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及其完善

論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及其完善

[內容摘要]：

隨著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社會文明不斷進步，法律制度日臻完善，人民群眾法律意識不斷提高，對人權的尊重和保護越來越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特別是人們對精神價值的高度重視。在司法實踐中精神損害賠償案件不斷增多。精神損害賠償對人們來說，經歷了一個從陌生到認可再到接受的過程。但是，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立法比較滯后，立法不完善存在著種種缺乏與不足，造成在司法實踐中可操作性不強，特別是賠償原則、范圍和數額的標準，缺乏統一的，明確的規定。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勢在必行。

[關鍵詞]： 精神損害賠償 特征 缺陷 立法完善

近年來，關于精神損害賠償愈來愈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同時也成為司法實踐的難點，這除了社會因素外，關鍵是精神損害賠償法律依據不健全。在即將頒布《民法典》中定會為其注入新的內容。筆者僅對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發表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精神損害賠償的概念及歷史發展

1、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概念

要想了解此概念，首先要準確把握什么是精神損害。一提到精神損害，常被人們直觀地理解為因加害而導致的精神痛苦，即主觀感受上的痛苦。這種痛苦又直接與醫學上或心理學上的精神感受中的憤怒，恐懼、焦慮、沮喪、悲傷、抑郁、絕望等不良情感相結合①。在司法實踐中，也往往從精神痛苦的有無與程度作為判斷是否發生精神損害的直接證據。根據現代民法精神，筆者認為不能僅以某人精神狀況，感受能力為唯一依據，還應與人的利益，即精神權益法權化（人身權）加以保護。如果僅以精神痛苦作為是否為精神損害，必將會把無感知能力或感知不敏感的特殊主體的精神利 益排除在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保障之外。人們又怎能否認植物人或死者所享有的名譽權和隱私權。世界大多數國家采用雙重標準。首先適用概括或列舉人身權侵權標準，再輔之以精神痛苦標準。

《德國民法典》也沒有使用精神損害的概念，而使用了“非物質損害”這一概念②。我國在民事立法中也沒有直接使用精神損害的概念，僅在一些司法解釋中提起。早有學者提出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概念，盡管在稱謂上并非嚴密科學，但無論法學界還是司法界對此已約定成俗，并在司法實踐中加以運用。精神損害賠償是指民事主體因其人身權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損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犯人通過財產賠償等方法進行救濟和保護的民事法律制度③。

2、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沿革

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既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又是一個新鮮的話題。說其古老，是因為古之就有；說其新鮮是因為隨著社會發展，人類文明進步，精神權益保護的核心并未改變，發生變化的是這一制度保護主體范圍以及采取的手段和方法。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來源于西方古代公法對“有身份”的公民的個人尊嚴保護。經過羅馬私法逐漸融入平等主體間利益賠償形式，使之私法化④。在近代普遍人文主義精神以及發達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中得以完善，形成一種世界通行的民事權利救濟制度。無論是英美法系或大陸法系，都有關于人的精神損害賠償立法體例。1896年制定的《德國民法典》首先確認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隨后《日本民法》也有立法規定，近代英美判例也大量涉及到非物質損害賠償。國民黨時期的《民國民法》第195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者，被在人員非財產之損害，變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⑤。由于我國長期受原蘇聯民法理論的影響，直到1987年《民法通則》才正式確立精神損害賠償這一制度。

二、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價值特征（作用性）

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不同的時代顯示出不同的價值特征。借鑒國外立法經驗，結 合我國國情和大量司法實踐。筆者認為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具有三大作用。

1、精神的撫慰性

同受害人遭受精神損害后所承受的痛苦是難以用等價的物質來補償的。加害人的賠償數額可能大大小于受害人所受到的損失，但是正是這一點物質補償，使受害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內心的創傷得以平復，從而能使其重振精神，愉快地生活和工作。從獲取物質利益的主觀愉悅滿足感來抵消或減輕所遭受的精神痛苦便是順理成章。這也正體現了這一立法目的和歸宿。

2、經濟的補償性

由于遭受精神損害，精神是痛苦的，受害人要從損害中恢復身心健康，消除壓抑和痛苦，既要借助各種醫療手段，輔以營養及心理治療，所有這些都須支付一定的費用。及于人們對物質利益重要意義的認識。人們發現，以一定金錢作為補償會比賠禮道歉，消除影響等非物質措施更有效。其數額雖不能與實際損害相比，但它足以起到一種補償作用，足以撫慰受害者的心靈創傷。

3、懲戒預防性

侵權人在承擔精神上，禮儀上的補償以后，還要承擔相應的經濟負擔。這種經濟負擔對侵權者來說，加大了此類侵權的實際成本，這比不需要任何成本的賠禮道歉手段更能起到懲戒和防范用作。

三、我國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立法現狀

由于我國民法理論長期受原蘇聯民法理論影響，始終認為精神損害造成非財產損失不能以財產方式加以補償，而是強調人格非商品化，人格無價，人的尊嚴是不能用金錢的尺度來衡量⑥。長期以來，在立法中一直未規定關于精神損害制度。直到1987年《民法通則》第120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可要求賠償損失”。這一規定首次確認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直到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關于審理名譽 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解答）首次使用了“精神損害賠償”一詞⑦。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進一步完善了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更值得稱贊的是在我國修改后的《婚姻法》中引入精神損害賠償。其他法律、法規以死亡賠償金、撫恤金、殘疾賠償金形式體現。雖然我國關于精神損害立法起步較晚，但我們應看到我國在立法領域不斷發展和完善。

四、現階段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1、我國現有精神損害賠償立法保護客體范圍過窄

精神損害賠償應當確立一個賠償范圍，而這個范圍是指哪些權利受到侵犯可請求精神賠償，哪些不能請求精神賠償。從國外立法來看：一種規定是對所有精神損害均可請求賠償即非限制性規定；另一種規定僅僅及于某幾種侵權可請求賠償，即限制性規定。我國《民法通則》第120條規定了四種侵權，顯然是限制性原則。而對侵犯公民隱私權、自由權、貞操權等侵權造成精神損害卻未列入。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空間和生產領域不斷擴大，精神損害逐年上升。關于精神損害的大量案例在司法實踐中不斷增多，為精神損害賠償立法注入了新的內容，同時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無論是一般違法行為，還是嚴重的犯罪行為，都有可能對人身權、生命權、人格權造成精神損害。非法搜查公民身體的報道不斷出現，如某超市因懷疑女顧客偷東西，保安強迫其脫衣搜身以示清白。這種行為對公民的身體組織未受到傷害，但這種行為足以使受害人產生痛苦、憤懣、委屈、恐懼感等⑧。適應形式的發展，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解釋》進一步擴大了精神損害的適用范圍。它規定了（1）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2）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3）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及隱私權。盡管《解釋》擴大了適用范圍，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還不能適應司法實踐的要求，因此，筆者依據我國國情和司法實踐的情況，建議還應適用以下權利：

第一受教育權：憲法賦予每一個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權利。這一權利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又有多少受教育權因各種因素而被侵犯。聞名全國的滕州薺玉玲（化名）——被冒名頂替上學一案，最后法院以侵犯了憲法中的受教育權而給予賠償，從而引出了憲法司法化的大討論⑨。筆者認為如果將受教育權列入精神損害賠償適用范圍，是十分恰當而又有法可依的。在現實生活中每年由于高考錄取通知書因各種原因耽誤，致使受害者無法升入大學的事件更是舉不勝舉。上述情況侵犯了受害人的受教育權，其危害是巨大的，或許受害人一生的命運將被改變。這種精神權利的侵害往往造成無法挽回的后果，給受害人的一生中留下難以磨滅的陰影。在司法實踐中要求精神損害賠償，法院常以無法可依不予受理。顯然這種侵犯受害者權益的行為是存在的，然后受害者得不到任何精神權益的保護，這對受害者是顯失公正的。因此筆者認為在精神損害賠償范圍中加入受教育權更有利于保護受害人（弱勢群體）的利益。

第二身份權：關于身份權，在我國法學界存在較大爭議，主要包括配偶權、親權、監護權等。在國外一些立法中，精神損害賠償是包括上述權利的。筆者認為在我國現階段也應將配偶權列入精神損害賠償適用范圍之列。在司法實踐中有這樣一宗案例：因好友與丈夫通奸，妻子怒討配偶權。蔡麗與丈夫周祥婚后感情很好并育有一子，且蔡麗為了孩子和丈夫事業，寧愿犧牲自己的事業，做了全職太太，蔡麗發現第三者與丈夫通奸后，第三者不但未有悔意，還公開表示與蔡麗搶老公。從而造成美滿家庭的破裂。蔡麗以第三者侵犯她的配偶權為由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第三者立即中斷與丈夫的關系，并適當賠償其精神損失費，南京市棲霞區法院受理并判決了此案。對精神損失費訴訟請示不予支持，原因是《婚姻法》中并未規定配偶權[5]。在現實生活中又有多少類似這樣美滿幸福家庭因第三者的介入而破裂，導致夫離子散的悲劇。盡管在修改《婚姻法》時對“第三者”、“二奶”的聲討很強烈，也僅僅是道義上的譴責，在民事責任立法上仍是空白。也正是對無過錯方保護力度不夠，從而助長了第三者和夫妻過錯方的行為，從而形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無過錯方為了家庭而犧牲自己的 青春和事業可到頭來換回的只是一張離婚書和人們無耐的同情。筆者認為無過錯方對合法婚姻，依法享有作為配偶在精神上的安寧與自由這一人格權利。受到傷害后，有權向第三者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無過錯方在物質上得不到補償，在精神損害方面得不到慰籍，這也有失法律的公正。

第三婦女的貞操權（奸淫幼女）：無論是英美法系的大量判例，還是大陸法系的民法典，在精神損害賠償方面，都涉及到貞操權。而在我國立法仍是空白。盡管法學界、司法界對貞操權的討論爭議很大，然而司法實踐中大量強奸案件的發生，將婦女貞操權納入精神損害賠償范圍已成大勢所趨。提到婦女貞操權，不得不提起在2003年這一年中幾條令人震驚的新聞：一向平靜的中小學校卻暴出了一幕幕教師性侵犯事件，強奸15名女生的小學教師周杰被執行搶決；吉林通化市猥褻和強奸19名女學生的小學教師栗鋒被搶決；甘肅省酒泉市強奸13名女學生小學教師任大清被判死緩；黑龍江賓縣一民辦教師在不到一年時間里摧殘了班上僅有的7名女生中的5名；重慶市渝北區某代課老師王幫文多次對9歲至10歲的17名女學生實施猥褻和強奸被判十四年零六個月。人們氣憤之余，拍手叫快，幾個色魔終被繩子以法，這些花季少女受到性侵犯后，大都會精神有些恍惚，學習成績下降，性格怪僻，無法堅持學習，精神受到刺激。可又有誰提出過精神損害賠償呢？原因是無法可依，筆者認為對于強奸犯處以刑罰僅及于犯罪分子本人，而對于被害人心靈上和生理上的創傷，又拿什么去補償呢？被害人失去貞操后，會有一種羞恥感、無助感，甚至會自殺。在心靈和精神上留下了終生難以磨滅的印象，直接影響其戀愛、婚姻和家庭生活。被害人遭受強奸后自我社會評價下降、就業、求學受到影響。既使在性解放已喚起四五百年的西方國家被害人都明顯感受到社會歧視，更何況在這個無比重視貞操，數千年來一直鼓勵婦女向樹貞潔牌坊者學習的中國呢？被害婦女的貞操權，為什么又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呢？

第四：近年來隨著高科技的發展，現代科技使人與人之間交際方式日趨多樣化，網絡在給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不少挑戰，手機短信的人身誹謗和一個個電話騷擾事件的發生，使人產生精神利益的損害，必將成為今后研究的客體，當然，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也不是任意人為的擴大的，它將隨著社會的發展，法律保護的客體得到社會認可，上升到統治階級的意志時，才能列入法律的保護范圍，不可隨意擴大范圍，否則導致其權利的濫用。

2、關于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

確定了精神損害賠償以后，面臨的問題就是其數額的確定。現有立法均未系統具體規定。散見于法律、行政法規，司法解決及地方規定之中。這些遠不能行之有效，適應司法審判對精神損害賠償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解釋》中也僅作了原則性規定很不具體，可操作性差。在司法實踐上，法官一般依據地方規定數額來解決。由于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要統一數額搞一刀切也是不現實的。各地方又由于缺少一個具體操作規則，規定可謂五花八門。在數額方面，廣東省有關法規規定，精神損失費不低于5萬元，而上海市則規定精神損失費不高于5萬元⑩。如此差距讓人費解。因為操作性不強，導致法官自由裁量權范圍過大，在審案時無論案件如何，法官先大打一折，然后再判。據載，福建一6歲女孩將子宮當作闌尾切除，女孩要求賠償精神損害費50萬元，但一審判決支持5萬元，二審法院改判15萬元。無獨有偶，大學生錢某在超市購物，被搜身而起訴上海“屈臣氏”精神損害賠償案，原告訴請50萬元，一審判決25萬元；二審改判1萬元。賠償數額隨意性和伸宿性，將有損法的威信和尊嚴。在司法實踐中，受害人動輒提起精神賠償幾十萬。特別是演藝圈名人，提出幾百萬、幾千萬精神損失費的請求，而普通人無法得到僅幾千元的賠償，如此之差距，人們似乎也易于接受。這種由于計算標準不統一造成法律上的不平等。其實是法官未將名人的減少的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害區別開來。無論名人還是普通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精神損害賠償范圍和計算標準均是統一的。眾所周知，二戰期間中國慰安婦和殘留化學武器至人損害的訴訟之艱難。很大原因是如依國際私法規 則，沖突規范導致適用我國法律，而我國關于精神損害數額難以計算。對于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標準是一個長期以來很難解決的問題，很難找到一個科學、合理的計算標準。筆者僅就此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議，將它概括為“三步曲”方法：

第一步：在全國組建一個由權威、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醫學家、法學家等共同組成的委員會，借鑒傷殘級別鑒定經驗，根據精神損害的特征（一般人的感受）制定精神損害的幾個不同級別，并與相應賠償額度掛鉤，使賠償定型化，以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的形式下發全國。

第二步：為避免一刀切造成不公正，在全國規定的額度范圍內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更為具體的賠償額度即各省、市依本地區經濟狀況，在全國額度范圍內制定本地區執行的較細的幾個小檔次，兼顧了原則性和靈活性。

第三步：依據確立精神賠償原則，確定具體數額。當一個侵權行為卡在全國幾級損害，即確立了大體的額度，再由第二步依法院地具體的小額度，最后依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十條考慮以下因素：（1）侵權人過錯程度；（2）侵害手段，場合行為方式，具體情節；（3）侵權行為造成的后果；（4）侵權人的獲利情況。（5）侵權人承擔責任經濟能力；（6）受訴法院地平均生活水平。最后來較科學地確定具體的數額。

結束語：

筆者僅對我國當前有關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作了較為膚淺的回顧與分析，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盡管這一制度還不健全和完善，存在著一些不足和缺陷，也是再所難免的。我想，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民法律意識提高及新民法典的頒布實施，這一制度定會得到完善，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新的、有力的保障。注釋：

①楊立新著《人身權論》中國人民檢察出版社, 1996年出版第249頁；

②鄭沖、賈紅梅譯《德國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1頁；

③楊立新著《人身權論》中國人民檢察出版社, 1996年出版第51頁； ④參見古羅馬《十二銅表法》八表“私犯”第1條規定； ⑤《民國民法》第195條規定，⑥張俊潔主編《民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221頁；

⑦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

⑧山東道路與法制欄目第2001年第351期； ⑨《法制日報》2000年第2期，論憲法司法化； ⑩中國律師2000年大會論文集。

主要參考書目：

1、《中國民法通則》

2、《德國民法典》

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譽權案件若干問題解答》

4、《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解釋一》

5、《山東法制報》2003年3124期第版

6、楊立新《如何理解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以及如何計算損害賠償金》

第二篇：論我國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探析

論我國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探析

摘要： 本文從婚姻法律制度入手對離婚損害賠償概念、離婚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離婚損害賠償的功能三方面做了較為詳細的論述。實行離婚損害賠償，使有過錯一方受到經濟上的制裁，使無過錯方得到經濟補償精神撫慰，有利于有效地維護無過錯方的合法權益。

關鍵詞： 精神損害；配偶權； 過錯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城市化的興起，生活環境的變化，人們的觀念、欲望和追求也在不斷變化之中。戀愛自由的提倡，給婚姻帶來了自由的選擇。由于愛情中情感因素的增加，婚姻中的不穩定因素比較明顯，在此種情形下，婚姻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響。近年來，我國離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趨勢。離婚的產生，勢必給無過錯當事人帶來巨大的損失。婚姻的本質是一種契約，但婚姻契約又不同于一般的民商事契約，它既具有財產要素，又具有人身要素，由此決定了帶給無過錯方的包括財產損害和精神損害，這就需要法律來制定對無過錯方的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失，給予物質賠償，從而體現懲罰、保護、補償與補助的功效。

一、離婚損害賠償概念

離婚損害賠償，是指配偶一方違法侵害配偶方的合法權益，導致婚姻關系破裂，離婚時對無錯配偶所受的損害，過錯配偶應承擔的民事責實行離婚損害賠償，使有過錯一方受到經濟上的裁，使無過錯方得到經濟補償和精神撫慰，有利有效地維護無過錯方的合法權益。

二、離婚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

1．有違法行為存在違法行為的存在是承擔法律責任的基礎，根據新《 婚姻法》 第４６條規定只有實施了“ 重婚； 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 實施家庭暴力； 虐待、遺棄家庭成員”四種行為之一的，配偶一方才有可能依法承擔離婚損害賠償責任。

重婚，是指有配偶者而與他人結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其結婚的行為。重婚是破壞一夫一妻制的行為，嚴重地侵犯了配偶一方的人格尊嚴、配

偶身份權。

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 解釋》 第２條規定：“ 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而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

此種表述包含了以下三層意思： 一是將那些有配偶 者與同性之間形成的同居關系排除在《 婚姻法》 調 整的范圍之外。二是此種表述排除了偶爾的、隱蔽 的婚外性行為。三是持續一定的時間、穩定地共同居住。

家庭暴力，是指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 解釋》 第１條將家庭暴力限定

1為一種作為的方式，即毆打、捆綁等傷害到家庭成員和精神的行為。其實家庭暴力還有不作為的方式，如言辭侮辱、不給予適當衣食、患病不給治療、居住上的歧視性待遇、幾個月不理不睬等。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侵害的客體也不單純是配偶權，同時侵害的還可能是健康權或者身體權。

虐待和遺棄，《 解釋》 第１條還明確界定了 虐待”的情形，即“ 持續性、經常性的家庭暴力，構成虐待”。即經常性、持續性地以積極作為的形式傷害家庭成員的行為。遺棄，是指對需要贍養、扶養、撫養的家庭成員不履行物質上的供養行為。

2． 行為人的過錯

過錯是支配行為人從事侵權行為的故意和過失的心理態度。過錯表現為受行為人主觀意志支配的外在行為，行為人的主觀意志外化為行為時，才具

有法律上的意義。行為人實施違法行為在主觀上必須是出于故意的心理狀態。正是由于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侵害其合法配偶的身份利益的故意，并在客觀上又實施了違反婚姻法的行為，最終導致其配偶的利益受到損害。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過錯是特定，并非指任何過錯，而是有導致新《 婚姻法》 第４６條規定的重婚、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虐待和遺棄的行為的故意。實踐中如何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故意呢？ 筆者認為，從新《 婚姻法》 第４６條規定的情形看，只要存在法定的四種情形之一的即可認定具有主觀故意。

3． 有損害事實

損害事實是侵權責任構成的前提。損害，僅指由于《 婚姻法》 第４６條所列舉的四種情形導致的財產損害和非財產損害。財產損害，是指違法行為人的行為導致受害人既得財產和應得財產利益的損失。非財產損害，包括人身損害和精神損害。人身損害，如身體機能毀損、器質改變等。精神損害就是指對民事主體精神活動的損害，最終導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喪失或減損。精神損害與人身損害侵害的客體不同，人身損害侵害的客體是人的生命健康權； 精神損害侵害的客體是人的人格權和身份權。對于財產損害和人身損害，應當全部賠償；而對精神損害，可參照最高人民法院《 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的標準予以賠償。． 因果關系

這里討論的因果關系，是指夫妻一方的過錯行為是導致另一方受到損害的直接原因，不是間接原因，也不僅僅是造成損害發生的條件。在司法實踐中，物質利益的損失，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才能認定有因果關系。對于精神利益的損害，只要配偶一方實施了《 婚姻法》 第４６條規定的四種違法行為之一，就可以認定受害方遭受的精神損害與其配偶的過錯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因違法行為而導致離婚

這是婚姻關系中的侵權責任的特殊要件。離婚過錯方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構成還須有離婚事件的發生。按照《 解釋》 第２９條的規定，有權依據離

婚損害賠償制度提出賠償請求的人，即合法婚姻關系中的無過錯行為方只有在提出離婚請求時才能提出離婚損害賠償請求，如果不起訴離婚而單獨提起

損害賠償訴訟的，受理案件的機關不予支持。這就是說，我國法律不提倡“ 婚內賠償”，因為按照我國《 婚姻法》 規定的夫妻財產制度，婚內賠償沒有實際意義。

三、離婚損害賠償的功能

1． 具有填補損害的功能

填補損害，是損害賠償制度中的基本救濟手段。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填補受害人所受的損害。通過補償損失，使受害方的權益得到救濟和補償。離婚財產損害賠償，目的在于彌補財產損失，其賠償范圍應以因離婚所受的損失（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為限。對無過錯方的精神損害，雖然不能直接用財產衡量，但是，以財產方式補償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損害，對受害人的精神利益和精神痛苦的賠償，也具有明顯的填補損害的作用。

2． 具有精神補償與撫慰的功能

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撫慰金，是一種特殊賠償金，兼具精神補償和精神撫慰雙重功能，具有撫慰受害方的心靈，減輕其痛苦的作用。夫妻本來就是特定人身關系中的權利、義務主體，具有親密的感情關系，一旦一方受到對方的外遇傷害，其精神打擊較大，內心創傷更重，由過錯方賠償受害人遭受的精神損害，是對受害人感情和精神損害的一種安慰，有助于受害人恢復身心健康。所以離婚損害賠償主要是精神損害賠償。雖然人的精神損害是難以用財產補償的，但是財產畢竟是有價值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滿足人的需要，至少可以保證其在正常的婚姻生活遭到解體后，有足夠的物質條件去調整和緩和因此遭受的打擊，并重新為自己設定人生的目標。

3． 具有制裁過錯方的功能

根據我國民法理論，損害賠償具有制裁違法行為的功能。應該說，讓過錯方承擔財產損害和精神損害的賠償責任，是婚姻法對漠視配偶利益、違反婚姻義務和婚姻行為準則的行為的譴責和懲戒。只要過錯方的行為侵害了配偶他方的權益，就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否則就有違法律上的公平原則和理念。通過責令過錯方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使其不僅未因其行為獲益，而且對其過錯行為的損害后果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這本身就是對過錯行為的制裁與懲罰。這種制裁不僅是對過錯方的懲罰，而且對他人也起到警示和預防作用，使行為人能夠預見自己的過錯行為將產生的不利后果，以減少這類行為的發生，從而維護社會的婚姻家庭關系的穩定。．具有保護無過錯方的功能

實行離婚損害賠償，還可以保障離婚后無過錯方及其子女的生活，對于單親家庭的生活保障，特別是子女的健康成長，也會起積極作用。筆者認為，通過離婚損害賠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少離婚后配偶一方及其子女的生活困難，有利于提高單親家庭的生活水平。

從以上要件不難看出損害的構成條件非常嚴格，在實踐中認定損害事實存在比較困難。由于現在民事訴訟中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據規則，無過錯方舉證比較困難，甚至還要冒著侵犯隱私權的風險，有時即使獲得了證據，因證據形式或者渠道存在問題，也很難被法院認定，這必然造成離婚損害賠償這一規定被現實虛置而難以真正實現其應有的作用和價值。對此，有人主張司法權力的介入。筆者認為這類過錯行為一般都涉及當事人的個人隱私問題，公權力不宜介入。故此，應在舉證責任的分配上減輕無過錯方的舉證責任，實行過錯

推定原則。將民事責任的主觀要件的舉證責任的負擔以否定的形式分配給加害人一方，從而避免了受害人因不能證明對方的過錯而無法獲得賠償的情形。按照過錯推定原則，如果被告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法律就推定他有過錯并確認他應負民事責任。若能采用過錯推定原則，則能實現對無過錯方的有效保護和救濟。

四、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程序和民事責任方式

關于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程序，新《婚姻法》未作出規定。筆者認為既可適用行政離婚登記程序，亦可適用民事離婚訴訟程序。因為，民法屬于私法，在夫妻雙方就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已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夫妻雙方又同意通過行政登記離婚，法律應尊重當事人的意愿，不予干預。如果當事人達不成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協議，則可通過訴訟離婚，由人民法院依法判決。至于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責任形式，國外的立法，大多規定了撫慰金制度，如瑞士、日本等國。筆者認為，離婚精神損害賠償，重在慰撫受害人的精神創傷，建議我國在制定民法典時，在民事責任中增設撫慰金制度。根據民法通則第119條、120條的規定，侵害名譽權等人格權的民事責任包括停止侵害、賠禮道歉等非財產責任和賠償損失的財產責任兩種方式。筆者認為，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責任形式，也可適用非財產責任和財產責任兩種方式。過錯配偶的違法行為造成無過錯配偶的精神創傷的，可以請求給付撫慰金。無過錯配偶的名譽權等如受損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形式。

有學者主張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可在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以適當側重無過錯方的利益，實現精神損害賠償。筆者認為，此做法不妥，因為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具有慰撫無過錯方、制裁和預防違法行為的功能，如果以側重財產分割的方式實現，則不利于設置這一損害賠償制度的目的，尤其是制裁和預防目的的實現，而且我國也沒有建立起夫妻財產清算制度，在司法實踐中不好操作。

五、關于請求離婚損害賠償的途徑和時效

關于請求賠償的途徑，婚姻法第四十六條沒有明確的規定，“解釋”也未作出解釋。實踐中對此問題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離婚損害賠償僅適用于訴訟離婚；另一種觀點認為,既可適用于訴訟離婚，也可適用于登記離婚。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因為離婚損害賠償請求權是一項實體權利，應該由當事人選擇適用。如果當事人選擇登記離婚方式，“無過錯方”提出請求的，當事人雙方可以就賠償問題和財產分割、子女撫養等一并協商，如果達成協議，登記機關應當給予登記；如不能達成協議，“無過錯方”仍堅持賠償要求的，登記機關應告知當事人通過訴訟程序解決。當事人選擇訴訟程序離婚的，由法院依法裁判。

關于時效問題，婚姻法第四十六條也沒有明確的規定，以致“解釋”起草過程中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不必要求與離婚訴訟同時提出，可以作為一個獨立訴訟在離婚后單獨提起。理由是立法規定該項損害賠償的目的即在于保護無過錯方的合法權益。為了更好更徹底地實現立法目的，不應該對是否與離婚訴訟同時提出進行規定，可以由當事人自行選擇。無過錯方可以選擇在離婚訴訟的同時提出，也可以選擇作為獨立訴訟單獨提起。另一種意見認為，該項損害賠償請求應當與離婚訴訟同時提出，其理由是與離婚案件一并審理有利于賠償數額的確定和保證判決能得到切實的執行，對于離婚后再提出此項請求的，依法不予保護。⑩雖然“解釋”最終原則采納了第二種意見，在第三十條分別情況作了規定，但筆者仍持不同意

見，理由是：第一、離婚之訴雖是一個合并之訴，離婚損害賠償之訴是其牽連之訴，屬從屬地位，只要解除婚姻關系之訴訟請求得到支持，就不影響離婚損害賠償訴訟獨立提起；第二、在“解釋”起草過程中，否定第一種意見的理由是：“這種事后提起訴訟的，給當事人舉證增加了難度，而且一旦判決后，執行也是問題，因為早在離婚時就財產問題已經處理完畢，再執行有過錯方的財產，難以保證權利得以實現。”⑾筆者認為，正是因為舉證難，才有可能在離婚時無法取得有效證據，況且實踐中還存在這樣的情況，即一方當事人并不知曉，離婚后才發現，也才有了證據，如果不允許其提出賠償請求，顯然有失公平，而且因為舉證難而剝奪當事人的訴權，也有公允。再說執行問題，法院的執行案件如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申請執行人與被告執行人的財產本就無瓜葛，不是同樣需要執行？難道說可以因為難以保證權利得以實現而放棄判決、執行？這種觀點顯然站不住腳；第三、婚姻法在性質上屬于民法，離婚損害賠償請求權屬人身受到侵害的請求權，亦應遵循民法訴訟時效標準。因此，從保護受害方利益和法律的統一角度出發，離婚損害賠償請求應允許離婚后提出，但應遵守民法的時效規定，即離婚時未提出的，應當在離婚判決生效后，無過錯方自知道或應當知道原配偶有“法定過錯”行為之日起一年內提起。

六、完善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建議

1．應擴大損害賠償的范圍

新《婚姻法》第46條列出了四種情形應該承擔賠償責任。從立法本意上看,這四種情形是將損害情形的具體化,從而便于法院受理和審理案件。但在現實生活中,情況是復雜的,重大的過錯行為絕對不僅僅是條文中列舉的四種情形。如與他人發生婚外性行為未達到同居程度的；使他方欺詐性撫養子女的；因犯強奸罪被判入獄的等等。即便增加上述情形，也難免有疏漏，故從立法技術上考慮,還需在具體情形之后設一個兜底條款,即“其他導致離婚的重大情形”。

2．明確“家庭成員”的含義

關于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中的“家庭成員”應作限縮解釋,不應當把配偶之外的家庭成員包括在內。離婚損害賠償應僅對配偶進行救濟,其他家庭成員則可以通過侵權行為法來救濟,另行提起訴訟。

3．關于證據問題

《婚姻法》規定了夫妻一方有法定的嚴重過錯時，另一方有請求賠償的權利。在現實生活中,要得到法律支持，主要是證據的問題。特別是對于重婚的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無過錯方要獲得證據可以說是相當困難的。法律應對以什么途徑獲取的證據才能作為法定證據使用作出明確規定。對采用非法手段和侵犯人權的方法獲取的證據應宣布無效,并規定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同時為使人們能夠擁有獲得證據的合法途徑,可以考慮規定派出所、居委會、村委會、物業管理部門等應有義務向法定機關出具共同居住事實的證明。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向以上部門調取相關證據,以解決取證難的問題,并遏制因獲取證據而引發的“捉奸”、拍裸照等違法行為的泛濫。

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設立在中國的現階段是十分必要的，它是２００１年《 婚姻法》 修正案的重要成果。設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使無過錯方在離婚時得到物質上的補償，充

分體現了新《 婚姻法》 對受害一方的關注和保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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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傳海.略談離婚精神損害賠償[J] 法學雜志,2002,(2).[6]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7]張曉遠 離婚過錯賠償的若干問題探討[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6).

第三篇：論我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

論我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

離婚損害賠償是修訂后的《婚姻法》最引人關注的規定之一，它的制定使法律對婚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保護更加有力，使司法機關對相關案件的審理和判決有了更為清晰的法律依據。筆者就婚姻法損害賠償制度的概念、內容、應用及主要存在的問題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和闡述，提出一些個人的建議和看法。

一、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內容

《婚姻法》在第五章救助措施與法律責任中第4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與他人同居的；

（三）實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可見，我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是夫妻一方的過錯行為導致雙方離婚時發生的賠償，而非僅因離婚造成損害的賠償，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續期間的婚姻過錯行為與雙方離婚之間有著必然的因果關系。該條規定還明確了下列問題：第一，享有賠償請求權的主體僅限于夫妻中無過錯的一方；第二，無過錯方提起損害賠償請求，必須以離婚為條件；第三，提起離婚損害賠償，僅限于上述法定事由。因其他事由導致離婚的，如，一方有婚外性行為并未達到同居程度的，不屬賠償范圍。

二、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意義

1、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從我國近現狀看，近年來離婚案件頻頻發生，婚內侵權行為更是有上升趨勢。而且侵權手段更加惡劣，因夫妻一方有婚外情、通奸、姘居、及家庭暴力的有增無減。這給無過錯方的財產和身心都帶來巨大的傷害。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確立，給離婚受害方提供了保護其合法權益的法律依據。

2、離婚損害賠償制度體現了離婚自由原則。

有人擔心，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設立，無論從主觀或客觀上都會對離婚造成一定的限制，這是違背婚姻自由原則的。如果僅說“制度”本身而言，這種擔心是多余的，離婚損害賠償最初建立的目的，恰是為了確保自由離婚原則能順利實行的一種補救措施。

離婚不僅使夫妻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終止，既解除了婚姻契約，而且也必將使無過錯一方處于弱勢狀態。處于弱勢狀態的無過錯方因為婚姻的解除，往往會引發心理傷感和精神顧慮，甚至連物質生活都得不到保證。在這種情況下，無過錯方寧愿勉強維持脆弱不堪的婚姻，也不會輕易去選擇離婚，因為離婚就意味著精神依托和物質都得不到保障。這樣離婚自由原則便得不到體現。離婚損害賠償的提出，在某種角度來講為受害者提供了物質上的賠償，具有救濟、補償、和安慰作用，為受害者因為解除婚姻契約而消除了許多顧慮，從而拓展和深化了婚姻的解除自由空間，體現了婚姻自由原則。

3、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回應了婚姻司法實踐的呼喚。

在為確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之前，婚姻司法實踐中遇到的無過錯方的損害通常無法得到賠償。這種損害往往包括財產損害和精神損害，由于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受害人在受到損害后卻無法得到救濟或補償，法律失去了契約的公正性。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提出，是對夫妻雙方忠誠義務的有力保障。對無過錯方給予相應的保護和補償，有利于消釋和平衡無過錯方感情上的沖撞及財產上的損失。

三、婚姻損害賠償制度在舉證責任方面存在的問題

根據婚姻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有權主張損害賠償的是?無過錯方?。其意味著婚姻法中的損害賠償制度的歸責原則是過錯責任原則，以過錯為歸責的最終要件。這樣舉證的責任就落在了無過錯的受害一方。在單純的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的情形下，對提出損害賠償請求者要求其承擔舉證責任，對這一證據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領域存有相當的難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以下簡稱為若干解釋）第二條規定：?婚姻法第三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六條規定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權利主張者如何來證明配偶與婚外異性該種關系的持續性、穩定性呢？有些權利主張者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雇傭私家偵探或干脆自己充當起私家偵探的角色，期望借助這些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權利請求。但往往會由于收集證據材料及運用證據不當而引發權益之間的沖突。譬如，將捉奸照公布于眾，可能引發配偶一方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法律保護與第三者隱私權的法律保護的沖突；將同居的事實大肆渲染，可能引發配偶一方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法律保護與第三者名譽權的法律保護的沖突等等。當然，有相當一部分權利主張者根本無法提供此方面的證據材料。在種種狀況下，一味地實行誰主張誰舉證，便可能導致該種局面：由于證據的不足或缺乏證據，權利主張方的請求權實現不了，應承擔責任的一方則可逃脫法律的懲處。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權的事實卻苦于證據的缺乏而無法對被侵犯的民事權益給予相應的民事救濟。在該種局面下，損害賠償制度確立的立法價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蕩然無存。

我個人認為：適當適時適地地采用過錯推定，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會加大受害方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

如果可以這樣操作，那么有相當一些問題可以得到解決。?我們主張，無過錯責任或者特殊侵權場合，我國民法應借鑒法國的經驗，侵權人侵害自然人物質性人格權，無論侵權人

有無過錯，均應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質性人格權遭受侵害，受害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場合，可以適用過錯責任，也可以適用無過錯責任。正由于過錯推定是從保護受害人利益考慮而產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對受害人提供救濟，因此我個人認為可以也應該將過錯推定原則引入到婚姻家庭領域中的損害賠償制度中。例如在重婚、與婚外異性同居等情況下，無過錯方要求給予精神損害賠償，應采用過錯推定的原則，由過錯方對其對精神損害的后果沒有過錯進行舉證。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視婚姻僅為民事契約?，確立婚姻法的損害賠償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約?本質，更何況婚姻家庭關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濃厚的民事法律關系，它具有強烈的倫理道德性，復雜性，會使婚姻家庭領域隨時可能出現法律所預料未及的新情況、新問題。過錯推定原則也會有助于對此類婚姻家庭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及時的調整。同時，也加大了對無過錯受害方的保護力度。

綜合前六方面的論述，我個人在婚姻損害賠償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議：婚姻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約?本質；確立這項制度是我國目前婚姻家庭觀念?世風日下?，恢復道德倫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對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損害應理解為?名義的精神損害?為宜；損害賠償不應局限在離婚條件之下，亦應及于婚姻持續的過程中；損害賠償的義務人應包括有過錯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權利主張者以何名義訴之在所不問）；適當適時適地的采用過錯推定原則來加大無過錯受害方的保護力度。

四、完善我國離婚損害制度的若干建議

當前，需對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做進一步的“完善”，以充分實現該制度保護無過錯方利益的功能。

首先，需要擴大它的適用范圍，增加如下情形作為無過錯方提起損害賠償的理由：1，他人發生婚外性行為未達到同居程度的；2，使他方欺詐性撫養子女的；3，因犯強奸罪被判入獄的。即便增加上述情形，也難免有疏漏，故從立法技術上考慮，還需在具體情形之后設一個兜底條款：“其他導致離婚的重大情形”。

其次，適當放寬無過錯方舉證責任的條件，或者在特定情況下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因為，絕大多數婚姻過錯行為發生時多處在隱秘狀態，很難有第三人在場，無過錯的配偶一方更是不知情。離婚時，當無過錯方提出損害賠償訴求時，按照民事訴訟法“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據規則，無過錯方要承擔全部舉證責任，而他們往往難以收集到充分確鑿的證據。

因此，需從證據規則入手，針對具體情況，作一些變通規定。例如，當無過錯方收集的證據表明對方有過錯，但尚不充分時，可以考慮舉證責任倒置。

第四篇：論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適用范圍

論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適用范圍

民商法08級8班黃揚（20080440832）指導老師：趙琳青

摘要：社會實踐中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件日益增多，立法保護的范圍也在不斷的擴展，為了深入了解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此對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范圍進行分類總結概括。并就此提出一些我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以便更加深入的學習研究。

關鍵詞：精神損害賠償、適用范圍、人格權利、特定的身份權利

正文：

在社會生活中，人類個體之間對生存資源的不和秩序的競爭，以及人們為生存和生活而從事各種活動，經常導致偶然或必然的他人損害的發生。在這些損害中財產損害為常見情形，包括受害人現有財產的損失和可得利益的喪失等，在人身損害發生的同時，還往往伴隨無形之精神損害。精神損害賠償是民事主體因其民事權利受到不法行為或不當行為的侵害而造成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損害,要求行為人通過財產賠償等方式進行救濟和保護的民事法律制度。精神損害賠償兼具經濟賠償和精神撫慰的性質。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具有填補損害、精神撫慰和制裁違法三種功能。

作為精神活動為中心的智力高度發達的生物，人類亦經常遭受精神上的的損害而近代法對此的態度是：非財產損害，除法律明確規定的極少數情形外，概不予以賠償。這是對人類尊嚴的極大漠視，在新的法律政策重視人的具體的真實的需求這一背景下非財產損害賠償逐漸得到承認。法國很早就通過判例將損害的概念擴展到非財產損害，并適用到廣泛的領域，包括合同領域。德國亦增加了非財產損害賠償的情形。事實說明，當立法政策關注到具體的個人及其損害救濟時，必然會發現造成人精神痛苦或肉體痛苦的損害在很多時候并非轉瞬即逝的一時氣憤，而是對人及人的尊嚴的嚴重損害，關乎人的幸福，對其予以保護更能體現對人的平等保護。

按照學術界的觀點，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是隨著《民法通則》的頒布而確立的。該法第120條第1款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可以要求賠償損失。但其規定的還不夠明確，為了補充立法的不足，在司法領域內正確確定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1日頒發了《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對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適用排除、適用原則、撫慰金方式、數額確定依據等作出了具體規定。

以下就來具體談談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適用范圍，由于我國的法律規定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僅限于民事侵權，則就談談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民事侵權方面的適用范圍。根據《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內容，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民事侵權方面適用范圍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自然人因人格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

該司法解釋第1條規定的人格權內容，一共分為三個層次；生命權、健康 權、身體權是一個層次；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和榮譽權是第二個層次；人格尊嚴

權 和人身自由權是第三個層次。這種區分，有立法的根據，就是第一次層次是

《民法通則》規 定的物質性人格權，第二個層次是《民法通則》規定的精神性

人格權，第三個層次是其他法 律規定的人格權。通常我們對精神損害賠償中的賠償范圍都以《民法通則》中第120條中所規定的人格權為依據，在《解釋》中

對人格權的保護作了較大的完善，從人格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上進行了全面的保護。《解釋》中第一條第一款第二、三項中的名譽權、榮譽權、姓名權、肖象

權、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表現為人格的社會屬性，而物質性人格權是它們賴

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它一旦受到損害往往是難以補救的。在《解釋》中對人格

權作了擴張，其將身體權作為一獨立的人格權利，對于身體權的保護，與其他物

質性人格權的保護有所區別。因為侵害身體權，主要損害不 是人體的損傷（因

為造成人體損傷行為侵害的是健康權），而是精神痛苦。因此，救濟的主要 方法

是精神損害賠償，以及其他賠禮道歉等救濟方法，主要的不是對造成的財產損失

給予賠 償。因此，確定精神撫慰金賠償在保護身體權中，從以往的民法中的生

命健康權中單獨提取出來，使得一些在健康權中難以確定的侵害行為得以制裁就

顯得非常必要。

第二，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的侵權

行為。

這一點是基于《民法通則》第5條規定：“公民、法人合法的民事權益受到

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在這個司法解釋當中，關于隱私權的措辭與其他權利的措辭有所不同。按照司法解釋起草 者的意思，這種不同的措

辭是想區別隱私權還不是一個正式的人格權，因為在現行法律當中 還沒有規定

隱私權是一個具體人格權，因而采用依照公序良俗原則作為一種人格利益的方法

加以保護，不是作為對人格權的保護。民事權益包括了公民的權利和利益。若需

確定其侵犯了公民的隱私權，這要從侵害方是否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并

對他人進行里侵害，造成他人的精神或肉體上的痛苦等方面給予考慮。通常我們

可以從侵害人的行為是否有違反公序良俗這方面給予衡量。至于其他人格利益指的是一切應當保護的人格利益。

第三，特定的身份權利受到侵害，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根據該《解釋》第2條規定，非法使被監護人脫離監護，導致親子關系或者

近親屬間的親屬關系遭受嚴重損害的，監護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在我們的民事法律體系中，身份權利包含有特定的人格和精神利益。這一種特定的人格和

精神利益通常表在婚姻、家庭關系中。如夫妻關系、母子關系、父子關系等等。

而對這一種親子關系或者近親屬關系造成嚴重傷害，同樣是一種精神傷害，其監

護人有權對這種非法侵害提起訴訟，并請求給予精神損害賠償，這是從單純的人

格權利向特定人格和精神利益的特定身份權利的延伸，這對于保護親屬法上 的身份權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四，自然人死亡后，其近親屬因侵權行為遭受精神痛苦，可以請求賠償精

神損害。

《解釋》第三條對死者人格利益進行了保護，規定有以下三種情形的，可以

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一)以侮辱、誹謗、貶損、丑化或者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

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譽、榮譽；

（二）非法披露、利用死

者隱私，或者以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隱私；

（三）非法利用、損害遺體、遺骨，或者以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其他方式侵

害遺體遺骨。

《民法通則》中規定，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自然人死亡后，其主體資格就隨之消亡，不再具有民事主體資格，不享有民事權利，所以他的人格權也就無載體了。但由于此人有其近親屬存于世上，由于近親屬間特定的身份關系，自然人死亡以后，其人格要素對其仍然生存著的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近親屬會發生影響，并構成生者利益的重要內容，這體現在其近親屬對死者的崇敬、懷念及敬仰等一系列的精神寄托。這種精神利益所體現出的人性光輝，有助于社會的團結和睦，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因此對死者的聲譽、名聲等人格的詆毀，實際上是對其在生的近親屬造成的痛苦，對這類特定的人造成侵害。對死者的人格侵害實際上是對其仍生活著的近親屬的一種人格尊嚴及精神利益的侵害。這類案件判侵權方敗訴，實質上也是通過法律手段來維護良俗的體現.該《解釋》將其擴大到自然人的其他人格要素，包括保護姓名、肖像、名譽、榮譽、隱私、遺體、遺骨。其真正的目的，應是保護生者的人格尊嚴還有精神利益。

第五，侵犯具有精神利益的特定物品，有權要求精神損害賠償。

從《解釋》第4條的規定可見，我國現行法對于財產權受損時產生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持肯定態度，但僅限于“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我國法律規定，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因侵權行為而永久性滅失或者毀損，物品所有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這就突破了精神損害賠償限于人身權利遭受損害的界限，有條件地擴展到了 侵害財產權的場合。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侵害特定紀念物品，不能認為是對人格權的侵害。在各國立法中，一般都將精神損害賠償限制在侵害人格權和身份權的場合之中，不擴展到 侵害財產權的場合。但是在日本等國，對有特定紀念意義的物品進行侵害，造成精神損害的，也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在一些具有重要紀念意義的紀念物品上，體現了人格利益，對 這些物品的侵害有可能損害財產所有人的精神利益，造成不可彌補的精神痛苦。精神損害賠 償司法解釋采納這種司法經驗，對這種侵害財產權的行為如果受害人“以侵權為由”起訴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可以確定侵害人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第六，我國《婚姻法》規定在下列情形中，也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我國《婚姻法》第46條規定，因一方重婚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嚴重違反一夫一妻制，給婚姻另一方造成相當程度的精神負擔，因此導致離婚的，主要涉及對精神損害的賠償。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不僅會造成人身上傷害，而且給受害人產生心理傷害，還可能發生財產傷害，因此導致離婚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請求物質及精神賠償。需要注意的是這些賠償請求只有在因為上述情形導致離婚時才可以主張，對于婚內的損害賠償我國尚未規定。

以上就是我總結的我國法律中規定的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下面就跟據我的理解和學習來談談我對《解釋》的認識和一些想法。

第一，我國的法律規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僅適用于民事侵權范圍，并不適

用于刑法和行政法。

首先，來說說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應不應該推廣到刑法范圍，我在網上看到過很多關于這樣的文章。對于因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害的被害人是否有權要求精神損害賠償，法學理論界向來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為否定說，認為受害人無此權利，其理由主要是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他們認為刑事案件不存在精神損害賠償的問題。因為，刑事責任中沒有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精神損害賠償案件又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另一種觀點為肯定說，認為受害人有此權利，理由是刑事訴訟法第77條的規定不能作為否定刑事案件受害人精神損害賠償權利的依據。根據該條規定，只能說明受害人不能通過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獲得精神損害賠償，并不能說明他不能通過其他途徑獲得精神損害賠償。

我認同后一種觀點，王兵老師在一次訪談節目上說過：因犯罪行為而導致的被害人精神損害的情況大量存在，有損害后果發生，就應當有司法上的救濟。對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責任和要求犯罪分子對受害人進行精神損害賠償，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責任。前者是犯罪分子對國家承擔的公法責任，后者則是犯罪分子對受害人承擔的私法責任。刑事責任的追究并不能替代民事上的精神損害賠償。從程序法的性質來講，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只是受害人通過對程序權利的行使，使其遭受侵害的實體權利得以保護的一個途徑。因此，刑事訴訟法第77條的規定不能作為否定刑事案件受害人精神損害賠償權利的依據。我認為民法和刑法是兩個緊密相關的法學部門，兩者之間有其共通的地方。民事權利是國家法律賦予的，通過民法的立法確定，任何機關和個人都不能予以剝奪，凡是關于民事權利內容和民事權利保護的問題，都必須依據民法的規定處理。因此，刑法中犯罪分子的民事權利應該而且必須得到有效的保護，凡是最高法院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規定范圍內的民事權利受到損害，即使是由于刑事犯罪所引起的，受害人也有權得到精神損害賠償救濟，而不管它是通過民事訴訟程序還是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進行。

其次，再來說說精神損害賠償制度能不能適用行政法范疇。行政法與其他部門法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特點就是行政訴訟的主體一方是國家。精神損失是指由于加害人的侵權行為給受害人造成精神痛苦或使其精神利益受到損害。精神損害既可以是生理方面的，也可以是心理方面的，還可以是精神方面的。我國法律規定受害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但法律上并沒有規定國家能否作為精神損害賠償案件的被告。和其他訴訟比較起來，行政訴訟自古以來就比較難打，提起訴訟讓法院受理難、打贏官司難、勝訴后判決執行難，所以能夠獲得有效的行政法律救濟是很艱難的。這大都是由于國家作為被告主體資格的特殊性，就是 腳注：參見王兵：《精神損害賠償范圍和數額》，《中國法院網》2002年12月24日

因為這樣，國家在立法上更應該多多保障廣大人民的利益。所以我認為，在立法上應該明確指出國家可以作為精神損害賠償案件的被告。第二，《解釋》第2條中規定的“其他人格利益”是一個很模糊的解釋，是一個彈性條款，我在網上搜了一下，發現對于這個“其他人格利益”學者們有很大的爭議。“其他人格利益”這個概念，如果用準確的民法術語表述，應該是“一般人格利益”。它是一般人格權的客體，是指那些沒有被具體人格權所概括的人格利益，它是一個開放的概念，具有很強的概括性和包容性是具體人格權沒有概括進去的、又需要法律予以保護的人格利益，都可以涵括在這個概念之中。在審判實踐中，需要法官在具體個案中運用法官自由裁量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它進行價值補充。

雖然從審判實踐來看，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人格利益也可能會出現一些新的表現形式，如果不采用這種包容性強的條款加以規定，有些正當權益就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民事權利的保護也就不能周延，同時這種彈性條款有利于法律的穩定性，能夠讓法官充分發揮自由裁量權解決生活中不斷出現的新問題。但是我認為法律對“其他人格利益”應該有明確的規定，法律上不明確的規定，不僅會引發不必要的爭議，也會造成法律適用的困難。而且我國法官的素質參差不齊，過多的賦予他們自由裁量權會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結果甚至錯判的結果，嚴重侵害的廣大民的合法權益，不利于法律的普及推廣。

第三，《解釋》第4條的規定，我國現行法對于財產權受損時產生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持肯定態度，但僅限于“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 人格象征意義”原則上應當指與特定自然人的才能、形象、風貌乃至精神魅力有關。但是，根據這一解釋，很多與受害人有著密切感情聯系的物品受到侵害毀損或滅失，并且給受害人造成“精神打擊”，受害人卻無法獲得精神損害賠償，如與受害人有深厚感情的寵物、父母的遺物、祖傳的物品等。

我認為，財產權或者財產利益受到損害原則上不應獲得精神損害賠償。法律之所以在某些情況下賦予財產所有人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根本原因在于該財產包含了或者說被賦予了“精神利益”。因此，精神損害賠償彌補的是當事人的“精神利益”，而非其受損的財產權或者財產利益。但是我認為“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并不能涵蓋所有被當事人賦予“精神利益”的物品，應該將其在擴大化，更加全面的對其進行保護。

上面的三點就是我對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學習后的感想和認識，我并沒有接觸過具體案例，對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了解都是通過在圖書館查閱資料和在網上搜集各種觀點學習的，有什么不對的地方，請老師指正。

參考文獻：姜戰軍。《損害賠償范圍確定中的法律政策》。《法學研究》，2009年，第6期

張寶新。《英美法上“精神打擊”損害賠償制度及其借鑒》。《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

在此感謝論文指導老師趙琳青趙老師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給予的幫助和支

持。

第五篇：論我國的離婚損害賠償制度 - 副本

論我國的離婚損害賠償制度

內容摘要：2001年4月28日我國修正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首次規定了離婚損害賠償制度。這一制度規定了婚姻關系中一方當事人實施了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四種違法行為之一，并導致離婚的，則無過錯方有權提起離婚損害賠償。此制度充分體現了婚姻義務的內在要求，充分保護了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婚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制裁過錯方的違法行為，使司法機關在裁判相關案件時有了法律依據。

關鍵詞：

目前，我國學術界關于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對離婚損害賠償的諸多問題仍存在分歧。為正確貫徹實施這一法律規定，本文擬就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若干問題進行研究與探討。

一、離婚損害賠償制度概述

（一）婚損害賠償制度的含義 我國《婚姻法》第4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

（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三)實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我國《婚姻法》上的離婚損害賠償，是指夫妻一方因法定的嚴重的過錯行為而導致離婚的，并對無過錯方造成精神或物質損害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當夫妻一方的行為是構成離婚原因之一的侵權行為時，他方才可請求因侵權行為而產生的損害賠償，如果離婚原因不是法定的侵權行為時，則他方不得請求離婚損害賠償。

（二）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法律特征

1、主體法定性。指離婚損害賠償的請求權主體及責任主體是法定的。離婚損害賠償請求權主體是指哪些人可以提出離婚損害賠償，必須具備什么條件。離婚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基礎是侵權行為，其賠償是因離婚前的過錯行為而導致離婚時發生的賠償，不是對離婚本身造成的損害賠償。所以，受害方是以自己合法的婚姻關系受侵害受損害而要求賠償的，而不是以個人的人身受害要求賠償。因此，離婚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主體只能是婚姻關系中的一方當事人，即無法定過錯一方當

事人。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等違法行為侵害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員，不屬于離婚損害賠償的請求權主體范圍。他們受到的損害，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訴訟。

對于離婚損害賠償的責任主體，《婚姻法》第46條沒有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29條規定，承擔婚姻法第46條規定的損害賠償責任的主體，為離婚訴訟當事人中無過錯方的配偶。本人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這一司法解釋值得商榷。

2、救濟性。離婚損害賠償能使有過錯方受到經濟上的制裁，使無過錯方得到經濟補償和精神撫慰，有利于有效地維護無過錯方的合法權益。通過該制度使無過錯方獲得一定的補償。首先是從經濟上填補損害，其次是撫慰受害方因權益遭受損害遭受的痛苦，使受害人獲得心理上的慰藉。

3、懲罰性。離婚損害賠償既是對違法行為的制裁，也對其他有可能實施侵權行為的人具有警戒和預防作用。即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填補過錯配偶的違法行為給無過錯配偶造成的損害，撫慰無過錯配偶的精神創傷，預防、制裁配偶一方的違法行為，以維護合法婚姻關系和保護無過錯配偶的合法權益。

二、離婚損害賠償與相關損害賠償概念辨析

（一）離婚損害賠償與侵權損害賠償 侵權損害賠償，是指支付一定的金錢或者實物賠償侵權行為所造成損失的侵權責①任方式。與離婚損害賠償的相同點是二者均是基于一定的民事法律事實導致損害的結果發生，從而引起一定的權利和義務。通過對相關損害責任人作出一定的懲罰，使其支付一定的金錢或者實物，給予受害人一定的補償。但是二者又有不同之處：

其一，主體不同。離婚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主體只能是婚姻關系中的一方當事人，即無法定過錯一方當事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29條規定，承擔婚姻法第46條規定的損害賠償責任的主體，為離婚訴訟當事人中無過錯方的配偶。而侵權損害賠償是一種適用最廣泛的侵權責任方式，請求權主體可以是在侵權行為中任何遭受侵權行為損害的一方當事人，而其責任主體也可以是侵權行為中任何一方加害人。

其二，請求權基礎不同。離婚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基礎為婚姻存續期間一方當事人的過錯行為導致離婚結果的發生。是配偶一方以自己合法的婚姻關系受侵害受損害而要求賠償。而侵權行為的請求權基礎是基于一般侵權行為，規定的更加寬泛，即在其他責任方式無法實現或者其他責任方式不足以救濟受害人時，侵權損害賠償都有適用余地。

其三，功能不同。離婚損害賠償作為一種民事責任，其功能在于彌補受損害一方因離婚所遭受的損失。彌補的損失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從經濟上填補損害，二是慰撫受害方因合法權益受到損害而遭受的痛苦。同時通過對過錯方進行財產性的懲罰，達到警示、預防違法行為的效果。侵權損害賠償的功能主要是填補和轉嫁損失。作為救濟方式，侵權損害賠償應當使受害人的狀況盡可能恢復到權益未被侵害之前的狀態。

其四，確定損害賠償數額的考量因素不同。由于離婚損害賠償包括物質損害賠償 ① 魏振瀛：《民法》（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七月第三版，第750頁。

和精神損害賠償，因此，離婚損害賠償的數額評算，也要從上述兩個方面分別算定。財產損害賠償在司法實踐中較為好確定。然而對離婚精神損害而言，基于婚姻家庭關系的特殊性，要考慮哪些因素，臺灣史尚寬先生認為，應按所受痛苦程度（尤其身體健康上受有損害），參照婚姻繼續期間、年齡、地位、因夫妻財產分割所取回財產及所得財產上損害賠償之多寡及其他一切情事定之。②侵權損害賠償的確定應考慮加害人的過錯程度，適用過錯相抵原則、損益相抵原則，以及基于一定的人道主義考量。

（二）離婚損害賠償與精神損害賠償

精神損害賠償，是指自然人在人身權或者某些財產權受到不法侵害，致使其人身利益或者財產利益受到損害并遭受精神痛苦時，受害人本人、本人死亡后其近親

③屬有權要求侵權人給予損害賠償的民事法律制度。離婚損害賠償制度中包含了部分精神損害賠償中的部分內容，即在離婚損害賠償中，夫妻一方基于另一方因法定的嚴重的過錯行為而導致離婚，并對另一方造成精神或物質損害這一事實而提出的賠償請求。但二者又有顯著的不同之處：

其一，主體不同。離婚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主體只能是婚姻關系中的一方當事人，即無法定過錯一方當事人。離婚損害賠償的責任主體為離婚訴訟當事人中無過錯方的配偶。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權主體除了直接因不法侵害遭受人身利益或者財產利益受到損害并遭受精神痛苦的自然人外，還包括死者的近親屬，這里包含兩層含義，第一，只有死者的近親屬可以提出精神損害賠償；但受害人為死亡的，其近親屬不可以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精神損害賠償的責任主體是不特定的侵害自然人人身、財產利益的加害人。

其二，請求權基礎不同。離婚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基礎是婚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的行為導致離婚的法定過錯。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基礎是人格權受到侵害的行為，具體根據《民法通則》第120條規定，包括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損害的行為。

其三，確定損害賠償考慮的因素不同。精神損害賠償的前提是精神損失，而精神損失是無形的，無法精確度量的。根據我國《精神損失損害賠償解釋》第10條的規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根據以下因素確定：（1）侵權人的過錯程度，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2）侵害的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3）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4）侵權人的獲利情況；（5）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6）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規對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等有明確規定的，適用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同侵權損害賠償一樣，精神損害賠償也同樣適用過錯相抵原則，而我國現行法律對離婚損害賠償并無這一規定。

三、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立法概況及對比

離婚損害賠償制度起源于19世紀，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各國均把該制度引入本國相關的法律條文中，并根據本國婚姻家庭關系的特點加以發展和完善。《瑞士民法典》最早明確規定離婚時過錯方需承擔賠償責任其，第151條規定：“

（一）無過錯的配偶因離婚在財產或繼承權方面受到損失的，有過錯的配偶應承擔適當賠償損失的責任

（二）無過錯的配偶因離婚使本人生活遭受重大損失的，②③ 史尚寬著：《親屬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519頁。

魏振瀛：《民法》（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七月第三版，第754頁。

法官可以判給該方一定數額的撫慰金。”④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瑞士民法典》中規定的離婚時損害賠償，既有針對財產損失的，也有針對繼承權受到侵害和精神損害賠償的。其與我國的《婚姻法》中規定的離婚損害賠償相比，對于責任主體規定的范圍更廣，同時對可以請求的損害賠償內容規定的更為明確。《法國民法典》第266條規定：“在因一方配偶單方過錯而宣告離婚的情況下，該一方對另一方配偶因婚姻解除而受到的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損失，得受判處負損害賠償責任。”⑤同時，該法第267條明確規定：“過錯方當然喪失另一方配偶在結婚時或其后原已同意的一切贈與及一切財產利益。”并且在第267條還規定，夫妻雙方均有過錯，則按“過錯相抵”的法理原則，雙方均不得提起賠償之訴。這與我國《婚姻法》中規定的損害賠償制度相比，除了損害賠償的范圍較為明確，包括損害賠償、撫慰金和彌補財產損失。最大的亮點在于引入了過錯相抵原則。此原則更加符合現實中的婚姻家庭關系，更有利于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發展，也使我們隊我國立法的相關改善有所期待。

四、離婚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

離婚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是指判斷一方是否應負賠償責任的根據。合理的責任構成要件的確定和運用會給審判人員提供極大的方便。離婚損害賠償是一種因侵權行為引起的民事賠償，但基于婚姻家庭關系的特殊，其構成要件又有自身的特點。具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

（一）有法定過錯行為的發生

法定過錯行為的發生作為構成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要件之一，其主要特征是違法性。因配偶一方的違法行為致使婚姻關系破裂而離婚，即有違法性存在。這里的違法行為主要指：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四種違法行為，不能任意作擴大解釋。

1、重婚

陳葦、楊躍春譯：《瑞士民法典》（1987年），載《外國婚姻家庭法匯編》，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頁。⑤ 羅結珍譯：《法國民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頁。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