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中國的公民政治參與解讀
西南林業大學人文學院 本科生課程論文 2012級
西南林業大學人文學院
本科生課程論文
課程名稱:政治學原理
上課時間:2014.8-2014.10 任課教師:黃彩霞
論文題目:淺析我國的公民政治參與
姓名(學號):
易鋮(20120253059)專業(年級):
公共事業管理(12級)提 交 時 間:
2014-11-6 / 9
西南林業大學人文學院 本科生課程論文 2012級
淺析我國的公民政治參與
[摘要]: 在我國這樣的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人民享有廣泛的政治權利和自由,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體現,也是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一個基礎。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公民政治參與取得明顯進展,但還存在一些不足,影響并制約著公民政治參與的實際效果。關鍵詞: 因素;公民;政治參與;途徑
公民政治參與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現代化程度的主要標志之一,同時公民政治參與也是公民當家作主的體現。自20世紀80年代我國開展政治體制改革以來,國民政治參與比以往的計劃經濟時代有了質的發展。各族人民對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意識也在逐步增強,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主要受到生產力總體水平偏低、各地經濟發展不均衡,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公民政治參與機制不健全,公民政治參與的主體意識缺乏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因此,不斷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強化政治體制改革、健全公民政治參與機制,無疑是完善我國公民政治參與機制的必由之路。
一、概念闡述
1.1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是指公民或公民團體在遵循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民主權利的前提下,通過自主、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府決策和政治生活的政治行為。它是政治關系中公民政治權利得以實現的重要方式,反映著公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體現著政治關系的本質。1.2政治參與度的價值
政治參與是現代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公民政治權利的重要途徑。政治參與是社會的潤滑劑,維系著整個社會系統的良性運轉,主要表現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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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激發公民的政治學習熱情和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質;(2)促進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的民主化、科學化,防止決策的片面性;(3)增強依法治國的能力,提升國家政權的合法性;(4)不斷完善監督機制,有效防止政治權力的腐化。
當然,政治參與也可能成為一把雙刃劍,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可能帶來破壞性負面作用,如參與的任意性和不透明性有可能超過政治系統的內聚功能和承受能力,從而使得非制度化的參與任意蔓延,導致對民主體制的破壞,甚至引發騷亂。例如,由于社會階層的分化與利益群體的出現,對相應的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途徑的要求很可能走向極端和盲目擴大,甚至導致“無政府主義”泛濫,最終削弱政府權威,破壞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因此,我們既要避免公民政治參與不足也要防止政治參與過度,參與不足會造成民主政治基礎的消解和弱化,而參與過度則給政治體系造成過大壓力。公民政治參與必須循序漸進,逐步擴大,政府應該引導公民積極有序地參與政治,使政治參與的規模與政治系統相適應,達到動態平衡。
二、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現狀與問題探討
1.政治參與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的政治文明建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公民政治參與意識有了較大的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發展以及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激發了廣大公民政治參與的熱情。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政治參與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要,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消除政治生活中不合理、不民主、不公平的現象。此外,隨著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產生了利益取向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不均衡的現象,促進了公民利益意識的覺醒,人們開始追求合理合法的利益要求。但與此同時,人們開始追求自身利益就有可能淡化其社會責任感、唯利是圖。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公民的教育文化素質不高;同時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抑制公民政治參與因素的影響, 我國公民政治參與普遍存在著參與意識不強、參與熱情不高、政治冷漠等問題。雖然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媒體網絡等途徑來關心國事影響政治,但總體來看,動員性政治參與仍占主導地位,自覺參與意識不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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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響我國公民政治參與度的因素(1)經濟發展水平
“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文化結構”。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還不是很高,經濟發展地區差異比較大,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政治參與的不平衡,不利于政治穩定。我國很多地區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政治參與空間、參與能力、參與要求和社會階層之間的不平衡。經濟發展為民主政治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我國政治民主最終要走向一種開放的民主,通過開放來容納更多不同的經濟利益,通過開放來實現政治正義社會公平。缺乏經濟作為后盾,政治活動就只能停留在理想層面上。(2)傳統的政治文化觀念
政治參與行為是一定時期政治文化充分表現和產物,它受政治文化的左右和制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作為中國當前政治文化和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公民的政治參與有很大的影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專制、倫理、重民等特性顯現了其在政治參與中的兩重性。即政治參與的積極作用也有消極作用。政治文化很大程度上影響人的政治行為。在數千年封建專制的影響下,中國民眾沒有形成公民意識,更沒有政治參與的理念,在封建傳統政治文化的侵蝕下,造就了一種軟弱性、依附性的舊政治文化傳統。(3)法律體制的不健全
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多的關心國家政治事務,公民的參與意識增強了,但由于制度供給不完善,導致公民參與與制度供給不足之間的緊張關系,造成了一些公民參與的非理性非制度化、無組織性。盡管公民的政治參與顯得如此重要,但由于法律賦予行政官員的自由裁量空間過大、制度設計缺乏可操作性等原因,使得我國仍沒有成熟的公民政治參與機制,缺乏有效表達意見平臺,并由此導致公民政治參與表面轟轟烈烈,但實際效果不明顯。沒有專門的法律規章對公民參與的程序做明確規定,公民政治參與的范圍太小,內容也不詳細,參與的途徑過于狹窄,方式也很簡單,救濟路徑也是模糊的,并且制度化的參與渠道和有效的壓力釋放機制存在很大欠缺,公民的利益要求無法在制度框架內解決問題。所以他們就會用非制度化方式,非理性的的途徑表達自己的政治利益訴求,這不利于制度化的政治參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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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特征
1.被動性
我國公民政治心理調查表明,公民政治參與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很低。我國公民參與意識的缺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長期以來廣大公民事實上幾乎從來就沒有感受到自己的政治參與對政府的決策有過什么影響,而更多的則是被動地接受和認可“上面”既定的決定。
2.形式性
政治參與之所以成為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在于,公民通過政治參與可以有效控制政府行為,限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從而保持和促進民主政治的健康運行。而事實表明,當代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很難發揮出這種作用,公民政治參與流于形式。
3.非理性
政治參與的非理性就是指公民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或極端的、或畸形的、或反常的非理智性的參與心態與行為。建國以來的歷史表明,非理性的政治參與始終存在。其主要表現有發布政治謠言、政治狂熱、政治冷漠等。
4.盲從性
政治參與的盲從性,是指公民對政治的參與既非為一定的目的或動機所驅使,也不是直接迫于某種外在的壓力,而是源自于自身的一種“盲目”的“本能”和“不自覺”。
當代我國的公民政治參與所呈現的上述特征與政治民主化的要求顯然格格不入。也正是這些特征的限制,決定了當代我國政治參與發展的落后現狀,從而也決定了我國的政治民主化之路依舊任重道遠。
四、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途徑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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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疏通政治參與渠道,實現政治參與制度化。為了滿足公民政治參與的愿望,保持社會的安定,政治體系必須提供廣泛且暢通的渠道。這就要求我們健全和完善政治參與機制。一是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強化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決策和監督職能,使各利益主體的正當權益均能以法律形式得以保護。二是完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分尊重民主黨派在憲法規定范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地位平等,支持他們參政議政,把長期形成的多黨合作、民主議事和民主監督工作制度化、法律化。三是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和信訪制度,充分發揮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等方面的功能,以便于公民直接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四是完善社會協商對話制度,促進各級國家機關及其領導與公民之間通過各種形式,定期或不定期的就重大問題、重要決策進行平等對話和民主協商,開辟新的民主參政渠道。五是不斷健全大眾傳播媒介的組織機制,形成多層次、多渠道的傳播網絡體系,形成廣泛和大量的社會信息流,為公民的政治參與提供廣泛的信息和途徑。
2.加強對公民參政知識和技能的教育,塑造理性公民。在政治分析的各種變量中,人是含義最為豐富的變量,人的差異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政治生活的差異。人們之間不同的思想感情、文化特質、價值觀念、政治觀念等,都將對政治生活的樣式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在建立健全參政渠道的同時,還需要培養和塑造理性的公民。一是要對公民進行政治知識教育。一個成熟的公民必須具備必要的政治知識。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們逐步糾正了公民的政治知識偏重于階級斗爭的狀況,但由于宣傳教育的力度不夠,使許多公民對現行的政治制度、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如何與人大代表聯系并通過人大代表向決策部門反映意見以及什么樣的意見能夠進入決策部門等政治知識仍是模糊的,而這些政治知識是公民正確、有效地參與政治所必須具備的。二是要使公民懂法、守法。理性的公民應是懂法、守法的公民。公民只有懂法,才能區別哪些問題可以借助司法部門解決,哪些問題非得訴諸政府。這樣可以使公民的參政活動適量,減少不必要的參政活動。同時可以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行為,使之符合法律的規定。三是要教育公民正確、負責地使用政治手段。理性的公民對自己的行為會進行成本收益的分析,以盡量小的投入爭取盡量大的收獲,他們原則上只做自己可以預期結果的事情。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經濟活動的結果往往是可以預期的,并可以計算其成本和收益。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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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動是一個非市場過程,其結果往往難以預期,亦無法簡單地套用成本收益分析來計算得失。因此,理性的公民在采用政治手段時非常謹慎,他們會充分利用契約來處理人際交往,同時也會以嚴肅、負責的態度對待政治。
3.構建參與型政治文化。實踐證明,一個國家政治參與的程度與水平的高低,與其公民的政治態度、政治情感和政治意識有著緊密的關系。一般說來,公民素質高的國家,其政治參與的水平就比較高,而公民素質比較低的國家,其政治參與的水平相應就比較低。從一定意義上來講,一個國家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質決定了這個國家政治參與的程度和水平。在我國現階段,受財產狀況、教育程度、職業、居住環境、家庭出身、性別、年齡、宗教信仰以及傳統等因素的制約,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質還不高,而且個體差異性大,許多公民缺乏參與的能力或不會參與政治,這種狀況與政治參與的理想目標不相適應,從而影響了民主政治的擴大與發展。因此,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就必須把社會主體的政治文化培育成“公民文化”并使之社會化。4.完善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途徑
(1)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公民政治參與能力
當今社會人們越來越多的認識到經濟的重要性,經濟條件對公民的政治生活起著重要的積極作用。“社會經濟發展促進政治參與的擴大,造就參與基礎的多樣化,并導致自動參與代替動員參與。”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提高政治參與水平,豐富政治參與形式,拓寬政治參與條件。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越來越高,但是我國仍舊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必須通過提高我國總的生產力水平,對不相適宜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這樣才有利于公民政治參與的規范化、制度化。
(2)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質和政治素養,為公民政治參與意識的形成提供智力支
要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加快民主政治建設步伐,提高公民參政議政的意識和能力,必須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公民只有具備一定的文化素質,才能意識到自己是獨立的個體,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就必然要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首先,要進行教育制度的變革與創新以適應時代發展的趨向,在教育的過程中要注意培養公民的政治意識,權利和義務意識。其次,加強媒體的導向教育作用,通過媒體的引導,使公民正確認識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塑造獨立的政治人格。形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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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型的政治文化氛圍,使每位公民都成為能真正獨立運用自己的文化知識進行政治活動的人。
(3)培養公民意識,為公民政治參與意識的形成提供有效途徑
公民意識是社會意識的表現形式之一,特指公民作為政治權利義務的主體而應具有的意識,即作為具有某一國籍的公民所具有的依法享有一定的權利和承擔一定的義務等為主要方面的意識,是公民對自身地位與權利義務以及對實現自身權利和承擔義務所采取的手段等方面的認識。公民意識不僅強調主體意識的增強,而且意味著公民自覺履行法律義務的責任感,構成了公民政治參與的心理基礎, 是實現有效參與的前提。增強公民意識,最主要的是提高社會的教育水平,對公民進行必要的政治知識、規則和技能的培訓,使公民權利的實現真正與自身的利益緊密聯系起來,使公民感受到參與政治生活的重要意義。
(4)建立健全各種民主監督機制,為公民政治參與意識的形成提供機制保障
在當前,我們應該進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同時更加注重選舉制度、聽政制度、信息公開制度、陪審制度、信訪制度、調研制度、人民公仆接待日制度、政府辦公熱線等具體參與制度的建立健全,切實拓寬公民參與政治的渠道,提高公民的參政效能。只有健全各種制度, 才能保障公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利, 使其行為有章可循。
五、1.從政治參與主體的發展變化看,由少數人參與到多數人參與再到全體人參與。我國政治參與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隨著社會主義發展,參與政治的范圍和人數還將不斷擴大,直至將來全體社會成員都來進行參與。
2.就政治參與的行為方式看,從單一化到多樣化再到多層化。隨著社會主義發展,政治協商、政策咨詢、政策聽政、信訪等形式紛紛出現,政治參與呈現出多樣化的形式,并且不斷深入發展。/ 9
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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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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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的好處
1、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2、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3、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4、我所學到的任何有價值的知識都是由自學中得來的。——達爾文
5、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
6、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顏真卿
7、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
8、讀書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
10、一日無書,百事荒廢。——陳壽
11、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
12、一日不讀口生,一日不寫手生。
13、我撲在書上,就像饑餓的人撲在面包上。——高爾基
14、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陸游
15、讀一本好書,就如同和一個高尚的人在交談——歌德
16、讀一切好書,就是和許多高尚的人談話。——笛卡兒
17、學習永遠不晚。——高爾基
18、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學,如炳燭之光。——劉向
19、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殆。——孔子
20、讀書給人以快樂、給人以光彩、給人以才干。——培根 / 9
第二篇:淺析中國政治參與現狀
淺析當代中國政治參與現狀
陳嘉玲 PAM09026
摘要:政治參與既是衡量政治發展的標尺,又是推動政治發展的重要動力。本文主要就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現狀進行分析,尋找解決方法。
關鍵詞:政治參與中國政治現狀
一、政治參與及其意義
政治參與指公民采取一定的方法和途徑,介入國家社會政治生活,從而影響政治體系的構成、運行方法、運行規則和政策過程的政治行為。
公民的政治參與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政治建設成效的直接而明顯的標注。英國政治學家科恩認為:“民主是一種社會管理體制,該體制中社會成員大體上能直接或間接的參與或可以參與影響全體成員的決策。”由此可見參與對民主來說具有重大意義。政治參與有利于擴大民主;有助于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性;有助于維持政治體系的運轉;有助于實現政治穩定。
二、當代中國公民的政治參與方式
A“依法參與民主選舉”
選舉制度是整個民主制度的基礎,沒有選舉就沒有民主。選舉制度從根本上來說受國家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發展水平的制約。我國選舉的特點:1)普遍性和平等性原則;2)民主性: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使得民主的范圍逐步擴大并保證選舉過程的低成本高效率;3)對代表有監督和罷免程序;4)無記名投票與舉手表決相結合;5)保證少數民族人大代表選舉名額,逐步提高婦女代表的比例;6)選舉實行 “一人一票”原則;
B.“依法參與民主決策”。
公民參與民主決策方式主要有兩種:1.依法間接參與民主決策。主要是公民通過選出的人民代表,參與國家各項事務的決策。可以通過人大代表將自己的意見帶入決策過程,也可以依法以意見和建議的方式表達出來影響決策。例如:舉行聽證會、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制度、社會聽證制度、專家咨詢制度等。2.“直接參與民主決策”。1)村委會和居委會組織,公民可以直接參與基層民主決策,管理與自己有關的事務;2)通過各種職工代表大會,公民也可以就企事業的發展和自身的合法權益問題,直接參與民主決策;
3)通過工婦青等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團體就相關的問題直接參與民主決策。C“民主管理”
1.“間接管理”:是公民通過選出的代表參加間接管理。公民也可以對具體公共事務提出意見和建議,來間接參與管理。例如:2004年10月,上海在公開討論《上海未成年人保護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學生、老師、家長以及社會各個方面人士的都提出了許多意見和建議,這是公民間接參與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民主管理的生動體現。2.“直接管理”: 就是公民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直接管理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社會事務。比如:1)在行政、企業或事業單位工作,實際上就是分別在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社會事務;2)公民還可以通過村委會和居委會組織實行基層實行自治;3)還可以通過各類社會組織管理與自身密切相關的各項事務。比如,通過居委會,居民可以管理社區中的各項事宜。
D.“民主監督”
為了使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正確(合法合理)行使權力,更好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和失職行為,應該受到公民的監督。“公民參與監督的方式”,包括:(1)公民可以通過監督機構進行監督:比如,檢察院及其所設置的反貪局、行政監察機關、政府法制部門內設置的行政執法監督機構、審計監督機關、“財務、物價和稅務三查辦公室”,還有黨內的紀委,以及各企事業單位內部所設置的各種監督機構。(工會財經監督小組)(2)公民直接監督方式:公民的直接監督是各種監督機構發揮監督作用的基礎。輿論監督則是公民直接監督的一個有效組成部分。公民直接監督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批評;建議;控告;申訴;檢舉。
三、當代中國政治參與發展中的若干問題及建議
1.公民參與意識淡薄
中國公民政治參與率高主要靠的是政治動員來達到,這與國家性質要求公民積極參與國家建設管理還有很大的差距。自主參與式民主的內在要求,只有公民能夠自主參與政治,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民主。因此,大力培養公民自主性參政意識至關重要。
2.構建民主政治文化
新中國成立后全國人民迸發出的高度的政治熱情,在經歷數次政治運動挫折后大大降低,政治冷漠成為很多人的基本政治態度。因此,必須構建適應時代要求的民主政治文化,增強公民的民主素質,形成健康積極的政治態度與政治情感,培養公民的政治責任意識,推進民主政治參與。
3.完善民主政治制度
完善民主制度,特別注意公民政治參與與權力的保障和落實,注重政治參與渠道的拓寬和疏通。A.加強司法機關獨立審判、監督、檢查權,用法律來保護公民的民主權利得以充分享受;B.加強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作用和政治權利,正確處理黨、政府和人大的關系;C.增強民主黨派在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方面的作用;D.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正視和發揮各利益群體在利益表達方面的作用;E.健全大眾傳媒體系,尤其發揮其在政治監督、表達方面的作用。
4.加強基層民主建設
加強基層民主建設,擴大公民自己管理自己事務的范圍,提高政治參與的水平和成效。當前,特別是要健全基層自治組織,實現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并推進企業民主管理。同時,引導社會團體的組織建設與思想建設,進一步調動公民政治參與積極性,壯大社會資本,推動民主化進程。
5.提高農民的政治參與水平
中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的五分之四,三農問題相當突出。可以說,沒有農村的政治發展就沒有全國的政治發展,沒有農村的政治民主就談不上全國的政治民主化。而目前農民的政治參與與城市公民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參與的程度和水平很低,基本上是手段參與,非制度化參與有擴大的危險,非制度化參與、抗議性參與和暴力參與往往合而為一;農民掌握政治知識的整體水平仍然很低,農民政治參與態度也較低調,對政治的評價傾向于消極;農民政治參與中的家族性色彩濃厚與國家的凝聚力淡化之間存在矛盾;政治參與熱情有待進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熱衷實利、忽視政治是主要表現,政治參與的質量較低,主要表現在從眾性參與較多、參與僅限于社區性參與或問題性參與,政治參與的有效性較低,質量不高;農村婦女在政治參與中有較強的依賴性,處于政治邊緣化狀態;農民工政治參與率較低,政治參與受到各種限制等等。
因此,切實提高農民的政治參與水平成為中國政治參與工作的重中之重。為此,應當做到以下幾點:1.加強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建設,一是構建農民政治參與機制;二是保證農民政治參與渠道的暢通。當然制度的完善和創新固然是重要的,而關鍵在于如何將好的制度真正貫徹落實,從而切實為農民政治參與提供制度保障;2.加強對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為
農民積極政治參與作好思想準備。農村基層黨組織要不斷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學性,針對性和實效性。尤其是要加強農村婦女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力度。此外還要提高農民的知識文化素質;3.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為農民實現積極政治參與創造物質前提和基礎。此外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將為農村各項事物的開展提供經濟支持;4.積極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核心領導作用,保證農民政治參與轉化的方向性。堅持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保證農民政治參與的有序性,合法性。
6.擴大公民的知情權
擴大公民的知情權是鼓勵公民政治參與的重要前提。當前,一要增加政治選舉的透明度,使選民更全面的了解候選人,使選舉過程真正能夠反映選民的意志,并采取措施使公民的監督與罷免權得到保障。二要推進政務公開,建立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系,形成深入了解民意、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三要建立完善民意反映機制,建立重大事項的社會公示制度和社會聽證制度,擴大公民參與立法的渠道,不斷激發公民的參與熱情。
7.處理好政治參與和政治穩定的關系
一定的政治參與水平必須與一定的政治結構相適應,政治體系只有能充分消化政治參與所帶來的能量,實現體系的正常新陳代謝,政治體系才能保持穩定。如果政治體系沒有足夠的吸納能力,過多、過快的政治參與必定會打破原有的權力平衡,造成體系運轉障礙,最終導致政治動蕩。中國目前最大的政治是發展生產力,這需要一個安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經不起任何動蕩。因此,擴大政治參與必須考慮制度的接受、控制能力,即發展了民主,又保持政治穩定。為此,應當遵循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
8.注重新聞媒體的作用
大眾媒體對公民政治參與的影響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但是不可否認,新聞媒體已經成為政府和公民聯系的一個重要方式。
當前我國新聞媒體政治參與正呈現出日益擴大的趨勢,新聞傳媒日益成長為強大的政治宣傳力量,不斷推動著政治制度的變革。在堅持社會責任、堅持正確導向、自覺遵紀守法、維護新聞真實的原則下,恪守著傳播信息、宣傳政策、社會守望、輿論監督的職能,并積極促進政府與公民社會的良性互動。當然,在現實生活中由于新聞媒體的自身利益訴求和各種因素的干擾,它們有時也會違背行業規則與新聞職業精神,通過一些非規范行為去謀求小團體利益。當前我國新聞媒體在政治參與過程中主要表現為諸如虛假報道、有償新聞、新聞炒作等若干“錯位”、“越位”的消極政治參與現象。而新聞媒體具有受眾性強、輻射面廣、時效快、影響力大的特點,因此一旦新聞媒體偏離社會期許和責任意識,以上述非規范形式參與政治活動時,其造成的負面影響無疑將是巨大的。
如何引導新聞媒體政治參與向理性發展呢?首先要加強引導,促進政治參與規范化體系的構建;其次,要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引導作用;最后,要強化新聞媒體的政治監督作用,鼓勵新聞媒體開展善意的時政批評,提出合理化建議。
9.發揮新興科技對政治參與的作用
傳統的政治參與方式,使公民的政治參與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互聯網的發展使公民參與政治的限制大為減輕,積極參與政治的人數不斷增多,同時也為政治參與提升更加廣泛的渠道。互聯網將為政治參與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環境,激發公民政治參與熱情,提高政治參與能力,豐富政治參與結構,擴展政治參與渠道,完善政治參與手段,繼而全面提升政治參與的質量,推動公民政治參與民主化進程。
首先,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公民道德建設,努力提高
網絡政治參與者的政治修養。其次,加強法制建設,完善相關的網絡法律法規,從法律的層面上確立人們的網上行為規范,促使網絡政治參與的法制化。同時,加強對網絡的必要監管,對擾亂社會秩序的不法網絡政治行為進行堅決打擊。
四、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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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治學》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8
第三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民政治心理的發展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民政治心理的發展變化
政治心理就是社會成員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對社會政治關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行為、政治體系和政治現象等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的一種自發的心理反映,表現為人們對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認知、情感、態度、情緒、興趣、愿望和信念等。改革開放前中國公民的政治心理呈現政治冷漠、簡單盲從、權威主義盛行等特點。改革開放以來公民政治心理呈現以下發展變化:
一是政治態度趨于積極。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屬于典型的人治政治的權威結構,群眾對政治生活不感興趣,不介入也不關心政治。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利益格局多元化的逐漸形成,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讓不同階層的人們都能感覺到,通過自己的政治活動,自己或本階層的利益是能夠得到維護的。因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政治生活,主要表現在:關心國家大事、關心各項改革、政治責任感增強、愛國意識濃厚等方面。
二是政治情感趨于理性。傳統社會的人們不是默默屈從就是起義造反,政治心態呈現出兩極擺動的特點。新中國成立后,“政治運動”、“大民主”、“以階級斗爭為綱”等非理性政治活動又造就了一種“激進”、“狂野”的政治文化。改革開放以來,人們逐漸擺脫“文革”中那種浪漫與激進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逐漸從狂野向理性邁進。當前,人民群眾已經學會更多地用理性的思考來分析看待現代生活、權衡中西方文明、觀察社會的轉型、迎接面對的困難。
三是政治價值觀念趨于現代。主要表現在的人們的主體意識、民主法制意識、自由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參與意識、平等意識、開放意識等現代政治觀念的逐漸形成。隨著作為法制經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推進,我國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意識逐漸增強。與社會主義民主相適應,人們的法制觀也得以增強,法律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人們解決問題的方式逐漸由找“長官”轉向找“法官”,由找“市長”轉向找“市場”。隨著人們民主法制意識的不斷增強,中國法治政治的權威結構肯定會早日實現。
四是政治參與意識趨于自主。在傳統政治文化條件下,由于缺乏政治參與的利益動機,人們長期處在“響應政府號召”的被動狀態中。改革開放后,人們的個體自主意識開始復蘇,政治參與的積極性提高,政治參與意識越來越自主。隨著社會階層的不斷分化,人們的政治參與表現為較大的不均衡性,各階層政治參與的要求、參與的動機、參與的形式各不相同。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民眾社會心理的嬗變(1978~1995年)
【摘要題】本文通過對我國改革開放時期國家權力分放和社會利益轉讓的基本形式及特征進行剖析,進一步論述了由此而引發的社會劇變及民眾社會心理發生嬗變的三個階段,即社會心理的驅動階段、社會心理的失衡階段和社會心理的調適階段,并根據對改革開放的實際運作方式及特點的分析進一步闡述了改革開放時期民眾社會心理及行為表現的基本特征。作者認為:在這一時期中國民眾社會心理的嬗變更多地是與社會的生產、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形態及社會的實際運行操作的體制結構形態方面的變化相聯系的,受這些方面的變化影響和制約,進一步才由心理行為的嬗變轉化為社會的思想文化、觀念意識的轉變。
【正文】
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迄今已經歷了17個年頭,其間我國經濟社會的建設和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社會的整體面貌發生了極大的轉變和改觀。從社會的層面來看,這種改變表現為社會的構成、體制、結構和運行機制的整體轉型,由傳統的以上下隸屬的層級關系為主干的一元集權倫理型社會轉變為以相互依賴的契約關系為主干的多元分權法理型社會。與此相應,社會民眾的社會心理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無論是人們的觀念意識、心理狀態及行為表現都伴隨著社會的全面和深刻的轉型而轉變,新的觀念、心態和行為方式不斷更新替代著人們久已習之為常的傳統的觀念和心態及行為方式。在改革開放的社會劇變時期,中國民眾社會心理的這種變化從現象上來看,更多地與社會的生產、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形態及實際運行和操作的體制結構形態的變化相聯系,更多地受這些方面變化的影響和制約,并且以形象直觀的形式生動具體地反映和再現了社會的這種劇變,進一步才影響到由觀念意識、精神風氣所構成的社會的思想文化形態。
本文試圖對改革開放時期我國經濟社會變化發展的實際進程進行分析,并據此深入探討中國民眾社會心理在這一社會劇變和轉型時期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一
改革開放十七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經歷了明顯的幾次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動和變化[1],伴隨和反映這種波動變化的社會變更不僅包括國家重大政治事件的發生、新的方針政策的出臺,還包括社會意識形態的紛爭、社會矛盾的對立沖突以及種種社會問題的凸現。對此,經濟學家、從事社會研究的歷史學家以及從事政策研究的政府官員各著眼于不同的問題和現象,根據不同的尺度和標準將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歷程劃分為不同的幾個階段和時期[2]。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改革開放時期這種社會變更的反映和體現主要表現為社會的構成、體制和運行機制方面的變化,而所有這些變化又集中地表現為國家權力和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轉讓。權力的分放和利益的轉讓是促使和導致社會巨變的深層內在的核心動因,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也始終是圍繞這一主題不斷地嘗試摸索逐步向前推進的,從最初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后來在城市企業中推行企業經營承包責任制及至股份制和產權改革;從最初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放開農貿市場到給城市職工干部一次又一次提薪補貼發放獎金;從繳利提成到利改稅及至實行分稅制;從計劃經濟為主的單軌制到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并行的雙軌制及至現今“分權式的混合經濟”[3],等等。在所有這些社會變革過程中,權力的分割下放和利益的轉移出讓始終是事情的關鍵所在。改革開放以來每一次經濟的大起大落周期性變化及相應的新政策和新措施的出臺實施,都伴隨明顯的利益的再度轉讓和權力的重新分放。正是這種權力的分放和利益的轉讓直接導致了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新的經濟成份和社會組織的出現、新的社會關系和規范準則的確立以及新的社會運行機制的產生,由此而進一步影響到社會民眾的觀念、心理和行為的變化。所以,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民眾所普遍關心注意并對之作出強烈凸顯行為反應的社會問題、社會事件和社會現象,如社會分配不公、權錢交換的腐敗、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等,無不與權力和利益有著直接的和密切的聯系。二
在改革開放的十七年中,國家權力的分放和社會利益的轉讓大體上經歷了三種不同形式的變更,即從以單純生產經營權的逐步分放發展到生產經營權和國家行政管理權相結合的雙重分放,再進一步轉變為生產經營管理權的逐步全面放開和國家行政管理權的重新分割適度回收。利益的轉讓則經歷了從最初直接運用國家行政手段實施讓利和平均分配,逐步轉變為集體個人憑借自身所擁有的國家權力捷徑獲利和差序分配,再進一步發展到利益轉讓的制度制約、政策指導和逐步的公平分配。
在1978~1984年這段時期內,改革的基本思路在于針對舊體制權力過集中的嚴重缺陷,實施放權搞活,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調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此時期內國家權力分放和社會利益轉讓的主要特征即是單純生產經營權逐步有序地下放和運用行政手段及措施向社會民眾轉讓利益。在農村中所實行的包工到組包產到戶及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是此時期內國家權力分放的典型表現,與此同時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放開農貿市場,給城市職工干部提薪補貼發獎金,則是此時期利益轉讓的主要表現。生產經營權的下放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激活和啟動了生產經營活動,尤其是農業生產[4],然而基于平均分配構想的普遍范圍的讓利則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銳減,進而影響到經濟建設的投入和增長[5]。但是人民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顯獲益,嘗到了改革舊體制的甜頭。在七十年代尚為人們生活消費普遍需求的老三件(自行車、手表、縫紐機)在改革到來的最初幾個年頭(1983~1985)就迅速地被彩電、冰箱、洗衣機所組成的新三件所淘汰。改革初期的這種分權讓利使社會民眾得到了極大的鼓舞和激勵,重新激起人們心中長期以來被壓抑和排斥的對富足充裕物質生活的憧憬,增強了人們對黨和政府的信心,使經受了十年文革浩劫磨難變得渙散疲困的社會各階層民眾重新振作和聚集在一起。這一時期作為十七年改革開放的初始啟動階段,其社會效果就在于團結聚集全體社會成員支持擁護并參與投身到改革之中,因而可以稱之為社會聚合時期。與這一時期相對應,社會民眾心理的嬗變突出地表現為心緒情感的舒朗渲暢、欲望渴求的萌動驅漲,人生態度的樂觀奮發,以及社會觀念和行為的活躍寬放,近乎于一種人們盼望已久的新世紀到來之時所表現出的獲得新生般的“世紀初心態”。揚眉吐氣,開朗樂觀,意氣風發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民眾精神面貌的明顯特征。從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頒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時開始,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入城市,改革開放逐步進入了全面推開和深入發展的階段。在這一時期內,國家權力分放和社會利益轉讓的整體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伴隨市場調節觀念的產生、市場機制的發育和面臨著全面開放,單純生產經營權的下放已難以滿足日趨明朗的計劃和市場雙軌體制并存的形勢需要,僅僅擁有生產經營權既難以保證計劃的執行,更難以較好地適應市場的變化和發展,同時,人們對改革初始時期著手政策改革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改革策略也開始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和理解,地方、部門、集團的利益驅動日益強烈,所有這些導致了對下放國家行政管理權力的強烈呼聲和迫切需求。其結果即是伴隨生產經營權分放的進一步擴大,國家行政管理權力也開始逐步被分割成為地方、部門、系統、單位所擁有的權力,國家的計劃經濟開始轉變為地方區域的計劃經濟,在改革初期被分解為二區別對待的國家權力的行政、經濟的雙重職能,此時又在新的起點上重新結合在一起,這就為權力涉足經濟、權力進入市場開通了前進的道路。與此相應的則是利益獲取的權力捷徑和“紅色通道”的形成與利益分配的權力差序和條塊差序格局的形成。權力分放和利益轉讓的這種新格局使地方、部門的集團利益急劇膨脹,而社會民眾所得到的則是相對剝奪,從而引發了尖銳的社會分化。這種社會分化既表現為以“小政府、大社會”為標志的國家權力的弱化和地方化,表現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鞭長莫及、疲軟乏力和市場微觀調節的失范和失度,同時也表現為社會各集團、階層和普通民眾在資源占有、利益分享上的兩極分化的趨向,社會民眾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不同地方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大幅拉開急劇擴大[6]。制定規則和參加游戲的合二為一所導致的無規則競爭以及權錢交換的腐敗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瓦解了改革開放在社會民眾中間所產生的凝聚力,動搖了人們對改革開放稚幼質樸的認識和期望,激化了人們極端的心理反應和行為表現。這一時期從1985年起至1989年發生全國大范圍內的社會震蕩時止,可以稱之為社會分化時期。在這一時期,社會民眾的心理嬗變突出地表現為社會心理的失衡。少數人的先富暴富和伴隨全面開放而起的進口消費之風使人們追求財富和物質享受的欲望急度膨脹,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所造成的兩極分化以及失去規范的社會競爭和失去制約的權錢交換又使得人們致富的期望和夢想化作水中泡影空中樓閣,社會的日益分化更進一步打亂了社會民眾原有的身份、地位、權力、聲望的判斷尺度和價值內涵,“老大靠了邊,老二分了田,不三不四賺大錢。”社會民眾心理上的失衡由此產生,并進而導致行為、心態和觀念上的極端傾向。失去理智的超前消費,瘋狂的股市熱潮,全民下海經商,人才勞工跨地區打工淘金,追求金錢財富和物質享受的行為活動漫溢著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態、盲目沖動的攀比心態、比上不平比下不甘的怨憤心態、投機博彩的淘金撈世心態等應時而生,金錢至上的拜金主義觀念空前盛行。進入九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轉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即從八十年代以政策改革為導向的階段轉變為以體制改革為導向的階段,諸如財政、稅收、金融體制和企業經營機制、國有資產管理等宏觀層面的改革排上了議事日程,同時,勞動用工、人事管理、社會保障、住房制度等社會層面的改革也開始逐步展開。由于八十年代中后期社會經濟行為的失范無序導致了社會的急劇分化并引發了較大范圍內的社會震蕩,所以在九十年代初期改革的基本思想以整頓治理為主線,信貸、投資、物價、流通等方面成為整頓治理的主要對象。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發展目標,使改革的理論指導有了新的突破,但由于經濟社會雙重二元體制的長期并存,彼此間的利益唇齒相依,彼此間的關系犬牙交錯,因而在實踐中體制的改革和轉型仍困阻重重,步履艱難,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不可避免地表現為新體制與舊體制的磨合,舊體制對新體制的順應,最終才能走向合二為一,實現體制的全面整合和轉型。在這一時期,伴隨經濟秩序的整頓和體制改革的逐步展開深入,國家權力的分放逐漸轉變為依權力的垂直隸屬關系重新進行分割組合,宏觀決策控制權力適度上收,微觀管理調節權力隨市場的發展完善逐步規范化和有序化,以扭轉前一階段權力分放的塊狀分割所導致的權力失控和無序化,例如取消財政稅收的包干制而改為分稅制。同時,通過加大社會層面體制改革的力度來強化國家、政府對社會利益分配的指導和制約,實施有傾斜的利益轉讓,以建立公平分配的新秩序。在這種發展形勢下,社會整體逐漸顯露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從企業的生產經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資金組合,到社會的管理運作;從社會事業的發展到人們的就業謀職和個人收入所得的增加,多元化成為謀求發展的首選之路和標志發展的重要特征。在這一“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時期,社會民眾的心理嬗變則主要表現為心理的自我調整和行為的積極適應。面對著個人無法逆轉的社會發展和難以把握預料的社會劇變,社會民眾所能夠作出的唯一選擇即是心理的自我調整和行為的積極適應,這是一種近乎順時應勢式的理性抉擇。認知的重新定向和觀念的多元組合成為獲取心理調整的重要條件,對環境刺激的積極回應和對環境變化的主動順應成為實現行為適應的主要方式。在這種心理定勢和行為傾向的支配之下,講求功利的實惠心態,標榜“瀟灑走一回”的即時享受心態,強調機會把握的趕車心態以及標新立異趕潮流的弄潮玩世心態應時而生,享樂主義的人生觀、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和認命信天的世界觀組成為一股影響巨大的社會思潮,社會的觀念意識和生存形態的世俗化日趨嚴重。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多元化時期社會自身整合的不斷加強,社會民眾對社會變革的承受能力和辨別能力日漸加強,浮躁不寧的心態漸為穩定求實的心態所替代,追求物質財富的強烈欲望轉化為對現實人生不同道路和生存方式的個人偏好和自主愿望,對分配不公及以權謀私腐敗現象的情緒激憤逐漸轉化為認知的理性分析和行為的自律自擇,社會觀念意識的主流化和個體化趨向開始形成。所有這些都表明,在社會日趨多元化的時期,社會民眾的社會心理日漸成熟和穩健。綜上所述,與改革開放十七年來中國社會變化發展的三個時期相對應,社會民眾社會心理的嬗變大體上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即社會心理的驅動階段、社會心理的失衡階段和社會心理的調適階段。預計伴隨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發展,社會整合的逐漸加強和提高,社會民眾的社會心理在經過一段時期的調適之后會逐漸地獲得平衡協調。三
起始于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的一場深刻全新的社會變革運動。這一運動本身實際變化發展的不同進程影響和制約著社會整體的變革和更新,影響和制約著人們心理和行為的嬗變,同時,這一運動本身不斷向前推進和展開的實際運作方式及相應特點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和制約著人們心理和行為的嬗變,從而使得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民眾的社會心理表現出鮮明的、與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變革密切相聯的時代特征。十七年來的改革開放走的是一條以經濟改革為先、為主,通過經濟改革的先行和不斷深化來促進和推動全面的社會改革的獨特道路。經濟改革的首要目標就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藉此來激發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搞活生產經營活動,為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調動盡可能多的社會資源,謀取最廣泛的社會支持。放權讓利則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最直接、最易見效的手段措施,其作用就在于寬松對個人團體、地方部門獲取利益需求的約束并使之合法化以及重新調整利益分配的格局。因此,十七年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表現出突顯的利益驅動的特點,個人欲求愿望的滿足和地方、集體、部門利益的實現成為促使改革起步并不斷發展的強有力的動力。這種實際運作的方式和導向不僅影響了改革開放時期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發展,同時也為社會民眾心理和行為的嬗變確立下基本的環境前提和社會氛圍,決定了改革開放時期社會民眾心理嬗變的主要動因不是源自于理性層面的觀念意識的轉變更新,而是直接產生于感性的物質需求的滿足和經濟利益的獲得,從而使民眾社會心理的嬗變表現出明顯的講實惠、求功利的利益取向特征,即根據社會變革對個人需求滿足和切身既得利益的影響和關系來調整變更自己的心理和行為。物質利益取向的需要和動機既制約著人們的態度和觀念的轉變,也決定著人們外顯的情緒表露和行為表現。所以,在十七年的改革開放時期中,中國民眾心理狀態的波動起伏和行為表現的變更轉化始終是圍繞著利益需求這一中心而展開的,利益需求成為標志反映人們心理和行為變化的“寒暑表”,成為影響和制約人們心理和行為表現的內在深層驅力。十七年來不同時期內所進行的眾多的社情民意調查的結果也都具體和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民眾心理嬗變的這一基本事實[7]。
十七年的改革開放還表現出以嘗試摸索性的不斷實踐作為改革開放的探路石,根據“排除法”的邏輯和“效果律”的原則來尋找正確的、行之有效可行的改革舉措和發展道路的特點,而不是根據依賴理論的先行探討和發展進一步來指導和推動改革開放的進行。與此相應,在十七年的改革歷程中,政策層面的微觀變革就先于體制層面的宏觀改革,從政策層面的改革入手逐步實現向體制層面改革的過渡,以微觀局部的變革發展來啟動激迫宏觀全局的調整變革,就成為謀求短期內改革實效的必然選擇。尤其是在改革開放的前期階段,政策的變更、調整和導向對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作用明顯地大于體制的制約調控作用。改革開放時期的這種實際運作的方式在作用于社會群體、組織和集團并轉化為每一社會成員的個人行為時,就促成了個體行為的計策性和試誤性的實用特征,先行而后知,不知仍可篤行,只求行之有效,行為的轉變先于、快于觀念的轉變,外顯的行為及其結果成為指導內在認知觀念的主要依據,他人行為的示范則成為自身行為調適的重要判斷尺度。因此,在十七年的改革開放時期中,中國民眾社會心理嬗變的實際過程基本上就表現為由外向內的逐步轉變,外現行為表現和活動的轉變先于、快于、大于內在認知觀念的轉變,并成為引導內在認知觀念轉變的主要依據。
與上述改革開放的實際運作方式緊密相聯的另一方面即是,在十七年的改革開放中,以“放與收”交替更換、兼而用之的調控策略作為解決建設發展過程中活與死、亂與治問題的基本計策手段,并依此來促使“游戲規則”水到渠成般的自發形成,實現改革開放從無序到有序的過渡,而不是制訂規則在先,各司其位,各循其道,按部就班地循序漸進。這就使得參與改革進程中的社會民眾心理行為的嬗變表現出極大的機會性和適應性的應變特征,短期利益和即時效果成為驅動行為的唯一目標,對時勢變遷的積極順應和對風險機遇的巧取契合成為指導行為的主要準則,從而使強調把握時運機遇的正面宣傳在缺乏穩定連續的社會規范約束的環境中轉化為民眾的投機意識和博彩心理,失范無規則的秩序環境更進一步助長了民眾行為的應變性,最終導致行為方式和活動的選擇取決于對環境條件的充分利用和依賴,取決于對時運機會不遺余力地把握和博取,而不是取決于行為自身的既定目標以及社會和行為者自身認同奉守的行為規范準則。因此,在十七年的改革開放時期中,社會民眾的行為表現隨時勢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并演變為一陣陣“熱”與“潮”的時尚潮流。
第四篇:政治熱點解讀
政治熱點解讀:十八屆四中全會
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那么,現在問題來了:四中全會到底討論什么?首次以中央全會的形式專題研究部署推進依法治國,傳遞了什么政治信號?今天小編帶領同學、家長們緊跟時事熱點,解讀十八屆四中全會。
一、什么是中央全會?
中央全會指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綜治局召集,歷屆中央委員會在任期內會召開七次全體會議,每次會議履行的職能均不同,一中全會將進行黨的換屆;二中全會將進行政府換屆;三中全會最受關注,將布局未來五年國家發展和經濟建設的工作;四中全會慣例以黨建專題為主,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五中全會主要審議國民經濟規劃問題;六中全會每年的主題不確定,一般是根據當前階段相對重要的問題而確定會議主題;七中全會一般為下一屆黨代會做準備。
二、歷屆四中全會都討論什么?
1979年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如何加快農業發展問題。
1985年十二屆四中全會討論通過《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草案)》,討論確定了進一步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新老交替的原則。
1994年十四屆四中全會集中討論了黨的建設問題。
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問題。
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和主要任務,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綱領。
2009年十七屆四中全會討論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
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將“依法治國”作為議題。
三、十八屆四中全會看點
1、看點一:依法治國
這是中共首次以中央全會的形式專題研究部署推進依法治國。外界預測本次會議將會規范依法行使權力、依法監督權力以及紀檢和司法體制改革。
2、看點二:人事調整
本次會議將會對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來落馬的兩名中央委員蔣潔敏、李東生騰出的空缺,由排名靠前的中央候補委員遞補。
3、看點三:反腐
本次四中全會將可能通過對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原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初步處理意見,將二人開除黨籍并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同時將可能進一步規范反腐的制度建設。
四、四中全會怎樣開?
按照歷屆中共中央全會慣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將代表政治局向全會作報告,總結一年來中央在經濟、改革、反腐以及軍事、外交和黨建方面的工作,布置下一年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點。全會將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然后進行部分的人事調整,最后發布公報,對外介紹全會召開情況。
況。
第五篇:淺析中國公民社會公德
淺析中國公民社會公德
所謂社會公德,是指人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應該遵守的行為準則,是維護社會成員之間最基本的社會關系秩序、保證社會和諧穩定的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其主要內容是:文明禮貌、助人為樂、愛護公物、保護環境、遵紀守法。
在我國經濟實力、政治影響力騰飛的現今時期,公民的社會公德心卻成了社會一大頑疾,“范跑跑”“獸獸門”“艷照門”“我爸是李剛”等層出不窮,然而某些媒體卻大加追捧,這些現象都體現著我國公民的道德存在極大的問題。
首先,我們應該清楚公民道德建設的重要性。中華民族向來就是崇高道德的民族,有著優秀的道德傳統。例如,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典范。然而,在現今社會,大多數公民已不注重個人的道德修養,一味追求物質生活,這使得我國公民的道德修養成為了全世界的笑柄。針對我國歷史和現實的國情,我國提出了公民道德建設的主要內容為,堅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為著力點。在公民道德建設中,把這些主要內容具體化、規范化,使之成為全體公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若我國公民的道德建設無法完成,這勢必成為阻礙我國甚至是全世界經濟、政治等各個方面的發展。因此,我國的公民道德建設刻不容緩,勢在必行。
然而,如何把這項艱巨的任務圓滿完成,這是艱難的。因此,我們每個公民都是任重而道遠的。公民道德建設是一項復雜浩大的工程,所以,僅僅靠教育是行不通的,還必須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從而達到更好地效果。
首先,要大力加強我國學生的道德修養教育。通過對學生的道德教育,凈化社會風氣,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徹底改變他們“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錢萬事通”等錯誤的價值觀。在這種良好的社會大環境之下,對其他公民進行潛移默化,從而達到道德建設的目的。有人會說,公民的道德與社會環境有什么大關聯嗎?古人不是說“出淤泥而不染”嗎?其實,社會大環境極大地影響著公民的行為,就比如說助人為樂吧。我高中時曾做過一個問卷調查,70%的人說現在社會龍蛇混雜,有時候做好事反倒被人懷疑有所圖謀,甚至被人冤枉,所以明哲保身。所以說社會大環境是極其重要的。
然而,這是項復雜的工程,僅靠教育能行得通嗎?當然不行。因此,我國應當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規范公民行為道德準則,以“教育”為主,以“法律”為輔,從而圓滿完成我國這項艱巨的任務。
在公民道德建設中,要做到以上幾點,然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在道德建設中,既要對不同方面、不同層次的道德規范作通盤考慮,分門別類地加大建設的力度,更要抓住一些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規范,作為社會道德規范的主體,在全社會大力倡導,使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人人皆信,人人皆行。
在這項艱巨的任務中,每個公民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每個公民都能做到愛國守法,文明禮貌,明禮誠信,團結友善,我們的道德建設工程將會圓滿完成,我們民族的道德水平將會有一個巨大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