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6年OTC醫療器械代理商面臨的問題和出路

2016年OTC醫療器械代理商面臨的問題和出路

首先毋庸置疑中國醫藥政策的走向是影響現階段醫藥生態主要因素。2016年自山東疫苗事件后，國家食藥監局在全國拋起了醫藥、醫療器械整頓風暴。該次整頓涉及疫苗、藥品、醫療器械在購銷、倉儲、運輸等多個環節，直接影響現有醫藥、醫療器械購銷體制，震撼現有的市場模式和銷售運營體系。因此2016年也必將被視為醫藥、醫療器械銷售模式的分水嶺。根據目前各地市場和代理商反饋的情況以及遇到的問題，我們僅就OTC醫療器械銷售現狀做了簡單的分析和匯總，并提出對策，僅供參考。

一、間接影響OTC醫療器械事件分析

中國現有體制，醫療器械和藥品在銷售渠道和模式相同或者相近，因此對藥品批發企業的整頓如影隨形直接反饋到OTC醫療器械上。2016首當其沖的是“總局關于整治藥品流通領域違法經營行為的公告（2016年第94號）”文件（2016年05月03日發布）。目的是進一步整頓和規范藥品流通秩序，嚴厲打擊違法經營行為。該文件檢查重點歸納為3點：查人、查票、查錢。

1.查人：查產品的購銷環節，不得有個人或者不具備資質的單位參與。2.查票：查產品的購銷記錄，在購銷環節中涉及到的首營資料、隨貨同行、購銷記錄、發票、倉儲記錄必須真實無誤。

3.查錢：票、貨、錢一致，杜絕賬外賬，個人賬戶交易。

二、直接影響OTC醫療器械事件分析

國家食藥監局 2016年06月07日 發布“總局關于整治醫療器械流通領域經營行為的公告（2016年第112號）”。決定對醫療器械流通領域違法經營行為開展集中整治。該文件關鍵是以下幾點。

第二篇：探討我國基金業面臨的問題和出路范文

探討我國基金業面臨的問題和出路

摘要：中國基金業曾經有過一段受詬病的歷史，對倒、倒倉等市場操縱行為一度讓基金的誠信形象跌入谷底。經過10年摸索和發展，中國資本市場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基金公司的規模和實力也今非昔比，對于改善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結構、促進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優化、加快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繁榮資本市場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基金業深層次的矛盾依然懸而未決，其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改革任重道遠。完善基金管理要從拓寬資本來源渠道，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加速監管的市場化進程以及推進產品創新，實現產品多元化。加強我國基金托管人的監督工作、豐富基金的品種、強化基金管理公司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完善基金法律法規體系強化基金監管等方面來應對我國基金業所面臨的問題。

關鍵詞： 內部治理 外部治理 產品多元化

我國的基金業起步于1998 年，至今已有逾十年的發展歷程。盡管歷史不長，而且期間還遭遇到了多年熊市的煎熬和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新興的基金業仍然能在困難中快速發展壯大，短短十年的時間里走過了國外百年的基金發展歷史。2008 年的金融危機不僅教育了投資者，也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我國基金行業的競爭模式。隨著《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的頒布實施及各種基金的規范設立，我國基金業迅速發展，并已逐步成長為我國證券市場上影響力最大的機構投資者之一。但是，我國基金業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仍然面臨著一些問題，主要包括來自外部的客觀問題和基于內部治理范疇的問題。本文僅對我國基金業面臨的來自內外環境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一)我國證券市場環境對基金業發展存在很大制約

1.我國基金市場發展了這么多年，缺乏競爭性可能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特性。這個特征既代表了中國基金市場還處于“初級階段”，也可能是中國基金市場這些年出現了一些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的深層次市場原因，因為只有十幾家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市場，顯然是一個“寡占”性的市場，在這種狀況下的市場必然導致市場定價及游戲規則相對更有利于賣方。競爭性的基金市場既是政策推動的方向，應該也是解決“寡頭”型市場問題的歷史的邏輯的選擇。所以，一個競爭性的基金市場的即將到來是解決中國基金市場現有問題及其本身進步的重要手段。2.投資者無從分析哪些基金更適宜長期投資，往往只好等到年終報表出臺時僅憑業績一項來考核基金的水平。這種現象反過來又會促使基金只注重年終業績水平。為了年終業績不惜違規違法操作，甚至制造賬面上的虛假盈利。其實，對于基金的評價應該是方方面面的綜合評價，那些操作過程、操作理念屬于長期穩健型且運營業績優良的基金才有真正的投資價值，投資者才能同這樣的基金一起共享收益。而我國恰恰缺少一套像這樣對基金進行全面考核的評價體系。

（二）我國基金管理公司內部控制存在隱患

開放式基金由于其開放的特點，申購和贖回都將對基金公司的運作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此，完善內部控制制度是基金管理公司的生命線。從目前的情況尤其是從封閉式基金的運作情況看，基金管理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存在兩大問題：

1.基金管理人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基金的持有人與管理人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 委托人期望資產增值最大化, 代理人期望代理效用最大化, 兩者的目標函數不完全一致, 這就產生了激勵不相容的委托代理問題。由于我國的基金是由基金管理公司成立的, 而基金管理公司的大股東一般都是證券公司、銀行或者信托公司。這樣, 在基金持有人利益與基金公司控股股東利益發生矛盾時, 基金管理公司往往不是服務于基金持有人, 而是服從于基金管理公司的控股股東的利益。這時基金管理公司的運作目的也就不再是為持有人增加收益, 而是動用基金資產通過關聯交易將利益輸送給控股股東, 從而損害基金投資者的利益。

2.監察體系不夠完善。我國現有的基金管理公司中不設法律部和內部審計部，監察核稽部身兼三部的職責。整個監察體系不夠完善的地方有：（1）監察行為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據。目前的法律對基金與基金、基金與發起人及關聯企業、基金與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及基金從業人員等關系，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因此需要基金管理人制定相應的監察條例。（2）缺乏職業道德教育。（3）忽視對監察人員的監察。（4）外部監察不到位。基金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存在的問題是多方面造成的，并非基金公司一家之過，但基金公司改進內部控制制度責無旁貸。

（三）我國基金業發展所面臨的外部治理范疇問題

1.證券市場的政策市特征加大了基金業的系統風險。我國的證券市場是在政府主導下發展壯大起來的，盡管市場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在增長，但是政策仍然是決定我國證券市場走向的首要因素。一般而言，基金投資組合只能分散非系統風險，卻對系統風險無能為力。由于我國證券市場的政策市特征，只有能夠準確預測和及時掌握政策的變化，并采取相應的投資決策，才能夠分散系統風險，而對于政策的變動，基金是難以準確預測的。因此，我國證券市場的政策市特征無疑加大了我國基金業的系統風險。

2．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健全嚴重影響基金業的健康發展。目前，國內基金業監管的法律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國內目前基金監管所依據的是《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行業自律和基金管理人的自我監控尚處于探索之中。從實際的運作效果來看，我國基金管理中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只是法律形式上的關系，委托人無法通過法律手段和制度安排來防范代理人的道德風險，當代理人未能履行誠信義務的時候，利益損失就不可避免，而當利益損失發生后，也沒有相應的法律制度來保障委托人追償由于代理人行為不當所形成的損失。

3．投資者參與證券投資的意識淡薄，對基金缺乏認識。目前國內投資者對基金缺乏認識，一方面認為投資基金不如投資股票；另一方面認為投資基金不如存款，因為后者安全系數更高。其實，基金既有股票的收益性，又有存款的安全性，不過程度都略低些它是一種介于股票和存款之間的投資品種。投資者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國內居民金融投資意識淡薄，參與證券投資的程度較低。

（四）基金品種單一

目前我國基金品種比較單一，從基金類型上而言，有開放式和封閉式；就投資對象而言，僅有股票基金或者說股票債券混合基金。一般而言，一個國家金融產品的豐富程度與該國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發育程度及開放程度是密切相關的。

二、完善基金管理的對策

（一）建立完善我國基金績效評價體系及機構

建立完善基金績效評價體系及機構對投資者而言是大有裨益的。首先，投資者可以借此評價基金經理完成匯報率目標情況如何以及在投資過程中對風險的控制如何。其次，投資者還可以對基金之間、基金與實行被動投資戰略的基準指數之間進行比較，評價其績效情況。我國基金績效評價及機構的建立與完善，不僅可以切實保護投資人的利益，加強對基金管理公司的風險防范，而且有助于基金管理公司之間的競爭，起到優勝劣汰的作用，使基金真正發揮“專家理財”的作用，充當我國證券市場的“市場穩定器”。

（二）加速基金監管市場化進程

隨著我國證券市場開放程度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監管層應逐步調整對于基金的監管目標，加速基金監管市場化進程。市場化的監管包括：維護和促進市場的公正、公平、公開、高效和透明，保護基金持有人利益，防止基金業內的犯罪和欺詐行為。

（三）完善基金從業人員資格管理制度及激勵機制

人才素質是決定基金業發展的根本，建立科學的管理體制和有效的激勵機制，不斷培養和吸引優秀人才加人到基金行業是監管層和基金管理公司所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因此，要完善基金從業人員資格管理制度，組織基金從業人員的資格考試和認證，不斷提高從業人員素質；要完善從業人員的道德操守和行為規范，建立包括社會監督在內的監督機制，督促從業人員格守職業道德。

（四）完善基金法律法規體系

隨著基金的不斷發展，許多問題由于法律法規的缺乏而無法得以及時公正的處理，往往是由行政政策取而代之，而行政政策的透明度和持續性通常很難得以保證，法律法規的滯后性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證券市場的良性發展，其后果就是市場參與者自行其是，從而導致普遍違規甚至普遍違法。

因此，建立健全以《投資基金法》為核心的基金法律制度體系，使基金持有人、基金托管人、基金信托人、基金管理人的地位和相互關系通過法律的形式得以確立，明確市場運行規則，從而逐步擺脫過去過分依賴行政指令的發展軌道，逐步實現我國基金業發展的規范化和法制化。

（五）推進產品創新，實現產品多元化

我國的基金管理公司應借鑒國際基金業的先進經驗，結合國內證券市場實際情況，不斷進行基金產品的創新，適時推出價值型、成長型、平衡型、指數型、行業型等基金品種，豐富基金的投資策略和投資風格，并根據市場變化積極探索推出貨幣市場基金、債券基金、國際市場基金、保本基金、B股基金等，擴大基金的投資范圍，引導儲蓄資金和養老基金逐步進人資本市場，優化居民和企業的資產結構，滿足投資者多樣化的要求，從而推動基金業的良性發展。中國基金業未來得發展，還是充滿希望的，10多年積累了很好的基礎，現在也擁有很好歷史性發展機遇。特別是新一輪證券行業創新發展，給基金業發展帶來希望。規范契約主體行為，縮小契約“缺口” 建立“聲譽”機制，促進基金契約自我履行構建第三方強制履約體系對促進中國基金業健康、穩定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我相信中國基金業的發展會越來越好。

參考文獻

[1]劉鴻儒.中國基金業快速發展的基本經驗及其面臨的挑戰.經濟研究參考2010(3):28-30 [2]巴曙松,陳華良,王超.2008年中國基金與資產管理行業發展報告.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3]孫紹柏.淺議我國基金業風險管理.貨幣與資本.2010(4):96-97 [4]邢雷.我國基金的現狀及對策研究.四川經濟管理學院學報2011(2):42-44 [5]張啟富．我國基金契灼不完全的原因與對策分析[J]．中國怔券業研究，2005，(4)．

[6]拉斯·沃田．契約經濟學(第2版)[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7]張小鋒.我國基金投資策略研究.西安:西安理工大學出版社,2010.[8]艾倫.投資學精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9]賀顯南,吉嫻.我國契約型基金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與對策.廣東: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09 [10]肖欣榮,楊銳.中國基金投資行為研究.科學出版社,2009.

第三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問題和出路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問題和出路

摘要：該文分析了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提出了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觀點新方法。

關鍵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革出路

吳成明，吳若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問題和出路[J].農業工程技術，2017，37（20）：2+7.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不僅要吃得飽，而且要求吃得好，吃得營養健康。城鄉居民對農產品的需求由低端消費轉入高端消費，而在供給端，農產品往往不能滿足這些需求，造成大路貨居多，一些品種過剩難賣，另一方面中高端產品緊缺，農產品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這就面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一、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問題

1、農產品供需關系失衡

近四十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農產品總量不足的問題，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快速躍升，中高端農產品國內供給不足，進口顯著增加，大宗農產品供應充足，價格低廉，甚至積壓滯銷。這就迫切需要調整農業結構，增加中高端農產品供給，壓減低端農產品供給，實現農產品供需平衡。

2、農產品成本居高不下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不斷深入，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出現短缺，勞動力成本上升，農資土地價格大幅上升，助推了農產品成本上漲。

農業基礎建設投入不足。靠天吃飯造成產量低，品質差，成本高。

生產經營規模小。全國人均耕地占世界的43%，農戶地塊小而分散，不利于規模經營和科技進步，使全國農業生產滯留在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階段，導致農產品成本過高，缺乏市場競爭力。

流通環節較多成本增加。農產品從生產到消費至少經過5-6個環節，每個環節層層加價。再加上農產品自身易腐易損，自然和人為損耗嚴重。張家口地區最遠的縣距北京不足300公里，而蔬菜盛產季節有時要繞道山東壽光，再返回北京，增加了運輸成本。

3、農業資源透支利用

長期以來農產品的總量是拼資源提高的，隨之帶來了生態惡化。

水資源嚴重不足。我國是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國家，尤其是河北省北部地區屬重度缺水，近年來過度開發利用，地下水位不斷下降，旱災頻繁。

人均耕地減少，土壤安全日趨嚴重。全國人口眾多，人均耕地少，實行承包責任制后，超小規模的家庭經營使中國農村經濟帶有濃厚的小農經濟色彩，農民為了獲取更大利益，大量施用化肥、農藥，使土壤質地、結構遭到破壞，土壤污染日趨嚴重。

4、科技創新能力不足

盡管我國農業科技進步的貢獻率超過56%，總體而言，與農業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以大豆為例，全國大豆平均畝產長期徘徊在125 kg以下，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3。農業科技創新有待于提高整合，縣級缺乏高層次農業科技人才，缺乏農業高科技園區的引領和示范，缺乏復合型領軍人才。

5、土地流轉制度不完善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以家庭為生產單元不適應農業現代化的要求，必須通過土地流轉來實現規模經營，現行土地流轉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1）土地流轉不規范

大部分農民以口頭協議進行流轉，隨意性和不穩定性強。少數農民即使簽有合同條款也不規范，雙方責、權、利不明確，一旦發生糾紛，調解的難度較大。

（2）土地流轉制度不建全

土地流轉補償制度和土地投資補償制度尚未建立；土地流轉管理職能較弱；缺乏完善的土地價格機制；受國家惠農政策影響，農民爭搶土地承包權。

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出路

1、優化產業結構

當前糧食呈現生產量、進口量、庫存量“三量齊增”現象，糧食供求關系發生階段性變化，從大宗農產品看，大豆短缺，玉米積壓。從品質看，普通品質的農產品供給充裕，優質高端品牌的農產品緊缺，這就需要不斷理清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思路[1]。

2、加快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業提質增效

當前，農業發展正處于重要的轉型期，面對種種制約，困難和挑戰，必須堅持用發展新理念，破解“三農”新難題，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農業發展主要方向。不僅要保障農產品數量，更要在改善結構，提高質量效益上下功夫，使農產品供給數量充足，品種和質量契合消費者需要，形成結構合理，保障有力的農產品有效供給，走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農業現代化道路[2]。

3、降成本

（1）適度規模經營

適度規模經營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便于機械化作業，實現剩余勞動力轉移，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優化經濟結構，從而降低農業成本，降低不確定的自然和市場風險，提高農民收入。

（2）加大科技興農力度

農業科技進步，可提高農業生產率。精準施肥，測土配方施肥等技術可降低化肥盲目使用量。通過農業物聯網，打造出實時監控，精準種植，科學管理的農業生產新業態，推進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轉型，從而實現集約、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現代化農業發展目標。

（3）?p少流通環節，降低產品成本

采用農超對接、互聯網+等新業態，實現農產品直接銷售。

（4）加快土地流轉

土地流轉應納入黨委、政府的重要工作議程，縣成立土地流轉服務中心，鄉鎮成立服務站，村集體選派聯絡員。現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這一政策既不公平，又無效率，農民也不滿意，國家應出臺土地增減占補平衡補償機制的政策法規。

4、去庫存

目前的重點就是消化玉米庫存，主要通過減供給，增需求來實現。

（1）減供給

通過行政干預和市場調節減少玉米種植面積，增加經濟、飼料作物種植面積。

（2）增需求

對玉米進行深加工延長產業鏈來實現。

5、補短板

加強基層農技推廣服務體系建設，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培養一批新型職業農民，加快農業基礎建設。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以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以農業產業化為抓手，以土地制度改革為突破口，以農業產業化和新型城鎮化同步協調發展為主，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3]。

參考文獻

[1] 陳錫文，韓俊 主編.中國農業供給側改革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1.[2] 賈 晉，申 云.農業供給側改革[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6.8.[3] 2015-2016中央一號文件.

第四篇：當前冤獄防范面臨的問題和出路

當前冤獄防范面臨的問題和出路

這些年糾正的冤案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被冤枉的人都被刑訊逼供。歸根到底，冤案發生是因為制度建設、權利保護不到位。

冤案發生的頻率和制度設計的水平體現了社會、尤其是政府、執政黨對冤案的容忍度。我們應該樹立一個觀念――不能夠辦一個冤案，把疑罪從無觀念貫徹到底。

有一些制度是可以預防冤假錯案的，如沉默權原則、非法證據排除原則、犯罪嫌疑人在被詢問時享有律師在場權、關鍵證人對質權。

一方面通過制度完善，盡可能從源頭杜絕冤案發生；另一方面通過司法人員努力，嚴格遵守司法程序，遵守當事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議提出要建立冤獄防范、冤案及時糾正的機制。對這個問題，我想談三個觀點。

古今中外都有冤案，但是中國的冤案略有不同

古今中外都有冤案，中國的冤案略有不同。在于中國的權利保護不到位、制度設置不到位。這是主因。

香港首席大法官李國能說香港沒有冤案，這個我相信，因為香港地方小。但是像中國內地這么大地方，不可能沒有冤案。英國很小，也有冤案，法國也有冤案，美國更有冤案，中國古代也有冤案。哪一個稍微大的國家說沒有冤案？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就目前來看西方國家的冤案有個共同的特點，例如《錯案》所論述的那樣，冤案發生是由于DNA技術等科學技術不夠發達造成的。以前沒有DNA這項技術，現在有這項技術糾正了很多冤案錯案，如果更早一些就有這個技術，冤案就會少了，在很大程度上會降低。同樣地，人們以前比較容易輕信目擊證人證言，以為證人既然親自在場，他說的怎么可能會錯；現在我們通過科學研究尤其是反復實驗，發現目擊證人犯錯的比率很高，因此不再那么輕信目擊證人的證言，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冤案。所以現代西方社會冤案的發生主要是由于科技不夠發達。

中國冤案發生的原因和西方不一樣。最近這些年糾正的冤案，像佘祥林被指控殺妻，最后他妻子活著回來了；趙作海被指控殺害其鄰居，最后鄰居也活著回來了；杜培武被指控殺害他的妻子和妻子的情人，最后真兇被發現了。這些冤案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被冤枉的人被刑訊逼供。這和西方國家披露的冤案發生的原因是完全不一樣的。科技不發達不是通過偵查人員的努力可以避免的事情，刑訊逼供則通過主觀努力完全可以避免。

刑訊逼供不是說法律不禁止，1979年刑訴法就明文禁止。但是我們在禁止刑訊逼供方面制度不到位。我認為刑訊逼供是可以禁止的，只要愿意下決心去禁止。那么多年的頑疾，從1979年恢復法治建設以來，我們幾乎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講刑訊逼供，難道是不可治愈的癌癥嗎？其實是可以治愈的，就看愿不愿意下決心治愈它。有一些制度我們明明知道是可以防止冤假錯案、可以防止刑訊逼供的，如沉默權、訊問時候律師在場權等，但我們不去確立，在法律上不去規定。我想，這是中國大陸冤案發生的最根本原因。

任何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逮捕拘禁必須要告知他有權保持沉默、有權聘請律師，如果沒錢請律師可以幫他。這是1966年米蘭達案件宣布的規則。當年米蘭達案最高法院法官一判完，全國媒體一起聲討，甚至尼克松總統也反對他，說這個制度太嚴厲了，讓很多犯罪分子逍遙法外。尼克松之所以能上臺就是因為這個事情；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幫助他登上總統寶座；他極力反對當時聯邦最高法院頒布這個規則，并承諾選舉勝利后一定設法改變這個規則，所以贏得了選民信任。他上臺以后又促使議會通過了新規則。但是聯邦最高法院頒布的規定，他沒有辦法改變，一直實施到現在，對于保護嫌疑人權益發揮了巨大作用。香港也是這樣，香港為什么沒有冤案，跟權利保護到位有關。

冤案發生的頻率和制度設計水平體現了社會、尤其是政府、執政黨對冤案的容忍度

我從無罪推定談起。無罪推定其實在中國古代就已經作為一種觀念形式存在。《尚書》說“與其殺不故，寧失不經”，就是說與其將可能無辜的人判處死刑，不如離經叛道將其放了算了。這說明在中國歷史的源頭無罪推定是有依據的，有豐厚的文化資源。西方也實行無罪推定。但是最開始起源于一些諺語，比如說布萊克斯通說“寧可錯放10個也不錯殺1人”，后來有人說“寧可錯放20人也不冤枉1人”。有沒有說寧可錯放1萬個也不錯殺1人的？有沒有說寧可錯放100萬也不錯殺1人？如果寧可錯放100萬也不冤枉1人，刑事案件就沒有冤案，就可以宣傳中國大陸沒有冤案，因為中國大陸每年刑事案件大約是八九十萬件；如果寧可錯放100萬，就用不著刑事審判了。但是這不可能，任何一個社會除了特別小的像梵蒂岡可以做到這點，任何一個大國都不可能做到。

刑事審判有幾種情況，一種是所有有罪的人都被定罪；一種是所有無罪的都不被冤枉；還有一種情況是大多數有罪的人都被定罪；最后一種情況是大多數無辜的人都不被冤枉。第一種情況是不可能的，所有有罪的人都定罪那就得把所有的人全部抓起來。有人建議說把15歲以上65歲以下男子全部抓起來大約可以做到所有有罪的人都不被放縱，我看即使這樣也未必。第二種情況也不現實，你完全不起訴不定罪大約能實現這個目標。只有在第三種、第四種之間進行選擇，是寧可冤枉更多的無辜者，還是寧可放縱更多的有罪者。制度是選擇放縱更多的有罪者（無辜者被冤枉的可能性相應降低），還是選擇冤枉更多的無辜者（有罪者逃脫懲罰的可能性相應降低）？我認為我們的制度選擇了冤枉更多的無辜者。我們不能容忍一個有罪的人被放縱，所以只好在制度設計的時候選擇冤枉更多的無辜者。

我們制度建設能不能到位，體現的是執政黨、政府對冤案的容忍度。不是說明知道一個被告人是冤枉的還要冤枉他，事實上辦冤假錯案的那些人也都是好人。呼格案件的辦案警察并不比別人更欠缺正義感，他可能比一般人有更強烈的正義感，他把這個人抓起來也是樸素的正義感，這個人強奸殺人不應該抓嗎？而是說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容忍有罪者、可能的有罪者被放縱，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可能的無辜者被冤枉。換句話說，我們會在冤枉可能的無辜者和放縱可能的有罪者之間到底選哪個？我想包括中國古代以及上世紀80年代之前，甚至包括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前，我們一直選擇的是寧可冤枉更多無辜者也不放縱更多有罪者。這是一個觀念問題，如果這個觀念不解決，說再多也是無用的，接下來要講的制度建設，也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只有當我們接受了寧可放縱更多的有罪者也不冤枉一個事實上的無辜者，只有我們確立了這樣的觀念，我覺得接下來的探討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

第五篇：當前我國農民增收面臨的主要問題與出路

當前我國農民增收面臨的主要問題與出路

黃 宇王 薇張 敏孫斌趙峰峰呂學哲

農民收入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農村經濟的晴雨表，在近幾年的農村經濟發展中，農民收入又成了一個十分引人關注的問題。1998年中央農村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穩定”的指導方針，這反映出黨和政府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它不僅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綜合反映和落腳點，而且是關系到農村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因素。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農民收入緩慢增長的局面一直沒有根本改變。到1997年時人均純收入增長

4.6%，較1996年下降了4.4個百分點。199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162元，扣除物價因素，比1997年實際增長4%，增幅比1997年回落0.6個百分點。1998年農民收入增長主要是來自工資性勞動報酬的增加，而農民從農業中獲得的收入卻出現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負增長。199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210.34元，較1998年增長2.23%，增幅回落了1.77個百分點。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253.42元，較1999年增長了1.82%，回落了0.41個百分點。以上數字可以看出改革以來農民收入增長問題遇到了相當嚴峻的局面，農民的收入連續4年增長幅度下降，相當部分糧棉主產區和以農產品為主要收入的農戶家庭收入絕對額減少。

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速大幅度回落，從短期看是三個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是農業，由于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及農產品供求格局發生變化，農民通過出售農產品增加收入的空間日趨狹小。其次是農村非農產業，受亞洲金融危機等環境變化影響，加上自身結構調整的滯后，1997年全國鄉鎮企業虧損面從上年的7%擴大到15%，從業人員凈減少458萬人，因而也不能對農民收入增長做出更多貢獻。第三是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隨著國企改革的大力推進，城市下崗職工增多，農村勞動力的城市就業的競爭加劇，就業機會減少，再加上城市對外來農村勞動力的排擠限制，農民在農村以外尋求就業增加收入的道路愈來愈窄。除上述短期因素外，當前農民收入增長趨勢還有更為深刻的原因，改革以來支持農民收入增長的基本手段主要有兩條：一是通過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途徑，刺激農產品產量的增加；二是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村非農產業，促進農村產業和就業結構的調整，20世紀80年代初期，前者作用較突出；80年代中期以后，后者效果特別明顯；90年代以來 1

兩種手段并用，但農民收入經過一段時期增長后，增幅突然回落，這就使得當前農民收入問題變得非常復雜，若不切實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必將積重難返。

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若干思路

一、關于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農業仍是大多數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提高農民收入，首先要把農業搞好。在計劃經濟時代，在產品短缺的情況下，關于農業質量問題對農民并不重要。當時消費者“饑不擇食”對產品質量并不講究。因此，那時農民搞“產量農業”，增產就能增收。現在農產品普遍供過于求，在這種形式下抓農業，就不能像過去那種一般意義上多種點什么、少種點什么的適應性調整或邊際性調整，而是具有全局意義的戰略性調整，是在農產品供給有余的格局下，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使農業生產的質量和效益有一個新的飛躍。

第一，大力提高農產品質量，推動農業從過去只注重產量的增加向穩量提質的方向轉變。現在來自市場的信號清楚的告訴我們，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消費水平的提高，買方的挑剔性選擇增強，對農產品質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現在一些地方出現賣難，難就難在產量雖高，但品種質量不對路，不是市場無情，是品種質量對市場不適應。在這種情況下，靠產出能力的擴張，已很難讓農民的錢袋鼓起來，所以要走農業產業化的道路積極推進結構升級，發展富有競爭力的優質農業、特色農業，積極推進科技創新，大力研究推廣以提高質量為目的增效技術。必須清醒的看到，現在農民增收主要是依賴整體性的產業提升。因此要下決心壓縮低質品種，擴大優質品種，盡快扭轉品種單

一、產量型為主的格局。這同時就要求大力推廣科技興農，在思路上創新，大力提高科技對農業增收、農民增收貢獻水平，把研究推廣既能增產又能增質、增效的先進技術作為“重頭戲”。農業科研部門要更新思路，把解決農業生產中的效益型技術問題和培育優質品種作為首要任務，解決農產品品位低、質量不高的問題。同時，要對傳統老品種進行技術改造，用新技藝、新工藝進行嫁接，加速農產品的更新換代。

第二，調整農業生產布局發展特色農業，把各地的優勢發揮出來。要向特色農業挖潛力、要效益。作為一個地區來說，不可能作到所有農產品都達到自給自足，通常選擇最具本地優勢的農產品加以重點發展，使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和經濟優勢，并通過市場競爭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一個地區在某些農產品的生產方面有所不為，才能在另外一些具有優勢的農產品生產方面大有作為，有所不為是為了大有作為，兩者互為條件。國家提倡的多種經營并不是各個地區樣樣經營。我們不能看到市場上某種或某些農產品價高好銷，就不顧當地具體條件地一哄而上。這種跟著市場后面轉的做法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比較穩妥的選擇是，將當地條件與市場需求連接起來，實現區域化布局、專業化分工、規模化生產和社會化服務，維護和提高產品的信譽，形成相對穩定的消費群體和銷售區域，并不斷增強產品競爭能力，努力開拓新的市場，使區域優勢在市場競爭中得以充分發揮和逐步擴大。根據產品品質特征與地域的專一性和生產的季節互補性，因地、因品種、因時選擇市場空檔，并根據市場多樣化需求，發展不同檔次農產品，形成高、中、低檔并舉的格局，有效保持特色、特質和特價。

第三，積極發展農產品加工。農產品增值也好，拓寬市場也好，還是靠加工。加工度越深，附加值就越大，市場也就越廣闊。所以要下工夫改進農產品的采收、包裝和貯藏保鮮技術，如分級精選、果實套袋、上蠟、印字等，改善農產品外觀形象，提高檔次，提高其附加值。

以上所談提高農產品質量、調整農業生產布局和擴大農產品加工是搞好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主要途徑。

我們認為，除了上述大的主要調整以外，還有許多實際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有些地方出現產品銷售困難，不完全是品質問題，也不完全是市場不需要，而是市場開拓不力，產品在市場上沒有站住腳。所以，要求農村的經濟組織者，增強市場意識，向市場低頭，把市場的研究和開拓作為生產經營活動的起點和歸宿，摒棄重生產輕流通的傳統思維。還值得注意的是，各地產地批發市場建設滯后，功能單一，設施簡陋，根本不能滿足農民進入市場的需要，這是農產品市場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要把星羅棋布的“田頭市場”升級為規范的批發市場，使農民便于銷售，并直接感受市場供求價格信息。還有我認為農民普遍感到缺乏市場信息，各地應加快農村經濟信息網建設，在各縣市涉農部門和大型產品批發市場普遍建立農業信息終端和服務網，實施網上運營。

二、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

農民增收困難，難就難在農民太多，不轉移農業人口，農民增收就沒有希望。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核心是向哪里轉：

首先，鄉鎮企業仍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渠道。

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的發展對于緩解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做出巨大貢獻。鄉鎮企業由于資本密集度較低，其就業生成能力比城市國有企業要高得多，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現在，鄉鎮企業發展出現困難，面臨的制度環境和市場以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新的環境下，鄉鎮企業不可能在所有的行業都與城市企業展

開競爭。在經濟發展制度結構調整，大部分行業生產能力出現相對過剩的情況下，鄉鎮企業要適應國內和國際市場競爭的要求，對產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這是保證鄉鎮企業持續增長和就業容量不斷提高的關鍵。一是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中國農產品加工業目前仍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別是農產品的深加工大都在城市。鄉鎮企業應抓住機遇，把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作為再次創業的突破口。中西部地區既是農產品的主要產區，也是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最具潛力的地方。今后，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主要在中西部地區，發展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加工業，不僅有利于中西部地區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而且可以緩解農村剩余勞動力跨地區流動的壓力。二是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相對于第二產業發展的規模和要求而言，農村第三產業總量不足，發展相對滯后。1997年，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比重，全國為26.4%，農村僅為14.8%，第三產業占三次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全國為32.1%，農村僅為12.4%。農村第三產業發展的滯后難以適應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要求，須加快其發展：一是，重點建設好農產品批發市場，積極開拓農村資金和勞動力等要素市場；二是，把交通、通訊、保險、金融、信息服務、技術服務等行業作為重點，積極推動這些行業在農村的發展；三是，要開發農村房地產和旅游等新興產業。

其次，加快城市化進程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出現的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跨地區流動現象，從一個側面表明，主要靠“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就地吸納模式，已無法解決數3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我們必須面對重新選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道路這樣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我們認為，加快城鎮化進程應成為今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所以必須引導鄉鎮企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相結合。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農民就近轉入小城鎮就業，與土地的關系維持一段時間，既可以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成本和就業風險，又可有效的避免農民大量涌入城市所產生的種種問題。應在統一的規劃下，以現有的縣城為骨干，同時選擇部分條件好的建制鎮重點加以發展。小城鎮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應主要通過自籌資金來解決，廣開資金籌集渠道。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應本著共同享用，共同負擔的原則來籌集，應鼓勵農民自帶資金進城辦企業，發揮農民自己建城的積極性。此外，應搞活小城鎮房地產市場，以地聚財，把出讓土地使用權獲得的收入作為小城鎮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實現鄉鎮企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結合，必須通過深化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發育要素市場，來逐步打破鄉鎮企業的社區封閉性，為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創造條件。

三、關于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問題

農業投資不足，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高緩慢，從投資主體上看，包括國家，集體，個人投資不足；從投資形式上看，包括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科技投入不足，收入水平低，農業生產成本高而比較利益低，增產不增收甚至減收，是農民近年來對農業投資積極性下降的重要原因。國家對農業政策的傾斜不夠，加之政策落實不到位，使得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總額雖然逐年增加，但農業支出與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卻不斷下降。

為了加大對農業的支持有三個方面的問題要好好解決：

（一）現在農村有很多建設需要政府投入而政府未能投入，比如鄉村道路，過去是地方財政拿錢，民辦公助，現在地方財政困難無力投入。農村基礎設施不改善，經濟發展就受到制約。類似這樣的問題今后怎么辦，必須拿出一些實際的具體措施出來，國家基本建設只搞大項目，不管農村，這個做法應有所改變。

（二）有些該由政府支持的事，運做過程中又與財政原則相抵觸。比如，產業化經營必須對龍頭企業給予支持，一方面，它處于平均利潤較低的行業；另一方面，它與大量的農戶相連接，扶持它，等于間接地扶持了農戶，但這些龍頭企業是多種所有制形式，不應由財政拿錢去形成他們的資產。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必須好好進行研究。

（三）金融信貸怎么提供對農業的服務支持。目前，各類國家銀行從農村吸收存款多，放款少，還有郵政儲蓄，在農村也是只儲不貸，農村資金正在通過各種渠道流向城市。與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服務體系基本上還沒有建立起來。支持農業，對農民來說，當前最亟待解決的就是金融信貸服務問題。必須盡快建立起對農業提供支持保障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沒有最初的資本投入，農民即便看準的致富項目也上不了，收入就很難得到較快的提高。

四、關于減輕農民負擔

目前農民負擔仍在高位運行，加大了農民征收的難度，1978--1988年農民收入增速最快，實際達到年平均增長11.8%，農民負擔運行平穩，但1989--1991年農民收入增長停滯，但負擔性支出卻連年增長，1992--1997年，農民收入增長波動加劇，農民負擔增幅高出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的12.6個百分點。

切實減輕負擔為農民增收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農民負擔沉重是在農業增長乏力的情況下，農村地方政府巨大的支出壓力和向農民收費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雙重作用的結果。從當前來看，按照中央的要求切實把農民負擔減下來，的確對農民增收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從長遠來看，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就必須著手進行組織創新與制度創新，即首先應大力精簡基層行政機構，壓縮縣鄉和村級干部編制，切實從源頭上減輕農民負擔；其次，通過加強制度建設，將農民必須承擔的合理的負擔用制度形式規定下來，實行農村的稅費改革，使農民負擔收費有章可尋，增強透明度。農民負擔問題解決的好就為農業增

效和農民增收營造了寬松的社會環境。

綜上所述，農民增收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中央對這個問題很重視，提出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以上各種方法都有其可取之處，但作用大小是有區別的，我們要把工作重心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們認為農業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最有效辦法。因為農民增收問題的最終解決還得靠農民自己，國家的投入和減負雖然都很重要，但畢竟屬于外在因素，農民的收入來源主要集中于純農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這兩項，只有通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過剩的農業人口從源頭上增加農民收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增收問題。

主要參考資料

1.段應碧，“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農業經濟問題》 2001年第8期

2.張開華，“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途徑探索”，《農業經濟問題》 2000年第7期

3.馬成文，“關于農民收入問題的系統分析”，《農業經濟問題》 1998年第6期

4.段應碧等，“收入增長·就業轉移·城鎮化推進 ”，《農業經濟》 1999年第3期

5.農業部課題組，“21世紀初我國農村就業及剩余勞動力利用問題”，《農業經濟》 2000年第9期

6.《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7.李炳坤，“推進農業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農業經濟問題》 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