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果及走勢大全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果及走勢

李君如在9月8日《北京日報》撰文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果及走勢。

他再次強調，那種認為30年改革“主要是經濟體制改革，至今未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觀點是一種誤解，因為中國改革實質上是由民主政治的改革起步，而中國共產黨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既有戰略，又有策略”。

李君如表示，中國是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這就決定了在中國搞改革開放，搞現代化，沒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進民主也是不行的”。他提醒公眾注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建設和發展政治文明的過程中出現了三大值得重視的走勢，分別是：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通過黨內民主來帶動人民民主和中國共產黨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李君如認為，這三大走勢的指向很明確，即建立一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他強調說，由于中國的民主政治剛剛起步，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然還要繼續深化，因此在民主政治的問題上，“我們既向人家學習，也不妄自菲薄；既積極推進，也不盲目發展、急于求成”。

第二篇：淺析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淺析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摘要：到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已愈三十年，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并行作為中國體制改革的兩大主體工程。毋庸置疑，發展到今天中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的引領下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與持續深化、成效顯著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相比，政治改革顯得步履維艱，嚴重滯后，而且還制約著經濟的發展。步入新世紀，政治體制改革更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當今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食品安全問題、就業問題、腐敗問題等，歸根結底都是政治體制的問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已刻不容緩！

關鍵詞：利弊、制約經濟、人民民主

一、中國政治體制的利與弊

（一）中國政治體制的利

中國實行一黨制最好，其理由也是十分充分的:中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并非純粹的一黨執政。現在有很多人希望在中國推行西方的多黨制，多黨競爭，輪流執政。他們認為，多黨制可以制衡權力高度集中而產生的各種弊病，中國在現階段實行多黨制是實現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必要選擇。西方的多黨制得以有效運行，是以一系列歷史、文化、經濟與社會條件為基礎的，是經過多年的發展形成的。現階段的中國是一個缺乏市民社會的自主性、沒有充分的經濟分化、沒有社會利益充分分化、沒有與這種經濟與社會結構分化有機聯系的寬容妥協的政治文化的社會，同時又是一個人口奇多，地區差別極大，文化素質低，封建根基極深的東方大國。如果強行推行多黨制，從而嚴重阻礙經濟發展和各種建設，很可能將重蹈文化大革命時的那種大民主實際是大破壞、大搗亂從而大失敗的覆轍。一黨執政有一個最大的優點，便是政策的連續性，不會像多黨制那樣由于政黨的變更而引起國內外政策的巨大變化。我們知道，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三十多年來有效堅持的執行，所以經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而且正確的決策，能夠很快執行，不會因為各種力量的牽制而中途夭折。不像在西方，多黨制上臺的國家首腦，往往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特別是一些總統是被彈劾下臺的，其施政綱領往往會被全盤否定。雖然其憲法與法律穩定，但是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卻難以持續，除非前任首腦的主張也得到后任的認同，否則會一切推倒從來。

一黨執政的最大優勢就是辦事效率高，能利用社會上充足的人力、物力、財力。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已經得到了最大的體現。震災發生后，黨中央發出抗震救災的號召，一呼百應，很快調動舉國之力抗震救災。而多黨制國家里，哪怕再正確的決策，如果沒有其他黨派及國會的同意，都無法實施；有時候，即使是總統提出的方案，也可能都要延遲一年半載才獲得同意，甚至干脆被否決。

（二）中國政治體制的弊

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條件下，權力過分集中的黨的領導體制則削弱黨內監督功能。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以黨代政，必然導致政商不分，從而引發黨的腐敗問題。中共黨內專司監督職能的機構是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紀委并不是向產生它的代表大會負責，而是向同級黨委負責。因為地方各級紀檢機關的人員編制、各項經費、干部任免等都歸同級黨委（黨組）管理。從某種意義上講，紀委對同級黨委的監督，是下級對上級的監督，在實踐中，很難對同級黨委，尤其是對大權在握的黨內第一把手實行真正的監督。盡管按規定，上級紀委可以監督下級黨委負責人，事情往往是“看得著、管不著；管得著，看不著”，只要不發生重大問題，仍處于“虛監”狀態，從而使反腐的難度加大。

在當今社會，腐敗可以說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特有文化。以前是大包小包的送禮，現在是在不知不覺中，你回到家發現口袋里多了許多購物卡，優惠劵等。中國的飯局也形成了一種文化，當今飯局有五個三個，1、飯局三大功能：求人，密謀，慶功；

2、飯局三大準備：菜、酒、煙；

3、飯局三大禮節：讓座、勸酒、搶埋單；

4、飯局三大活動：吹捧、忽悠、講段子；

5、飯局三大語態：豪言壯語，瘋言瘋語，不言不語。在這種不良的黨風下，必然引發貪污腐敗案。社會的腐敗事實出發，立案查處的官員人數、涉案金額數連年遞增，大大超過了同期GDP的增長率。從下面的數據中可以我國看到目前各種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腐敗現狀有多嚴重：根據中央電視臺“焦點談訪”揭露，我國的年賭博資金的流出量達6000千億元左右，根據《南方周末》2006年1月19日第14版揭露“公車一年消費多達3000億，”根據《讀者》2005。12月期第42頁揭露：“公款吃喝白白吃掉2000億”。僅僅這三個數字加起來，就幾乎相當于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公車和吃喝消費還是合法的。相比于整個韓國首爾市政府的公車只有四輛，我們就可以明白其中量變引起質變的道理。根據國際權威機構的數據，解決我們義務教育問題所需要的資金也僅僅只要200億到600億元。也就是只要我們的公仆門嘴巴中省下10%-30%，就可以解決我們義務教育所需要的資金了。

中國官員的腐敗之嚴重，涉及之廣泛，是世人皆知的，雖然中央對腐敗的打擊力度不斷加強，但是顯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全國腐敗依然猖獗，貪污數額之巨，不斷被刷新。我們可以毫不客氣的說，中國的腐敗是體制性腐敗，權力的高度集中和不受限制，很容易讓人產生伸手撈錢的沖動，這不完全是道德問題，體制不完善，法律不嚴謹是其主要的誘發原因。

中國要發展社會要和諧，政治體制的改革是必然的。但是全國上下嚴重的官員腐敗對這一進程產生了強大的阻力，因此中國反腐敗必須超越傳統認識上經濟犯罪的概念，從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高度來看待反腐敗的重要性。

二、中國政治體制嚴重制約著經濟的發展

在2010年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答中外記者問上，溫家寶總理在面對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提問關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時說了這樣的句話：“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嚴重制約著經濟的健康、穩健發展，從而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轉變方式已經是人所共知的常識。可以說，不進行深入的政治體制改革，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無法實現的，三十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現實中經濟改革的停滯也說明了這一點。必須看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能僅僅在調整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改革上下功夫，它已經超出了經濟本身的范疇，涉及到了更加廣闊和深入的社會和政治層面，從理論上說只用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是有缺陷的，看不到問題的真相和實質，從實踐上說只用經濟的方法既解決不了經濟問題，更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僅僅追求經濟的增長或者技術的創新，并不能直接帶來穩定的公平的社會秩序。經濟發展的方式實際上受到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的支配和制約，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配合和社會結構的深入調整，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將是困難的，只有及時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廣泛的社會建設，首先改革那些制約著落后的經濟發展方式的政治體制和機制，才能逐步實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

經濟不僅僅受經濟規律的控制，而且也是由人來決定的，也就是由政治決定的，表面上看經濟發展方式似乎是個經濟問題，而其實質則是社會和政治問題，經濟的背后是更加廣闊的政治和社會結構。這一點，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對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關系做出了著名的論斷：“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里收權，你有什么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于政治體制改革。”

對經濟的發展而言，沒有什么因素比國家的作用更為重要。認同市場的人都不會否認：好的市場經濟，要靠好的國家制度和政策來培育和支持。好的國家制度和政策，是好的市場經濟的前提，而不好的國家體制和政策，必然導致市場的扭曲和經濟效益低下。自改革開放來，中國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它是不徹底的。當今的中國經濟走向，很大成分上取決于政府的政策走向。我們知道，中國的房地產已產生了巨大的泡沫，房價高居不下。在這種環境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整頓中國房地產的政策，使如火如荼的房地產進入冰河世紀。有很多人都反對，他們認為，政府過多的將無形的手伸進經濟市場，會影響經濟的發展。在短期看，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從長遠看，有害無利，只會使中國的經濟陷于惡性的循環中。

政治體制是制約經濟發展方式的制度性基礎。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在各個歷史時期都不斷地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但直到今天依然進展不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始終停留在經濟層面，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根本。如果說前三十年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經濟領域，進行經濟建設，是基于中國社會的現實做出的正確選擇的話，那么今后的三十年順序轉入政治和社會領域的改革才是正確的選擇，才能切實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三、人民要真正當家作主

時下，老百姓最不滿意的，一是分配不公，一是腐敗嚴重。而要有效治理這兩大頑疾，唯有切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權力監督制約機制。概而言之，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這就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民意所在。

現在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實踐中，一方面人大代表榮譽感有余而責任感不足，與人民特別是與其原選區和選舉單位選民選民缺乏經常、必要和主動的聯系。人大代表選舉缺乏必要的競爭機制，缺乏選民對被選舉者了解知情的有效措施，選民參與選舉的主動性、嚴肅性不夠，不珍視自己手中的選票，表現出對人大代表選舉的冷漠。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程度較低，迄今僅在縣鄉兩級人大實行直接選舉。選民對人大代表無法行使經常、有效的基督。去年，我們學校舉行了一次選舉。在選舉之前，我們被告知我們必須選哪一個，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選的那個人是誰，更沒見過他。就這樣，我的第一次選舉權利浪費了。我相信，我的經歷這是中國現行選舉制度下的一個小小的縮影。人民只有有效行使了國家賦予的選舉權，才能真正的實現當家作主。根據中國憲法，中國人民掌握國家的權力，是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做主，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原河南周口地區專員、水利廳長落網貪官——張海欽說：“人大政協工會讓他們擺著代表人民的，其實人民連屁都不算。在中國除了官是人，老百姓都不是人。人大政協里名人多，富人多，開發商多，礦主多。你見過有老百姓在人大政協的嗎？你見過人民選舉過人大政協和官員嗎？”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民的民主意識不斷提高，中國人民要開始真正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應該體現在——人民有權投票選舉真正能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民代表”，人民有權投票選舉、罷免國家和政府領導人，人民有權自由選舉和罷免區長、縣長、鎮長。

政治體制不改則亡，政治體制改則興，政治體制改慢則亡，政治體制改快則興。政治體制不改不行了，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步伐，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步伐，跟不上觀念變化的步伐，跟不上民眾對民主自由要求的步伐，跟不上時代的步伐！

【參考文獻】

[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7.[2]谷歌網

中華人民共和國腐敗案件列表-維基百科。

[3]劉智峰.《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配合，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國改革網.2011.6.20.

第三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漫談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一、政治改革的主要成績1、2、3、4、黨的領導關系以及黨政關系更加協調化； 政企關系更加合理化； 制度建設更加完善； 機構改革更加有效，各種利益關系更加和諧。

二、制度改革的動力因素：1、2、3、經濟發展是直接因素； 新興階層推動了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和諧社會理念提供精神動力。

三、存在問題：1、2、3、政治改革制度尚不健全； 政治改革需要有意識形態的改變； 經濟發展初期可以允許維權政治的存在，但最后都要向民主政治方向發展。

第四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淺析(exam)

淺析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與措施 摘要：

改革開放三十年多年來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步入小康，在建國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礎上，我們取得了新的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中國政府是一個偉大的政府，能使國家強大的政府。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我國在政治體制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將從幾個方面探討我國政治體制的不足之處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的現狀及措施。

關鍵字：政治體制改革 必要性 問題與障礙 措施

正文：

一，政治體制改革的含義及目標

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在社會主義政治總格局和權力結構形式不變的前提下，對政權組織、政治組織的相互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調整和完善。包括領導體制，行政機構，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規等方面的改革，是國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發展，目的在于調整部分社會關系，提高政治與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進社會經濟、文化等事業的發展。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的目標有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

二，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深入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第二，政治體制改革是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客觀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自身發展的需要。我國原有體制的弊端集中表現為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嚴重、家長制作風、形式主義等等。這些弊端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質和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政治體制則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和享有各種民主權利的實現形式。如果不切實有效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認真解決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端，基本政治制度就會發生扭曲，人民當家作主就可能成為一句空話，當然就更談不上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因此，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必然要求改革原有的政治體制，逐步健全人民群眾參加管理的形式和制度，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第三，政治體制改革也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和穩定發展的需要。我國原有的政治體制的弊端影響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進行，曾導致了“文化大革命”

這樣的**。需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以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第四，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客觀要求。政治上層建筑是在一定的思想觀點和意識形態的指導下建設起來的，而一定的思想觀點和意識形態，只有憑借一定的政治設施和制度才能得到貫徹和傳播。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可以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創造一個寬松良好的政治環境。

三，我國現行政治體制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民主集中制不夠完善，從總體上看，是“民主不夠，集中也不夠，民主與集中的有機結合也不夠”，權力過于集中與組織軟弱渙散的問題都有存在,民主集中制無論是在具體制度與機制的建設上，還是在已有制度和機制的落實上，都還有較大差距，而且這種狀況在不同的權力層次、權力部門及權力體制、權力機制中，進一步呈現出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不平衡性。

第二，地方各級權力組織體系中，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紀委、法院、檢察院、各社會團體的權力關系不夠科學合理。當前處于“事實弱勢”的權力主體如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工會等，在維護自身法律地位、依法發揮職能作用、對其它權力主體實施監督制約、反制其它權力主體對其非法干預等方面，還缺乏制度、法律和實踐上的有力保障；其“權利能力”雖有法律和制度上的原則規定，但其“行為能力”相對較弱，體現了其自身能力建設和法治的薄弱。

第三，在權力部門之間，在權力人員之間，權力對于少數部門和少數人來說，過于集中和監督制約乏力的問題比較突出，對權力和掌管這些權力的領導干部、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監督制約不力，缺乏有效手段，有關制度、機制的建設與落實都有較大差距，應在監督制約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人大、政協、紀委和司法部門，其在組織和權力上的高度獨立尚未得到充分保障，監督制約意識不夠強烈，監督制約機制不夠完善，監督制約作用尚未充分發揮。

第四，權力運作機制及過程的設計不夠完善，包括權力監督制約各環節上的責任部門和責任人員的主體地位，程序設計不夠科學和完善，造成權力運作的程序不優、公開性和透明度不強、監督制約不力，造成權力行為的暗箱操作和違規操作，導致產生權力腐敗。一些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中少數人腐敗現象比較普遍，有的還比較嚴重。

四，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

第一，是加強黨的領導，提高執政能力。歷史已經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當前中國共產黨需要不斷學習，提高自身執政能力，適應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用老一輩和新時期優秀共產黨人的先進事例鼓勵人、教育人，完善先進人物巡回報告會制度。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是亙古不變的。共產黨必須取信于民，黨代表實行常任制，基層黨代表實行差額選舉，推進黨內民主，黨內會議每個黨員要充

分發表意見，表決一定要無記名投票，新任官員要向社會公布財產，接受社會監督，完善紀委巡視制度。

第二，是強化人大職能。在地方人大中擴大人大代表差額選舉份額，重大事故人大要質詢政府首長、企業負責人，可以在縣級試點人大直接罷免政府領導。人代會掌握財權，財政蛋糕可切為七塊，全國人代會撥款委員會可以把財政工作大致切成七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各一塊，國家機動財力一塊保留在撥款委員會手中。預算修改、追加撥款，概由人代會審議批準。地方財政沒有國防費用開支，只需切成六塊，各自規范使用，各大機關都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而不是都對政府下屬的財政部門負責。議事要以大會發言為主，在大會上，代表主要是通過大會發言和表決來行使自己的權力。

第三，是強化政協職能。政協是中國民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協委員必須實行差額選舉，大力減少官員任委員比例，委員應于專家和基層群眾為主，政協作為議政、咨詢機構，凡須人代會通過的法律、重大議案應事先交由政協討論。政協還可以就有關國計民生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政府必須作出解釋或提出改進意見。要努力把政協發展成群策群議、參政議政的民主機構。

第四，是推進司法改革。縣級法院、檢察院審判員、監察員由選民選舉產生，實行任期制，同一所法院、檢察院法官之間、檢察工作人員沒有級別，司法人員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對于司法工作人員違法犯罪的，人大有權罷免，并交由上級司法機關起訴、審判，司法人員可以不經批準直接調查政府、黨委工作人員，建立陪審團制度。

第五，是推進基層民主。民主與法治分不開，中國共產黨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堅持依法治國、依憲治國，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第三大走勢。這三大走勢的指向很明確，最終將在中國建立一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

參考文獻：

1，《試論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實施方略》，王壽林著，2002年第05期。2，《淺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鄭春延，楊偉樂著，學理論，2012年20期。

3，《論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蔡定劍著，2008年第03期。

4，《科學發展觀與深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包心鑒著，理論探討，2009年第05期。

第五篇：淺談幾點有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

淺談幾點有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

中國的政治體制怎么改革？在“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自勵下，我很冒昧地來談談幾點看法。

我認為首要的問題是要明確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認為，它不僅要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和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而且還要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國富民強，可持續發展的國家制度和運行機制。

看看世界，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西方所謂發達國家，它們之所以能達到現在的發達程度，這里不僅有其生產力發展、科學技術先進的原因，而且還有一套合理、科學和先進的國家制度作為“軟實力”在其中起著保證和促其良序發展的重要作用。

我們的國家制度雖然從理論設計上講要比它們更合理、更先進、更科學，可是在實際操作上卻因許多方面不完善，使這一國家制度并沒充分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來。我們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通過把這其間不完善的地方完善起來，使我國的國家制度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來。

其次，我們還要明確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攻堅的突破口應選在哪？現在很多人都說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可是又都認為這里的問題和矛盾錯綜復雜看不準不好下手。其實，政治體制改革若從微觀的角度來看確實很難，問題太多且又相互關聯，可謂“扯耳朵連著腮幫子動”；若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呢？綱舉目張，只要抓住這個“綱”來進行改革，思路就清晰了，就好進行改革了。什么是我國政治體制中的

綱呢？我認為“黨的領導”就是這個“綱”。如滋生蔓長在中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腐敗現象，只是“黨的領導”發生某種“變異”后產生的衍生物，就象是人的機體免疫力下降后生的病一樣，不改革黨的領導，其它的問題就都談不上了。因此，可以說，中國現行政治體制中的改革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對“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權和在社會生活中的領導地位”的改革。

現在有一種思想傾向，一談到改革黨的領導，就認為只有用西方的“多黨制”代替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政治體制，這在現實是行不通的。因為這是黨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也關系著中國人民的最大、最根本利益，是絕不容人輕舉妄動的。同時，“一黨獨大”也并不見得就非腐敗不可——新加坡也是一黨獨大，可人家管理的國家是世界上腐敗現象最少的。可見根本問題，不在“一黨制”還是“多黨制”上，是在怎么“領導”上。

還有一種思想傾向，誰要一談改革黨的領導，就給你扣上“違法”、“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一類的大帽子，好象共產黨就是國家的“鐵帽子王”，對這個問題別人是不容置喙的——這也未免太顯權力壟斷之霸氣了。

因此，從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而是怎么能使黨領導得更好的角度來談改革“黨的領導”問題，是我們不能繞避得了的問題；不談這個問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最終也只能是又一次“走過場”的政治兒戲。

怎么改呢？我認為：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可從黨對自身組織機制、黨對政府的領導和黨對國家的領導三個方面來進行突破。

一、關于黨對干部領導方式改革的建議

領導，不僅是一種利益和榮譽，更是一種責任，其責任之重大，真可謂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因此，黨在領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際，首先應改革的是自身領導方式上沒能“與時俱進”的消極保守、因循守舊之處。而當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所以喊了多年不見多大實質性進展，就是耽誤在黨“只想改別人，沒想改自己”這種“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狀態上了。

那黨對其自身要改什么呢？我認為當務之急是“干部管理”。我記得毛澤東思想中有一重要論斷，就是“領導就是要管好干部”。現在，黨的干部中出了那么多貪官，我們是不是要想到鄧小平說的那句大意是“制度不好會使好人變壞”的話呢？現在好多當官的已成為嘴上說著和中央文件和報紙電臺講的一樣的官話，可實際行動卻是按官場“潛規則”行事的“兩面人”。黨現行的“干部管理”方式方法，已不能適應當前社會形勢了，確為政治體制改革之亟了。

對此，我建議可采取兩項改革：

１、黨的最高領導人，要通過黨內競選的方式產生，從根本上打破“從少數人中選少數人”，變“相馬”為“賽馬”的干部產生方式。即黨的最高領導人要通過自主報名并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競選，最后在全體與會代表不記名投票的方式中以得票最多者為是這種方式產生出來。

現在黨的各級領導人產生方式，事實上還存在著決定于某個人或某幾個人的意見。為什么現在黨內會出現那么多的貪官，從組織角度講，根子就在于這種“個人命運受制于他人”這種現象。

雖然現在黨的領導人產生也要經過代表大會或黨代會選舉產生，但這是典型的“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實際上，仍會使代表或委員們產生很大的盲從性。試想，自身都不“民主”，怎么能領導別人去“民主”呢？因此，只有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的“競選”，成為領導人產生的頭道程序或前提時，才能對從根本上扭轉黨風不正的傾向有重要意義，對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現在“候選人競選、選民一人一票選舉領導人”這種模式，從村委會主任這個層面上正在進行或試行。不過，這種“從下而上”的方式作為試點摸索經驗是可以的，但作為一種模式，從體制層面上講，是行不太通的，在實際上也出現許多問題。如果這種模式要是采取“至上而下”的方式來進行，就會產生“從頭開始”帶動全局的示范效應。同時，因之是在全國的監督下，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政治素質很高或較高，不容易發生偏差。

因此，通過競選產生黨的最高領導人，這是實現黨內民主，發現人才和“把最優秀的人選拔到最合適的崗位上”一條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路。

２、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改為監察委員會，打破紀委在黨委的領導下作為有限的現象。從監督的意義上講，紀委只能對違反黨的紀

律事項進行查處，如果對以黨委決議或領導人決定名義下的錯誤決策、決定則無力監督。現在發生很多這樣的事，就是不知其是惡意而為，還是低能之作，一些甚至層次較高的黨委發出的文件和領導人作出的決定，是對某些強勢階層或集團有利，而對某些弱勢階層和集團則無利甚至損利的現象，造成強烈民怨，已成為腐敗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而這是紀委職權管不了的，若是靠上級糾偏，則曠殆時日，有的甚至已成為既成事實無法再糾了，給人這個地方已不是共產黨領導的天下的感覺似的。

用監委代替紀委，其職責中有對黨委在執政過程中發生不合乎黨章要旨的事，予以監督、仲裁和撤銷的權力，就可以解決這類問題了。由于該委員會的最高領導人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競選產生并對黨的代表大會負責，參加黨委會討論問題但不參與表決，與黨委決議保持相對獨立性，這樣就可以從制度上防止監委領導人受制于黨委書記個人意志的現象，更好地發揮其自身職責作用。這樣，應能比較有效地改變目前在監督機制方面存在的“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的制度性缺陷。

好象鄧小平生前說過，在中國，只要中國共產黨不亂，中國就不會出什么大的問題。同樣，只要共產黨的干部不出問題，黨就不會出什么大的問題。黨若是能在保證自己干部黨性的純潔性和先進性，不出貪官，或是既使出現個別的貪官，也只是其個人原因非制度使然的干部管理方式上做出有效改革，實為中國人民的福音。

二、關于黨對政府領導方式改革的建議

中國為什么官多，造成國家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總跳不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關鍵是國家權力沒分配好，就是鄧小平說過的“管了許多不該管的事”，而對管不好的現象，又不認為是自己不應這么管，而是力度不夠，于是就增加機構增加人——這是我們過時的“高度中央集權制”國家管理觀念指導實際造成的頑痼。

對此，我認為可采取兩項改革：

首先，應吸取類似美國“聯邦式”的國家管理的經驗，建立一個合理的金字塔型的國家權力結構。基本思路就是按地區分塊授權，即中央管全國宏觀的事，省、市直至縣區和鄉鎮街道也各管各的事。涉及幾個地區的事，由幾個地區共同管理及上級協調，明確各自的權責利。

中央給地方較大的自主權，允許地方只要在中央法律政令的基礎上或控制下，自主探索辦好自己的事。當年廣東開放搞活時，中央只給政策，就讓廣東自己殺出一條血路地去闖，結果廣東搞得挺不錯的。我認為“政策也是生產力”——它能解放生產力，或使生產力更具活力。今天的中央為什么不能象當年搞活廣東那樣來搞活其他的省，或把辦“特區”的經驗普遍化，起碼在經濟上、文化上大可放手讓地方結合實際，怎么有利就怎么干？雖然，中央在辦“特區”的實驗中，也出現過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成績是主要的，因此，這一方法好象沒有什么理由不能放大推廣的嗎？

放權的最大障礙，是領導人“怕亂套”和“大一統”的思想局限性等這些狹隘保守權力觀。其實，就像西藏、東突鬧獨立的這樣嚴重的問題，最根本的是我們的工作沒做好，給人以可乘之機。否則，他們是沒有市場的，就象改革開放前深圳的人寧犯法也要往香港跑，當深圳改革開放搞好了以后人也就不跑了一樣（在香港回歸前就這樣了）。為什么美國沒有嚴重的分裂問題，也不存在“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政變可能，國家制度使然。

我國從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也做過“放權讓利”的嘗試，不過，好象效果有限。這不是放權不對，而是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放權，上級放的權被下級又“集”了去，結果由“高度中央集權”變成“層層集權”，使國家在權力結構方面改革的嘗試，在“深入人心”的集權觀念中走樣變形了。

其次，各級政府應實行“智化行政負責制”。所謂“智化”就是智慧或科學的支持和制約的意思。現代社會中，各級政府都是由一整套機構組成并由人運作掌控的。政府級別越高，管理事務的幅度越大，對在該職務上任職的領導人的“個人才智”要求也就越高。由于其“才智”大致分為行政才智和業務專業才智兩類，當這種要求高到一定程度后，個人才智的自然發展所能達到的程度與之就會有差距或不足，這就需要人們的合作才能滿足這種職務需要了。因此，在政府功能設計時，就要有使這兩種能力有機結合的機制。具體說來，就是政府首腦和各職能部門的“領導”都要是行政專家或有行政專長，并配以相應的專業專家輔政的機制或程序，完善決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

統，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要將領導沒有專家可靠性論證支持下的決策定為違“規”行為，來強化領導人個人意志在行政過程中能受到某種有效的防錯機制制約——智化行政負責制基本上就是這個意思。

這有什么好處呢？我們先看一下這兩個例子：二流演員出身的美國某屆總統里根卻成為美國歷史上偉大總統之一，特型演員出身的施瓦辛格現在美國加州當州長還當得挺好。我們要是研究一下他倆從政的成功之處，就會發現，他倆身邊都有一些智囊似的人物在為其出謀劃策，他們個人的執政能力和這些高參的智謀相結合，就把這個“官”當得挺好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從他們成功行政經驗中最應吸取的精華，是不是就是某部門領導在行政過程中應切實接受專家的輔政呢？

為什么要采用這種行政模式呢？主要是由于“官本位”現象，我國官場在實際中已形成一種類似“官油子”的人，他們表面上很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應對領導，但不受制約的長官意志和“智慧不足”卻使其治下屢出很低劣的濫政弊政，而又很容易以“工作中的問題”或“誰能不犯錯誤”之類的借口逃過“問責”。因此，這種行政模式將是針對國家權力管理中這種有權有利卻無責的制度缺陷的一種“補漏”性的完善。

現在一些政府機構中也有著好象“政策調研室”一類的機構，但它們的職能有限，領導在做決策過程中，是愿意聽它們的意見就聽，不想聽就不聽，因此，對領導決策基本上沒有什么有效的制約作用，有的甚至還在起著曲意逢迎的作用。

因此，高度的中央集權式領導體制，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就象孩子大了，再用管小孩子的方法管孩子已不適用了，也應隨著孩子的長大，按照規律改變管孩子的方法似的也應予以相應改變才是。通過正確的“分權”和“授權”，建立科學合理的國家行政權力結構，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各司其職，充分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使整個國家機構全方位地高效運作起來，應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成功的根本性標志之一。

三、關于黨對國家領導方式改革的建議

我國憲法規定國家權力歸人民，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可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呢？有一句“只舉手不說話的到人大”政治流言，就比較形象幽默地說出“人大”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這是因為在“黨的領導”下，不論是“人民”還是“人大”，都是黨的領導對象，其“權力”最終也就歸于黨了，實際上就出現只見“黨對人民的領導”，不見“黨受人民的監督”的現象，造成國家權力嚴重失衡。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我認為根本原因是“人民代表”的選舉和沒能發揮出制度設計中的作用所致。現在的“人民代表”，大多是在基層黨委指定的候選人中（不是組織安排的個人報名很難上了候選人名單的），由公民以“抓鬮”似的盲目劃挑方式選出的。從而

使得“人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成為一句空話，而以這種方式選出的“人民代表”，其實也變相成為黨的“代表”而已。

在我國現行的國家制度中，人民代表是人民代表大會的根基，只要人民代表選好了，切實發揮作用了，人民代表大會才會真正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才能實現“國家權力歸人民”的憲法精神。

對此，我建議可采取兩項改革：

１、通過競選做好人民代表選舉工作。在人民代表選舉中，不論是組織提名或個人報名，代表候選人都要通過提出競選綱領并在選民會議上演講，然后經選民一人一票投票選舉，得票多者當選。人民代表可分二種，一種是向屬地選民負責屬地代表（就是代表一定區域的選民），一種是向行業選民負責的行業代表（就是代表一定行業的選民。

２、人民代表要切實參政議政并接受選民監督。人民代表通過完成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任務，監督國家公務人員依法行政秉公辦事，定期接受自己所代表的選民來信來訪，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映問題，幫助選民解決問題等履職活動，讓選民感到他選的代表能代表他的正當合法的利益和意志。

人民代表每年定期向自己的選民匯報自己的工作情況。這是他對選民負責和接受選民監督的基本方式，能有效地督促他更好地為選民服務。對不能履行職責的代表，應取消其代表資格并及時換新。

通過人民自主選出的代表，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組成人民代表大會，再由人民代表大會“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決定的政府來領

導人民，只有經過這樣辯證的權力設置，才能完善國家權力結構，實現人民在國家權力上的真正“當家做主”。

黨在人民代表選舉這一過程中，可以通過教育人民提高政治覺悟和技能，積極參政議政；選出能代表選民正當合法利益的代表，保證黨和人民政治上的一致性；通過動員黨員或以個人報名或組織推薦參與競選，發揮黨在社會政治活動中的主導作用等方式，來發揮自己的領導作用。如果黨員候選人參與競選獲勝，既可以通過他們更好體現黨的先進性，還會增強黨在國家領導地位上的合法性。

以上幾點“淺談”的建議，自知也不是很妥貼的，只不過是想借此表示一下我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心而已。

前些年社會上流傳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這句話，好象是說人對經濟體制改革取得那么偉大成就還老心存不滿似的。我認為這其實卻是因為經過改革開放，人民的經濟生活雖然提高了，但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沒多大改變，還處于權力的邊緣化中——對黨的這種低層次領導方式不滿意而發的一種牢騷話。

中國今天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否決定著中華民族后世的興衰，但愿這一次能象日本當年的明治維新一樣，創造出一個良好的國家制度，為中國今后長久的發展打下堅實的政治基礎。

最后，我想說明的是：我的建議是真正有利加強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問題。由于人們事先對某種事物的結果做出的判斷，受利益、見識的影響，不論對錯都只是一種主觀性的東西。我只

所以認為這么做會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是在粗淺地了解一些日本自民黨在領導日本國富民強的歷史后得出“這么做能行”的結論的。至于究竟是不是這樣，現在只能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言以蔽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