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員額制的利弊及完善措施

法官員額制的利弊和完善措施

司法體制改革是為了讓法官能夠獨立辦案，提高辦案效率，確保案件的審理質量，而確定員額制的初衷就在于讓更多司法人員投入辦案，實現司法的去行政化。該制度是否合理，司法界存在兩種觀點：

一是員額制度不合理。首先，員額制度沒有統一標準。推行司法員額，只單純規定法官比例，至于如何確定“員額”？“黨組成員”或“審委會委員”是否當然被認定為主審法官？這在實踐中都是缺乏標準且操作困難的事情。其次，法官員額比例未能考慮客觀情況。應綜合考量各地經濟發展、案件數量級難度、人口密度等情況來確定法官比例，不能實行“一刀切”的做法。最后，員額制帶給法官更大壓力，但并沒有使之享受相應的權利，難以調動積極性。同時，員額制易導致“論資排輩”現象，年輕法官少有機會參與競爭，他們只能在主審法官團隊中擔任“法官助理”“書記員”職務或是辭職、跳槽，不利于法官隊伍的真正建立和法院人才的培養。

二是員額制具有高度優越性。第一，實行法官員額可以優化法官隊伍，挑選并培養一大批法官精英，促進隊伍業務化。第二，它可以增強法官的責任心。根據“誰審判誰負責”“錯案追究”“案件終身負責”等原則，法官必須在處理過程中盡心盡責、嚴謹細致，才能夠保證案件的質量。第三，它是司法去行政化的表現，通過實行員額，對法官人員根據職責進行分工，真正形成審判、行政、司法輔助的有機統一、相互獨立的局面。

筆者認為，員額制盡管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但它是一項具有生命力和發展力的制度。它能夠保證法官團隊的高效運行，確保案件審理的高質量和法官的高素養。針對不足之處，筆者建議，在實施過程中要細化主審法官的選任標準，加強對法官物質、職務等方面的保障，開創適合青年干警發展的第三條道路，這對法院人才的培養及法官積極性的調動具有深遠影響。

○張海霞

第二篇：法官員額制探討

修正后的法官法第五十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審判工作需要，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各級人民法字的法官在人員編制員額的辦法。”這一規定符合我國司法工作實際和國際慣例，為進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學的法官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

一、確定法官員額比例的意義

確定法官員額比例是在加強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背景下提出來的。法官職業化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法官職業準入制度、在職法官繼續教育制度、法官職業保障制度以及監督制約制度等各個方面。而首當其沖的是確定法官員額比例。確定法官員額比例不僅是法官職業化建設的應有內容，也是進行法官職業化建設的前提條件。

首先，法官的職業化意味著法官在職業上必須具有獨特的知識、技能、工作方法、行為方式以及思維模式，也意味著法官的資格有嚴格的標準，即并非人人都能當法官。法官職業化的命題實際上隱含著法官精英化的概念。一般而言，法官精英化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法官的素質要提高；二是法官的數量要精。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國法官的職業定位始終處于模糊狀態，法官的職業特性被忽略，使得一些不具備法律專門知識和職業道德的人進入到法官行列，導致目前法官隊伍是多質弱。因此，只有通過確定法官員額比例，將具有較高素質、真正符合法官條件的審判人員確定為法官，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法官素質不高的問題。

其次，只有確定了法官員額比例，才能為法官的職業保障創造條件。法官的職業保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身份方面的保障，一個是經濟方面的保障。就身份保障而言，確定法官員額比例后，法官一經任用，除非正常工作調動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就經濟保障而言，法官作為社會糾紛的終局裁決者，是社會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守門人，理應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獲得充分的物質保障，但由于經濟條件制約和法官職位模糊不清，在目前情況下，全面提高法官的物質待遇不太現實。通過確定法官員額比例，適當減少法官數量，提高法官素質，才能使社會提高對法官職業重要性和崇高感的認同，使逐步提高法官待遇成為可能，真正實行“以俸養廉”，從而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獻身審判事業。

再次，通過確定法官員額比例，可以明確法官職位，與建立法官助理制度、實行書記官單獨序列等改革措施相配套。長期以來，由于我國沒有對法官員額作出限制，導致法官職位泛濫，有很多人被任命為法官卻不從事審判工作，實際上是行法官之名而無法官之實，法官資格實際上成了法院內部平衡利益、安撫老弱的一種待遇。通過確定法官員額比例，明確法官職位，根據各地審判量，確定法官員額，對于符合法官條件的，可以任命為法官，不能勝任審判工作的，改做法官助理或者其他工作。

縱觀世界各國的司法制度，法官的員額都有一定的限制。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發展需要建立一套科學的法官制度，逐步實現法官隊伍的專業化、精英化。而適當精簡法官數量，著重提高法官素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

二、我國現有法官比例狀況分析

要確定法官員額比例，首先應弄清我國現有法官比例狀況。現時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法官人數太多，因而素質不高且效率低下。有人做過一些比較：如在中國，8328人中便有1名法官，而英國11萬人口中只有1名全職法官，日本每萬人中也只有0.23名法官。從結果看，中國的法官按占人口比例計算是英國的十幾倍，是日本的5倍多。有人據此還做進一步的統計：中國法官人均年辦案數僅為21件?一說33件?，比美國聯邦法官的人均年辦案數少15倍。而對如此龐大的法官人群和如此低下的工作效率，不少人認為應當壓縮中國的法官人數。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法官人數有3萬人足矣。然而，中國法官人數究竟是怎樣一種狀況呢﹖中國實際有多少法官﹖應該有多少法官﹖許多人對此并沒有進行深入研究，一些統計數據和用以作為參照系的其他國家的數據也都還值得進一步推敲。下面就我國法官人數問題作進一步分析。

從法官的概念看，依據法官法規定，法官是指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根據這一規定，法官的概念有兩層含義；一是法官就其身份特征而言必須是審判人員，二是法官就其職責而言，還必須是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從立法對法官概念的界定來看，并不包括那些為解決某種職級待遇但并不行使審判權的人員。由于我國法院干部目前仍按行政干部序列管理，法官職級套用行政干部的職級，但法官的級別相對同級行政機關非領導崗位的公務員級別要高一些。因此，為解決法院內部一些非審判人員的級別待遇問題，幾乎每個法院都將一部分非審判崗位的工作人員任命為法官，而這些法官有的甚至完全沒有審理過案件?據最高院統計，目前全國法院共有在編干警30余萬人，其中法官21萬，而在這21萬審判人員中真正意義上的法官人數不足15萬人。

從法官崗位分布情況看，按照《人民法院組織法》和《法官法》的規定，我國法院的法官按其崗位不同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人員主要包括各級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委員會委員?多為院、庭長兼任?。這類人員大約占各級法院在審判崗位工作的法官人數的20％左右。這部分法官除了擔負部分審判職責外，主要承擔各級法院內部的審判管理和行政管理職責，如分案，審批案件等，這些人辦案極少甚至基本不辦案件。隨著近年來我國各級法院的審判改革，一些法院正在逐步取消院、庭長分案和審批案件的制度，但院、庭長還沒有完全從管理職能中解脫出來。有人曾對遼寧、廣東、上海、山東、山西、陜西、河南、湖北及海南省的九個省市十個中級法院的院、庭長從1998到2000年三年審理案件的情況做過調查，發現只有二個法院有準確的統計，其中一個法院的院庭長三年審結的案件占全院審結案件比例平均為4％；另一個法院的情況更糟，平均不足2％?而其余的法院對院庭長辦案人情況甚至無法統計。雖然上述二個法院的情況可能并不代表全國法院一般情況?實際情況是低等級法院的院、庭長親審案件比高等級法院的院、庭長多?，但院、庭長審理的案件比一般審判人員要少得多畢竟也是事實。第二類人員即執行員，按照《法官法》的規定，我國的執行員參照法官序列管理的。這與前面提到的英國、日本的情況完全不同。在英國，執行官是行政官員而非司法官；而日本的執行官雖由法院任命，但執行官和法官也并非同一序列管理，執行官人數是不包括在法官人數中的。而從我國法院的實際情況來看，各級法院的執行員必須由具有法官資格的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提任。但執行員所負責的工作主要是生效裁判的執行，與審判工作基本無關。從上述十個法院的情況來看，執行人員占審判人員?不包括在非審判崗位工作的審判人員數?的比例平均為19.8％。按這個比例折算，我國目前的15萬法官中至少有2.97萬人在從事執行工作，實際從事審判工作的法官只有12.03萬人。第三類人員才可以說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官，這類人員主要包括分布在刑事、民事、行政審判庭以及立案庭、審判監督庭的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他們的職責相對單純，即負責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的審判；這類人員只占法官總數的60％左右，約9萬余人?但他們卻承擔了幾乎絕大部分案件的審理工作。

從法官審理案件情況看，2002年公布的統計資料表明：我國各級法院2001年共審結各類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590萬余件，執結當事人依法申請執行的案件254萬余件。這兩項合計844萬余件。而全國各級法院的法官按15萬計算，人均年結案數為56.27件。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各級法院每年受理的按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的再審案件以及大量的減刑、假釋案件。加上這些，全國法院審判人員年人均結案數應當超過60件。如果再考慮占審判人員20％的院、庭長基本不承擔具體案件審理工作的情況，我國法院審判人員年人均辦案數將超過70件。

下面我們不妨再同有關國家的情況作一些比較。如1990年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受理的案件總數為266，783件，其中民事案件217，879件、刑事案件48，904件。而當年美國聯邦地方的法官人數為575名，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數為464件。這個數字為中國法官年人均辦案數的7.7倍?以中國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數60件計算?。然而，由于中美間的訴訟程序上的巨大差異，使得這兩組數字之間并無直接的可比性。美國民事訴訟的庭前程序中的一些制度對于庭前解決糾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證據開示、動議申請等。實際上，在美國州法院或聯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在庭前即被以撤回、駁回、不予受理或和解的方式了結，只有不超過10％的案件進入庭審。在刑事訴訟中，也有90％以上的案件是通過訴辯交易程序了結的。在刑事被告通過訴辯交易認罪的基礎上定罪的案件并不需要經過嚴格的庭審進行審理，真正需要開庭審理的刑事案件也不會超過10％。如果以實際審理的案件占受理案件總數的10％計算，美國聯邦地方法官1990年人均實際審理的案件只有46件。而中國法院在不包括執行人員和不考慮執行案件的情況下，2000年中國法官人均審理的一審案件數47件。由此來看，中國法官和美國法官的年人均實際審理的案件數是比較接近的。日本的情況相對特殊，日本作為大陸法系傳統的國家，其訴訟程序與英美大相徑庭，而與我國的情況比較接近，即法院受理的絕大部分案件都必須經過嚴格的訴訟程序。據統計，日本1999年的法官人數為2，949人，而1998年日本地方裁判所受理的一審民、刑案件共22.7萬件，年人均審理案件數為77件。這個數字高出我國法官年人均審理一審案件數的63％。如果考慮到我國占法官人數大約20％的院庭長極少審理案件這個因素，中日兩國法官個人審理案件的絕對數應該差距不大。況且，日本法官不堪重負的情況也實屬罕見。也正因為如此，案件審理期限過長，訴訟效率低下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日本法院，也引起了日本國民的強烈不滿。據日本最高裁判所統計，1998年，全日本地方裁判所審理的一審民事案件平均期限為9.3個月，刑事案件的平均期限為3.1個月。分別超過我國同類案件的法定審限3.3個月和1.6個月。自1999年7月日本開始的第三次司法改革試圖解決的問題之一也正是法官人數太少所導致的訴訟效率低下。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得出：其一，中國的法官按其占人口比例計算，人數并不算多。中國法官人數與每一萬人口之比為1.1.如果不包括占法官人數近20％的執行人員，中國每萬人中才有0.88名法官。而根據1997年的統計數，美國為1.16，德國是2.56，法國是0.84.而英國如果加上治安法院龐大的治安法官隊伍?約2.5萬人?，按占人口比例計算，應該是2，000多人中就有一名法官；至于日本的情況，如果加上日本法院的執行官，調查官的人口，應該也超過每萬人中0.23個法官這個比例。況且，日本目前正在試圖改變這種法官人數太少狀況。其二，中國法官人均審理和執行案件量同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相比較，雖不能算是飽和，但也并非人浮于事。同西方國家法官審理案件的情況相比，我國法院審理案件的效率還受其他多種因素的影響，如無休止的請示匯報和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的調查取證等等，考慮到這因素，我國法官每年人均審理或執結60件案件也實在不能算是效率低下了。

三、合理確定我國法官員額比例

（一）合理確定法官員額比例應考慮的幾個因素

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官人數是法官整體素質的一種量化的、外在的表現形式。一般說來，法官人數太多，通常反映出法官的整體素質不高。有人曾做過這樣的推論：法官素質不高必然產生效率低下導致案件積壓，故而要么犧牲質量求數量，要么增加法官人數，即所謂“質不夠，量來湊”。從邏輯上說，這種推論不無道理。同時，由于人數過多而產生的人浮于事和不負責任也往往使得本來就不高的法官素質更加趨于惡化。當然，這也并不是說法官人數愈少整體素質就愈高。在法官人數少于一個合理的數量時，法官受理案件的量會超出正常的負荷，形成疲于應付，無暇顧及其他局面。這樣不僅案件質量不保，而且使得法官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通過學習和研究來提高甚至維持自身的業務水準。因此，法官人數太少同樣也可能產生整體素質下降的后果?？梢姡ü偃藬岛头ü偎刭|之間存在一個互動的關系?？茖W、合理地確定我國法官員額比例，必須根據我國現有法官狀況，綜合考慮下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1?法官崗位分布是確定法官員額首先應考慮的一個問題。前面已談到，目前我國法官的人數不是太多，而主要問題是法官崗位分布和職責劃分不合理。有人曾做過調查，目前我國法院具有審判職稱而在非審判崗位工作的人員約占法官總數的15％。再加上執行工作人員?我國法院執行人員必須要具有審判職稱?的數量，這個比例占到了30％。也就是說，目前真正在審判崗位上的法官實際只占法官總數的70％。而在國外一些主要發達國家，執行官是不包含在法官序列之內的。因此，確定法官員額，必須明確法官概念，嚴格限定法官崗位分布，即所謂法官，必須是分布在各審判業務庭并從事審判工作的人員，這是確定法官員額的一個前提條件。2?在我國，所有案件的審理幾乎是由職業法官來完成，人民陪審員制度并沒有很好地推行，有些地方已名存實亡。而在國外，是由職業法官與非職業法官來共同完成案件的審理。如英國一直保留非職業化的治安官制度。據統計，英國在2000年共有30400名兼職外行治安官或太平紳士，有96名全職有薪俸的治安官和146名兼職有薪俸的市區外治安官。治安官的數量大大多于職業法官的數量。在德國，由職業法官與非職業法官組成混合庭審理案件。在美國，有相當多的案件并非由職業法官而是由一般公民參與宣判。3?當前，我國法院受理的案件絕大部分必須經過嚴格的訴訟程序，訴訟法設置的簡易程序在實踐中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庭前撤訴和不予受理的案件數量更是微乎其微，這與英美國家的訴訟程序大相徑庭。4?法院現有審判資源沒有得到合理配置，審判輔助系統?筆者曾主張將法院工作群體設置為六個序列，即法官序列、執行官序列、法官助理序列、書記官序列、公務員序列、法警序列。除法官序列、執行官序列外，其他四個序列輔助前兩個序列。?沒有建立。法院后勤行政工作人員過多，法官審理一個案件從庭前準備程序到裁判文書的送達等全過程仍要包攬一切，不利于提高審判效率。5?我國的司法體制還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法官尤其是院、庭長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審判工作中，常常忙于一些行政性事務，以及案件的請示、匯報和法官審理案件來自外界非正常因素的干擾等等，這些都在客觀上影響法官的辦案效率。6?由于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和審級制度的制約，各地法院和各級法院受理的案件并不均等，案件的難易程度也不平衡，這是確定法官員額也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7?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各種新的民事、經濟矛盾和利益沖突大量出現，司法作為糾紛的最終救濟手段逐漸為社會所認同，人民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尤其是新類型案件大幅度上升，處理難度也增大。從全國法院受理案件的數量看，1978年審結50多萬件，到1998年就審結了539萬余件，是1978年的10倍。從案件的結構來看，1978年受理的刑事案件占32％，民事案件占68％；到1998年，受理案件的結構比例發生了很大變化：刑事案件只占10％，民事案件占61％，經濟糾紛案件占27％，行政案件占2％。改革開放20多年來，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不僅在數量上驟增，而且在種類上趨于多樣化、復雜化。近年來，各級法院受理的大量新類型案件如證券、期貨、融資、租賃、破產以及各種類型的涉外案件，無論在審理的難度還是案件的復雜程度上都遠遠超過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初期所受理的案件。

（二）合理確定法官員額比例

合理確定我國法官員額比例，除了要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外，還必須確定法官員額比例的標準。確定法官員額比例，歸納起來無外乎二個標準：一是法官與人口比例：二是審理案件數量。從法官占人口的比例看，筆者認為，每一萬人中確定一名法官比較合理，那么，按中國現有13億人口計算，約需13萬法官。實際上，根據案件數量確定法官員額似乎更合理。以近三年全國法院平均每年審理的案件數為例，近三年全國法院平均每年審結各類案件約為5930707件，據有關資料統計，全國法院審結的案件中約有70％在基層法院，因此每年全國基層法院審結案件數約為5930707*70％＝4151494件，按每個基層法院法官人均結案70件計算，那么，基層法院需法官員額約為6萬人；中級以上法院法官按年人均結案40件計算，則約需法官4萬人。兩項相加，需法官員額為10萬人。綜上，無論從法官占我國人口的比例，還是根據審理案件數量計算，我國需法官的數量都應在10萬人左右?并不是象有人所說“中國法官人數有3萬人足矣”?。這個數量實際是現有法官數量去掉非審判崗位上的法官和執行官的數量，即現有在審判崗位上從事審判工作的法官的數量。所以說，我國法院目前存在的問題并不是法官人數太多而主要是法官崗位分布和職責劃分的不合理。

第三篇：員額制改革,拿什么拯救自己

員額制改革，拿什么拯救自己

文｜楚才晉不用，微信公眾號“刑事正義”原創首發，轉載請注明來源和作者，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法務之家已獲得授權轉載“作者聲名：支持改革、擁護改革，只想讓改革更美好?！笔裁词菃T額制改革?“改革”是什么意思?！案摹备牧嫉囊馑迹碇M步，“革”革新的意思，也有革命的意思，代表著犧牲。司法體制改革改變的是什么?是現行司法體制中的頑疾，什么頑疾?地方干預、枉法縱法、冤假錯案、責任不清、忙閑不均、缺乏職業保障等等，怎么改變?去地方化和行政化實行省級人財物統管、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實行員額制、實行司法責任終身追責制、加強檢察官、法官職業保障等，員額制即實現檢察官、法官精英化，讓裁者判判者裁，將司法力量充實到一線，是實行司法責任終身追責制、加強檢察官、法官職業保障的前提。改革必然有喜有憂改革必然會有利益的犧牲，正當利益的犧牲也在所難免，但必須盡量避免。話說改革要敢于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籬，并不是說要犧牲所有既得利益，而是要犧牲既得利益中不適應甚至與改革目標相互沖突的那部分利益，而迎合改革目標的既得利益必須得到保護，同時還要保證適應改革形勢需要的未得利益者在改革中受益?？傊母锉厝挥械糜惺?，必然有喜有憂，然而什么該得什么該失，誰該喜誰該憂，作為改革的執行者們來說必須有清醒認識，這是改革成敗的關鍵，也考驗的是改革執行者們的良心和智慧，切不要消磨了有志之士的志氣，絕了真正法律人的希望。改革需要守住公平正義改革路上不可消極怠工，亦不可操之過急，然而我們的改革要么風平浪靜、無所作為，要么疾風驟雨、簡單粗暴，司法改革喊了這么多年，在各地紛紛又試點這幾年，敢問我們的改革執行者在操刀員額制改革之時，是否已經建立了能者上庸者下的機制，我們預期的精英化是否可以真正實現，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在改革之前我們什么也沒做，對于這種具有重大劃時代意義的巨大變革，我們竟然是一點改革的機制準備都沒有，除了漫長的心里準備，一切都如往常，突然有一天一張幾道題的考試卷，一個大家互相評評分、投投票的民主測評會，就決定著你的榮辱和命運，如此的簡單粗暴、如此的避實就虛、如此的急功近利。對此我只想說如果我們不能把公平正義帶給自己，那么也絕無法把公平正義帶給人民群眾。改革的目標真的能實現嗎?具有檢察官、法官資格的人少了，難道就是精英化了?人為的將本來一樣的人分成三六九等，就真的能體現檢察官、法官的身份價值了?機械的給一些人扣上檢察官、法官、司法輔助的帽子，就真的把司法資源都充實到辦案一線了?你知道這樣的員額制改革可能讓多少既無法學專業背景、又無司法職業資格、甚至也無辦案經驗的人成了所謂的司法精英，不可否認他們曾經的貢獻、也不否定他們可能具備的個人能力，然而這真的符合改革的目標和初衷;你知道為了實現少數人的職業榮譽感，犧牲了多少有知識、有作為、有能力的人守護法律和正義的激情和理想;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放棄入額和入額落選的時候是多么的灰心喪氣并解脫釋然嗎，因為這讓他們感覺到恥辱和不值，但另一轉念認為自己以后能退居二線、消極怠工、少操心不出力，也未嘗不好。請不要讓改革背道而馳北京法院招聘審判輔助人員1458人，濟南歷下區法院招聘司法輔助人員50人等等，不勝枚舉，可謂是就業福音，然而卻是改革之殤。有人會說法院招聘歷來就有何必大驚小怪，然而在號稱員額制改革是將司法資源充實到辦案一線的當下，法院卻又在大肆招聘，一個區法院一次性招聘人數如此之多，總讓人感覺有些背道而馳、不可理解。我們的改革不要只聽蟲叫不種田，因為改革必然有人歡喜有人抱怨，但也不要一意孤行只圖形式不求實質，司法改革之所以稱之為“試點”表明了決策層的理性和包容，允許試錯和糾正，然而我們的試點改革為什么只見成果不見問題，大多仍然一如既往只改皮相不及精髓，其中充滿各種利益博弈。什么人心穩定那是只見表象不及內心，什么人均辦案量激增效率提升也只是荒謬的數字游戲，什么各種初見成效是否真的能經得起檢驗，但愿畝產萬斤的笑話不在重演。法律職業保障何在?一方面司法改革的目標是加強司法人員的職業保障，而另一方面在改革試點中試著試著一些人卻稀里糊涂的丟掉了法律賦予其的法律身份，職業保障何在?如果說改革必須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和犧牲，那么請我們的改革執行者們用點心，建立一個統一的真正經得起質疑的考評考核機制，把真正的法律精英選拔出來真正充實到辦案一線。然而實際上各地的改革各行其道，只圖形式不求實質，具體到個人只能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事關個人榮辱命運的員額確定之前，為什么就不能將真正有意愿、有資格、有能力、想干事的人先行充實到辦案一線，將其辦案數量、質量、業績表現、理論水平、業務能力等作為量化指標實事求是的記錄下來，體現在案卷上，最終通過實實在在的業績考核確定員額人選，這樣一方面給大家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為榮譽而戰，另一方面形成一片風清氣正積極謀事干事的良好氛圍，既能切實緩解一線辦案壓力、提高案件質量，又能真正實現能勤者上庸懶者下。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然而我們卻一直在等、束手待斃，臨時只靠幾道題、投個票、打個分來決定一個人的榮辱和命運，說到底這種改革就是畏難求易、急功近利，不講責任和擔當。最后要么是溫水煮青蛙，要么是卸磨殺驢，而你我就是那只青蛙或者那頭驢。面對如此的員額制改革，作為一個兢兢業業成績突出，但任職不滿期限要求的年輕檢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面對如此的員額制改革，作為一個也曾經激情四射為檢察、審判事業奉獻過，但如今記憶力減退的中老年檢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面對如此的員額制改革，作為一個只會秉公辦案紀律嚴明拒絕同事說情不會以權謀私的正直檢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面對如此的員額制改革，作為一個踏實肯干只會潛心專研業務具有法律職業精神，不會結黨營私巴結領導的老實檢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面對如此的員額制改革，作為一個也曾經懷揣法律職業夢想，但只會聽從領導安排默默為大家服務的行政崗檢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如此員額制如果不是一勞永逸，我倒想看看所謂的員額退出機制怎么實現，員額制改革本來應該是一場號召大家積極現身法律事業的誓師大會，最終卻只決定了誰來吃肉誰來喝湯。最后還是引用金一南將軍的一句話：中國有沒有一個機制，能阻止小人得勢?再加一句話：中國有沒有一個機制，能讓我們不屑于去做小人? 2016最值得關注的2個法律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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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淺議員額制下檢察工作新常態

如何迎接檢察官“員額制”來臨后各項檢察工作新變化?這是司法體制改革下在檢察機關面前的重大挑戰。針對基層院為順利對接檢察官“員額制”拓展工作新思路而出現的新變化,所面臨的新常態給檢察工作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筆者談談幾點體會。

一、建立檢察官專屬檔案,為“員額制”實施提供第一手資料

是否具有“成熟的司法能力”是選任檢察官的根本條件,而評價是否能勝任檢察官職務具體標準則是政治堅定、廉潔自律、愛崗敬業、法學專業知識扎實、辦案經驗豐富、群眾工作能力較強等各方面。近年來,萍鄉市湘東區檢察院為每名檢察官建立一套能夠以連續的軌跡反映其工作狀況和學習、客觀記錄其工作和學習的檔案,實際上是建立和完善檢察官隊伍科學化、規范化、長效化管理的積極探索和有效手段。借助這套檔案,便于加強對檢察干警各項工作情況、思想變化的動態監督, 并為全面考察了解和正確選拔檢察官提供重要依據。

二、收集干警思想動態資料,為“員額制”實施的筑起一道思想屏障

始終堅持遵循干警是第一資源的理念,用足用好決策成本、降低實施成本,是做好穩健推進檢察官“員額制”工作思想第一步。例如萍鄉市湘東區檢察院近年來,每季度開展司法改革政策解讀會,明確檢察改革對推進依法治國全局和發展檢察事業的重大意義,避免由此帶來的檢察干警思想波動、工作受到影響。每月開展一次干警面對面談心會,采取放發調查問卷、談心互動和心理測評等各種方式準確把握干警思想動態,有針對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對干警的崗位意向、擇崗疑慮以及是否愿意服從安排、跨類別調整等意愿做到心中有數,為迎接檢察官“員額制”各種挑戰提供科學性決策導向。各種新舉措都顯示檢察工作在為對接“員額制”提前布局。

三、創新崗位練兵新模式,為“員額制”實施提供人才保障

檢察干警業務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檢察官“員額制”實施后能否確保檢察官職業化、專業化、精英化等特點。例如,去年萍鄉市湘東區檢察院內本著“缺什么補什么,需要什么培訓什么”的原則,以解決實際問題、提高業務能力素質為突破口,拓寬培訓渠道,強化培訓效果,針對

不同業務崗位練兵推出庭審模擬與實戰錄像相結合評比、訴辯對抗、案例分析例會、偵查人員電子訊問筆錄制作與信息化偵查手段運用競賽等多種新模式,來適應檢察工作新形勢下各種變化。筆者感覺通過多種崗位練兵新模式,檢察干警業務水平得到有效提升、視野進一步開闊了,凝聚力和戰斗力進一步增強,才能保障檢察官“員額制”對接后,入額檢察官成為辦案團隊的靈魂和主心骨。

四、案件質量監督管理常態化,為 “員額制”實施夯實人員能力基礎

案件質量是檢驗能否勝任檢察官工作的基本標準,直接關系到檢察機關在群眾中的公信力。必須依托案管管理中心,制定出嚴格的案件質量指標體系,定期開展案件質量評查,通過評查,查找分析案件質量存在的問題,對每個問題逐一列明,并形成專門評查通報,增強評查互動性,引導檢察官時刻落實規范司法行為,進一步改善了辦案工作中不適應、不科學的薄弱環節和問題。同時,建立案件質量監督跟蹤反饋制度,以此來促進案件質量迅速提高,為提升今后案件辦理質量和效率,實現檢察官“員額制”后更好地文明執法、維護公平奠定良好基礎。

五、構建合理人員崗位分配構架,為 “員額制”實施構筑運行保障

科學合理的界定檢察內部工作分配結構框架和比例關系,有利于從容應對檢察官“員額制”實現后檢察工作新變化?；鶎釉壕o缺綜合崗位人才,很多檢察官不得不放棄辦案或者兼職多部門工作,嚴重導致辦案一線工作人員偏少。只有根據院內崗位需求合理配備人員,重視崗位合理設置,有計劃招錄不同專業人才充實檢察隊伍,緩解了“員額制”實施后大部分人員充實到辦案一線后,其他崗位人員緊缺現象,做到了提前規劃、科學合理安排工作崗位,順利對接“員額制”。積極參與培育多樣化人才專業性培訓機會,有針對性引導其他崗位人員積極應對改革后檢察工作新變化各種挑戰,使其他崗位成為充分展現個人特色的有力平臺,促進其他崗位人員綜合水平提升和穩定檢察隊伍,健全激勵制度調動其他崗位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確保檢察官“員額制”的順利實施。

(江西省萍鄉市湘東區檢察院 鞠蓉)

第五篇：如何構建和完善員額制改革下的法官選拔和退出機制（本站推薦）

如何構建和完善員額制改革下的法官選拔和退出機制

宗志強

2015/8/31 9:42:26 點擊率[183] 評論[0]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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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寶引證碼】CLI.A.091872 【學科類別】法院

【出處】《山東審判》2015年第1期 【寫作時間】2015年 【中文關鍵字】員額制；法官 【全文】

實行法官員額制，凸顯了司法改革對“人的因素”的關注，法官員額制度的建立，能夠進一步完善以法官為主體、審判為核心的工作機制，真正凸顯法官在法院中的核心地位。正如最高法院長期從事司法改革研究的賀小榮主任指出的，實行法官員額制的目的就是要讓優秀的法官留在法官隊伍中。法官員額制改革勢在必行，那么在試點工作中，如何選任法官和建立法官的退出機制，科學配置審判資源，從而實現法官的整體優化，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進入法官員額的標準和程序

員額制改革的目的是選得出法官、留得住法官。選任法官進入員額不能“一刀切”，無論什么職級的法院、也無論哪個時期，法官序列都應該是梯狀式的，要有資歷深厚的年長法官、要有正值事業巔峰的中年法官，更不可或缺精力充沛的年輕法官。因此，要嚴格標準、競爭擇優，充分考慮年齡梯次結構，不以人劃線、不論資排輩、不遷就照顧，確保選拔出優秀的法官進入員額。

（一）各地試點法院員額制改革情況

1.上海試點經驗情況[1]。根據試點方案，上海將法院工作人員分為法官、司法輔助人員、行政管理人員三類，三類人員占隊伍總數的比例分別為33%、52%和15%。在管理上，實行法官單獨職務序列管理；在選任上，法官主要從法官助理中擇優選擇，上級法院的法官從下級法院中擇優遴選，條件成熟時也可以從優秀的律師、法律學者等專業人才中公開提拔和調任；在時間上，準備用3年到5年的過渡期，逐步推行嚴格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同時，明確權力責任，推行主審法官辦案責任制，建立法院辦案人員權力清單制度。

2.廣東試點經驗情況[2]。廣東省以全省法院政法專項編制總數為測算基數，結合經濟社會發展、常住人口數量和案件數量等情況，綜合確定三類人員的員額比例。其中，法官員額5年內逐步減少到39%以下，司法行政人員員額比例調整至15%左右，46%以上人員為司法輔助人員。深圳、佛山、汕頭和茂名四個市被確定為廣東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市。以深圳為例，2014年年初，深圳市委常委會審議通過《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員分類管理和法官職業化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方案》）。2014年7月，覆蓋深圳中院及6個基層法院的法官職業化改革大幕正式拉開?！斗桨浮吩O置了市、區兩級法院的法官等級，中院法官設一級高級法官至四級法官，法官員額不超過單位政法專項編制的60%.區院法官設二級高級法官至五級法官，法官員額不超過單位政法專項編制的65%.按照《方案》規定，法官可以擔任院長、副院長和立案、審判、執行、審判監督、法律研究等審判業務部門的領導職務，但不得在政治部（處）、辦公室、監察室等司法行政部門任職?！斗桨浮穼嵤┖?，現任職司法行政崗位的法官必須作出選擇：選擇擔任法官的，按規定將被免去司法行政職務；選擇留任或按級別轉為司法行政人員的，按規定免去其法官職務。

3.海南試點經驗情況[3]。從公開信息顯示，海南法院確定的法官、司法輔助人員、司法行政人員員額分別為專項編制的39%、46%、15%，法官人數約1100人，并突出向基層傾斜導向，高院和中院（含?？诤Ｊ路ㄔ海┓ü賳T額比例為38%。海南法院改革試點方案設立了5年過渡期，過渡期內，各級法院不再任命助理審判員。同時，暢通了法官助理進入員額的渠道，因法官退休等原因出現缺額時，從法官助理中選任；過渡期滿后，出現法官缺額，法官助理可參加法官遴選。此外，規定未選任為法官的現任審判員、助理審判員轉任法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員，法官職務保留，現有待遇不變。也就是說，現有的法院人員無論是否進人法官員額，都不會利益受損，只有得而沒有失，實現了所有人員的利益共贏。

（二）進入法官員額的標準

法官員額設置的基礎首先要確保完成審判執行工作任務。選任法官進人員額的標準必須是多重的，在堅持政治標準的前提下，既要堅持專業標準，也要強調專業素養、實際裁判能力、文字調研能力等等，可綜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是政治標準。人民法官必須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對黨忠誠，對人民忠誠，對祖國忠誠，在黨的領導下，履行好法律賦予的神圣職責。二是任職時間標準。要綜合考慮法官任職年限的長短，法官從事審判業務工作的時間，代表其審判工作經驗是否豐富。法官任職年限應主要考量法官從事審判或執行工作的長短，如果其任職法官時間雖長，但其主要時間是在綜合或行政工作崗位，則應與一直在審判或執行崗位的法官有所區別，在選拔時作出區分。三是能力標準?？删C合考察其年平均辦案數量和質量，辦案數量、辦案質量應與當年總案件數相平衡，以加權平均的形式衡量，同時要考慮其辦理案件的復雜程度，可按照前述將案件折合成標準案件之后對辦案數量和質量進行衡量。四是調研標準。當前，基層法院法官之間的調研能力并不平衡，而且大多數法官情愿多辦幾個案件，也不愿寫一篇調研文章。實踐中辦案經驗豐富的法官往往調研能力較強，調研成果較多?？剂空{研能力，對于員額制下推動法官走專業化的道路具有決定性作用。五是行政級別標準。行政級別因素也應當考慮，因為大多數具有一定級別的庭長、副庭長等具有行政級別的法官，其行政級別的取得，都是與其以前從事業務工作的成績掛勾的，行政級別越高，代表著其在業務工作上的付出和能力。因此，應綜合多方面因素全面考慮，從中擇優選任德才兼備、廉潔自律、群眾公認、能夠真正勝任審判工作的法官進人員額。

（三）進入法官員額的程序

除自然過渡進入員額的法官外，空出的法官員額可按照以下程序進行：一是報名，符合法官任職條件的人員即可報名，在基層法院助理審判員、審判員方可報名。二是資格審查和公示，經過相關部門資格審查后，按照公布的報名條件進行資格審查，并將符合條件的報名人員予以公示。在公示期內可以提出異議，經對異議審查，確實不符合報名條件的，取消報名資格，審查合格者準予參加選拔。三是考核選拔，可采取考試、考核等形式，從法律專業背景、司法工作經歷、工作實績、辦案能力及職業操守等專業角度對報名人員進行綜合評判，擇優進行選拔。各項評判必須有明確指標，計算出的評判成績必須公示，聽取異議并作出答復。四是根據確定的擬任人選，由基層法院院長依法提請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五是法官和行政序列均應留取一定的機動名額，對在服務期限內不符合法官任職條件或行政人員任職條件的，取消法官或行政人員任職資格，從其他人員中進行遞補。

二、員額制下法官及法官群體面臨的變化

（一）以案件處理為中心的法官變化

司法實踐中，一方面，因法官獨立性不夠，法官對裁判結果沒有最終決定權，要求審判權回歸法官；另一方面，又擔憂真正擁有審判權的法官如“脫韁野馬”，缺乏監督，滋生司法腐敗。因此，大家總是在“權力回歸”與“權力監督”之間徘徊不前，“案件審批”制度也在這種舉棋不定狀態中保留和延續至今。[4]案件終身負責制要求案件必須要經得起檢驗，員額制改革后，法官在案件處理上的監督或者說是案件質量上缺少了把關的環節，對法官的業務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法院系統目前這種案件處理的內部層報程序是經過幾十年我國審判實踐形成的慣例，這種長期的慣例思維方式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的，改革前后存在空白地帶，需要實踐上的緩沖和適應，如何加強管理從而保證案件質量需要基層法院進一步探討。但不可否認，員額制下法官以案件處理、以案件審判為中心的改革模式是符合現代法治發展要求的，法官應當從繁瑣的事務性工作中解放出來，把精力集中于解決案件矛盾、研判和總結審判實踐經驗。

（二）法官個體與合議庭、審委會的變化

員額制下，法官辦案貫穿了案件的全部過程，法官對案件負責，合議庭法官對自己的意見負責，面臨的變化更多的是法官與審委會的關系。對于審判委員會存廢之爭，由來已久。“未審而判”、“審而不?！笔菍W者們主張廢除審判委員會制度的主要理由。與之相左的觀點是，審判委員會承擔著審判決定“難辦案件”、“把關”案件質量、總結審判經驗等重要職能，盲目地廢除審判委員會制度與當下司法實踐狀況不符。那么，如何改革和完善，才能既發揮審判委員會積極作用，又能克服“判、審分離”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探索？如，可設立專門委員會和咨詢委員會，明確專門委員會決定案件的范圍，明晰專門審判委員會委員對自己發表的意見應當承擔相應責任；咨詢委員會無決定權，不給結論性意見，案件最終裁判由審理者定奪。

三、選任過程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實行法官員額制后，法官人數可能會進一步減少，越來越少的法官能否公正高效地處理短期內不僅不會下降反而還在大幅增加的案件，關乎司法審判工作正常運轉的大局。

（一）關于選任的法律依據問題

員額制后如何調動以前是法官而現在成為審判輔助人員的那部分人的積極性是改革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F有審判員都是經過各級人大依法任命，如果以組織行為強行剝奪其審判權，缺少相關法律依據。再如，按照《法官法》的規定，我國的執行員參照法官序列管理。從基層法院的實際情況來看，執行員也大多由具有法官資格的審判員、助理審判員擔任，所負責的工作主要是生效裁判的執行。因此，對法律與政策的沖突問題應慎重，實踐操作中如何實現標準與法律的統一應認真思考。特別是改革啟動后，法官工資待遇與司法輔助人員、司法行政人員將形成較大的差距，牽涉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如不能合理解決，容易影響隊伍穩定。

（二）要做好法官崗位的分配

從優化審判資源的角度來看，應當將崗位的清晰梳理，額度的合理規劃，作為分類改革的前提和條件，特別是員額的使用應給基層留有足夠的空間。要結合自身實際，兼顧隊伍現狀和發展，進行員額使用規劃，合理配置法官崗位，實現“崗額適配”。要“盤活存量”，注重隊伍的可持續發展，盡量把優秀法官都配置到審判一線，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人員、崗位、額度“三位一體”。

（三）要明確各個崗位的“權、責、利”

要制定制度，明確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司法行政人員各自的定義、崗位、職責等問題，讓各類人員明確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干什么事”，讓大家對自身職業發展產生明確的預期，從而能夠做出合理的選擇，從而讓各類人員各歸其類，各司其職，各盡其才。[5]要從“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要求出發，完善以審判權為核心、以審判監督權和審判管理權為保障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突出主審法官、合議庭的辦案主體地位，建立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進一步完善司法權力清單?？山梃b現代企業“項目團隊”的管理模式，公開選任一批優秀法官代表作為審判長，突出精英法官在審判團隊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審判長作為職業化意義上的法官，享有相對完整、獨立的審判職權，負責本團隊的審判管理工作，直接對分管副院長、院長和審委會負責，對團隊辦理的所有案件質量負責。

（四）要做好審判輔助機構、司法行政機構的配套推進工作

實踐中，審判輔助機構、司法行政機構的綜合管理、服務保障對發揮審判職能機構的作用影響至關重要。因此，相配套的審判輔助機構、司法行政機構改革必須同步進行，相應的配套改革措施也須跟進，否則不可能全面優化司法人力資源配置結構，也會影響員額制改革的應有效果，特別是要突出審判輔助人員的職業特殊性。[6]比如，書記員隊伍問題，與“法官流失”相比，基層法院的“書記員流失”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事業編制、臨時聘用書記員，他們承擔了大量的審判事務性工作，與法官相比，他們的上升空間更小。一線法官們都有切身感受，失去一個好的書記員“搭檔”，會讓法官有一種斷了“左膀右臂”的失助之感。因此，人員分類管理后，審判輔助工作的服務與支撐作用必定會越發重要，專業化甚至職業化的法官助理、書記員將日益凸顯其區別于一般公務員的職位要求和職業特點，如果將他們按公務員法有關綜合管理類公務員的規定予以管理，未顧及其職業特殊性，有可能會極大地削弱這部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進而降低其職業尊榮感，不利于相關工作的有效開展和順利接續。

（五）要健全人員分類管理業績評價體系

實行員額制后，相關的評價機制必不可少，可按照分類管理對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法警、行政人員按類別分別制定評價標準。對法官的評價主要通過案件數量、案件質量、案件效率和案件效果四大指標進行評價，同時也要考核調研等方面與法官工作相關的項目。案件數量評價標準可將各類不同性質的案件和同一性質不同種類的案件進行標準化考核；案件質量評價可主要看案件上訴和發改、文書及卷宗質量等主要指標；案件效率評價主要是法定正常審限內結案率等指標；案件效果評價主要是審判管理事項執行情況、案件調撤率等指標。對書記員的評價標準主要包括參與辦案數量、案卷整理得分、庭審筆錄速度與差錯率、工作責任心等指標，以及被服務部門或法官對其工作的滿意率。對法警的評價主要包括體能達標和警備保障水平、重大安全保障和處置突出事件等方面的表現、協助執行等方面的表現等指標以及被服務部門或法官對其工作的滿意率。對司法行政人員的評價是個難點，因為其工作難以量化，可參照公務員考核辦法，以滿意度測評為主，同時對能夠量化的工作進行指標考核，根據綜合成績予以評定。

（六）要建立和完善法官退出機制

法官是有進有出的，因年齡、身體狀況、晉升等原因，法官都有離開審判崗位的時候。因此，確定了法官名額，提高了法官的待遇，還應建立和完善法官退出機制。法官入額前須承諾遵守司法職業操守，完成辦案任務，承擔辦案責任。[7]入額后依托業績評價體系，要定期進行考核，經考核不能勝任法官崗位工作的，要退出員額，出現的空缺可在其他類別的人員中擇優確定為法官。考核制度一定要細，要有激勵和懲罰的明確標準，可操作性強。如：出現錯案的法官涉嫌構成嚴重違紀違法的；連續兩年考核不合格的法官；接受當事人吃請、賄賂等違紀情況的；辭職或者已經退休的法官；出現其他嚴重損害社會主義道德、不適宜擔任法官等情況的，應提請取消其法官任職資格。當然，退出員額后也不應永久剝奪曾經是不合格法官再次擔任法官的權利，那樣容易使人喪失斗志，失去工作的積極性。確定為不合格的法官后，在法官員額出現空缺時，只要符合條件，不是因違法違紀行為被免職的，仍然具備競爭法官員額的資格。這樣才有利于相互之間的競爭，也才會激發曾經的落選者重拾信心。【作者簡介】

宗志強，淄博市淄川區人民法院黨委書記、院長?！咀⑨尅?/p>

[1]孟偉陽、鄭法瑋：《將實行法官檢察官員額制、建立司法權力清單》，載《法制日報》2014年7月14日第1版。

[2]武欣中：《深圳法院司法改革步入深水區》，載《中國青年報》2015年1月19日第3版。

[3]劉振會：《關于法官員額制改革的思考》，載《山東法制報》2015年2月13日第3版。[4]歐陽福生：《讓審理者裁判：困惑、反思與進路》。

[5]胡道才：《員額制后，法官該如何選任？》，載《光明日報》2014年9月4日第11版。[6]李春剛：《關于司法體制改革的幾個基礎性問題》，載《人民法院報》2014年10月15日第5版。

[7]郭偉清：《落實法官員額制全面推進人員分類管理改革》，載《人民法院報》2015年2月9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