獨特的楷書，我們稱之為“魏碑體”。在清朝康有為的大力推崇下，名聲大噪，享譽書法史，但是“魏碑體”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與發展交織著政治和歷史文化的變遷。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里面明確提出：“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于臨摹，一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鐘致帥《雪軒書品》稱：“魏碑書法，承漢隸之余韻，啟唐楷之先聲。”唐初幾位楷書大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是取法魏碑的。[1]書法演變

北魏平城時期是指公元4世紀90年代末至5世紀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從此開始了北魏在平城的歷史。北魏皇帝重用漢族士族知識分子，自覺推動了與漢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初年的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文教政策，表現出對漢族文化極大的熱忱。天興元年（398）遷都平城之初就“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公元426年“起太學于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庚戍詔》：“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公元466年“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千”；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詔修建明堂、辟雍。公元489年在平城立孔子廟。北魏統治者的這些措施，極大地促進了鮮卑族與漢族的融合，鞏固了統治，也為書法藝術的發展與創新創早了良好的條件。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漢族高官中不乏堪稱一流的書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誥書檄多出自書法家崔玄伯筆下。《魏書·崔玄伯傳》記載：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楷模。崔浩是崔玄伯的兒子，因為擅長書法經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書·崔浩傳》“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范陽盧淵也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北史·盧玄傳附盧淵》略云：“初，（盧）湛父志，法鐘繇書，傳業累世，世有能名。至（盧）邈以上，兼善草跡。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崔、盧是當時首屈一指的書法大家，他們所傳書法不外乎篆書、隸書、草書、行押、銘石書，就其風格而言當為古樸、厚重、方嚴、筆力雄健。這就為北魏書法奠定了雄強之風。北魏初年，佛教傳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魏書》記載：天興元年（398）道武帝下詔：“敕有司于京城建飾容范，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時，在崔浩的勸說下，罷黜佛教，迎請嵩山道士寇謙之，道教大興。“乃使謁者奉玉帛牲宰，祭嵩岳，迎致其馀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修復佛法，下《修復佛法詔》：“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于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置會限。”和平元年（460）文成帝命沙門統曇曜“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從此佛教更加興盛。經過這番佛道斗法，北魏在平城短短96年的歷史卻留下了珍貴的歷史遺產，平城時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云岡石窟的造像題記?，又有道教的碑刻④，這使平城的碑刻呈現出多元混雜的特征。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樣禁止立碑，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平城書法才得以迅速發展演變，它上承隸書下啟洛陽楷書，既融合了北方少數民族的粗獷剽悍之風，有滲透了儒家文化的溫文爾雅、剛正不阿，同時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現出古樸、自然、剛勁、雄壯的風貌。

書跡分析

平成時期的書跡種類繁多，包括碑刻、墓志、造像記、題記、明堂瓦文等。我按時間順序擇要排列如下⑤：

《王銀堂畫像題名》（406）楷書

《折沖將軍薪興令造寺碑》（436）楷書，新疆吐魯番出土

《皇帝東巡之碑》并碑額（437）碑文隸書，陽文篆額“皇帝東巡之碑”，民國年間河北易縣出土

《大代華岳廟碑》（439)隸書，碑原在陜西華陰縣華山 《王神虎造像記》（440）楷書 《朱雄造像記》（440）楷書 《合邑又道繼等造像記》（440）楷書

《鮑纂造像記》(442）草率隸書，清朝末年山東出土，現存日本

《嘎仙洞祝文刻石》（443）隸書，1979--1908年發現于大興安嶺鄂倫春旗嘎先洞中 《孫恪墓銘》（451）大同附近出土

《皇帝南巡之頌》并碑額（461）碑文隸書，陽文篆額“皇帝南巡之頌”，1936年發現，現移山西靈丘縣覺山寺

《劉賢墓志》（452－465），志文隸書，四面刻，陽文篆額“劉戍王之墓志”，1963年遼寧朝陽出土

《曹天度造像記》（466）隸書 《魚玄明墓志》（468）楷書

《趙炯造像記》（469）草率隸書，同治年間山東高密出土 《申洪之墓志》（472）隸書 《欽文姬臣墓銘》（474）出土于大同

《光州靈山寺舍利塔銘》（477)楷書，咸豐年間山東黃縣出土 《太和造像記》（478）隸書 《馮熙寫雜阿毗曇心經》（479）

《太和五年石函銘》（481)楷書，1964年河北定縣出土

《邑師法宗造像記》（483）楷書，在山西大同云岡石窟第十一窟東壁 《崔永忠造像記》（483）楷書，山東歷城出土 《司馬金龍墓銘》并題額（484）隸書，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司馬金龍墓壽磚》(484)隸書，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暉福寺碑》并碑額（488）楷書，在陜西澄城縣 《閻惠端造像記》（489）楷書，光緒年間在河北昌平訪得

《比丘尼惠定造像記》（489）楷書，在山西大同云岡石窟17窟南壁 《王伯安造像記》（490）楷書

《富貴萬歲》瓦當文（481－490）隸書，在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訪得

明堂瓦文（486－491）有篆書、隸書、楷書、行草書，1995年至1996年在山西大同城南出土

《僧暈造像記》（492）楷書

《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磚，年代不詳，草率隸書，1995年，1997年分別在山西大同訪得

《吊比干文碑》（494)在河南輝比干墓側，刻于孝文帝遷都洛陽途中，為平城魏碑畫上了句號。

在這些書跡中有《皇帝東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頌》屬于廟堂之作，風格雍容大度，筆勢開張，應為當時一流書家所寫。作為摩崖隸書的《嘎仙洞祝文刻石》又顯得渾樸雄厚。《平國侯韓弩真妻碑》、《劉賢墓志》、《司馬金龍妻姬辰墓志》、《司馬金龍墓銘》、《司馬金龍墓漆畫屏風題記》等為貴族官僚墓志，雖較廟堂之制略為草率，但卻更顯示出各自獨特的風格，刻工也比較精致。而出自工匠之手的《宿光明冢》、《王羌仁冢》明堂瓦文等則顯得草率、自然，更能直接反映當時普通大眾的書寫習慣。

平城時期的書跡上至皇帝駕幸的銘刻，下至平民百姓的瓦文，包羅萬象，我們從中可以透視到北魏平城時期書法的方方面面，這對我們了解北魏平城時期的書法發展演變狀況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些北魏平城的遺跡中，既有隸書又有楷書，而且各自都有相當的數量和規模。從字體來看，篆書多為碑額，墓志多為隸書，造像記多為楷書，當然也并非全部如此⑥。從它們的時間順序上來看，隸書、楷書的順序時前時后，明顯地表現為由隸書向楷書過渡時所呈現出的獨特風貌。我們從這風格各異的書跡中可以看出：隨著北魏對中國北方的統一，當時的社會正熱切地期盼出現一種具有統一法度的書體。事實上，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顯意識到規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余”，而且太武帝為此還下達了整齊文字的詔令。

在昔帝軒創制造物倉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楷、草并行于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字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規則于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也。今制定文字，事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

－－《魏書·世祖紀》

但是從公元425年以后北魏平城時期的書跡來看并沒有形成比較統一的風格法度，這說明風格的形成不是政府的力量所能達到的。這是一種社會風尚，它需要歷史的選擇、社會的選擇才能形成社會普遍認可的書寫規范，從而形成社會普遍的審美共識。書風演變

北魏平城時期的書法呈現出“體兼隸楷”的總體特征。隸中有楷，楷中有隸。為了弄清北魏書法的發展演變，我先從幾部隸書味較濃的碑刻說起。

從皇帝南巡之頌看平城隸書

此碑刻于文成帝時代，魏書·高宗紀有記載“靈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詔群臣仰射山峰，無能逾者，帝彎弧發失，出山三十余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銘。”

此碑書跡具有明顯的隸書特征。橫畫兩端都向上翹起作翻飛狀，豎鉤平挑，撇畫收筆處微微向上翻挑，捺畫收筆處平出，字形成橫扁狀，這些都是典型的隸書筆法。

同時這類隸書雜有顯著的楷書特點，筆畫方截、瘦勁，橫畫左低右高向上傾斜，許多字的橫折處已不再是平起直下，而改為向左側傾斜，如“過”字的首筆折處。有的橫折則表現出明顯的頓挫，如“郡”字中“君”首筆處的折。從結構上看結體凝重，呈欹斜狀。

皇帝南巡之頌所表現出的特點使其在研究隸書向楷書過渡方面具有了重要的價值。尤其是其中摻雜的楷書特征會使我們有似曾相識之感。這些楷書特征我們可以在稍后的“龍門四品”和邙山墓志中明顯地找到他們的影子。從筆畫的方峻頓挫到結體的欹斜凝重都與“魏碑體”楷書有明顯的淵源關系。

這種風格的碑刻在北魏平城時期還見于《皇帝東巡之碑》，而在其后的《司馬金龍墓銘》中《皇帝南巡之頌》的許多特點得以延續，但有些特點卻被明顯的拋棄了。例如：橫畫左側起筆處的向上翻起已不明顯，字體的欹斜度也大大減弱，但仍表現出隸書的特征。可以說楷書對當時的人們已有相當地影響，以至于不自覺的滲透到書法當中，使之“體兼隸楷”。事實上由于北方書風保守，廟堂之制按照慣例都是采用隸書書刻，許多波磔、翻挑以及結構的平整往往都是刻意為之，頗有力不從心之感。所以啟功說：“構造和筆畫姿態都想寫隸書，但書寫技巧不純，筆劃無論方圓粗細寫得總不像漢碑那樣地道。”

《皇帝南巡之頌》為廟堂之制，是記載皇帝出幸的碑刻，當為一流書家所寫。《司馬金龍墓銘》為貴族墓志，刻工精良，因此這兩塊碑刻可能代表了當時書法的最新狀態，也典型地反映了當時書刻者的矛盾心理和慣用的書寫習慣。尤其是對方筆的運用可以說已經成為當時比較認同的筆法，這對后來洛陽“魏碑體”的形成有著顯著的影響。

但是平城時期的隸書并沒有形成統一的風貌，以上所舉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其他如《嘎仙洞刻石》的古樸渾厚，《嵩高靈廟碑》的方厚平直，《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磚文的簡直草率都各具特色。

從《暉福寺碑》看平城楷書

《暉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時期最著名的楷書碑刻。就其特點而言，仍以方筆為主，棱角鮮明，結體嚴謹，略有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態和曲張之勢，茂密的結體現出欹側的姿致”。⑧所以康有為稱它是“豐厚茂密之宗”，在字體結構的避讓上已經很成熟，漢末魏晉隸書的影子已經難以找到。

與平城前期最具代表性的隸書碑刻《皇帝南巡之頌》相比，雖然一隸一楷但在風格上卻有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皇帝南巡之頌》在結體上的嚴謹、筆畫上的方棱銳折在《暉福寺碑》中都有所體現。尤其是橫畫的書寫，雖然《暉福寺碑》的書家采用的是楷書筆法但與《皇帝南巡之頌》中的橫畫卻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如“慶”“真”“素”“而”等字里面的橫畫，其神態與《皇帝南巡之頌》如出一轍。這說明從《皇帝南巡之頌》到《暉福寺碑》的27年中，這種筆法得以延續和發展，并在楷書當中得到應用。由于不管是?皇帝南巡之頌?還是?暉福寺碑?在當時都應該是最新的筆法，這對北魏書風的演變無疑具有引導作用。

如果我們將其與北魏洛陽的“魏碑體”相比，洛陽“魏碑體”的寫法，《暉福寺碑》基本具備。但是不能否定在筆畫的舒展開張，撇捺的雄健有力，結體的大開大合，結構的欹側，氣勢的雄勁上都遠不及洛陽“魏碑體”。《暉福寺碑》的上述特點使其表現出探索者和先驅者的角色。平城楷書對洛陽“魏碑體”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所以殷憲說：“洛陽時期的魏碑與平城時期的魏碑同樣存在著一個直接的承接關系。就是說，大同諸多形式的魏碑、銘石、書跡，對于洛陽的諸多造像記、墓志銘，在時間上是一個早與晚的關系，在書體、書風的生成和發展上，則是一個源與流的關系。”

當然平城時期的楷書仍殘有明顯的隸意，這在《邑師法宗造像記》以及明堂瓦文所發現的楷書中有明顯的體現⑨。

洛陽書法

公元477年孝文帝親政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改穿漢人服飾；改變鮮卑人籍貫“代人南遷者，悉為洛陽人”；以漢語為“正音”；改鮮卑復姓為漢人單姓；促進鮮卑族與漢人士族高門的通親。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促進了胡漢民族的融合，表現出對漢族文化的推崇，也使北魏形成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風尚。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一批南朝漢人知識分子北遷，給北魏書壇帶來一片新的生機，北方相沿已久的保守書風便悄然發生了變化。

因此北魏后期的很多書家有出仕南朝的背景。如《魏書》記載：隴西李思穆（？－516）“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⑩”；潁川庾道（？－517）“歷覽史傳，善草隸書”；彭城劉懋（？－517）“善草隸書，多識奇字”。這些人都屬投北的南方書家，他們所傳之草隸應該屬于“二王”一派。北魏的這些南方書法家為北魏書法藝術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北魏后期，南方的字書《小學篇》傳入北方，北魏后期的貴族子弟以學習《小學篇》為榮耀。《魏書·任城王傳附元順》記載：“（元澄之子）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學王羲之《小學篇》⑾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

《小學篇》傳“二王”之法，而且書風上比北朝傳統的識字書《急就篇》新妍，當為鮮卑貴族所推崇，這樣就使南朝書風滲透到北魏書刻的血脈之中，為洛陽時期產生新體楷書并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礎。

⒉洛陽“魏碑體”

北朝書法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吸納南方新妍書風，終于在洛陽時期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楷體－－“魏碑體”⑿。

我們可以從以邙山墓志和“龍門四品”為代表的洛陽碑刻中看到這種具有統一風格的“魏碑體”，他們一改北魏平城書風的古拙、樸茂，呈現出新妍別致的書風。險峻奇偉、驚心動魄、體態新妍、結體嚴謹。確實給我們以耳目一新之感。以《元楨墓志》為例我們可以看到，這類楷書多用方筆；橫畫出鋒，收筆下頓，橫畫向上傾斜；撇畫突出，收筆平挑；捺筆雄壯，收筆平出；豎多下頓后向左平出；斜畫緊結，字形橫扁，且整體呈欹斜態勢。筆法剛勁、瀟灑，撇畫捺畫突出，如長槍大戟，刀砍斧鑿，給人以遒勁雄壯之感⒀。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說：“古今中外唯南碑與魏為可宗，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昏穆。三曰筆法跳躍。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⒊北魏后期“魏碑體”地發展

隨著漢化改革的深入，胡漢融合的加強，南朝書風的不斷傳入，這種剛峻奇偉的“魏碑體”楷書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筆畫漸趨圓潤、端整、秀雅，方圓兼施。

⒈“魏碑體”是時代的產物，它的產生和發展都伴隨著社會的變革，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面貌，反映著人們審美觀念的變遷，社會風氣的演變。如太和以前，鮮卑貴族子弟崇尚健壯勇猛、弓馬騎射，太和以來遷都以后則轉而崇尚儒業⒁。這與“魏碑體”晚期由方筆轉而趨圓是同樣的道理。由注重身體的英武強壯轉而注重內心的修養，這無疑是鮮卑族漢化改革的結晶。“魏碑體”的這些特點對于北魏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價值。

⒉“魏碑體”具有多元的美學特質。是具有高度融合性的書體，具有復雜的文化背景。它滲透了儒、釋、道三家文化的血脈，融合了北方少數民族的粗獷與漢民族的內斂，融合了北方書法的古樸渾厚與南方行楷的新妍嫵媚，融合了隸書的筆勢開張與楷書的結體嚴謹，給人以雄健開張的心理體驗，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這是以往任何一個朝代所無法比擬的。

⒊“魏碑體”對后世書風的演變具有重要的影響。它上承漢隸下啟唐楷，是研究隸書向楷書演變的重要載體。雖然“魏碑體”曾一度不為人知，但它筆法的多變令后世書家大為贊嘆。所以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備魏第十》中說：“通觀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陰之道，凡后世所有之體格無不備，凡后世所有之意態，亦無不備矣。”

注釋：

①劉濤在《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第435頁中說“這類以?斜劃緊結?為共同特征的新體楷書，楷法遒美莊重，接近東晉王獻之《廿九日帖》和南朝僧虔《太子舍人帖》的楷書。因為北方這類楷書首先在洛陽地區的上流社會流行，我們不妨稱之為“洛陽體”。而施安昌則將其命名為“邙山體”。筆者認為這類楷書是魏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且在當時廣為流行，故將其稱為“魏碑體”。

②《北史·崔宏傳》云：“宏祖悅與范陽盧湛并以博藝齊名，湛法鐘繇，悅法衛凱，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湛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

③云岡石窟的造像題記如《邑師法宗造像記》（489），楷書，在山西大同云岡石窟第十一窟東壁。《比丘尼惠定造像記》（489）楷書，在山西大同云岡石窟十七窟南壁。

④道教碑刻如《大代華岳廟碑》（439）隸書，碑原在陜西華陰縣華山，《嵩高靈廟碑》并碑額（456），碑文隸書，陰文篆額“中岳嵩高靈廟之碑”，在河南登豐縣嵩山。⑤此所錄北魏平城時期的書跡引自：劉濤《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殷憲《大同魏碑述略》。

⑥例如《曹天度造像記》（466）當為隸書，而《魚玄明墓志》（468）則為楷書。⑦劉濤在《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第425頁：這類隸書雜有明顯的楷式，例如橫向筆畫一律寫成左低右高的斜勢，許多撇畫是方頭尖撇，有些結構部件如“昌、日、口、田”等近乎楷式，《皇帝南巡之頌》碑陰的許多字如“他、和、男、代、將、蓋、尚”等，幾乎就是楷書。

⑧見劉濤著《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431頁。

⑨如《邑師法宗造像題記》風格渾厚古拙、端正平穩、結構橫扁，有些橫畫中仍有波挑的意味，隸意很濃。明堂瓦文中的楷書多“平劃橫結”、結構較散，饒有隸意。

⑩這里說的“草隸”一詞當是草書、隸書(楷書)的合稱。參見叢文俊《文獻所見魏晉士大夫風法風尚之真實狀態的考證》，見《叢文俊書法研究文集》第227-231頁。

⑾《隋書》卷二十三《經籍志》有：“《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新唐書·經籍志》《舊唐書·藝文志》亦著錄《小學篇》，撰者都作“王羲之”，《魏書》卷第十九中《校勘記》十二云：“或北魏已有作?羲之?撰的本子”云。

⑿洛陽時期的隸書已經很明顯的顯示出衰微態勢。而此時洛陽形成的“魏碑體”已普遍運用，這時的隸書明顯的落后了，故這里不作介紹。⒀施安昌《“北魏邙山體”析》中歸納這類楷書的特征是“結體間架已是斜畫緊結而不是平畫寬結，橫畫起筆不再向下扣而是出鋒朝上，收筆不再上挑而是下頓，躍筆頓挫上挑而不再有彎弧。”見《書法叢刊》第三十八輯（1994年第二期）

⒁如：道武帝時常山王遵“少而壯勇”；陽平王他“身長八尺，美姿貌，性謹厚，武藝過人”；永昌王鍵“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襄城公題“少以雄武知名”；九原公儀“容貌甚偉，美髯須，有算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河南王曜，五歲時，射雀能中。太武帝朝，真定侯陸“以武功頗蒙恩遇”。

⒂如《魏書·任城王傳附元順》記載：“(元澄之子）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

參考文獻：

《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劉濤著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 《大同風采》徐世信編著，中國旅游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第一版 《魏書》（北齊）魏收著，唐長孺點校，中華書局，1974年版 《北史》（唐）李延壽著，陳仲安點校

《大同魏碑述略》殷憲，載《書法叢刊》1999年第一期 《北魏邙山體析》施安昌載《書法叢刊》1994年第二期

前 言

薛元明

中西方都有墓志銘習俗的存在。相比之下，中國人看得更重，有『蓋棺定論』一說。在靈魂不滅、祖先崇拜意識的支配下，慎終追遠、祭祖掃墓逐漸成為一種道德規范。每個人都會面對一生歸宿的全面評價，而后將生命的過程與價值濃縮后，刊于石碑之上。從古至今，一切文體皆源于人的情感變化之結果。『墓志銘』成為一種固定的文體，始于南朝，被賦予了生命意義乃至哲學意義。劉鳳君先生有言：『志石方而表示地，志蓋覆斗形表示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墓志銘三字各有含義。墓即幕，任何人登上舞臺表演，都有謝幕之時，最終入土為安。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中說：『按志者，記也；銘者，名也。』志有『記述』之意，以散文來記述死者的姓名、字號、籍貫、官級、功德等。『銘』是用韻文概括志文，進而對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揚，委婉抒情。『夫碑志者，紀其德行，旌乎功業』，把死者在世時的持家、德行、學問、技藝、政績、功業等，濃縮為一份個人檔案，實現樹碑頌德，褒揚個人功績，表其門閭，虛相稱美的目的。每一塊墓志，寄托了一個靈魂。人的生死觀是發展變遷的，從對死亡的恐懼到對死者的追憶，與其說是一種為死者所選擇的方式，毋寧說是一種生者的精神寄托方式。墓志是生者對死者的祭祀和懷念，寄予了對生命的渴望和未來的期許，心靈往往是敏感而熱烈的。千載之下，仍然能夠讀到。

公元四三九年是北魏王朝標志性的一年。北魏消滅北涼，完成黃河流域的統一，『南北朝』中的北朝從此開始。留存后世的碑版、造像、摩崖、墓志、寫經，數量之大，成就之高，任何時代難以相頡頏。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寫道：『北碑莫盛于魏，莫備于魏。』魏碑包括碑刻、墓志、造像、摩崖等。這其中，墓志制作成為自北朝以來，上層階級普遍關注的文化活動，藉此可以了解當時的文化意識、文化心態，提供了非常多且極其重要的史料，同時也是個人自我期許的評價參照系。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實現有效的傳播，俾傳后世。概而言之，墓志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文學性、史料性、書寫性、社會性等諸多方面。書法作為工具，無意識地包含在其中。書刻者大多是無名氏，不但反映了生活的真實，也反映了思想、情感的真實。因為無功利心，能夠虔誠地表達，沒有規范和程式的束縛。加上去古末遠，故而面目繁多，風貌不一。在墓志系列當中，元氏皇家和王公貴族、將軍大臣的墓志，具有獨特的意義。因為身份的尊貴，在選石、書丹、鐫刻等方面與眾不同。書風或平正，或溫潤，或典雅，或秀逸，或恣肆，呈現出多元風范。

魏碑的出現乃至興盛，既有外部環境原因，也有文字和書體演進的內在原因。北魏遷都洛陽以后，尚武之風漸衰，轉而崇儒，魏孝文帝更是『雅好讀書，手不釋卷』，推行漢化，以死葬北邙得其所歸，墓志之風愈演愈烈。《書林藻鑒》謂：『北朝之書，魏為最盛，享國既永，藝業日臻，竽以孝文，好文潤色金石，故其時隸楷錯變，無體不備。』南北朝是文字發展演變的重要時期，隸楷錯變，處于一種不成熟的初創時期，本質是中原漢族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拓跋文化呈現出高亢激越、豪邁奔放的格調，特定的生活環境和草原游牧的生活方式，培養出特定的民族情懷。兩種不同的文化特質相互碰撞、交融，開拓出新的審美空間。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化史中審美意識的覺醒時代。宗白華說：『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南北朝分裂，釀成社會秩序的大解體，舊禮教的總崩潰、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藝術創造精神的勃發，……這是強烈、矛盾、熱情、濃于生命彩色的一個時代。』在分崩離析的特殊時代，決定了書法的多種類型，魏晉風度的絕世之美和牛鬼蛇神的異端怪相并存。有兩類書法形式達到后世難以企及的高度，一類是手札，寫盡了人世滄桑變故，一類是墓志，涉及所有人，上至皇帝貴族，下至黎民百姓。手札和墓志是生死的兩極，也是人性的兩極，有共通的精神實質。長期以來，墓志深埋地下，罕有所知。伴隨著金石考據的發掘，逐漸引起了關注。書法發展至明清時期，帖學風神日杳，規矩化的索然無味，『館閣體』痼疾愈加沉重，桎梏難除。魏碑的不拘一格之美，恰恰對應了書人的脾胃，一時間成為效法對象。魏碑是一種過渡性書體，蘊含了『不成熟因子』，能夠進一步加以發揮，由此成為后世書家打造個人書風的突破口。帖學記錄了書寫狀態的一次性，魏碑具有再加工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最初的面目。除工具差別之外，載體變化是主要原因。北碑為石質，帖學是紙張錦綾一類。如是，前者關注金石味，后者側重書卷氣。不過，碑帖盡管有所不同，但都應該是寫出來的，而不是描出來。魏碑不拘成法，反對程序化。如果一味追求狂放，以致粗野，必然導致諸多惡習的蔓延，與魏碑所蘊藏的自然質樸、稚拙天真背道而馳。真正暗合天倪、返樸歸真的臨創不是故作丑態、搔首弄姿。另一方面，在用筆和結體上走向極度規范的『新魏碑』，已經是不折不扣的美術字，與傳統意義上的魏碑有本質區別。在臨習墓志的過程中，必須防止走向粗野化和程式化等兩個極端。

北魏墓志對于近當代書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如果說晚清選擇碑學，是基于書法本體的內在調節機制，當下的選擇已是一種『自覺』，按照個人審美意識來甄別，而非僅僅是取法資源的問題，依賴書家的敏銳性。有鑒于此，書家的視野要不斷開拓。通常強調要取法經典，其實不但要取法歷代已存的經典，而且要發掘新的經典。通過關注新出的墓志，以自身的視角來解讀，成就新的經典。魏碑在數百年的演進中，風格變化跨度極大，取法時可以嘗試不同的角度，得以大顯身手，各遂所愿。康有為早就說過：『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

出版說明

對于北魏墓志，前人往往用『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來概括，不但品類繁多，而且保存完好，構成一個博大精深的體系。隨取一家，皆足成體。不僅如此，地下層出不窮、浪翻鯨掣似地考古發現，使得更多的新資料不斷奔赴書家眼前。相應地，必然存在良莠不齊的問題。如何選擇范本極為重要。人的一生精力和時間很有限，進行必要的清理和選擇，才能『術業有專攻』，少走彎路或不走彎路，不做或少做無用功。古人有時專注一路書風，終身不易，甚至抱緊一本帖，矢志不移，食古而化，卓然成家。臨帖取法，最忌浮光掠影、淺嘗輒止，朝三暮

四、見異思遷，結果難以深入，只能畫虎類犬、描龍成鳳。

為了再現北魏墓志書風的獨特風貌，給廣大讀者提供一套可以欣賞、臨摹、借鑒的范本，本社特別推出北魏墓志放大本系列。精選《元楨墓志》（四九六年）、《元囧墓志》（五一一年）、《元詮墓志》（五一二年）、《元顯俊墓志》（五一三年）、《司馬昞妻孟敬訓墓志》（五一四年）、《刁遵墓志》（五一七年）、《崔敬邕墓志》（五一七年）、《元珽妻穆玉容墓志》（五一九年）、《李璧墓志》（五二○年）、《司馬昞墓志》（五二○年）、《司馬顯姿墓志》（五二一年）、《元倪墓志》（五二三年）、《高猛墓志》（五二三年）、《元懌墓志》（五二五年）、《元瑛墓志》（五二六年）、《元曄墓志》（五二七年）、《元固墓志》（五二七年）、《元暐墓志》（五二八年）、《元欽墓志》（五二八年）、《張黑女墓志》（五三一年）等二十品北魏墓志，同期出版。北朝書法大體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魏太武帝拓跋燾統一北方（四三九年）至孝文帝完成遷都洛陽（四九六年）。以兼楷兼隸的『銘石書』為主要風格，實際是三國西晉書風的延續，第二時期自四九六年至西魏文帝大統元年（五三五年），北魏徹底分裂為東西魏。近四十年的時間，是魏碑最輝煌的時期，『北邙體』大興之時。這其中，前期刊刻意味強烈，風格相對單一，和造像極為接近，甚至如出一轍，正如包世臣所說，『具龍威虎震之規』。后期技法成熟，書寫筆意濃厚，結體漸趨疏宕平整，風格多樣，少了幾分匠氣，多了幾分典雅，更多地具有了人情味。第三時期自五三五年東西魏建立，分別為北齊、北周所取代，直至隋統一（五八九年）。一方面，掀起了復古浪潮，書寫中時常夾雜篆隸成分，另一方面，規范化是大勢所趨，斜畫緊密的結體逐漸演變成寬博散逸的面目。

所選二十品墓志，屬于第二時期，風格跨度極大。如《元楨墓志》方筆峻利，《元詮墓志》舒展飄逸，《刁遵墓志》中和圓潤，《穆玉容墓志》工整典雅，《李璧墓志》古拙天真，《元瑛墓志》勁拔雄渾，《張黑女墓志》精致細膩。也可以相互對比來加深印象。如《元詮墓志》、《元顯俊墓志》、《司馬顯姿墓志》結體稍斜，而用筆逐步走向成熟。《司馬昞妻孟敬訓墓志》、《李璧墓志》面目不同，大抵由于刀法不同的原因。《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雖屬同一年，然《刁遵墓志》書風用筆凝練，結體雍容，《崔敬邕墓志》由于用刀存在粗細深淺的變化，用筆縱橫使轉，結體不為法度所拘，展現出特殊趣味。《元懌墓志》、《張黑女墓志》可歸為同一類，用筆多側鋒，結體扁平，借鑒隸意，極富情趣。

出版所選拓片墨色均勻，字口清晰，并將圖版重新剪拼，放大數倍，以便讀者更準確地把握筆法與結構。圖版以簡化字注釋，能夠準確地了解志文內容，有助于讀帖。另外，部分書冊放置了全圖，以期了解原拓的整體風貌。配備了簡明扼要的用筆和結體方面的技法解析，在臨摹時可以提供一定的參考。

希望此套墓志放大本系列的出版，能夠為廣大書法愛好者學習、研究北魏墓志書風提供更多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