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適用中的問題及對策(佚名)
《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適
用中的問題及對策
佚名
上傳時間:2006-11-
2為建立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的現代企業制度,我國的企業改革推進到實施戰略性改組的新階段,使大量國有企業擯棄陳舊落后的經營管理體制,重新組建了責、權、利有效結合的新的法人實體,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在企業改革的進程中,由于法制的不完善,管理的不規范健全,以致出現了一些違反國家政策、法律的行為,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侵害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影響企業職工的生存利益,并引發出社會不穩定因素,以致不少與國企改制相關的糾紛相繼起訴到法院,構成了司法審判中一類獨立的案件類型。由于這類案件的審理缺少具體的法律規定,審理難度大,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月出臺了《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企改司法解釋》),為規范法院對與企業改制相關民事糾紛案件審理提供了較為系統的法律根據,為深化我國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但是,經過近二年的這類案件的審理情況表明,人民法院受理絕大多數案件不是典型意義上企業改制糾紛案件,而是企業改制后因對外債務的承擔而產生的糾紛,屬于司法解釋所說的“與企業改制相關的其他民事糾紛”,且多為是在審理借款或買賣等其他糾紛案件時牽連出來的。這類案件的具體表現形式多種多樣,表現突出的是遺漏債務甚至借改制故意逃廢債務,有較大的審理難度,仍覺得該司法解釋存在一些適用上的疑點和難點,有諸多法律適用上的具體問題需在思考與探索。現就《企改司法解釋》適用的以下問題進行探討。
1、對適用法律方面對適用的范圍和條件把握
《企改司法解釋》第一條對企業改制糾紛案件列舉了七種類型,前六種類型基本是根據企業性質和改制方式確定。在具體案件審理中,當事人雙方往往就改制企業的性質而對適用法律發生爭議。例如企業股份合作制改造某種情形能否適用于國營小型企業出售的相關規定。
我們認為,應注意把握法律法規以及司法解釋的適用范圍。
由于我國的企業改制是分階段、分類別進行的,不同時期出臺的政策規章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往往是對某一種類型的企業或某種改制方式所做出的規范。不同類別的企業采用了各自不同的改制方式,法律法規也相應的做出了不同規范。只有在這些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所調整范圍內的改制糾紛才能利用這些規定作為裁判的依據,不能任意突破,擴大適用范圍,用這類企業改制的規則去約束另一種改制方式的企業。不能相互比照和類推。否則《企改司法解釋》就不必按六種改制方式分別作出具體規定了。
2、關于國有資產行政性劃撥與企業改制的關系
《企改司法解釋》第三條規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政府主管部門在對企業國有資產進行行政性調整、劃轉過程中發生的糾紛。
在《企改司法解釋》中,對政府主管部門行政性調整、劃轉行為的性質不易把握與區分。因為政府行政主管部門對國有資產進行行政調整和劃轉的行為與企業改制中有企業分立、兼 1
并有方式和結果上的相似之處。由于行政性調整、劃轉屬于政府行政行為,這種行為的原則、程序和方式對審判人員來講較為陌生,即使發現行政行為不規范,法院也無權主動審查和糾正。這就使得當政府主管部門不規范操作并損害債權人利益的情況下,當事人則無法進行司法救濟。有些案件雖然因其它關系而受理,但在審理過程中,仍然存在國有資產行政性劃撥與企業改制的關系不清的問題,使得法院地處理中束手無策。如我院所審(2003)宜民初字第67號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武漢辦事處訴被告宜昌市糧油食品對外貿易公司、宜昌市外經局借款合同糾紛案。本院審理查明東方漢辦起訴糧油公司清償借款本息340萬元,糧油公司注冊資金包括房產為148萬元,但其經營不善,債務較重。而宜昌市外經局2001年12月卻以文件形式對將糧油公司位于宜昌市東山大道109號房產無償調撥給宜昌市深發對外貿易公司,宜昌市深發對外貿易公司則是以房產為經營場所新成立的一家公司。但劃轉文件直到本院2003年7月查封后才交土地局備案。以至債權人認為該劃轉文件是事后用于對抗執行制作假文件。該行為顯然具有抽逃公司注冊資本、逃避債務的特征。
確切地講,在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案件過程中,法院關注的不是案件應否受理的問題,而是正確界定行政性調整和劃轉的內涵,對債權人要求用不規范的調整、劃轉行為所轉移的資產用于清償債務的訴訟請求能否支持的問題。
我們認為,行政調整和劃轉的資產不應影響到企業注冊資本的減少,應不影響到企業承擔清償債務民事責任的行為能力。否則應按不當減少公司注冊資本或《企改司法解釋》第七條在規定來處理。建議最高法院通過規范性文件等方式對行政性調整與劃轉的行為予以明確。
3、新設公司所接受的財產范圍和投資行為與逃債行為的標準
《企改司法解釋》 第七條規定,企業以其優質財產與他人組建新公司,而將債務留在原企業,債權人以新設公司和原企業作為共同被告提起訴訟主張債權的,新設公司應當在所接收的財產范圍內與原企業共同承擔連帶責任。
在《企改司法解釋》中,對該條規定容易產生錯誤并發生爭議的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新設公司所接收的財產的范圍界定;二是投資與逃債的區分。
嚴格地講,該條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合理的一面是全面保護了債權人的利益;不足的一面當原企業轉移到新設公司的財產全部用于清償債務,因新設公司資產的減少會增加新公司經營上困難,勢必波及到新設公司中的其他股東,對公司其它股東的權益構成損害。因為,新設公司中的其他股東在組建公司時并無逃債之意,也沒有義務為逃債企業承擔原有債務。新設公司承擔連帶責任實際上公司注冊資本的減少。其次,原企業轉移到新設公司的財產范圍是較容易理解。它是指從原企業轉移到新設公司的財產,而不是新設公司的所有財產;另企業財產與企業資產不同,它是企業的有形財產,而企業資產則包含債權。目前審判中難題是原企業轉移到新設公司的財產,通過什么方式確定,由于案件多是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案件,債權人無法舉證,新企業不愿舉證,審判中存在根據設備等實物折價的情形,也有根據工商登記資料確定原企事業在新設公司的股份額確定的。最后是該條未明確企業正常投資與逃債的標準,實踐中存在把投資行為當作逃債行為的,也有把逃債行為誤作投資行為的。
我們認為,根據工商登記所載明原企業在新設公司的財產較為簡便合理。但新設公司承
擔責任后的股份總額不得低于該公司設立所必須達到的最低注冊資本額。另對投資和逃債作出具體區別。企業對外投資是一種常見、正常的經營行為,不能籠統地不分情況將全部對外投資行為,判令投資新設的公司承擔連帶責任。本條應與公司法第十二條結合起來判斷。如果說投資沒有使公司的注冊資本減少,或者說盡管是企業的優質資產,但投資行為并不影響原企業的正常生產與經營,也即投資的優質資產在原企事業中不會產生決定性作用的影響,從一方面講,即不影響原企業對外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則不應將新設公司列為當事人承擔連帶責任。當前在國企改制中,確實存在企業以全部優質資產對外投資的情形,有的是以內部的某個職能部門或分支機構為單位設立獨立法人,將原企業負債資產與債務剝離后,用原企業的廠房和設備出資,形成“廠中廠”。而原企業停工停產,只留少數人留守,成為“空殼企業”。對這種特定實際上就是用一個企業的優質資產設立新的公司而將債務留給原企業的逃債行為的情形才可適用本條規定,由新公司在接受財產的范圍內與原企業對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4、未經審批的出售企業合同是否絕對不生效的問題
《企改司法解釋》第十七條和三十條分別規定以協議轉讓形式的企業出售合同和企業兼并協議未經政府或職能部門審批的,應當確認該企業出售合同不生效的問題。
人民法院審理相關民事糾紛案件時遇有《企改司法解釋》第十七和三十條條情形時,該企業出售合同是否未生效,我們認為應區別情況而定。對需要經有審批權的地方人民政府審批后才能生效的合同,只有在雙方當事人發生履行爭議時,也即所審案件直接涉及到該出售企業的合同效力問題或者出售企業行為尚未最終完成時,該條規定則有一定現實意義。但若所審案件屬于相關糾紛,審理范圍不涉及轉讓協議本身,或者當事人的訴辯焦點不涉及協議內容,或者企業出售行為已完成交付很久甚至若干年,則不宜認定該出售合同未生效。在通常情況下,很少有企業出售自己的,協議雖未審批,但一般是得到政府部門或相關領導許可的,只是程序和手續上不完備。對此不應認定未生效。還可以允許當事人在訴訟期間完善手續,只要在一審結案前補辦手續的,應認可其轉讓協議有效。在《企改司法解釋》中,債權人以改制沒有經過相應的批準和登記手續而要求宣告改制無效的情況。對此也應該嚴格按照《合同法》的有關規定處理。在債權債務糾紛案件中,核心是解決的是債務承擔問題,不應在債務糾紛的訴訟中否認改制的效力。人民法院一般不應以此認定協議無效。另《企改司法解釋》第三十條還規定了“企業兼并協議自當事人簽字蓋章之日起生效”。本條規定企業兼并協議的生效要當事人簽字和蓋章兩個條件,與合同法關于合同生效條件簽字或蓋章選擇性條件不一致,應以合同的表述條件為準。
5、關于企業改制合同效力問題
《企改司法解釋》第十八條和規定了企業出售合同的效力問題。
《企改司法解釋》第十八條的規定相當于絕對無效,這對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是必要,但司法實踐中也應區分具體情況。對所發生的爭議直接涉及合同效力,對當事人雙方惡意串通,損害國家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行為無法回避的,應認定合同無效外,其余則不要輕易認定改制合同無效。其次還要看合同履行程度,如果合同早已履行完畢,受讓企業和兼并企業已進行投資改造并辦理工商登記的,這樣確認無效后,恢復原狀的工作十分復雜,在客觀上無法恢復到出售前的狀態,政府的主管部門也不來承擔此恢復責任,恢復
則產生社會生產秩序和企業財產再次不穩定。如果是在解決債務糾紛中,人民法院發現存在國有資產流失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好是向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提出司法建議書,由政府主管部門去糾正。另在訴訟過程中,對一方當事人以審批手續不完備而主張合同無效的,一般不予支持。對于一些確需經有關職權部門批準才生效的改制合同,責令當事人補辦審批手續的,都可以認定改制合同有效,并按規定確認改制后債務承擔的主體。而對于工商登記手續的辦理,則屬于履行改制合同的外在表現形式。即使工商機關沒有進行相應登記,只要實際已經完成改制,也應當按改制合同實際履行的情況來認定改制已經完成,不能僅憑缺少登記就認為改制沒有履行,更不能因此認為改制無效。
6、企業改制后原企業租賃合同如何履行的問題
企業改制后,企業原與第三人簽訂的租賃合同的履行爭議是審判工作中一個難點,《企改司法解釋》對此規定不甚明確。
“買賣不破租賃”的原則雖然在《合同法》中已有明確規定,確認房屋買賣后不影響原有租賃關系存續。但在企業改制中,對企業的改制和轉讓是以招標方式實現的,買受人參加競標時早有另外的經營計劃,改制后的企業基本上都不愿繼續維持與第三人的租賃合同關系。《企改司法解釋》在對原企業的改組、改造、分立、出售、兼并的規定中,均未涉及原企業與第三人簽訂的合同特別是租賃合同應如何履行。實踐中,若強制要求改制后的企事業履行合同,則與其受讓企業的合同目的不能實現。若不在求履行合同,則有損第三人的合法利益。
我們認為,如何既能保障國有企業改制大局的穩定,使改制后企業自主經。營和發展,以能保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是審理與企相關糾紛案件中的難題,要從全局角度把握利益平衡關系,根據具體情況分別對待,如受讓方具備繼續履行合同的能力且愿意繼續履行的,僅在原合同的基礎上變更主體則可。如企業改制后因企業性質、生產范圍等發生變化,客觀上不能履行合同的,應考慮雙方的合同權利義務關系,給相對方作好法律解釋工作,以公平原則妥善處理。如合同在客觀上可以履行,但一方當事人主觀上不愿承繼原合同的,應全面分析合同對雙方生產經營的利益比重量以及對企改工作的影響程度,來確定合同是否解除,但應考慮給予不主張解除合同的一方適當補償。
7、企業改制后保證合同如何繼續履行
企業改制后的保證責任糾紛有兩種類型,一種改制企業自身的保證責任糾紛。企業改制在作的資產評估時,一是因保證責任期尚未到來保證責任尚未發生,二是債權人在主張但到改制企事業抗辯,三是已經司法程序確認但尚未強制執行,不論哪一種情況,保證責任金額無法在資產負債表上反映出來。另一種是第三人對改制企業的保證責任承擔。債權人主張改制完成后的企業承擔保證責任應如何處理?改制企業往往以保證債務不在評估范圍而抗辯;改制企業的保證人則以企業改制未經其同意,債務主體和債務資產狀況已發生變化,以《擔保法》第二十三條而抗辯。
我們認為,保證債務亦屬于一般債務的范疇。原則上應由改制后的企業承擔,但債權人具有《企改司法解釋》第十一條規定的未在公告期申報的,則不由改制后的企業承擔。
我們認為,企業改制是國家政策行為,不同于一般的債務轉移,其在本質上是一種單方行為,改制的企業在本質上未發生主體和資產變化,有的甚至比改制的企業具有更強的民事
責任能力,本質上未加重保證人的重任,故保證人不強以企業改制而免除保證責任。
8、關于改制企業無形資產的估價與承繼問題。
由于當前企業改制的資產評估不夠規范,致使企業資產和債權債務的評估有失準確。在企業改制過程中,改制的企業只注重對房產、設備等固定資產的評估,而忽視對企業的商標、專利、商號、名稱資質、榮譽等無形資產進行評估,使企業多年積累的無形資產不能列為總資產總額,降低了受讓人購買成本。無法將這部分的資產價值用于清償債務,即使國有資產流失,又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如我市所審借款合同糾紛案,某鎮的三家集體建筑企業,分別改制,其場所、建筑機械、設備被企業原負責人買走,企業改制后新的投資人注銷了原企業,設立新的企業,但仍占有和享有原企業的榮譽權和知識產權,如建筑資質、榮譽證書。三名受讓人利用建筑資質、榮譽證書組建了有限責任公司。而他們受讓并投入新公司資產額十分有限,根本無法清償原企業的債務。而未作價值評估的建筑資質和榮譽證書則成了新公司取得更高等級施工資質的重要基礎。
我們認為,像建筑公司這些特種行業的企業改制,應加強對無形資產的評估。因為建筑資質的取得與升級,與建筑企業的業績與榮譽存在密切關系,在有些情況下起著關鍵作用。改制后新企業如果不借用原企業的無形資產,其將進行初始登記,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相應較高級別的資質。在審理與企改相關糾紛案件的過程中,只要查明新設的企業占用了改制前企業的這些無形資產,且這部分資產在改制評估中未予作價,則可突破《企改司法解釋》
第六條所指“新設公司所接受的財產范圍”,由新立公司承擔民事責任。
9、被掛靠企業改制后原掛靠企業債權、債務的享有與承擔問題
在企業改制前,掛靠企業往往借用被掛靠企業的名義從事民事活動,有的甚至在名義上是掛靠企業的分支機構或內設職能部門。掛靠企業向被掛靠企業交一定管理費用,后者則將公章或企業資質借其使用。而實際上在經濟上是獨立核算,在行政管理上彼此不相干。在企業改制過程中,被掛靠企業改制的資產評估范圍顯然不包括掛靠企業的資產。當掛靠企業因債務等糾紛被債權人追索時,改制的企業應否承擔民事責任,在適用《企改司法解釋》過程中也存在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由改制后的企業承擔責任;一種觀點認為,它不屬于改制企業的債務,改制后的企業不應承擔責任。
我們認為,改制企業原則上應承擔民事責任,但責任的性質和范圍應有所區別。這要區分企業掛靠的性質和方式,在合法掛靠(如政府主管部門所規定的汽車運輸掛靠經營)的情況下,改制企業應承擔連帶責任,若在非法掛靠如僅出借營業執照、合同介紹信收取管理費的情況下,則在收取管理費的范圍內承擔過錯責任。另一個問題是,當掛靠企業作為債權人主張權利時,改制后被掛靠企業有義務證明該權利的實際歸屬。
10、關于有關過去改制司法解釋的適用問題
《企改司法解釋》第三十六條規定,本規定實施前,原制定的有關企業改制方面的司法解釋與本規定相抵觸的不再適用。
在《企改司法解釋》中,存在對過去相關改制方面的司法解釋的抵觸認定存在片面化的情況。如《企改司法解釋》第二十八條規定的出售企業時隱瞞或者遺漏債務問題,可否適用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8月10日發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在審理企業破產和改制案件中切實防止債務人逃廢債務的緊急通知》(以下簡稱《緊急通知》)來處理。有觀點認為,《緊急
通知》規定的直接起訴出賣人與《企改司法解釋》第二十八相沖突,不再適用。
我們認為,對《緊急通知》適用與否不能絕對化,要分具體情況。《企改司法解釋》第二十八條規定:“企業售出后,債權人就所規定的企業出賣中出賣人隱瞞或者遺漏的原企業債務起訴買受人的,如債權人在公告期內申報過該債權,買受人在承擔民事責任后,可再行向出賣人追償。如債權人在公告期內未申報過該債權,則買受人不承擔民事責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債權人另行起訴出賣人。”
從這一內容來看,是起訴買受人還是起訴出人,要依債權人是否在公告期申報而定。《緊急通知》第十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國有企業改制案件,對企業出售中,賣方隱瞞或遺漏原企業債務的,應當由賣方對所隱瞞或遺漏的債務向原企業的債權人承擔責任”。可見,債權人在公告期申報債權的情況下不適用《緊急通知》,而在公告期未申報債權的情況下則適用《緊急通知》。顯然,對以前企改司法解釋的適用不能一刀切,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區別情況靈活處理。
以上問題的提出,多數是審判人員和當事人對《企改司法解釋》的理解缺乏準確把握,有的是《企改司法解釋》本身規定帶有歧義或過于原則,也有些屬于規定上的遺漏。在此提出,有望最高司法機關以及理論界、實務界予以關注,共同探討與解決。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法釋〔2003〕1號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已于2002年12月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59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
二○○三年一月三日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為了正確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結合審判實踐,制定本規定。
一、案件受理
第一條 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平等民事主體間在企業產權制度改造中發生的民事糾紛案件:
(一)企業公司制改造中發生的民事糾紛;
(二)企業股份合作制改造中發生的民事糾紛;
(三)企業分立中發生的民事糾紛;
(四)企業債權轉股權糾紛;
(五)企業出售合同糾紛;
(六)企業兼并合同糾紛;
(七)與企業改制相關的其他民事糾紛。
第二條 當事人起訴符合本規定第一條所列情形,并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的起訴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受理。
第三條 政府主管部門在對企業國有資產進行行政性調整、劃轉過程中發生的糾紛,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企業公司制改造
第四條 國有企業依公司法整體改造為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的,原企業的債務,由改造后的有限責任公司承擔。
第五條 企業通過增資擴股或者轉讓部分產權,實現他人對企業的參股,將企業整體改造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企業債務由改造后的新設公司承擔。
第六條 企業以其部分財產和相應債務與他人組建新公司,對所轉移的債務債權人認可的,由新組建的公司承擔民事責任;對所轉移的債務未通知債權人或者雖通知債權人,而債權人不予認可的,由原企業承擔民事責任。原企業無力償還債務,債權人就此向新設公司主張債權的,新設公司在所接收的財產范圍內與原企業承擔連帶民事責任。
第七條 企業以其優質財產與他人組建新公司,而將債務留在原企業,債權人以新設公司和原企業作為共同被告提起訴訟主張債權的,新設公司應當在所接收的財產范圍內與原企業共同承擔連帶責任。
[注釋]
三、企業股份合作制改造
第八條 由企業職工買斷企業產權,將原企業改造為股份合作制的,原企業的債務,由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業承擔。
[注釋]
第九條 企業向其職工轉讓部分產權,由企業與職工共同組建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原企業的債務由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業承擔。
第十條 企業通過其職工投資增資擴股,將原企業改造為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原企業的債務由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業承擔。
第十一條 企業在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時,參照公司法的有關規定,公告通知了債權人。企業股份合作制改造后,債權人就原企業資產管理人(出資人)隱瞞或者遺漏的債務起訴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如債權人在公告期內申報過該債權,股份合作制企業在承擔民事責任后,可再向原企業資產管理人(出資人)追償。如債權人在公告期內未申報過該債權,則股份合作制企業不承擔民事責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債權人另行起訴原企業資產管理人(出資人)。
四、企業分立
第十二條 債權人向分立后的企業主張債權,企業分立時對原企業的債務承擔有約定,并經債權人認可的,按照當事人的約定處理;企業分立時對原企業債務承擔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或者雖然有約定但債權人不予認可的,分立后的企業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注釋]
第十三條 分立的企業在承擔連帶責任后,各分立的企業間對原企業債務承擔有約定的,按照約定處理;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根據企業分立時的資產比例分擔。
五、企業債權轉股權
第十四條 債權人與債務人自愿達成債權轉股權協議,且不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人民法院在審理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中,應當確認債權轉股權協議有效。
政策性債權轉股權,按照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規定處理。
第十五條 債務人以隱瞞企業資產或者虛列企業資產為手段,騙取債權人與其簽訂債權轉股權協議,債權人在法定期間內行使撤銷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債權轉股權協議被撤銷后,債權人有權要求債務人清償債務。
第十六條 部分債權人進行債權轉股權的行為,不影響其他債權人向債務人主張債權。
六、國有小型企業出售
第十七條 以協議轉讓形式出售企業,企業出售合同未經有審批權的地方人民政府或其授權的職能部門審批的,人民法院在審理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時,應當確認該企業出售合同不生效。
第十八條 企業出售中,當事人雙方惡意串通,損害國家利益的,人民法院在審理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時,應當確認該企業出售行為無效。
第十九條 企業出售中,出賣人實施的行為具有合同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情形,買受人在法定期限內行使撤銷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第二十條 企業出售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一方當事人拒不履行合同,或者未完全履行合同義務,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實現,對方當事人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第二十一條 企業出售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屆滿,一方當事人未完全履行合同義務,對方當事人要求繼續履行合同并要求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雙方當事人均未完全履行合同義務的,應當根據當事人的過錯,確定各自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
第二十二條 企業出售時,出賣人對所售企業的資產負債狀況、損益狀況等重大事項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影響企業出售價格,買受人就此向人民法院起訴主張補償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條 企業出售合同被確認無效或者被撤銷的,企業售出后買受人經營企業期間發生的經營盈虧,由買受人享有或者承擔。
第二十四條 企業售出后,買受人將所購企業資產納入本企業或者將所購企業變更為所屬分支機構的,所購企業的債務,由買受人承擔。但買賣雙方另有約定,并經債權人認可的除外。
[注釋]
第二十五條 企業售出后,買受人將所購企業資產作價入股與他人重新組建新公司,所購企業法人予以注銷的,對所購企業出售前的債務,買受人應當以其所有財產,包括在新組建公司中的股權承擔民事責任。
第二十六條 企業售出后,買受人將所購企業重新注冊為新的企業法人,所購企業法人被注銷的,所購企業出售前的債務,應當由新注冊的企業法人承擔。但買賣雙方另有約定,并經債權人認可的除外。
第二十七條 企業售出后,應當辦理而未辦理企業法人注銷登記,債權人起訴該企業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企業資產轉讓后的具體情況,告知債權人追加責任主體,并判令責任主體承擔民事責任。
[注釋]
第二十八條 出售企業時,參照公司法的有關規定,出賣人公告通知了債權人。企業售出后,債權人就出賣人隱瞞或者遺漏的原企業債務起訴買受人的,如債權人在公告期內申報過該債權,買受人在承擔民事責任后,可再行向出賣人追償。如債權人在公告期內未申報過該債權,則買受人不承擔民事責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債權人另行起訴出賣人。
第二十九條 出售企業的行為具有合同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的情形,債權人在法定期限內行使撤銷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七、企業兼并
第三十條 企業兼并協議自當事人簽字蓋章之日起生效。需經政府主管部門批準的,兼并協議自批準之日起生效;未經批準的,企業兼并協議不生效。但當事人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補辦報批手續的,人民法院應當確認該兼并協議有效。
第三十一條 企業吸收合并后,被兼并企業的債務應當由兼并方承擔。
[注釋]
第三十二條 企業進行吸收合并時,參照公司法的有關規定,公告通知了債權人。企業吸收合并后,債權人就被兼并企業原資產管理人(出資人)隱瞞或者遺漏的企業債務起訴兼并方的,如債權人在公告期內申報過該筆債權,兼并方在承擔民事責任后,可再行向被兼并企業原資產管理人(出資人)追償。如債權人在公告期內未申報過該筆債權,則兼并方不承擔民事責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債權人另行起訴被兼并企業原資產管理人(出資人)。
[注釋]
第三十三條 企業新設合并后,被兼并企業的債務由新設合并后的企業法人承擔。
第三十四條 企業吸收合并或新設合并后,被兼并企業應當辦理而未辦理工商注銷登記,債權人起訴被兼并企業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企業兼并后的具體情況,告知債權人追加責任主體,并判令責任主體承擔民事責任。
第三十五條 以收購方式實現對企業控股的,被控股企業的債務,仍由其自行承擔。但因控股企業抽逃資金、逃避債務,致被控股企業無力償還債務的,被控股企業的債務則由控股企業承擔。
[注釋]
八、附則
第三十六條 本規定自二○○三年二月一日起施行。在本規定施行前,本院制定的有關企業改制方面的司法解釋與本規定相抵觸的,不再適用。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
若干問題的規定》釋解(三)
企業改制過程中故意隱瞞或過失遺漏債務的屢見不鮮,該債務誰來承擔、如何承擔是實踐中十分棘手的問題。前面已經有過說明,企業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時,一般應先對企業資產進行評估,將原企業債務在總資產評估值中扣除后的凈資產值作為量化折股的依據。職工投資入股時,其所支付的價款與持有股份的資產量相比已扣除其應承擔的債務。因此其以進入改制后企業的投資為限承擔原企業的債務,并無不公之嫌疑。
但對于企業改制時隱瞞、遺漏債務的問題,三種改造方式有所不同。企業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時原企業出資人隱瞞或遺漏債務,新的投資人并不知情。企業實施與職工共建式、增資擴股式股份合作制改造后,原企業出資人仍持有改制企業部分股權,作為企業股東。此時原企業隱瞞或遺漏的債務由改制后的企業承擔,并無明顯不公。至于改制企業因承擔隱瞞或遺漏的債務,使改造時投資入股的出資人(職工)蒙受損失的,新的出資人可依據股份合作協議,追究原企業出資人的違約責任。而且,隱瞞或遺漏債務的情況下一般發生在企業實施職工買斷式股份合作制改造過程中。該改造方式下,原企業出資人自企業出資人地位退出,由企業職工取而代之。如仍然一律由改制后的企業直接承擔清償責任,改制企業為此付出過高代價,即使可以向原企業投資人追償,對改制企業以及新的投資人(職工)仍明顯不公,對目前正在進行的企業改制的推進也極為不利。
第四篇:20031020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法規標題】最高人民法院對《商務部關于請確認<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是否適用于外商投資的函》的復函
【頒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發文字號】
【頒布時間】2003-10-20
【失效時間】
【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對《商務部關于請確認<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是否適用于外商投資的函》的復函
[2003]民二外復第13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你部于2003年9月12日發給本院的商法函[2003]33號《關于請確認<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是否適用于外商投資的函》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中國企業與外國企業合資、合作的行為,以及外資企業在中國的投資行為,雖然涉及到企業主體、企業資產及股東的變化,但他們不屬于國有企業改制范疇,且有專門的法律、法規調整,因此,外商投資行為不受上述司法解釋的調整。
此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二○○三年十月二十日
商務部關于請確認《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
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是否適用于外商投資的函
商法函[2003]33號
最高人民法院:
2002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59次會議通過、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的《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頒布后,外國投資者對于該司法解釋關于企業公司制改制后債務承擔問題所確定的有關規則表示關注,擔心該司法解釋如果適用于外商投資,將會影響外資參與國內企業改組的順利進行。為了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進一步吸引外國投資,請貴院就該司法
解釋是否適用于外商投資的問題予以說明并函復。
特此函達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二○○三年九月十二日
第五篇:醫患糾紛案件審理的現狀、問題及對策
近年來,隨著國務院351號令頒布了《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和最高法院同步頒發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兩個法規性文件的施行,以及人們的法治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不斷增強,導致近年來醫患糾紛案件呈明顯上升趨勢。如何應對新形勢下醫療糾紛案件的審判工作成為擺在審判人員面前的重要課題。本文擬通過對當前本院醫療糾紛案件審理現狀的分析,發現其中困擾審判的問題,嘗試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和建議。
一、我院醫療糾紛案件審理的現狀
針對我市一些主要醫療單位相對集中在北關區的現實,北關區法院醫療糾紛案件的審理現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我了我市該類案件的審理現狀。2003—2005年,北關區法院累計受理醫患糾紛案件72件,其中,2003年19件,2004年23件,2005年30件。以醫療事故為案由23件,以民事侵權為案由的42件,其他案由7件。從結案的情況看,在醫療事故案件中,患方的勝訴率為60%,醫院方的勝訴率為40%;在民事侵權醫療糾紛案件中,患方的勝訴率為70%以上,院方的勝訴率為30%。醫療糾紛案件審理的期限平均為6個月以上。
二、案件審理中遇到的問題
(一)醫療糾紛案件的審理亟待立法規范。由于我國在醫療糾紛案件的立法方面相對滯后,加上醫療糾紛類案件屬于損害賠償案件一類新型案件,多年來法律只是原則地為審理此類糾紛提供依據。在多年的工作實踐中,法院審判人員大多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條之規定,即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們互相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適用本法的規定。醫療糾紛的訴訟是平等主體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安全發生糾紛而起訴的案件,從糾紛主體看,是醫患雙方,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從糾紛性質來看,是當事人認為醫療單位的醫療行為損害了人身健康而要求追究責任或賠償損失或減輕醫療費用,屬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發生的糾紛,應為民事訴訟受理范疇。所以我們經常會在起訴書中看到這樣的訴訟請求,由于被告的醫療過失行為造成原告(病人)死亡(或功能障礙),請求法院判決被告對原告所造成的損害進行賠償,我們也同樣經常看到這樣的判決書,被告在對病人的診療過程中存在過失行為并造成原告(病人)死亡(或功能障礙),依法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這些訴訟請求和判決書所應用的法律依據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范疇。
在目前的醫療糾紛審理中,也有因起訴的案件所依據的法律不同而各有差異。有的采用《合同法》以醫療服務合同糾紛為案由;有的采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產品質量為案由;也有的以普通人身損害賠償為案由等等,特別是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民他字第44號復函]中明確規定了“當事人對醫療事故鑒定結論雖有異議,但不再申請重新鑒定,而以要求醫療單位賠償經濟損失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作為民事案件受理。這一規定使當事人可以將醫療糾紛案件不經醫療事故鑒定或雖經醫療事故鑒定為“不構成醫療事故”結論的案件,又以民事侵權賠償起訴于法院。在實際工作中,由于醫療事故賠償標準低,往往會出現同是醫療事故或不構成醫療事故,其民事侵權賠償額要高于醫療事故賠償額的現象。同一案件,是按醫療糾紛賠償標準賠付,還是按民事侵權賠償賠付,往往也易使審判人員在賠償裁決時難以判定。這也是部分當事人對醫療糾紛案件愿意以民事侵權賠償形式訴訟的原因之一。
(二)醫學會鑒定效力權威性受到質疑,鑒定工作面臨諸多問題。不管案由是醫療事故損害賠償,還是人身損害賠償都牽涉到醫療糾紛鑒定的問題。人民法院作出醫療事故損害賠償裁判要以醫學會的醫療事故鑒定為依據,對醫療人身損害賠償的裁判要依據司法鑒定機構的因果關系鑒定,鑒定工作成為審理醫療糾紛案件的核心工作。
然而醫療糾紛鑒定工作的現狀并不令人滿意。醫療糾紛的鑒定工作是指對醫療糾紛作出技術審定,通過調查研究,以證據和事實為依據,以醫學科學為指導,判明糾紛性質,分析糾紛產生的原因,指出因果關系,明確責任輕重的過程。而誰具有醫療糾紛鑒定權,誰來行使國家權力,是鑒定工作中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影響到鑒定結果,關系到糾紛性質和審判結論。
在醫療事故損害賠償案件中,依照《條例》第二十條規定,醫療糾紛的技術鑒定工作由醫學會組織,并明確了不同級別的醫學會負責組織首次及再次鑒定工作,中華醫學會可以組織疑難、復雜并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醫療事故的技術鑒定工作。問題是該類案件中患者一方存在對醫學會的鑒定權威性不予認可的情況,認為醫學會與醫院是親屬關系,不能公平公正的做出鑒定。事實上,醫學會也未能中立的做好鑒定工作,導致一些案件久拖不能決,鑒定做了一次又一次。
在人身損害賠償為案由的醫療糾紛案件中,因果關系的鑒定機構面臨著被有嚴重對立情緒的患方要挾的情況,鑒定機構往往會采取拒絕鑒定的做法回應要挾。因果關系鑒定面臨無法正常進行的尷尬局面,同樣導致案件審理無法正常進行的情況。如我院審理卞某訴某院一案,卞某經診斷患有癌癥住院治療,后治愈出院后,卞自認為其病不是癌癥,認為醫院誤診,本案在鑒定過程中,卞認為醫院的診斷證明、病歷及各種治療證明不能證明其病情,要求重新打開其身體內部作為鑒定的事實依據,致使鑒定機構無法進行鑒定。
(三)病歷公信力亟待提高。病歷是指醫務人員在醫療活動過程中形成的文字、符號、圖表、影像、切片等資料的總和,包括門(急)診病歷和住院病歷。病歷不僅是整個醫療過程的體現,且是醫患交流的重要書面途徑,更是醫療糾紛鑒定中的重要證據。篡改病歷,醫療失信現象嚴重,直接導致鑒定工作的無法開展,使事實真相無法得知,導致訴訟正常進程受阻。陳澤柄訴安陽市婦幼保健院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一案,經原告申請,法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對原告在被告處住院時病歷進行司法鑒定,鑒定項目:
1、病歷第5、10、11頁書寫字跡與該病歷中其他各頁書寫字跡的形成時間是否一致;
2、病歷第六頁2004年7月29日記錄內容末句“顱內出血不排除”七字與該記錄其他字跡是否一次性形成;
3、病歷第11頁護士簽字欄“高潔”簽字字跡與第13頁執行者簽名欄“高潔”簽名字跡是否同一人書寫。鑒定結論載明:
1、病歷第5、10、11頁藍黑墨水書寫字跡的老化程度均底于病歷第22頁藍黑墨水書寫的字跡;
2、病歷第6頁2004年7月29日記錄內容末句“顱內出血不排除”七字與該記錄其他書寫字跡應不是一次性書寫形成,該七字應形成于其下郭秀敬書寫字跡之后;
3、病歷第11頁護士簽字欄“高潔”簽字字跡與第13頁執行者簽名欄 “高潔”簽字字跡不是同一人書寫。被告申請其醫療行為與原告腦損傷有無因果關系鑒定,人民法院依法委托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進行司法鑒定,2005年12月8日,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以:“因當事人來我室對你院送鑒材料有懷疑?經再三研究故不予受理”,將鑒定材料送回。2006年3月16日,經人民法院組織調查,原、被告雙方一致同意,法院依法重新委托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對被告醫療行為與原告腦損傷有無因果關系進行司法鑒定,該鑒定機構以病歷存在修改、增添內容,病歷不完整、不真實為由不予受理。根據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關于醫療糾紛的舉證責任原則,被告未能舉出充分證據證明原告所受損傷與其醫療行為不存在因果關系,由此承擔了敗訴的不利后果。
二、對策研究
(一)為了更好地調整醫患關系,建議就醫患類糾紛專門立法。在立法體例上由全國人大單獨制定一部專門處理醫療損害賠償糾紛的法律-《醫療損害賠償法》,或將醫療損害賠償糾紛處理全部內容在民法典中設專章、專節予以專門規定,就醫療損害賠償糾紛的實體處理和程序作出單獨規定以擺脫目前法律適用上的混亂。在立法內容上,應將醫療損害作為調整對象,明確民事法律關系性質、醫患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醫療過失、醫療人身損害賠償的因果關系、歸責原則、舉證責任、賠償標準以及訴訟時效等內容。理由是:以《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這樣一部行政法規來調整完全屬于民事法律關系的醫療損害賠償糾紛顯得力不從心。其一,《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作為行政法規應是對行政法律關系進行調整,而現實是對醫患雙方的民事法律關系也在實現干預,造成審判實踐中法律適用上的沖突和適用法律的尷尬。其二,《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調整的范圍僅限于醫療事故損害賠償,對于醫療事故之外的其他醫療損害賠償糾紛均排除在其調整范圍之外,其適用范圍過于狹窄。其三,《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僅僅只就造成患者死亡、殘疾的精神損害賠償作了規定,而忽略了一般醫療損害的精神損害賠償內容,造成賠償標準和賠償內容的不一致。我認為《條例》不應也不能作為醫療損害賠償案件的法律依據,而《民法通則》規定又過于籠統和原則,缺乏可操作性。
(二)規范醫療糾紛鑒定是實現程序公正、提高審判質量的基本保證。面對“公正與效率”的時代主題,在目前醫療糾紛案件判定綜合法律還不成熟的情況下,按照公開、公平、公正、及時、便民的原則,做好醫療糾紛案件的鑒定工作,才能為醫療糾紛案件審理提供準確的、高質量的醫療糾紛鑒定結論,以利于提高審判工作的“公正與效率”。在實際工作中怎樣才能做到規范醫療糾紛鑒定呢?
筆者認為,克服多頭鑒定非嚴格中立,執行統一中立的醫療糾紛鑒定程序,是規范醫療糾紛鑒定的基本途徑。限于前述醫療糾紛鑒定工作現狀的種種推理,從我國目前的鑒定體制來看,醫療糾紛的鑒定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醫學會鑒定專家組進行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醫療鑒定;一是通過司法鑒定部門進行的因果關系鑒定—司法鑒定。由于二者的啟動程序、鑒定人員的組成、鑒定方式、鑒定內容等不相同,必然會造成兩種鑒定結論在司法訴訟中的不同“采信率”,從而引發醫務人員產生這樣的疑惑:到底是醫療鑒定權威還是司法鑒定權威?
筆者認為,從現實的角度看,應該高度重視司法鑒定的權威性,樹立其在醫療鑒定中的中心地位。因為醫學會并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中介機構。由于人員和經費的嚴重不足,醫學會必須依賴醫療機構的贊助,同時又要接受當地衛生行政管理部門的直接領導,醫療部門和醫療事故鑒定機構之間一旦形成利益共生關系,醫患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線也必將面臨失守的窘境。醫院出事,醫學會滅火往往成為一種默契的安排。醫患關系要回歸和諧之路,首先必須具備中立的醫療鑒定機構,機構的中立才能有結論的公正。司法鑒定的中立性體現在他的相對獨立性、超然于雙方當事人以及行政和司法的監督上。司法鑒定的行政監督,是指有行政管理權的機關對司法鑒定人及其所在的鑒定機構的監督管理,也包括鑒定人所在的司法鑒定機構對鑒定人的監督管理。這種管理帶有明顯的行政強制性,監督的力度比較大,也比較有效。而其司法監督主要是通過法庭對鑒定人提交的鑒定報告的審查,鑒定人出庭質證、對質等方式來完成,直接關系到鑒定結論的效力和鑒定人的信譽,因而這種監督也是對鑒定人鑒定能力、鑒定資質、鑒定水平等諸多因素的考察。事實上,鑒定結論是否經過法庭質證,將會直接關系到鑒定的效力。根據《民事訴訟法》第63條、第125條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證據規定》第47條、第59條的規定,鑒定結論必須當庭出示并接受雙方當事人質證,沒有經過質證的鑒定結論不能作為定案根據。而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要求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詢,鑒定人如果沒有出庭的,就可能影響到質證的效果,從而影響鑒定的證據效力。相比較而言,醫學鑒定的監督力度顯然要弱得多,而且沒有相應的監督保障措施,這也一定程度影響到鑒定的效力,綜上所述,司法鑒定與醫療鑒定確實有比較明顯的區別,而且從訴訟的角度來看,司法鑒定確實要優于醫療鑒定。
(三)完善醫療機構的病歷管理,增強病歷的公信力。病歷是以文字、圖象、數據等內容來證明某種醫療行為事實的依據,屬于書證的一種。病歷材料其內容能證明該醫療行為事實,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在醫療糾紛訴訟中,病歷資料既可證明醫患之間診療關系的客觀存在,又可證明整個醫療行為的客觀過程,可見病歷資料的證明作用是十分明顯的。為了增強病歷的公信力,建議:
1、應明確病歷資料的復印件是否能啟動鑒定程序。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二十八條相關規定,進行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時,醫療機構須提交相關病歷資料的原件,所以如不能提供病歷資料的原件,就難以啟動鑒定程序,司法鑒定也同樣如此。因為只有原件才能反映整個醫療診治過程的真實情況,如病歷內容是否被涂改,而對此復印件是難以真實反映出來的。所以如果出現某種原因(排除患者方面的因素),醫療機構只能提供病歷資料復印件。患方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對于病歷資料復印件不認可,由于鑒定缺乏真實可靠的鑒定材料(病歷資料),鑒定工作無法進行,由此而產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只能由承擔保管病歷資料職責的醫療機構承擔。但問題是根據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對于無法與原件進行核對的復印件,只要雙方當事人對其均予以認可或者有其他證據佐證的情況下就可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所以,病歷資料的復印件啟動鑒定程序,只有確實不存在影響鑒定過程及結果的因素存在且經醫患雙方當事人共同認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但對此《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并未有明確規定。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根據《條例》第十六條的規定,“封存的病歷資料可以是復印件。”這就可能和《條例》第二十八條的規定要求的進行醫療事故技術鑒定需提交病歷資料原件的規定存在某種沖突,也可能給實際鑒定工作可能產生一定的障礙。
2、封存病歷資料程序的實施應進一步規范化。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在發生醫療事故爭議時應當依法定程序封存患者無法復印或復制的主觀性病歷資料,但《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并沒有規定發生醫患糾紛時是否對客觀病歷資料也一并封存,尤其是患者沒有行使復印或復制病歷這一權利時,司法實務中也常常出現患者起訴后要求證據保全,查封病歷資料,以及審理中患者認為醫療機構篡改病歷要求鑒定等情形。《條例》同時規定了主觀性病歷資料應在醫患雙方在場的情況下封存和啟封,那么封存主觀性病歷資料是醫療機構應履行的義務還是可選擇的權利?如果是應盡的義務,就涉及到如果醫療機構不履行,就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另外,如果患者或其家屬對封存病歷資料不配合,如拒絕在場,那么封存程序如何進行?其法律效力又是如何?在實踐中,更多的是發生醫患糾紛后,患者方面要求醫療機構對病歷資料予以封存,可以說封存是一種依申請的行為。筆者認為,應把封存客觀和主觀的病歷資料都作為醫院一方的義務在法律法規上予以規定,將封存所有的病歷作為醫院的一規范化、制度化的工作,在封存的方式上可以采取定期封存制度,比如患者一方辦理出院之日或發生醫療糾紛之日,在患者一方在場下必須對病歷進行封存,患者一方拒絕在場情況下,要請公證機構到場監督封存。
3、為有效保障患方的知情權,建議在日常病歷的書寫過程中,建立病歷內容向患方告之制度,賦予患方有效了解病歷的權利,有效提高病歷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