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廣東省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兼職、取酬問題的暫行規定
關于廣東省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兼職、取酬問題的暫行規定
(粵紀發[2002]30號 2002年12月27日)
第一條 為規范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的兼職行為,加強企業黨風廉政建設,根據中央紀委四次全會提出的國有企業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四條規定”和省紀委《關于貫徹執行國有企業領導干部辯證法自律“四條規定”的實施和處理細則》以及省委、省政府《關于深化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管理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和《廣東省省屬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管理暫行辦法》等有關規定,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本規定適用于省、市、縣(區、市)管理的國有資產經營公司、政府授權經營企業(集團)、國有獨資企業的董事會、經理班子、黨委會(或黨總支、黨支部,下同)、監事會成員,以及國有資產占控股地位或主導地位的公司中由省、市、縣(區、市)黨委、政府或者國有資產授權經營單位委派、任命、招聘的領導人員。
第三條 本規定所指兼職報酬包括兼職單位給予的工資、董事會酬金、業務費、獎勵、補貼以及兼職單位送給企業領導人員的月份、紅利等。
第四條 本規定第二條所列企業領導人員,原則上不得在下屬子公司、參股公司、控股公司或其他獨立法人企業(單位)兼任領導職務(包括名譽職務);確因生產經營活動需要在下屬子公司、參股公司、控股公司或其他獨立法人企業(單位)兼任領導職務的,必須經企業黨委會、董事會和經理班子討論同意后,按干部管理權限報組織部門備案,經同意后方可兼職,且不得兼任兩個以上(含兩個)下屬企業的法定代表人。
第五條 企業領導人員經批準在本公司屬下的子公司兼職的,一律不準領取兼職報酬;經批準在參股公司、控股公司兼職的,兼職單位給予的兼職報酬全額上交任職企業財務部門,不得據為己有。
第六條 企業領導人員未經批準擅自在下屬獨立法人企業(單位)、參股公司、控股公司兼任領導職務的,以及將兼職單位給予的報酬據為己有的,視情節給予黨內警告至撤銷黨內職務、行政記過至行政撤職處分。已領取的報酬必須如數上交任職企業財務部門。
第七條 企業領導人員不準在經批準兼職的企業(單位)報銷與兼職企業無關的任何費用。違反規定,情節較輕的,給予黨內警告或者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警告至行政記大過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行政撤職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行政撤職處分。
第八條 企業領導人員凡違反上述規定的,在本規定下發之日起兩個月內必須糾正的,追究紀律責任。
第九條 本規定的落實情況由省紀委負責監督檢查。
第十條 本規定由省紀委、省監察廳負責解釋。
第二篇:違規兼職、兼職取酬如何追究黨紀責任
違規兼職、兼職取酬如何追究黨紀責任 ——新修訂黨紀處分條例系列案例評析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發布時間:2016-10-19 10:50
案情簡介
案例一:仇某,黨員,某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建業處副處長。2016年1月仇某私自兼任某建筑有限公司業務經理,月薪6000元。張某,黨員,某市住建局所屬事業單位建設工程質量監督管理站副站長(事業編制、副處級)。2016年1月張某私自兼任某工程監理公司副經理,月薪5000元。同年9月,市紀委接到舉報,對仇某、張某違紀問題立案審查。
案例二:王某,黨員,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業處科長(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編制)。2016年1月王某私自兼任某市建筑有限公司業務經理,月薪5000元。同年9月被舉報。
案例三:李某,黨員,某市國資委財務處副處長。2016年2月,國資委為了加強某國有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臨時資產評估工作的管理,按規定經批準,由李某兼任該國有控股公司副總經理半年,截至2016年8月。李某在該公司領取了半年獎金1.2萬元,同年10月被舉報。
定性及處理建議
紀律審查人員認為:
案例一中,仇某身為市住建局建業處副處長,違反規定在建筑公司兼職并獲取薪酬等額外利益,構成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張某身為事業單位副處
級干部,違反規定在工程監理公司兼職獲取薪酬,構成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對仇某、張某二人的行為,應依據新《條例》第八十八條第三款之規定追究其黨紀責任。
案例二中的王某,作為工商局企業處科長,違反規定在建筑公司兼職獲取薪酬,構成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應依據新《條例》第八十八條第三款之規定追究其黨紀責任。
案例三中的李某,作為市國資委財務處副處長,雖經批準兼任該某市國有控股公司副總經理半年,但其違規領取獎金報酬,構成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應依據新《條例》第八十八條第三款之規定追究其黨紀責任。
評析意見
對黨政機關干部違反廉潔紀律等相關規定,違規兼職、兼職取酬問題,黨和國家相繼出臺黨內法規及國家法律法規,對該違紀行為作出具體規制,紀律審查人員應嚴格區分并準確界定。
仇某、張某違犯廉潔紀律,構成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
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的主體包括黨和國家機關的黨員干部,人民團體、事業單位中相當于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干部,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及其分支機構領導人員中的黨員,縣(市)直屬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科級黨員領導干部及鄉(鎮)黨員領導干部、基層站所的黨員負責人。該違紀行為在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規定,未經批準在經濟實體、社會團體等單位中兼職,或者經批準兼職但違規取酬的行為。
根據中央紀委2011年3月印發的《廉政準則實施辦法》第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違反規定是指違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黨政機關領導干部不兼任社會團體領導職務的通知》,中共中央紀委、中共中央組織部《關于退出現職、接近或者達到退休年齡的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有關問題的意見》等有關黨員及黨員領導干部兼職或者兼職取酬的規定。即違反中央、國務院關于黨和國家機關黨員干部以及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的黨員領導干部不得在經濟實體中兼職,或者經批準兼職但違規取酬的規定。
根據《廉政準則實施辦法》第十四條的規定,經濟實體包括各種類型的企業(公司)、個體經濟組織以及營利性的事業單位和民辦非企業單位。根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規定,社會團體是指中國公民自愿組成,為實現會員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凡違反規定,未經批準在各類經濟實體、社會團體等單位中兼職的,或者雖經批準兼職,但領取報酬的,都構成本違紀行為。
需要強調的是,根據《廉政準則實施辦法》第十四條第三款規定,黨員領導干部違反規定,在經濟實體、社會團體等單位中兼職或者兼職取酬的,應當辭去本職或兼任的職務,所收取的報酬(包括各種經濟利益)應當收繳。
案例一中的仇某、張某,違反規定在經濟實體兼職并獲取薪酬,均構成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應依據新《條例》第八十八條第三款之規定追究仇某、張某黨紀責任。對仇某、張某所獲取的報酬應收繳后上繳國庫。仇某、張某應分別辭去兼任職務。
王某違犯廉潔紀律,構成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
就案例二而言,個別紀律審查人員認為,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主體是黨和國家機關的黨員干部、人民團體、事業單位中相當于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干部,王某不在上述主體范疇,因此王某不構成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
上述觀點明顯是不正確的。
首先,王某雖然不是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但其是在行政機關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編制人員。
其次,根據有關立法、司法解釋的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指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包括在各級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軍事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未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很顯然,王某應視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此不能用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主體范疇之中“人民團體、事業單位中相當于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干部”來界定王某是否構成該違紀行為。
再次,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主體包括黨和國家機關的黨員干部,強調的是黨和國家機關的黨員干部的從事公務性質,不是黨和國家機關里具體工作人員的所屬編制情形,即是行政編制還是事業編制的問題。
因此,案例二中,王某違反規定在經濟實體兼職并獲取薪酬,其行為符合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構成主體要件及其它要件的規定,構成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應依據新《條例》第八十八條第三款之規定追究其黨紀責任。對王某所獲取的報酬收繳后應上繳國庫。王某應辭去兼任職務。
李某違犯廉潔紀律,構成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
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在客觀方面行為方式包括違反規定,未經批準在經濟實體、社會團體等單位中兼職,同時也包括經批準兼職但違規取酬的行為。
2013年10月,中央組織部印發的《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明確規定:現職和不擔任現職但未辦理退(離)休手續的黨政領導干部不得在企業兼職(任職)。按規定經批準在企業兼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不得在企業領取薪酬、獎金、津貼等報酬,不得獲取股權和其他額外利益。
在案例三中,李某雖經批準兼任該市某國有控股公司副總經理半年,但卻違規領取獎金報酬,屬于兼職合規、取酬違規的行為方式,構成違規兼職、兼職取酬違紀行為。應依據新《條例》第八十八條第三款之規定追究其黨紀責任。對李某所獲取的獎金報酬收繳后應上繳國庫。
需要強調的是,按規定經批準在企業兼職的黨政領導干部,要嚴格遵紀守法、廉潔自律,不能獲取薪酬、獎金、津貼等額外利益,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為企業或個人謀取不正當利益。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期間的履職情況、是否取酬、職務消費和報銷有關工作費用等,應向所在單位黨組織報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勒泰地區紀委副書記 齊英武)
第三篇:淺析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財產申報問題
淺析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財產申報問題
摘要:新形勢下,中央不斷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措施。財產申報作為監管國有企業領導干部的重要手段,也正在逐步深入推進。但目前國有企業領導干部在財產申報中還存在一些有待改進的問題。
關鍵詞:財產申報 意義 問題 建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斷加大反腐敗力度,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多名高官相繼落網,其中不乏諸多國有企業領導干部。為什么在國有企業推行了多年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各項管理越來越規范的今天,國有企業領導人員中仍不斷出現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腐敗行為,而且數額巨大呢?筆者認為,是國有企業在預防體系建設上還不完備,在制度執行上不徹底,在監督上還存在盲區,未能真正建立起國有企業領導人員不想腐的“防洪堤”、不能腐的“防火墻”、不敢腐的“高壓線”。
作為有效的預防腐敗手段,建立和完善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財產申報制度,以此加強對國有企業領導干部的管理和監督,保證國有企業領導干部廉潔從業顯得越來越重要。早在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聯合發布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以下簡稱《收入申報規定》),第一次明確提出對領導干部的收入實行申報。199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又聯合發布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以下簡稱《重大事項報告規定》),要求國有企業單位副縣(處)級以上干部,就個人及近親屬建房、婚喪嫁娶、因私出國、經營承包等重大事項向組織報告。這兩個規定的出臺,對促進國有企業領導干部廉潔從業和預防職務犯罪的發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實施后的效果還不盡如人意。從近期所披露出的企業領導人員犯罪情況來看,這些領導大部分都涉及經濟問題,但主要是通過巡視、舉報等其他方式獲得的線索,基本上不是通過財產申報被發現和查處的。這也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目前載國有企業領導干部財產申報中還存在某些不足,制約了其效能的發揮。下面就建立和完善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財產申報問題提出自己一些膚淺的認識。
一、建立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重要意義
(一)對國有企業領導干部具有警示作用。可以根據申報情況可以看出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是否與其的收入水平是否相符,從而及早發現潛在的腐敗行為。既給想腐敗人員以警示,使他們不敢腐,又能盡早發現領導人員的腐敗行為,及時處理,減少企業的損失。
(二)是查處違法、違紀案件的有效手段。企業領導人員準確、及時申報個人及家庭財產,使個人及其家庭的財產狀況能夠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讓腐敗分子無所遁形,一旦出現與其正當收入水平嚴重不符的財產變動情況,將為相關部門提供直接的查辦線索。
(三)有利發揮群眾的監督作用。建立和完善領導人員財產申報制度,以財產及其變動狀況作為切入點,讓群眾對領導干部進行切實有效的監督,對于腐敗分子將有強大的威懾作用。
(四)可以保護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合法財產權益。領導人員的財產申報可以全面地反映公務員任職期間的經濟狀況,特別是其任職以來的財產增加情況。通過財產申報,可以保護領導人員的合法財產,維護他們聲譽和利益。
二、目前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在財產申報中存在的問題
(一)申報內容與范圍的全面性不足
雖然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表》中將單純的工資、獎金、津補貼及講學、寫作、審稿等勞務所得申報范圍進行了擴大,把房產、有價證券、股票、投資等納入申報范圍,但存款、高檔日用品、車輛、無形資產、債權債務等還未列入申報范圍,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面申報,這使部分可能涉嫌犯罪的收入遺漏在申報之外,對于防范、懲戒腐敗的作用還很有限。同時,也未要求申報配偶和家庭成員的所有財產和收入,這就給申報對象隱瞞不正當財產和收入留下了漏洞。還有就是目前的申報內容不能正確反映領導人員的財產增量,使發現腐敗案件線索缺乏重要依據。
(二)申報內容的真實性不足
由于沒有建立完善的督查等配套制度,對領導干部財產申報中的真實性難以準確把握與核實,很難真正進行財產申報的稽核工作。特別是配偶和子女經商、辦企業的收入等狀況,由于受多方面原因的制約與限制,組織上也難以準確了解和認定,通常是申報人填報多少算多少,而缺乏過硬措施能夠對其進行監督與核查。
(三)財產申報的時效性不足
目前的財產申報一般為半年或一年一次,通常的做法是領導干部例行填表,僅此而已。這實際上只是進行了現職申報,而缺乏就職申報和離職申報環節。如果僅僅只是規定現職申報,而不規定就職申報和離職申報,這就不能全面掌握領導干部財產增量,難以將申報主體的財產狀況自始至終置于監管之下,給申報者留下了太多的游移空間。
(四)懲戒措施威懾力不足
目前的《收入申報規定》中對領導干部不申報或不如實申報收入的,只是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者黨紀政紀處分,而沒有規定法律責任,存在著對不按規定報告和不如實報告者處理過輕的問題。正是這種違規成本過低,才使財產申報制度難以發揮真正有效威懾作用。
三、建立和完善財產申報制度的幾點建議
建立和完善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的財產申報制度,是新形勢下加強國有企業黨風廉政建設,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真正從源頭上減少甚至杜絕腐敗發生的重要舉措。
(一)從法律層面上提高違法成本
好的政策措施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化,才能最大限度發揮其作用。利用法律手段來構筑國有企業領導干部財產的申報體系,可以大大增強其約束力,提高違法成本,發揮法律的威懾力,使領導干部不敢腐。同時,借鑒國外行之有效的財產申報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檢查、核實、公示等法律法規,形成整體合力,才能推進國有企業領導干部財產申報的規范化、法制化。
(二)進一步完善財產申報制度
盡管收入是財產的前提,但只是財產的一部分,財產的范圍要比收入廣泛得多。對于反腐防腐來說,需要申報的應是財產,而不是片面的收入。領導人員在申報財產同時還應將其配偶、子女、父母等親屬的財產一并申報,以防轉移財產。申報形式上應包括“就職申報”、“現職申報”和“離職申報”,注重領導人員任前財產和任期財產增量的明顯變化,在出現明顯不符時,有關部門即可追究其法律責任,這將極大地增強遏制腐敗和懲治腐敗方面的效率,并能夠提高國有企業領導干部拒腐防腐的能力。
(三)加強核實增強真實性
財產申報的核查工作涉及企業各部門和社會方方面面,對企業內部涉及人事、勞資、財務等部門,在社會上涉及房產、銀行、證券公司、稅務、工商等單位,有些還涉及領導干部個人隱私,僅憑企業力量難以承擔有效的核查任務。因此需要國家制定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賦予企業相關部門在領導干部財產申報核查中更多的權力,以保證核查工作的真實性。同時將相關部門對領導干部的配偶、家人的收入情況及其家庭財產情況列入檢查、核實的范圍,增加違紀、違法人員隱蔽非法收入的難度,減少其規避檢查、核實的可能性。
(四)予以適當公開接受職工監督
俗話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如能將國有企業領導干部的財產申報情況在本單位進行適當公開,自覺接受職工的監督,不但會對想腐人員造成巨大心理壓力望而卻步,也會使已腐人員因財產差距而無處遁形,更會使領導干部的合法所得得到職工的認可。
總之,實行國有企業領導干部財產申報制度,既是加強對領導人員監督的一種必要手段,又是保護領導干部、維護干部形象的重要措施。健全和完善國有企業領導干部財產申報制度,既有前期預警作用,具有極大的威懾力,又是后期糾偏懲處的重要依據,因此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更好地發揮其威懾、震懾和懲處的作用。
第四篇:市政處事業單位干部職工在企業兼職取酬自查報告
聊城市市政工程管理處
關于事業單位干部職工在企業兼職取酬情況
自查報告
市政管理局:
根據聊紀發【2010】6號文件精神,按照上級有關工作部署,我處對事業單位干部職工在企業兼職取酬問題進行了認真自查,現將自查情況匯報如下:
一、成立了自查領導小組:
我處及時召開了班子成員和各單位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專題會議,成立了以處長靳春燕同志為組長的自查清理領導小組:
組 長:靳春燕 副組長:潘玉強、李 濤
成 員:張 群、鄭勝偉、王一勛、康
一、杜玉孝、周建亭、張玉峰
二、認真開展自查、自糾工作
(一)及時下發了關于成立事業單位干部職工在企業兼職取酬清理工作領導小組并對兼職取酬工作進行集中清理的通知,處屬各單位認真進行了自查并形成了自查報告。
(二)要求全處在職中層以上領導干部、退休事業人員、內退或離崗事業人員認真如實填寫了“聊城市清理兼職取酬個人登記表”,并加蓋各單位公章,各單位主要負責人簽字確認。
(三)經過自查,除了養護所副所長鄭勝偉同志兼任魯西市政公司經理職務但未在該單位領取任何工資、補貼、津貼等薪酬外,未發現其他違規現象。
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第五篇:市政處事業單位干部職工在企業兼職取酬自查報告
聊城市市政工程管理處
關于事業單位干部職工在企業兼職取酬情況
自查報告
市政管理局:
根據聊紀發【2010】6號文件精神,按照上級有關工作部署,我處對事業單位干部職工在企業兼職取酬問題進行了認真自查,現將自查情況匯報如下:
一、成立了自查領導小組:
我處及時召開了班子成員和各單位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專題會議,成立了以處長靳春燕同志為組長的自查清理領導小組: 組長:靳春燕
副組長:潘玉強、李 濤
成員:張群、鄭勝偉、王一勛、康
一、杜玉孝、周建亭、張玉峰
二、認真開展自查、自糾工作
(一)及時下發了關于成立事業單位干部職工在企業兼職取酬清理工作領導小組并對兼職取酬工作進行集中清理的通知,處屬各單位認真進行了自查并形成了自查報告。
(二)要求全處在職中層以上領導干部、退休事業人員、內退或離崗事業人員認真如實填寫了“聊城市清理兼職取酬個人登記表”,并加蓋各單位公章,各單位主要負責人簽字確認。
(三)經過自查,除了養護所副所長鄭勝偉同志兼任魯西市
政公司經理職務但未在該單位領取任何工資、補貼、津貼等薪酬外,未發現其他違規現象。
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