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做好監獄社會化工作的幾點思考

做好監獄社會化工作的幾點思

考

筆者認為，監獄的社會化工作，其實就是讓罪犯更多的接觸社會，或者依法讓罪犯提前離開監獄，到社會上去服刑。做好監獄社會化工作的主要舉措，是依法提高罪犯假釋率、建設開放型監獄、加大監獄開放力度讓罪犯更多的接觸社會。

第一、依法提高罪犯的假釋率。

假釋制度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刑罰執行制度，是對罪犯接受教育改造成果的最高肯定，起到了促進罪犯自新、重新做人的重要作用。在世界各國假釋均保持了較高的適用率，在我國香港、澳門的假釋率也分別達到了48.4％和20.9％，但是，在我國內地假釋制度的使用始終保持較低的水平，比如內蒙古某監獄2011年共有23名罪犯獲得假釋獎勵，占押犯總數的1.53%；前幾年，罪犯假釋率更低，從2004年截止到2008年，河南省全省的假釋比例分別為0.13%，0.07%，0.01%，0.01%，0.046%。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國刑法規定的假釋條件很高，而且有的條款的可操作性很差。在我國提倡監獄工作社會化的背景下，國家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大對罪犯的假釋力度，適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罪犯假釋率，降低監獄行刑成本，減輕監獄工作壓力。從立法上科學修改罪犯假釋的適用條件，這是提高罪犯假釋率的最佳途徑。

我國《刑法》第八十一條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可以假釋。如果有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可以不受上述執行刑期的限制。對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對犯罪分子決定假釋時，應當考慮其假釋后對所居住社區的影響。以上規定中，“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這一條規定，筆者認為不盡科學，一般情況下，任何機構、任何人都無法確定罪犯是否有再犯罪的危險，這就如社會人有沒有犯罪危險一樣，如果這個能預測，公安機關可以重點監控那些有犯罪危險的人。由于這條規定的存在，很多監獄考慮到符合假釋的其他條件的罪犯的殘刑較長，所以，一般不會冒險為這些罪犯提請假釋建議。筆者認為，立法部門應該將這條規定去除，換成其他可操作的規定。至于其他規定，因為考慮到對罪犯的必要的懲罰，所以是很難修改的。

第二、建設開放型的監獄。

茂盛的樹林里有一條通向哥本哈根的高等級公路，公路旁邊有一片錯落有致的紅頂白墻房舍，房舍之間是碧綠的草坪和停滿轎車的停車場。環境幽靜，交通便利。這是一座高級療養院還是鄉間度假村？都不是，這是一座監獄。監獄？聞聽此言你肯定會大吃一驚，沒有高墻、沒有電網、沒有哨兵，怎么會是監獄？沒錯，這確實是監獄。是丹麥10座開放式監獄中的一座，名叫Horserφd的國家監獄。1934年，英國建立了第一個開放式監獄。自此以后，西方歐美國家陸續建設了本國的開放型監獄。

開放式監獄的優點是：

1、給予犯人更多的自由，讓他們在接近于正常生活的條件下進行矯正，有利于幫助受刑人適應社會生活。

2、戒備設施較少，可以節省管理和建設費用。

3、便于消除犯人和管理人員之間的對立，使他們互相信任，改變犯人的反社會觀念。其缺陷是：沒有有形的防范脫逃的設備，容易誘發受刑人脫逃，而且會引起該機構所在地居民的不安。當然，開放式監獄里關押的罪犯，是嚴格篩選出來的，如果篩選不當，不僅影響刑罰的公平正義性，甚至會引發想象不到的嚴重事件。2011年1月1日零時前后，英國福特開放式監獄大約40名囚犯砸碎窗戶,縱火焚燒監獄建筑,觸發火警。英國獄警協會說,這起暴動事件可能緣于監獄囚犯不愿接受酒精呼吸測試。

建設開放式監獄的目的，是為了讓罪犯更多的接觸社會，而不是對罪犯的放縱。在中國這個人情大國，法制沒不健全，如果建設開放式監獄，在押罪犯的篩選必須經過法定的科學的公平公正的程序。

第三、加大監獄開放力度讓罪犯更多的接觸社會。

雖然，罪犯被關押在監獄里，但監獄可依法有選擇的為罪犯傳遞社會信息，每天組織罪犯觀看電視新聞，多搞聯幫聯教，邀請社會公益組織、公益人士，加入到幫教罪犯的隊列中來；有選擇有保障的將罪犯帶到監獄外臨時接觸社會，比如，組織罪犯到學校等部門去現身說法，這種規模當然不能太大，畢竟要考慮監管安全。總之，就是讓社會上的人進入監獄、讓罪犯走出監獄，通過這兩種模式，在確保監管安全的前提下，讓罪犯更多的接觸社會。

第二篇：監獄教育改造工作社會化思考

監獄教育改造工作社會化思考

內容摘要：罪犯教育改造社會化工作雖然取得一定成績，但進程緩慢，方式方法單一，沒有形成規模效應和社會效益，沒有建立穩定的長效機制，亟需建立基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形成社會多方機構與監獄合作開展教育的模式，將罪犯的教育改造這項復雜而專業且監獄不能完全做好的事務交予社會去辦，明確相關政府機構、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的職責、分工，與監獄一起形成合力，共同來做好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

關鍵詞：教育改造 社會化 市場化

新中國改造罪犯的成績是舉世公認的，包括戰犯和末代皇帝在內的一大批犯罪分子被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尤其是1994年《監獄法》頒布實施后，我國教育改造罪犯工作的法制化、科學化、社會化進程明顯加快，隨著監獄布局調整和監獄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進，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得到顯著增強，特別是罪犯教育改造社會化的提出，使教育內容得到豐富，方法和手段不斷創新，教育改造質量不斷提高，刑釋人員重新犯罪率一直控制在比較低的水平，為社會和諧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看到監獄教育改造工作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客觀認識到目前教育改造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特別要看到罪犯教育改造社會化工作雖然取得一定成績，但進程緩慢，方式方法單一，沒有形成規模效應和社會效益，沒有建立穩定的長效機制，嚴重滯后于我國社會發展，影響了罪犯教育改造專業化和改造質量的有效提升，亟需通過體制機制、內容及手段方法的創新來解決。

一、罪犯教育改造社會化的現狀

（一）教育改造的核心地位沒有凸顯 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是我國監獄工作的根本宗旨，教育改造在監獄工作中無疑處于最核心的位置，但在思想認識和實踐中，教育改造的核心地位還沒有完全確立。部分民警對監獄矯正罪犯本質持懷疑態度，認為苦口婆心的教育收效甚微，不如加大對罪犯的監禁痛苦和勞動量來發揮監獄的懲戒作用。由于教育改造質量具有長期性和內隱性的特點，監獄更熱衷于追求顯性的監獄安全和經濟效益目標。隨著對監獄安全事故責任追究力度的加大，“唯安全論”和“安全就是監獄工作的一切”的傾向較為突出，重安全輕教育現象比較普遍。最終導致了勞動任務繁重、教育條件不匹配、教育手段缺乏、指導思想偏差、警力配備不到位、“5＋1＋1”教育管理模式也難以執行到位。實現監獄從傳統的“安全型”向“矯正型”、“質量型”的演變，任重道遠。

（二）罪犯教育改造缺乏有效性和針對性

教育有其自身的規律，強調教育者和受教者的平等和互動。而監獄的教育改造具有強制屬性，往往忽視罪犯的教育主體地位，忽視罪犯的需求、參與和感受，忽視罪犯的個體性差異。在循證方面，對罪犯個體的成長經歷、犯罪心理、性格特征、興趣愛好等的分析論證粗糙，普遍施以傳統的法制、道德、文化、技術等教育，分類教育、個性化教育未得到有效推進。技術教育“干什么、學什么”，不能適應罪犯釋放后就業和社會專業化分工需要。罪犯覺得監獄開展的職業技術培訓與自己的期望值有差距。罪犯價值觀、人生觀等思想層面的洗滌和人際沖突處理、心理調適、自我控制等社會化技能教育不足。教育形式以課堂教育、集體教育為主，個別化教育限于思想轉化、談心交流內容，教育形式不夠豐富，“你說我聽”的“填鴨式”教育現象嚴重。社會化教育的渠道有待拓寬，一些傳統有效的教育方法、手段如組織罪犯外出參觀、親情會見、離監探親等基于安全的考量被嚴格限制。監獄雖然注重“六大核心專業”民警的招錄和培訓，但民警職業化分類進展緩慢，在實際工作中同時承擔著安全管理、組織勞動、教育改造、獄情分析、刑罰執行等繁重任務，教育改造專業化程度不高，“全警皆師”的現象突出。在行業規范管理情況下，從事教學工作必須資格認定的，培養一個好老師要三、五年的講臺磨練，并非隨便一個能識字的上講臺就能照本宣科，問題的癥結在于因循計劃經濟時代封閉、狹隘、自我的教育模式，對教育改造社會化理念，缺乏科學意識，沒有以教育改造社會化實踐為基礎，從人本主義出發與時俱進地創新開拓精神。現有的教育改造活動由于脫離社會而流于形式，缺少現實意義。

（三）監獄教育改造工作的封閉性較為突出

近年來，監獄系統在利用社會資源做好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嘗試和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監獄與社會之間并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良性互動關系。監獄本身就是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踐中，監獄長期游離于社會系統之外，開放性不足，封閉性突出；社會也把監獄作為一個獨立的系統，在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中很少主動將監獄納入系統中統籌考慮和整體謀劃。從監獄方面來看，在教育理念上，仍然沒有擺脫過去“關起門來搞改造”的思維模式；在教育資源的挖掘和使用上，滿足于現有渠道，視野不夠開闊，如對社會幫教志愿者的利用缺少總體規劃，各個監獄各行其是，聘任的數量和種類各不相同；罪犯的文化教育、技術教育由監獄機關獨家承攬，忽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專業化社會分工。技術教育不是從罪犯最終要成為“社會人”的需求出發，而是延續幾十年的老傳統，“干什么，學什么”，不能滿足罪犯的改造需求。在教育改造效果的評價上，滿足于自我評價，用入學率、到課率、及格率、轉化率、普及率、合格率等水分較大的指標評價教育改造工作的成效，結果是自我感覺不錯，卻得不到社會的充分認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也缺少對監獄教育改造的支持和配合。社會幫教工作是社會支持監獄工作的最直接的體現，但是社會幫教工作一般由司法行政部門牽頭負責，依舊是系統內部的資源整合。社會幫教工作零星、分散、不系統，也影響幫教效果。由于監獄和社會之間沒有建立一個良好的互動關系，因而在教育改造罪犯方面就沒有形成合力，進而影響教育改造質量，這種狀況亟待改變。

（四）教育改造社會化工作需要進一步創新

罪犯教育改造面臨的困難比普通的教育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這一工作需要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在罪犯的教育改造活動中，與教育改造成果具有一定關聯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成為教育的資源。罪犯的親屬，相關社會團體、學校、組織、用人單位等，都有可能也有能力對罪犯的教育改造做出貢獻。可是長期以來，由于分工不清，責任不明，沒有形成較為穩定的教育改造社會化長效機制，社會有關團體、機構、單位和個人對參與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監獄教育改造社會化工作也受諸多傳統因素制約，一直未能在教育改造罪犯工作中發揮應有作用。

由于罪犯教育改造社會化的長效機制沒有建立，使相當一部分民警認為社會力量在罪犯的教育改造中最多只能解決罪犯的一些具體困難，不具備系統性和連續性，并且認為相對雜亂的信息還有可能破壞罪犯思想的穩定性，罪犯與外界過多的聯系對監管秩序也有不利之處等等，因此對這項工作限制多于鼓勵。另一方面，可用的社會化資源與罪犯比例嚴重失調，罪犯當中只有一小部分能接受社會幫教。并且，在教育改造內容上多是政府機關、社會團體對罪犯進行形勢、政策、法律、道德等方面的教育，而從心理健康教育角度幫助罪犯卻很少。在形式上，多是作報告、來監看望、安慰、鼓舞罪犯，以促進罪犯能夠安心改造，形式比較單一。

二、實現教育改造社會化是時代發展的需要

教育改造罪犯是中國監獄管理制度的一大特色，對社會和諧穩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監管改造制度建立幾十年來不斷發展，在對罪犯的教育改造上不斷創新，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有了很大提高。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價值觀的多元化，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不斷出現，使監獄自身的教育改造能力面臨重大挑戰。就最近十年來的教育改造創新上，我們不難發現，在多樣性的思想價值觀念下，尋求社會資源的進入和幫助，尋求更加專業化和更加有針對性的教育改造手段，無論是社會幫教、志愿者教育、理論專家支招、社會矯治等等，都是在罪犯教育改造社會化程度不斷增強的背景下實現的。

教育改造工作的目標定位就是把罪犯改造成為適應社會的守法公民，這就決定了教育改造必須從社會發展的需要出發，從監獄改造人的實際出發，面向教育的現代性和開放性，把監獄對罪犯的教育改造全面融入社會。全面融入社會是遵循教育改造規律的外表體現。它要求監獄在規劃和推進教育改造活動時，把罪犯的教育需求置于社會整體發展的大背景下，從滿足罪犯立足社會，具備必要的社會交往和生存謀生技能為基點，對教育改造的內容、方法和推進的路徑等進行全面的創新，形成社會要素統籌下的監獄教育改造新格局。把教育改造建立在面向社會，社會共同參與的開放式教育體系?教育模式，并著力在教育改造的內容、方法和路徑上全面創新。

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從而達到預防和減少犯罪是我國監獄的行刑目的。我們知道犯罪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多種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因而對罪犯的改造也必須采取綜合手段和方式。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罪犯是在社會化過程中遭受失敗的部分，對罪犯進行改造也就是使其再社會化的過程，個人與社會的交互作用越多，社會化的程度就越深，社會化的過程當然離不開社會化的手段和方法，所以監獄工作社會化首先是改造罪犯的需要。

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它重視社會分工和協作，重視對資源的合理配置。改造罪犯的主體即行刑權無疑是監獄系統，但封閉甚至排斥社會參與改造無疑是與當今社會的發展不合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監獄的分工是改造罪犯，其他社會團體根據改造罪犯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參與改造是必要的，它體現了社會協作，也便于監獄合理地利用社會資源。因此，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監獄工作社會化可提高行刑效益，提高改造罪犯的質量。

《監獄法》第 3條規定：“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結合社會發展變化的要求，明確監獄教育的目的是將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具體表現為轉化罪犯消極錯誤的觀念和犯罪的惡習，提高文化程度和認知能力，培養相應的職業技能。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監獄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隨著人類進入21世紀監獄教育個別化、社會化和技術化發展的趨勢，監獄培養目標注重以罪犯為中心，培養身心健康，適應社會的守法公民將成為必然要求。

三、罪犯教育工作社會化的重構

監獄教育改造工作社會化就是將可利用的社會信息資源、人力資源和先進的知識與技術等社會資源同罪犯教育改造的內容有機結合，使監獄與社會合力完成對罪犯社會化教育改造的一種新型工作模式。其本質和內涵是在先進的教育思想理念指導下，促進罪犯獲取掌握信息、知識、技能和接受情感的認知工具，把大量社會資源運用到罪犯教育改造過程中，能使各種教育資源、教育要素、教育環節經過整合重構，相互融合，在整體優化的基礎上產生聚焦效應，從而促進傳統的獄內教育結構與教育方式的根本變革，達到提高教育改造質量，完成罪犯社會化再教育的目的。

罪犯來自于社會，犯罪原因存在于社會，對罪犯實施教育離不開社會幫助，罪犯教育改造的社會化是監獄教育改造發展的必然趨勢。新時期，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文化、思想、價值觀的多元碰撞，使社會成員對價值觀念、信仰信念的思考與選擇更加多維，不當的思想價值觀念和行為惡習成為了犯罪的一大原因，而矯正罪犯的思想、觀念、信仰、行為等也成為了監獄教育改造的一大難點。過往的實踐證明，這單純依靠監獄的力量顯然是無法完成的。面對復雜的教育改造挑戰，我們必須轉變觀念，進一步理清監獄所應承擔的職責和職能，引進社會資源。按照李克強總理在兩會期間就轉變政府職能所講的“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政府管住、管好它應該管的事”，職能轉變必須體現一個原則——專業的事務交給專業的機構（或人）去辦。這就監獄來說，其發展方向就是要基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形成社會多方機構與監獄合作開展教育的模式，將罪犯的教育改造這項復雜而專業且監獄不能完全做好的事務交予社會去辦，明確相關政府機構、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的職責、分工，與監獄一起形成合力，共同來做好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

創新與社會機構合作模式，監獄或可進一步嘗試推行“教育外包制”，實行市場化改革，監獄以政府名義出資購買服務，符合規定條件的社會教育機構投標，監獄負責管理，從而尋找監獄與社會雙方合作的契合點，滿足雙方需求，實現互利雙贏。實現文化教育資源共享。積極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文化教育機構共建基地，監獄為社會機構提供科研幫助的同時得到優質教育資源，又使社會機構科研成果反哺監獄的教育改造工作。

（一）對罪犯的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方面，可邀請黨政機關、社會團體、部隊、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各界人士來監進行法制、道德、形勢、政策和前途教育；利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國家重點工程、城市建設新貌、科技文化展覽、英模報告會等對罪犯開展思想道德教育；邀請文聯、科協、體協等團體指導罪犯開展健康有益的文體活動，陶冶罪犯情操；利用現代傳播媒介增加罪犯對社會的正面了解；引導罪犯親屬通過親情電話、親情共餐、特優會見等形式進行親情規勸和感化。

（二）對罪犯的文化教育

犯罪學家認為，文化水平低、社會知識淺薄是犯罪原因系統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也是罪犯接受其他教育，重新回歸社會的障礙。由于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世界各國針對此項矯正教育方案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對教師素質同樣也有嚴格的要求，在監獄中從事此項工作的人員，大都是取得教師資格的教育部雇員。

文化教育從內容看主要是向罪犯傳授科學和文化知識，根據罪犯原有的文化基礎，進行小學、初中、高中及大學課程的教育。盡管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教育方案具有一定差異，但基礎教育課程通常包括：基本的閱讀、寫作和算術技能。各國都非常重視基礎教育的實施，如阿根廷的《監所法》規定：“在所有的監所，都要對文盲和沒有接受過初等教育的被監禁者進行義務教育。”同時規定：“不努力擺脫文盲狀態的被監禁者不能完全享受勞動收益和優待。”各國監獄機關在重視基礎教育的基礎上，還鼓勵有能力的罪犯參加更高層次的文化學習。法國的法律明確規定，罪犯可以參加國家教育系統舉辦的函授學習。對一些無法在監獄內學習的課程，如果對罪犯的矯正或再社會化確有必要，監獄長可特別批準該罪犯施行半自由制度，使其可以到監獄外參加這種學習。當然，對于這類外出學習的罪犯，也有相應的紀律約束。一旦罪犯違反這些條件，監獄可以撤消對罪犯外出學習的許可。社會教育以其專業性強，內容豐富，貼近回歸后生活彌補了監獄干警教學能力欠缺，形式內容單一，干警說教缺乏說服力等不足，因此，要廣開社會渠道，全方位多角度地運用社會的教育改造資源，因時、因事、因地、因人制宜地改造罪犯，追求教育改造罪犯的綜合效應。監獄教育不是孤立封閉的，而應與社會教育結合起來，文化教育方面，可依照《監獄法》第63條、第64條、第65條規定，協調教育部門在罪犯中開展初等教育等文化基礎教育，以及電大、函大、網上遠程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工作，爭取得到政策、師資、教學教材和教育經費的支持。

（三）對罪犯的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是緊隨文化教育之后的教育活動，1559年成立的、被稱為“首先實現現代自由刑思想”阿姆斯特丹監獄，在強調“以勞動療法使罪犯回歸社會時”，就開始了職業訓練，后來受其影響而建立起來的一些監獄，甚至就起名為“習藝所”。因此，職業教育可以說是在西方監獄中相當傳統的一項教育活動。發展到今天，職業教育的內容已頗為廣泛。一般來說，罪犯參加這種職業培訓是自愿的，并可根據自己的愛好、特長來選擇具體內容。監獄方面只是根據年齡、知識水平和個人才能考核一下其是否適合接受這種教育。但在日本，接受培訓的人員是經過嚴格挑選的。根據日本《罪犯職業訓練規則》的規定，符合下列條件者方可接受職業技術培訓：年齡未滿40歲；職業訓練開始時，服刑時間必須達到1年以上；行為狀況良好，意志堅強；檢查結果表明具有進行職業培訓的素質；希望能從職業培訓中習得技能作為釋放后謀生的手段。

對罪犯進行職業教育的組織活動在各國矯正實踐中也不盡相同。在德國，罪犯的職業教育是在生產車間進行的，由監獄資深職業培訓教員負責，期限一般為1~3年，特殊的課程可縮短至6個月，培訓結束后需要考試，考試合格者發給結業證書。在法國并非所有的監獄都有職業技術教育機構，對于那些在沒有職業技術教育機構的監獄內服刑的罪犯來說，經過個人申請，如果從年齡、知識水平和個人才能等方面考慮適合接受這種教育，經司法部門批準也可通過自學、參加函授學習的方式，從事技術知識的學習。

當前，我國監獄要以靈活的技能培訓拓展出路，最大限度提高罪犯刑滿后的生存能力。考慮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用工、勞動制度的深刻變革和當前社會就業的激烈競爭，要大力加強職業技術教育，以適應社會需要的應用性技術為主，力求更多的刑滿釋放人員回歸后能自立于社會。

提高罪犯的勞動技能不僅是監獄生產的需要，也是增強罪犯就業謀生本領的需要。可以走以監獄為主、監獄與社會力量相結合的路子。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要求，將社會志愿者隊伍確定為改造罪犯的一支常規的重要輔助力量，積極創造條件，充分發揮其特殊作用，使他們能介入到技術教育、就業指導等領域，??有教育資源。

依照《監獄法》第64條、第66條規定，結合監獄生產和就業形勢需要，協調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在罪犯中開展以就業政策、就業形勢等為主要內容的指導培訓，發給相應的技術等級證書和培訓證書，以利于罪犯安心改造和刑滿就業。

我們要按照《監獄法》“罪犯文化技術教育列入所在地區教育規劃”的要求，取得當地教育和勞動部門的理解和支持，逐步實現罪犯技術教育的師資由當地大中專院校和職業技術學校來承擔，教育勞動部門統一領發證書的目標。

在上述正規化教育的基礎上，應盡可能地利用社會資源開展輔助性教育。所有教育工作都要有組織、有重點地開展，可通過與市、縣政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簽訂幫教協議，依托綜治委、關工委、社會工委、工會、共青團和婦聯等組織建立社會幫教自愿者隊伍，以即將刑滿罪犯、家庭特困罪犯、少年犯等為重要對象，進行集體幫教和“一對一”幫教，保證教育的規范性，連續性和實效性。

（四）逐漸施行心理咨詢市場化

心理咨詢和治療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兩千年以前，但真正意義上的心理治療的產生應歸功于19世紀末奧地利精神病學家弗洛伊德始創的心理分析。就在弗洛伊德創立心理分析理論的同時，西方出現了近代學派。在矯正人格理論的影響下，一些人嘗試使用新的方法矯治犯罪人，許多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目前，西方國家罪犯心理矯治發展很快。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開看，罪犯心理矯治的目的是配合其他教育方案促使罪犯發生積極的變化，并使其順利回歸社會。另外，在西方國家從事罪犯心理矯治工作的心理學家、精神病專家并非監獄行刑人員，而是作為志愿人員或應聘到監獄服務的專家學者。

實際工作中，民警開展心理咨詢兼有管理和咨詢的雙重身份，客觀上就因“非對等主體”給罪犯造成了難以跨越的心理障礙，罪犯咨詢的積極性和效果受到了較大影響。因此，在監內成立模擬社會服務體系的心理咨詢服務中心或實現更加徹底的外包心理矯正服務，由第三方機構或專家進行專業的心理矯正將是一個很好的嘗試方向。

（五）重構科學的教育改造工作評價機制

一是構建監獄安全教育評價機制。監獄是監管改造罪犯的場所，關押對象的思想、情緒穩定狀況直接關系到監管場所的安全與穩定。人的一切行為來源于其心理活動，而教育改造工作抓住了關鍵的“攻心”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途徑和手段，是思想轉化、心靈啟迪、行為矯正的內在因素，它對整個監管改造秩序的穩定起著基礎性、關鍵性的內因作用。雖然教育改造工作的效果往往滯后于教育本身，但安全價值的評價，卻構成了整個教育改造工作評價的基礎。因此，對安全教育價值的評價，應致力于將隱性評價和顯性評價有機結合起來，以罪犯思想穩定狀況、情緒變化特點和行為的傾向性特質等有機結合起來，以最終效果的檢驗和評價為依據，方能體現監獄教育改造的基本特質和第一要務。通過制度牽引，如果每個罪犯都心悅誠服地認罪服管，監管場所的安全自然就有了保障，監獄就會有一個持續穩定的改造秩序，如是，監獄教育改造在維護監獄安全中的特定的價值就得以充分顯現。

二是改革罪犯勞動教育評價機制。馬克思曾經指出：“勞動是一切社會病毒的偉大消毒劑。”監獄組織罪犯生產勞動，使其在艱辛的勞動過程中，改變貪圖享受、好逸惡勞的不良思想，養成良好的勞動習慣和行為習慣，并通過勞動體驗人生價值，逐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通過參加生產勞動，培養協作精神和團隊意識，了解和掌握現代企業管理技能，有利于人際關系的融洽、集體觀念的養成和社會生活技能的提高。因此，監獄通過構建罪犯勞動教育評價制度，不僅評價罪犯的勞動態度、勞動質量，還要通過勞動創造的價值和財富，檢驗勞動創造的成果，以引導、培養罪犯端正勞動態度，在監獄組織的技術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中學習勞動技能、科技知識，獲得社會認可的各類技能等級證書，同時養成良好的勞動行為習慣，為罪犯順利回歸社會、融入社會，增長知識、技能和本領。

三是建立教育改造的社會價值評價機制。監獄教育社會化重在實現罪犯由監獄人向社會人的過渡和轉變，規范和引導獄內教育與社會需要的相聯相通，為罪犯設置社會化生活環境，讓他們親身感受和體驗實際社會生活狀況，縮小社會與監獄兩種生活的差距感，增強他們刑釋后適應社會生活的經驗和能力。

監獄法規定，罪犯的文化和職業技術教育，應當列入所在地區教育規劃；國家機關、社會團體、部隊、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各界人士以及罪犯的親屬，應當協助監獄做好對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監獄，不是學校或專職教育機構，對罪犯的教育應與社會教育相融通，通過社會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教育效益的最大化。因此，監獄教育改造的社會價值，應體現在監獄價值取向的實現狀況和出獄后的社會效果評價兩部分組成。

（六）實行教育改造工作評估社會化

為了確保罪犯改造質量，必須改變目前自己教育自己評估的機制，實行教育改造工作第三方評估制度，由監獄管理機構成立專門的教育改造工作評估機構或委托專業社會機構評估。

隨著社會的發展，對罪犯教育改造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教育改造是一條艱辛而永無止盡的路，需要不斷地與時俱進更新完善。但是只要我們始終堅持“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的監獄工作方針并朝著這個方向不斷努力。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我們一定能把新時期監獄教育改造工作越搞越好。

第三篇：如何做好監獄內勤崗位工作

如何做好監獄內勤崗位工作

管教內勤是協助監區領導做好監區工作的重要參謀和助手，做好管教內勤工作的前提是做好獄政管理和獄內偵查工作。

如何做好罪犯管理和教育工作，我認為既要善做減法，又要善做加法。

我認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一要做好監區罪犯面對面管理教育工作，想方設法搜集、匯總、研判犯情、獄情，千方百計掌握罪犯思想改造動態和日常行為舉止，針對各階段罪犯的改造表現情況開展有針對性的措施進行溝通、引導、教育和打擊，做到恩威并施、獎罰并舉。既要發揮考試、考核指揮棒作用，又要聚焦罪犯關心和在乎的人和事，雙管齊下逐步引導罪犯樹立遵規守紀意識和行為規范意識，協助監區領導維護好監區的長久安全穩定。

在犯情、獄情摸排和搜集方面，除了民警三大現場巡查發現、會見與親情電話的監聽、復聽和罪犯往來信件的觀察等途徑，還有耳目信息員的情況匯報，當然不能僅僅依靠這些摸排、搜集途徑，我們要在犯群中尋找更多想改造、要改造、不起眼、靠攏政府的罪犯，多向他們了解深層次、隱蔽性的犯情、獄情，與耳目信息員情況匯報相互印證，重視罪犯情報來源而又不完全依靠罪犯情報，要嚴格篩選、綜合把握，與自己平時的觀察發現和其他民警的反應相結合辨別真實性和可靠性。對于發現的重要犯情、獄情要保持持續跟蹤和關注，不輕易打草驚蛇，學會欲擒故縱，同時做好對提供情報信息罪犯的保護，嚴格保密，在日常工作中我經常以應知應會抽背為理由組織多名罪犯了解情況，干擾罪犯的視線，出其不意以開展清監查鋪搜身方式查獲收繳不利于改造的物品，最大限度地擠壓罪犯違規違紀活動空間。

在罪犯日常行為養成方面，對于行為養成差且屢教不改的罪犯給予相應扣分處理、獄務公開曝光，一個月內停止撥打親情電話，停止營養餐加餐、監區文娛活動和罪犯評優評先活動，減刑、假釋往后順延，大帳物品除日用品以外停止點購，且需要面壁思過半個月。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監區已經連續幾周未發現一起視頻通報罪犯違規違紀情況。監區始終堅持有錯必糾、有錯必查、有錯必懲。可能有些罪犯對這一切都不在乎，那么監區把精力聚焦到罪犯最關心的人和事上，用罪犯最關心的人和事來觸動罪犯的內心世界，高舉利劍、懸而不用，從而為管理取得一定的突破口。對于改造表現好的罪犯則采取大張旗鼓的表揚，在犯群中逐步形成弘揚正氣、唱響改造主旋律的氛圍。

二要做好各類臺賬和報表的撰寫上報工作。臺賬和報表是記錄監區日常工作的客觀反映，是查詢資料的有效工具，是執法留痕的主要依據，是規范管理的真實再現，規范填寫臺賬、真實記載臺賬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如何做好基礎工作，結合我們監區管教工作的開展情況，談談我的五點看法：

一、保證臺賬填寫數量、傾向注重質量。許多臺賬和專檔的建立、管理在保證數量不缺項的同時，更要注重質量，該談話教育的談話教育，該布置任務的布置任務，光注重數量不注重質量則臺賬勢必會流于形式，光注重質量而不注重數量則臺賬難免會不夠完整。比如說勤雜事務犯專檔里的材料除撤銷審批表以外共六種，少一樣都算不完整、不規范。再比如就基礎臺賬填寫而言，監區內勤可結合各自監區工作開展情況對各類基礎臺賬進行階段性自查（選擇每周一次或每旬一次），對于缺項的予以統計并將情況匯總到監區領導處及時開展溝通、補差補缺；對于罪犯出入調動、外出就醫、刑滿釋放、日常獎扣分事由等重要事項要及時在當班執勤記錄臺賬上予以填寫，同時也為罪犯的計分考核周評議提供最直接、最可靠的參照和依據。

二、科學安排和規劃臺賬填寫時間。俗話說，“今日事、今日畢”。打個比方，夏天的居民小區垃圾一般都是日產日清，如果不及時清理則勢必會造成居民生活環境質量的下降，給居民的日常生活帶來諸多不利影響。我們的臺賬的填寫、專檔的完善同樣如此，也應當以日產日清或日產周清的方式予以填寫，避免時間長了造成該登記的未記載、該記錄的被遺漏，同時也避免越積越多，寫起來就會感覺到力不從心，容易造成忙中出錯。大家不妨可以利用值班期間組織罪犯在活動室開展晚間活動的時間集中清理紙質臺賬，我覺得比等到考核或檢查的時候再來臨時抱佛腳要輕松得多，同時也大大減少了因集中補臺賬而造成的忙中遺漏和疏忽，無法保證材料之間的相互印證和關聯性。

三、以考核結果為導向及時補差補缺。以監獄季度標準化監區考核為依托，把通報的不足之處集中匯總到一起，不斷尋找工作的薄弱環節，既要注重與前一季度本監區的考核結果作縱向比較，也要注重與其他監區的考核結果作橫向比較，對于每次考核檢查組來監區考核檢查的項目和提出的建議都要及時記載并匯總，認真反思，加以改正，補差補缺，運用考核結果倒逼方法，推進基層基礎工作不斷取得新發展和進步。

四、加強學習和經驗交流以學促進。一方面，大家要自己學、主動學，特別是精細化管理手冊和計分考核獎懲細則，要把握什么時間節點做什么事、怎么做才不會錯。另一方面，由獄政科、獄偵科牽頭，在全所范圍內把各監區基礎工作一些好的做法和經驗通過召開培訓會、現場觀摩會等形式及時宣傳推廣，便于大家學習和借鑒，“百花齊放春滿園”比“一枝獨秀不是春”來得更好，共同提高、共同促進，全面提升全所各監區基層基礎工作管理水平。此外，內勤崗位上獄政、獄偵的事務性工作比較多，容易做也容易忘，因此建議大家建立自己專門的工作日志（如內勤崗位一本通）或備忘錄，對一些事務性工作和執法性環節的流程和程序予以記載，方便熟練運用。

五、跳出大墻思維，提高工作效率。內勤崗位與文字工作打交道的比較多，撰寫文字材料成為家常便飯，同時也消耗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為了進一步縮短工作時間，我使用了一款科大訊飛公司研發的輸入法軟件，因為訊飛輸入法可以將人的語音轉化為文字，前提是這個語音輸入最好說的要是普通話，以便識別（識別率在95%以上）。此舉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不再需要一一打字，為內勤民警做好文字材料工作能夠提供一定的幫助，同時也可以提高內勤民警的口才。

第四篇：監獄行刑社會化問題研究

監獄行刑社會化問題研究

監禁刑在近代以來成為各國刑罰體系的中心，矯正罪犯使其復歸社會成為監獄行刑的主旨。但是監獄行刑以將罪犯隔離于正常社會的手段，去追求罪犯再社會化的目標，卻形成了手段與目標之間的深刻矛盾。在日益開放的現代化社會中，監禁刑的運行成本在不斷增加，而其改造效果卻令人失望。為了緩解這一問題，在西方興起了行刑社會化思

想，主張慎用監禁刑，盡可能把罪犯放到社會上接受矯正，同時弱化監獄的封閉性，使其盡可能接近自由社會，并擴大社會力量對矯正事業的參與，以利于罪犯回歸社會。

行刑社會化代表著行刑發展的國際趨向。本文試結合刑法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的有關知識對行刑社會化思想的內涵、價值等進行分析。

關鍵詞：罪犯監獄矯正行刑社會化

目錄

引言……………………………………………………………………………（2）

一、監獄行刑社會化的內涵解讀……………………………………………（2）

（一）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2）

（二）監獄行刑社會化的概念………………………………………………（4）

（三）監獄行刑社會化的內涵………………………………………………（5）

（四）監獄行刑社會化的價值………………………………………………（6）

二、我國監獄行刑社會化的發展與存在的問題……………………………（7）

（一）監獄行刑社會化在我國的發展………………………………………（7）

（二）監獄行刑社會化在我國存在的主要問題……………………………（8）

（三）在我國推行監獄社會化的主要制約因素……………………………（9）

三、我國監獄行刑社會化的實現途徑………………………………………（10）

（一）要充分尊重罪犯的社會化人格………………………………………（10）

（二）實現罪犯教育改造的社會化…………………………………………（10）

參考文獻………………………………………………………………………（11）

引言

刑罰執行是刑法運用的重要環節，刑罰效益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行刑工作的質量。但我國傳統刑法理論偏重于對罪犯行為的研究，關于罪犯構成、量刑制度等方面的理論已是爐火純青，而對以罪犯處遇為核心的刑事執行理論的研究尚是一個薄弱地帶，特別是對監獄行刑問題的研究就更少。在行刑問題研究上的落后和受冷落的局面，必然會影響我國刑法學的全面發展和整體提高。據了解，在國外刑法學界，研究重心向行刑領域傾斜已成普遍趨向。在當今日益人性化的時代，刑法學應該是一門以人為本的人學，刑罰也應當關注人的價值，順應人性的發展，我國刑法學矚目的中心也應由犯罪行為向罪犯做適當調整。

同國外相比，目前我國行刑實踐中社會化程度偏低的問題十分突出。特別是監獄行刑中的孤立、封閉、保守的傾向嚴重，尚沒有典型的開放式監獄建成。假釋、監外執行、保外就醫等社區刑罰的使用率極低，同時在執行上也處于散亂失控的局面。這些問題嚴重制約著刑罰效益的發揮，阻礙著我國刑罰執行工作現代化的進程。通過分析我國監獄行刑社會化程度偏低的原因，借鑒國外有益的立法與實踐經驗，尋求和設計有效的對策和方案，克服目前監獄行刑過于封閉的弊端，通過獄政管理、刑罰執行、教育改造、勞動改造、后勤保障等改造手段的社會化，實現罪犯改造過程的社會化，從而提高改造罪犯的質量，增強罪犯刑滿釋放后適應社會的能力，推進行刑社會化導向下中國刑罰改革，以發揮刑罰運作的最佳效能，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推進監獄社會化進程，也有利于我國的人權保障事業，因為使犯罪人重返社會意味著最高層次的人道。

在行刑社會化導向之下，推進監獄行刑改革已成大事所趨。國務院已經批準在十四個省市進行監獄體制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監獄社會化。從目前見到的相關資料中發現，多數學者認為作為行刑社會化的一部分，監獄行刑社會化主要是限制監禁刑的適用，通過擴大社區矯治來實現。從而提高改造罪犯的質量，增強罪犯刑滿釋放后適應社會的能力。

一、監獄行刑社會化的內涵解讀

（一）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

1、監獄

廣義的監獄是指所有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限制人身自由的一切關押場所。包括死刑犯等候處決的場所、自由刑罪犯判決后的執行場所、羈押犯罪嫌疑人、未決犯的看守所、關押各類違法人員的拘留所等。狹義概念的監獄是指國家依照法律設置的刑罰執行機關。是關押已決犯的場所，是執行自由刑的場所，是高度戒嚴的羈押場所，有嚴密的警戒措施和較為現代化的監控手段，對在押人員實行嚴格的封閉式管理教育和勞動改造。本文所指的監獄就是這種執行自由刑的場所，包括未成年犯管教所。關押的對象包括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

2、罪犯

我國出

第五篇：做好監獄人民警察

張先余：做新時期合格的監獄人民警察

馬克思曾經說過：“罪犯產生罪行，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這個生產部門（指罪犯）同整個社會的關系，就可以擺脫許多偏見。罪犯不僅生產罪行、而且產生刑法，生產全體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偵探、法官、劊子手、陪審官等等。”通過馬克思的這段話可以認識到監獄的產生來源于犯罪行為，它的首要職責就是犯罪控制，作為對現行法制所竭力維護的社會秩序的一種破壞力量, 犯罪現象的發生會帶來多方面的消極后果.在這些消極后果中, 最直接的并可以進行計算的便是經濟損失;同時伴隨著犯罪行為的實施, 還會產生消極的社會影響.微觀而言它破壞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和安定的生活秩序，降低了社會組織的運作效率，嚴重威脅人的基本需要之一的安全需要的滿足，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的活動范圍;宏觀而論，它損害了法制的尊嚴，侵蝕為社會所確立的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使人們的社會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正確的導向性和可預測性。如安全感的滿足不充分，人們就難以集中精力從事生產和工作，在單位時間內的社會產出就會減少。某一地區社會治安的不良，會影響投資者在此的投資信心，從而滯緩該地區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水平等。那么為了減少犯罪對社會的危害，對觸犯刑律的行為予以公正，及時的懲罰，就成為一種控制犯罪的手段。同時這種懲罰本身相對已經遭受破壞的社會關系而言，也是一種愈合劑和安撫力量，有利于某種社會關系的恢復與重建。因此，可以說社會的團結與和諧，很大意義上正是伴隨著對犯罪公正，及時的懲罰而得以實現和發展的，那么為了保證社會的團結與和諧，對犯罪進行控制，對罪犯進行刑罰執行，就需要產生專門的刑罰執行機關和刑罰執行的場所——監獄。

因此，我作為一名監獄人民警察的首要職責就是對罪犯進行公正地刑罰執行，以保證因犯罪現象所產生的受保護的社會關系的修復，以保護社會的發展和穩定。所以我深刻的認識到監獄工作的重要性和作為一個監獄人民警察的使命感和任務的艱巨性、重要性。從而看到自己的不足以及認識到繼續加強學習業務素質的必要性，只有不斷從工作中和理論中學習各種知識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職責，并且這也是由監獄人民警察所承擔的任務所要求的。犯罪是自成體系的，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客觀存在，本質屬性在于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犯罪--就必然具有應受刑罰處罰性。因為對立法者而言，只有當某一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序超過了通過其他手段處理的界限，應當動用刑罰相威脅方面防衛時，才會被規定為犯罪；對司法者而言，已發生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只有達到了觸犯刑律的程序，并且應當受到刑罰處罰時，才會將其稱為犯罪，那么犯罪就必然要受到刑罰處罰。刑罰的目的在于通過追究罪犯的刑事責任以遏止這類行為的發生，而遏止的前提是：行為人具有辯別是非和控制自己的行為的主觀能力；否則，刑罰不僅難以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而且也背離了刑法保障人權的宗旨，因此，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社會危害性的內部結構是主客觀的統一，即只有一定的人在罪過心理支配下實施的危害社會行為，才具有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社會危害。作為罪犯在成為負擔作為對犯罪行為進行法律非難的責任的主體時，同時也成為了包含改善要素，贖罪要素的刑法主體，如要離開了行為人的罪過心理，贖罪思想，那么罪犯在回歸社會就具有重新危害社會的可能性。作為一名監獄人民警察，作為刑罰的執行者，其任務就是改造罪犯使其產生罪過的心理、贖罪想法和犯罪危害性，讓其在刑罰執行完畢后回歸社會時不至于重新危害社會，所以如何教育和改造罪犯實際上就是我們全部的工作。并且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勢下，將會出現許多新情況，以及我過去沒有處理過的新問題，為了能夠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么就要求自己的業務素質和政治素質，都需要大大的提高，否則就無法更好地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

其次作為監獄人民警察要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這是因為法律是社會基本道德觀念和行為模式的載體，它代表了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和愿望。刑事法律作為其他法律實施的保障手段，所確立的更是為社會的存續所必須的最基本的道德行為準則。犯罪首先就是對社會基本道德觀念的破壞，所以可以認定罪犯的社會基本道德觀念意識淡泊，觀念不強。而監獄人民警察作為罪犯的管理者和改造者，就必然要講道德，講法律，講政策,堅持執法必嚴，大公無私的工作作風，同時本著人道主義的觀點去關心罪犯的改造和日常生活，把罪犯當人看，要向父母對子女，老師對學生，醫生對病人一樣去關心他們，愛護他們，不侮辱罪犯的人格更不允許體罰和虐待犯人，做到因人施教，分類教育，以理服人，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去感化罪犯，使其樹立起良好的道德觀從而產生贖罪的心理和罪過心態，以完成刑罰的最終目的，罪犯有了贖罪心理和罪過的心態后并不能認為他們的改造已經完成，還存在一個如何讓他們能夠適應社會的要求，這就必然要求我努力掌握法律、法規、社會形勢、社會政策和政治素質的學習。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去學習法律、法規，不斷地了解社會形勢，關心國內外大事，了解黨和政府的有關政策，加強自己的政治理論素質，才能更好地對罪犯進行法制道德、形勢、政策、前途等內容的思想教育，才能使他們在回歸社會，不會重新犯罪，危害社會，不會不適應這個社會的變革和發展，從而真正地溶入社會，從而完成對罪犯的刑罰，這也是做為一名監獄人民警察他的任務和職責所必然要求的，只有如此才能完成自己的職責，更好地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我做為一名新參警的監獄人民警察，要本著當好人民的勤務員，站在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的高度，全心全意地履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斷地在工作和學習中提升自身素質，以更好地履行工作職責，提高監獄改造工作成效，為維護社會的安定，更好地構建“平安重慶”和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力爭使自己早日成為一名合格乃至優秀的監獄人民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