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國策》讀書筆記2

前幾日，讀了一位專家的觀點，大致是說，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崛起”，加上現在這一次，一共是九次“崛起”。我對這個觀點持嚴重的保留態度。這個觀點幾乎就是隨心所欲地對待歷史，企圖以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崛起”的“成功先例”，來說明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這次“崛起”也一定會成功。專家的心意我能夠理解，但是，用這種方式來為當前尋找依據，我覺得只會把人們的頭腦搞糊涂。

在我看來，崛起是在一群差不多實力的國家中間，或者在一群實力超過自己的國家中間，尋求快速發展，超越他人的過程。西方長期小國林立，“崛起”的概念容易存在，“崛起”的事實經常出現。漫長的中國歷史上，真正符合西方觀念的“崛起”，只有當前這一次。歷史上的中國，在可知的世界范圍內，在各方面都是領先世界的。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所遭受的挫折，大多都是中國內部的原因造成的。用一個形象化的例子來說，歷史上中國的挫折，大都是自己生病，而非被別人超過。而每一次中國自己生病或痊愈，前前后后，都是領先當時世界的。生病不過是中國慢一點，或者停下來，病愈則再次大幅度領先世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一次次階段性的發展，都是開創性地領導世界新潮流，它并非是“崛起”，因為沒有其他人在文化、科技、實力等綜合性條件上超越中國，中國也就無所謂“崛起”。

中國歷史上有元朝這樣的情況。但是，從蒙古人入主中原，到朱元璋恢復漢人政權，也不是“崛起”。詳細不述。因此，說中國一共有九次崛起，對于理解歷史和理解現實，都沒多大的幫助。我看到有學者的文章說，“宋朝是和平崛起的典范”，這種歪解歷史來圖解今天的做法，實在有點可笑。宋朝之前的中國被誰欺負了？宋朝之前，有誰在制度、文化、商業、科技等諸多方面壓倒過中國？因此，唐朝是領先世界，中間中國自己出了點問題，宋朝出現，繼續大踏步領先世界，從唐朝到宋朝，中國不存在“崛起”的問題，只有如何領導世界的問題。雖然我不喜歡用“崛起”這個詞，但是，中國真正面對所謂“崛起”，只有當前這一次。正因為如此，當前的中國才需要“大國策”。“大國策”的核心之一是“國”，也就是“國家”概念。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歷史有什么可以借鑒的，大概只有春秋戰國時代。那個時候，各個國家實力水平不一，誰都想當老大，彼此爭斗不已。在國與國明顯區分的情況下，五霸七雄，每個國家才需要“國策”。比方說，秦國原是一個地處偏僻的小國，在幾百年間，制定了明確的國家發展規劃或計劃，有明確的“國策”，例如，建立法制、廢除井田、吸引人才、開放等級、獎勵耕戰、中央集權、以郡縣制代替封建制等等。一整套完整的國策，幾代君主連續實施幾百年，終于掃滅六國一統天下。

但是，秦國的“國策”只是秦國的，而非全中國的。當中國統一后，“天下”的概念取代了你爭我奪的“國家”概念。或者說，中國實現大一統社會后，“國家”的概念已不是那么強化，與今天的國家概念很不相同。只是在某些歷史時期，比方說宋朝，“國家”概念才比較明顯，所以才會有岳飛、文天祥這樣令人震撼的民族英雄、愛國志士。“天下”概念與“國家”概念相比，“天下”要求太平、和諧，“國家”要求力量、強大。雖然天下太平也需要力量來維護，但是，目的主次不一樣。宋朝處理這個問題，某種程度上說，是在“天下”與“國家”之間搖擺不定，因而在“國策”問題上不是很成功，此處不多說。除了宋朝以外，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朝代，由于沒有長期、強大的外來威脅，大致都不需要外部壓力下的“國策”，也就談不上什么“崛起”。

如今的中國不得不進入全球性的春秋戰國時代。五個常任理事國類似春秋五霸，聯合國類似周朝軟弱的中央政權，美國與聯合國的關系，類似挾天子以令諸侯，所謂諸侯就是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國家。正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中國才需要適應時代要求的、新的“大國策”。從鴉片戰爭到20世紀結束，大致來說，那段時間中國所需要的“國策”比較清晰簡單。由于在那段時間里，中國在各個方面都很弱，“國策”的中心幾乎就是唯一的：向別人學習，趕緊使自己強大起來，否則，說話都沒人理你。進入21世紀，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于中國人的智慧和勤奮，很快走過了起步階段，現在，中國在國際上說話，很多人都認真聽

了。那么，我們該說什么？怎么說？

過去，中國由于太弱，說出來的話都很無力，被風吹到不知何處，我們只有先練內功。于是，對其他國家說什么、怎么說，我們可以不太在乎。現在，中國已經初步強大了，全世界無數的耳朵豎起來，等著聽中國人說什么。那么，我們是目光短淺地走一步、看一步，還是運籌帷幄地施加我們的影響？顯然，中國必須成為后者。要成為后者，就必須有國家的長遠發展目標和具體規劃，這就是“國策”。這個“大國策”與以前低水平發展階段的“國策”不一樣。就好比一個人度過了學生階段，現在要進入社會工作了，個人的規劃與學生階段是完全不同的。二十一世紀之初的中國，正在這樣一個關鍵點上。

中國的“大國策”不太容易在短時間里清晰起來，也不太容易很快在中國人中形成廣泛共識。但是，我們應該從現在就有這樣的意識，就開始著手這一探索。這個事情并不是政府特權，每個中國人都有權利和責任。要明確這樣的“大國策”，需要我們在苦練內功的同時，對世界所發生的一切保持密切追蹤和深入了解，并且，還需要對我們自己的長處、短處有真切的認識，從而才能找到真正適合中國未來的發展目標，并且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制定可行的實施方案。

真正的愛情是，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是同一個人；理想的工作是：我想干的事和我能干的事，是同一件事。然而，這種狀況并不是必然出現。對于中國這樣摸索向前的國家來說，很可能“想干的事”和“能干的事”，并不是同一件事，這就是當前中國的現實。對于一個人來說，成功與否不在于他人的評價，而在于自我的評價。如果他經過努力，終于實現把“想干的事”和“能干的事”，變成同一件事，那么，他就是成功的。我相信，對于中國這個國家來說，這一天遲早也能做到。但是，在這一天實現之前，中國是否該認真地問一下自己：中國真正“想干的事”，究竟是什么？這就是我們需要“大國策”的理由。

第二篇：《大國策》讀書筆記5

經營信仰

一個國家可以包容各種思潮，但只能有一種國家精神。當前，整合文化，統一國家精神是當務之急。文化革命毀滅的恰恰是文化。文化殘缺導致國家精神殘缺。我國國力漸處于強勢，精神上卻漸處于弱勢。馬克思沒有預見到全球化下的“一球兩制”，這恰好為我們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巨大的空間。江主席“三個代表”的思想也許可以稱作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如果我們確信中國的崛起是一種歷史必然的話，我們就不能把自己的目標僅僅定位在物質化的綜合國力的強大上。一個沒有統一的國家精神的民族是沒有靈魂的民族。

1)堅持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仰。不發達國家走向發達的每一次真誠的嘗試，都指向社會主義。同樣，落后國家走向強大的每一次努力，也指向社會主義。信仰就是激情。如果說現今世界上存在著新的資本主義精神，那也應當有新的共產主義精神。邦薩伊德說：“世界不是一種商品。”我曾說：“權力不是印鈔機。但可以變出錢來。良心、人格、尊嚴不是商品，但常被當作商品出售。”這是對社會主義的一種反動。道德也是一種信仰，甚至是更重要的信仰。這正是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國”的精髓。西方認為：“亡黨者，共產黨也。”正是基于我們部分黨員道德淪喪乃至信仰滑坡這一事實。有的人觀望別人的時候總是譴責別人道德敗壞，自己行動的時候卻又在敗壞道德。我們不能選擇是否有個聰明的頭腦，難道我們也不能選擇是否有一副或好或壞的心腸？筆落在有壞思想的人手里比刀落在謀殺者手里還危險。面子是別人給的，臉是自己丟的。腐敗成了中國最大的經濟損失，最大的社會貪污，最大的政治挑戰。貪官一日不除，社會風氣便一日不會好轉；社會風氣一日不好轉，貪官就一天也不會絕跡。

2)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與其混一，倒不如讓二者保持必要的張力。改革的動力已經接近極限。我們需要新的刺激點。這就是江澤民總書記在慶祝建黨八十周年大會上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變革不可避免。為了防止出現蘇聯、南斯拉夫等國的局面，必須在理論上和行動上做好充分準備，等待是沒有出路的，改革就是穩定之一。政治體制改革是最根本的穩定。鄧小平曾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把穩定看成目的，把維持現狀看作是實現穩定的手段，這正是蘇聯解體的悲劇根源之一。過去我曾講：中國的問題在邊疆，邊疆的問題在新疆，新疆的問題在南疆，南疆的問題在宗教。今天我講：中國的希望在黨內，黨內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層。政治體制改革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民主放權，變“為民做主”為“由民做主”，另一方面則是勵精圖治，鞏固我黨的執政地位，二者缺一不可。要改變萬馬齊喑的局面。人民會沉默，會沉思，但最擅長的卻是接受。思想拒絕冗長。民主就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法治就是使聽不見的聲音被聽見。有憲法并不等于有憲政。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已經實現了法治。沒有法治而強調道德，就等于踐踏道德。

3)在動態中治國。古代中國之所以稱為中國，大抵與中央主義有關。中國歷史簡言之就是一群人擁向中央，一群人逃離中央的歷史。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都是在動態中而不是在靜態中建立的。社會越運動，思想越深刻；社會越平靜，思想越簡單。

大國是不可能被消滅的。它的衰敗也好，強盛也好，都只能從內部開始。對我國國家安全最主要的戰略性威脅來自內部而非外部。即使外部壓力再大，也只有通過與內部各種社會張力結合才能引發問題。經營信仰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攘外必先安內”。

獅子

這個龐然大物太重要了。注視著它就等于注視自己。每次美國總統上臺都要牽動億萬中國人民的心。怕這個上，盼那個下。愁得睡不著覺。簡直比美國人還著急。其實，美國就是美國。美國不是世界。你既不能把它全當真，也不能把它全當假。什么是美國？美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加上世界上最壞的。世界最強者也是最弱者。僅此而已。

1)中美不是敵人。中國的戰略利益與美國的戰略利益是一致性大于沖突性。既然美國把中國當成想象中的敵人，中國何必把美國當成現實中的敵人？中美雙方輿論上的互相包裝促使了兩國關系的僵化。在美國方面是“妖魔化”中國，在中國方面是“理想化”美國。關系好時，兩國都從所謂的“最好”的方面看待對方的戰略意圖；關系壞時，兩國都從所謂的“最壞”的方面看待對方的戰略意圖。這便加深了誤解，實際上，美國所有的戰略都建立在利益基礎上，而體制不過是維護其戰略利益的工具。美國對中國，拉也是為了利益，打也是為了利益。中國對美國也應如此。歷史證明，什么時候中國對美關系不好，中國外交在總體上就處于被動不利的局面；什么時候中美關系好，則中國外交就主動有利。“與美和則諸事皆好；與美惡則內外俱損”。我們還是要全力搞好中美關系。

2)美國戰略重心并未向亞洲轉移。美國眼睛盯的是世界。中國眼睛盯的是美國。不能認為中國把美國當成主要對手，就以為美國也把中國當成了主要對手。不能以為美國在意識形態上把中國當成主要對手，就認為美國在整體戰略上也把中國當成了主要對手。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但戰略關注點不止一處。它的戰略重點不在亞洲，并不等于不在亞洲打仗。它最關注歐洲時，兩場戰爭卻都是在亞洲打的。它的重點在歐洲，并不等于歐洲就沒有和平。美國對現今世界強調的是秩序而不是統治。它不會統治世界，也無力統治世界。它倡導的是由美國主導下的合作，而非對抗。對中國和俄羅斯，美國的基本做法還是拉你參加它的秩序，條件是你必須遵循它制定的游戲規則。這種游戲規則絕不能簡單地定義為“邪惡”的。與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包括以蘇聯為首的所謂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相比，這種秩序具有較大的合理性，這也是它的接受度比歷史上同類霸權要高的原因。我不懷疑美國處心積慮要使中國改變顏色。我懷疑美國是否真的有一個以肢解我國為目標、以軍事擴張為手段的對華戰略？現在美國不會對中國發動戰爭，更不會打核戰爭。核戰爭把東半球變成廢墟。美國要廢墟干什么？如果非要說有核戰爭危險，那么也是在前蘇聯的龐大核武器庫被徹底銷毀之后，核戰爭才有真正可能。

3)中美間結構性矛盾。主要是由意識形態不同而延伸出來的主權問題。美國“挾人權以令主權”。中國則是“主權高于人權”。中國近代飽受欺凌，主權屢失，于是主權成了中國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東西，不能碰。這個矛盾解決不了，也不必解決。每位美國總統上臺都要高舉人權這面旗，而后又悄悄收起。歷史上美國總統入主白宮和離開白宮時對中國的看法總是不一樣的。東方不是西方的復印品。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印度尼西亞接受西方的援助，并接受了美國開出的“條件”，最終帶來的是**和國家解體。馬來西亞則拒絕了美國的“藥方”，因此也拒絕了自由化。西方的自由化導致民主。東方的自由化總是導致**。

中美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利益沖突。多極化并不意味與美國對抗。多極化雖然與美國的戰略利益有矛盾，但問題歸問題，合作歸合作。

第三篇：《大國策》讀書筆記4

知雄守雌

知雄而不稱雄，是一門高超藝術。中國現在有點像領導者。領導者的自豪和悲哀都在于時刻被人注視。把眾人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是一種功夫。把眾人的目光從自己身上分散掉，則是一種更大的功夫。世界有兩種規律：

一、人家只尊重強者，對弱者決不手軟。

二、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強者，多不得好死。歷史上中國人愛犯這樣的毛病：居于優勢時，往往用作賤別人的手段，以抬高自己的身價；居于劣勢時，又往往用作賤自己的方法，以取悅對方。今天我們應反其道而行之。我們對待自己要有最清醒的認知。

1)中國歷來是一個戰略內向的國家。這是中華文明的內核。中華文明和別的文明不同，它一登場，就不再退場了。一位美國學者認為，中華文明不衰落的第一原因是這個文明從未發動過一場遠征。他認為，任何軍事遠征都是文化自殺。歷史上對外用兵，中國人都極謹慎。但對內統一，這個民族卻從未優柔寡斷過。最大規模的戰爭都不是發生在抵御外侮中，而發生在統一戰爭中。再如，世界上任何一個核國家都未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唯中國除外，俱是中華文明的解讀。

2)今天中國的“大”，很大程度上還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在單項指標方面，我們不要說難望西方發達國家之項背，就是新加坡這等蕞爾小國，也比我們強許多。我們的勝利有相當一部分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勝利比真正的失利更讓人痛苦。美國認為：“中國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也只體現在它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弱小，并未強大到不能遏制的程度。”中國對美國安全的挑戰，在美國看來，“中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現在世界上唯一將核武器瞄準美國的國家。”

3)為了不被別人看成威脅索性不發展是不可能的。發展又不想被別人敵視更不可能。這需要我們選擇一種更精明的發展策略。這個策略應當是我發展，就要讓別人也因此發展；我得利，也要讓別人從中得利。這一點要學習曾國藩。曾國藩自己成功，也讓別人成功；自己發達，也讓別人發達。僅此一點，就足以做我們的老師。

“守雌”，就是在與西方的交往中更多地選擇合作而非對抗，進行經濟競爭而非軍事競爭。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采取了搭西方經濟快車的戰略。今天，中國日漸豐肥，已對這輛車造成明顯壓力。美國和日本同時在經濟上調整對華戰略，就是西方對此壓力做出的初步反應。目下雖不至于攆我們下車，但車票必然愈加昂貴。中國加入WTO步履維艱，就是此理。我們應爭取主動。喬良有句話說得好：“上了車還要有下車的勇氣。”搭車有搭車的好處，該下車時就要果斷下車。日本經濟居世界第二，卻始終未能獲得相應的國際地位。除了戰敗國身份，它采取的全面依附美國的搭車式戰略，極大地限制了它向大國目標的邁進，使其動輒受制于美國，僅一步之遙終不能成為世界第二強國。下車就是要降低對美、日的經濟依賴。用通俗的話講：“不能把全部家當放進一個籃子里。”遲早要下車，晚下不如早下，早下早主動。開發西部，走內源式發展道路，把目光轉向歐洲和周邊，多幾個支點才好左右逢源。我的設想是：在中國邊境地帶，再營造幾個類似深圳的特區城市，通過其強大的經濟輻射力，牽引與周邊國家的分區合作。我們獲利，周邊國家亦獲利。我們坐過別人的車，現在我們也得給車讓別人坐。

第四篇：《大國策》讀書筆記3

戰略產業

江澤民主席用古人的話告誡我們：處非常之時，干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何謂非常之時？我的理解有三點：第一，世界格局猛烈變化。第二，中國國家環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安全過。第三，危機繼續存在。危機的意思就是危險中有機會，機會中也有危險。真正的機會會偽裝成陷阱，真正的陷阱也會偽裝成機會。不謀天下者不足以謀一域。一個大國不能為發展而發展。國家戰略目標不是“實現強國夢”之類的口號。它必須是具體的、可觸摸的。有些戰略是現實，有些戰略是想象。想象比現實還重要，想象是創新的基礎。歷史發展不可能等到所有條件都準備好了才向前邁進。我們需要戰略產業。

戰略產業即大戰略。要把大戰略當作產業一樣來經營。我國國家戰略資源是有限的。戰略失誤將流失最寶貴的國家戰略資源。以江澤民主席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運籌帷幄，制定了宏大的國家戰略目標，并且避免了發展中國家制定國家戰略時的兩個通病：

1)發展中國家往往沒有戰略產業，缺乏明晰的國家戰略目標。忽而虛，忽而實。虛時特別抽象，實時特別具體，國家行為基本囿于“刺激——反應”模式，雨來打傘，風來穿衣，就事論事，隨機應變多，長遠謀劃少。過去我們也如此。毛澤東憑直覺搞戰略，雖不乏光彩，但終先天不足。他只游過江，沒出過海。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文革是最大的敗筆。百年來，中國始終沒能成為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原因固很多，但缺少全球視野，缺乏對內對外政策的通盤謀劃，是重要原因。

2)戰略謀劃應當是冷靜的，甚至是冷酷的。而發展中國家制定戰略時往往被沖動和狂熱牽著走。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有許多不得意的時光，加上近代以來飽受屈辱的事實，人民在看待國際事務時經常有一種抗衡心態，換句話說就是“歷史上的受害者心態”，這使人民敏感和易折。其實，該得到的未必已經得到。不該得到的必須放棄。只有理性占主導地位時，情緒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人在心亂的時候，所有的決定都是不智的。

大象

世界是一片叢林。西方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從來就倡導的是充滿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在這片叢林中中國是什么？美國無疑是獅子。我認為中國是大象。大象可以隱藏在樹叢中，但還是大象。你可以宣稱自己不是森林之王，你還可以盡情地展示溫順的形象，但你不能否認自己是大象。你的戰略地位一旦曝光，就不可能再縮回去。獅子不必咆哮。大象不必躲藏。

1)經過中國共產黨不懈的努力，中國已經完成了由一個弱大國向次強國的轉變。中國人為此夢想百年，孤獨了何止百年。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強硬，便可佐證這一點。現在不是中國想不想與美國為敵的問題，而是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必須與中國為敵的問題。

2)中國是個比任何國家都更能把舉國之力集中起來運用的國家。她的無形影響力比那些有形的國力指標所能顯示的要大得多。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長處，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短處。運用得好，其興也速；運用得糟，其敗也速。蘇聯就是前車。

3)今天中國是一個擁有非洲般貧困和歐洲般富足的國家，而這恰恰是西方“中國威脅論”興起的根源。他們在中國發達的東部看到的是驚人的發展，感到的是中國的威脅；他們在中國落后的西部看到的是驚人的貧瘠，感到的還是中國的威脅。因為你無論要維護東部的繁榮或改變西部的貧窮，都需要更多的資金、能源和市場。資源之爭是新世紀的根本之爭。這種爭斗是你死我活的。這里有一個切蛋糕的原理：蛋糕就那么大，想切的不止你一個。你多切

一塊，別人自然就少切一塊。這就是威脅。“中國威脅論”不能簡單看作是西方反華勢力制造的一個陰謀。對有的國家來說，中國是希望；對有的國家來說，中國是挑戰。感情使一些國家接近中國，理智卻使它們離開中國。利益，特別是國家利益這個詞，在中國的政治術語中出現得特別晚。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在對外交往中奉行的是重義輕利的準則。其實，即使在兩個最友好的鄰國間，也必然存在利益沖突。甚至越是鄰國利益沖突的可能性越大。

當中國的形象已經在別人心目中改變后，就不能再用以往的方式與別人打交道。大國必須有大國的氣度。大國必須有大國的手段。

第五篇：學黨章心系國策

學黨章、心系國策

尊敬的各位領導、同志們： 大家好！

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學黨章、心系國策。

黨的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進了黨章，確立為我們黨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對廣大黨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體現在了每個角落，她們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創造一流業績，誠心誠意為人民群眾謀利益。“這些事情總是要有人去做的，不如把困難留給自己”，“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們有這樣的覺悟”多么樸實的語言，讓我深深地感到，共產黨員不愧是時代的中流砥柱，共產黨員不愧是社會的中堅，共產黨員不愧是民族的脊梁。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為育齡群眾服務，是我們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具體行動。在新的時期，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發生了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兩個根本轉變，人口問題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中處于更為重要的戰略地位。在這一戰略中，我們計生干部既肩負著貫徹黨的計劃生育方針、政策的重任，又履行著維護廣大育齡群眾實行計劃生育合法權益的義務。計生干部如果缺乏高尚的政治品格，就不能運用科學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工作；就會隨波逐流，人云亦云。會造成人口失控，超生反彈。穩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標就難以實現，人民群眾實行計劃生育的權益就難以保障。計生干部只有具備高尚的政治品格，才能始終牢記黨的宗旨，才能嚴格執行黨的政策，才能做好“天下第一難”的工作。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發展，只有不斷地吸收新知識，接受新觀念，成為一名學習型的干部，才能跟得上時代涌動的潮流。在當前新形勢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出現了新情況，發生了新變化，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理念正成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育齡群眾提供優質的、滿意的計劃生育及生殖健康服務，維護和發展好育齡群眾的根本利益正成為我們全新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手段。我們需要探索、需要掌握、需要熟悉的東西太多太多。計生干部只有勤奮學習，刻苦鉆研，才能在新的實踐中不斷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才能適應新形勢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才能在廣大育齡群眾中體現當代計生干部特有的人格魅力。

也正是因為我們計生干部有了這種“把學習當作工作來對待，把工作當作學習來研究”的精神，我們把黨的計劃生育方針、政策、避孕節育基礎知識和生殖健康常識送到了千家萬戶育齡群眾的手中；“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有效地改變了傳統的生育觀念；我們建立了市、縣、鄉、村四級宣傳教育網絡、技術服務網絡和藥具供應網絡，優質的計劃生育服務，贏得了育齡群眾對計劃生育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們開展了“救助貧困母親”、“關愛女孩”活動，把黨的溫暖送到了育齡群眾的身邊，密切了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我們建立健全了計劃生育協會組織，充分發揮了會員的模范帶頭作用，架起了黨和政府密切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我們學習、學習、再學習，在新的實踐中把黨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不斷地推向前進。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任務重、擔子沉、責任大，需要我們一絲不茍，精益求精；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新情況、新問題、新任務的不斷出現，需要我們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清貧質樸，不事張揚，需要我們樂于奉獻，恪守執著。在計劃生育崗位工作多年，廣大計生干部吃苦耐勞，無私奉獻的精神，我是看在眼里，記在心里。就拿我們的老黨員

同志來說吧，她從參加工作就在計劃生育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多少條村間小路上留下了她送藥具上門的足跡，多少個村莊常見她技術服務的身影，無論走到哪里，作風總是那么干練，服務總是那么熱情。她熱愛計劃生育工作，更關心育齡群眾的生殖健康狀況。為了提高全街道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網絡的運作功能，不論是刮風下雨，無論是風吹日曬，總能看見她忙碌的身影。我們的計生干部，就是這般地默默無聞，任勞任怨，無欲無求。在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崗位上用“水滴石穿”的精神詮釋著我們的堅毅和執著。

從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是我一生最寶貴的財富，因為在工作中鍛煉了自己，在學習上塑造了自我。作為一名即將成為共產黨員的我更應該學得更多，工作得更多，用熱忱的服務，去贏得育齡群眾的滿意、信賴和贊同，用扎實的工作永葆一名共產黨員的先進本色。我要把這次（學黨章）活動當作一次契機，深刻領會，加倍珍惜，一定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繼續堅持，發揚光大，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促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努力奮斗！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