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民族經過五千年的文明發展(小編推薦)
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民族經過五千年的文明發展,歷代流傳下來的、寶貴的道德文化遺產。它凝聚著中華民族的“形”與“魂”。加強中華傳統美德教育的宗旨就是為了在新的形勢下,繼承、弘揚、提高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把我國的優秀文化和傳統美德集中起來,并與革命傳統相結合,賦予新時代內容,容納新的代精神,達到承前啟后,與時俱進,古為今用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價值觀、道德觀和行為準則。
當代社會,我們教育工作者該如何對學生進行傳統美德教育呢?
加強中華傳統美德教育,首先要優化中華傳統美德教育的內容,使學生明確傳統美德教育的內容。中華民族具有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文化遺產,至今仍然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積極的現實作用,其精華能夠綿延數千年而不衰,成為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所在。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隨著時代的變化在不斷發展,新時期賦予新的時代內容,形成具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價值觀、道德觀和行為準則,其次,對學生進行傳統美德教育,教師要“身正為范”。傳統美德教育是個系統工程,人格的養成和情操的陶冶需要學校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全力參與,共同營造濃厚的人文氛圍,使受教育者感受到親切永恒的人文關懷。對教師而言,其言行首先要具有傳統美德修養,然后才能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引導、啟迪、感染學生,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再次,我們還把傳統美德教育與家庭教育、社區教育相結合,既把傳統美德教育的部分內容由學校延伸至家庭和社區,又把學生在家庭和社區內的道德行為列入矯正和測評的范圍。我們可以用不斷發展的德育形式,結合時代特征,與時俱進的開展多樣的教育活動,從而鞏固我們的德育成果,發揚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對學生進行傳統美德教育,目的是繼承民族燦爛文化,弘揚民族倫理道德
規范,培養具有高素質的跨世紀人才,充分發掘傳統美德這一德育資源,創造出具有時代氣息的、學生樂于接受的新穎方式,使傳統美德為當代教育服務。我們每一個教育工作者都有責任把她原有的智慧發掘出來,繼承下去,使她能不卑不亢地服務于當代教育。讓中華傳統美德教育之花盛開的更加鮮艷!
第二篇: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民族經過五千年的文明發展
文明美德,伴我成長
——延吉四中七年一班呂佳恩
如果你失去了今天,你不算失敗,因為明天會再來。
如果你失去了金錢,你不算失敗,因為人生的價值不在錢袋。
如果你失去了文明,你是徹徹底底的失敗,因為你已經失去了做人的真諦。文明涵蓋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它的主要作用,一是追求個人道德完善,一是維護公眾利益、公共秩序。
文明就是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要打開文明之門,就必須從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人人都有一站文明燈就看你會不會開啟它。每當你打開文明之門,他會為你打開新的天地,每當你開啟了文明之燈,他會為你照亮航程,每當你體會了文名他會為你變成導游燈,每當你發現新的秘密他會為你指引人生。
2012年5月8日,一個感動的故事在此刻發生,“最美女教師”張麗莉進入了人們的視線,她在學生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舍己救人,把生的希望留給學生,把死的危險留給自己,以自己的柔弱身軀支撐起一片生命的天空,用行動譜寫了一曲感天動地的大愛贊歌。她踐行了中華民族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彰顯了人民教師的良好形象,堪稱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典范。
“最美女教師”張麗莉事跡在感動中國的同時,也給我們每個人真實的清潔感,就像一次精神上的沐浴。同時教育部、全國婦聯等多部委向社會發出通知,向張麗莉老師學習的號召。因為這種文明美德就如一泓清泉可以為我們滋潤心靈,給予我們心靈的慰藉。這位80后的年輕女教師,用生命譜寫著最偉大的愛的贊歌。社會需要這種能量,她是當之無愧的最美教師。讓我們懂得文明的社會,需要文明的我們。
有些人認為,文明美德只是表面上談談“紙上談兵”,實際也不用去做的,但他們錯了,生活中你不一定就要做大事,而小事卻置之不理,生活中的一點一滴,你都能做。文明禮儀就是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表現出來的。下課時主動向老師問好;進老師辦公室前先敲門;坐公交車時主動給老人讓座;不亂扔垃圾??文明禮儀是自身的修養,它就如同一棵小樹,只要你注重它,從點點滴滴的事去表現它,它就會在你的心中扎根,成長。雖微不足道,但卻是我們每個人都不能缺少的。
加強中華傳統美德教育的宗旨就是為了在新的形勢下,繼承、弘揚、提高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把中華的優秀文化和傳統美德集中起來,并與革命傳統相結合,賦予新時代內容,容納新時代精神,達到承前啟后,與時俱進,古為今用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價值觀、道德觀和行為準則。正如胡錦濤總書記以“八榮八恥”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就是傳統美德同時代相結合的產物。
同學們:前進的路已經為我們鋪好,下一步,就是要我們頑強的走下去,事在人為,我們首先就是要具備中學生的美德,具備我們中華民族的美德,沒有美德的人,不算高尚,別讓陋習沾染如花的青春,更別讓陋習陪伴你度過最美好的人生!讓我們的校園從此綻放美麗,讓我們的社會迸發出文明的火花,讓我們擁抱文明,和美德手拉手,結伴同行!
第三篇:孝文化是中華五千年文明歷史傳統美德的精髓
發揚孝親之風 溫情洋溢社區
——小店街道通達社區主要事跡
孝文化是中華五千年文明歷史傳統美德的精髓,在我國傳統倫理文化中處于主導地位,是社會人際關系的精神基礎和實踐起點。為認真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關于“尊重老年人、關愛老年人、照顧老年人,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也是一個國家進步文明的標志。我們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尊老敬老的傳統美德,給予老年人更多生活上的幫助和精神上的安慰,讓所有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的指示精神,進一步加強新形勢下的公民道德建設,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孝親敬老的優良傳統,樹立感恩意識,促進家庭和諧、代際和諧、社會和諧。百善“孝”為先,五千年的中華傳統文化中“孝親”文化一脈相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要實現“養父母之心”的“大孝”和諧社會,就需要從“養父母之身”的“小孝”立本,“小孝”是家庭健康和睦的基礎,“大孝”則是社會健康和諧的保障,倡導并弘揚中華民族數千年來一脈相承的傳統“孝”文化,讓人與人之間多些和諧與溫情。小店街道通達社區在小店街道黨工委、辦事處的正確領導下,在街道婦兒工委、老齡委的關懷支持下,大力開展孝道教育,引導居民積極學習先進,爭當孝老愛親模范,形成“學模范、比孝行、揚孝道、促孝德”的社區新風尚,為和諧社區發展的新時期營造良好的人文環境,提倡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里團結的家庭美德,積極推進建設,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文明和諧家庭建設,涌現出一大批賢媳孝女等先進人物和感人事跡。主要做法如下:
一、深化社區教育活動,尤其在社區黨建、社區文化教育活動和老年人活動,未成年人教育方面創出特色,全面提高社區居民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質。我社區長期聘請閆濤每逢星期
六、日為轄區內少年兒童教鋼琴和電子琴;9月社區文藝隊到小店文化大院進行表演并宣傳計生知識,讓居民在娛樂中學習。
二、針對我社區機關事業單位宿舍多,機關干部多,知識分子多,居民文化需求突出的特點,加強文化陣地建設,搭建活動平臺,努力打造社區文化建設品牌,不斷提高社區文化建設的層次和水平,豐富群眾的業余文化生活。基本上做到了天天有歌聲,月月有創新,節節有活動。
三、整合資源,加強文化陣地建設
社區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先后組建了老年合唱團、社區女子舞蹈隊、老年健身操隊、社區票友協會,共有人數70余人,逢每星期一、三、五在我社區開展活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社區的老年舞蹈隊還參加了太原最具影響力的《老爸老媽》評選活動,而且順利進入決賽,充分展現了我社區老年人的風采。與此同時,還為居民建立了圖書室、棋牌室、健身室等活動場所。由于我們社區十分注重文化特色社區建設,并積極開展各種活動,先后涌現出了一大批文明單位、學習型家庭、學習型居民。居民的整體素質有了新的提升。社區女子健身隊被全國婦聯和國家體委授予巾幗文明健身隊稱號。去年我社區又在所轄的114小區小花園增加健身器材4件,方便居民鍛煉。
四、以人為本,多辦實事,努力構建平安和諧新社區。我們始終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老年人的切身利益作為以人為本,提升素質服務,維護社區穩定的首要任務,擺在突出位置,持之以恒,常抓常新,著力解決老年人 “醫、行、住、養”方面等熱點問題上下功夫。對社區內的孤獨貧困老人社區領導和老齡工作人員進行“一對一”幫扶,面對面接待,心對心交流,使他們時刻感受社區黨政組織的關懷和溫暖,讓改革發展成果惠及每一個居民群眾。
中華民族“百善孝為先”的優良傳統源遠流長,在新的時期,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在全社會營造尊老敬老的良好氛圍,既是老齡化社會到來的迫切需要,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弘揚孝親愛老的傳統美德是一項長期的工作。我們國家正逐步進入老齡化階段。我們要不斷加強離退休工作人員隊伍建設,提高素質,增強服務本領,要始終把維護好、關心好、實現好老同志的根本利益作為我們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營造一個以人為本、溫馨、和諧的環境和氛圍,切實讓老同志度過一個平安、幸福受尊敬的晚年。以上是我們在弘揚孝親敬老精神,共建和諧文明新社區工作中進行的一點探索,還有很多差距和不足。借此機會,我們一定認真學習借鑒兄弟單位好的做法和經驗,取長補短,再接再厲,在今后的工作中會更加努力,加強組織領導,完善設施建設,擴大宣傳教育,形成全社區敬老愛老的良好氛圍,實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由“吾老”及“人老”,由“吾幼”及“人幼”,并最終達到“天下大同”境界的社會目標。并為為實現社區目標而努力工作。
小店街道通達社區
2011年6月
第四篇:中華五千年文明
中華五千年文明與中國文明的起源
中國古代史籍把黃帝和炎帝時期作為中國歷史的肇始,把夏代作為中國的第一個王朝。中華文明被認為具有五千年的歷史。但是,古代文獻中對黃帝、炎帝乃至堯舜禹時期的記述均屬古史傳說的范疇,對夏代歷史的記載也極其簡略,僅僅根據這些后世文獻的記載,很難全面地研究當時的歷史。如果沒有考古遺存發現,沒有當世的文獻資料,后世著述中的記載只能是“傳說”。
世紀20年代,中國考古學應運而生。經過80多年的發掘研究,新的考古材料對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歷史有了一個輪廓性的記錄。人們也認識到,《史記》中有關五帝時代的記載,絕非憑空杜撰,其中的確傳遞著一定的歷史信息。
在 2000 年完成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即開始了中國的綜合性考古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九五”期間,國家重點科技攻關計劃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提出了夏、商、西周王朝時期新的年表(約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0年)。斷代工程的夏的始年,即從禹之受禪為王開始。工程推出夏代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
距今6000-5000年是一個文明起源加速的階段,距今 5000-4000是初期文明形成的時期,距今4000-221年是王朝文明的誕生和發展的時期,到秦代以后,中華文明進入到了帝國的階段。
中原起源說、“一枝獨秀”:中國的學者們多把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的歷史描繪為中原“一枝獨秀”,“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中華文明起源于黃河中下游,然后擴散到邊疆,才有了邊疆的民族與文明。夏商周三朝都是在中原或是以中原為核心的地區發展起來的。
“區系類型理論”、滿天星斗:1981年,考古學家蘇秉琦在考古發現的基礎上提出了“區系類型理論”,“文明的起源恰似滿天星斗一樣,分布在我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把中國古代文化劃分為六個區域,即陜豫晉鄰境地區、山東及臨省一部分地區、湖北及臨近地區、長江下游地區及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和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對中原中心論提出明確挑戰。
“多元一體”: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過程可以用“多元一體”來概括。多元就是各個地區都有自己的起源和早期發展的過程,一體是逐漸融合到以中原夏商周王朝為代表的文明當中。先后地融入以中原為中心的大熔爐當中,只不過融入的時間不同,融入的方式有可能也不同,有些是被軍事征服,有的是可能通過別的途徑,共同構成這樣的主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實際上就是追溯這樣一個過程。
中國文明起源模式之一,可以用“匯聚”和“輻射”來概括。匯聚主要是在夏王朝之前各地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匯聚,輻射主要是商王朝及其后高度發達的文①明向周圍的擴展。
近二十多年來,中國考古學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大批重要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梳理中華文明早期歷史的發展脈絡,論證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提供了重要 依據。根據最新的研究所得出的認識,仰韶時代中晚期(約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龍山時代(約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和夏、商、西周王朝的時期(約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0年)分別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形 ① 王巍:《從考古發現看中華文明的起源》,人民政協報,2010年3月22日。成和早期發展的重要時期。①
中華五千年文明,在中華大地上很多地方都有所展現,第一是良渚,第二是紅山,還有其他一些。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內涵,準確的理解應當是指中華大地上各個區域,在5000年前都展現出中華文明的曙光。距今5000年的這些中華文明,是早期的一種區域文明,比如良渚文化、紅山文化、陶寺遺址等。
良渚文化處于新石器時代末期;基本上認為距今5300多年至 4300 年左右,延續了1000余年。良渚文化的內涵非常豐富,有古城、大型的墓葬、大量的玉器,展現出當時的宗教、神權、王權、戰爭等復雜社會形態。目前考古發現的證明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證據,以良渚文化中的發現最為充分。②
紅山文化因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紅山后遺址的發掘而得名,年代為距今約 6500—5000年,是探尋中華五千年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學文化之一。紅山文明形成于紅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 5300—5000年,遼西地區率先跨入文明的門檻,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對中原地區的古代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紅山文化與紅山文明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紅山文明是在紅山文化基礎上的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高級階段。
紅山文明六個主要標志:一是遺址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加,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手工業生產專業化加劇,以建筑、玉雕、陶塑為代表的高等級技術能力集中出現;二是等級制度確立,玉禮制系統形成,特權階層出現,獨尊一人式的王權確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禮儀系統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龍圖騰崇拜最具代表性;四是紅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會管理體系是神權和王權的統一,牛河梁大型墓的墓主人均為男性,說明紅山文化晚期高層統治者中男性占據主導 地位;五是以種植粟、黍為主導的成熟的旱作農業體系和發達的漁獵經濟傳統助推了紅山文明的誕生;六是科學和藝術成就超越以往,前者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后者是展示社會繁榮和紅山文化先民智慧的重要標志。③
堯都——陶寺遺址的發現:在據古史傳說在堯活動中心地區的山西南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遺址新發現了距今約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長約1000米、寬約580米,面積為58萬平方米。到了中期(約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了長1800米、寬1500米,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陶寺城址的規模比夏代后期的都城二里頭遺址小約100萬平方米,但與全國各地發現的早于夏代的城址相比,則要大 1 倍乃至數倍之多遺址中出土的陶器表面,還發現了朱書的“文”等文字,表明當時已經使用了文字。陶寺城址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城內功能分區明顯。高級貴族居住區與社會下層居住區相隔絕,并已出現專門為上層貴族所掌控的倉儲區和墓葬及祭祀區。課題組認為,至遲在距今 4000 多年前陶寺大城修建和使用的時期,已經進入到初期文明的階段。④
文明起源的標志: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把國家的出現作為文明形成的標志。
①② 王巍:《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年2月28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乃誠:《良渚文化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0月16日。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國祥:《探尋紅山文化與中華五千年文明源頭》,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0月31日。④ 王巍:《從考古發現看中華文明的起源》,人民政協報,2010年3月22日。20 世紀世界著名的史前考古學家柴爾德(V.Gordon childe ,1892~ 1957)的新石器時代革命 ———人類知識上的革命 ———城市革命的三段革命論。他的理論強調構成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是人類知識上的革命, 城市形成是文明形成的決定性標志。這一理論在國際學術界頗有影響, 例如,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等人在編寫《世界文明史》時 ,就明確主張“探討城市的起源與探討文明的起源是一樣的”
國內學者在討論中國文明形成問題時, 相繼提出不同的判斷標準。其中,最為大家所熟知并普遍接受的是張光直的“青銅冶金術、文字、城市、國家組織、宮殿、復雜禮儀中心”六項標準和夏鼐先生的“都市、文字、青銅器”三項標準。實際上 ,張光直先生的六項標準中的后四項標準, 嚴格說來是與夏鼐先生的“都市”概念屬同一范疇 ,完全可以合并在“都市”的內涵里。
“酋邦”、“社會復雜化”和“早期國家”的理論
在討論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問題時 ,一些學者開始引入“酋邦(Chiefdom)”、“社會復雜化(social complexity)” 和“早期國家(early state)”的理論和概念 ,并對一些地區的考古文化與文明形成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索性的個案研究。酋邦理論是20世紀西方人類學和社會政治學研究取得的一項重要成就 ,它以人類學中具體的民族實例,展現出人類社會由史前向文明轉變過程中社會組織結構的某些形態。其中塞維斯(Elman R.Service)的酋邦理論曾在中國學者中產生的影響最為廣泛。塞維斯的酋邦理論是依據社會組織形態把社會劃分為 :游團(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國家(state)四種類型, 并把它們視為依次演進的四個進化階段。社會分層理論則從進化、自組織功能等方面研究社會的分層和累積過程。弗里德(Morton H.Fried)的社會分層理論,依據社會結構分析把社會劃分為平等 社會(egalitarian society)、等 級社 會(rank society)、分層社 會(stratified)和國家(state)四種類型 , 并把它們作為社會發展依次演進的四個進化階段。國內學者開始對酋邦理論進行反省 ,提出聚落群的早期階段仍是部落, 晚期階段大都是古國, 酋邦和消亡階段的部落無大區別, 并且主張中國不必劃分酋邦時期,中國古代社會的進化過程應當是由中心聚落形態走向邦國(初始國家)再走向王國這樣三個演進階段, 并主張這三個階段中的后兩個階段, 都屬于國家形態的范疇, 只是邦國為初始的國家,也被稱為早期國家。
考古學的作用
考古學是通過古代人類的文化遺存來進行古代社會的復原重建工作的,在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形成問題時,相對于傳世歷史文獻記載的不確定性, 它是有確鑿根據的, 其作用之重要是毋庸置疑的。
考古學也有局限性。首先,它發現的是局部遺留的文化遺物并非古代社會生活的全部, 依據這些局部的文化遺物復原出來的古代社會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極其有限的。其次,它所呈現的面貌是經過歷史風塵洗劫后的殘存,并非當時的原貌。我們所作的復原和重建,也與當時的真正原貌會有一定的距離。再者,我們在研究某個地區的考古文化發展序列時,往往是根據地層學和類型學分析來建立 當地考古文化發展序列的,這種文化發展序列和當地的歷史實際發展進程是否一致,也是值得推敲的。在分析考古資料和運用這些考古資料進行中國文明起源和形成問題的研究時,應考慮族群是否遷徙、文化是否移動等諸多因素。①
① 南京大學范毓周:《關于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問題的幾點思考》,史學月刊,2008年第1期。古史辨派
主張用歷史演進的觀念和大膽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會學、考古學等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和典籍。自1923年顧頡剛發表《與錢玄同論古史書》,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冊問世,標志著該派的正式形成。以后,《古史辨》又持續出到七冊,當時有不少知名學者參與了這項活動,在學術界形成了較大的影響。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傳統所謂的“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構成的中國古史系統。顧頡剛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他著重地考察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源頭,認為:“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雖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據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統“地域向來一統”、“古史為黃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
1957年,徐旭生評價說,“古史辨派”的治學方法雖存在有問題,但是取得的成績很大。“最大的功績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權威,《尚書》中的《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的寫定歸還在春秋和戰國的時候。??由于疑古學派(廣義的)歷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雙方的努力,才能把傳說時代和狹義歷史時①代分開。”
自從顧頡剛發起古史大討論以后,再也沒有人糊里糊涂地將“盤古氏,開天地”的傳說作出真實的歷史講起,啟發人們審慎地將傳說材料進行抉擇,結合考古發現,仔細地考辨其中的“史影”,從而逐步地“重建”科學的古史體系,這是中國史學近代化的一項重要成果。尹達先生對此有中肯的評論,他說,顧先生“繼承了今文學派的傳統,吸收了實驗主義的方法,大膽懷疑古文經書,從而發展為懷疑傳統的古史,否定了這些作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經’典,這一來就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義。”②
李學勤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處,就是說,對于古史,對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過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歷史文化的空白。”并認為古史辯學派“對古書搞了很多“‘冤假錯案’”。大聲疾呼要“走出疑古時代”。
陳其泰(1)消極意義:①未能注重結合考古發現來考辨古史,致使“古史辨”在一定程度上變成“古書辨”;②有的地方懷疑過頭,因而像楊向奎先生所指出的造成“玉石俱焚”。③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有不當的地方。這里應說到三項。一是張蔭麟先生曾指出“古史辨派”過分地使用默證法。二是有時對于史料不能做到審慎地處理,抹殺不利于自己的證據。三是“他們對于摻雜神話的傳說和純粹神話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不愿去分辨”。
(2)積極意義:①“古史辨派”的古史辨偽工作,對于推翻舊的臆造的古史體系,探求科學的古史系統,推進中國史學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績。②由于臆造的舊史體系是與一千多年來束縛人們頭腦的封建“道統”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偽工作就具有掃蕩長期毒害人們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的意義,③“古史辨派”尤其是顧頡剛本人,對于古史辨偽和古書辨偽,作了范圍廣闊的考辨工作,涉及許多歷史問題和各種重要典籍,積累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推進了學術研究。④顧氏在學術上“求真”的精神,對于學術問題確實有“平等”討論的態度值得后人學習。
①②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第22頁。楊向奎:《論“古史辨派”》“后記”,《中華學術論文集》。
第五篇:誠信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誠信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華夏民族最崇尚的品質,已傳承數千年。誠信典故比比皆是,而關公就是影響最大的中華誠信美德的代言人。關公(公元160-219年)名羽,字云長,河東郡解梁(今山西省運城市解州)人。三國時期蜀漢名將,由將而候而王而帝而圣,一生忠義仁勇,誠信名冠天下。以武圣之尊與文圣孔子齊名,是中華民族的道德楷模,數千年來倍受海內外華人推崇敬仰。關公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忠義誠信品質,是中華民族心儀向往和追求的典范,歷來為官方、民間,儒、道、釋所敬仰推崇。從下故事對關公的忠義誠信精神可知一二。土山三約
徐州兵敗,關羽被困土山。曹操派張遼以“三便”勸關羽降曹:一者可保甘,糜二夫人的安全;二者可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有用之身。關羽回答:“你有‘三便’,我有‘三約’:
一、今降漢不降曹;
二、請給二位嫂子俸祿,單獨居住,不論何人不許入門;三,只要一旦知道皇叔的下落,辭曹歸劉而去。三者缺一不可。
三約體現了關公對漢室,對劉皇兄的忠誠,在文字上約法三章,表明他對兄弟桃園結義承諾的踐約之志。夜讀春秋
關公《夜讀春秋》是關公故事中最著名的一個典故。徐州兵敗后,關公與曹操約法三章,暫居曹營。“解州關公”銅像-讀春秋 “解州關公”銅像-讀春秋
曹操敬重關公,為了籠絡他,賜給他珍貴物品,關羽卻拒之不受;幾日一宴請,關羽從不亂吃喝;給關羽大宅,關公卻將內宅分給老兵,自己住外間;派多名美女伺奉他,他卻叫美女去服侍嫂子。曹操無法,安排劉備的兩個夫人和關公同居一屋室。關公仍不動色,秉燭獨坐在門外,專心致志讀《春秋》,通霄達旦,毫無倦色。曹操想通過美色來詆毀關公,從而達到要挾逼其就范目的。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的信條在關公身上失去了靈驗。
關公夜讀春秋,通霄達旦給出三個信息:一是關公面對美色坐懷不亂,二是通霄甘做兩個嫂嫂守護衛士,三是《春秋》儒學道義對關公定力的影響。反映出的實質就是:不僅僅是關公對皇兄的忠義的承諾,更反映出關公誠實守信的品質本性,這一天性經《春秋》儒學道義的熏染,升華成華夏民族最寶貴的忠義誠信的道德典范。千古流傳,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其他故事
1、曾參,春秋末期魯國有名的思想家、儒學家,是孔子門生中七十二賢之一。他博學多才,且十分注重修身養性,德行高尚。
一次,他的妻子要到集市上辦事,年幼的孩子吵著要去。曾參的妻子不愿帶孩子去,便對他說:“你在家好好玩,等媽媽回來,將家里的豬殺了煮肉給你吃。”孩子聽了,非常高興,不再吵著要去集市了。這話本是哄孩子說著玩的,過后,曾參的妻子便忘了。不料,曾參卻真的把家里的一頭豬殺了。妻子看到曾參把豬殺了,就說:“我是為了讓孩子安心地在家里等著,才說等趕集回來把豬殺了燒肉給他吃的,你怎么當真呢。”曾參說:“孩子是不能欺騙的。孩子年紀小,不懂世事,只得學習別人的樣子,尤其是以父母作為生活的榜樣。今天你欺騙了孩子,玷污了他的心靈,明天孩子就會欺騙你、欺騙別人;今天你在孩子面前言而無信,明天孩子就會不再信任你,你看這危害有多大呀。”
2、郭沫若小時候很淘氣,但是很孝順。有一次,他的媽媽得了一種“暈病”,郭沫若聽說芭蕉花可以治這種病。這種花賣得很貴,并且難得一開,于是他就和哥哥一起跑到一座花園內找這種花,恰好那座花園里的芭蕉開了一朵大黃花,郭沫若和哥哥把花偷偷地摘下來送給了媽媽。媽媽雖然知道郭沫若這樣做是孝順她,可是兒子的行為很讓她傷心。從此,郭沫若再也不偷拿別人的東西了。
3、汽車維修店一個顧客走進一家汽車維修店,自稱是某運輸公司的汽車司機。“在我的帳單上多寫點零件,我回公司報銷后,有你一份好處。”他對店主說。但店主拒絕了這樣的要求。顧客糾纏說:“我的生意不算小,會常來的,你肯定能賺很多錢!”店主告訴他,這事無論如何也不會做。顧客氣急敗壞的嚷道:“誰都會這么干的,我看你是太傻了。”店主火了,他要那個顧客馬上離開,到別處談這種生意去。這時,顧客露出微笑,并滿懷敬佩地握住店主的手:“我就是那家運輸公司的老板。我一直在尋找一個固定的、信得過的維修店,我今后常來!”
4、.宋慶齡有次與一所小學約定去看小學生,可是到了約定日期,天下起了大雨,同學們都以為宋慶齡奶奶不能來赴約了,但宋慶齡仍冒雨前往。
5、早年,尼泊爾的喜馬拉雅山南麓很少有外國人涉足。后來,許多日本人到這里觀光旅游,據說這是源于一位少年的誠信。一天,幾位日本攝影師請當地一位少年代買啤酒,這位少年為之跑了3個多小時。第二天,那個少年又自告奮勇地再替他們買啤酒。這次攝影師們給了他很多錢,但直到第三天下午那個少年還沒回來。于是,攝影師們議論紛紛,都認為那個少年把錢騙走了。第三天夜里,那個少年卻敲開了攝影師的門。原來,他在一個地方只購得4瓶啤酒,于是,他又翻了一座山,趟過一條河才購得另外6瓶,返回時摔壞了3瓶。他哭著拿著碎玻璃片,向攝影師交回零錢,在場的人無不動容。這個故事使許多外國人深受感動。后來,到這兒的游客就越來越多。6、18世紀英國的一位有錢的紳士,一天深夜他走在回家的路上,被一個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小男孩兒攔住了。“先生,請您買一包火柴吧”,小男孩兒說道。“我不買”紳士回答說。說著紳士躲開男孩兒繼續走,“先生,請您買一包吧,我今天還什么東西也沒有吃呢”小男孩兒追上來說。紳士看到躲不開男孩兒,便說:“可是我沒有零錢呀”,“先生,你先拿上火柴,我去給你換零錢”。說完男孩兒拿著紳士給的一個英鎊快步跑走了,紳士等了很久,男孩兒仍然沒有回來,紳士無奈地回家了。
第二天,紳士正在自己的辦公室工作,仆人說來了一個男孩兒要求面見紳士。于是男孩兒被叫了進來,這個男孩兒比賣火柴的男孩兒矮了一些,穿的更破爛。“先生,對不起了,我的哥哥讓我給您把零錢送來了”“你的哥哥呢?”紳士道。“我的哥哥在換完零錢回來找你的路上被馬車撞成重傷了,在家躺著呢”,紳士深深地被小男孩兒的誠信所感動。“走!我們去看你的哥哥!”去了男孩兒的家一看,家里只有兩個男孩的繼母在招呼受到重傷的男孩兒。一見紳士,男孩連忙說:“對不起,我沒有給您按時把零錢送回去,失信了!”紳士卻被男孩的誠信深深打動了。當他了解到兩個男孩兒的親父母都雙亡時,毅然決定把他們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承擔起來。面對誘惑,不怦然心動,不為其所惑,雖平淡如行云,質樸如流水,卻讓人領略到一種山高海深。這是一種閃光的品格——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