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昌市推進農村土地流轉模式創新的做法

探索模式創新 規范管理服務

——金昌市推進農村土地流轉模式創新的做法

近年以來，我市堅持把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作為加快現代農業發展、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舉措，搶抓政策機遇，創新體制機制，規范管理服務，加大投入力度，通過政府引導、模式創新和典型帶動推進土地向特色產業、規模化經營集中，為城鄉一體化發展增添了新動力。

一、基本情況

金昌現有12個鄉鎮，138個行政村，1079個村民小組。總人口47.29萬人，其中農業人口24.01萬人，共有耕地171萬畝，實種面積98.76萬畝，家庭承包耕地面積75.30萬畝，流轉面積48.95萬畝（永昌縣30.51萬畝，金川區18.44萬畝），占實種面積的49.56%。從流轉形式看，出租26.63萬畝、轉包10.33萬畝、互換9.43萬畝、轉讓1.29萬畝、入股等其他形式流轉1.27萬畝，分別占流轉總面積的54.41%、21.10%、19.26%、2.64%和2.59%；從流入的方向看,流入農戶的面積26.84萬畝，流入專業合作社11.32萬畝，流入企業6.55萬畝，流入家庭農場等其他主體4.24萬畝。從以上情況看，我市土地流轉主要以出租、轉包和互換為主，轉讓和入股等其他形式僅占5.2%，是前三種形式的補充，且流轉土地的絕大部分是農戶之間的流轉。全市土地流轉基本形成了種養大戶承包經營型、龍頭企業帶動型、主導產業集聚型、專業合作服務型、現代園區推進型等流轉模式。就金昌市目前的土地流轉情況看，呈現出四大特點： 一是流轉速度加快，規模不斷擴大。自1998年二輪土地承包至2003年期間，我市大部分農村土地幾乎處于靜止的無流動狀態。在2003—2009年的七年間,全市農村土地流轉市場活躍度依然很低,每年平均土地流轉面積約占承包耕地面積的2%以下。近幾年來，土地流轉率呈逐年遞增之勢，流轉速度不斷加快，流轉的土地面積不斷擴大。2010年土地流轉面積達到8.19萬畝，占承包耕地面積的12.43%，其流轉率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1個百分點。2011年至2013年土地流轉面積分別為13.44萬畝、16.22萬畝和31.94萬畝，分別占承包耕地面積的20.39%、24.61%和31.62%，今年6月底，土地流轉率達到49.56%。

二是以出租形式為主，其它形式少量存在。目前以出租形式流轉土地面積已占到了55%，以轉包、互換、轉讓和參與股份合作等其他幾種方式總流轉率約占45%。總之，只要農民自愿并能達到最大流轉收益，以何種形式流轉土地對全市總體土地流轉狀況并無太大影響，但也說明了我市土地流轉形式比較單一，要隨著政府的引導和服務功能的加強，逐步創新流轉模式。

三是流轉對象趨于多元化，流轉費用逐年攀升。流轉對象從初始本村農戶之間的流轉，逐步流向現代農業園區、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種養業大戶和家庭農場，且流轉收益逐年攀升。特別是隨著國家各項惠農政策的實施，土地流轉收益呈明顯上升趨勢，租金由過去的幾十元逐步攀高到目前500-1200元/畝，且仍有上升趨勢。

四是流轉雙方實現了“雙贏”。土地流轉中我們嚴格遵循了“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政府行政干預的影響較小，實現 2 了流入流出“雙贏”的結果，農民比較滿意。經統計，農戶土地流轉以后，每畝土地可以實現500元左右的收入，另可享受國家各種補貼約100元，外出或就近務工收入上萬元。

二、主要做法

一是創新有效形式推進流轉。全市各級在租賃、轉包、轉讓、互換、入股等基本流轉形式基礎上，立足實際，積極探索，提煉總結出了特點突出、主題鮮明的土地流轉形式。金川區在先行試點成功的基礎上，以寧遠堡鎮新華村為主大膽實踐“以互換促流轉、以入股促集約、以租賃促分流”的流轉形式，探索出了“3331”產業分工模式，促進了土地流轉實現高效集約發展。以互換促流轉，就是采取自愿互換的土地流轉方式，將千家萬戶零星分散經營的土地相互置換，使“多處變一處、小塊變大塊”的方式集中流轉土地18.44萬畝，并重新進行確權登記，整區推進土地流轉，實現了集約經營。以入股促集約，就是將置換并重新確權登記后的土地以家庭為單位，以人定畝數，把承包經營權入股給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變家庭小生產為公司適度規模集約化經營，雙灣鎮營盤村和寧遠堡鎮新華村有154戶農戶入股，共入股流轉土地1163畝。以租賃促分流，就是由入股農戶享受優惠政策，租賃經營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投資建設的設施農業功能區，進行二次產業分工，由從事種植業、養殖業向勞務和二、三產業轉移分流，在新華村、西坡村、營盤村探索30%的農民租賃經營日光溫室和塑料大棚、30%的農民租賃經營暖棚圈舍進行舍飼養殖、30%的農民進城務工從事二、三產業、10%的農民租賃經營高標準節水農田“3331”土地流轉模式，進一步拓展了農民增收空間。二是發展現代園區帶動流轉。把加快現代農業園區建設作為農村土地流轉的有效載體，最大限度地聚集人才、資金、科技等要素，整合資源，集聚優勢，配套措施，有力推動農村土地流轉。在土地流轉中，我們堅持先規劃后流轉，土地流轉跟著規劃走的原則，有計劃分步驟推進。在邀請專家深入調研論證的基礎上，高標準高起點編制了現代農業園區發展總體規劃，布局發展設施農業、經濟林果、精品苗木、畜禽養殖、優質花卉、節水農業等六大類產業，在清河現代循環農業經濟產業園、東河高效節水農業示范園、金川循環農業綜合示范園、金昌現代畜牧循環產業園共完成投資3億多元，市級財政累計下撥扶持資金4000多萬元，入駐園區各類企業112家，建成特色優勢產業基地50萬畝，推廣農田節水技術20萬畝，完成無公害蔬菜標準化生產10萬畝，建設養殖小區（場）20個，依托園區產業及區位優勢，吸引山東、江蘇、酒泉以及本地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種養能人流轉土地6.8萬畝發展制種、洋蔥、肉羊肉牛等高效產業，輻射帶動園區土地流轉17.6萬畝，實現6.5萬人（次）農民就近轉移務工。

三是利用政府投入拉動流轉。全市各級積極探索政府資產所有權入股，把落實惠農政策措施與土地流轉結合起來，建立土地流轉多元化投入機制，助推農村土地有序流轉。金川區政府整合區屬集體企業優良資產，注資成立區惠農城鄉投資公司，農戶以2畝地為1股，以土地經營權入股，成為公司股東，在全區推行“土地互換”，加快推進土地集約化經營。縣、區通過整合農業項目，規劃建設高標準日光溫室區、高標準暖棚養殖區、高標準節水農田示范區，以此作為股份入股，入股時產權歸政府所有，入股后 4 由縣、區惠農城鄉投資公司負責廉價向農戶租賃，農戶以租賃參與經營。同時，通過農戶集資的方式，規劃建設城市住宅樓生活用房和出租房，城市住宅樓生活用房產權歸農戶所有，出租房參與入股，產權歸區惠農城鄉投資公司所有。

四是搭建融資平臺合理流轉。把引進有實力的省內外知名農業龍頭企業作為推進農村土地流轉的重要手段，鼓勵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做大做強，吸引業主大戶、企業進入項目區流轉土地，開展規模經營。甘肅中天羊業公司采取“公司＋農戶＋市場”模式，已完成投資7000萬元，新建萬只良種肉羊繁育場、萬頭良種肉牛繁育場各1個，建設1500m研發中心實驗樓1棟，建成日處理300噸畜禽糞便的有機肥處理場1個，與200多戶土地流轉戶簽定了聯合協議，為入駐養殖小區土地流轉戶提供良種，商品由公司負責收購。甘肅金源牧業公司采取“基地＋農戶＋公司”模式，完成投資3000萬元，建設萬只羊場2個、千頭牛場1個，吸引社會投資2000多萬元，與300多戶養殖戶和牧草種植戶簽定了長期合作協議，為養殖戶提供種羊種牛，產品由公司統一收購。甘肅省厚生草業公司采取“公司＋基地＋農戶”模式，在永昌縣新城子鎮劉克莊村流轉土地9980畝發展優質牧草產業，農民轉出土地每畝獲得收益550元，外出務工收益近2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20％以上，為沿山冷涼灌區農業結構調整摸索出了成功經驗。

五是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加快流轉。把培育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作為推進農村土地流轉的有效抓手，充分發揮農民專業協會的引領示范作用，引導規范開展農村土地經營權合理流 轉，進行集中連片整理，統一農資供應、統一生產培訓、統一農機作業、統一銷售產品，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持續增加農民收入。永昌縣海量辣椒專業合作社在六壩鄉高效設施農業示范園區流轉土地3500畝，以600元/畝租金作為股金入股合作社，建設日光溫室1935座、蔬菜集約化育苗基地50畝，帶動2779戶社員發展辣椒種植，生產的辣椒被認定為“國家綠色食品A級產品”，遠銷蘭州、西安、烏魯木齊等城市。2013年生產和運銷隴椒系列產品4500噸，年實現銷售收入1200萬元，向社員分配股利25萬元。金昌市唯一掛牌成立的永昌縣天富家庭農場在朱王堡鎮湯寧村流轉土地680畝，建成14座高標準溫室大棚、10棟養殖大棚、410畝玉米制種和240畝苗木基地，帶動周邊閑散勞動力300余人從事蔬菜種植、牲畜養殖、玉米制種和苗木種植等，2013年經營收入147萬元，家庭成員人均收入近10萬元。

六是強化服務規范流轉。在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礎上，以規范管理、加強服務為宗旨，以縣級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服務組織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機構為核心，信托各級經營管理機構，指導縣區、鄉鎮、村建立起了信息順暢、運轉高效的三級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服務體系和縣級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體系，進一步明確了工作職責，健全了管理制度，規范了運行規則。目前全市已成立縣級流轉服務中心2個，鄉鎮流轉服務站12個，村級流轉服務點138個，聘請88名仲裁員調處土地糾紛。同時，為加強農村土地流轉市場體系規范化建設，制作了農村土地流轉程序流程圖，創建土地流轉規范化交易市場3個，包裝推出了一批土地流轉項目，吸引了外地企業，實現了對 6 外招商。

實踐證明，土地流轉必將開啟城鄉一體化的新途徑，而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就要本著“大膽試驗探索、積極穩步推進”的原則，對土地進行依法、自愿、有償、有序的流轉后，用現代化的理念發展農業，用現代化的生產組織方式和先進的經營管理方法經營農業，實現了種植規模化、生產企業化、經營集約化、質量標準化和產加銷一體化，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益和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加快了改造傳統農業的步伐，走出了一條特色現代農業發展之路，對我市農業現代化發展具有積極的示范帶動作用。

金昌市農牧局供稿

第二篇：商丘市：創新模式加快農村土地流轉

“今年的麥收和秋收不再那么忙碌了，由于全村的土地去年實行了整合和流轉，俺家的6.8畝耕地由十一塊變成了一塊，農忙季節一個人在家就足夠了，其余五口人照樣在外打工。”近日，虞城縣店集鄉李樓村農民張圣江告訴記者。

近年來，商丘市在尊重群眾意愿和相關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堅持“兩不變”原則(保留原有分地人口不變，保留原有耕地面積不變)，創造了“小塊并大塊，多塊并一塊”的農村土地流轉互換新模式，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服務機制和激勵機制，使全市農村土地流轉步伐明顯加快。

完善農村土地流轉服務機制

目前，該市9個縣(市、區)都建立了縣級農村土地流轉服務中心，成立165個鄉(鎮)農村土地流轉服務站，村級土地流轉工作信息員達3000多人。9個縣(市、區)依法調整了縣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委員會，重新聘任170余名仲裁員，并集中參加法律法規知識培訓。2010年以來，全市共調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案件1251起，其中鄉村調解978起，縣級仲裁機構調處273起，有效化解了農村土地信訪問題，為加快農村土地流轉奠定了基礎。

建立健全政策激勵機制

該市將“小塊并大塊”和農村土地流轉納入政府目標考核，要求各縣(市、區)結合高標準糧田建設工程，整合農村土地，實現“小塊并大塊，多塊并一塊，一家一塊地”，按時完成農村土地并塊工作。提前完成并塊任務的，市政府將給予表彰、獎勵。全市20個土地流轉面積1000畝以上、糧食產量超過100萬斤的產糧大戶，市委、市政府給予價值10萬元的農機具獎勵。各縣(市、區)也相繼出臺了促進農村土地流轉的激勵措施。

截至目前，全市“小塊并大塊”面積達860萬畝，累計有122個鄉(鎮)4019個行政村實現了“小塊并大塊，多塊并一塊”，參與土地流轉互換的農戶有162萬戶。通過農村土地 “小塊并大塊，多塊并一塊”，該市發展土地流轉面積100畝以上的流轉大戶813戶、1000畝以上的流轉大戶116戶，促進規模流轉面積183萬畝，占全市耕地總面積的16.9%。(河南日報農村版 記者侯博通訊員王義才)

第三篇：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模式創新剖析[定稿]

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模式創新剖析

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模式創新剖析

推動農村土地流轉，發展現代農業，實現規模經營，解決土地細碎化問題成為破解“三農”問題的關鍵。對土地互換、出租、入股、股份合作、轉包等土地流轉模式創新進行剖析，既有成功的經驗，也存在改變耕地用途、法律沖突、風險不確定、侵害農戶利益、融資困境等方面的問題，通過法律規范、制度創新、制度創新、組織建設、政策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進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模式創新，對加快我國農業現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推動工業化、城鎮化建設進程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現代農業的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下，農村土地流轉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以分散經營為主要特點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已經越來越難適應以規模化生產、集約化經營為特征的現代農業的發展要求。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各地自發地開展了一系列為了克服家庭分散經營的土地流轉創新實踐。對這些地區的農村土地流轉模式創新進行剖析，推廣可行做法，總結經驗教訓，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并采取相應的對策與措施，對穩定我國以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為基礎、統分結合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促進農村土地管理制度變革，采取多種形式流轉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促進農業的規模化、集約化、和現代化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我國現行農村土地流轉模式創新的形式

對于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目前一些地方已經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探索，創造出各種不同的農村土地流轉模式，比較典型的主要有如下幾種類型：

1、農村土地互換

農村土地互換是指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承包土地的承包方為了便于耕種或者規模種植的需要，交換自己的承包地，其土地承包經營權也進行相應的交換。最具代表性的為重慶江津模式和新疆沙灣模式。

（1）重慶江津模式。重慶江津模式是農村建設用地互換的典型代表。為推進農村建設用地市場化，自2007年9月到2008年8月，江津區在重慶市率先開展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置換試點。該試點的鮮明特點是由市場主導實施和指標跨區流轉。2007年9月頒發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置換管理工作試行意見》是指導試點的綱領性文件。將農村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范圍包括農民宅基地、廢棄的工礦企業用地、公路等。江津區國土局統計數據顯示，一期復墾，全區新增農用地面積4160畝，其中耕地面積2781畝。以解決城市建設用地為核心的農村建設用地減少與城市建設用地增加的掛鉤做法成為江津推行土地改革的重要動力。當然，實現指標跨區流轉得益于農村土地交易所的建成。農村土地交易所是重慶進行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而向國務院申請的重要政策之一，其主要交易品種是農民宅基地、鄉鎮企業用地、村落公用地等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經過復墾整理并嚴格驗收，置換出的建設用地指標。江津模式中政府發揮著重要的角色，首先是提供經費支持，政府復墾土地的成本，包括勞動力、安置補償、新居建設配套設施完善等，每畝花費4-5萬元；其次是政府主導了指標流轉、定價及收益分配。有利于土地的集約高效利用，有效緩解城鎮發展用地的供求矛盾，促進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進程，改善了農戶的生產發展環境。

（2）新疆沙灣模式。新疆沙灣模式是農村土地耕地互換的典型代表。為了推廣實施節水滴灌，節約成本，提高效率，實現連片規模種植，自2004年起，新疆沙灣縣四道河子鎮下八戶村率先發起土地互換，將農戶原本分散在3－4處的土地集中到2塊統一種植，解決土地過于分散的問題，以便于耕種、鋪設管道。到2005年，全村所有耕地10368畝全部實現了互換，滴灌、微灌等高新節水技術普及率達到100%。互換完成后，全年農戶人均純收入達到8000元，土地利用率提高3%—5%，凈增加耕地400畝，增加的耕地可使農民每年人均增收347元。由于土地互換的效益比較明顯，四道河子鎮下莊子村、中心村等6個村先后完成了土地互換，面積達4.27萬畝。通過土地互換，農作物種植實現了相對集中、標準化種植、集約化生產的目的。老沙灣片鄉鎮棉花生產基地品種進一步統一，品質進一步優化，單產進一步提高，有利的推動了土地規模集約經營，加速了農業產業化進程，促進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加快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2、農村土地出租

農村土地出租是指農戶簽訂租賃合同，將其所承包的全部或部分農村土地租賃給農業生產大戶、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或合作社從事農業生產，土地出租不改變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原來承包土地的農戶繼續按照原有的土地承包合同履行其義務，享受其權利。新參與的土地租賃方按照租賃合同的約定對土地承包方履行按其支付租金并不得改變農村土地用途的義務。可以采取現金或者實物的方式按支付租金。農村土地處租方式主要有農業公司租賃型、農業大戶租賃型及農村反租倒包型等。安徽小崗模式較為典型。

安徽小崗土地流轉始于當初的“反包倒租”，就是鼓勵土地向種田大戶、能手流轉，進行適度規模經營，通過組織協調改變土地現轉，從而發揮其應有效應，已獲得更大的利潤。通過新農村規劃，加大投入，大力支持中心村的發展，將村民向中心村集中。這樣可以節約土地，減少國家財政對公共設施的投入，促進村民素質的提高，改善村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同時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小崗村耕地面積大約2000畝，其中60%目前出租流轉被集中起來用于發展蘑菇、花卉、葡萄規模種植及家禽養殖等。采取土地集中利用，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新型合作給當地農戶帶來巨大的經濟實惠和利益。2009年，安徽小崗村的農村人均收入達到6600元，比同期全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5153.2元高出1446.8元。

3、農村土地股份合作

土地股份合作制屬于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一種產權制度安排，即在按人口落實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基礎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采取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形式進行農戶土地承包使用權的流轉。農戶土地承包權轉化為股權，農戶土地使用權流轉給土地股份合作企業經營。扣除相關項目的土地經營收入剩余按照農戶土地股份進行分配。它代表當前農村土地流轉模式創新的方向，也是比較普遍的一種農村土地流轉模式。最具代表性的為廣東南海模式、山東棗莊模式。

（1）廣東南海模式。為了充分保障農戶分享農村土地增值收益，滿足城市化、工業化建設用地的需求，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原廣東省南海市）上世紀90年代在其轄區內實行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廣東南海模式的特點在于由股份合作組織直接出租土地或修建廠房再出租，村里的農民出資入股，憑股權分享土地非農化的增值收益。實行土地股份制的具體措施有如下兩點：一是采取分區規劃，把轄區土地按照土地功能及定位劃分為商業住居區域、經濟發展區域和基本農田保護區域，集約利用有限的農村土地資源，充分發揮土地效益，合理實施城鎮發展規劃，對基本農田實行最嚴格的保護；二是明確股份份額和范圍。可以將農村土地、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及村集體經濟組織集體財產折價入股，制訂股份公司章程，股東權利的范圍、股東紅利的分配及股東權利管理嚴格按照公司章程規定辦理。模式創新遵循的共同原則有以下幾條：第一，只有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成員才有權參與土地股份公司的土地分紅，“人人參與，個個有份”的制度設計與安排使成員權益得到了切實的考慮；第二，年齡成為集體組織成員股份分配差異的依據；第三，在股權變動與調整時會充分體現人口變動、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變化的情況；第四，為了便于村社管理，特別是為了執行有關計劃生育和治安管理等，額外設置了一些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獲得股東權利或者參與股份分配的附加規定；第五，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分享的股份數額具有較強的福利性，只能自己享受，沒有繼承權，不得贈送、轉讓與抵押。

廣東南海模式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創新用土地股份合作制取代原來的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這種制度創新不僅充分保障了農戶承包土地的收益分享權利，而且從制度設計上通過股利分配的方式賦予農戶分享農村土地非農化所帶來的巨大土地增值收入。這是南海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核心，也是我國農村現行土地利用制度和城市化、工業化建設進程的有益嘗試。從土地收益分享的方面考察，這種土地制度創新不僅在承認農戶的農村土地經營收益分配權，而且保障了農戶參與分享農村土地非農化的土地增值收益權。用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取代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實現農村土地權利的過渡，由土地的自然狀態向土地的資本狀態過渡，此種以土地資本化為典型特征的土地使用制度創新，減少了土地流轉過程中的利益沖突，極大地調動了農戶的參與積極性，推動了農村土地資源的充分利用，促進了農村土地資源的有效流轉，推動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帶動了農村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

（2）山東棗莊模式。山東棗莊市山亭區徐莊鎮于2008年9月成立了全國首家農村土地產權交易所，為參與徐莊土地合作社的農戶頒發了280份農村土地使用權證。并創出了三個全國“第一”：首次創辦了獲得工商注冊的土地流轉合作社，首次由區政府向農民頒發的農村土地使用產權證，首次建立了農村土地使用產權交易所。這標志著在國內各地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案例中，增加了一種新模式，村民可使用土地使用產權證作抵押，向信用聯社申請貸款，進行農業基礎建設和采購。

棗莊市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發放土地使用產權證。持有土地使用產權證的農戶可以在其有效期限內，自愿經營或者進行農村土地流轉，同時亦可將土地使用產權證入股經營或者作為抵押擔保物。其次，從市自上而下建立市、縣（區）、鄉鎮三級有形的農村土地使用產權交易市場，解決市場缺位問題。再次，地方政府出臺政策引導農戶走農業合作化的道路，以土地為紐帶聯系農戶與合作社，解除參與合作農戶的后顧之憂，調動農戶參與合作社的積極性，同時通過制度設計避免農戶的失地風險：一是農業合作社成員的構成比例，以土地入戶的農戶數不得低于總成員的80%，其他成員不得超出總成員數的20%；同時對投票表決權的票數進行限制，通過資金入戶的社員投票權不得超過投票權總票數的20%。二是構建農業保險體系，政府出資補貼涉農保險的企業的農業保險項目。三是對土地使用權抵押的額度和年限進行限制，抵押額度最多不得超過1/3，抵押年限不得超過3年。

棗莊農村改革的主要動力來自于農民，出發點是為了農民，是“自下而上”由農民自發開始的，做到了尊重農民意愿。改革的重點放在農業地區，而不是近郊區。向農民發放“土地使用產權證”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追求土地的規模效益。

4、農村土地入股

農村土地入股是指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承包戶為了發展規模農業，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折算為股權，自愿走農業產業化發展道路，實現農業生產合作，以土地承包權入股組成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農業生產合作社，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此方式以上海奉賢模式較為典型。

上海奉賢的做法是：一是規定入股農戶的最低收益保障數額，每畝土地的最低收益為400元，每畝土地的最低分紅為200元；二是規定合作社的利潤分配順序及方式。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奉賢區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總數已經達到350家，帶動參與農戶數額為6.5萬，全區農民專業合作社銷售各類農產品總額大約22億元，比上年增7.3%，利潤1.12億元，而由合作社統一購銷金額達16.8億元，約占總額的76%，同比增長8.4%。上海奉賢農民專業合作社呈現典型的三大特征：一是合作社的產業類型齊全，除傳統的糧食、蔬菜、水果、花卉外，農家樂和營銷類合作社發展迅速，達到29家，占總數的8%；二是合作社組織形式多元化，采取“合作社+基地+農戶”和“合作社+農戶”、“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等多種形式，其中前兩種占了總數的80%；三是合作社運行質量逐年穩固提高，運行情況良好和較好的合作社有200多家，合作社實行民主管理，社務公開。承包人在用工上對合作社負責，合作社優先安排就近社員工作，產業化經營能力強。

5、農村土地轉包

農村土地轉包是指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承包方將其承包經營權的全部或者部分轉給同一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其他農戶從事農業生產。土地轉包不改變原有的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原有的土地承包按照土地承包合同繼續履行原有合同的義務，并享有相應的權利。農村土地轉包模式是目前農村土地流轉面積最大、比例最高的一種土地流轉形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為浙江溫州模式和重慶忠縣模式。

（1）浙江溫州模式。浙江溫州模式具體而言主要有三種實現方式：一是村集體經濟組織主導模式。該模式充分發揮村委會和村級經濟合作社的主導作用，維持原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變的前提下實現農村土地的流轉。其具體做法是村集體轉包直接經營和村集體代種代耕。村委會或村級經濟合作社按照一定標準收取一定費用的基礎上進行代種代耕，農戶只負責田間管理和糧食收割。二是種糧大戶承包模式。農戶把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包給種糧大戶是該模式的核心，采取有償轉讓的形式，通過招標、中轉站轉包或中介機構合同轉包等方法實現農村土地的有序流轉，減少農村土地荒蕪，充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三是社會化模式提供服務的方式。主要專業農業合作、農場或者糧食合作社對糧食生產實行 “一條龍”的有償服務，或提供某一關鍵環節有償服務。

（2）重慶忠縣模式。到2006年，重慶市通過轉包流轉土地總面積108.88萬畝，占土地流轉總量的50.33%。39個區縣中除大渡口外，流轉面積最大的是忠縣，達18.8萬畝，流轉比例最高，達98.3%。對于減少農村土地撂荒，擴大農戶土地的規模經營和連片種植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

重慶忠縣模式的典型特征是政府引導、鼓勵、支持農戶能人成立農業產業化企業從農戶手中轉包土地，根據土地地理位置、土壤肥瘠程度不同支付不同的貨幣或實物租金，獲取土地租金，轉包土地的部分農戶還可在企業務工取得勞務收入。如2006年9月，博富文柑橘有限公司在忠縣的石寶、拔山等7個柑橘基地鄉鎮租賃果園4萬畝，租期30年，租金按每年田440元/畝、土360元/畝支付，較好地塊的租金上浮3%，合同簽訂后，每5年調整一次租金基價，戶均增加收入2185元，比農戶原經營收入增長3.5倍，實現企業增效，農民增收。

6、宅基地換住房，承包地換社保

宅基地換住房，承包地換社保是指農民以放棄農村宅基地為代價，把農村宅基地被置換為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用地，進而農戶可以在城里獲得一套住房。與此同時，農民自愿放棄農村土地承包權，與市民享受同等的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逐步建立起統一城鄉的公共服務體系。其中以重慶九龍模式最具代表性。

重慶于2007年獲國家批準成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九龍坡區作為重慶先行的試點區域，在農村土地使用制度方面進行了大膽嘗試，創造了農村土地流轉的重慶九龍模式。依靠“宅基地換住房、承包地換社保”的方式，促進了農村土地的集約利用，充分發揮農村土地使用效益，消除土地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束縛。

重慶九龍模式的基本做法有兩點：一是以宅基地換住房。政府拿出原農村宅基地的20%左右，集中興建新型農村社區，騰出的80%左右復墾為耕地，其農村建設用地指標，則置換為本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對流轉的宅基地每個村民能免費置換20m2住房，優惠5m2住房，多余面積按580元/ m2計算。二是以承包地換社保。第一，九龍坡區頒布相應政策，凡是沒有穩定收入來源又自愿放棄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就可以自愿申報為九龍坡區城鎮居民戶口，并在小孩上學、再就業培訓、醫療保障與養老保險等方面與市民享受相同待遇。同時大力推廣新農村合作醫療，解決農民的看病就醫問題。第二，以土地承包權出租，按稻谷每畝年平均產量折算約1000元的金額，收取租金。流轉以自愿為原則，其目的是將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從農業園區或城鎮企業獲得務工收入，由務工企業來解決社保問題，并享有固定土地收益，實現持續增收。

二、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模式創新存在的主要問題

1、耕地保護形勢嚴峻，部分模式創新改變農村土地用途

我國耕地資源十分稀缺，一直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根據國務院批準的《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從保障糧食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出發，提出了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的目標。我 國可用作新增建設用地的土地資源十分有限，各項建設用地的供給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嚴格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土地用途管制是我國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但土地流轉中出現的情況令人擔憂：首先，農村土地流轉改變用途，非農化、非糧化現象明顯。《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所有權性質和土地的農業用途。” 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農村土地用途。但是對現有土地流轉模式創新調查可以發現，農村土地流轉的過程中，農地的用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受到各方高度關注。主要表現為：一是農用地流轉后轉變為非農建設用地。截至2007年底，重慶忠縣流轉耕地累計36.78萬畝，耕地流轉后用途發生變化的有25.43萬畝，占耕地流轉總量的69.13%。隨意改變耕地的農業用途違背了《農村土地承包法》中農地流轉的用途限制規定。廣東南海模式流轉土地用于工業用地同樣如此。二是農用地流轉后用途非糧化，多表現為耕地變為園地等其它農地類型或者由種植糧食作物轉變為種植經濟效益更高的經濟作物。如重慶忠縣土地流轉后建立起的大面積柑橘、原料林等基地的土地原來大部分為基本農田，這與《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第十七條“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占用基本農田發展林果業和挖塘養魚”相沖突。其次，農村土地用途管制主體缺位、流轉機制缺陷。現行農地保護制度有基本農田保護制度、耕地總量動態平衡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建設占用耕地補償制度等。但實際上在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土地用途管制主體往往缺位，用途管制的執行不力。由于各地情況不同，基本農田的保護等級和管制缺乏統一的標準，而地方政府在任期內為發展經濟、追求經濟增長和財稅收入，會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招商引資渠道引入各類項目，而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往往是由政府引導的，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自然選擇將耕地向收益高的用途流轉。

2、土地流轉模式創新與現行法律法規沖突，缺乏相應的法律保障

對土地權屬管理、土地用途管制、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建設用地供給等涉及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問題，我國《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國發[2004]28號）、《國務院關于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2006]31號）等法律法規做出了明確規定和要求。此外，《物權法》、《擔保法》、《民法》、《公司法》等在一定程度上業制約了土地流轉。具體表現在：一是受土地權屬限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明確規定全部土地屬于國家和農民集體所有，土地所有權不得買賣和非法轉讓。同時，土地流轉，流轉的只能是使用權，不能是所有權。二是土地用途限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九條“國家對土地實行用途管制制度”、第六十三條“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用于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條“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土地所有權的性質和土地的農業用途。”等限制農村土地流轉不得改變農業用途。三是嚴格耕地保護限制。《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第十一條“基本農田一經劃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擅自改變用途，這是不可逾越的‘紅線’。”但事實上農村土地流轉經營主體均需要建設生產管理用房，與法規沖突。四是土地流轉期限限制。很多土地流轉合同簽訂的流轉年限超過了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與現行法律規定相悖。與現行法律法規相沖突的做法難以得到現行法律保障。同時我國缺乏專門的法律對農村土地流轉進行規范，沒有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流轉法》，對農村土地流轉的產權性質、土地流入流出方的權利與義務關系、流轉期限、流轉方式、爭議解決辦法和法律責任等進行明確規定。

3、土地流轉中農民利益訴求難以得到充分保證

十七屆三中全會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不得改變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性質，不得改變農村土地的農業用途，流轉過程中不得侵害農民的正當利益。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又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自愿流轉土地是這一規定的精髓。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農民利益訴求難以得到充分保證，侵權現象嚴重，主要表現為：一是土地流轉違背農民意愿。一些由政府主導的土地流轉合同，既無農戶簽名，又無書面委托，不尊重農民土地流轉的主體資格，用變相的行政手段干預土地流轉，造成土地流轉雙方主體不合法，不尊重農民的意愿，農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二是土地流轉定價不合理。推動農村土地流轉必須保護農民土地的經濟權益，讓流轉農戶共享土地流轉帶來的經濟效益。但現實是農村土地流轉租金普遍都不高，一般一年在400-600元/畝，且租期很長，農民僅僅獲得眼前實惠，難以分享未來土地增值收益，影響了農民的長遠利益。甚至有些地方熱衷推動“反租倒包”，以較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租賃土地，然后以較高的價格出租，換取差價。三是農民土地流轉收益不穩定。一些農業企業或承包大戶在其經營項目的收益沒有達到預期時不兌現其租金承諾或要求降低租金，有的甚至攜款潛逃，農民的收益得不到保障。四是流轉土地改變用途，影響農民生計。外來企業取得土地經營權后擅自建造的建筑物破壞了耕地，到期收回后很難繼續用于農業生產，影響了農民的生計，農民的權益受到損害。

4、難以控制規模經營的不確定性風險

土地規模經營后帶來的風險遠遠大于家庭承包經營。這種風險主要來自于生產經營過程中不可預料的自然災害、市場供求變化的價格風險及規模經營的契約風險。一是自然災害發生頻繁。受全球氣溫變暖影響，我國自然災害發生頻繁且不斷加劇。水災、旱災、冰雹等給農業生產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且呈逐年增加態勢。二是市場供求變化的價格風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者之間、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均存在競爭，農產品的供求關系難以始終處于均衡狀態，導致農產品市場價格的波動，由此引發一系列的風險。如最近幾年大蒜、香蕉、蘋果等價格的大起大落都給種植經營戶帶來重大的損失。三是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增加了農業生產成本，獲利空間有限。近年來，受國際市場化肥、飼料、薄膜價格上漲的影響，國內農資價格普遍上漲，增加了農業生產成本。四是規模經營的契約風險。租賃戶怕農村土地政策不穩，政府提前收回土地承包經營租賃權而不敢大膽投入，影響規模經營產量與產出。另外農村品市場的不確定性也影響了大規模開發。

5、土地流轉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夠

發展農業，就必須有資金的積累和投入，發展現代農業，實現規模經營更是如此。但事實上土地流轉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夠，農業融資難的問題，已成為制約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是農村金融發展滯后，服務不足。各家銀行大規模地縮減了農村網點，鄉鎮基本全部撤出；各類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中，用于農業貸款的所占比重很低。農村融資難、貸款難，且農村存款大部分流入了城市，農業大戶和龍頭企業都面臨資金短缺和融資困難。二是農業融資保障不足。體現在財政資金投入制約過多，主要用于農業扶貧資金投入、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投入等，用途管制嚴格；農村信用社經營體制僵化，難以適應農村經濟發展和市場多元化的需要；農業資本向城市流入，成為工商業資本，抽走了農業發展的資金；農村土地抵押受到限制等。三是農村保險發展滯后，保險公司推廣涉農保險積極性不夠。農業保險是保護農業生產、保障農民利益、提高農產品競爭力的有效手段，但農業保險的高風險、高費率、高賠付和低保額、低收費、低保障的“三高三低”特性使得農業保險經營陷入惡性循環，而政府又沒有對涉農保險實行補貼或政策優惠等。這也是法律法規缺位，沒有專門針對農業保險的法律法規；不符合保險的大數法則；風險管理措施缺乏；農業保險認同缺失造成的。四是農村社保體系還不健全，廣大農戶仍然不愿意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近年來，國家投入了大量資金用于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構建，養老保險、農村合作醫療、農村社會救助、農村低保等，但還在逐步推廣、完善階段，保障的力度還不夠，農村社保體系還不健全。還沒有消除農村土地的收入保障、社會保障、就業保障功能，出于對經營安全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考慮，農民仍把土地當命根子來看待，認為有了土地，生活就有了保障和退路，不愿意輕易離開土地。

三、促進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模式創新的措施與對策

1、規范農村土地流轉用途管制。我國人口眾多，糧食安全保障責任重大，規范農村土地流轉的用途管制必須引起高度重視。首先，創新耕地保護機制，落實耕地保護責任。耕地保護機制包括規劃機制、行政機制和市場機制等。耕地不僅是最重要的農業生產資料，而且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毫無疑問，保護耕地生產糧食的主體是農民。我國法律規定保護耕地、保障糧食安全是各級政府的責任。廣大農民承擔了種田保糧的義務，理應得到各級政府的經濟補償，這也是建立“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必然要求。其次，適度放寬農村土地的農業用途管制。建議在不損害土地耕種條件和基本農田保護的前提下，將農作物種植，含果樹、經濟作物、苗木、大棚等；畜禽、水產養殖等對視為農業用途。鼓勵農村土地流轉經營主體參與農村廢棄建設用地的復墾工作。再次，統籌城鄉土地利用、開發整理規劃，提高農村建設用地節約集約利用水平，實現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減少與城鎮建設用地增加掛鉤，提高土地的合理利用水平，土地開發整理專項資金主要用于保護耕地占補平衡和基本農田建設，以增加有效耕地面積，提高耕地質量。最后，嚴格耕地保護的領導責任追究制度。保護耕地是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地方政府是耕地保護的第一責任人，但現實中往往成為耕地違法占用的推手。國土資源部的數據顯示，全國絕大部分的土地違法案件都涉及地方政府違法批地。嚴格實行問責制，就是對本行政區域內發生的土地違法違規案件造成嚴重后果的，對土地違法違規行為不制止、不組織查處的、隱瞞不報的，應當追究地方政府負責人的領導責任。

2、加強農村土地流轉法制建設。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社會形勢的變化，特別是農村土地規模經營的開展和農業結構的調整，迫切需要對已有的涉農土地相關法律法規進行修訂、修正和增訂。一是修訂完善我國現行土地流轉相關法律《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農村土地承包法》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等的相關規定。比如在相關法律中明確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歸屬，界定農村土地流轉的范圍等；二是針對農村土地征用及征收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矛盾和典型表現盡快制訂關于農村土地征用和征收的專門法規。加強農村土地流轉管理、切實保護農民合法權益、創新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必須在充分考慮我國國情的基礎上，運用實踐與理論研究的方法，分步驟、分階段的制訂專門的諸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流轉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流轉收益分配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抵押法》等，為維護農民正當利益提供法制保障和政策支持。依靠法律的權威性與公正性特性，來界定與規范參與農村土地流轉各方的行為，引導其決策，維護其利益，保障參與各方的合法權益，特別是維護土地流轉參與方弱勢主體——農戶的正當、合法利益訴求。有效避免各種傷農、害農、損農的短期行為出現，進而為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創新，為我國農村土地管理制度變革創造良好的法律約束與保障。與此同時，要在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注重加強農村普法力度和強度，采取宣傳墻報、宣傳標語、視頻及培訓的方式加大對現有涉農法律的宣傳，在農民學法、知法、懂法的過程中提升農戶的法律意識，增強農戶的法制觀念，使其達到運用法律手段規范和約束其經濟行為的目的。自覺抵制各種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的各種侵權行為，切實維護其正當權益，保護其正當訴求。

3、完善農村土地產權管理制度。完善農村土地產權管理制度，是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必然要求。首先，尊重法律賦予農民的土地權利，尊重農民土地流轉意愿，發揮廣大農民的主體作用。其次，保障農民土地流轉的經濟收益，創造條件讓農民擁有更多的財產性收入。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允許農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財產抵押，取消限制農村宅基地流轉的規定。再次，做好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以法律形式明確農村土地產權主體，賦予農民更大的土地物權。最后，賦予農民享有農村土地的經濟所有權，如占有支配權、經營使用權、自主決策權、收益占有權、合理處分權、產權繼承權等，并不是單純的土地國有化，農戶享有土地的經濟所有權通過實際的農業生產經營來實現。原來農村土地屬于集體組織所有則應適應改革的需要發生分解，在此基礎上形成法律所有權與經濟所有權相分離、國家與農民雙重所有的土地產權制度格局。當然法律所有權是經濟所有權存在的必要前提，而經濟所有權則是法律所有權實現的必要條件。我們有必要對農村土地處分權進行分解，一是一般轉讓權，如出租、抵押等流轉權利；二是最終處分權。通過這種分解一方面農民能以通過擁有一般轉讓權，實現土地的流轉；另一方面土地最終處分權歸國家所有，便于宏觀上的有效配置，也有利于農民傳統思想體系的根本轉變，由此形成新型兩權分立、雙重所有的穩定化、明晰化的土地產權制度格局。

4、推動農村土地流轉的機制創新。始終把改革創新作為農村發展的根本動力，不斷解放和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推動農村土地流轉的機制創新。首先，推動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化。引導農村土地進入市場依法、自愿、有償的流轉，在市場機制和政府宏觀調控的共同作用下，實現農地資源合理配置。農村土地流轉應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農村土地所有權流轉。我國基本上是集體向國家的單方面流轉。二是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賦予農民穩定而完整的土地使用權，從而穩定農民對土地的收益預期，促進農民對土地的長期投資；穩定農民對土地經營的預期，增加對土地的投入，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包括一級土地使用權流轉和二級土地使用權流轉。一級土地使用權流轉是村民委員會依法將土地使用權出讓或出租給農戶和其他農業生產單位的交易關系。二級土地使用權流轉即土地使用權轉讓或轉租市場。它是土地使用者在不違反土地使用權出讓(租賃)契約的前提下將土地使用權轉讓或轉租給第三者的交易關系，當前的重點就是加快培育農村二級土地使用權市場。其次，推動農村土地流轉的多元化。在保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收益權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允許農民既可以采取土地轉包、土地出租、土地互換、土地轉讓、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等多種方式進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也可以根據流轉雙方的實際需要采取現行法律沒有明確禁止的方式進行農村土地流轉試驗。鼓勵農戶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的方式參與農村土地流轉和農業企業的經營。再次，農村土地承包戶既可以自己直接進行農村土地流轉，也可以委托所在村集體經濟組織、中介組織和其它第三方進行流轉。對于委托流轉的，承包方必須出具書面委托書，并明確委托的事項、期限和權限等。最后，建立健全農村土地交易所的工作和監管制度。

5、完善農村土地流轉保障體系。統籌城鄉發展，以農業產業化帶動農業經濟效益增長，完善農村土地流轉的保障體系，從而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把土地從對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中解放出來。一是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促進農民土地保障轉向社會保障。加大政府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投入力度，優先解決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建立多層次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逐步建立農村養老保險適當提高參保人員繳費水平，拓寬農村社會保障籌資渠道；健全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障問題，減少“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階層產生，政府應從財政土地出讓金中安排一定比例，通過“以土地換保障”的形式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基金。二是建立現代農村金融體系。放寬農村金融準入政策，加大對農村金融發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拓展農業發展銀行支農領域，擴大郵政儲蓄銀行涉農業務范圍，推動村鎮銀行的發展；拓寬融資渠道，引導更多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投向農村；允許符合規定條件的農村專業合作社開展農村金融信用合作；理順農村信貸關系，規范與引導農村信貸擔保機制，擴大農村抵押擔保物的范圍；加大政府的資金支持力度，建立起以政策性保險為主體的農業保險體系。同時為了有效降低農產品市場的風險，需要構建保障全面的農業風險保障體系，建立農業再保險制度，完善農業巨災風險分散機制，并適時發展農產品期貨等農村金融衍生市場。三是發展農村土地流轉的服務體系。建立、健全農業性區域或鄉鎮的農業技術引進與推廣、農村家畜家禽等動物疫病的預防與控制、農產品質量安全與監控的機構，設立專門的農業技術員制度；建立健全專業的農產品市場流通體系，完善農業信息收集和發布制度；提供優惠政策支持農用生產資料企業的生產，滿足農戶的農業生產需求，規范整治農村市場流通秩序，嚴厲懲處參與流通、銷售的各種制假、售假行為，加大對假農藥、假化肥、假種子的打擊力度；加強農村土地流轉的登記制度建設，規范土地流轉合同的文本；建立農村土地承包和流轉的仲裁機構，配合司法部門協調處理和仲裁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糾紛。

第四篇：實施農村土地流轉 創新農業經營模式

實施農村土地流轉

創新農業經營模式

摘要：農村土地流轉是指農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過合法的形式，保留承包權，將經營權轉讓給其他農戶或其他經濟組織的行為。農村土地流轉是農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通過土地流轉，可以開展規模化、集約化、現代化的農業經營模式。土地流轉是農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農村土地流轉對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村經濟發展、解決“三農”問題和推進新農村建設有著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土地流轉;特點和優勢;存在問題;采取措施

中圖分類號： F321.1

文獻標識碼：

A

DOI編號：

10.14025/j.cnki.jlny.2015.18.020

土地流轉的特點和優勢

1.1 土地流轉的特點

農村土地可以進行企業化大規模耕種經營，具備現代化農業的性質特征;土地流轉不會改變農村集體對土地耕地所有權的性質;土地流轉不會降低農民生產積極性和生產力，可形成專業化農民的生產體系;農民可以減少農耕工具、農機具的成本投入，更能發揮勞動效率，從而節約大量成本;有效轉移農村勞動力，減少農業人口的比例結構，從而加速推進城鎮化建設;提高農民的集體組織觀念和組織性，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1.2 土地流轉的優勢

提高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生態環境。農村土地流轉加速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業經濟效益提高，增加農村的整體收入，同時土地的高度集約化也相應改善了農村的生態環境，促進農民增收、提高農業經營效益。通過土地流轉，農民可以獲得相對較高和比較穩定的有償轉讓收入;更新農民觀念、提高農民素質。規模化經營在農村扎根后，企業先進的經營理念、生產技術和市場意識對當地農民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從而改變農民傳統的生產觀念，學到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生活水平、促進農村和諧穩定。土地流轉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同時國家采取積極措施解決農村基本養老問題和貧困戶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從而促進了農村的和諧與穩定。土地流轉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2.1 受傳統思想觀念的束縛，農民對土地流轉的認識不夠

有相當多的農民不知道土地承包法的有關內容及土地流轉的有關法規、規章、政策和知識，認為是要收回他們的承包權，思想上顧慮重重，缺乏自主創新意識，不愿將土地流轉出去，這種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流轉規模的擴大。

2.2 土地流轉范圍整體性差，供需雙方信息不暢

部分村民不愿意參加到土地流轉的行列中來，致使土地流轉的整體性大大降低，出現了土地流轉不能成大片的現象，影響了規模經濟效益的最大化，總體效益不是太高。

2.3 農村土地流轉管理亟待加強

一是二輪土地承包需要進一步完善。承包合同不完善，承包雙方權利義務關系不明確，承包糾紛時有發生，地方土地承包臺賬管理不健全，土地經營權證、承包合同、臺賬與實際承包地塊不一致;二是土地流轉管理滯后。缺乏完整的政策體系和現代化的工作手段，在一些地方土地流轉仍然處于自發、無序的狀態;三是管理機構和經費不到位。缺乏統一規范的土地承包和流轉管理機構。土地承包管理有名無實，土地流轉管理處于真空狀態，影響了土地流轉的規模和效益。

2.4 鄉村基層組織工作力度不大

基層干部存在求穩怕亂、少找麻煩的思想，工作不到位，引導不力，服務滯后，影響了土地流轉規模經營與規范化管理的進程。村級組織在協調引導、土地調劑、矛盾處理、監督管理等方面，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促進土地流轉的有效措施

3.1 加大宣傳力度，提高農民土地流轉知識與思想認識

建立健全土地流轉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解除農民的顧慮;積極開展探索、大膽試驗，結合實際制定具體的、切實可行的指導意見和政策措施，進一步創新機制、完善制度;土地流轉的受益者是農民群眾，要加大土地流轉的宣傳力度，提升農民的思想認識，并使其真正從中受益。

3.2 加強土地流轉服務體系建設，形成完整的信息網絡

在土地流轉的過程中，要注重信息的及時性與完整性，確保農民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在土地的市場化運作中，農民要有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申訴權，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流轉自主權和流轉土地的收益權。

3.3 政府重視，政策落實到位

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穩定是各級政府的重要目標。農村土地流轉有助于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穩定，要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研究制定土地流轉的有關政策措施，來推進農村土地流轉的進程;通過算賬對比、典型引導、強化服務、制定優惠政策等，為土地流轉創造寬松的政策環境。

3.4 健全土地流轉市場機制，推進土地規模化經營

農村土地流轉工作要在穩定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引入市場機制;逐步健全農村土地流轉的市場機制，積極有序地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把農業生產從家庭分散經營轉向適度規模經營;要加強對土地流轉的有效監督和規范管理，做到有法可依，依規而行，使土地流轉健康有序進行;要加快農村勞動力的非農轉移，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同時大力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使有能力的新生代農民逐步成為“城市人”，改變農民對土地的過度依賴，為土地規模化經營打好基礎。

作者簡介：張書春，大專學歷，樺甸市紅石砬子鎮農村經濟管理服務中心，經濟師，研究方向：農村經濟管理;劉曉平，大專學歷，樺甸市農村經濟管理總站，經濟師，研究方向：農村經濟管理。

第五篇：湖南澧縣創新合作模式加快農村土地流轉

湖南澧縣按照現代農業發展的要求，創新合作機制，積極探索農村土地流轉模式。一是信托合作模式。農民將承包地交給信托公司，再流轉給合作社經營。通過開展土地信托流轉試點工作，初步形成了“三統一”流轉模式：即統一平臺，由鄉鎮政府出資成立農村土地流轉信托有限公司，區域內土地流轉全部納入公司統一管理；統一流程，土地流出農戶與村委會簽訂流轉合同后，村委會與信托公司簽訂土地托管協議，再由信托公司開展土地招商；統一價格，土地流轉價格由信托公司統一確定。在“三統一”的流轉模式下，農業企業或大戶只需與信托公司打交道，農戶也不用承擔風險，做到了農民、企業、政府“三滿意”。據統計，該模式在試點鄉鎮流轉土地3.5萬畝，占全縣土地流轉面積的12.5%，涉及8000多農戶。

二是股份合作模式。農戶以土地承包經營權作價，入股龍頭企業、合作社或組成股份合作社經營。全縣通過這種模式流轉土地2.5萬畝，占全縣土地流轉面積的8.9%，涉及6000多農戶。湖南農康葡萄合作社對不愿出租土地的農戶采取以土地入股分紅的方式流轉，入股面積1500畝。合作社對流入土地采取集中種植、分戶培管、產品歸社的方式種植葡萄，入股土地每畝每年可得700元租金，培管考核達標后再按每畝2500元的標準支付培管費，產品純利潤按三七分成，農戶可得三成利潤，入社農戶畝平收益達5300元。

三是租賃合作模式。引導農戶把土地直接租賃或通過村級組織委托給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和規模大戶經營。全縣以這種模式流轉土地約22萬畝，占全縣土地流轉面積的78.6%。在大力推行三種模式的同時，還積極鼓勵各類主體通過互換、轉包等形式，因地制宜加快土地流轉進程，加速推進農業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