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毛澤東武略讀書筆記

這個學期，我們學習了《》，為充實課余生活，并且進一步掌握這門知識，我利用課余時間閱讀了由胡哲峰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武略》這本書，通過對這本書的閱讀與理解，讓我對毛澤東這位偉人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的了解，現將我的讀書感受記下來：

面對我們現在如此安逸的生活，我們可能會淡忘當時在革命戰場上為了我們現在的生活而浴血奮戰的勇士們，也許會淡忘了當時的革命領導們徹夜未眠而為如何奪取革命的勝利出謀劃策??也就是說，和平久了，人們常常會忘記戰爭曾經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起過怎么樣的一種作用。在整個20實際上半葉，戰爭史幾乎就是這個時期中國歷史的全部。這世界史上罕見的漫長戰火深刻的影響著中國社會的進程，影響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的各個方面。書中在引子：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中這樣提到：罕見的戰爭必然孕育出豐碩的軍事思想，況且中國有著五千年“上疆場彼此彎弓月”的廝殺場面，豐厚的戰爭泥土上早已生長出豐碩的兵學理論。毛澤東和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軍事思想就是在這片泥土和本世紀的戰爭風云中誕生的。

這一段文字簡單的說明了毛澤東思想誕生的外部條件，這樣也不難看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一部經典的戰爭思想。而更重要的是，毛澤東這位不僅用思想，而且用武器改變了我們民族的命運和形象的歷史巨人，如果我們把它留給后人的精神遺產比作一部“大書”的話，留下如此豐厚遺產的毛澤東，即使在過去成百上千年后，仍然會是漫漫歷史征途上一座耀眼的高峰，讓后人敬仰不止的高峰。

在毛澤東的這部“大書”中，其文韜武略足以蓋世。軍事思想可以說是其中最為厚實的一章。毛澤東從馬克思、列寧理論中作出了一套精辟的軍事學說，它是高度的分析能力和稀有的心里洞察力以及冷酷無情的結晶。

在本書的《戰略·戰役·戰斗》一章中有這樣的幾段話：

1936年春東征途中，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重要原則，這就是戰略上的有規則由定向，戰役戰斗上的不規則無定向。

在一個時期內，戰略方向是相對固定的，而且只能有一個。在一個時期內不能允許有兩個乃至多個戰略方向。但在戰役戰斗上，作戰方向是沒有一定準則的，毛澤東指出“戰爭方式的游擊性，即沒有固定戰線，這是由于技術條件落后而決定的中國紅軍作戰的特點，也正是過去軍事指導的長處。在這里反‘游擊主意’是錯了的。第五次反‘圍剿’中企圖建立固定戰線是失敗的”。

從這段記錄中，我有這樣的感受：毛澤東這位偉人充分的認識了當前的戰爭形勢以及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無論從武器裝備上還是士兵素質上，都很好的揚長避短，注意我方的優勢，著力發展我軍善打游擊戰的特性，也正是由于這種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戰略思想，才保證我軍在以后戰爭中的屢戰屢勝。這也恰恰說明了毛澤東傳略思想的偉大性與正確性。戰略方向上的另一個正確選擇是長征途中的“北上”方針。紅軍被迫撤離浴血奮戰十余年的南方根據地后，向哪里發展就成了中國革命的關鍵。如果說遵義會議前還是為了求生存的無目的的逃跑的話，那么，到了遵義會議之后，前進方向的選擇就是與求生存、謀發展緊緊的聯系在一起了。

在上高中的時候，老師就反復強調了遵義會議在黨的發展史上是一個生命攸關的轉折點，多次強調此次會議的重要性，在這次會議上，糾正了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確定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是中國革命時期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也說明我們要正確的了解并認識到這次會議的重要性。

本書在虛實·奇正一章中，每一段的標題如下：敵進我退，盤旋打圈；敵進我進，琵琶反彈；退中有進，進退結合；聲東擊西，調虎離山；巧布疑兵，假戲真做；隔而不圍，圍而不打；打而不登，斷而不死；圍城打援，攻城阻援；“雷公打豆腐”與敲“硬核桃”以及最后的因勢利導，就湯下面。

初看標題，感覺著寫的是單純的戰略方針，結果，仔細看下來，發現大有一番學問在其中。用兵之道，貴在虛實不定，奇正交替。“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用到這里，簡單的來說，就是用兵要靈活機動，不能一成不變，更不能拘于現狀的死打仗。

在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不對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后，他們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概括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對這一原則，毛澤東評價很高，稱之為是“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并認為人民軍隊后來的戰略戰術，都是由它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更為成熟的“敵進我進”構想形成于第五次反“圍剿”時，敵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第五次“圍剿”初期，已近失去軍權的毛澤東仍以負責的精神向中央提議：應該放棄黎川，誘敵深入到建寧、泰寧地區，集中紅軍主力于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

同時，書中這樣解釋毛澤東的“退中有進，進退結合”戰略思想：從1927年到1949年的中國革命戰爭史，其中有20年的形式特征主要是退卻，是戰略防御。毛澤東磨破口舌說服大家退卻。他解釋說：在戰后國際資本主義處于相對穩定時期，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共同勾結對付革命的形勢下，特別是國內蔣、汪合流，組成反革命聯盟，這個時候我們要要走交通要道，去大城市，那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只有把革命引向敵人不注意的地方去發展，勝利才有希望。這實際上已經預示著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開啟。這種看似退卻的戰略思想，最后是中國的軍事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的轉折點。

對于“巧布疑兵，假戲真做”自古以來就有這樣的評價：毛澤東用兵靈活，主要特點就是虛虛實實，真真假假；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假作真時真亦假，讓人捉摸不透。上文提到的“聲東擊西”，“調虎離山”是真真假假的手法之一，虛虛實實，還有許多手法。

對于這樣或那樣的戰略戰術，在我敬佩毛澤東的用兵之道的同時，我的感覺是無論在何時何地、何種歷史條件下、解決何種問題，都一定要充分的結合實際情況，結合事物的外部條件及自身的內部條件，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是看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與根本方法。也只有這樣，才能少走彎路，走錯路，才能最高效率的解決問題。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章節是本書的倒數第二章：建軍 治軍 強軍這一章，書中這樣提到：毛澤東曾經站在中國歷史的高度，將中國軍隊的近代化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代是清末新軍，這個新軍和孫中山建立的革命黨，在人民擁護的基礎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務，但后來腐化了；第二代是黃埔軍，即國民革命軍，它曾經是一個革命軍隊，革了前面搜說的那個軍隊的命，后來也脫離了人民。第三代是人民解放軍。對于毛澤東對部隊的管理，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在1947年頒布的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紀律是：實行抗日救國綱領；服從上級指揮；不拿人民一針一線。八項注意是：進出宣傳；打掃清潔；講話和氣；買賣公平；借物送還；損物賠償；不亂？屎；不搜俘虜。這一直沿用至今。

現在看來，從軍隊工作隊、生產隊作用互相變化的歷史曲線中，始終沒有發生變化的是戰斗隊的作用。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斗隊，對這一點不能有絲毫懷疑。

并且無論是在當時抗日救國的第一線，還是現在雪災、地震的第一現場，都是人民解放軍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而沖在危險地第一線。因為有了人民解放軍的保護，我們才能在經濟、文化發展的同時，有了安全的保障。這一切的發展，不能不歸功于當時毛澤東為人民解放軍打下的堅實基礎。通過對這本書的閱讀，我對毛澤東這位偉人了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我現在是一名中國共產黨的預備黨員，通過學習這門課程與結合自己的學習，這也堅定我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黨員的決心，我相信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到人民走向更好的生活，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到中國走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新時代。當然，我深知，作為一名學生，一定要以學習為本，我會繼續認真學習這門課程，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進一步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發展歷程，最終，能夠很好的掌握這門知識，完成學習任務。

第二篇：毛澤東讀書筆記（推薦）

選擇毛澤東，這是歷史的必然，邏輯的必然。為什么？還是要談國情，談歷史，談階級。而中國呢？大而窮，后發，是挨打的。幾十年內怎么可能切換到資本主義思維和資本主義掠奪世界的強國姿態？沒有精神基礎，沒有物質基礎，也沒有時間上的機會。那個時候中國客觀上就是受氣包。資本主義？蔣介石的資產階級失敗了。為什么？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傳統思維不一樣，歷史負擔太重，政治制度形式跟上了，本質上沒跟上，思維沒跟上。另一方面蔣介石的集團也不是好鳥，是從封建主義過來的，軍閥、地主、買辦等，也是壓迫者剝削者。第三個方面是外部的打壓與瓦解，西方的資本主義打人，你的資本主義挨打，西方的資本主義瓦解你獲利，而你為了競爭投靠不同的外部勢力。三座大山有自己的利益，甚至還勾結起來，勞動人民想發展想平等？沒門。都發展起來了，土地、資本、暴力怎么實施控制？毛澤東的方法不同，毛澤東在某些方面學習資本主義，比如工業、科學、技術方面。三大斗爭嘛。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科學實驗，有兩個與生產力有關。但在生產關系，即組織、制度、所有權方面則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的做法。毛澤東不靠個人主義的精英階級，不靠地主、資本家、軍閥、舊文人、不靠封建勢力。中國面臨多重壓迫，只有反壓迫，只有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只有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只有土地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革命是民族革命與人民革命同時完成的。而毛澤東依靠的力量是人民大眾，是被壓迫的大多數，是人民，而不是皇帝貴族剝削階級，才是毛澤東終身為之奮斗的目標。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其他可以團結大多數、造福大多數，并用團結的力量消滅少數強敵的辦法了。資本主義的結果就是民國。就是封建買辦官僚的資本主義。工人農民都倒霉，整個國家一團糟。

毛澤東掌權是因為歷史和客觀條件需要他掌權。那個時候，中國有5000年的封建歷史，100多年的殖民地歷史，數十年的資本主義歷史。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紛繁復雜。外部列強環顧，稍微大意一點就會出現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反撲，稍微松懈一點，帝國主義就趁機圍剿過來。而毛澤東在反帝、反封建、反修正、反資本主義這幾個方面是堅定不移的。正因如此毛澤東才成為力量的核心。趕走反動派的是人民，震懾反動派的是人民，堅守社會主義陣地的也只能是飽受三座大山壓迫之苦的大多數人民。而不可能是資產階級、小資、舊文人、自由主義者。

因此，不是毛澤東要求掌握政權，而是人民大眾為了對抗壓迫者選擇了毛澤東。沒有毛澤東的思想路線主張三座大山就會重新壓過來。有人說毛澤東類似于帝王，有一點道理，毛澤東與秦皇漢武唐宗教宋祖有類似，都非常英明。但也有不類似的一面，毛澤東的目的不是皇權，而是人民大眾的幸福，有這么偉大的皇帝嗎？沒有。毛澤東不要皇權，不要資產階級特權，要人民大眾的生存權、幸福權、免受壓迫權。毛澤東并無帝王之私。而毛澤東欣賞社會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就是大多數人的主義。在毛澤東這里已經沒有任何人的特權地位了。人民不是資產階級，不是資產階級附庸，人民不僅要打掉皇權，也要打掉資產階級，人民當家作主。

人民不能一盤散沙，否則就分化瓦解了。怎么辦呢，還是要一個核心，這個核心就是民主集中制，歷史上就是毛澤東。人民選擇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領袖，而不是資產階級權衡出一個總統，這就是社會主義相對于資本主義的先進性。1949年以后，毛澤東有很多反封建主義、官僚主義、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的作為，堅持本色繼續革命，本質上都是人民性的表現。在人民看來，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完全正確，其制度是徹徹底底的為人民服務。毛澤東因人民性而偉大，這是史無前例的。

毛澤東不僅有革命法，運動法，還有陣地戰和制度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會議，黨代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這些都是制度。只不過這些制度限制了某些人的自由而已。毛澤東的偉大不僅在于制度創新，而且超越了制度方面，中國是一個古國，不良的封建因素很多。中國面臨列強，外部的壓力很大。所以毛澤東要強調道德改造，強調勞動價值論的意識形態，強調共產主義的價值觀，還搞了一個目標正確，影響深遠的文化變革。這比單純的制度法更加深遠更加根本。而毛澤東呢？毛澤東影響并改變了太多太多太多的方面。改變了歷史運行的軌跡、改變了中西力量對比，再造中國人的人心與性格，誕生了一個全新的中國。

第三篇：讀書筆記毛澤東

讀書筆記毛澤東

毛澤東,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袖,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辭海》)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中說:“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袖人物,每一個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會歷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論,但無人能夠比得上毛澤東??毛澤東以理論家聞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論深深扎根于中國歷史和軍事經驗之中。”R1特里爾在《毛澤東傳》中說:“毛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的影響早已經超出了他的國家。”“不論怎樣,毛是我觸及的歷史人物中最偉大者之一,不論歷史舞臺怎樣變幻,他永遠與中國與世界同在。”邁克爾·H1哈特在《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名人排列榜》中,將毛澤東列在第20位,排在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之前,并且大大超前于拿破侖、亞歷山大大帝等。這足以說明毛澤東的影響已超越國界,成為全世界最偉大的人物之一。那么,毛澤東為什么能創造奇勛偉業而獲得如此輝煌大成呢?其根本原因是他獲得了真正的學業大成,即獲得了人生和事業大成所需要的高超本領和素質。毛澤東又是怎樣獲得學業大成的呢?他實現了真正的學習革命,解決了“為何學”、“學什么”、“怎么學”這三個不同層次而又相互關聯的問題,從而獲得了學習的最大效益。1902年春至1918年夏,毛澤東“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學生時代歷時16年半,其中小學(含私塾)9年,中學2年,師范5年半。小學階段,他一邊讀書,一邊勞動,熟讀經書,愛看“雜書”,也讀過一些新書。中學階段,他關心時事,舊學與新學、中學與西學結合,以新學、西學為主。師范階段,他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以社會科學為重點,博覽群書,為改造國家社會儲才蓄能。青年毛澤東的精神境界與人生抱負的主要發源地就是湖南一師。后來,毛澤東曾回憶說:“我沒有正式進過大學,也沒有到國外留過學,我的知識、我的學問是在一師打下的基礎。一師是個好學校。”1918年夏至1923年春(調上海黨中央工作之前),毛澤東兩度從事教育工作,兩次赴北京、上海,一面讀新書、馬列書,一面投身教育實踐,開展革命活動。

一、為何學———“改造中國與世界”“為何學”,指求學目的或求學目標,也是理想、志向和抱負問題。請看毛澤東是怎樣立志為祖國而學的。他8歲開始讀書,27歲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經歷了一條深刻反映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規律、富有時代精神和濃厚個性色彩的求學道路,伴隨著求學的行程———韶山(東山)→長沙→北京(上海),相應的求學目的為“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終身未得真理,即終身無志”→“改造中國與世界”。11“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目睹黑暗的社會現實,面對貧困農民苦苦掙扎的情景,毛澤東從小在憂國憂民中萌發了救國救民的理想和抱負。他不喜歡讀經書,而愛讀《水滸傳》之類反抗皇室官府的“雜書”;他不講以讀書來做官發財,而常和人談論“富國強兵之道”;他欽佩中外歷史上振興民族、挽救國家的英雄人物,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與同學互勉。基于對祖國命運前途的高度責任感,他不顧父親的堅決反對,自主恢復學業,于1910年秋赴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從此,離開了閉塞的山村。他這種獨立不羈的品質,為自己的人生和事業大成作出了第一次選擇。

第四篇：毛澤東讀書筆記

讀《毛澤東傳》有感

班級：0623091學號：062309108姓名：方圓

毛澤東——一個讓無數國人為之自豪的名字，正是他，讓一個受百年欺辱的民族屹立起來。在他的帶領下中國在世界上逐漸有了一席之地，不容小覷，而作為偉人總是飽受爭議的，十全十美對于人來說是不可能的，即使毛澤東這樣的偉人依然是功過皆有，國內國外對于他的研究也已經走出了最初的那種過分絕對的感覺，一些足夠實證的史論隨著相關資料的挖掘、解密和澄清而不斷發表出來。以研究毛澤東生平的毛學也像其他學派如紅學開始日漸完善。美國學者羅斯·特里爾所寫的這部傳記是西方數百種毛澤東傳中最受推崇、最暢銷的作品之一。書中從毛澤東一生從求知的少年時代到奮斗的中年時代的再到輝煌的老年時代的光輝的一生。采取了通常以敘述為主的傳記筆法，但在史料甄別、背景分析和觀點評價等方面，《毛澤東傳》都經過深思熟慮和精雕細琢。該書對人物的情景分析更是出神入化，全方位地展現了中國革命的壯觀圖景，更展現了這位帶領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別樣的人生。

我覺得特里爾的文章與米開朗基羅的作品有異曲同工之處，從人性的角度出發。不管毛澤東多么偉大，偉大如神，他首先是以人的形態處在人們的視野中，政治和文化的洪流并不會不會淹沒特殊人物的光澤。在讀《毛澤東傳》的時候，我覺得我仿佛來到那個非凡又輝煌的時代，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充滿情感的毛澤東展現在眼前，而不

是理論中僅作為文字表述的毛澤東。毛澤東絕非那種天生的偉大領袖，他在青年的時候設想的中央政府是并不成熟的，而且充滿的理想化。即便在他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并投身革命后，在政治上也是幾起幾落，飽嘗失敗的滋味。我覺得最有趣的部分正是對那個尚不成熟的青年毛澤東的描寫，書中有一段是這樣描述的：毛澤東（和朋友們一起）去長沙附近爬山，在冰涼的池塘里游泳，有好長一段時間一天只吃一頓飯，曬日光浴———他認為這會給他的身體帶來能量———有大半年的時間不在宿舍就寢而在學校院子里睡覺。這都是為了使他的身體更加健壯。毛澤東把這些叫做“體格鍛煉”，在西方這種方式也是不同尋常的，在中國則更是如此。對毛澤東來說，鍛煉身體不僅僅是一種獲得健康的方式。為什么他迎著狂風高聲朗讀唐詩？這當然不只是在練嗓子，而是在體驗隨意和任何抵抗力競爭的愉悅。毛澤東在日記中寫道：“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而正是日記中的這句話，經常被人斷章取義用成毛澤東想與天斗與地斗，他是在感受生命不斷突破的快感，正如現在在大學校園中我們，意氣風發，亦有乘風破浪的膽量。在讀這一段的時候，能夠感覺到青年毛澤東的那種有些魯莽有些沖動的青春氣息，總覺得能找到一些共鳴，這樣充滿人性地描寫也減少了這位偉人與我們之間由于時間不同而產生的距離感。

特里爾先生是一個美國人，通過他的文字你會發現他是一個能夠發現事件中有趣亮點的作者，他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詮釋毛澤東，他在書中曾這樣說道：“如果真要追根溯源，探尋歷史的真相，只有返回

中國，這個擁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國家，也惟有在這樣的國度里，才可能產生毛澤東這樣的歷史偉人。”

毛澤東以他超人的智慧和人格魅力使他成為了那個時代的黨魂、軍魂、民族之魂。如果說秦始皇創下的是華夏一統的千秋偉業，那么毛澤東則是喚醒了這條在各種壓迫下意識漸失的巨龍。在文化的造詣上，毛澤東也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奇才。毛澤東三個字代表的不僅僅是他個人，從宏觀來講這三個字已經演化成是一種精神，是我們中華民族追求獨立和自由的信仰。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縱覽近代歷史的這一段，有好有壞，有背有喜，但領導中國沉浮中尋找到道路的依然是他——毛澤東。

第五篇：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

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

我愛看造反的舊小說（讀《水滸傳》）

［毛澤東的談話］

我是家里的“讀書人”。我熟讀經書，可是不喜歡它們。我愛看的是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時候，盡管老師嚴加防范，還是讀了《精忠傳》、《水滸傳》、《隋唐》、《三國》和《西游記》。這位老先生討厭這些禁書，說它們是壞書。我常常在學堂里讀這些書，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正經書遮住。大多數同學也都是這樣做的。許多故事，我們幾乎背得出，而且反復討論了許多次。關于這些故事，我們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還要多些。他們也喜歡這些故事，常常和我們互相講述。我認為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里讀的。

我繼續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情很特別，就是里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對于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后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頌揚的全都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

——摘自毛譯東1936年在保安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

［解析]

毛澤東上面這兩段談話，說的是他少年時代在韶山讀課外書的情況。毛澤東是1902年9歲時正式入私塾讀書的，先在其家近旁的南岸私塾發蒙，后又在韶山一帶換了6處私塾讀書。其間，1907—1908年他14—15歲時曾停學在家務農。在私塾所學的，自然是“四書五經”這類傳統文化中規范的啟蒙讀物。但毛澤東說“不喜歡它們”，所以，上私塾時他背著教師讀《水滸傳》和歷史演義這類被視為“禁書”和“壞書”的作品，即使輟學在家務農的時候，他也“繼續讀”。這一點，很鮮明地反映了毛澤東從小時候起就逐步形成的在文化選擇上的價值取向。

中國古代小說，文言成熟于唐代，白話成熟于明代。“小說”這一稱謂，被正史大家說成是源自先秦的“雜家”者流。一個“雜”字，把它排除在經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門外，被世人目為消愁解悶的“閑書”。正統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以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們才去營構。這與古典小說的內容和形式有關。它既為雜家之言，自然較少去“宗經”、“載道”、“征圣”，去言修治齊平者們的“雅潔”情志，而是用“擺龍門陣”的方式去講述些野史趣聞和怪異之事。于是在流播之間，漸漸成為大眾百姓的文化娛樂形式，更多地反映他們的生存狀態、情感愿望和價值取向。故著名的古典小說，除《紅樓夢》之外，大多是源自民間的創造，與上層的雅文化分流，對正統者來說自然有些礙眼。就其美學形式而言，傳統文藝樣式，多屬于表意和表現型，唯小說重寫實，重描繪，這也是粗通文墨的人喜歡閱讀，不識一字的人喜歡聽講的重要原因。所以，毛澤東說：“村里的老人也喜歡這些故事，常常和我們互相講過。我認為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很大”。

從文化環境來說，農家子弟毛澤東自小就喜歡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這類“雜書”，也有其必然性。此外在少年毛澤東身上，出現如此明顯的逆反的文化和文藝選擇，自然有帶普遍牲的生理年齡方面的原因。就像神話藝術是人類兒童期特有的精神需求和創造一樣，最富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時代，大都偏愛有曲折故事、形象生動的演義小說和魔幻小說，特別是以理性刻析的形式向他們灌輸繁瑣的禮儀之道，給他們帶來沉重的心理負擔的情況下，更容易萌生逆反的文化接受心理。故毛澤東對斯諾說：這些書，“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里讀的”。

當然，年齡因素對少年毛澤東的文化選擇來說，并沒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漸漸的，他從好奇的欣賞走向主動的自覺的接受。毛澤東所列舉的愛讀的“舊小說”中，實際上有兩類，一是《水滸傳》、《西游記》，有“造反”內容，一是《三國演義》、《隋唐》等，傳播歷史知識。但它們有明顯的共同點，這就是頌揚英雄人物。應該說，這是毛澤東從小愛讀舊小說的一個心理起點。

《水滸傳》又名《忠義水滸傳》，也叫《水滸全傳》，傳為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創作。描寫的是發生在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間，在山東、河北、江蘇一帶地區，以宋江為首的農民起義的故事。這個故事的情節，由南宋到元末愈傳愈盛，反映人民愛憎分明，成為宋元時代許多農民起義的富有典型性的藝術概括。《水滸傳》的主要版本有：

（一）百回本。最早出現的百回本是明朝嘉靖年間武定侯郭勛的刻本。內容上在宋江等受招安后，又插入了征遼的故事。

（二）一百二十回本。現存最早出現的一百二十回本是明末郁郁堂刻的楊定見本。在此之前，就出現了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四回本。這些書都將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刪節，又平空插入平田虎、王慶的故事，就成為所謂“文間事繁”本。楊定見刊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以百回本為底本，增入平田虎、王慶的故事，就成了所渭“事文均繁”本。

（三）七十回本，這就是清初出現的金圣嘆的七十回本，又稱貫華堂本。該本終于盧俊義一夢，無招按及招安以后的故事。金圣嘆揚言得到了“古本”，說只有七十回，以后的回數都是后人加的。他在七十回的后半部分作了添寫，前面又偽作一篇施耐庵的序，實際上是他作了刪增。后人所謂金圣嘆“腰斬《水滸》”，就是指的此事。金圣嘆這樣做，實出于他的思想傾向。他反對“招安”，希望把梁山泊的英雄好漢一網打盡。這個本子流行極廣，很長時間代替了百回木和一百二十回本。因為它包括了《水滸傳》的精華和主要部分。文字也比其他版本洗練和統一。此后，出現了許多影印、石印、排印、鉛印的七十回本。

（四）七十一回本。這就是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水滸》。該本把金圣嘆的批語刪除，他偽造的盧俊義的一個“噩夢”作為結束，亦予以刪去。依照一百二十回本，恢復原來面目。又相應地把金木的“楔子”略加剪裁，改為第一回，并把最后一回回目“驚噩夢”，恢復為“排座次”。這樣，全書的回次就有七十一回了。這是建國后最為通行的版木。到197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印刷了20次。

對《水滸傳》的版本情況，毛澤東也是很熟悉的。這從他1975年8月關于《水滸》的談話中便可知道：金圣嘆把《水滸》砍掉了幾十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圣嘆，專門寫了一篇評論金圣嘆的文章《談金圣嘆》（見《南腔北調集》）。”又說：“《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這段評語印在前面。”

《水滸傳》中所展示的英雄好漢們形形色色的傳奇經歷和令人神往的個性、意志和品格，這對受到韶山沖那片封閉土地的束縛，受到逐步發跡而又有些專制的父親的嚴格管束，以及耳聞目染半封建社會種種不平等現象的少年毛澤東來說，這些作品的內容無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對斯諾談到：“我愛看的是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其中關于造反的故事。”他敬佩和向往這些英雄好漢的義氣、俠行、膽識、才干，多少是以藝術欣賞的方式，不自覺地在實現自我角色的轉換和情感價值的認同。后來他還談到過在與父親發生沖突時，他把父親比著《水滸》中的貪官，而自己無疑是梁山上那群“替天行道”的好漢。事有湊巧，這種轉換和認同，就在毛澤東津津樂道《水滸》等小說故事的那段時間里，這些文學世界里的事情竟也在現實世界中發生了。梁山的故事在他的家鄉接二連三的重演。而這些故事用他的話來說“影響了我的一生”。

1936年同斯諾談話時，他如數家珍似地講起小時候聽說和看到的一些事件。有一年發生了嚴重的饑荒，在長沙有成千成萬的人沒有吃的。饑民派了一個代表團到撫臺衙門請求救濟。但撫臺傲慢地回答他們說：“為什么你們沒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從來沒餓過。”當撫臺回答的話傳到人們耳朵里的時候，他們怒不可遏。他們舉行了群眾集會，并且組織了一次游行示威。他們攻打巡撫衙門，砍斷了作為官廳標志的旗桿，趕走了撫臺。后來來了一個新撫臺，立即下令逮捕暴動的領袖，其中許多人被殺頭，他們的頭被掛在旗桿上示眾，作為對今后的“暴民”的警告。幾個賣蘭花豆的小販逃出長沙，把消息傳到了韶山。這件事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和同學們展開了討論。大多數學生都同情“叛亂分子”，但他們僅僅是從旁觀者的立場看問題。他們并不明白這同他們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關系。他們只是單純地把它看作一件聳人聽聞的事件而感到興趣，而毛澤東在回憶中卻說：“我卻始終忘不掉這件事。我覺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樣的老百姓，對于他們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一帶還發生過一件事。一個秘密會社哥老會的會員們同本地的一個地主發生了沖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們。由于他是個有勢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過賄賂得到了一個對他有利的判決。哥老會的會員們敗訴了。但是他們并不屈服，他們起來反抗，并撤到本地一個叫做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派軍隊去攻打他們。那個地主散布謠言說，哥老會打起反旗的時候，曾經殺了一個小孩祭旗。起義的領袖，是一個叫做彭鐵匠的人。最后他們被鎮壓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來他終于被捕并被斬首；但是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是一個英雄，因為大家都同情這次起義。毛澤東接著說，“這些接連發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識的年輕的頭腦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也就在這個時期，我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覺悟。”

于是，當他“繼續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的時候，他獲得了一種新的視角，他發覺“里面沒有種田的農民”，“從來沒有一個農民當主人公”。

如果說，在此之前他閱讀古典小說，主要是獲得歷史知識和少年幻想的直觀滿足，以及對藝術形象的美感愉悅，那么，這段思索則反映出他的思維開始走向社會內容的評價，不滿足于情感的審美體驗，還要尋求真和善的價值所在。他的標準自然十分淺近樸實，但卻是一個根本的事實：他接觸的都是長年辛勞的農民，而文學作品竟不以他們為主角，既然人的生存的首要條件是吃飯，種地的農民就應該是社會生存中最重要的角色，可在藝術美的天地里卻沒有他們的位置，而讓那些不種田不耕地的人充當主角，這實在太不公平了。進一步，他閱讀古典小說的收獲開始超越文學命題，升華為社會學的命題：統治者擁有并控制著土地，他們“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原來，文學創作的不公平，源于社會身份的不均等。小說與社會之間的關聯，就這樣自然地在毛澤東心目中系結在了一起。于是，他常常對小朋友說：“我們長大了也要寫書，寫農民的書。”

如果提出，毛澤東最早是從上述表現替天行道的造反者形象的作品中感受到“革命”的，或許是不過分的。

關于毛澤東閱讀《水滸傳》以及受其影響的情況，后面還有條目敘述。這里再順帶說一下毛澤東后來讀歷史演義和其他“舊小說”的情況。

1937年1月31日，毛澤東剛進駐延安，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便專門給在國統區開展工作的李克農發了封電報：“請購整個中國歷史演義兩部（包括各朝史的演義）。”

1941年1月31日，在給遠在蘇聯的毛岸英、毛岸青寫信時，毛澤東又特地給他們寄了一批演義小說和傳奇，據他所開列的書單來看，其中包括：《精忠岳飛傳》2冊，《蘭花夢奇傳》1冊，《峨眉劍俠傳》4冊，《小五義》6冊，《續小五義》6冊，《水滸傳》4冊，《薛剛反唐》l冊，《清史演義》2冊，《洪秀全》2冊，《俠義江湖》6冊。

1944年7月28日，在給謝覺哉的信中，特地指點他到范文瀾處尋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雜史之類的作品，并說“《容齋隨筆》換一函送上，其他筆記性小說我處還有”。1947年9月12日在給兒子毛岸英的信中又說：“你要看歷史小說，明清兩朝人寫的筆記小說”。范文瀾40年代送給他的一部《筆記小說大觀》，他一直保存，后來帶到了北京。

1967年10月12日，在接見外賓的談話中，他說，不學點帝王將相，不看古典小說，怎么知道封建主義是什么呢？當作歷史材料來學，是有益的。這大體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毛澤東一生愛讀舊小說的原因。

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毛澤東讀施耐庵《水滸傳》）

［毛澤東讀書的筆記和談話］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

二、阮小

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困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金圣嘆把《水滸》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圣嘆，專門寫了一篇評論金圣嘆的文章《談金圣嘆》。（見《南腔北調集》）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毛澤東1975年8月14日關于《水滸》的談話

［解析］

這段評論表明，毛澤東晚年對《水滸傳》的評價發生了重要變化。這與他發動“文化大革命”，防止黨變修國變色，提倡“繼續革命”的特殊心理背景，有著某些聯系。這樣，他讓人們注意《水滸傳》后半部關于宋江投降的描寫，是符合他的心理背景的。

其實，關于宋江形象的評價，即他是英雄還是叛徒的問題，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學界中始終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從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報刊上提出宋江是農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從而引起討論。但最后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認為他屬于起義英雄，受招安反映了農民起義的歷史局限、階級局限以及為國效力的民族意識。到1964年以后，這方面的文章大多對宋江形象持否定態度，評其為階級異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對宋江形象分析一點質疑》最有代表性。該文認為：

一、宋江是地主階級出身的刀筆小吏；

二、宋江是一個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義者；

三、宋江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不少文章還受到史學界關于太平大國將領李秀成問題討論的影響，將評價李秀成的基調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評論中突出了階級分析和立場問題，認為宋江比李秀成更為可惡。

1965年7月，《光明日報》總編室將上述情況以《古典文學界對<水滸傳>及宋江形象討論的若干情況》為題，編入“情況簡編”。毛澤東閱讀了這份綜述材料，并在題目前連畫了四個圈，表明他對這些評論是相當重視的，也表明上面所引的他在1975年8月14日關于《水滸傳》的評價，同60年代以來古典文學界的討論，也有一定的聯系。

毛澤東的這段評價，也非即興之論，而是他晚年讀《水滸傳》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見部隊領導的談話中，他勸人們讀古典小說，提出：“《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后來接受了招安。”據毛澤東晚年一直在其身邊工作的一位同志回憶，1974年她在武漢讀《水滸傳》時，毛澤東也曾對她說過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中國青年報》1988年9月24日《毛澤東評<水滸>真相》）幾次談話，意思都是一樣的。

梁山的勝利是短暫的。在朝廷不用武裝的“思想鎮壓”（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義軍投降了，這種悲劇性選擇的必然性是什么？這是毛澤東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結論可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造反目標低下——“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是歷代農民起義的一個根本的普遍的局限。梁山泊義軍豎起一面杏黃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個大字。這無疑是一個改良主義性質的政治口號。“天”的含義較復雜。一是“天神”，起義是“上天顯應”，晁蓋七人取生辰綱也假托一夢，說成是“應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書，是領了玄女娘娘的法旨來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義與公理，義軍是循天理來除暴安良，斬殺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招安帶領義軍進城時，隊伍里便豎著“順天”、“護國”兩面紅旗，他們理直氣壯地去打方臘，就是因為方臘不能替這個“天”行道。頭一個“天”無實在意義，只不過是義軍領袖對自身行為尋求的唬人借口。第二個“天”，是他們造反的真實出發點，也是他們的目的。第三個“天”，是他們接受招安，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一個根本原因。

第二，由義軍領袖宋江的階級本性決定——“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梁山義軍整體上雖然是一支農民武裝，但在一百零八位頭領中，真正種田的也只有那個不太知名的以鋤頭為武器的陶宗旺，確實因受土豪劣紳迫害而上山的人也只有打獵謀生的解珍、解寶兄弟。一大批本屬統治階級中的人物迫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相繼投入起義隊伍，雖然壯大了義軍勢力，但卻奠定了義軍領袖的階級思想基礎，為其歸宿埋下了伏筆。其中宋江上梁山的過程和上梁山后所推行的路線最具代表性。他根本上不是站在地主階級的對立面來反抗斗爭的，而是替放棄了統治責任、忠奸不分、失察民情的宋朝皇帝來行使維護“正道”的職能。用燕青在李師師處向宋徽宗替宋江表白的話來說，“宋江這伙，單殺贓官污吏讒佞之人”，“與國家出力”。贓官污吏讒佞之人，無疑就是地主階級中的高俅、蔡京、梁中書等那一派而已。說到底，宋江把自己同權臣腐朽的沖突看成是“忠”與“奸”的沖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統治階級之外，造反只是以非常手段來實現統治階級的正常職能，迫不得已的“權借水泊暫時避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以待日后“封妻蔭子，青史留名”。

第三，道德信條的局限——“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聚義”是無數個造反者個體間的平行結合，表明對縱向秩序的蔑視。“義”與“不義”，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與支持受冤被壓的人和事。魯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義”，東溪村七星小聚義，就是為了奪取生辰綱的不義之財。如果在“義”之上加一個“忠”字，以“忠”統“義”，則是對縱向秩序的認同，其意則和“孝”差不多了。宋江綽號“孝義黑三郎”，碰到“義”和“孝”發生矛盾時，是重“孝”而輕“義”。因此，“聚義”和“忠義”雖一字之差，在毛澤東看來，卻是維系義軍領袖道德思想的基礎發生了根本變化。早在1926年從事農民運動時，他就指出過，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內容是“忠孝主義”，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相反，對于“義”，毛澤東則在相當程度上給予了認可。1939年4月29日在延安的一次講話中說：同情大多數人民，對大多數人民利益有關的事情處理得當，叫義，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才算是真正的行義者。所以他肯定水滸英雄劫富濟貧，“取不義之財”還之于民的做法。顯然，毛澤東一直主張揚“義”貶“忠”，并視之為農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礎，而宋江以“忠”化“義”，則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礎。

總之，從造反目的、階級本性和道德團聚信條上，似乎都注定了宋江領導的這場盡管聲勢浩大，但沒有自覺的、獨立的、超越封建正統規范的政治思想綱領的武裝反抗，其結局是悲慘的。其悲劇的實質，不屬于歷史的必然要求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所體現的悲劇，而是由于造反者與被造反者之間在社會理想方面沒有本質差異所體現出來的悲劇。所以，“宋江投降了”，自然“就去打方臘”，終于是奴才。在這里，與其說毛澤東表現了對宋江個人的厭惡，不如說他是力求對各種各樣的造反者的階級本性及其人格作出歷史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評價。所以，盡管起義領袖不好，但“不愿投降”的李逵、吳用和阮氏三雄等，在毛澤東看來“是好的”；并認為金圣嘆砍掉《水滸》后二十回的投降故事，“不真實”，掩蓋了宋江投降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事實，于是指示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以期恢復小說的本來面目。

由上述可知，毛澤東晚年評《水滸》，確實是有感有思而發，從這部小說的實際情況來看，其所“發”也不失為精練明快的一家之言。毛澤東在遲暮之年，多次談到《水滸》，且意思一致，不能說是“實出無心”，“順口評《水滸》”，而是從宏觀的歷史文化角度隱約透露出他對革命事業的憂慮。這也是他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議的“印發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紅旗》中發表魯迅論《水滸傳》的段落，并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訂個計劃”的重要原因。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毛澤東的評論是具體針對當時中央的政治斗爭，更不能說有針對具體人物的影射含義。而姚文元等人搞的評《水滸》運動，無疑是利用這個機會來做一篇陰謀政治的文章。

就在毛澤東評《水滸》的當天，姚文元即給毛澤東寫信說：“主席的批評揭露了《水滸》宣揚投降主義路線的本質，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真面目，這不但對于古典文學研究，對于整個文藝評論和文藝工作，而且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衣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支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該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將毛澤東的這次談話和他的信“印發政治局在京同志，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大批判組謝靜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寫作組”，并“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毛澤東對一部中國古典小說的評論經姚文元這樣一發揮和運用，一下子升到無比的高度，具有了現實政治斗爭的意義。

在江青、姚文元等搞的評《水滸》運動中，提出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休所起不到的作用，很快瓦解起義隊伍的問題；提出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必須識別投降派、反對投降派的問題；提出評《水滸》是當前政治思想路線上的一次重大斗爭的問題；提出要批判那些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的問題；等等。（參見：《紅旗》1975年第9期《重視<水滸>的評論》；《人民日報》1975年8月31日《評<水滸>》；《人民日報》1975年9月4日《開展對<水滸>）的評論》）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開會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2日在大寨群眾大會上她又強調，評《水滸》“要聯系實際”，“敵人會改頭換面藏在我們黨內”，“黨內的投降派，修正主義者，干的事情是公開的敵人做不到的”。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召集文化、新聞單位和兩校寫作班子100余人談話，說：“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有些文章不給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領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跟他們斗了半年多了。” 江青的這些話，今天看來是多么的荒唐。但這在那個年代卻是搞陰謀政治“約定俗成”的思維方式。這種方式使毛澤東也無法接受了。他批評江青的話是“放屁，文不對題”，又說“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于是，一場借題發揮的政治鬧劇才逐漸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