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加拿大墨西哥醫療保險制度的考察報告
關于加拿大墨西哥醫療保險制度的考察報告
關于加拿大墨西哥醫療保險制度的考察報告
xx年8月29日至9月9日,中國醫療保險分會考察團一行11人赴加拿大、墨西哥兩國考察。考察團成員包括醫療保險分會、部醫療保險司、部社保中心、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司、衛生部醫政司以及江蘇、湖南、廣東、上海4省市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負責同志。百特投資有限公司對這次考察活動提供
了支持。在加拿大考察期間,魁北克
省藥物保險公司有關負責人介紹了該省醫療保險體制的情況,安大略省衛生部官員介紹了衛生服務體系和慢性腎病項目及基金管理辦法,參觀了安大略省醫院腹透/血透中心;在墨西哥考察期間,墨西哥社會保險局和衛生部官員分別介紹了該國醫療保險情況,參觀了社會保險局下屬醫院的腎病透析中心,聽取了百特公司衛生經濟專家對各國腎病透析治療情況的概述和分析。這次考察活動的特點是公務活動內容多,時間緊,考察內容與醫療保險分會腎病透析研究課題結合緊密,針對性強,因而收獲較大。
下面將考察情況概要報告如下:
一、加拿大醫療保險的有關情況
加拿大的醫療保險制度 加拿大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全國劃分為10個省和兩個地區,面積為998萬平方公里,人口3200萬。
加拿大醫療保險制度始建于1962年,1971年全面實行。1984年,聯邦政府通過國家立法,出臺了《衛生保健法案》,規定了醫療保險的五項基本原則:一是統一性,即所有省和地區必須建立醫療保險制度,包括所有必需醫療服務;二是廣泛性,即覆蓋全體國民;三是可及性,即人人平等,不管貧富差距、健康狀況,所有國民都享受同等的服務項目和條件,無論是在政府辦的醫院,還是在私人診所。四是方便性,即國民在國內任何省或地區看病,都同樣被接納并不用付費;五是公共管理,即政府統一管理,并向醫療機構支付費用,管理成本因單一支付而降低。
加拿大醫療保險運作模式為:國家立法,兩級出資,省級管理。聯邦政府負責制訂《衛生保健法案》及醫療保險制度的立法,并發揮監督作用。各省的醫療保險資金主要于聯邦政府撥款和省政府財政預算。近年來,聯邦政府撥款占醫療衛生費用的比例逐漸降低,而各省
政府財政預算比重逐漸升高。各省和地區政府在國家“五項基本原則”的指導下,獨立組織、管理、運營省內醫療保險計劃。
加拿大醫療保險制度主要籌資途徑是聯邦政府、省政府和投保者本人,但以聯邦政府和省政府投入為主。加拿大醫療保險資金的主要是政府稅收。聯邦政府的財政支持是衛生事業和醫療保險制度實施的有力保證。隨著聯邦政府投入比例的下降,各省籌集醫療保險服務資金的負擔有所加重。加拿大大多數雇主為雇員購買補充醫療保險,作為雇員的一種福利。
加拿大醫療衛生開支約占各省所有計劃項目開支的1/3。醫療衛生總開支的68%左右由各級政府承擔,其余的于私營保險公司、雇主提供的醫療福利,或者直接由就醫者支付。各省或地區實際上對醫療衛生開支擁有很大的管理權。隨著省政府將計劃與實施醫療保險服務的許多職權下放給地方主管部
門,醫院的年度開支還需與這些部門協商確定。在大多數情況下,有關擴充和增加醫療保險項目及設施的提議必須經過地方和省政府主管部門審批方可實施。購買昂貴的高科技醫療設備以及向地方政府發放這些設備等事宜,也需經過有關部門事先批準,以確保醫療設備能夠得到充分利用。此外,各省政府還負責與該省的醫療協會進行談判協商,根據醫療費和設備使用費的增長情況,在不超過各種高限額的前提下,確定對醫生的補償金。
魁北克省醫療保險有關情況 魁北克省醫療保險總公司成立于1970年,藥物保險公司成立于1997年,隸屬于省醫療保險總公司。藥物保險公司的職責包括:一是保障每位居民擁有基本藥物保險;二是使大家公平地享受和分擔費用;三是探索用系統方法解決藥品市場費用增長問題;四是提高藥物治療效果的最大化,更有效地使用藥物。藥物保險體制是由政府和私立兩方面混合
運行的體制。由政府負責的人群:一是沒有工作收入和低收入群體;二是65歲以上的持有綠卡者;三是低于65歲,沒有享受政府救濟并且未買私人保險的人。而有工作收入的人,包括政府公務員在內,則都要購私人保險,私人保險公司往往可以提供更好的待遇,但繳費水平相對也比較高。
魁北克省共有750萬人口,約有320萬人參加政府負責的醫療保險計劃,每年最高繳費額為每人521加元,生活困難者可以分文不繳。其余有工作的人加入私人保險計劃。子女隨父母加入相應的保險計劃,加入政府共公醫療保險計劃的低于18周歲的子女,則可免費享受醫療保險待遇。
在加拿大藥品市場上,共有2萬多種藥品流通,能列入政府公共醫療保險計劃報銷目錄的只有5000多種。這個目錄每年更新。藥品要進入市場首先要由國家健康中心批準,爾后由專門委員會根據7個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平均價
格水平定出該藥品的參考價格,各省的衛生部門再依此與藥品生產商確定最低價格。這樣所有的藥品價格政府都管理起來了,而且各省之間藥價也相差不多。在加拿大,所有的藥店都與政府的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聯。居民憑醫療保險卡去藥店買藥,只付自己應付部分,結算過程只需幾秒鐘即可。如果忘記了自己的醫保卡號,可以個人先付費然后再去藥物保險公司報銷。90%的私人保險公司也都采用這種結算方式。
安大略省醫療服務和腎病治療情況
安大略省目前有154家醫院,床位萬張; 2300多名醫生,80000多名護士。每個醫院都要與政府簽訂合同。醫院的資金85%于政府,15%是停車、餐飲的收入。今年的醫療總費用為145億加元。由于新藥的不斷應用,藥品費用增長達14%。面對的挑戰一是人口老齡化,老年人占總人口的13%,50%的醫療費用于老年人;二是醫師、護士缺
乏,主要原因是醫療教育與需要不能同步。
安大略省腎功能患者的發病率為150人/100萬人,每年增長約8%,以65歲以上的人群最多。原發病主要是糖尿病,死亡率為15%,前期治療主要是透析,后期較好的辦法是腎移植。器官捐獻者比較穩定,主要是親屬。加拿大有專門的機構負責搜集器官捐獻者資料。
據安大略省醫院血透/腹透中心專家介紹,該省慢性腎病患者有47%是由糖尿病發展而來。該透析中心配備有心血管專家,由腎科護士組織和管理透析項目并進行健康教育,讓病人充分了解有關醫學知識和診療計劃。通過教育和采取必要的措施,盡量爭取延遲進行血透、腹透。腹透病人一般先到醫院培訓,然后在家透析,同樣由醫師和護士提供良好服務。政府要求居家透析率達到25%。血透中心設計了數據庫,詳細記錄了病人的信息資料。
二、墨西哥醫療保險的有關情況
墨西哥的醫療保險制度
墨西哥位于北美洲南部,拉丁美洲西北端,面積1,964,375平方公里,人口1億400萬,分為31個州和1個聯邦區。
墨西哥的醫療保障的制度安排覆蓋到全體公民,一部分人被社會保障體系覆蓋,一部分被公共衛生計劃覆蓋。墨西哥有4個醫療保障機構,都提供相應的醫療服務。這4個機構中最主要的是墨西哥社會保險局,主要覆蓋私營部門和各州的政府公務員,以及少量自主參加者;國家公務員社會保障和福利局主要覆蓋聯邦政府公務員;公共衛生計劃由衛生部負責,向沒有被社會保障體系覆蓋的人群提供服務;石油部門有自己單獨的醫療保障體系。這4個體系各自擁有自己管理的醫療機構。國家社會保險局負責的醫療保障體系覆蓋總人口近一半,其他人的醫療服務則由聯邦政府、州和市政府的公共醫療計劃負責。墨西哥政府每年用于醫療保障費用支出162億美元,占GDP的%,人均157美元。墨西哥的醫療機構分三級:一級為普通醫院,主要負責門診治療;二級醫院為綜合醫院,可接受住院治療,三級醫院為專科醫院,級別最高,醫療費用也最高。醫院醫生的工資是固定的,與為多少病人提供醫療服務沒有直接聯系。截至2000年,墨西哥共有醫療服務機構19107個,其中包括醫院997家和診所18110個。共有床位137389張和醫生140629人。90%的醫療服務機構在城市。主要醫療部門如下:
①衛生部:有醫療服務機構10493個,其中包括醫院405家和診所10088個,床位31252張和醫生50309人。②社會保險局:有醫療服務機構5393個,其中包括醫院326家和診所5067個,床位30306張和醫生56305人。
③國家公務員社會保障和服務局(ISSSTE):有醫療服務機構1232個,其
中包括醫院100家和診所1132個,床位6746張和醫生17309人。
④石油公司醫療系統:有醫療服務機構219個,其中包括醫院23家和診所196個,床位954張和醫生2355人。墨西哥社會保險局和衛生部的醫療保障管理運行模式如下:
1、社會保險局
墨西哥社保局系統共有40萬工作人員,都是公務員身份,主要管理醫療、養老、工傷保險。有關法律法規由衛生部制定,社保局負責具體經辦。社保局局長由總統直接任命。社保局管理全國4600萬人的醫療保險,參保職工及其家屬和退休人員都在保障范圍之內,另有20萬兒童,同時還為偏僻地區的1200萬人送醫送藥。社保局另外還負責為2000萬退休人員發放養老金。社保局支付社會保險資金的:一是聯邦政府稅收,二是雇主繳費,三是職工個人繳費。公務員保險的資金來自于政府和雇主,公務員個人不繳費。社保局每年收繳的養
老、醫療、工傷保險基金共計120億美元。
當前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一是老齡化問題嚴重。1943年社保局成立時人均壽命55歲,現在男為75歲,女為78歲。二是疾病譜變化。原來主要為傳染病,現在主要是慢性病,患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的人數不斷增加,人均醫療費用上升較快。三是社會就業結構變化。因為實行男女地位平等的制度,絕大部分有勞動能力的女性參加了工作,需要參加醫療保險的人數相應增加。四是實際退休年齡提前。國家規定退休年齡為65歲。由于退休后養老金替代率最高可達130%,因而許多人提前退休。退休年齡實際平均為53歲,有的人48歲就退休了。五是覆蓋范圍越來越廣,覆蓋人數越來越多。7年前僅覆蓋8萬兒童,現在有20萬兒童參加。
社保局管理的一級醫院主要提供門診治療,全國每年有1200萬病人。社保局直接管的二級醫院223家,三級醫院40
家。2000年選擇了1200個家庭醫院,所管理的病人占85%。現在90%是電子處方病歷。醫院所用的儀器、藥品全部由社保局統一采購,有17000個國內外廠家向社保局供貨。
我們參觀的由社保局管理的一家醫院是拉美最大的三級醫院,全國參加社保局系統負責的醫療保障的病人都可以前來就診。這家醫院有600個病床,另有300個不固定的床位,有6個急診室,8個手術室,每月急診9000人、專診25000人次,每月手術2200—2500人次,每月腎臟移植100—120人次。現有4400個員工,有600個專科醫生,300個實習醫生,1700個護士,還有400個實驗室工作人員。全國近47%的人參加了社保局負責的醫療保險,其中6個人中有一個是職工,其它都是家屬。社保局醫院每年初拿到本年度的預算,年底做下一年的預算,每年60%的預算都放在兒科。院長是由社保局任命的。無論病人多少,醫生的工資是固定的。醫生
包括院長8小時外還可以去私營醫院當兼職醫生。醫院與社保局是實時聯的,一級、二級、三級醫院實行轉診制度,轉診病人占90%以上,其它是急診人員。
2、衛生部
墨西哥聯邦衛生部負責衛生預防和社會衛生事務、為窮人提供醫療保障、對直屬的醫院實行人事、藥品和醫療技術管理等。聯邦政府衛生部具有立法權,所有關于醫療服務機構的規定都是衛生部制定的。衛生部的年度預算只有社保局的20%。另外,墨西哥還設有社會衛生委員會,由衛生部、社保局和私人醫院代表組成,主要是制定各類病種的治療方案和醫保藥品目錄等。在墨西哥,沒有雇主的、沒有工作的城市居民和農民等享受衛生部的醫療保障服務。聯邦衛生部通過各州衛生部門為沒有任何保險的窮人提供醫療保險服務。衛生部有一級、二級、三級醫院,醫生還可以開私人診所。
xx年以前,墨西哥有1100萬個家庭,其中200萬家庭、50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障,得了病由自己負擔。xx年,墨西哥出臺法律規定由衛生部負責為沒有保險的人群提供醫療保障。于是從xx年開始建立“人民醫療保險”,目標是在7年內全部解決這部分人的醫療保障問題。繳費水平根據各個家庭的生活狀況而定,有20%生活最困難的家庭可以不繳費,其余家庭每人每月分別繳納6美元至60美元即可以享受醫療保險待遇。“人民醫療保險”的對象主要包括偏僻地區的農民、靈活就業人員等。各州用于“人民醫療保險”的基金由三部分組成:一是聯邦政府補貼,二是州政府補貼,三是家庭購買保險的費用。三部分合計平均到每個家庭約為680美元。每年初全國各州制訂工作計劃,州衛生部向聯邦衛生部報告參加醫保的人員名單,聯邦衛生部審核后,由財政部門直接將補助款劃撥到各州衛生部門。凡參加“人民醫療保險”的家庭要和衛生部門簽訂協議,協議包括可以享受什么樣的醫療服務,可以
到什么級別的醫院就醫等。“人民醫療保險”的就醫目錄與社保局的不同,因為人民保險的對象不享受三級醫院的服務,但同樣享受免費的醫療服務。
目前,已有300萬個家庭參加“人民醫療保險”計劃,預計到xx年底將達到500萬個家庭。
腎病治療方面的情況 墨西哥糖尿病患者很多,因而腎病發病率高。墨西哥腎透析發展很快,在80年代基本沒有透析儀器,1985年的一次大地震后,腎病開始得到關注。腎透析原來只有三級醫院有,1985年以后二級醫院開始有了。1987年以前以血液透析為主,后來腹膜透析逐漸多了起來,現在做腹透的病人有78%。墨西哥醫療服務由市場定價,主要通過招標壓低價格。目前透析費用比5年前大約降低了50%。1985年以后,政府要求把腎病透析方面的治療服務送到患者家中,這方面的工作不是由醫院做,而是由百特等腎病醫療用品公司來做。從90年代以后,開
始采用全自動腹膜透析治療方法。目前,使用這種治療方法的人已占到腎透析患者的20-25%,而且比一般的腹透和血透費用都低,每人每年的費用約萬比索,而在醫院和私人公司做血透的費用則分別為萬比索和26萬比索。
百特公司的衛生經濟專家在與我們交流時指出,醫療費用與臨床效果之間的關系是衛生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問題。療效提高常常引起醫療衛生成本的變化,療效低、費用高的方案不會被采用,療效好、費用低的方案將會被普遍采用。從腎透析方式的比較上看,各國的情況都說明,在臨床效果相等的情況下,腹透的費用都比血透便宜。以腹透的費用為1,各國血透的費用少則為,多則為。因此,政府應采取切實措施推行腹透這種治療方式。這樣,節約下來的費用可以為更多的腎病患者提供治療服務。
三、幾點啟示
針對不同群體實行不同醫療保障計劃的做法,有利于較快擴大覆蓋
范圍。
加拿大實行公立和私立兩種醫療保險計劃,分別覆蓋無工作收入、低收入群體和有正常工作收入的人群,并讓他們享受不同水平的待遇。墨西哥的各類企業雇工及其家屬的醫療保險主要由社會保險局負責管理,沒有雇主的、沒有工作的城鎮居民和農民等享受衛生部的醫療保障服務,同時還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的困難家庭開辦了“人民醫療保險”,并計劃用7年時間逐步安排資金解決全部困難人群的醫療保障問題。兩國通過不同層次的保障水平和分步推進策略基本上覆蓋到社會各類人群,體現出了國家醫療保障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我國現行醫療保險制度僅覆蓋城鎮部分群體,相對于13億人口來說,覆蓋范圍太窄,迫切需要對全社會的各類人群作出制度性安排,通過確定不同的繳費方式、繳費水平和待遇享受水平,加快擴大醫療保障的覆蓋范圍,使更多的人享受醫療保障。
政府應更加重視解決貧困人群、傷殘人員等弱勢群體的醫療保障問題。
加拿大魁北克省規定,無工作收入或者年收入低于12000加元的人以及低于18周歲的子女,可以免費享受公共醫療保障,由政府補貼相應費用。在墨西哥,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之一的家庭不用繳費全家即可終身享受醫保:一是工傷人員;二是殘疾人。為困難人群舉辦的“人民醫療保險”由國家和各州分別給予補貼,依據家庭困難程度確定相應繳費水平,減輕了困難群體的經濟負擔。據統計,墨西哥約有1100萬貧困家庭,國家、州的補貼和個人繳費平均到每個家庭約為680美元保費。有200多萬個特別困難的家庭不用繳費即可參保。同時政府對社保基金也提供一定的資助,國家財政每年向社保基金劃撥億美元補助資金。政府在社會保障特別是醫療保障方面的責任得到了體現。我國和墨西哥同屬發展中國家,保證困難家庭和弱勢群體享有
醫療保障和公共醫療衛生服務是國家和各級政府的職責。相比之下,我國對醫療保障的財政投入還應當進一步增加。特別是對于關閉破產企業職工和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險,對農村的新型合作醫療,各級財政都應進一步加大投入。因為這些人群的醫療保障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就難以全面實現。
政府醫療機構應以提供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為主,而不能以營利為目的。
墨西哥的衛生部、社保局等各類醫療保障管理部門均有直接管理的醫療機構,形成了既相對獨立又互為補充的醫療衛生體系。墨西哥參加醫保的病人就醫醫療費用全免,社保局管理的醫療機構采用預算管理方式,醫生收入與經營脫離,并允許醫生在自由時間兼職,提高了醫生的積極性,同時又杜絕了醫療機構的逐利行為。社保局管理的醫療系統通過實行轉診機制,有效發揮了各類醫療資
源的作用,進一步降低了醫療費用支出。我國的公辦醫院目前實際上已成為盈利性醫院,由于醫院和醫生都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中心,致使不少老百姓失去了應該享有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導致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突出。在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中,墨西哥的做法有可供借鑒之處。
醫療保險管理方式應不斷提高科學化和規范化水平。
墨西哥政府高度重視加強社會保險管理工作。5年前新政府成立時社保基金赤字億美元。新政府成立5年來,社保局管理不斷透明化,通過引進先進管理技術使控制手段逐漸加強,服務水平不斷提高,群眾滿意度也逐漸提高。目前基本上解決了基金的透支問題。社保局與醫院信息系統實時聯,為實現跟蹤分析提供了技術支持。政府每年對全國醫療費用發生情況進行匯總分析,為議會決策提供了有力支持。我國部分大中城市醫保經辦系統雖也做到與醫院實
時聯,但就多數地區而言,這方面的工作還需大力推進。加拿大通過總額預算制、服務價格控制等手段來取代按人頭付費的辦法,促使醫院主動使用廉價而有效的設備和藥品,以降低成本,控制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其作法也是值得借鑒的。
通過合理的政策引導來控制重大疾病的醫療費用支出。
據百特公司有關專家統計,有70%的腎病患者選擇血透或腹透的治療效果是一樣的。因為血透費用超出腹透費用近27%,在為病人選擇治療方案時,醫療服務提供方是否有趨利行為會對醫療費用的支出產生很大的影響和導向作用。墨西哥政府把醫生的工資收入相對固定,不與經濟效益掛鉤,并通過招標壓低醫療費用價格,5年的時間里透析費用降低了50%。我國的醫院由于以追逐利潤為目標,因而總是為病人選擇利潤率高的治療方案,導致醫療費用的支出增加,既加大了患者個人的經濟負擔,也
增加了醫療保險的費用支出,療效還不一定是最好的。當前,一方面應從改革醫療衛生體制入手,徹底改變醫院片面追逐利潤的傾向,從而真正實現合理用藥、合理治療、合理收費,另一方面應研究調整醫療保險診療目錄,對腹透等療效好、費用低的治療項目在政策予以適當傾斜,達到既有利于治療疾病,又節省醫療費用的目的。
應當把建立健全社區醫療服務體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面對人口老齡化和醫療服務低效率的挑戰,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建立了三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并使公立和私立醫療衛生機構互為補充。為健全社區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兩國都比較重視擴展社區衛生保健設施,培養了大批高素質的全科醫生負責初級衛生保健。病人只有經過初級保健醫生的轉診才能進入醫院接受治療,醫院急診室24小時開放,只接受急癥病人。小病必須先到家庭醫生處診治,如需專科治療,也由家庭醫生預
約轉診。這樣大大降低了醫療成本,控制了衛生費用的增長。我國目前的狀況是,不論大病小病,患者都擠到大醫院,不僅造成了大醫院超負荷運轉,而且使得小醫院病人大量減少。因此,當前迫切需要加快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在此基礎上規定病人必須首先在社區衛生服務站就診,并且個人承擔的費用比例最低。同時逐步實施和完善社區轉診制度,形成“小病在社區,大病進醫院”的機制,從而充分、合理地利用現有的醫療衛生資源,更好地節省醫療費用。
第二篇:關于加拿大墨西哥醫療保險制度的考察報告
關于加拿大墨西哥醫療保險制度的考察報告
2005年8月29日至9月9日,中國醫療保險分會考察團一行11人赴加拿大、墨西哥兩國考察。考察團成員包括醫療保險分會、部醫療保險司、部社保中心、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司、衛生部醫政司以及江蘇、湖南、廣東、上海4省市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負責同志。百特(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對這次考察活動提供了支持。在加拿大考察期間,魁北克
省藥物保險公司有關負責人介紹了該省醫療保險體制的情況,安大略省衛生部官員介紹了衛生服務體系和慢性腎病項目及基金管理辦法,參觀了安大略省醫院腹透/血透中心;在墨西哥考察期間,墨西哥社會保險局和衛生部官員分別介紹了該國醫療保險情況,參觀了社會保險局下屬醫院的腎病透析中心,聽取了百特公司衛生經濟專家對各國(重點是中國)腎病透析治療情況的概述和分析。這次考察活動的特點是公務活動內容多,時間緊,考察內容與醫療保險分會腎病透析研究課題結合緊密,針對性強,因而收獲較大。
下面將考察情況概要報告如下:
一、加拿大醫療保險的有關情況
(一)加拿大的醫療保險制度加拿大醫療保險制度始建于1962年,1971年全面實行。1984年,聯邦政府通過國家立法,出臺了《衛生保健法案》(canada
health
act,cha),規定了醫療保險的五項基本原則:一是統一性,即所有省和地區必須建立醫療保險制度,包括所有必需醫療服務;二是廣泛性,即覆蓋全體國民;三是可及性,即人人平等,不管貧富差距、健康狀況,所有國民都享受同等的服務項目和條件,無論是在政府辦的醫院,還是在私人診所。四是方便性,即國民在國內任何省或地區看病,都同樣被接納并不用付費;五是公共管理,即政府統一管理,并向醫療機構支付費用,管理成本因單一支付而降低。
加拿大醫療保險運作模式為:國家立法,兩級出資,省級管理。聯邦政府負責制訂《衛生保健法案》及醫療保險制度的立法,并發揮監督作用。各省的醫療保險資金主要來源于聯邦政府撥款和省政府財政預算。近年來,聯邦政府撥款占醫療衛生費用的比例逐漸降低,而各省政府財政預算比重逐漸升高。各省和地區政府在國家“五項基本原則”的指導下,獨立組織、管理、運營省內醫療保險計劃。
加拿大醫療保險制度主要籌資途徑是聯邦政府、省政府和投保者本人,但以聯邦政府和省政府投入為主。加拿大醫療保險資金的主要來源是政府稅收(收入所得稅和商品銷售稅)。聯邦政府的財政支持是衛生事業和醫療保險制度實施的有力保證。隨著聯邦政府投入比例的下降,各省籌集醫療保險服務資金的負擔有所加重。加拿大大多數雇主為雇員購買補充醫療保險,作為雇員的一種福利。
加拿大醫療衛生開支約占各省所有計劃項目開支的1/3。醫療衛生總開支的68%左右由各級政府承擔,其余的來源于私營保險公司、雇主提供的醫療福利,或者直接由就醫者支付。各省或地區實際上對醫療衛生開支擁有很大的管理權。隨著省政府將計劃與實施醫療保險服務的許多職權下放給地方主管部門,醫院的開支還需與這些部門協商確定。在大多數情況下,有關擴充和增加醫療保險項目及設施的提議必須經過地方和省政府主管部門審批方可實施。購買昂貴的高科技醫療設備以及向地方政府發放這些設備等事宜,也需經過有關部門事先批準,以確保醫療設備能夠得到充分利用。此外,各省政府還負責與該省的醫療協會進行談判協商,根據醫療費和設備使用費的增長情況,在不超過各種高限額的前提下,確定對醫生的補償金。
(二)魁北克省醫療保險有關情況
魁北克省醫療保險總公司成立于1970年,藥物保險公司成立于1997年,隸屬于省醫療保險總公司。藥物保險公司的職責包括:一是保障每位居民擁有基本藥物保險;二是使大家公平地享受和分擔費用;三是探索用系統方法解決藥品市場費用增長問題;四是提高藥物治療效果的最大化,更有效地使用藥物。藥物保險體制是由政府和私立兩方面混合運行的體制。由政府負責的人群:一是沒有工作收入和低收入群體(依最低生活保障線劃分,標準為年收入低于7000加元);二是65歲以上的持有綠卡者;三是低于65歲,沒有享受政府救濟并且未買私人保險的人。而有工作收入的人,包括政府公務員在內,則都要購私人保險,私人保險公司往往可以提供更好的待遇,但繳費水平相對也比較高。
魁北克省共有750萬人口,約有320萬人參加政府負責的醫療保險計劃,每年最高繳費額為每人521加元,生活困難者可以分文不繳。其余有工作的人加入私人保險計劃。子女隨父母加入相應的保險計劃,加入政府共公醫療保險計劃的低于18周歲的子女,則可免費享受醫療保險待遇。
在加拿大藥品市場上,共有2萬多種藥品流通,能列入政府公共醫療保險計劃報銷目錄的只有5000多種。這個目錄每年更新。藥品要進入市場首先要由國家健康中心批準,爾后由專門委員會根據7個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平均價格水平定出該藥品的參考價格,各省的衛生部門再依此與藥品生產商確定最低價格。這樣所有的藥品價格政府都管理起來了,而且各省之間藥價也相差不多。
在加拿大,所有的藥店都與政府的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聯網。居民憑醫療保險卡去藥店買藥,只付自己應付部分,結算過程只需幾秒鐘即可。如果忘記了自己的醫保卡號,可以個人先付費然后再去藥物保險公司報銷。90%的私人保險公司也都采用這種結算方式。
(三)安大略省醫療服務和腎病治療情況
安大略省腎功能患者的發病率為150人/100萬人,每年增長約8%,以65歲以上的人群最多。原發病主要是糖尿病,死亡率為15%,前期治療主要是透析,后期較好的辦法是腎移植。器官捐獻者比較穩定,主要是親屬。加拿大有專門的機構負責搜集器官捐獻者資料。
據安大略省醫院血透/腹透中心專家介紹,該省慢性腎病患者有47%是由糖尿病發展而來。該透析中心配備有心血管專家,由腎科護士組織和管理透析項目并進行健康教育,讓病人充分了解有關醫學知識和診療計劃。通過教育和采取必要的措施,盡量爭取延遲進行血透、腹透。腹透病人一般先到醫院培訓,然后在家透析,同樣由醫師和護士提供良好服務。政府要求居家透析率達到25%。血透中心設計了數據庫,詳細記錄了病人的信息資料。
二、墨西哥醫療保險的有關情況
(一)墨西哥的醫療保險制度
墨西哥位于北美洲南部,拉丁美洲西北端,面積1,964,375平方公里,人口1億400萬,分為31個州和1個聯邦區(墨西哥城)。墨西哥的醫療機構分三級:一級為普通醫院,主要負責門診治療;二級醫院為綜合醫院,可接受住院治療,三級醫院為專科醫院,級別最高,醫療費用也最高。醫院醫生的工資是固定的,與為多少病人提供醫療服務沒有直接聯系。截至2000年,墨西哥共有醫療服務機構19107個,其中包括醫院997家和診所18110個。共有床位137389張(包括注冊床位77144張和未注冊床位60245張)和醫生140629人。90%的醫療服務機構在城市。主要醫療部門如下:②社會保險局(imss):有醫療服務機構5393個,其中包括醫院326家和診所5067個,床位30306張和醫生56305人。
④石油公司(pemex)醫療系統:有醫療服務機構219個,其中包括醫院23家和診所196個,床位954張和醫生2355人。
墨西哥社會保險局(imss)和衛生部的醫療保障管理運行模式如下:
1、社會保險局(imss)當前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一是老齡化問題嚴重。1943年社保局成立時人均壽命55歲,現在男為75歲,女為78歲。二是疾病譜變化。原來主要為傳染病,現在主要是慢性病,患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的人數不斷增加,人均醫療費用上升較快。三是社會就業結構變化。因為實行男女地位平等的制度,絕大部分有勞動能力的女性參加了工作,需要參加醫療保險的人數相應增加。四是實際退休年齡提前。國家規定退休年齡為65歲。由于退休后養老金替代率最高可達130%,因而許多人提前退休。退休年齡實際平均為53歲,有的人48歲就退休了。五是覆蓋范圍越來越廣,覆蓋人數越來越多。7年前僅覆蓋8萬兒童,現在有20萬兒童參加。
我們參觀的由社保局管理的一家醫院是拉美最大的三級醫院,全國參加社保局系統負責的醫療保障的病人都可以前來就診。這家醫院有600個病床,另有300個不固定的床位,有6個急診室,8個手術室,每月急診9000人、專診25000人次,每月手術2200—2500人次,每月腎臟移植100—120人次。現有4400個員工,有600個專科醫生,300個實習醫生,1700個護士,還有400個實驗室工作人員。全國近47%的人參加了社保局負責的醫療保險,其中6個人中有一個是職工,其它都是家屬。社保局醫院每年初拿到本的預算,年底做下一年的預算,每年60%的預算都放在兒科。院長是由社保局任命的。無論病人多少,醫生的工資是固定的。醫生包括院長8小時外還可以去私營醫院當兼職醫生。醫院與社保局是實時聯網的,一級、二級、三級醫院實行轉診制度,轉診病人占90%以上,其它是急診人員。
2、衛生部
墨西哥聯邦衛生部負責衛生預防和社會衛生事務、為窮人提供醫療保障、對直屬的醫院實行人事、藥品和醫療技術管理等。聯邦政府衛生部具有立法權,所有關于醫療服務機構的規定都是衛生部制定的。衛生部的預算只有社保局的20%。另外,墨西哥還設有社會衛生委員會,由衛生部、社保局和私人醫院代表組成,主要是制定各類病種的治療方案和醫保藥品目錄等。
在墨西哥,沒有雇主的、沒有工作的城市居民和農民等享受衛生部的醫療保障服務。聯邦衛生部通過各州衛生部門為沒有任何保險的窮人提供醫療保險服務。衛生部有一級、二級、三級醫院,醫生還可以開私人診所。
目前,已有300萬個家庭參加“人民醫療保險”計劃,預計到2006年底將達到500萬個家庭。
(二)腎病治療方面的情況
墨西哥糖尿病患者很多,因而腎病發病率高。墨西哥腎透析發展很快,在80年代基本沒有透析儀器,1985年的一次大地震后,腎病開始得到關注。腎透析原來只有三級醫院有,1985年以后二級醫院開始有了。1987年以前以血液透析為主,后來腹膜透析逐漸多了起來,現在做腹透的病人有78%。墨西哥醫療服務由市場定價,主要通過招標壓低價格。目前透析費用比5年前大約降低了50%。百特公司的衛生經濟專家在與我們交流時指出,醫療費用與臨床效果之間的關系是衛生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問題。療效提高常常引起醫療衛生成本的變化,療效低、費用高的方案不會被采用,療效好、費用低的方案將會被普遍采用。從腎透析方式的比較上看,各國的情況都說明,在臨床效果相等的情況下,腹透的費用都比血透便宜。以腹透的費用為1,各國血透的費用少則為1.1,多則為2.6。因此,政府應采取切實措施推行腹透這種治療方式。這樣,節約下來的費用可以為更多的腎病患者提供治療服務。
三、幾點啟示
(一)針對不同群體實行不同醫療保障計劃的做法,有利于較快擴大覆蓋范圍。
加拿大實行公立和私立兩種醫療保險計劃,分別覆蓋無工作收入、低收入群體和有正常工作收入的人群,并讓他們享受不同水平的待遇。墨西哥的各類企業雇工及其家屬的醫療保險主要由社會保險局負責管理,沒有雇主的、沒有工作的城鎮居民和農民等享受衛生部的醫療保障服務,同時還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的困難家庭開辦了“人民醫療保險”,并計劃用7年時間逐步安排資金解決全部困難人群的醫療保障問題。兩國通過不同層次的保障水平和分步推進策略基本上覆蓋到社會各類人群,體現出了國家醫療保障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我國現行醫療保險制度僅覆蓋城鎮部分群體,相對于13億人口來說,覆蓋范圍太窄,迫切需要對全社會的各類人群作出制度性安排,通過確定不同的繳費方式、繳費水平和待遇享受水平,加快擴大醫療保障的覆蓋范圍,使更多的人享受醫療保障。
(二)政府應更加重視解決貧困人群、傷殘人員等弱勢群體的醫療保障問題。
(三)政府醫療機構應以提供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為主,而不能以營利為目的。
墨西哥的衛生部、社保局等各類醫療保障管理部門均有直接管理的醫療機構,形成了既相對獨立又互為補充的醫療衛生體系。墨西哥參加醫保的病人就醫醫療費用全免,社保局管理的醫療機構采用預算管理方式,醫生收入與經營脫離,并允許醫生在自由時間兼職,提高了醫生的積極性,同時又杜絕了醫療機構的逐利行為。社保局管理的醫療系統通過實行轉診機制,有效發揮了各類醫療資源的作用,進一步降低了醫療費用支出。我國的公辦醫院目前實際上已成為盈利性醫院,由于醫院和醫生都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中心,致使不少老百姓失去了應該享有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導致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突出。在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中,墨西哥的做法有可供借鑒之處。
(四)醫療保險管理方式應不斷提高科學化和規范化水平。
墨西哥政府高度重視加強社會保險管理工作。5年前新政府成立時社保基金赤字1.1億美元。新政府成立5年來,社保局管理不斷透明化,通過引進先進管理技術使控制手段逐漸加強,服務水平不斷提高,群眾滿意度也逐漸提高。目前基本上解決了基金的透支問題。社保局與醫院信息系統實時聯網,為實現跟蹤分析提供了技術支持。政府每年對全國醫療費用發生情況進行匯總分析,為議會決策提供了有力支持。我國部分大中城市醫保經辦系統雖也做到與醫院實時聯網,但就多數地區而言,這方面的工作還需大力推進。加拿大通過總額預算制、服務價格控制等手段來取代按人頭付費的辦法,促使醫院主動使用廉價而有效的設備和藥品,以降低成本,控制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其作法也是值得借鑒的。
(五)通過合理的政策引導來控制重大疾病的醫療費用支出。
據百特公司有關專家統計,有70%的腎病患者選擇血透或腹透的治療效果是一樣的。因為血透費用超出腹透費用近27%,在為病人選擇治療方案時,醫療服務提供方是否有趨利行為會對醫療費用的支出產生很大的影響和導向作用。墨西哥政府把醫生的工資收入相對固定,不與經濟效益掛鉤,并通過招標壓低醫療費用價格,5年的時間里透析費用降低了50%。我國的醫院由于以追逐利潤為目標,因而總是為病人選擇利潤率高的治療方案,導致醫療費用的支出增加,既加大了患者個人的經濟負擔,也增加了醫療保險的費用支出,療效還不一定是最好的。當前,一方面應從改革醫療衛生體制入手,徹底改變醫院片面追逐利潤的傾向,從而真正實現合理用藥、合理治療、合理收費,另一方面應研究調整醫療保險診療目錄,對腹透等療效好、費用低的治療項目在政策予以適當傾斜,達到既有利于治療疾病,又節省醫療費用的目的。
(六)應當把建立健全社區醫療服務體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面對人口老齡化和醫療服務低效率的挑戰,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建立了三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并使公立和私立醫療衛生機構互為補充。為健全社區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兩國都比較重視擴展社區衛生保健設施,培養了大批高素質的全科醫生負責初級衛生保健。病人只有經過初級保健醫生的轉診才能進入醫院接受治療,醫院急診室24小時開放,只接受急癥病人。小病必須先到家庭醫生處診治,如需專科治療,也由家庭醫生預約轉診。這樣大大降低了醫療成本,控制了衛生費用的增長。我國目前的狀況是,不論大病小病,患者都擠到大醫院,不僅造成了大醫院超負荷運轉,而且使得小醫院病人大量減少。因此,當前迫切需要加快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在此基礎上規定病人必須首先在社區衛生服務站就診,并且個人承擔的費用比例最低。同時逐步實施和完善社區轉診制度,形成“小病在社區,大病進醫院”的機制,從而充分、合理地利用現有的醫療衛生資源,更好地節省醫療費用。
第三篇:淺談加拿大醫療保險制度
淺談加拿大醫療保險制度
完善的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體系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尤其后者是國泰民安的重要保障。加拿大是一個中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卻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社會福利制國家。長期以來,加拿大人一直為其完善的社會保障計劃而驕傲和自豪。加拿大的全民免費醫療保健體制,被視為世界上最好的醫療保健體制之一加入醫療保險后的公民和永久居民持“ 健康卡” , 即一張帶有照片的醫療磁卡, 看病、診療化驗、透視、手術住院都可享受免費服務。法案制訂了加拿大全民醫療五大指導性原則。除全民享有、方便享有之外, 還包括服務廣泛的原則, 即涵蓋常規醫療服務、急救、公共衛生、懷孕、艾滋病和其他性傳染病、精神疾病、死亡等。不分界域的原則, 即健康卡可在加拿大全國使用公家管理, 即聯邦
【1】 政府負責撥款, 監督各地方的服務。
加拿大是一個高稅收國家。稅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為建設和運作國營型的全民保健和醫療體系,投入了巨額的稅金【2】。加拿大的醫療保健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國際通行的、典型的三層次體系:第一層次是公共醫療保健(醫療保險),是由政府舉辦的、非營利性的,覆蓋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其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家稅收收人;第二層次是公私互補的醫療保險計劃,其資金一部分來源于稅收,一部分由保險機構籌集(通過收取保險費、共付機制等方式籌集),主要用于提供處方藥、家庭護理、長期護理、康復、驗光等項目的醫療服務。醫療費用的支付方式為按服務項目支付或按人頭支付;第三層次為私人保險,完全由商業保險公司舉辦,提供牙科、自然健康產品、非處方藥、衛生用品等醫療服務。通過這三個互補層次的醫療保障(保險)體系能夠為居民提供全面的、高質量的醫療服務【3】。
1984 年加拿大聯邦政府頒布的《加拿大醫療法》明確規定,加拿大醫療保障采取的是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加拿大居民全部可享有公費醫療保險計劃;參加全民醫療保險計劃后,居民可以得到免費醫療服務,自己只須承擔藥費,低收入人員還可申請藥費補貼或全免;聯邦政府主要負責醫療保障的立法、政策制訂和監督以及提供宏觀性指導,各地方政府自行負責醫療保障的日常服務,費用則由聯邦和各省共同分擔,主要用于醫院的基本醫療支出在通常情況下,醫療服務市場的模式是簡單的二方關系,即醫院提供醫療服務給病人,病人直接付費給醫院。而在醫療保險體系中,醫療服務市場是特殊的三方關系,它涉及到醫療服務需求方、醫療服務提供方和醫療保障機構三方,由醫院提供醫療服務給病人,所發生的醫療費用由醫療保障機構支付,這就是“第三方付費”機制。
由于醫療服務的特殊性和信息不對稱,作為醫療服務提供方的醫院總是處于支配地位。在現有醫療體制下,醫院的政府補償嚴重不足,雖然名義上醫院是非盈利性的,但實際上醫院要通過提供醫療服務來獲取一定的經濟收益,因此它有提供更多醫療服務的內在動力。另外,從醫療服務需求方病人來說,由于在公費醫療保險制度下,醫療費用最終由政府承擔,病人缺乏費用意識,總希望得到更多更好的醫療服務。不難看出,醫院和病人的效用偏好是一致的,二者都缺乏控制醫療費用的內在激勵。但醫療保障機構不是醫療機構的監管部門,對醫療機構沒有實質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對醫療行為的約束作用較差,尚未形成“第三方付費”的約束機制,也難以控制醫療費用的過快增長。而實際上正是在“第三方付費”這種模式下,導致了醫療費用的快速上漲,這樣就形成了“第三方付費”問
【4】 題。加拿大的全民醫療保健還存在其他問題, 比如醫療開支暴漲, 各省、區的醫療支出平均每年以10%甚至更高的速度遞增:醫療設備落后, 一些醫院的X光
機、核磁共振設備等還停留在一二十年前的水平、供需矛盾突出, 主要即侯醫時間過長。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2008年的一份報告顯示, 加拿大人全國平均候醫時間為18.3周, 做CT、B超等檢查的全國平均等候時間為4.8周。雖然,近年也在探索醫療體制改革, 不管是實行用者付費, 緩解政府壓力也好, 還是實行雙軌制, 充分發揮私人醫療機構作用也罷, 總之, 加拿大的醫療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加拿大全民醫療保障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始于20世紀40年代末期,在此之前,加拿大和我國當前的情況類似:只有付得起錢的人才能享受醫療保健服務。1975年聯邦政府為鼓勵所有省份都發展醫院就醫保險制度,首開全民醫療保險制度先河。近年來,加拿大醫療保健不斷貼近基層,管理體制也出現了一些變化。愈來愈發達的社區衛生組織也是整個醫療保健體系重要組成部分。不過,加拿大聯邦和省級政府仍然是醫療衛生服務管理體制的關鍵,省級政府又是其中的核心。省衛生部門控制著絕大部分醫療衛生資源以及醫療服務的數量與質量,支配衛生資金的使用,制定醫療服務的價格,確定資產支出水平,控制醫療費用的增長速度,【5】 是醫療保健的關鍵最后責任主體。
《加拿大衛生法》規定,加國的醫療衛生制度以公費醫療為主,聯邦和省兩級政府提供公共醫療保險資金、由公立醫院、私營醫院和醫生提供醫護服務。這種制度規定了加拿大公民享有一整套普遍性、公共性、全面性相結合的醫療保險計劃。加拿大的公立醫院都是非營利性的,占全部醫院的87%左右,私立醫院占5%左右,其他則由聯邦政府醫院組成。公立醫院接收所有的病人。公立醫院管理是通過醫療保險計劃管理機構實施的,分為住院保險計劃和門診醫療保險計劃。聯邦政府作為政策制定者和監督者,其主要職責是制定全國性的醫療政策和健康保險法律文件,決定聯邦政府對各省醫療保險承擔的經濟責任和制定醫生的【6】培養計劃、進行衛生改革等。聯邦政府在醫療衛生方面的職責是制定一套全國
性醫療衛生原則或標準,通過加拿大醫療轉賬基金向各省醫療衛生事業提供資金。加拿大醫院里的醫生的收入來自提供的醫療服務,而不是病人,因此病人看病不需要付錢。
由于全民免費醫治所帶來的便利,加拿大也出現了對于其優越的醫療保健制度濫用的問題,無病呻吟,慢病急診,使得加拿大的醫療開支成本大幅度上漲,而真正的患者卻尋醫難,看病難,就診等候時間延長則是造成目前醫患關系緊張的主要根源。另外,在醫療服務運行中也存在許多問題,如基層設備老舊、大量醫護人員外流,進一步加重了加拿大醫療服務的負擔:缺乏長期發展計劃、醫師與護士的訓練與留用缺乏足夠的資金投入等。同時,服務方式的改變,資金的緊張,人口老齡化和新技術的高花費,又促使這些問題的惡化。基于這些問題,給我國的醫療改革也提出了一些啟示:
1、要增加政府對基本醫療保健的投入,切實保障公民的健康權益。我國GDP 已躍居世界第二,政府應大幅度增加對醫療保障等基本醫療保健的投入,為全民提供所必需的基本醫療服務,以滿足全體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
2、改革現行的醫藥費用支付方式,提高基本醫療報銷比例。
加國的做法是根據不同的病種,設置不同的費用系數,隨著病種由輕到重,系數也由小到大。年終,根據年初醫保預算可支付的基金總額,按各家醫院的累計系數進行分配。這樣做有利于解決以下問題: 一是抑制了小病大治的現象,有效地阻制了醫藥費用的快速增長;二是病情越重,醫療保險支付的比率越高,減輕了患者的負擔;三是有效解決了醫保基金結余無法控制的問題;四是此支付方案體現了醫務人員的勞務技術價值。
3、建立城鄉居民統一的醫療保障模式,為城鄉居民提供平等可及的醫療服務。加拿大醫療保健服務是以全體國民能夠得到必需的醫療衛生保健為基礎的,凡該國居民,不論其政治信仰及經濟狀況,其享有醫療保健服務的權利都是同等的。我們也應該以省級行政區域為單位來統籌醫療保險基金,取消現行的按人群設置醫療保險基金的做法,建立統一的醫療保險政策和制度,取消定點醫療單位的限制,使城鄉居民能夠得到平等可及的醫療服務。
4、規范管理、依法管理,創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中國特色醫療保障服務體系。加拿大聯邦政府實施兩級出資、省級管理模式,強化國家立法。我們可以通過經濟補償手段控制醫院的發展速度及方向,以保障衛生服務的【7】 公平性、可及性,并有效地控制醫療費用的過渡上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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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關于瑞典醫療保險制度的考察報告
關于瑞典醫療保險制度的考察報告
2004年8月15日至26日,由中國社會保險學會醫療保險分會組織、拜爾醫藥保健有限公司協辦的醫療保險考察團,對瑞典的社會保障制度重點是醫療保險制度進行了考察。考察團有醫療保險分會、部社保中心以及吉林、山東、廣西、湖南、北京、上海、青島等省市勞動保障廳和醫療保險經辦機構的有關負責同志共11人組成。考察期間,聽取了瑞典國家社會保險局有關官員和專家的情況介紹,并與之進行了座談和交流。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瑞典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情況
瑞典位于歐洲北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東部,東北毗鄰芬蘭,西部與挪威接壤,南部與丹麥隔海相望,東鄰波羅的海,面積約45萬平方公里,人口已超過900萬人,是北部歐洲的重要國家。
瑞典的社會保障制度本著為每個公民提供經濟“安全網”的指導思想,實行普遍性和統一性的原則,所有公民都有權利獲得基本的社會保障,并由國家承擔各種風險。社會保障的內容除養老、醫療、失業、傷殘、生育保險外,還有兒童津貼、遺屬津貼、單親家庭津貼、住房津貼和接受教育培訓的津貼;除現金津貼外,還提供醫療等照料服務,瑞典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廣大國民解除了生、老、病、死、傷殘、失業等后顧之憂。
在瑞典,政府為支付高昂的社會保障費用,除了要從國家稅收中撥款外,還向雇主、雇員征繳社會保障稅。一般雇主要按雇員工資收入的31.26%繳納社會保障稅,雇員僅負擔1%的失業保險和2.95%的醫療保險稅以及1%的年金稅。自謀職業者根據收入情況,要繳納17.69-29.55%的社會保障稅。
瑞典社會保障目前采取的是現收現付的基金模式,但專門的社會保險稅已不能滿足支付,還必須靠政府從國家稅收等其它方面給予補充。2001年,瑞典全國用于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和社會服務的總開支相當于GDp的36%,其中用于社會保障的總支出(不含失業保險)約3610億克朗,相當于GDp的16%。社會保障支出的具體情況是:養老金支出1740億克朗,占48%;醫療保險1140億克朗,占32%;家庭和兒童福利支出540億克朗,占15%;其它保險支出94億克朗,占2.6%;管理費支出85億克朗,占2.4%。
瑞典社會保障的管理體制比較統一,社會保障從立法到各項待遇的支付,涉及國會、衛生和社會事務部、勞動部等部門。國會在瑞典社會保障立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國會中有專門的社會保險立法委員會,社會保障的每一個法案在國會討論表決之前,先由社會保險立法委員會討論。委員會的成員由各黨派人士、專家組成。由于委員會和議會中執政黨占多數席位。所以,一般來講在委員會中獲得通過并取得一致意見的法案,在議會中會獲得通過。
瑞典的社會保險管理機構包括衛生和社會事務部、勞動部。衛生和社會事務部是社會保險的主管部門,它的職責范圍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兒童津貼和家庭、遺屬補助等項政策的制定。勞動部負責失業保險政策、就業政策和再培訓等工作。衛生和社會事務部實行“小部大事業機構”的管理體制。下設15個局,其中之一是國家社會保險局,是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它在地方設有21個分支機構,共有230個基層辦公室,有工作人員14500多人。這些地方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負責除失業保險以外的繳費、登記和待遇的具體審核發放。
二、瑞典醫療保險(亦稱健康保險)的有關情況
瑞典的醫療保險制度始于1955年,經過多年發展日臻完善。1982年瑞典通過衛生立法,規定本國公民在患病(或生育)時均有資格領取由地區社會保險局支付的“醫療費用補助”。16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隨其父母參加醫療保險。瑞典的醫療事業主要由地方政府舉辦,私人開業醫生只占全國醫生人數的5%。公民生病均按規定到相應的醫療單位就醫,一家人只要有收入的成員將收入的2.8%交醫療保險稅,全家即可享受以下公費醫療待遇:(1)醫療保健費用,包括醫生治療費、住院費、藥費、往返醫院的路費等,這些費用先由投保人支付,然后到醫療保險機構按規定的標準報銷。(2)疾病津貼。投保人生病期間的收入損失,從病后的第4天起可以享受疾病津貼。疾病津貼一般無時間限制,但在3個月后,需要進行檢查,以確定能否改做其他工作。如確定可以改做其他工作,則接受再就業的職業培訓;如確定不能重新工作,失去勞動能力,疾病津貼便由殘疾年金來代替。(3)產婦津貼。產婦除享受一般醫療保健待遇外,還可領取一份產婦津貼。根據1974年的立法,產婦津貼稱為父母津貼,按1982-1983年的規定,父母津貼在180天內每天發37克朗,如父母為雇傭人員,這期間可獲得一份相當于每天勞動收入的90%的現金津貼。
瑞典醫療保險制度的參加者主要是年收入達到一定標準以上(1995年規定的收入標準為6000克朗)的在職者或已經登記的失業者,到外國工作不超過1年的瑞典人也可以參加醫療保險制度。在瑞典受雇于外國雇主的外籍人,如果有意在瑞典工作1年以上,同樣可以參加醫療保險制度。
瑞典醫療保險基金來源于雇主、雇員和政府三方分擔的費用。1995年,雇員繳納的醫療保險費的標準為其工資的2.95%,自營就業者的繳費標準為個人收入的9.12%;雇主承擔費用的標準為雇員工資總額的6.23%;政府承擔全部醫療保險所需費用的15%。
醫療保險津貼的支付從被保險人因健康問題失去勞動能力的第15天開始,每周支付7天,有工作收入的養老金領取者,醫療保險津貼的領取天數180天。醫療保險津貼標準存在階段差別,從患病的第15天到第365天,醫療保險津貼標準為其原來工資的80%,從第366天起,醫療保險津貼標準降為其原來工資的70%。普通患病雇員患病時間為2-3天者,由雇主支付其原來工資的75%作為健康津貼,患病時間為4-14天的雇員,由雇主支付其原來的工資的90%作為健康津貼。自營就業者及其他符合醫療保險領取條件者,患病后的第2-3天,由醫療保險基金為其支付健康津貼,支付津貼的標準為其原來月平均收入的65%,第4-14天的支付標準為其原來月平均收入的70%。醫療保險健康津貼每天最高領取標準不得超過587克朗。
瑞典父母保險制度規定,父母保險津貼的領取者,需要在產前至少已經參加父母保險制度240天。父母保險津貼的具體標準為:自孩子出生日開始計算,出生后前60天的津貼標準為父母原來工資的90%,此后300天的標準為父母原來工資的80%,再往后的90天的標準為每天60克朗。每一子女出生時,領取父母保險津貼的時限至少不能少于450天。
瑞典醫療保險制度和父母保險制度由國家社會保險局統一管理,地方社會保險機構負責實施。瑞典醫療保險和父母保險法令明確規定,所有醫療保險和父母保險津貼都應納稅,醫療保險與父母保險津貼的標準隨每年收入基數的調整自動調整。
三、幾點思考和啟示
瑞典社會保障制度開始于19世紀初,至今已經歷了100多年的發展歷程。在這百余年的發展中,瑞典社會保障制度表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遵循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普遍原則與堅持本國特色相結合。在社會保障財政來源方面,瑞典政府財政資助和雇主繳費所占比例最大,被保險人個人繳費所占比例很小;在社會保障制度管理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瑞典社會保障制度管理的主要機構,主要社會保障項目由中央政府管理,地方政府則在社會救濟和社會服務方面發揮作用,一些社會保障項目,如失業保險,實行自愿性保險原則,這些自愿性社會保險項目主要由各種自愿性社會保險組織管理,中央政府相關部門僅對其進行監督。
二是在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發展過程中,政府的主動努力與公民的廣泛參與相結合。瑞典社會各階層不僅能積極參與社會保障制度、政策的制定,而且可以參與社會保障措施的實施和管理,使瑞典各項社會保障政策基本上能夠為民所謀,為民所知,為民所行,這有利于瑞典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和政策措施更好地貫徹實施。如瑞典上世紀80年代以來頒布的保健法、病假工資法案、提高健康保險津貼標準等法案,都是經過廣泛征求國民意見,經國會多次討論后施行的。
三是在社會保障的責任和權利的關系方面,瑞典經歷了一個比較強調政府責任,到逐步強調雇主責任,最后發展到爭取實現政府責任、雇主責任與個人責任的協調和平衡的過程。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政府財政補助在瑞典社會保障財政來源中所占比例最大,雇主繳納的社會保障費所占比例居第二位,雇員繳費所占比例處于第三位。這反映出瑞典政府在社會保障中承擔主要責任,這種過度的國家責任成為瑞典“福利病”的重要原因。上世紀80年代以后,瑞典開始社會保障改革,政府財政補助在社會保障財政來源中所占比例穩中有降,雇員個人幾乎不再繳納社會保障費,而雇主繳費所占比例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到90年代中期,瑞典試圖通過激進的改革措施改變長期以來社會保障制度責權利方面的偏差,通過調整社會保障籌資模式,增加個人繳費比例,謀求政府、雇主和雇員個人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責權關系的基本協調,消除瑞典福利病的根源,收了初步效果。
通過對瑞典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醫療保險制度的考察,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三點:
1、進一步加深社會保障制度對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重要作用的認識。瑞典的社會保障計劃相當龐大,費用支出驚人,納稅比例居世界前茅。盡管各國不少人士對其制度有種種非議,但不管怎么說,近百年來瑞典是世界上最安定的國度之一,總的講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是可觀的,用瑞典人的話說,把錢花在福利上,比把錢花在監獄上要好得多。相比之下,盡管我國政府近幾年來加大了對社會保障的投入,但總的來講還應繼續加大,特別是對醫療保險,中央財政還沒有直接進行過補助。從近期看,起碼對困難群體的大病醫療救助,包括中央財政在內的各級財政,都應該適當予以補助,以解決困難企業和職工的實際困難,維護社會穩定。
2、社會保障的發展要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瑞典的福利社會以“三高”著稱,即:“高工資、高稅收、高福利”。“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水平的維持最終要由全體國民來承擔。這個度如果掌握不好,將會影響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瑞典在這方面是有深刻教訓的,在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初,瑞典的公共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35%迅速增長到60%,從而出現嚴重的財政赤字,瑞典模式發展成“瑞典病”。從上世紀80年代以后,瑞典進行了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才開始逐步擺脫“瑞典病”的困擾。這個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汲取。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發展才是硬道理”。社會保障水平必須注意與經濟發展水平協調發展,既要穩步推進,使人們充分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又要統籌兼顧,不能由于片面追求社會保障的高水平而拖了經濟發展的后腿。
3、要努力增加公眾對社會保障的參與度和認知度。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涉及社會各方面、各階層的利益,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和積極參與。在普遍實行勞資集體協議制度以及社團主義政治和利益集團的政治特征下,瑞典社會各階層對社會保障的參與和了解程度是比較高的。從我們在瑞典與一般民眾,包括司機、導游的接觸看,他們對醫療保險費用的籌集、待遇的給付以及醫療衛生服務的情況,大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這方面我們是有不小差距的,還有不少工作要做,需要進一步加強醫療保險政策的宣傳和咨詢工作,讓廣大職工群眾進一步了解和掌握相關政策,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中國社會保險學會醫療保險分會考察團
二ОО四年九月五日
第五篇:關于瑞典醫療保險制度的考察報告(范文)
關于瑞典醫療保險制度的考察報告
一、瑞典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情況
瑞典位于歐洲北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東部,東北毗鄰芬蘭,西部與挪威接壤,南部與丹麥隔海相望,東鄰波羅的海,面積約45萬平方公里,人口已超過900萬人,是北部歐洲的重要國家。
瑞典的社會保障制度本著為每個公民提供經濟“安全網”的指導思想,實行普遍性和統一性的原則,所有公民都有權利獲得基本的社會保障,并由國家承擔各種風險。社會保障的內容除養老、醫療、失業、傷殘、生育保險外,還有兒童津貼、遺屬津貼、單親家庭津貼、住房津貼和接受教育培訓的津貼;除現金津貼外,還提供醫療等照料服務,瑞典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廣大國民解除了生、老、病、死、傷殘、失業等后顧之憂。瑞典社會保障目前采取的是現收現付的基金模式,但專門的社會保險稅已不能滿足支付,還必須靠政府從國家稅收等其它方面給予補充。2001年,瑞典全國用于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和社會服務的總開支相當于gdp的36%,其中用于社會保障的總支出(不含失業保險)約3610億克朗,相當于gdp的16%。社會保障支出的具體情況是:養老金支出1740億克朗,占48%;醫療保險1140億克朗,占32%;家庭和兒童福利支出540億克朗,占15%;其它保險支出94億克朗,占2.6%;管理費支出85億克朗,占2.4%。
瑞典社會保障的管理體制比較統一,社會保障從立法到各項待遇的支付,涉及國會、衛生和社會事務部、勞動部等部門。國會在瑞典社會保障立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國會中有專門的社會保險立法委員會,社會保障的每一個法案在國會討論表決之前,先由社會保險立法委員會討論。委員會的成員由各黨派人士、專家組成。由于委員會和議會中執政黨占多數席位。所以,一般來講在委員會中獲得通過并取得一致意見的法案,在議會中會獲得通過。
二、瑞典醫療保險(亦稱健康保險)的有關情況瑞典醫療保險制度的參加者主要是年收入達到一定標準以上(1995年規定的收入標準為6
000克朗)的在職者或已經登記的失業者,到外國工作不超過1年的瑞典人也可以參加醫療保險制度。在瑞典受雇于外國雇主的外籍人,如果有意在瑞典工作1年以上,同樣可以參加醫療保險制度。醫療保險津貼的支付從被保險人因健康問題失去勞動能力的第15天開始,每周支付7天,有工作收入的養老金領取者,醫療保險津貼的領取天數180天。醫療保險津貼標準存在階段差別,從患病的第15天到第365天,醫療保險津貼標準為其原來工資的80%,從第366天起,醫療保險津貼標準降為其原來工資的70%。普通患病雇員患病時間為2-3天者,由雇主支付其原來工資的75%作為健康津貼,患病時間為4-14天的雇員,由雇主支付其原來的工資的90%作為健康津貼。自營就業者及其他符合醫療保險領取條件者,患病后的第2-3天,由醫療保險基金為其支付健康津貼,支付津貼的標準為其原來月平均收入的65%,第4-14天的支付標準為其原來月平均收入的70%。醫療保險健康津貼每天最高領取標準不得超過587克朗。
瑞典父母保險制度規定,父母保險津貼的領取者,需要在產前至少已經參加父母保險制度240天。父母保險津貼的具體標準為:自孩子出生日開始計算,出生后前60天的津貼標準為父母原來工資的90%,此后300天的標準為父母原來工資的80%,再往后的90天的標準為每天60克朗。每一子女出生時,領取父母保險津貼的時限至少不能少于450天。
瑞典醫療保險制度和父母保險制度由國家社會保險局統一管理,地方社會保險機構負責實施。瑞典醫療保險和父母保險法令明確規定,所有醫療保險和父母保險津貼都應納稅,醫療保險與父母保險津貼的標準隨每年收入基數的調整自動調整。
三、幾點思考和啟示
瑞典社會保障制度開始于19世紀初,至今已經歷了100多年的發展歷程。在這百余年的發展中,瑞典社會保障制度表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遵循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普遍原則與堅持本國特色相結合。在社會保障財政來源方面,瑞典政府財政資助和雇主繳費所占比例最大,被保險人個人繳費所占比例很小;在社會保障制度管理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瑞典社會保障制度管理的主要機構,主要社會保障項目由中央政府管理,地方政府則在社會救濟和社會服務方面發揮作用,一些社會保障項目,如失業保險,實行自愿性保險原則,這些自愿性社會保險項目主要由各種自愿性社會保險組織管理,中央政府相關部門僅對其進行監督。
二是在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發展過程中,政府的主動努力與公民的廣泛參與相結合。瑞典社會各階層不僅能積極參與社會保障制度、政策的制定,而且可以參與社會保障措施的實施和管理,使瑞典各項社會保障政策基本上能夠為民所謀,為民所知,為民所行,這有利于瑞典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和政策措施更好地貫徹實施。如瑞典上世紀80年代以來頒布的保健法、病假工資法案、提高健康保險津貼標準等法案,都是經過廣泛征求國民意見,經國會多次討論后施行的。
三是在社會保障的責任和權利的關系方面,瑞典經歷了一個比較強調政府責任,到逐步強調雇主責任,最后發展到爭取實現政府責任、雇主責任與個人責任的協調和平衡的過程。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政府財政補助在瑞典社會保障財政來源中所占比例最大,雇主繳納的社會保障費所占比例居第二位,雇員繳費所占比例處于第三位。這反映出瑞典政府在社會保障中承擔主要責任,這種過度的國家責任成為瑞典“福利病”的重要原因。上世紀80年代以后,瑞典開始社會保障改革,政府財政補助在社會保障財政來源中所占比例穩中有降,雇員個人幾乎不再繳納社會保障費,而雇主繳費所占比例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到90年代中期,瑞典試圖通過激進的改革措施改變長期以來社會保障制度責權利方面的偏差,通過調整社會保障籌資模式,增加個人繳費比例,謀求政府、雇主和雇員個人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責權關系的基本協調,消除瑞典福利病的根源,收了初步效果。
通過對瑞典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醫療保險制度的考察,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三點:
1、進一步加深社會保障制度對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重要作用的認識。瑞典的社會保障計劃相當龐大,費用支出驚人,納稅比例居世界前茅。盡管各國不少人士對其制度有種種非議,但不管怎么說,近百年來瑞典是世界上最安定的國度之一,總的講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是可觀的,用瑞典人的話說,把錢花在福利上,比把錢花在監獄上要好得多。相比之下,盡管我國政府近幾年來加大了對社會保障的投入,但總的來講還應繼續加大,特別是對醫療保險,中央財政還沒有直接進行過補助。從近期看,起碼對困難群體的大病醫療救助,包括中央財政在內的各級財政,都應該適當予以補助,以解決困難企業和職工的實際困難,維護社會穩定。
2、社會保障的發展要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瑞典的福利社會以“三高”著稱,即:“高工資、高稅收、高福利”。“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水平的維持最終要由全體國民來承擔。這個度如果掌握不好,將會影響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瑞典在這方面是有深刻教訓的,在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初,瑞典的公共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35%迅速增長到60%,從而出現嚴重的財政赤字,瑞典模式發展成“瑞典病”。從上世紀80年代以后,瑞典進行了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才開始逐步擺脫“瑞典病”的困擾。這個教訓值得我們認真汲取。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發展才是硬道理”。社會保障水平必須注意與經濟發展水平協調發展,既要穩步推進,使人們充分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又要統籌兼顧,不能由于片面追求社會保障的高水平而拖了經濟發展的后腿。
3、要努力增加公眾對社會保障的參與度和認知度。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涉及社會各方面、各階層的利益,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和積極參與。在普遍實行勞資集體協議制度以及社團主義政治和利益集團的政治特征下,瑞典社會各階層對社會保障的參與和了解程度是比較高的。從我們在瑞典與一般民眾,包括司機、導游的接觸看,他們對醫療保險費用的籌集、待遇的給付以及醫療衛生服務的情況,大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這方面我們是有不小差距的,還有不少工作要做,需要進一步加強醫療保險政策的宣傳和咨詢工作,讓廣大職工群眾進一步了解和掌握相關政策,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中國社會保險學會醫療保險分會考察團
二оо四年九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