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主要環節遏制跑官要官拉票賄選

從主要環節遏制跑官要官、拉票賄選

馮建平

群眾對干部工作不滿意，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跑官要官，二是買官賣官，三是拉票賄選。有跑官要官的問題，說明不跑不要的干部還難以得到提拔；有跑票拉票的問題，說明我們的民主推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

要解決這些問題，我覺得一方面要加大整治力度、監督力度，一方面黨委以及組織部門要抓住選用干部容易出問題的環節，從源頭上研究問題。

一是關于初始提名權問題。這是選任干部的關鍵環節。是先推薦后提名，還是先小范圍推薦提名、后在大范圍推薦提名，這要看用什么干部。從晉城的情況看，一個處級單位選拔副職，先民主推薦后由黨組提名好。一個單位就二、三十個人，相互都了解，該提誰、先提誰，多數單位是有共識的。推薦也要有權重，在會議推薦和個別談話推薦中，要更注重個別談話推薦；在個別談話推薦中，要注意班子成員特別是不同意見的人的意見。

現在的難點是在正職，例如縣長、局長。比如確定要去某一個單位推薦，由于補充正職畢竟是少數，為什么要到這個縣、這個單位選正職，大家感到機會不均等。如果要在全市范圍大推薦，又可能產生拉票現象。所以我們考慮，提拔正職，先在小范圍提名、后在大范圍推薦，可能會減少一些過度競爭和拉票、跑票。

情況，人選得準；另一方面，可以使廣大干部看到，群眾不推薦、單位不提議，找誰也不行，可以避免心浮氣躁。

三是關于科學劃定民主推薦范圍。這是提高民主推薦質量、遏制跑票拉票的重要方面。現在有一種觀念，認為民主推薦范圍越大就越能減少拉票，這是需要研究的。很可能是，范圍越大，拉票的陣勢越大。民主推薦與民主測評不是一個性質的事。民主測評的對象已當了一個地方的領導，大家都會了解一些情況；而民主推薦的對象還不是這個范圍的領導，大家對他都不了解，甚至不認識，在這種情況下，想遏制拉票是很困難的。所以還是要科學界定范圍，以知情、了解為原則，讓了解干部的人來推薦干部。以“管他的和他管的”為主要范圍，適當吸收“兩代表一委員”和服務對象參加。

四是關于把握既尊重民意又不簡單以票取人的問題。這個精神看起來難把握，但只要抱著一個負責、公道的態度，也并不難。民主推薦不是民主選舉，但民主推薦確實是衡量一個人群眾公認度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使用干部時，注重得票情況是干部工作的進步。但是，在得票數多而又相近的情況下，就要綜合考慮、認真權衡，可能都優秀，主要是個先用誰更合適的問題，不能說得28票的人就一定比得27票的人強。干部工作是一門“比較科學”，永遠沒有最合適，只有更合適。這個時候，黨委和組織部門要敢于負責，經過認真全面地比較、考慮，更充分地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見確定考察人選，而不能唯票是舉，推卸責任。

第二篇：跑官要官

跑官要官

解讀“跑官要官”

來源http://hi.baidu.com/373663030/blog/item/5af2e36e231c05d880cb4a66.html

《黨章》在“黨的干部”一章(第六章)中，首先指出“黨的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當按照德才兼備的原則選拔干部，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努力實現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我們的一些黨員干部在選拔干部的實際工作中卻往往與此背道而馳，甚至出現了嚴重的“跑官要官”、“賣官鬻爵”現象。手頭有的幾份資料這樣記錄著：2005年9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原營山縣委書記楊毓培犯受賄罪、巨額財產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17年；同年10月18日，陜西省委召開全省領導干部警示教育大會，通報了04年以來查處的原省委副書記侯伍杰及邵建偉、武保安三起有影響有震動的大案要案；同年12月13日，曾任安徽省定遠縣縣長、縣委書記的陳兆豐，因受賄、巨額財產不明一案在淮南市中院公開開庭審理。材料記錄，他們都開有“官帽工廠”，都做著“買官賣官”的買賣，難怪會有那么多人“跑官要官”了。有順口溜這樣給“跑官要官”畫像：

“不跑不送，聽天由命。光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副科提正科，得花一萬多。正科提副縣，得要四五萬。”

為了遏制“跑官要官”行為，每年，尤其是逢年過節，從上到下都會下發紅頭文件，各級領導在黨風廉政會議上也反復強調，要求堅決抵制“跑官要官”請客送禮現象，我們局和各個下屬單位對這項工作更是非常重視。

通過近期學習黨章，筆者對“跑官要官”現象進行了再思考，試圖對其進行一番解讀，不妥之處請各位同仁批評指正。

一、“跑官要官”的內涵

“跑官要官”不是什么新的發明和創造，而是古已有之。正面的典型范例如“毛遂自薦”等；反面的典型則多得數不勝數，到了清朝末年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正反兩種“跑官要官”相比較，一個主要是為了集體、國家利益，一個是為了一己私利；一個是公開的理直氣壯的，一個是隱蔽的不敢見陽光的；一個是憑借自己的才華膽略，一個是憑借卑鄙無恥的手段。我們解讀的是后者，可以定義為“為了個人名利、權力，采取以行賄等為主要手段的跑官要官行為”。

二、造成“跑官要官”現象的幾個因素

1、心理因素。“跑官要官”從正面來看主要還是“官”可以光宗耀祖，可以給自己帶來愉悅，伯特蘭羅素曾經說過，人類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是權力欲和榮譽欲。同時，“官”可以給自己帶來豐厚的經濟利益，是一個利益大于風險的利好行當。單是正當的工資收入就已經相當誘人，何況有的人“跑官要官”，要的都是“肥缺”，期望自己的投資有更豐厚的回報。心理學家指出：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為什么在“跑官要官”上面，總有人樂此不疲呢？答案是，走官場之路有販毒的利潤卻沒有販毒的風險。

2、客觀因素。不少“跑官要官”者本身在才學方面技不如人，不采取點“非常”手段，便會一世“庸庸碌碌”。部分有才學的人看到自己勤勤懇懇，也成績斐然，卻在“提拔”方面總是落后于人，于是心理產生不平衡，也只好奮起直追，開始自己本不愿為的“跑官要官”歷程。

3、市場因素。經濟學認為有需求就會有市場。“賣官鬻爵”和“跑官要官”就是符合市場經濟要素的一對孿生姐妹。各取所需，各如所愿。一介平民“出資”給某領導，得到了一頂小官帽；某領導又“出資”給自己的上級，得到了一頂更大的官帽。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市委書記馬德，在任職期間大肆賣官，將綏化政壇改造成一個龐大復雜的“官市”，呈現出一派“官帽市場”繁榮的景象。

4、幫派因素。我們往往聽說“某某是我一手提拔起來的”，“我是某某某的人”等。把組織上的提拔歪曲為個人的提拔，把組織上賦予個人負責的權利歪曲地說成是個人的特權，致使許多人得到提拔重用后不感謝黨組織和群眾，而只是感謝某某人。這樣一來，很容易在選人用人中搞團團伙伙或小圈子，成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損害黨組織的威信和凝聚力。官位有一個，你坐也是坐，他坐也是坐。看誰投資大，看誰有后臺，看誰更愿意當奴才。一言以蔽之，看誰能給領導辦更多的事，能帶來更多的利益。這樣，買官賣官，“任人唯親”就順理成章了。

三、“跑官要官”的危害

一個社會如果“求官”之風盛行絕對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法國杰出政治家托克維爾在談到19世紀歐洲國家的政治問題時曾經說過：“普遍的和過分的求官熱是一大社會弊端，它在腐蝕公民的獨立精神并使行賄、鉆營在全國成風，它在毀壞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著我指出，這樣的歪門邪道只能產生有害的結果，擾亂國家而無所裨益。”（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把嚴肅查處跑官要官、買官賣官行為作為今年反腐倡廉的重點之一，是非常有針對性的。可以說，當前的一些腐敗現象，一個很重要的表現，就是“跑官要官”、“賣官鬻爵”。它是一切腐敗現象中最大的腐敗，是出現在我們黨核心區的一顆毒瘤，危害可謂巨矣！

1、它敗壞了黨風民風。“賣官鬻爵”、“跑官要官”造就了一批心術不正、吃喝嫖賭抽“五毒”俱全的貪官，壓制了一批德才兼備的真正人才。群眾氣憤地說：“表揚了溜須拍馬的，提拔了指鹿為馬的，冷落了當牛作馬的，整治了單槍匹馬的”。“賣官鬻爵”、“跑官要官”使“黨的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大打折扣，成為危害黨的肌體的毒瘤、社會主義大廈的蛀蟲。使黨的形象遭到歪曲，使黨的執政能力受到影響，使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地位有所降低。在一定區域范圍，形成“家天下”的局面，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廣大群眾敢怒不敢言，小人得志，橫行無忌。

2、它是“窩案”“串案”的禍根。“跑官要官”的特點就是平民買小官，小官買大官，大官買更大的官。形成利益相關、生死相依的鏈條，成為典型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前文提到的，在“馬德官市”中，向上連接著韓桂芝、田鳳山等幾位即將走上法庭的省部級高官；平行連接著王慎義、趙洪彥等數位已經或即將被判刑的地廳級官員；向下聯接著李剛、呂岱等數十位縣處級小“馬德”。所以，一旦天機泄漏，往往是拔出蘿卜帶出泥，這就是形成“窩案”“串案”的原因。

3、給國家、集體帶來巨大損失。首先是給黨的事業造成巨大損失。從我們破獲的“賣官鬻爵”、“跑官要官”案件可以發現：他們橫行之時，在一定區域、范圍之內，民主遭到破壞，政令難以暢通，經濟發生倒退，群眾有苦難言，正直之士被迫害；當我們發現他們的蛛絲馬跡動手查案之時，他們又會啟動龐大的關系網，設置種種障礙，隱瞞事實真相，銷毀證據，甚至玩弄金蟬脫殼、丟卒保車把戲，甚至不惜殺人滅口、毀尸滅跡，給我們查案工作帶來巨大困難，要費更多的時間、精力和物力；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又往往在一定區域范圍造成一定時間的行政工作難以維系，甚至癱瘓。其次是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要想富，提干部”。在“賣官鬻爵”、“跑官要官”的圈子里，往往形成“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的經濟圈。賣官者一頂官帽賣幾萬到幾十萬，收入頗豐。從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賣官鬻爵”中少則收入幾十萬，多則上百萬千萬，可是依舊“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難平，直到被繩之以法。名難以見經傳的買官者，可以想見絕不亞于賣官者。在買官時“投資”了5萬，就要十倍百倍的撈取回來，可以說斂財的欲望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國家利稅、企業利潤等源源不斷地涌進了個人的腰包，給地方或企業帶來巨大經濟損失。

官迷向中央要官.中央說沒位置了.官迷:明明還有四個空位!中央奇怪哪還有?答:政治局局長,國務院院長,書記處處長,中央辦公廳廳長.你給哪個?

根治“跑官要官”有賴民主政治建設 金羊網 2006-01-2

4默客

中央紀委和中央組織部昨日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通報了近年來查處的一批“跑官要官”、“買官賣官”、“拉票賄選”等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的典型案件，強調要加強監督檢查，嚴肅黨的紀律，堅決防止和糾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風，確保地方各級黨委集中換屆工作的順利進行

“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現象，近年來大家已是司空見慣，耳熟能詳了。說到“買官賣官”的癥結所在，其實大家也是心知肚明。對于如何遏制和根治“買官賣官”的吏治腐敗，也提出了不少對策和建議，上至中央下至各級政府在“高度重視”之余，也出臺了各種治理制度和規章。然而，這些年來“買官賣官”現象似乎不但未受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積重難返之勢，諸如“賣官書記”之類的信息，不時見諸報端，久之讓人產生“審腐疲勞”。

為什么對這種知其癥結所在的“買官賣官”現象，卻始終無法進行更加有效的治理呢？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就像官員財產登記制度是反腐利劍卻被棄之不用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發人深省。可以見到，在幾乎所有的關于治理“買官賣官”頑疾的思路和對策中，不知是出于故意還是有某種難言之隱，始終遺漏了權力制衡、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民主這樣的重要內容，或者雖然有提及但卻無實際的行動，所謂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大多停留于口號和報告上。

而歷史和現實的經驗都表明，實行民主有助肅清吏治腐敗的流毒。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我們共產黨人找到了解決吏治腐敗的方法，那就是實行民主。但民主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必須有基于周密的制度設計和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為基礎。否則，民主只是鏡中花水中月。而以民主的普適性原則來衡量今天的政治生態和體制環境，可以看到許多所謂的集體領導、民主決策只是看起來漂亮，聽起來動聽，一遇實際情況便顯示出難以操作，或者一操作就變形，缺乏制衡力量的窘況和軟肋。

比如，在民主協商、集體決策、常委票決等制度外衣下，難以掩飾的依然是“一把手”拍板、定奪的現狀。其結果是，實際上仍由“一把手”決定一切的現狀，卻披上了民主討論、集體決策的合法外衣。如此一來，實際上又反過來強化了“一把手”決策的權威和“合法性”，鞏固了“一把手”的權力和地位。更重要的是，這種最起碼表面看來更具“合法性”的“一把手”決策，使人們更難以從中找出其違法亂紀的破綻。顯然，這對限制“一把手”的權力沒有幫助。這是一個奇怪的“悖論”。然而，在現實中，許多類似的悖論就隱藏在這些程序和細節之中，濫權的魔鬼就在其中游刃有余。我們一方面要預防一把手腐敗，但另一方面又時刻強調一把手的權威，無條件地維護其權威，甚至容不得黨內的批評和坊間的議論。難道這不是矛盾嗎？

從更廣的范圍來看，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是講究制約和平衡的。如果一個國家當中某種政治力量始終處于強勢的、壓倒一切的統治地位，甚至連反對的力量和聲音也沒有，那么這種力量勢必會加劇膨脹，大至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的制定和走向，小至民生小事，無不受其主導和影響。如果這種政治力量一旦發生異質化，或者在其內部發生了與當代社會文明相悖的變化，也勢必對整個社會和國家發生深刻影響。這個問題深不得淺不得，不說也罷。所以，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乃至一家企業，在某種意義上，擁有反對者或反對的聲音，同樣是一種保持穩定和平衡的積極因素，而不是消極因素。可見，培養一種反對的聲音和力量，對社會和國家的穩定、健康發展，其實也是必須的。在談到希特勒發動二戰之時，人們難免產生這樣的疑問：對于希特勒瘋狂的反人類陰謀為何沒有人反對？或者說，為何反對的力量沒有起到作用？其其中一個原因就在于，反對的力量和聲音太弱小，以致根本無法對希特勒集團產生任何實質影響。但其根源又在于高壓和專權。

扯遠了。說回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吏治腐敗，表面上看這是封建社會的“遺毒”、頑疾，其直接表現就是對人身的依附，由于利益的關系又使人身依附變成了一種系于金錢的買賣關系，使國家權力貨幣化。但其實質是權力私相授受和利益分贓。其癥結在于權力的過分集中，即少數人掌握了絕大部分的權力以及由權力帶來的利益。賣官鬻爵之所以成為封建社會的一大頑疾，其原因正在于此。封建社會的基本特點是什么，那就是人治，是權力高度集中，就是專制，是等級森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這樣的君君臣臣的等級關系之下，要想獲得權力和升遷只好實施人身依附的策略或者進行權錢交易。

如何遏制和治理這種“買官賣官”的吏治腐敗呢？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強化中央集權，利用鐵腕統治，以整肅吏治，會收到一定的效果，但這須基于統治階級的自覺，以及吏治腐敗已嚴重危及其統治地位之時，比如清朝雍正時期的鐵腕反腐。但是，這種基于集權的反腐路徑，不但成本極高，效果不好，而且也難以長久堅持。因為，封建社會時期的賣官鬻爵等吏治腐敗，其根源在于其政治體制——專制政權。

而從現實情況來看，“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吏治腐敗雖然已呈現了新的特點，但萬變不離其宗，依然是權力過份集中和缺乏民主監督的結果，而“買官賣官”這種吏治“毒瘤”久治不愈的現實，使得反腐敗的劍鋒已經集中指向當下的體制弊端和政治環境。事實上，不獨反腐敗領域，其它諸如經濟、社會領域的改革等在眼下遇到的困難，同樣也跟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滯后而導致的“瓶頸”有關。

因此，治理“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吏治腐敗，其治本之策是推進政治民主建設，實行民主政治，改善現有的政治環境和權力生態。倘若不觸及政治體制改革這個核心，始終在政治體制改革面前逡巡不前，那么再多的反腐手段，再多的花樣，再大的力度，“跑官要官”、“買官賣官”這個最丑陋的吏治腐敗依舊會層出不窮，不僅如此，而且還會使反腐敗的政治局面進一步復雜化以致發生嚴重扭曲。

不過從目前看，在推行黨內民主也步履艱難的情況下，要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殊非易事。

跑官：動詞，指通過行賄、拉關系等不正當手段謀取官職。

(點評：官本應是選舉產生的，或是集體討論后任命的，可是由于人事制度不嚴，官本位滋長，有些人成了官迷。跑官不是空手去的，大多是賄官。這是我國政治體制中出現的較嚴重的問題。———鄧偉志)其他：科學發展觀、打黑、反腐倡廉、反恐、接訪、勤政、雙規、套改、問責、政治文明，等等。

第三篇：防治“跑官要官”問題研究

當前，在中央關于加強干部思想作風建設等一系列政策方針指引下，廣大干部政治素質、思想素質不斷提高，他們勤政為民，踏實工作，贏得了廣大群眾的贊揚。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干部中也存在不少問題，現在專就干部隊伍中“跑官要官”問題進行一些探討。“跑官要官”專指那些為了個人升官得益而四處攀附權貴、行賄受賄的行為。這里有兩層涵義，主要是指為獲取官職頭銜而行賄的“買官”者，也指為獲取個人私利而慷慨贈官的“賣官”者。

一、“跑官要官”的表現與危害說到跑官要官，可能有人會振振有辭地說，毛遂不是曾主動向平原君自薦，結果如愿以償，功成名就嗎？這些“跑官要官”者拿毛遂自薦來自比，其用心是為自己“跑官要官”尋找根據，其實二者有著天壤之別。毛遂自薦，是要去擔負最危險的任務，要官者哪個又不是拈輕怕重？毛遂只求負重任，并不要官職，要官者哪個不計職務高低？毛遂執行任務，不為名利，而要官者哪個不是倚權得利，大撈“油水”？概括而言，“跑官要官”主要有如下幾種表現：有的四處活動，以親戚、朋友、老鄉關系大套近乎，拉攏上層領導，表面上沒有經濟往來，無形中在進行感情投資；有的慷慨解囊，借領導至親紅白喜事、本人生日、搬遷、逢年過節之機，大興行賄之實；有的利用手中權力，為領導及親屬大開方便之門；有的樂當轎夫、吹鼓手，為領導“政績”營造“和諧”氛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跑官要官”的危害之大，更是不言自明:“跑官要官”者多屬那些工于心計、勤于鉆營、不學無術者，讓這些人混入領導干部隊伍，不僅敗壞黨風政風，帶壞干部隊伍；而且嚴重影響干群關系，阻礙地方發展；甚至貪贓枉法，為害一方，極大地貽害黨和人民的事業。近年來，“跑官要官”的歪風屢禁不絕，導致有的人剛剛提拔，便因案發翻身落馬。那么，“跑官要官”現象產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二、“跑官要官”現象產生的根源其一，發現選擇機制不健全。現實生活中，有的地方一言堂盛行，領導說行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的組織考察干部，也是找單位少數幾個頭一問就完，傾聽不到群眾的呼聲。民主推薦、民主測評、民主評議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或者表面湊個熱鬧，搞個民主推薦、擬任公示之類，實則流于形式，走走過場。考察干部，似乎“德能勤績”全面衡量，實際上重“能”輕德現象十分嚴重。于是，那些溜須拍馬者、作風飄浮者往往被提拔任用，甚至被有的領導看作“能人”了。其二，擇優劣汰機制不健全。考察作風官僚，考察手段陳舊，考察政績不全面、不客觀、不準確。沒有把是否實踐了“三個代表”、是否真正做到了“三個有利于”作為衡量標準，而是片面地把某些形象工程作為政績衡量，客觀上導致了那些投機分子削尖腦袋，一味表現。由此也讓不少人誤以為德才兼備的優秀干部不是“干”出來的，而是“跑”出來的，這也從一定程度上挫傷了真正德才兼備的優秀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其三，討論決策機制不健全。單位或部門的一把手往往在用人上存在著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一把手說了算。這種一把手的絕對權力也讓那些“跑官要官”者找到了目標，自然也就與其“過從甚密”了。不但工作中如影相隨，生活中也就格外關照了。其四，約束機制不健全。不管上級、班子內部還是普通群眾對用人都缺乏監督，抱有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或者有意見不發表，甘當好好先生；或者人家官大三級，我無權監督，少說為妙。于是對組織上用人，用準了巴不得，用錯了也沒關系，大家求得個相安無事。其五，用人責任追究制度缺失，糾錯機制不健全。由于用人上的片面和失察，不可避免地存在“帶病上崗”、“帶病任職”現象，按理說是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一方面對錯用者該下的下，該撤的撤，另一方面對用人失察的部門單位和個人要順藤摸瓜，追究相關責任。但因這方面制度不健全，責任無從追究，懲戒難以到位。加之現今能上能下體制尚未完全確立，一旦提拔，除了極個別錯用者因東窗事發被繩之以法外，違法情節稍輕的照樣穩坐官位，逍遙自在。

第四篇：防治“跑官要官”問題研究

當前，在中央關于加強干部思想作風建設等一系列政策方針指引下，廣大干部政治素質、思想素質不斷提高，他們勤政為民，踏實工作，贏得了廣大群眾的贊揚。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干部中也存在不少問題，現在專就干部隊伍中“跑官要官”

問題進行一些探討。“跑官要官”專指那些為了個人升官得益而四處攀附權貴、行賄受賄的行為。這里有兩層涵義，主要是指為獲取官職頭銜而行賄的“買官”者，也指為獲取個人私利而慷慨贈官的“賣官”者。

一、“跑官要官”的表現與危害說到跑官要官，可能有人會振振有辭地說，毛遂不是曾主動向平原君自薦，結果如愿以償，功成名就嗎？這些“跑官要官”者拿毛遂自薦來自比，其用心是為自己“跑官要官”尋找根據，其實二者有著天壤之別。毛遂自薦，是要去擔負最危險的任務，要官者哪個又不是拈輕怕重？毛遂只求負重任，并不要官職，要官者哪個不計職務高低？毛遂執行任務，不為名利，而要官者哪個不是倚權得利，大撈“油水”？概括而言，“跑官要官”主要有如下幾種表現：有的四處活動，以親戚、朋友、老鄉關系大套近乎，拉攏上層領導，表面上沒有經濟往來，無形中在進行感情投資；有的慷慨解囊，借領導至親紅白喜事、本人生日、搬遷、逢年過節之機，大興行賄之實；有的利用手中權力，為領導及親屬大開方便之門；有的樂當轎夫、吹鼓手，為領導“政績”營造“和諧”氛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跑官要官”的危害之大，更是不言自明:“跑官要官”者多屬那些工于心計、勤于鉆營、不學無術者，讓這些人混入領導干部隊伍，不僅敗壞黨風政風，帶壞干部隊伍；而且嚴重影響干群關系，阻礙地方發展；甚至貪贓枉法，為害一方，極大地貽害黨和人民的事業。近年來，“跑官要官”的歪風屢禁不絕，導致有的人剛剛提拔，便因案發翻身落馬。那么，“跑官要官”現象產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二、“跑官要官”現象產生的根源其一，發現選擇機制不健全。現實生活中，有的地方一言堂盛行，領導說行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的組織考察干部，也是找單位少數幾個頭一問就完，傾聽不到群眾的呼聲。民主推薦、民主測評、民主評議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或者表面湊個熱鬧，搞個民主推薦、擬任公示之類，實則流于形式，走走過場。考察干部，似乎“德能勤績”全面衡量，實際上重“能”輕德現象十分嚴重。于是，那些溜須拍馬者、作風飄浮者往往被提拔任用，甚至被有的領導看作“能人”了。其二，擇優劣汰機制不健全。考察作風官僚，考察手段陳舊，考察政績不全面、不客觀、不準確。沒有把是否實踐了“三個代表”、是否真正做到了“三個有利于”作為衡量標準，而是片面地把某些形象工程作為政績衡量，客觀上導致了那些投機分子削尖腦袋，一味表現。由此也讓不少人誤以為德才兼備的優秀干部不是“干”出來的，而是“跑”出來的，這也從一定程度上挫傷了真正德才兼備的優秀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其三，討論決策機制不健全。單位或部門的一把手往往在用人上存在著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一把手說了算。這種一把手的絕對權力也讓那些“跑官要官”者找到了目標，自然也就與其“過從甚密”了。不但工作中如影相隨，生活中也就格外關照了。其四，約束機制不健全。不管上級、班子內部還是普通群眾對用人都缺乏監督，抱有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或者有意見不發表，甘當好好先生；或者人家官大三級，我無權監督，少說為妙。于是對組織上用人，用準了巴不得，用錯了也沒關系，大家求得個相安無事。其五，用人責任追究制度缺失，糾錯機制不健全。由于用人上的片面和失察，不可避免地存在“帶病上崗”、“帶病任職”現象，按理說是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一方面對錯用者該下的下，該撤的撤，另一方面對用人失察的部門單位和個人要順藤摸瓜，追究相關責任。但因這方面制度不健全，責任無從追究，懲戒難以到位。加之現今能上能下體制尚未完全確立，一旦提拔，除了極個別錯用者因東窗事發被繩之以法外，違法情節稍輕的照樣穩坐官位，逍遙自在。由于以上五大機制的不夠健全，給少數干部通過非正常渠道晉升提供了方便和可能，“跑官要官”也便有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間。如何實現由“以人選人”到“以制度選人”的轉變，任重而道遠。

三、防治“跑官要官”的對策結合《干部任用條例》和當前的工作實際，以筆者之愚見，提出防治“跑官要官”對策如下。㈠改革和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一要堅持任人唯賢。歷朝歷代開明的官吏都十分重視選拔有德才的人為官。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向后主力諫“親賢臣，遠小人”；綿延1000多年的封建科舉制度，雖有不少弊端，但它注重通過考試選拔人才，是可取的。誠然，這種制度也并非盡善盡美，但歷史證明，通過這種制度選拔出來的大批狀元、榜眼、探花和進士、舉人，絕大部分成為了國家的棟梁；如今的向社會公開招聘領導干部，歷經筆試、面試和考察，則更為科學和合理。今后要進一步加大考試選拔人才的力度。傳統的舉薦制，在一定范圍內可以繼續運用，但要加強民主舉薦的力度，切忌少數領導干部憑好惡推薦人才。望城縣委從去年9月開始試行票決制任免干部，一年任免科局級干部13

8名。“不善走上層路線”的李茜，通過票決制順利當選團縣委書記，一年來一直干得不錯。事實證明，票決制的推廣，有效地遏制了“跑官要官”行為，堵塞了“跑官要官”的成本通道，值得大力推廣。選拔干部的過程中，領導干部還要堅持原則，注意方法科學和合理，嚴格區分“賢”與“庸”，切實把真正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任用到重要崗位上來，力戒“任人唯親”。毛岸英的一個親戚寫信希望在長沙謀個“廳長的位置”，毛澤東聞訊后非常惱火，覺得這個親戚遠不能勝任廳長，給湖南省委去信說：“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為我們在干部選拔中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作出了很好的表率。二要完善干部考核。評價一個干部干沒干事，干沒干好事，關鍵在考核。真正做到憑實績認定和使用干部，把確有實績、為群眾所擁護的干部選拔上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考核干部落腳點要放在群眾的評價和工作成效的好壞，而不只是聽本人的匯報。寧鄉縣基層司法干部袁雪松，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為民請愿，因此得罪的人不少，在當地群眾中口碑卻極佳。作為上級組織和領導者，要有一雙孫悟空般的火眼金睛，主動辨別忠奸良莠，多把目光投向那些默默無聞、踏實干事者。三要加強責任追究。用人失察與貪污受賄，同屬腐敗；組織腐敗較經濟腐敗，危害更甚。目前個別地方，用人準確，皆大歡喜，提拔失誤，拍屁股走人，責任無從追究。而將那些道德品質低下的“能人”提拔上來后，“能力”越強，則危害國家和社會更烈。這幾年曝光的某些動輒

貪污幾百萬幾千萬的巨貪，有不少當年即是走的“跑官要官”路線，這些“帶病上崗”的貪官，到頭來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的是巨額損失。所以，要進一步建立和健全責任追究制度，一旦用人失察，責任追究到底，讓那些“得人錢財，與人消災”的腐敗者沒有市場，“跑官要官”者自然也就沒有了對象。㈡建設一支公正嚴明的干部隊伍加強學習是關鍵。現在的少數干部，滿足于一知半解，“一本本子一支筆，一張寡嘴混飯吃”，甚至熱衷于“上午圍著輪子轉，中午圍著盤子轉，晚上圍著裙子轉”，整天不學無術，庸庸碌碌，追求腐化墮落的生活方式。這是很危險的，很容易使人失去理想信念，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挫傷開拓進取的銳氣。我們的所有干部，特別是組織人事等重要崗位上的干部，一定要加強理論學習和業務學習，要借黨員先進性教育的契機，不斷錘煉自我，提高修養，增強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拒腐防變的免疫力，把自己鍛造成為一名“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公正嚴明”的優秀國家干部。強化監督是保障。缺乏監督是干部滋生腐敗的溫床。要建設一支公正嚴明的干部隊伍，就要加強黨內監督和群眾監督。要以貫徹實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為契機，結合《干部任用條例》的實施，切實加強制度建設，切實落實監督措施，使建設一支高效廉潔的干部隊伍成為必然，也成為可能。獎優罰劣是手段。沒有激勵也就無所謂動力。勤與懶是相對的，廉與貪也是相對的，而且兩兩之間可以相互轉化。只有建立一定的獎懲激勵機制，優者才會更優，劣者也會變優。獎勵宜重，處罰宜準，讓真正的優秀干部脫穎而出，讓那些“平者讓，庸者下”。㈢建立健全干部長效管理機制一是深入學習貫徹《干部任用條例》。各部門、各行業都要深刻領會精神，切實將精神融入到各項工作中。二是建立完善配套的干部管理制度。包括干部選拔任用、干部考核、干部教育培訓、干部過錯責任追究、干部廉政制度等。三是建立上下聯動、部門配合的工作機制。嚴肅處理“帶病上崗”、“帶病提職”和“跑官要官”行為，一旦查出問題，不管官職多大，后臺多硬，該處分的要處分，該判刑的要判刑。“跑官要官”雖是一種痼疾，但也并非不可救藥。只要我們全社會高度重視，齊抓共管，找出良方，斬斷買官賣官的腐敗鏈，要徹底治愈這一痼疾，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繆詠春)

第五篇：防治“跑官要官”問題研究

當前，在中央關于加強干部思想作風建設等一系列政策方針指引下，廣大干部政治素質、思想素質不斷提高，他們勤政為民，踏實工作，贏得了廣大群眾的贊揚。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干部中也存在不少問題，現在專就干部隊伍中“跑官要官”問題進行一些探討。“跑官要官”專指那些為了個人升官得益而四處攀附權貴、行賄受賄的行為。這里有兩層涵義，主要是指為獲取官職頭銜而行賄的“買官”者，也指為獲取個人私利而慷慨贈官的“賣官”者。

一、“跑官要官”的表現與危害

說到跑官要官，可能有人會振振有辭地說，毛遂不是曾主動向平原君自薦，結果如愿以償，功成名就嗎？這些“跑官要官”者拿毛遂自薦來自比，其用心是為自己“跑官要官”尋找根據，其實二者有著天壤之別。毛遂自薦，是要去擔負最危險的任務，要官者哪個又不是拈輕怕重？毛遂只求負重任，并不要官職，要官者哪個不計職務高低？毛遂執行任務，不為名利，而要官者哪個不是倚權得利，大撈“油水”？

概括而言，“跑官要官”主要有如下幾種表現：有的四處活動，以親戚、朋友、老鄉關系大套近乎，拉攏上層領導，表面上沒有經濟往來，無形中在進行感情投資；有的慷慨解囊，借領導至親紅白喜事、本人生日、搬遷、逢年過節之機，大興行賄之實；有的利用手中權力，為領導及親屬大開方便之門；有的樂當轎夫、吹鼓手，為領導“政績”營造“和諧”氛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跑官要官”的危害之大，更是不言自明:“跑官要官”者多屬那些工于心計、勤于鉆營、不學無術者，讓這些人混入領導干部隊伍，不僅敗壞黨風政風，帶壞干部隊伍；而且嚴重影響干群關系，阻礙地方發展；甚至貪贓枉法，為害一方，極大地貽害黨和人民的事業。近年來，“跑官要官”的歪風屢禁不絕，導致有的人剛剛提拔，便因案發翻身落馬。那么，“跑官要官”現象產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二、“跑官要官”現象產生的根源

其一，發現選擇機制不健全。現實生活中，有的地方一言堂盛行，領導說行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的組織考察干部，也是找單位少數幾個頭一問就完，傾聽不到群眾的呼聲。民主推薦、民主測評、民主評議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或者表面湊個熱鬧，搞個民主推薦、擬任公示之類，實則流于形式，走走過場。考察干部，似乎“德能勤績”全面衡量，實際上重“能”輕德現象十分嚴重。于是，那些溜須拍馬者、作風飄浮者往往被提拔任用，甚至被有的領導看作“能人”了。

其二，擇優劣汰機制不健全。考察作風官僚，考察手段陳舊，考察政績不全面、不客觀、不準確。沒有把是否實踐了“三個代表”、是否真正做到了“三個有利于”作為衡量標準，而是片面地把某些形象工程作為政績衡量，客觀上導致了那些投機分子削尖腦袋，一味表現。由此也讓不少人誤以為德才兼備的優秀干部不是“干”出來的，而是“跑”出來的，這也從一定程度上挫傷了真正德才兼備的優秀干部的工作積極性。

其三，討論決策機制不健全。單位或部門的一把手往往在用人上存在著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一把手說了算。這種一把手的絕對權力也讓那些“跑官要官”者找到了目標，自然也就與其“過從甚密”了。不但工作中如影相隨，生活中也就格外關照了。

其四，約束機制不健全。不管上級、班子內部還是普通群眾對用人都缺乏監督，抱有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或者有意見不發表，甘當好好先生；或者人家官大三級，我無權監督，少說為妙。于是對組織上用人，用準了巴不得，用錯了也沒關系，大家求得個相安無事。

其五，用人責任追究制度缺失，糾錯機制不健全。由于用人上的片面和失察，不可避免地存在“帶病上崗”、“帶病任職”現象，按理說是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一方面對錯用者該下的下，該撤的撤，另一方面對用人失察的部門單位和個人要順藤摸瓜，追究相關責任。但因這方面制度不健全，責任無從追究，懲戒難以到位。加之現今能上能下體制尚未完全確立，一旦提拔，除了極個別錯用者因東窗事發被繩之以法外，違法情節稍輕的照樣穩坐官位，逍遙自在。

由于以上五大機制的不夠健全，給少數干部通過非正常渠道晉升提供了方便和可能，“跑官要官”也便有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間。如何實現由“以人選人”到“以制度選人”的轉變，任重而道遠。

三、防治“跑官要官”的對策

結合《干部任用條例》和當前的工作實際，以筆者之愚見，提出防治“跑官要官”對策如下。

㈠改革和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

一要堅持任人唯賢。歷朝歷代開明的官吏都十分重視選拔有德才的人為官。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向后主力諫“親賢臣，遠小人”；綿延1000多年的封建科舉制度，雖有不少弊端，但它注重通過考試選拔人才，是可取的。誠然，這種制度也并非盡善盡美，但歷史證明，通過這種制度選拔出來的大批狀元、榜眼、探花和進士、舉人，絕大部分成為了國家的棟梁；如今的向社會公開招聘領導干部，歷經筆試、面試和考察，則更為科學和合理。今后要進一步加大考試選拔人才的力度。傳統的舉薦制，在一定范圍內可以繼續運用，但要加強民主舉薦的力度，切忌少數領導干部憑好惡推薦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