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徐漢明：建立“監察官”員額制

徐漢明：建立“監察官”員額制

作者：徐漢明，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治發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中國法學會法治研究基地暨湖北法治發展戰略研究院負責人，教育部社會治理法治建設創新團隊學術帶頭人，教育部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節選自《國家監察權的屬性探究》，原載《法學評論》2018年第1期。

徐漢明：建立監察官員額管理制度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確保國家監察權屬性，使之運行不偏離法治軌道，不僅需要完備的法律制度體系，也需要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而法治實施的核心和主體在于“人”，在于執行監察法律規定的監察主體。

監察官作為國家監察權的行使主體，其職業素養直接關系到國家監察權的統一高效運行。因此，為了提高監察官的素質，加強對監察官的管理，保障國家監察委員會對行使國家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實施監察，依法獨立行使國家監察權，保障監察官依法履行職責，應當建立監察官職業共同體制度。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狈墒侵螄碚畲笞钪匾囊幘?。監察官制度作為社會主義法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須通過立法的方式予以規范，為監察官行使國家監察權提供根本性的制度保障。

國家制訂了《法官法》、《檢察官法》，司法改革確立了法官、檢察官單獨職務序列、工資、福利與退休制度。實踐證明這有利于保障法官、檢察官的職業尊嚴和職業榮譽。應借鑒《法官法》、《檢察官法》的立法技術和司法體制改革的經驗，制定統一的《國家監察官法》，推進監察官監察規范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

（1）建立規范化、專業化、職業化的監察官、監察輔助人員、監察行政人員分類管理體系。建立完善的監察人員分類管理體系，將監察隊伍分為監察官、監察輔助人員、監察行政人員三類人員，按照獨自的序列發展，不能相互交流任職，在此基礎上建立科學化、制度化的分類管理體系和運行模式。完善監察輔助人員配置，根據崗位需要招錄不同的人才，逐步建立起規范化、專業化、職業化的監察輔助人員、監察行政人員隊伍。探索以購買社會化服務的方式，優化監察輔助人員結構。

（2）建立監察官員額管理制度。合理確定監察官員額以及與其他人員的比例。提高監察官準入條件，適當提高初任監察官的任職年齡、職業年限，根據國家監察委員會不同層級，設置不同等級的監察官任職條件。

（3）健全監察官選任制度。健全監察官統一招錄、有序交流、逐級遴選機制，統一監察人員職業準入、招錄與遴選工作；建立從符合條件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專家中招錄監察官制度。建立監察官統一職前培訓制度。

（4）建立科學完備的監察官、監察輔助人員及監察行政人員單獨職務序列工資制度。一方面，制定《國家監察官法》，建立監察官職級設置高于普通公務員薪酬的序列工資體系。與此相適應的職業單獨職務序列、工資福利職業保障制度、職業保護制度、職業榮譽、職業懲戒、職業倫理制度。

另一方面，在建立薪酬激勵機制的同時，需要建立嚴厲的職業約束機制，包括違反職業紀律的工資降等、降級、降薪制度，廉政保證金剝奪制度，職業榮譽剝奪制度，職業禁止與職業懲戒制度，從而形成科學完備的職業激勵與職業約束保障體系及運行機制。

再一方面，建立監察輔助人員、監察行政人員與司法警察類、公務員綜合管理類及專業技術類等職務工資標準相協調的保障體系。其中，監察輔助人員比照司法警察類、專業技術類等工資標準序列管理，監察行政人員按照略高于綜合管理類公務員工資標準序列管理。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作為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核心在于國家監察權的配置與運行。國家監察權力屬性的界定，直接體現和反映著國家監察權的運行模式與效能，也對國家監察制度的構建和完善具有關鍵性作用。因此，我國構建國家監察制度這一懲防腐敗新體制需要審時度勢，并對國家監察權力屬性作出科學的論斷，以此進行國家監察權運行的制度設計。

以始終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為前提，國家監察委員會與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按照“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憲法原則，依照憲法法律的授權及規定，有效行使各自職權，以實現黨對國家行政工作、監察工作、審判工作、檢察工作的統一領導為最佳實現形式，形成“一府一委兩院”由人大產生、向人大報告工作、對人大負責、接受其監督的運行體系。

并且，通過修改《憲法》相關條文內容，制定《國家監察委員會組織法》、《國家監察程序法》、《國家監察官法》、《財產申報法》、《公務人員直系親屬及特定關系人基本信息管理法》、《監察官單獨職務序列、職務工資、福利保障及退休條例》、《監察人員履職保護條例》、《監察人員職務懲戒條例》等，形成完備的國家監察法律體系、高效的國家監察實施體系、嚴密的國家監察監督體系、有力的國家監察保障體系，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創新制度的水平，加快推進國家監察體系和監察能力現代化建設。

第二篇：法官員額制探討

修正后的法官法第五十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審判工作需要，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各級人民法字的法官在人員編制員額的辦法?！边@一規定符合我國司法工作實際和國際慣例，為進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學的法官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

一、確定法官員額比例的意義

確定法官員額比例是在加強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背景下提出來的。法官職業化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法官職業準入制度、在職法官繼續教育制度、法官職業保障制度以及監督制約制度等各個方面。而首當其沖的是確定法官員額比例。確定法官員額比例不僅是法官職業化建設的應有內容，也是進行法官職業化建設的前提條件。

首先，法官的職業化意味著法官在職業上必須具有獨特的知識、技能、工作方法、行為方式以及思維模式，也意味著法官的資格有嚴格的標準，即并非人人都能當法官。法官職業化的命題實際上隱含著法官精英化的概念。一般而言，法官精英化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法官的素質要提高；二是法官的數量要精。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國法官的職業定位始終處于模糊狀態，法官的職業特性被忽略，使得一些不具備法律專門知識和職業道德的人進入到法官行列，導致目前法官隊伍是多質弱。因此，只有通過確定法官員額比例，將具有較高素質、真正符合法官條件的審判人員確定為法官，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法官素質不高的問題。

其次，只有確定了法官員額比例，才能為法官的職業保障創造條件。法官的職業保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身份方面的保障，一個是經濟方面的保障。就身份保障而言，確定法官員額比例后，法官一經任用，除非正常工作調動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就經濟保障而言，法官作為社會糾紛的終局裁決者，是社會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守門人，理應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獲得充分的物質保障，但由于經濟條件制約和法官職位模糊不清，在目前情況下，全面提高法官的物質待遇不太現實。通過確定法官員額比例，適當減少法官數量，提高法官素質，才能使社會提高對法官職業重要性和崇高感的認同，使逐步提高法官待遇成為可能，真正實行“以俸養廉”，從而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獻身審判事業。

再次，通過確定法官員額比例，可以明確法官職位，與建立法官助理制度、實行書記官單獨序列等改革措施相配套。長期以來，由于我國沒有對法官員額作出限制，導致法官職位泛濫，有很多人被任命為法官卻不從事審判工作，實際上是行法官之名而無法官之實，法官資格實際上成了法院內部平衡利益、安撫老弱的一種待遇。通過確定法官員額比例，明確法官職位，根據各地審判量，確定法官員額，對于符合法官條件的，可以任命為法官，不能勝任審判工作的，改做法官助理或者其他工作。

縱觀世界各國的司法制度，法官的員額都有一定的限制。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發展需要建立一套科學的法官制度，逐步實現法官隊伍的專業化、精英化。而適當精簡法官數量，著重提高法官素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

二、我國現有法官比例狀況分析

要確定法官員額比例，首先應弄清我國現有法官比例狀況。現時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法官人數太多，因而素質不高且效率低下。有人做過一些比較：如在中國，8328人中便有1名法官，而英國11萬人口中只有1名全職法官，日本每萬人中也只有0.23名法官。從結果看，中國的法官按占人口比例計算是英國的十幾倍，是日本的5倍多。有人據此還做進一步的統計：中國法官人均年辦案數僅為21件?一說33件?，比美國聯邦法官的人均年辦案數少15倍。而對如此龐大的法官人群和如此低下的工作效率，不少人認為應當壓縮中國的法官人數。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法官人數有3萬人足矣。然而，中國法官人數究竟是怎樣一種狀況呢﹖中國實際有多少法官﹖應該有多少法官﹖許多人對此并沒有進行深入研究，一些統計數據和用以作為參照系的其他國家的數據也都還值得進一步推敲。下面就我國法官人數問題作進一步分析。

從法官的概念看，依據法官法規定，法官是指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根據這一規定，法官的概念有兩層含義；一是法官就其身份特征而言必須是審判人員，二是法官就其職責而言，還必須是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從立法對法官概念的界定來看，并不包括那些為解決某種職級待遇但并不行使審判權的人員。由于我國法院干部目前仍按行政干部序列管理，法官職級套用行政干部的職級，但法官的級別相對同級行政機關非領導崗位的公務員級別要高一些。因此，為解決法院內部一些非審判人員的級別待遇問題，幾乎每個法院都將一部分非審判崗位的工作人員任命為法官，而這些法官有的甚至完全沒有審理過案件?據最高院統計，目前全國法院共有在編干警30余萬人，其中法官21萬，而在這21萬審判人員中真正意義上的法官人數不足15萬人。

從法官崗位分布情況看，按照《人民法院組織法》和《法官法》的規定，我國法院的法官按其崗位不同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人員主要包括各級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委員會委員?多為院、庭長兼任?。這類人員大約占各級法院在審判崗位工作的法官人數的20％左右。這部分法官除了擔負部分審判職責外，主要承擔各級法院內部的審判管理和行政管理職責，如分案，審批案件等，這些人辦案極少甚至基本不辦案件。隨著近年來我國各級法院的審判改革，一些法院正在逐步取消院、庭長分案和審批案件的制度，但院、庭長還沒有完全從管理職能中解脫出來。有人曾對遼寧、廣東、上海、山東、山西、陜西、河南、湖北及海南省的九個省市十個中級法院的院、庭長從1998到2000年三年審理案件的情況做過調查，發現只有二個法院有準確的統計，其中一個法院的院庭長三年審結的案件占全院審結案件比例平均為4％；另一個法院的情況更糟，平均不足2％?而其余的法院對院庭長辦案人情況甚至無法統計。雖然上述二個法院的情況可能并不代表全國法院一般情況?實際情況是低等級法院的院、庭長親審案件比高等級法院的院、庭長多?，但院、庭長審理的案件比一般審判人員要少得多畢竟也是事實。第二類人員即執行員，按照《法官法》的規定，我國的執行員參照法官序列管理的。這與前面提到的英國、日本的情況完全不同。在英國，執行官是行政官員而非司法官；而日本的執行官雖由法院任命，但執行官和法官也并非同一序列管理，執行官人數是不包括在法官人數中的。而從我國法院的實際情況來看，各級法院的執行員必須由具有法官資格的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提任。但執行員所負責的工作主要是生效裁判的執行，與審判工作基本無關。從上述十個法院的情況來看，執行人員占審判人員?不包括在非審判崗位工作的審判人員數?的比例平均為19.8％。按這個比例折算，我國目前的15萬法官中至少有2.97萬人在從事執行工作，實際從事審判工作的法官只有12.03萬人。第三類人員才可以說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官，這類人員主要包括分布在刑事、民事、行政審判庭以及立案庭、審判監督庭的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他們的職責相對單純，即負責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的審判；這類人員只占法官總數的60％左右，約9萬余人?但他們卻承擔了幾乎絕大部分案件的審理工作。

從法官審理案件情況看，2002年公布的統計資料表明：我國各級法院2001年共審結各類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590萬余件，執結當事人依法申請執行的案件254萬余件。這兩項合計844萬余件。而全國各級法院的法官按15萬計算，人均年結案數為56.27件。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各級法院每年受理的按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的再審案件以及大量的減刑、假釋案件。加上這些，全國法院審判人員年人均結案數應當超過60件。如果再考慮占審判人員20％的院、庭長基本不承擔具體案件審理工作的情況，我國法院審判人員年人均辦案數將超過70件。

下面我們不妨再同有關國家的情況作一些比較。如1990年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受理的案件總數為266，783件，其中民事案件217，879件、刑事案件48，904件。而當年美國聯邦地方的法官人數為575名，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數為464件。這個數字為中國法官年人均辦案數的7.7倍?以中國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數60件計算?。然而，由于中美間的訴訟程序上的巨大差異，使得這兩組數字之間并無直接的可比性。美國民事訴訟的庭前程序中的一些制度對于庭前解決糾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證據開示、動議申請等。實際上，在美國州法院或聯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在庭前即被以撤回、駁回、不予受理或和解的方式了結，只有不超過10％的案件進入庭審。在刑事訴訟中，也有90％以上的案件是通過訴辯交易程序了結的。在刑事被告通過訴辯交易認罪的基礎上定罪的案件并不需要經過嚴格的庭審進行審理，真正需要開庭審理的刑事案件也不會超過10％。如果以實際審理的案件占受理案件總數的10％計算，美國聯邦地方法官1990年人均實際審理的案件只有46件。而中國法院在不包括執行人員和不考慮執行案件的情況下，2000年中國法官人均審理的一審案件數47件。由此來看，中國法官和美國法官的年人均實際審理的案件數是比較接近的。日本的情況相對特殊，日本作為大陸法系傳統的國家，其訴訟程序與英美大相徑庭，而與我國的情況比較接近，即法院受理的絕大部分案件都必須經過嚴格的訴訟程序。據統計，日本1999年的法官人數為2，949人，而1998年日本地方裁判所受理的一審民、刑案件共22.7萬件，年人均審理案件數為77件。這個數字高出我國法官年人均審理一審案件數的63％。如果考慮到我國占法官人數大約20％的院庭長極少審理案件這個因素，中日兩國法官個人審理案件的絕對數應該差距不大。況且，日本法官不堪重負的情況也實屬罕見。也正因為如此，案件審理期限過長，訴訟效率低下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日本法院，也引起了日本國民的強烈不滿。據日本最高裁判所統計，1998年，全日本地方裁判所審理的一審民事案件平均期限為9.3個月，刑事案件的平均期限為3.1個月。分別超過我國同類案件的法定審限3.3個月和1.6個月。自1999年7月日本開始的第三次司法改革試圖解決的問題之一也正是法官人數太少所導致的訴訟效率低下。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得出：其一，中國的法官按其占人口比例計算，人數并不算多。中國法官人數與每一萬人口之比為1.1.如果不包括占法官人數近20％的執行人員，中國每萬人中才有0.88名法官。而根據1997年的統計數，美國為1.16，德國是2.56，法國是0.84.而英國如果加上治安法院龐大的治安法官隊伍?約2.5萬人?，按占人口比例計算，應該是2，000多人中就有一名法官；至于日本的情況，如果加上日本法院的執行官，調查官的人口，應該也超過每萬人中0.23個法官這個比例。況且，日本目前正在試圖改變這種法官人數太少狀況。其二，中國法官人均審理和執行案件量同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相比較，雖不能算是飽和，但也并非人浮于事。同西方國家法官審理案件的情況相比，我國法院審理案件的效率還受其他多種因素的影響，如無休止的請示匯報和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的調查取證等等，考慮到這因素，我國法官每年人均審理或執結60件案件也實在不能算是效率低下了。

三、合理確定我國法官員額比例

（一）合理確定法官員額比例應考慮的幾個因素

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官人數是法官整體素質的一種量化的、外在的表現形式。一般說來，法官人數太多，通常反映出法官的整體素質不高。有人曾做過這樣的推論：法官素質不高必然產生效率低下導致案件積壓，故而要么犧牲質量求數量，要么增加法官人數，即所謂“質不夠，量來湊”。從邏輯上說，這種推論不無道理。同時，由于人數過多而產生的人浮于事和不負責任也往往使得本來就不高的法官素質更加趨于惡化。當然，這也并不是說法官人數愈少整體素質就愈高。在法官人數少于一個合理的數量時，法官受理案件的量會超出正常的負荷，形成疲于應付，無暇顧及其他局面。這樣不僅案件質量不保，而且使得法官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通過學習和研究來提高甚至維持自身的業務水準。因此，法官人數太少同樣也可能產生整體素質下降的后果。可見，法官人數和法官素質之間存在一個互動的關系?？茖W、合理地確定我國法官員額比例，必須根據我國現有法官狀況，綜合考慮下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1?法官崗位分布是確定法官員額首先應考慮的一個問題。前面已談到，目前我國法官的人數不是太多，而主要問題是法官崗位分布和職責劃分不合理。有人曾做過調查，目前我國法院具有審判職稱而在非審判崗位工作的人員約占法官總數的15％。再加上執行工作人員?我國法院執行人員必須要具有審判職稱?的數量，這個比例占到了30％。也就是說，目前真正在審判崗位上的法官實際只占法官總數的70％。而在國外一些主要發達國家，執行官是不包含在法官序列之內的。因此，確定法官員額，必須明確法官概念，嚴格限定法官崗位分布，即所謂法官，必須是分布在各審判業務庭并從事審判工作的人員，這是確定法官員額的一個前提條件。2?在我國，所有案件的審理幾乎是由職業法官來完成，人民陪審員制度并沒有很好地推行，有些地方已名存實亡。而在國外，是由職業法官與非職業法官來共同完成案件的審理。如英國一直保留非職業化的治安官制度。據統計，英國在2000年共有30400名兼職外行治安官或太平紳士，有96名全職有薪俸的治安官和146名兼職有薪俸的市區外治安官。治安官的數量大大多于職業法官的數量。在德國，由職業法官與非職業法官組成混合庭審理案件。在美國，有相當多的案件并非由職業法官而是由一般公民參與宣判。3?當前，我國法院受理的案件絕大部分必須經過嚴格的訴訟程序，訴訟法設置的簡易程序在實踐中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庭前撤訴和不予受理的案件數量更是微乎其微，這與英美國家的訴訟程序大相徑庭。4?法院現有審判資源沒有得到合理配置，審判輔助系統?筆者曾主張將法院工作群體設置為六個序列，即法官序列、執行官序列、法官助理序列、書記官序列、公務員序列、法警序列。除法官序列、執行官序列外，其他四個序列輔助前兩個序列。?沒有建立。法院后勤行政工作人員過多，法官審理一個案件從庭前準備程序到裁判文書的送達等全過程仍要包攬一切，不利于提高審判效率。5?我國的司法體制還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法官尤其是院、庭長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審判工作中，常常忙于一些行政性事務，以及案件的請示、匯報和法官審理案件來自外界非正常因素的干擾等等，這些都在客觀上影響法官的辦案效率。6?由于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和審級制度的制約，各地法院和各級法院受理的案件并不均等，案件的難易程度也不平衡，這是確定法官員額也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7?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各種新的民事、經濟矛盾和利益沖突大量出現，司法作為糾紛的最終救濟手段逐漸為社會所認同，人民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尤其是新類型案件大幅度上升，處理難度也增大。從全國法院受理案件的數量看，1978年審結50多萬件，到1998年就審結了539萬余件，是1978年的10倍。從案件的結構來看，1978年受理的刑事案件占32％，民事案件占68％；到1998年，受理案件的結構比例發生了很大變化：刑事案件只占10％，民事案件占61％，經濟糾紛案件占27％，行政案件占2％。改革開放20多年來，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不僅在數量上驟增，而且在種類上趨于多樣化、復雜化。近年來，各級法院受理的大量新類型案件如證券、期貨、融資、租賃、破產以及各種類型的涉外案件，無論在審理的難度還是案件的復雜程度上都遠遠超過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初期所受理的案件。

（二）合理確定法官員額比例

合理確定我國法官員額比例，除了要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外，還必須確定法官員額比例的標準。確定法官員額比例，歸納起來無外乎二個標準：一是法官與人口比例：二是審理案件數量。從法官占人口的比例看，筆者認為，每一萬人中確定一名法官比較合理，那么，按中國現有13億人口計算，約需13萬法官。實際上，根據案件數量確定法官員額似乎更合理。以近三年全國法院平均每年審理的案件數為例，近三年全國法院平均每年審結各類案件約為5930707件，據有關資料統計，全國法院審結的案件中約有70％在基層法院，因此每年全國基層法院審結案件數約為5930707*70％＝4151494件，按每個基層法院法官人均結案70件計算，那么，基層法院需法官員額約為6萬人；中級以上法院法官按年人均結案40件計算，則約需法官4萬人。兩項相加，需法官員額為10萬人。綜上，無論從法官占我國人口的比例，還是根據審理案件數量計算，我國需法官的數量都應在10萬人左右?并不是象有人所說“中國法官人數有3萬人足矣”?。這個數量實際是現有法官數量去掉非審判崗位上的法官和執行官的數量，即現有在審判崗位上從事審判工作的法官的數量。所以說，我國法院目前存在的問題并不是法官人數太多而主要是法官崗位分布和職責劃分的不合理。

第三篇：員額制改革,拿什么拯救自己

員額制改革，拿什么拯救自己

文｜楚才晉不用，微信公眾號“刑事正義”原創首發，轉載請注明來源和作者，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法務之家已獲得授權轉載“作者聲名：支持改革、擁護改革，只想讓改革更美好。”什么是員額制改革?“改革”是什么意思?！案摹备牧嫉囊馑迹碇M步，“革”革新的意思，也有革命的意思，代表著犧牲。司法體制改革改變的是什么?是現行司法體制中的頑疾，什么頑疾?地方干預、枉法縱法、冤假錯案、責任不清、忙閑不均、缺乏職業保障等等，怎么改變?去地方化和行政化實行省級人財物統管、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實行員額制、實行司法責任終身追責制、加強檢察官、法官職業保障等，員額制即實現檢察官、法官精英化，讓裁者判判者裁，將司法力量充實到一線，是實行司法責任終身追責制、加強檢察官、法官職業保障的前提。改革必然有喜有憂改革必然會有利益的犧牲，正當利益的犧牲也在所難免，但必須盡量避免。話說改革要敢于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籬，并不是說要犧牲所有既得利益，而是要犧牲既得利益中不適應甚至與改革目標相互沖突的那部分利益，而迎合改革目標的既得利益必須得到保護，同時還要保證適應改革形勢需要的未得利益者在改革中受益?？傊母锉厝挥械糜惺?，必然有喜有憂，然而什么該得什么該失，誰該喜誰該憂，作為改革的執行者們來說必須有清醒認識，這是改革成敗的關鍵，也考驗的是改革執行者們的良心和智慧，切不要消磨了有志之士的志氣，絕了真正法律人的希望。改革需要守住公平正義改革路上不可消極怠工，亦不可操之過急，然而我們的改革要么風平浪靜、無所作為，要么疾風驟雨、簡單粗暴，司法改革喊了這么多年，在各地紛紛又試點這幾年，敢問我們的改革執行者在操刀員額制改革之時，是否已經建立了能者上庸者下的機制，我們預期的精英化是否可以真正實現，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在改革之前我們什么也沒做，對于這種具有重大劃時代意義的巨大變革，我們竟然是一點改革的機制準備都沒有，除了漫長的心里準備，一切都如往常，突然有一天一張幾道題的考試卷，一個大家互相評評分、投投票的民主測評會，就決定著你的榮辱和命運，如此的簡單粗暴、如此的避實就虛、如此的急功近利。對此我只想說如果我們不能把公平正義帶給自己，那么也絕無法把公平正義帶給人民群眾。改革的目標真的能實現嗎?具有檢察官、法官資格的人少了，難道就是精英化了?人為的將本來一樣的人分成三六九等，就真的能體現檢察官、法官的身份價值了?機械的給一些人扣上檢察官、法官、司法輔助的帽子，就真的把司法資源都充實到辦案一線了?你知道這樣的員額制改革可能讓多少既無法學專業背景、又無司法職業資格、甚至也無辦案經驗的人成了所謂的司法精英，不可否認他們曾經的貢獻、也不否定他們可能具備的個人能力，然而這真的符合改革的目標和初衷;你知道為了實現少數人的職業榮譽感，犧牲了多少有知識、有作為、有能力的人守護法律和正義的激情和理想;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放棄入額和入額落選的時候是多么的灰心喪氣并解脫釋然嗎，因為這讓他們感覺到恥辱和不值，但另一轉念認為自己以后能退居二線、消極怠工、少操心不出力，也未嘗不好。請不要讓改革背道而馳北京法院招聘審判輔助人員1458人，濟南歷下區法院招聘司法輔助人員50人等等，不勝枚舉，可謂是就業福音，然而卻是改革之殤。有人會說法院招聘歷來就有何必大驚小怪，然而在號稱員額制改革是將司法資源充實到辦案一線的當下，法院卻又在大肆招聘，一個區法院一次性招聘人數如此之多，總讓人感覺有些背道而馳、不可理解。我們的改革不要只聽蟲叫不種田，因為改革必然有人歡喜有人抱怨，但也不要一意孤行只圖形式不求實質，司法改革之所以稱之為“試點”表明了決策層的理性和包容，允許試錯和糾正，然而我們的試點改革為什么只見成果不見問題，大多仍然一如既往只改皮相不及精髓，其中充滿各種利益博弈。什么人心穩定那是只見表象不及內心，什么人均辦案量激增效率提升也只是荒謬的數字游戲，什么各種初見成效是否真的能經得起檢驗，但愿畝產萬斤的笑話不在重演。法律職業保障何在?一方面司法改革的目標是加強司法人員的職業保障，而另一方面在改革試點中試著試著一些人卻稀里糊涂的丟掉了法律賦予其的法律身份，職業保障何在?如果說改革必須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和犧牲，那么請我們的改革執行者們用點心，建立一個統一的真正經得起質疑的考評考核機制，把真正的法律精英選拔出來真正充實到辦案一線。然而實際上各地的改革各行其道，只圖形式不求實質，具體到個人只能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事關個人榮辱命運的員額確定之前，為什么就不能將真正有意愿、有資格、有能力、想干事的人先行充實到辦案一線，將其辦案數量、質量、業績表現、理論水平、業務能力等作為量化指標實事求是的記錄下來，體現在案卷上，最終通過實實在在的業績考核確定員額人選，這樣一方面給大家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為榮譽而戰，另一方面形成一片風清氣正積極謀事干事的良好氛圍，既能切實緩解一線辦案壓力、提高案件質量，又能真正實現能勤者上庸懶者下。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然而我們卻一直在等、束手待斃，臨時只靠幾道題、投個票、打個分來決定一個人的榮辱和命運，說到底這種改革就是畏難求易、急功近利，不講責任和擔當。最后要么是溫水煮青蛙，要么是卸磨殺驢，而你我就是那只青蛙或者那頭驢。面對如此的員額制改革，作為一個兢兢業業成績突出，但任職不滿期限要求的年輕檢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面對如此的員額制改革，作為一個也曾經激情四射為檢察、審判事業奉獻過，但如今記憶力減退的中老年檢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面對如此的員額制改革，作為一個只會秉公辦案紀律嚴明拒絕同事說情不會以權謀私的正直檢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面對如此的員額制改革，作為一個踏實肯干只會潛心專研業務具有法律職業精神，不會結黨營私巴結領導的老實檢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面對如此的員額制改革，作為一個也曾經懷揣法律職業夢想，但只會聽從領導安排默默為大家服務的行政崗檢察官、法官，我拿什么拯救我自己?如此員額制如果不是一勞永逸，我倒想看看所謂的員額退出機制怎么實現，員額制改革本來應該是一場號召大家積極現身法律事業的誓師大會，最終卻只決定了誰來吃肉誰來喝湯。最后還是引用金一南將軍的一句話：中國有沒有一個機制，能阻止小人得勢?再加一句話：中國有沒有一個機制，能讓我們不屑于去做小人? 2016最值得關注的2個法律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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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淺議員額制下檢察工作新常態

如何迎接檢察官“員額制”來臨后各項檢察工作新變化?這是司法體制改革下在檢察機關面前的重大挑戰。針對基層院為順利對接檢察官“員額制”拓展工作新思路而出現的新變化,所面臨的新常態給檢察工作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筆者談談幾點體會。

一、建立檢察官專屬檔案,為“員額制”實施提供第一手資料

是否具有“成熟的司法能力”是選任檢察官的根本條件,而評價是否能勝任檢察官職務具體標準則是政治堅定、廉潔自律、愛崗敬業、法學專業知識扎實、辦案經驗豐富、群眾工作能力較強等各方面。近年來,萍鄉市湘東區檢察院為每名檢察官建立一套能夠以連續的軌跡反映其工作狀況和學習、客觀記錄其工作和學習的檔案,實際上是建立和完善檢察官隊伍科學化、規范化、長效化管理的積極探索和有效手段。借助這套檔案,便于加強對檢察干警各項工作情況、思想變化的動態監督, 并為全面考察了解和正確選拔檢察官提供重要依據。

二、收集干警思想動態資料,為“員額制”實施的筑起一道思想屏障

始終堅持遵循干警是第一資源的理念,用足用好決策成本、降低實施成本,是做好穩健推進檢察官“員額制”工作思想第一步。例如萍鄉市湘東區檢察院近年來,每季度開展司法改革政策解讀會,明確檢察改革對推進依法治國全局和發展檢察事業的重大意義,避免由此帶來的檢察干警思想波動、工作受到影響。每月開展一次干警面對面談心會,采取放發調查問卷、談心互動和心理測評等各種方式準確把握干警思想動態,有針對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對干警的崗位意向、擇崗疑慮以及是否愿意服從安排、跨類別調整等意愿做到心中有數,為迎接檢察官“員額制”各種挑戰提供科學性決策導向。各種新舉措都顯示檢察工作在為對接“員額制”提前布局。

三、創新崗位練兵新模式,為“員額制”實施提供人才保障

檢察干警業務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檢察官“員額制”實施后能否確保檢察官職業化、專業化、精英化等特點。例如,去年萍鄉市湘東區檢察院內本著“缺什么補什么,需要什么培訓什么”的原則,以解決實際問題、提高業務能力素質為突破口,拓寬培訓渠道,強化培訓效果,針對

不同業務崗位練兵推出庭審模擬與實戰錄像相結合評比、訴辯對抗、案例分析例會、偵查人員電子訊問筆錄制作與信息化偵查手段運用競賽等多種新模式,來適應檢察工作新形勢下各種變化。筆者感覺通過多種崗位練兵新模式,檢察干警業務水平得到有效提升、視野進一步開闊了,凝聚力和戰斗力進一步增強,才能保障檢察官“員額制”對接后,入額檢察官成為辦案團隊的靈魂和主心骨。

四、案件質量監督管理常態化,為 “員額制”實施夯實人員能力基礎

案件質量是檢驗能否勝任檢察官工作的基本標準,直接關系到檢察機關在群眾中的公信力。必須依托案管管理中心,制定出嚴格的案件質量指標體系,定期開展案件質量評查,通過評查,查找分析案件質量存在的問題,對每個問題逐一列明,并形成專門評查通報,增強評查互動性,引導檢察官時刻落實規范司法行為,進一步改善了辦案工作中不適應、不科學的薄弱環節和問題。同時,建立案件質量監督跟蹤反饋制度,以此來促進案件質量迅速提高,為提升今后案件辦理質量和效率,實現檢察官“員額制”后更好地文明執法、維護公平奠定良好基礎。

五、構建合理人員崗位分配構架,為 “員額制”實施構筑運行保障

科學合理的界定檢察內部工作分配結構框架和比例關系,有利于從容應對檢察官“員額制”實現后檢察工作新變化?；鶎釉壕o缺綜合崗位人才,很多檢察官不得不放棄辦案或者兼職多部門工作,嚴重導致辦案一線工作人員偏少。只有根據院內崗位需求合理配備人員,重視崗位合理設置,有計劃招錄不同專業人才充實檢察隊伍,緩解了“員額制”實施后大部分人員充實到辦案一線后,其他崗位人員緊缺現象,做到了提前規劃、科學合理安排工作崗位,順利對接“員額制”。積極參與培育多樣化人才專業性培訓機會,有針對性引導其他崗位人員積極應對改革后檢察工作新變化各種挑戰,使其他崗位成為充分展現個人特色的有力平臺,促進其他崗位人員綜合水平提升和穩定檢察隊伍,健全激勵制度調動其他崗位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確保檢察官“員額制”的順利實施。

(江西省萍鄉市湘東區檢察院 鞠蓉)

第五篇：員額制的利弊及完善措施

法官員額制的利弊和完善措施

司法體制改革是為了讓法官能夠獨立辦案，提高辦案效率，確保案件的審理質量，而確定員額制的初衷就在于讓更多司法人員投入辦案，實現司法的去行政化。該制度是否合理，司法界存在兩種觀點：

一是員額制度不合理。首先，員額制度沒有統一標準。推行司法員額，只單純規定法官比例，至于如何確定“員額”？“黨組成員”或“審委會委員”是否當然被認定為主審法官？這在實踐中都是缺乏標準且操作困難的事情。其次，法官員額比例未能考慮客觀情況。應綜合考量各地經濟發展、案件數量級難度、人口密度等情況來確定法官比例，不能實行“一刀切”的做法。最后，員額制帶給法官更大壓力，但并沒有使之享受相應的權利，難以調動積極性。同時，員額制易導致“論資排輩”現象，年輕法官少有機會參與競爭，他們只能在主審法官團隊中擔任“法官助理”“書記員”職務或是辭職、跳槽，不利于法官隊伍的真正建立和法院人才的培養。

二是員額制具有高度優越性。第一，實行法官員額可以優化法官隊伍，挑選并培養一大批法官精英，促進隊伍業務化。第二，它可以增強法官的責任心。根據“誰審判誰負責”“錯案追究”“案件終身負責”等原則，法官必須在處理過程中盡心盡責、嚴謹細致，才能夠保證案件的質量。第三，它是司法去行政化的表現，通過實行員額，對法官人員根據職責進行分工，真正形成審判、行政、司法輔助的有機統一、相互獨立的局面。

筆者認為，員額制盡管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但它是一項具有生命力和發展力的制度。它能夠保證法官團隊的高效運行，確保案件審理的高質量和法官的高素養。針對不足之處，筆者建議，在實施過程中要細化主審法官的選任標準，加強對法官物質、職務等方面的保障，開創適合青年干警發展的第三條道路，這對法院人才的培養及法官積極性的調動具有深遠影響。

○張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