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員額制”下法官助理的立身之本[推薦]

淺析“員額制”下法官助理的立身之本

2014年7月9日，最高法院下發《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首次提及建立法官員額制、主審法官責任制。這也意味著未來部分法官將失去法官資格，初任法官資格也將更加嚴格。

一些年輕的法官助理因為擔心以后難以成為法官，萌生去意。這種擔憂實則是對法官員額制的誤讀，法官員額制改革的目的是讓優秀的法官留在法官隊伍中，而非簡單的論資排輩，更不會搞一刀切。

筆者以為，身為法官助理努力提高自身業務水平、不斷增強職業道德素養，做到德才兼備才是在法院的立身之本。

首先，端正思想，珍視職業榮譽，充分認識到政法干警廉潔性的不可破壞性。培養健康的興趣愛好，建立良好的社交圈子，慎交友、慎交際。身為法官助理，雖然還沒有審判權，但是因為所處職位的敏感性，難免遇到一些別有用心之人的拉攏腐蝕，如果不能堅定公正司法的信念，極容易在誘惑下走上違法道路。我國選拔干部要求“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法官作為守候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必須對道德修養有更高的要求。每一位法院干警都要不懼非議、不怕壓力、不辭辛苦，珍惜得來不易的工作機會，不為金錢、人情、名利所動，切實守好道德紅線。

其次，充實法律專業知識，豐富知識結構。隨著新型案件的大量出現，法官不僅要熟悉法條，還要掌握其他專業知識，這樣才能應對當下新類型案件多發的挑戰。在實踐中，當事人以法官不了解行業慣例，不懂相關知識質疑判決權威性的事件時有發生。作為年輕干警在提高專業素養和拓寬知識面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應該充分利用便捷的資訊傳播途徑，提升專業知識水平，加強案件相關知識學習，不斷豐富知識儲備。司法改革的號角已經吹響，以后對于法官任職資格也將有更嚴格的規定，首當其沖的就是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這也是擺在法院工作人員面前最現實的問題。作為年輕干警應該提高對自身的要求，把獲得司法考試A證，作為對自身專業儲備的基本要求，為更好的從事法律工作打好基礎。

再次，積累辦案經驗，提高處理糾紛的能力。現在進入法院的干警，都是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具有本科以上學歷的法學專業學生，理論知識的積累是豐富的，但是由于年紀輕、經驗少，在運用法條處理案件的時候，難免會生澀稚嫩，脫離實際，就案辦案，致使案件判決生效后，卻執行不下去，折損了法律的權威性。在日常工作中，應多向前輩請教學習，總結他們的工作經驗，靈活運用辦案方法，增強將理論運用到實踐中的能力。并且多做經驗總結，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在實踐中進步，在進步中實踐。

最后，轉變工作思路，踐行群眾路線。由于信息交流平臺的日益增多，各種信息充斥熒屏。一些西方法治理論難免會對年輕干警的思想造成影響。比如“西方法官優渥的待遇、崇高的社會地位、終身任職的職業保障……”。必須承認西方法治觀點，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作為法官助理要立足國情，認識到我們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法官是人民法官，在參與案件審理時，不能僅僅依靠當事人舉證，而要彎下身子深入到案件發生地、當事人居住地去多做核實，幫助法官獲得更多準確信息，為判決既合法理又符情理提供幫助。

司法改革事關法院的每一位工作人員，將改革作為不斷提高自身能力的契機，不斷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是每一個立志從事審判工作的干警安身立命的依靠，也是司法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的人才保證。

第二篇：法官員額制探討

修正后的法官法第五十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審判工作需要，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各級人民法字的法官在人員編制員額的辦法。”這一規定符合我國司法工作實際和國際慣例，為進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學的法官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

一、確定法官員額比例的意義

確定法官員額比例是在加強法官職業化建設的背景下提出來的。法官職業化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法官職業準入制度、在職法官繼續教育制度、法官職業保障制度以及監督制約制度等各個方面。而首當其沖的是確定法官員額比例。確定法官員額比例不僅是法官職業化建設的應有內容，也是進行法官職業化建設的前提條件。

首先，法官的職業化意味著法官在職業上必須具有獨特的知識、技能、工作方法、行為方式以及思維模式，也意味著法官的資格有嚴格的標準，即并非人人都能當法官。法官職業化的命題實際上隱含著法官精英化的概念。一般而言，法官精英化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法官的素質要提高；二是法官的數量要精。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國法官的職業定位始終處于模糊狀態，法官的職業特性被忽略，使得一些不具備法律專門知識和職業道德的人進入到法官行列，導致目前法官隊伍是多質弱。因此，只有通過確定法官員額比例，將具有較高素質、真正符合法官條件的審判人員確定為法官，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法官素質不高的問題。

其次，只有確定了法官員額比例，才能為法官的職業保障創造條件。法官的職業保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身份方面的保障，一個是經濟方面的保障。就身份保障而言，確定法官員額比例后，法官一經任用，除非正常工作調動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職、降職、辭退或者處分；就經濟保障而言，法官作為社會糾紛的終局裁決者，是社會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守門人，理應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獲得充分的物質保障，但由于經濟條件制約和法官職位模糊不清，在目前情況下，全面提高法官的物質待遇不太現實。通過確定法官員額比例，適當減少法官數量，提高法官素質，才能使社會提高對法官職業重要性和崇高感的認同，使逐步提高法官待遇成為可能，真正實行“以俸養廉”，從而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獻身審判事業。

再次，通過確定法官員額比例，可以明確法官職位，與建立法官助理制度、實行書記官單獨序列等改革措施相配套。長期以來，由于我國沒有對法官員額作出限制，導致法官職位泛濫，有很多人被任命為法官卻不從事審判工作，實際上是行法官之名而無法官之實，法官資格實際上成了法院內部平衡利益、安撫老弱的一種待遇。通過確定法官員額比例，明確法官職位，根據各地審判量，確定法官員額，對于符合法官條件的，可以任命為法官，不能勝任審判工作的，改做法官助理或者其他工作。

縱觀世界各國的司法制度，法官的員額都有一定的限制。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發展需要建立一套科學的法官制度，逐步實現法官隊伍的專業化、精英化。而適當精簡法官數量，著重提高法官素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

二、我國現有法官比例狀況分析

要確定法官員額比例，首先應弄清我國現有法官比例狀況。現時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法官人數太多，因而素質不高且效率低下。有人做過一些比較：如在中國，8328人中便有1名法官，而英國11萬人口中只有1名全職法官，日本每萬人中也只有0.23名法官。從結果看，中國的法官按占人口比例計算是英國的十幾倍，是日本的5倍多。有人據此還做進一步的統計：中國法官人均年辦案數僅為21件?一說33件?，比美國聯邦法官的人均年辦案數少15倍。而對如此龐大的法官人群和如此低下的工作效率，不少人認為應當壓縮中國的法官人數。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法官人數有3萬人足矣。然而，中國法官人數究竟是怎樣一種狀況呢﹖中國實際有多少法官﹖應該有多少法官﹖許多人對此并沒有進行深入研究，一些統計數據和用以作為參照系的其他國家的數據也都還值得進一步推敲。下面就我國法官人數問題作進一步分析。

從法官的概念看，依據法官法規定，法官是指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根據這一規定，法官的概念有兩層含義；一是法官就其身份特征而言必須是審判人員，二是法官就其職責而言，還必須是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從立法對法官概念的界定來看，并不包括那些為解決某種職級待遇但并不行使審判權的人員。由于我國法院干部目前仍按行政干部序列管理，法官職級套用行政干部的職級，但法官的級別相對同級行政機關非領導崗位的公務員級別要高一些。因此，為解決法院內部一些非審判人員的級別待遇問題，幾乎每個法院都將一部分非審判崗位的工作人員任命為法官，而這些法官有的甚至完全沒有審理過案件?據最高院統計，目前全國法院共有在編干警30余萬人，其中法官21萬，而在這21萬審判人員中真正意義上的法官人數不足15萬人。

從法官崗位分布情況看，按照《人民法院組織法》和《法官法》的規定，我國法院的法官按其崗位不同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人員主要包括各級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委員會委員?多為院、庭長兼任?。這類人員大約占各級法院在審判崗位工作的法官人數的20％左右。這部分法官除了擔負部分審判職責外，主要承擔各級法院內部的審判管理和行政管理職責，如分案，審批案件等，這些人辦案極少甚至基本不辦案件。隨著近年來我國各級法院的審判改革，一些法院正在逐步取消院、庭長分案和審批案件的制度，但院、庭長還沒有完全從管理職能中解脫出來。有人曾對遼寧、廣東、上海、山東、山西、陜西、河南、湖北及海南省的九個省市十個中級法院的院、庭長從1998到2000年三年審理案件的情況做過調查，發現只有二個法院有準確的統計，其中一個法院的院庭長三年審結的案件占全院審結案件比例平均為4％；另一個法院的情況更糟，平均不足2％?而其余的法院對院庭長辦案人情況甚至無法統計。雖然上述二個法院的情況可能并不代表全國法院一般情況?實際情況是低等級法院的院、庭長親審案件比高等級法院的院、庭長多?，但院、庭長審理的案件比一般審判人員要少得多畢竟也是事實。第二類人員即執行員，按照《法官法》的規定，我國的執行員參照法官序列管理的。這與前面提到的英國、日本的情況完全不同。在英國，執行官是行政官員而非司法官；而日本的執行官雖由法院任命，但執行官和法官也并非同一序列管理，執行官人數是不包括在法官人數中的。而從我國法院的實際情況來看，各級法院的執行員必須由具有法官資格的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提任。但執行員所負責的工作主要是生效裁判的執行，與審判工作基本無關。從上述十個法院的情況來看，執行人員占審判人員?不包括在非審判崗位工作的審判人員數?的比例平均為19.8％。按這個比例折算，我國目前的15萬法官中至少有2.97萬人在從事執行工作，實際從事審判工作的法官只有12.03萬人。第三類人員才可以說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官，這類人員主要包括分布在刑事、民事、行政審判庭以及立案庭、審判監督庭的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他們的職責相對單純，即負責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的審判；這類人員只占法官總數的60％左右，約9萬余人?但他們卻承擔了幾乎絕大部分案件的審理工作。

從法官審理案件情況看，2002年公布的統計資料表明：我國各級法院2001年共審結各類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590萬余件，執結當事人依法申請執行的案件254萬余件。這兩項合計844萬余件。而全國各級法院的法官按15萬計算，人均年結案數為56.27件。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各級法院每年受理的按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的再審案件以及大量的減刑、假釋案件。加上這些，全國法院審判人員年人均結案數應當超過60件。如果再考慮占審判人員20％的院、庭長基本不承擔具體案件審理工作的情況，我國法院審判人員年人均辦案數將超過70件。

下面我們不妨再同有關國家的情況作一些比較。如1990年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受理的案件總數為266，783件，其中民事案件217，879件、刑事案件48，904件。而當年美國聯邦地方的法官人數為575名，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數為464件。這個數字為中國法官年人均辦案數的7.7倍?以中國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數60件計算?。然而，由于中美間的訴訟程序上的巨大差異，使得這兩組數字之間并無直接的可比性。美國民事訴訟的庭前程序中的一些制度對于庭前解決糾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證據開示、動議申請等。實際上，在美國州法院或聯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在庭前即被以撤回、駁回、不予受理或和解的方式了結，只有不超過10％的案件進入庭審。在刑事訴訟中，也有90％以上的案件是通過訴辯交易程序了結的。在刑事被告通過訴辯交易認罪的基礎上定罪的案件并不需要經過嚴格的庭審進行審理，真正需要開庭審理的刑事案件也不會超過10％。如果以實際審理的案件占受理案件總數的10％計算，美國聯邦地方法官1990年人均實際審理的案件只有46件。而中國法院在不包括執行人員和不考慮執行案件的情況下，2000年中國法官人均審理的一審案件數47件。由此來看，中國法官和美國法官的年人均實際審理的案件數是比較接近的。日本的情況相對特殊，日本作為大陸法系傳統的國家，其訴訟程序與英美大相徑庭，而與我國的情況比較接近，即法院受理的絕大部分案件都必須經過嚴格的訴訟程序。據統計，日本1999年的法官人數為2，949人，而1998年日本地方裁判所受理的一審民、刑案件共22.7萬件，年人均審理案件數為77件。這個數字高出我國法官年人均審理一審案件數的63％。如果考慮到我國占法官人數大約20％的院庭長極少審理案件這個因素，中日兩國法官個人審理案件的絕對數應該差距不大。況且，日本法官不堪重負的情況也實屬罕見。也正因為如此，案件審理期限過長，訴訟效率低下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日本法院，也引起了日本國民的強烈不滿。據日本最高裁判所統計，1998年，全日本地方裁判所審理的一審民事案件平均期限為9.3個月，刑事案件的平均期限為3.1個月。分別超過我國同類案件的法定審限3.3個月和1.6個月。自1999年7月日本開始的第三次司法改革試圖解決的問題之一也正是法官人數太少所導致的訴訟效率低下。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得出：其一，中國的法官按其占人口比例計算，人數并不算多。中國法官人數與每一萬人口之比為1.1.如果不包括占法官人數近20％的執行人員，中國每萬人中才有0.88名法官。而根據1997年的統計數，美國為1.16，德國是2.56，法國是0.84.而英國如果加上治安法院龐大的治安法官隊伍?約2.5萬人?，按占人口比例計算，應該是2，000多人中就有一名法官；至于日本的情況，如果加上日本法院的執行官，調查官的人口，應該也超過每萬人中0.23個法官這個比例。況且，日本目前正在試圖改變這種法官人數太少狀況。其二，中國法官人均審理和執行案件量同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相比較，雖不能算是飽和，但也并非人浮于事。同西方國家法官審理案件的情況相比，我國法院審理案件的效率還受其他多種因素的影響，如無休止的請示匯報和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的調查取證等等，考慮到這因素，我國法官每年人均審理或執結60件案件也實在不能算是效率低下了。

三、合理確定我國法官員額比例

（一）合理確定法官員額比例應考慮的幾個因素

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官人數是法官整體素質的一種量化的、外在的表現形式。一般說來，法官人數太多，通常反映出法官的整體素質不高。有人曾做過這樣的推論：法官素質不高必然產生效率低下導致案件積壓，故而要么犧牲質量求數量，要么增加法官人數，即所謂“質不夠，量來湊”。從邏輯上說，這種推論不無道理。同時，由于人數過多而產生的人浮于事和不負責任也往往使得本來就不高的法官素質更加趨于惡化。當然，這也并不是說法官人數愈少整體素質就愈高。在法官人數少于一個合理的數量時，法官受理案件的量會超出正常的負荷，形成疲于應付，無暇顧及其他局面。這樣不僅案件質量不保，而且使得法官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通過學習和研究來提高甚至維持自身的業務水準。因此，法官人數太少同樣也可能產生整體素質下降的后果。可見，法官人數和法官素質之間存在一個互動的關系。科學、合理地確定我國法官員額比例，必須根據我國現有法官狀況，綜合考慮下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1?法官崗位分布是確定法官員額首先應考慮的一個問題。前面已談到，目前我國法官的人數不是太多，而主要問題是法官崗位分布和職責劃分不合理。有人曾做過調查，目前我國法院具有審判職稱而在非審判崗位工作的人員約占法官總數的15％。再加上執行工作人員?我國法院執行人員必須要具有審判職稱?的數量，這個比例占到了30％。也就是說，目前真正在審判崗位上的法官實際只占法官總數的70％。而在國外一些主要發達國家，執行官是不包含在法官序列之內的。因此，確定法官員額，必須明確法官概念，嚴格限定法官崗位分布，即所謂法官，必須是分布在各審判業務庭并從事審判工作的人員，這是確定法官員額的一個前提條件。2?在我國，所有案件的審理幾乎是由職業法官來完成，人民陪審員制度并沒有很好地推行，有些地方已名存實亡。而在國外，是由職業法官與非職業法官來共同完成案件的審理。如英國一直保留非職業化的治安官制度。據統計，英國在2000年共有30400名兼職外行治安官或太平紳士，有96名全職有薪俸的治安官和146名兼職有薪俸的市區外治安官。治安官的數量大大多于職業法官的數量。在德國，由職業法官與非職業法官組成混合庭審理案件。在美國，有相當多的案件并非由職業法官而是由一般公民參與宣判。3?當前，我國法院受理的案件絕大部分必須經過嚴格的訴訟程序，訴訟法設置的簡易程序在實踐中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庭前撤訴和不予受理的案件數量更是微乎其微，這與英美國家的訴訟程序大相徑庭。4?法院現有審判資源沒有得到合理配置，審判輔助系統?筆者曾主張將法院工作群體設置為六個序列，即法官序列、執行官序列、法官助理序列、書記官序列、公務員序列、法警序列。除法官序列、執行官序列外，其他四個序列輔助前兩個序列。?沒有建立。法院后勤行政工作人員過多，法官審理一個案件從庭前準備程序到裁判文書的送達等全過程仍要包攬一切，不利于提高審判效率。5?我國的司法體制還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法官尤其是院、庭長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審判工作中，常常忙于一些行政性事務，以及案件的請示、匯報和法官審理案件來自外界非正常因素的干擾等等，這些都在客觀上影響法官的辦案效率。6?由于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和審級制度的制約，各地法院和各級法院受理的案件并不均等，案件的難易程度也不平衡，這是確定法官員額也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7?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各種新的民事、經濟矛盾和利益沖突大量出現，司法作為糾紛的最終救濟手段逐漸為社會所認同，人民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尤其是新類型案件大幅度上升，處理難度也增大。從全國法院受理案件的數量看，1978年審結50多萬件，到1998年就審結了539萬余件，是1978年的10倍。從案件的結構來看，1978年受理的刑事案件占32％，民事案件占68％；到1998年，受理案件的結構比例發生了很大變化：刑事案件只占10％，民事案件占61％，經濟糾紛案件占27％，行政案件占2％。改革開放20多年來，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不僅在數量上驟增，而且在種類上趨于多樣化、復雜化。近年來，各級法院受理的大量新類型案件如證券、期貨、融資、租賃、破產以及各種類型的涉外案件，無論在審理的難度還是案件的復雜程度上都遠遠超過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初期所受理的案件。

（二）合理確定法官員額比例

合理確定我國法官員額比例，除了要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外，還必須確定法官員額比例的標準。確定法官員額比例，歸納起來無外乎二個標準：一是法官與人口比例：二是審理案件數量。從法官占人口的比例看，筆者認為，每一萬人中確定一名法官比較合理，那么，按中國現有13億人口計算，約需13萬法官。實際上，根據案件數量確定法官員額似乎更合理。以近三年全國法院平均每年審理的案件數為例，近三年全國法院平均每年審結各類案件約為5930707件，據有關資料統計，全國法院審結的案件中約有70％在基層法院，因此每年全國基層法院審結案件數約為5930707*70％＝4151494件，按每個基層法院法官人均結案70件計算，那么，基層法院需法官員額約為6萬人；中級以上法院法官按年人均結案40件計算，則約需法官4萬人。兩項相加，需法官員額為10萬人。綜上，無論從法官占我國人口的比例，還是根據審理案件數量計算，我國需法官的數量都應在10萬人左右?并不是象有人所說“中國法官人數有3萬人足矣”?。這個數量實際是現有法官數量去掉非審判崗位上的法官和執行官的數量，即現有在審判崗位上從事審判工作的法官的數量。所以說，我國法院目前存在的問題并不是法官人數太多而主要是法官崗位分布和職責劃分的不合理。

第三篇：【觀察】試論法官員額制下的薪酬改革

【觀察】試論法官員額制下的薪酬改革

原創 2015-10-26 魏尚偉 作者岳陽云溪區法院 魏尚偉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依法治國”為主題，描繪了法治國家的美好藍圖。在這一精神之下，司法改革便是萬眾矚目，該會議通過的決定，也對司法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和目標。緊接著，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年)》，法院系統將在8個重點領域推行45項具體改革措施，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而法官員額制度備受關注。至此司法改革的路徑也越加明晰，在員額制下，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成了社會的期待，法官隊伍的精英化為法治中國的建立有著重要的影響。然而，對于法官自身來講，在面對員額制的遴選的壓力時，法官的薪酬又會走向怎樣的境地。法官薪酬制改革是司法從業者所殷切期望的，也是司法改革者所要重視的問題。本文試圖通過對法官職業狀況的基本分析，提出法官薪酬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建議，為員額制下的法官待遇提出些許思路。1法官薪酬制度概述

（一）我國法官薪酬制度的現狀2012年，在十八大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袁志敏提出“建議律師費分50%給法官”的提案引起社會的熱議，但這一提案也揭示出當前我國的法官工資待遇普遍偏低，再次引發了對法官工資待遇的討論。從法官職業的性質上看，法官屬于公務員，而其薪資待遇則是與公務員相對應。根據目前我國《公務員法》第七十四條規定：“公務員工資包括基本工資、津貼、補貼和獎金。”公務員工資制度有三種職能：一是保障功能，即確保公務員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吸引功能，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加入到公務員隊伍中來;三是激勵功能，好的工資制度可以激勵公務員更加積極地投身到工作中去，發揮更大的作用。而法官薪酬制度，也同樣具有這樣的職能。《法官法》第36條規定：法官的工資制度和工資標準，根據審判工作特點，由國家規定。《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也提出要改革和完善法官工資福利和任職保障制度。但《法官法》頒布十多年來，這一規定并沒有得到貫徹落實。重新厘定和構建法官薪酬制度，對司法改革的影響深遠。2014年，新一輪的司法改革率先在上海等6個省份開展試點工作，根據上海日前召開的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公布，上海將穩步推進法官、檢察官薪酬制度改革，試點將法院、檢察院人員分類（分成審案人員、輔助審案人員和行政管理人員，即員額制），其中包括法官、檢察官在內的審案人員收入水平暫按高于普通公務員43%的比例安排。而深圳鹽田區人民法院在司改啟動后，法官可以增加1600元左右。這一次的司法改革雖然在薪資方面有一些進步，但是未來全國的法官薪酬的改革，還需要各方的努力。

（二）現行法官薪酬制度的不足

1、法官薪酬制度與行政公務員薪酬混同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司法體制與行政體制是嚴格區分的，但從我們現行的法院人事、經費均是按行政體制進行管理。2006年《公務員法》將法官納入到公務員范疇，有人認為這實際上是將司法體制與行政體制混為一談。隨后的公務員工資改革并未將法官薪酬特殊對待，這就混淆了法官與一般公務員的差別，將法官列入公務員序列，無法建立起獨立的法官薪酬體系。

2、法官工資普遍偏低，人才流失嚴重因法官工資與普通公務員一樣，都實行工資與職務與行政級別掛鉤，而對于大部分法官，特別是基層法官來說，其職務與行政級別相對較低，因此注定了其工資待遇也是較低的。隨著經濟水平與物價水平的不斷高飛，加上公務員工資多年未漲，法官們的薪酬待遇越發顯得拮據。2014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高院院長慕平透露，近5年，已有500多人離開法院，北京的“法官流失”現象十分嚴重，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層法院，骨干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劇。在法官出走的分析中，工作壓力大、待遇相對低、晉升空間小、職業榮譽感下降等是主因。如此“水土流失”的司法窘境，在全國眾多法院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雖然說法官的工資待遇與法官“離職潮”并不一定是其決定因素，但可惜肯定地說，法官工資待遇水平低是法官人才流失的一個重要因素。而現在有的律所公開叫板法院高薪招聘離職法官，更加襯托出法官待遇的窘境。

3、基層法官工作壓力大，與其薪酬不對等在我國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為主體，雖然法官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務員，不說要引入市場化機制，但是，在法官薪酬制度設計時必須合理考慮法官的現實情況與司法行業的特殊性。當前我國司法領域存在著“案多人少”的矛盾，特別是本著將矛盾化解在基層這樣一種現實情形下，基層法官所要解決的糾紛是不可想象的。他們面對浩如煙海的卷宗與形形色色的群眾，而他們卻每月領取著微薄的薪水，法官的職業尊榮感將如何會體現？司法原本就是為維護正義而存在的，而當法官們自己日以繼夜的工作，而給他們的待遇卻比不上公司一般的小職員后，他們的不公正待遇又該如何保障呢？在他們身上都體現不了公平正義，那如何奢求他們去為正義而獻身呢？

4、工資調整機制僵硬，沒有與經濟同步增長公務員工資遵循物價補償原則，國家根據物價指數的變動適時調整公務員工資。雖然該原則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實際中并沒有很好的落實這一規定。物價是隨市場經濟不斷變化的，而工資卻要經法定程序調整，這一機制本身就具有滯后性。現有的工資標準是根據《國務院關于改革公務員工資制度的通知<國發2006（22號）>》制定的，而2015年公務員工資調整是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關于調整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基本工資標準和增加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離退休費三個實施方案的通知》[國辦發2015 3號]，這兩個文件的出臺相隔9年，可見公務員工資調整機制的滯后與僵硬。

5、福利制度結構有待調整與完善公務員福利制度從表面上看是各行業最好的，但在實際中，各個單位又存在著差距，特別是對于司法行業中的法官們來說。法官代表國家行使國家審判權，是公平正義的象征。相對與一般的公務員來說，我們需要更好的福利制度來保證法官廉潔從而維護司法公正。高薪養廉不僅是正當的，而且是必要的。而從現有的制度來看，福利制度并沒有對法官這一特殊群眾產生有力保障，甚至地方比普通公務員的福利待遇還要差，這是不合理的。亟待完善法官的福利制度，使其結構更好合理。2法官薪酬制的域外法研究目前，我國的法官職業待遇體系參照的是行政公務員的標準，沒有建立與其職業特點相適應的獨立薪酬制度，這導致我國法官待遇偏低，直接影響了法官隊伍的穩定和審判質量的提高。近年來法官流失現象愈演愈烈，而為法官確定相對較高的薪酬標準以保持其職業尊榮感和吸引力，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因此，有必要考察、借鑒域外法官薪酬制度。2010年美國紐約州法典第567章規定成立司法薪酬特別委員會，負責制定法官合理的報酬制度，由該委員會負責檢查、評估并提出法官及法院工作人員福利待遇的建議。通過與行政官員的工資進行比較來制定合理的法官薪酬，并且該委員會每4年對法官的薪金進行審查，確保能夠定期適當評估法官薪金的合理性。在德國，公務員基本工按不同行業分為三大系列：行政單位公務員和軍人系列、高等院校教授和助教工資系列、法官和檢察官工資系列。法官分為10級，工資待遇要比公務員工資高。日本最高法院院長的工資與內閣總理、國會兩院議長相等，其他高等法院下至下級法院的法官，其工資待遇都與相應的行政長官相對應，都保持著相當的高薪。除了給法官較高的工資外，一些國家還給予法官優厚的其他待遇。如印度最高法院法官可免費使用公宅一處。泰國為法官提供低租住房或房租津貼。巴西法官每年享有60天休假，法官及其家屬享有醫療補助。墨西哥的大法官配有汽車，工資免交所得稅。3我國法官薪酬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一基于法官職業的特殊性對于法官是否應當高薪，無論是對于普通公務員，還是對于公眾來說，都存在一定的爭議。而要解決法官憑什么高薪的問題，或許可以從“為何不能接受法官高薪”入手。筆者總結大概的觀點主要有：法官也是普通的公務人員，與其他黨政干部都是為人民服務的，何以薪金要特殊；司法公信力下降，法官腐敗時有發生，憑何高薪；給了法官高薪，能確保無錯案和零貪腐嗎？等等。這些質疑都有一定合理性，但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對于法官該不該高薪的問題同樣需要辯證地看。任何一項制度設計都有其利弊，關鍵的問題不在于設計一個完美無缺、唯一無損的制度，而是如何把制度的好處發揮到最大，把其缺點限制在最小。法官薪酬設計同樣如此。我們在對法官薪酬制度進行頂層設計時也需要這種利弊權衡。首先，對整個社會而言，公平正義的價值高于其他。國家通過法律來實現社會管理，而“法律是通過法官之手降臨人世”，法官的審判權更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承認法官職業區別于一般公務員的特殊性對于我國建立法治社會而言十分重要和緊迫。二各國法官高薪待遇經驗的可行性美國、日本乃至于我國的香港地區，對于法官的職業待遇都是相當重視，例如美國聯邦法官的工資與國會議員相當，日本最高法院法官與內閣部長相等。法官采用高薪制所帶來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高薪養廉在他們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得到了有效的驗證，因此，我們可以借鑒這一制度。三有利于促進司法事業良性發展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高舉“依法治國”的偉大旗幟，使司法事業擺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當前我國司法領域面臨著許多問題，無論是司法公信力下降，司法腐敗問題頻出，還是司法從業人員的人才流失。司法事業始終關乎著社會的發展，而法官作為一行業的重要群體，對這些問題的改善甚至于解決都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我們需要以法官職業為突破口，化解司法難題，而改革法官薪酬制度，或許是一味良藥。而這一制度對促進司法事業良性發展超著重要地作用。4法官薪酬制度的完善1提高法官基礎工資，將法官工資單獨序列提高法官的基礎工資，是本輪司法改革中司法從業人員所期待的。法官是一個專業性極強的職業，通過專業法學學習并參加國家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考試，在層層選拔并經過歷練后才能真正成為一名法官，其職業門檻相對較高。西方法學家有云：一個行業的高收入,是對進入這個行業高代價的必要補償。而法官這一職業應更加如此。推進法官專業職務序列及工資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基層法官職級待遇，實現人民法庭法官職務、職級和法官等級上的適當高配，以及工資福利政策向基層法院和人民法庭的適度傾斜。2完善工資調整機制僵硬的工資增長機制，使得法官的工資在物價飛升的今天難以面對現實的生活壓力。而改革工資調整機制勢在必行，筆者認為，在本輪司法改革中，在確定法官工資單獨序列的基礎上，實現工資正常的增長機制，逐步完善工資待遇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協調。3完善和調整福利制度結構在以往的公務員福利中，只是注重物質利益的補償，而欠缺精神方面的關懷。法官的長期的工作中，因其職業的特殊性，無論是身體還是心理，都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所以筆者認為，在法官福利制度的結構中，要增加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內容，如，為法官定期進行心理診療，以及有針對性的開展有益身心的活動來使法官們得到有效放松和改善身體與心理狀況。4建立配套職業保障與監督機制建立有效的職業保障，事關司法事業，是司法改革中的重要內容。建立與法官職業配套的保障制度，是維系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手段。建立單獨的法官薪酬制度是法官職業保障的基本內容之一，而提高法官的工資待遇是其基本目標，不管“高薪養廉”的目的是否能完美的實現，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司法腐敗的可能性，為法官們解決生活的后顧之憂，而使他們在實現公平的道路上義無反顧。同時也要建立健全監督機制，逐步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理念與機制。首先要加強監督，實現人大、紀檢等多元化監督機制。其次，要落實法官辦案責任終身制，防止司法人員利用權力尋租的可能。要加強法官司法腐敗的懲處力度，對于一般的違規違紀，要取消法官的任職資格，對于嚴重違法的，要堅決追究刑事責任。同時加強職業風險保障，完善因公犧牲、意外傷害等撫恤救助制度。結語正如美國紐約州司法薪酬特別委員會凱瑟懷爾德委員說的，他們為公正的薪酬而進行的長期斗爭不僅僅是為了錢，更是為了獲得與其司法價值相一致的地位以及公民的尊重。目前我國的司法改革也逐漸拉開序幕，司法從業人員的待遇，更重要的是法官薪酬制度的改革也在考驗著改革者。在逐步向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潮流靠近中，法官薪酬制度是否有所突破，值得我們期待。

第四篇：淺議員額制下檢察工作新常態

如何迎接檢察官“員額制”來臨后各項檢察工作新變化?這是司法體制改革下在檢察機關面前的重大挑戰。針對基層院為順利對接檢察官“員額制”拓展工作新思路而出現的新變化,所面臨的新常態給檢察工作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筆者談談幾點體會。

一、建立檢察官專屬檔案,為“員額制”實施提供第一手資料

是否具有“成熟的司法能力”是選任檢察官的根本條件,而評價是否能勝任檢察官職務具體標準則是政治堅定、廉潔自律、愛崗敬業、法學專業知識扎實、辦案經驗豐富、群眾工作能力較強等各方面。近年來,萍鄉市湘東區檢察院為每名檢察官建立一套能夠以連續的軌跡反映其工作狀況和學習、客觀記錄其工作和學習的檔案,實際上是建立和完善檢察官隊伍科學化、規范化、長效化管理的積極探索和有效手段。借助這套檔案,便于加強對檢察干警各項工作情況、思想變化的動態監督, 并為全面考察了解和正確選拔檢察官提供重要依據。

二、收集干警思想動態資料,為“員額制”實施的筑起一道思想屏障

始終堅持遵循干警是第一資源的理念,用足用好決策成本、降低實施成本,是做好穩健推進檢察官“員額制”工作思想第一步。例如萍鄉市湘東區檢察院近年來,每季度開展司法改革政策解讀會,明確檢察改革對推進依法治國全局和發展檢察事業的重大意義,避免由此帶來的檢察干警思想波動、工作受到影響。每月開展一次干警面對面談心會,采取放發調查問卷、談心互動和心理測評等各種方式準確把握干警思想動態,有針對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對干警的崗位意向、擇崗疑慮以及是否愿意服從安排、跨類別調整等意愿做到心中有數,為迎接檢察官“員額制”各種挑戰提供科學性決策導向。各種新舉措都顯示檢察工作在為對接“員額制”提前布局。

三、創新崗位練兵新模式,為“員額制”實施提供人才保障

檢察干警業務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檢察官“員額制”實施后能否確保檢察官職業化、專業化、精英化等特點。例如,去年萍鄉市湘東區檢察院內本著“缺什么補什么,需要什么培訓什么”的原則,以解決實際問題、提高業務能力素質為突破口,拓寬培訓渠道,強化培訓效果,針對

不同業務崗位練兵推出庭審模擬與實戰錄像相結合評比、訴辯對抗、案例分析例會、偵查人員電子訊問筆錄制作與信息化偵查手段運用競賽等多種新模式,來適應檢察工作新形勢下各種變化。筆者感覺通過多種崗位練兵新模式,檢察干警業務水平得到有效提升、視野進一步開闊了,凝聚力和戰斗力進一步增強,才能保障檢察官“員額制”對接后,入額檢察官成為辦案團隊的靈魂和主心骨。

四、案件質量監督管理常態化,為 “員額制”實施夯實人員能力基礎

案件質量是檢驗能否勝任檢察官工作的基本標準,直接關系到檢察機關在群眾中的公信力。必須依托案管管理中心,制定出嚴格的案件質量指標體系,定期開展案件質量評查,通過評查,查找分析案件質量存在的問題,對每個問題逐一列明,并形成專門評查通報,增強評查互動性,引導檢察官時刻落實規范司法行為,進一步改善了辦案工作中不適應、不科學的薄弱環節和問題。同時,建立案件質量監督跟蹤反饋制度,以此來促進案件質量迅速提高,為提升今后案件辦理質量和效率,實現檢察官“員額制”后更好地文明執法、維護公平奠定良好基礎。

五、構建合理人員崗位分配構架,為 “員額制”實施構筑運行保障

科學合理的界定檢察內部工作分配結構框架和比例關系,有利于從容應對檢察官“員額制”實現后檢察工作新變化。基層院緊缺綜合崗位人才,很多檢察官不得不放棄辦案或者兼職多部門工作,嚴重導致辦案一線工作人員偏少。只有根據院內崗位需求合理配備人員,重視崗位合理設置,有計劃招錄不同專業人才充實檢察隊伍,緩解了“員額制”實施后大部分人員充實到辦案一線后,其他崗位人員緊缺現象,做到了提前規劃、科學合理安排工作崗位,順利對接“員額制”。積極參與培育多樣化人才專業性培訓機會,有針對性引導其他崗位人員積極應對改革后檢察工作新變化各種挑戰,使其他崗位成為充分展現個人特色的有力平臺,促進其他崗位人員綜合水平提升和穩定檢察隊伍,健全激勵制度調動其他崗位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確保檢察官“員額制”的順利實施。

(江西省萍鄉市湘東區檢察院 鞠蓉)

第五篇：法官員額制度研究[范文模版]

法官員額制度研究

論文提要: 現代社會精英是在民主政治、知識性和社會分工潮流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通過開放、流動的社會競爭機制形成的卓越階層。現代法官群體屬于社會精英階層的一部分，它在構筑經驗主義、推動民主與法治，維護法律的統一實施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造就精英型法官應通過建立法官員額制度保持法官員額精當適度。

本文共8147字，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我國法官員額制度確立之必要性．分析了我國法官群體存在的人數眾多、構成非專業化、管理行政化、法官職業保障缺失等諸多問題，闡釋建立法官員額制度的必要性；第二部分，法官員額制度之比較。列舉英美法系、大陸法系的代表性國家在法官選任制度、法官定額制度、法官輔助制度、法官審判效率等方面的特點，對比分析我國法官制度與國外法官制度之異同與優劣，提出外國法官制度對我國法官制度改革的可借鑒之處。第三部分，確立法官員額制度之制約性因素分析。我國法院的特定環境派生出了諸多影響法官員額制度推進的制約性因素，包括法院設臵、審級制度、訴訟程序設計等因素都制約著法官員額制度的建立與推進．這些阻礙法官員額制建立的深層次緣由，預示著這項改革的復雜性。第四部分，確立法官員額制度之構想。在前文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建立法官員額制度的構想：首先通過修訂相關法律，消除建立法官員額制度的障礙；然后先行建立起合理的訴訟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法官職業保障制度等配套措施；進而規范法官范圍、職責、選任、監督方式。以下正文：

一、建立法官員額制度之必要性

法官員額制度是指在法院現有編制內，根據審判工作量、法院所轄區面積人口、經濟發展等因素，確定法院的法官員額，把真正符合條件的審判人員確定為法官，形成由法官、法官助理組成的新的審判運行機制。其應當涵蓋以下三個方面的含義：首先,法官人數應當是相對固定的,這既包括全國范圍內法官人數不得隨意增減,也包括每一個司法區域內的法官人數應保持基本穩定。其次,對法官實行總量控制、定額管理,并不單純是一個法官的編制調整問題,而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和推進。再次,法官員額的確定應科學、合理,既不能人數太多,又不能人數太少。人數太多,不僅容易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也不易建立完善的法官保障機制,甚至可能會因為缺乏競爭而造成法官素質的低下。人數太少,會使法官疲于奔命,審判質量和效率都會受到影響,最終影響司法審判職能作用的充分發揮。另外,法官員額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還有一些相關配套制度,這些制度相互聯系,密 切配套,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實行法官員額制度是實現法官職業化和精英化系統工程的重要環節和前提條件。這項制度的建立，受法院設臵、人口總量、受案數量、輔助人員配臵、訴訟程序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涉及我國法院體制的各個層面．但無論怎么說，研究這一法官管理制度，還要首先從法官群體的實際情況和存在問題進行分析。

（一）法官所占人口比例大

1997年，英國全職法官僅有964名，其中l2名大法官，25名上訴審法官，95名高級法院法官，520名巡回法院法官，302名地區法官，此外還有大約2000名兼職法官：法官職數與人口的比例，英國為1：l1000，德國為l：40000：日本為1：33000；我國香港為l：43000 而我國國內法官人數約2l萬，同人口的比例約為1：6200。

（二）構成非專業化

與法制化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法官職業的特殊性被忽視，法官選任門檻較低，缺乏專業化要求，使得許多沒有法律學業背景的人成為法官，導致我國法院法官的業務素質整體處于較低水平．雖然近幾年來，法院系統注重高學歷的法律專業畢業生的引進，法官隊伍的人員結構得到一定程度的優化，但這一進程還不能令人滿意。從現實看，我國法院的法官總體屬于經驗型法官，教育背景多樣化，知識結構較為陳舊、單一。

（三）法官管理行政化色彩濃厚

我國法院長期混同于行政機關，自然也導致了法官管理的行政化。法官的級別按公務員的標準而定，法院在編的工作人員，不區分所從事的工作性質，都統一納入行政等級體系之中。《法官法》規定的法官級別只徒具形式，法官完全按照相應的行政級別享受工資和其他待遇。行政化的上下級制度也延伸到法院的業務管理體制之中，各級法院從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形成一個行政等級體系，實行首長負責制、請示匯報制和案件審批制等行政工作方式。一個案件要經過庭長、分管院長、院長審批或者審判委員會討論，承辦法官無法獨立做出判斷。實際上，法官管理的行政化不符合司法權運作的本質和規律。司法活動是高度專業化和個人化的活動，這就要求必須由直接參與案件審理的法官獨立做出裁判，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法官的審判活動．這是與強調首長權威，命令服從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格格不入的。

（四）法官職業保障缺失

從哲學和社會學意義看，與社會生活中的任何主體一樣，法官一方面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另一方面也是社會生活中的自然人。如果不在法律上為其設臵執行職務的保障，來抵御外界不當因素的影響，法官行為的獨立性和公正性則難以保證。但長期以來，我國法官保障體制嚴重滯后，在《法官法》頒布以前，法官的保障體制上基本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法官法》頒布以后，雖然規定了一些關于法官方面的保障措施，但都過于簡單，只對法官的工資福利待遇方面做了概括式的規定，缺乏強有力的制度支持，致使中國法官在地位上仍是普通干部，地方上仍將其作為公務員管理：在職務保障上，缺乏強力的抗干擾制度，難以形成獨立、公正的職業意識；在物質保障上，法官與供職法院的命運緊密相連。如果所在法院經費短缺，法官的辦案經費甚至工資都無法保證。在這種情況下，法官辦案的公正與高效便會大打折扣。甚至難以保證法官隊伍的整體穩定和執行職務的廉潔性。

在我國實行法官員額制度有利于提高我國法官整體素質，實現法官的職業化和精英化，建立現代法官制度，為法官執行職務提供強有力保障。

二、法官員額制度之比較

（一）法官選任制度比較

美國聯邦法院法官的遴選一般要經過以下程序：司法部長和總統協商后提出候選人一聯邦司法委員會對候選人司法能力進行審查一總統提名一參議院批準一總統任命。美國法律并沒有對聯邦法官的任職資格做出明確的規定，但嚴格的考察過程保證了法官具有良好的素質。英國大法官、上議院常任法官、上訴法院的法官、高等法院的法官，都是由首相和司法大臣提名，莢王任命．司法大臣可直接任命治安法官。英國法官必須從出庭律師中任命。德國法官的產生方式有選舉式和任命式兩種。聯邦最高普通法院法官，由聯邦司法部長與法官挑選委員會依法官選舉法選舉，并由聯邦總統確定。聯邦的各個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由各聯邦部長同法官挑選委員會共同決定。各州法官由州司法部長同法官挑選委員會共同決定。在德國，法官資格要經兩次考試合格才能取得。日本各級法院的法官一律實行任命制．其中，最高法院法官由內閣任命，天皇認證；下級法院的法官，由內閣按照最高法院院長提供的名單任命。日本法官選任制度極為重視候選法官的教育經歷。

縱觀四國法官選任制度，會發現有以下共同特點：一是任命法官的主體層次很高；二是具有嚴格的遴選程序；三是設定了較高的法官任職資格。

（二）法官額度與審判效率比較

從單個法官承辦案件數來比較法官隊伍數量。以美國為例：最高法院的法官平均辦案數最多，I988年高達627．9件，聯邦上訴法院的法官平均辦案數量最低，但最低的年份也約為140．4件，法官年均辦案數大約在300—400件左右。l996年，我國各級法院全年審結5，237，544件，平均每名法官21件。]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2002年全國法官人均結案才上升到29件。我們再來比較兩國法官的工作狀態，美國法官很少超時工作，每年還有定期休假，我國法官兢兢業業，經常加班加點，如此大的反差，我們不能把其中的原因僅簡單地歸結到法官數量與素質的差距，更要把目光投向兩國的訴訟制度。由于美國有包括證據開示、訴前和解、訴辯交易等在內的發達的審前程序，以及小額仲裁、債務登記等制度，絕大多數案件未經審理就已經終止。1995年，聯邦法院共受理一審案件28萬件，其中有1．7萬件經過完整的庭審。依此推算，一個聯邦法官每年只辦理23件經過完整庭審的案件，其余348件則通過其他方式了結。由此可見，西方法官和中國法官實際審理的案件數并沒那么大的差別，如果再考慮 中國還有40%以上的法官不辦理案件、大部分民事案件采取三人合議制等因素，我國法官的實際工作量可能還要高于美國法官。所以我國法官制度改革，尤其是法官員額制度建立，必須以改革訴訟制度為前提，國外的很多做法都值得借鑒。在對我國法官的工作量有一個客觀評價和估算的前提下，案件數量作為法官工作的直接量化形式，仍不失為測算法官員額的最基本依據。

（三）法官輔助人員制度比較

從英法德日四國的情況看，美國法院的輔助人員配備最為優越不僅數量多，而且類型豐富，有法院書記官、法庭助理、法庭傳達員、法律助理和秘書、法庭書記員等10余種，且法官與輔助人員往往形成固定搭配，關系協調有序。在美國當事人的印象中，美國法官總是在一群助手的簇擁中。在德國，除正式輔助人員外，還有非職業法官。在20世紀80年代，德國就有8．2萬名非職業法官，負責處理農業案及多數涉及公職人員、士兵和非政府專職人員的紀律處分和個人糾紛案件。在美國的43個州，大約有1300名非職業法官負責審理交通案和輕度犯罪案；盡管非職業法官要接受職業法官的安排和限制，但確實分流了大量案件，為職業法官減輕了工作壓力。

在中國法院，法院主要由法官、書記員、執行員、司法行政人員和法警五類人員組成。但之間沒有明確的崗位界限，法官可以從事審判輔助性工作，也可以從事司法行政工作，還可以轉作法警。從法院的人員結構看，除法官外的人員均應列為輔助人員，應服務于法官的工作。但事實情況是，在法院的五類人員中，法官并不占支配和主導地位，甚至很多工作方面的協助需要聽從于其他人員的安排和指揮。只有書記員才可稱為法官真正意義上的助手，但由于書記員數量有限，流動性很強，法官與書記員之間也很難有固定的組合。此外，國外在審判業務量加大的情況下，一般通過增加法官輔助人員數量來緩解業務壓力，從而保證了法官員額的相對穩定。

三、我國實行法官員額制度的制約性因素分析

（一）界定法官范圍的法律依據混亂

《人民法院組織法》第37條規定“各級人民法院按照需要可以設助理審判員，由本級人民法院任免。助理審判員協助審判員進行工作。”按組織法的本意，助理審判員只是法官的助手，協助審判員進行工作。從任免程序看，助理審判員并非由人大任免，而是由法院任免，因此，不應列入法官范圍。但《法官法》已將助理審判員列入了法官的范圍，1998年以來，全國各級法院已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法官等級暫行規定》和《評定法官等級實施辦法》等文件對各級法院的審判員、助理審判員評定了相應的法官等級，事實上確認了助 理審判員的法官地位。

（二）法院設臵與法官員額制度

根據最高法院《關于加強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的若干意見》，確定法官員額必須綜合考慮轄區人口和面積、審判工作量、經濟發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但我國目前法院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區劃來設臵，而不是直接考慮地區的面積、人口和案件數量。按行政區劃設臵法院，會產生兩個弊端。一是法院受地方制約，必然產生地方保護主義傾向，統一的司法權力被行政區所分割，地方法院成了地方上的法院，法官也成了地方上的法官，法官員額難以統籌分配。另一個弊端是，會造成法院之間受理數量及審判人員工作量的嚴重不平衡。由于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法院受理數量也是不均衡的，經濟發達地區法院與邊遠地區、經濟不發達地區法院在案件數量、標的金額和案件的復雜程度上相比有很大懸殊。法院之間的這種差別非常不利于審判資源的合理配臵，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費，也給法官定額制度的實施造成了困難，如果以全國法院人均審理案件數作為測算依據，也有相當一部分法院只需一兩名法官，這種法院實無設臵的必要。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法院設臵已成為法官員額制度實施的制約性條件，不進行改革則法官員額制無法在全國范圍內推行。

（三）訴訟程序與法官員額制度

1、案件分流機制不明

案件分流機制實際上是指針對不同的案件設計不同的程序，以避免簡單案件適用復雜的訴訟程序，包括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分流、程序性事項與實質性問題分流等．從各國司法改革的既往經驗看，案件分流機制是提高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的成功做法。如，英國和日本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便開始實行小額訴訟程序，有效緩解了“訴訟爆炸”的壓力，德國目前僅僅以督促程序處理的案件就占基層法院全部案件的87％。我國民事、刑事訴訟訴法中，均有關于簡易程序的規定，對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案情簡單的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但這一規定缺乏對案件類別的明確規定，致使在實踐中，不少小額訴訟、案情簡單的訴訟卻往往進入普通程序審理，提高了訴訟成本，降 低了訴訟效率。我國民事訴訟法還規定，對債權、債務關系清楚的糾紛可以不經訴訟程序，直接申請人民法院向義務人發出支付令，這比簡易程序更為方便，但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比例并不高。繁簡分流在法律上規定的不明確，簡易程序在實踐中的適用比例不高，給法官員額制的施行帶來了困難，一方面，繁簡分流不和加重了法院的工作量，必須有足夠的法官來承擔，法官員額難以精簡；另一方面，由于適用簡易程序處理案件和適用普通程序處理案件所付出的工作量差別很大，在案件繁簡分流不到位的情況下，無法依據案件數量確定法官的工作量，從而無法根據工作量計算出準確的法官額度。

2、審前程序缺失

在訴訟制度中設臵審前程序是當今大多數國家的選擇。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在訴訟法中都有關于審前程序的規定，如美國的“發現程序”、“訴答程序”、“審前會議”及刑事訴訟中的“訴辯交易”，日本的“準備訴狀”、“爭點和證據整理程序”等．設計各種前臵程序主要目的，是盡可能在開庭之前使雙方爭議焦點和爭議的事實公開化、明朗化，使訴訟當事人對訴訟的前景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使得一部分案件在開庭之前通過和解、撤訴或其他方式了結。從而達到減少法官工作量的目的。而我國。雖然訴訟法規定的審理程序。大體也可分為審前準備和開庭審理兩個階段，但審前準備規則缺乏審前程序所應具備的功能內核，不具備明確爭點、固定證據的制度機能，且準備內容對當事人及法院無實質性的約束力，不能保持審前程序的正當性和效率性，從而導致了訴訟的突襲以及效率的低下，形成了審前程序只具其名而無其實的現象。我國法院受理案件的絕大部分還必須經過完整而復雜的訴訟程序才能了結，審判負擔重和訴訟效率低就在所難免。

四、我國確立法官員額制度之構想

（一）建立法官員額制度之相關制度改革

1、建立非地方化的法院體系

從我國單一制國家性質、維護司法權的統一、合理配臵審判資源出發，可在全國按人口和地區面積劃分若干司法區，每區設立一個高級法院。這種管理模式可以在五十年代的大行政區歷史中找到對應，那就是設在各大行政區的最高法院分院的建制。在高級法院以下仍設立兩級法院，其設臵打破地區、縣級行政區劃，以人口、轄區面積、國民生產總值為主要依據。設立若干中級法院、基層法院。這樣既能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又能解決目前法院間受案數量極不平衡的問題，使有限的審判資源得到合理配臵。

2、改革我國現行訴訟模式和審判工作方式．

首先必須建立案件分流機制。從立法上對簡易案件做出明確的界定，嚴格規制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適用范圍，把相當一部分小額訴訟案件、簡單民事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分離出來，進入簡易程序審理。第二，建立審前準備程序．在案件進入庭審之前設臵的一系列程序，如庭前和解、證據開示等。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庭審效率，盡可能在開庭前明確雙方爭議焦點和爭議事實；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庭前調解、和解和撤訴結案率，以減輕法官的工作量。第三，建立案件過濾機制，通過督促程序等，過濾掉大量無爭議案件，可極大疏減法官的工作量．第四，改革內部運轉機制。取消案件審批制度，還權于審判組織、還權于審判法官，提高審判效率；限制審委會討論案件范圍，改革審委會指導審判工作方式，審委會盡量以審判指導文件、審判參閱案例方式影響審判工作，解決“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問題；改革再審制度，限制提起再審的主體和案件范圍，解決“無限再審”現象，避免審判資源浪費：改革執行機制，取消執行部門的裁決權(執 行部門不再配臵法官員額)，徹底實行“審執分開”，對案件執行中的爭議事項，一律交原審判庭裁決．只有按照上述模式改革我國現行的訴訟體制，建立了案件繁簡分流機制，引入審前準備程序并優化了內部運行壞境，案件的數量與法官的工作量的計算才可能有科學的依據。

3、建立法官職業保障制度

法官職業保障是法官職業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建立法官員額制的根基。沒有足夠的職業保障，法官精英化無從談起，審判的獨立公正性也會大打折扣．我國《法官法》對法官的職業權利和職業收入做出了一些規定，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些規定還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有些職業權利還沒落實．在推進法官職業化的背景下，當前應從以下方面著手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官職業保障體系和運行機制，從制度上確保法官依法履行職權，維護司法公正。一是法官職業權利保障。通過建立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加大對藐視法庭行為的懲處力度等，使法官能在審判工作中堅決排除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對案件的干涉．二是法官職業地位保障。即法官一經任命，非因法定事由、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職、辭退或者給與紀律處分，從制度上保證法官地位和身份的穩定性。三是法官收入保障。建立獨立的、高于政府公務員的法官工資制度，實行以薪養廉。鑒于各地經濟狀況不同，欠發達地區法官待遇難以保證的現實，可將法院經費收歸中央或 省一級統一管理．四是法官職業安全保障。實行法官職業安全保險制度，預防和制止一切對法官的打擊、報復、傷害等行為，維護法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五是法官的職業教育保障。建立法官職業的專門培訓體系和培訓機構，配臵專項培訓經費，確保法官不斷接受在職教育。

（二）法官員額確定應考慮的因素

1、以從事審判工作為前提

法官是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人員，行使審判權應當是法官的主要職責，但我國評定法官等級與審判案件無關，許多具有審判職稱的人員一輩子都沒審判過案件。

2、以受理案件數為基礎

法官是審判案件的，確定法官員額時必須以案件數為基礎。案件多的地區，法官員額應多；案件少的地區，法院員額應少；絕不能按法院級別確定一個平均數，有些學者在這方面犯了平均主義 的錯誤：國外法官員額以案件數為基礎，如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根據案件的數量多少各有1名到27名法官。、以轄區面積和人口補充

法官員額定編必須考慮到我國國情，即東西部在人口、地域、資源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如青海省格爾木市轄區面積12．6萬平方公里，但只有漢、藏、蒙等民族人口l2萬多，轄下縣(區)基層法院可能案件很少，按沿海地區標準確定法官，則可能全院法官組成合議庭都困難，因而，確定法官員額應適當照顧廣大的西部地區，每個法院至少3名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