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幾種錯誤觀點的評析

對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幾種錯誤觀點的評析

我們黨一貫重視意識形態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意識形態領域總體發展態勢積極健康向上，主旋律響亮，正能量強勁。這是觀察和評估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首先要看到的基本的、占主導的一面。但是，同時也要看到斗爭復雜的一面，特別是那些干擾黨和國家指導思想的錯誤觀點，更值得關注。本文就四種錯誤觀點作如下評析。

一、“蘇馬非馬”

“蘇馬非馬”的基本觀點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斯大林時期經過整理、理解、取舍、發揮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與列寧的很多思想也不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的理解以及附加在馬克思名下的錯誤觀點；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接受的就是作為“非馬”的“蘇馬”，這是造成中國革命建設失誤的主要原因。所以，“蘇馬非馬”論者認為：“從改革開放伊始就提出一項基本任務：批判‘蘇馬’，回到原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去”。

在這里，“蘇聯模式”被篡改為“蘇聯馬克思主義”。按“蘇馬非馬”論的觀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的是“教條式的”、“附加了錯誤觀點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從建黨到改革開放前，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因而中國共產黨也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所以要來“正本清源”，走上“原本的馬克思主義”道路上去。主張這種錯誤觀點的人，對于究竟什么是“原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卻避而不談。

我們知道，所謂“蘇聯模式”，作為社會主義根本原則和本質特征在蘇聯特定歷史條件下所表現出來的歷史形態，是社會主義共同本質特征和蘇聯民族特色的統一體。它既包括成功的經驗也包括失敗的教訓。“蘇聯模式”的成功經驗又分為兩部分：一是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歷史現階段有普遍意義。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根本原則和本質特征即我們稱之為“十月革命道路”的東西。二是不具有普遍意義的成功經驗。這包括兩種情況：只符合蘇聯實際，不符合其他國家實際；只符合蘇聯當時的實際，不符合蘇聯后來發展了的實際。歷史上，《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將“蘇聯模式”中有普遍意義的經驗概括為五個基本點，這五個基本點實際上是我們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最早的表述。后來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將其概括成六條標準。再后來鄧小平將其凝練為黨的四項基本原則。這五個基本點是：（1）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組成共產主義政黨。（2）在黨的領導之下，聯合勞動人民，經過革命斗爭從資產階級手里奪權。（3）在革命勝利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工業的國有化，逐步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從而消滅剝削制度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度，消滅階級。（4）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領導人民群眾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積極準備條件，為過渡到共產主義而奮斗。（5）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堅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承認各民族平等，維護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不照搬別國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是我們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寶貴經驗。突破蘇聯模式，開拓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毛主席《論十大關系》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絕大多數學者取得的共識。

二、“以儒反馬”、“以儒化馬”、“以儒淡馬” 涉及儒學的思潮、觀點很復雜，其性質各有不同，只有進行具體分析，才能對其性質做出正確判別。下面講的情況只是其中的三種: 一是“以儒反馬”，這包括國內的“儒化當代中國”怪論，國外媒體的歪曲；二是“以儒化馬”或者“以儒歸馬”；三是“崇（以）儒淡馬”。1.“以儒反馬”。“以儒反馬”的基本觀點和手法是，誣稱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異族文化”，造成了中國“民族文化傳統的斷裂和民族精神根基的缺失”，使中國失去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徹底喪失，誓要“儒化當代中國”。“儒化當代中國”論是一股封建復古主義思潮。這股思潮總的原則是要把中國演變成“儒士共同體專政”國家即“儒教國”。他們設想，“儒教國”的建制是“儒家議會三院制”：政府從“儒家議會”產生，對“儒家議會”負責。“儒家議會”分“三院”，即“庶民院”、“通儒院”、“國體院”。“庶民院”代表“民意”，其議員按一人一票的原則由民眾普選產生。“通儒院”代表儒家圣賢理想和“天道價值”，其議員通過考試、舉薦和到民間訪查等方式產生。“國體院”代表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其議員按血緣關系，從歷代圣賢、歷代帝王和歷代歷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中挑選，通過繼承和任命產生。從而通過 “儒教國”議會和政府，實現對國家政權的掌握和控制。

儒化當代中國的主張者將實現“儒教國”的策略路線分為“上行路線”和“下行路線”。“上行路線”即“在上層，儒化中國共產黨”。“下行路線”即“在基層，儒化社會”。兩條路線“雙管齊下”，同時推進。實現“儒教國”的關鍵是：“用孔孟之道來替代馬克思主義”。只要“有一天，儒學取代了馬克思主義，共產黨變成了儒士共同體，仁政也就實現了”。所以當代儒家對馬克思主義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了惡毒的攻擊、辱罵。此外，國外一些媒體的鼓噪也屬于這一大類。

一個時期以來，總書記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視。要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分析，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些論述明白無誤，堅持和發展了我們黨長期的觀點。

但是國外一些媒體借此大做文章，進行歪曲。誣稱“馬克思主義不靈了”，“中國社會‘尊孔崇儒’的時代已經掀開序幕”，等等。

2.“以儒化馬”。這種觀點口頭上表示并不反馬，確實有些人也不一定自覺反馬，但是他們的文章表現出一種傾向：自覺不自覺地以儒釋馬，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靈魂，磨滅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鋒芒。從思想實質看，其力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儒學化”，明顯反映出用儒學代替馬克思主義的訴求。這種情況雖然與第一種情況不盡相同，但是，如繼續向前發展必然反馬。3.“崇（以）儒淡馬”。有人總把馬克思與孔夫子對立起來。如有人撰文說，20世紀一二十年代高調“打倒孔家店”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想傾向的典型代表。以儒家文化為指導也可以成功走向現代化，如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新加坡等國家。按這些觀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入和傳播時期，對封建復古主義的批判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孔學兩種思想體系沒有本質區別。對這些錯誤觀點，我們要做科學分析。

其一，不能說20世紀一二十年代批判孔學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想傾向，相反，否定這個時期對孔學的批判所起到的思想解放作用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始于1915年秋的初期新文化運動盡管在思想內容和思想方法上存在弱點，但是，如果沒有它對封建主義正統思想——孔學的批判，人們就不能沖破封建思想的牢籠，就不能為以后新文化運動中的左翼接受、并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準備適合的土壤。如果沒有毛澤東、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陳獨秀等共產黨人對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道統說”的批判，就不能捍衛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和革命理論。還要指出的是，豐富的文獻資料表明，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在批判孔學過程中，并未否定中國的全部傳統文化，且明確指出，孔學不等于全部國學。同時他們既未否定孔學的歷史作用，也未把孔子說得一無是處。其二，馬克思主義與孔學兩種思想體系有著本質的區別。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孔學的思想體系是什么？李大釗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中說：孔子的學說……是適應中國二千余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他是中國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層構造，因為經濟上有他的基礎。我國著名史學家劉大年先生在《方法論問題》中說：孔學整個體系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血緣關系等級制度的封閉體系。

其三，儒家文化與現代化建設。且不說現代化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現代化之分，就是從生產力角度說，以儒學為指導，也不能使中國實現現代化。因為“孔學集中講倫理哲學，而對社會生活的基礎完全缺乏認識理解。……這是孔學根本的弱點。照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缺少唯物論，沒有經濟學思想”。（劉大年：《方法論問題》，《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中國古代史也說明，在中國曾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儒學，并沒有幫助我們實現現代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處于支配地位時并不是中國最強盛的時期，而中國最強盛的時期恰恰是儒學的地位不占優勢的時期。漢代前期的盛世，尊奉的是黃老學說，孔子并無地位。唐代是中國歷史的光輝時期，盛行的是佛教，尊奉的是道家老子，儒學也不占優勢。宋代最尊孔且創造了新儒學，可宋代最弱，徽、欽二帝竟被俘。南宋時期，理學“一枝獨秀”，但還是被不尊孔的蒙古鐵騎戰敗，亡于江南。

當然，孔學有其歷史作用。如總書記所講，中華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而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并已融入中華民族精神的大量的人類智慧成果，在影響和塑造中國人，維系社會的長期穩定和有序發展，影響中國和世界未來發展方面，起過重要歷史作用。李大釗在批判“孔子為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為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的同時，又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其說亦確足以為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陳獨秀也說過“孔學優點，仆未嘗不服膺”。“孔教為吾國歷史上有力之學說，為吾人精神上無形統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絕對承認之，而不懷絲毫疑義”。

今天，不能只看到孔學中的精華，不看其糟粕；不能把孔學提到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的高度；不能因從孔學中吸取精華就把孔學抬到比馬克思主義地位還高、甚至替代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程度。不僅如此，對從孔學中吸取的精華，也要結合現時代精神、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實踐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的需要，予以加工提煉，實現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做到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三、“以西馬釋馬”

“西馬”概念，在不同著作里有不盡相同的內容。其中，作為西方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的批評，有一些很深刻、很有價值的思考，值得我們認真研究，擇要吸取。

此處說的“西馬”是專指以抽象人性論為理論基礎，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主張。這種主張攻擊馬克思主義存在“人學空場”，即“見物不見人”，是一種機械唯物主義的觀點。

其一，這種“西馬”論實際上是用唯心主義取代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它以所謂“超越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超越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自譽。

其二，這種“西馬”論實際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質的規定性。它無限擴大馬克思主義概念，把現代西方哲學和美學上比較流行的一些思想嫁接在馬克思主義上，用折中主義的手法，把兩種本質不同的東西湊到一起，偽造出形式主義的、結構主義的、弗洛伊德主義的、海德格爾存在主義的等等五花八門、五顏六色的馬克思主義。

其三，這種“西馬”論還企圖通過制造青年馬克思與晚年馬克思的對立，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對立”、“差異”、“矛盾”，馬克思與列寧的對立等等，企圖肢解、毀滅馬克思主義。一些人以這種“西馬”論為圭臬來判別、重釋馬克思主義，以“西馬”的是非為是非。這種情況滲透到我們一些學科、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在有的學科點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課開得很弱，在沒有打好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缺乏科學分析能力的情況下，用主要精力去學習研究“西馬”，以致阻礙了學生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概念的確立，嚴重影響了青年一代學者的成長。從一些公開發表的論文可以看出，大家都講堅持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對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各人所理解、認同的內容卻很不一樣。這種情況如得不到徹底糾正，長此以往，必定會反映到對我們立黨立國指導思想的認同上，所以非常值得警惕。

四、“指鹿為馬”，同時又“指馬為鹿”

前些年，有人胡說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伯恩施坦、考茨基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毛澤東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等等。近一段時間，又有人抹殺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區別，蓄意將社會主義說成非社會主義，又將資本主義說成是社會主義。“指鹿為馬”者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抹殺馬克思主義關于判斷一個社會的標準。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說：“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這就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性質是由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的，而一種生產關系的性質又是由占主導地位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性質決定的。有什么占主導地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性質的社會。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制問題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恩格斯晚年還強調，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即生產資料公有制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

“指鹿為馬”者把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拋在一邊，用捏造的所謂功能社會主義來批判、替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即他們誣稱的結構社會主義。按照功能社會主義，公有或私有并不是社會主義的界限。私有制若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屬于社會主義。他們肆無忌憚地歪曲鄧小平理論，說以“貓論”、“三個有利于”為靈魂的鄧小平理論，是一種典型的功能社會主義。他們還以奧巴馬來混淆“馬”，稱：“奧巴馬競選時，有西方人士評論他的主張說：這在歐洲叫社會主義，在美國叫福利，在奧巴馬叫變革”。

我國憲法第六條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我國憲法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指鹿為馬，又指馬為鹿的狂言，是違反憲法的，本質上是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觀點。

面對錯誤觀點（包括“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1983年10月12日，鄧小平在《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一文中要求“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出來講話”。他強調：“思想戰線的共產黨員，特別是這方面擔負領導責任的和有影響的共產黨員，必須站在斗爭的前列。”鄧小平說：“一則批評本身的質量和分量不夠，二則抵抗批評的氣勢很盛，批評不多，卻常被稱為‘圍攻’，被說成是‘打棍子’，其實倒是批評者被圍攻，而被批評者卻往往受到同情和保護。一定要徹底扭轉這種不正常的局面，使馬克思主義的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宣傳、特別是在一切重大理論性、原則性問題上的正確觀點，在思想界真正發揮主導作用。” 重溫鄧小平這些論斷，一切具有科學良知和歷史責任感的專家學者、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學者應該深受教育，像總書記所要求的那樣，站出來旗幟鮮明地向種種錯誤思潮亮劍。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武漢大學教授）

第二篇：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分析

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分析

一、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總體態勢

馬克思曾說過：“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態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意識形態領域歷來是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圖謀的思想陣地，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雖沒有迷漫的“硝煙”，但同樣“驚心動魄”。

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在信息化飛速發展和全球化迅速蔓延的環境下進行的，更加嚴峻復雜，尖銳激烈。我們要高度關注和準確把握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和主動權，深入細致地做好思想工作。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各種利益群體分化嚴重，原有的體制性弊端凸顯，社會矛盾集中體現在民生領域、信仰危機、體制改革等三個方面。

二、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值得關注的問題和呈現出的特點

1、換屆工作中的不和諧聲音。近一段時期以來，隨著省、市、縣區、鄉鎮黨委換屆，人大換屆等工作的開展，出現了一些換屆工作中的問題，像80后縣長（館陶縣長閆寧）。雖然閆寧當選是個別現象，但也讓社會上流言四起，質疑聲不斷，官方曖昧的解釋也不能讓民眾信服，給社會留下了猜測的空間。更有甚者，漯河市人民政府市長的呂清海全票當選僅僅上任49天,就閃電落馬。相關部門在干部提拔時是否嚴肅、認真,有沒有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帶病提拔”、邊腐邊升,久為公眾詬病,但這些現象并未絕跡。如果不引起警惕，恐怕諸如呂海清此類的市長也會在別的地方出現。另一方面,投贊成票的代表們真正了解候選人嗎?呂清海全票當選,連一個質疑聲都沒有,哪怕一張棄權票也沒有。“用對一個人,激勵一大片；用錯一個人,打擊一大片。”有時,用錯人、選錯人,會危害一方,貽害久遠。相關部門在選人、用人時,應公開透明,經得起人們目光的挑剔,更嚴格按程序辦事,莫埋下“帶病提拔”的病根；而人大代表們也應珍惜手中的選票,保持清醒判斷,別再出現全票選了一個貪官的丑聞。

2、公共道德危機。佛山小悅悅向我們敲響了公共道德危機的警鐘，小悅悅事件指向的，既是民眾的道德匱乏、社會的法治缺失，更是彌漫在整個社會的中國式冷漠，這一中國式冷漠，固然有民眾的道德因素，卻更多更直接地和整個社會的公共恐懼癥相關。所謂公共恐懼癥，是在脫離私人空間之后，由于種種原因而成的人的扭曲、變形狀態，由于扭曲，人人皆有的四端良善之心、是非善惡，瞬間消失。正如有評論所言，公共恐懼癥來自“‘我們’不存在”這一嚴酷現實。如果人的存在、存在有何權利與義務，都必須得到某系統的認可，如果每一個正常人的判斷常識，依據自然法而來的道德倫理都被這種國家的泛濫道德傾向掩埋。如果一個公民，因為維權，被安上個罪名就遭受非法囚禁，甚至探視都有風險，正常倫理又怎樣確立并滋潤社會？所以，讓小悅悅事件不再發生，最緊要之處，在于公權力的反省，是什么力量讓社會道德不彰、人心失衡，是什么讓本有道德熱情的民眾一進入公共空間就體會到恐懼，并讓這種恐懼一步步吞噬了靈魂。

3、社會保障和工資體系的不合理。社會保障覆蓋面小，失業保險的覆蓋面人數僅為1.2億人，只占就業人數的1/5左右。其中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更低，對占全國總人口75％左右的農民的社會保障支出僅占社會保障總量支出的13％，比例明顯偏低；沒把廣大農民工納入城市社會保險范圍，用人單位為降低用工成本不愿為農民工參保繳費,農民工本人不敢主張權利，另外農民工流動性強,如果在一個單位工作不滿1年,按政策不能享受相關待遇；統籌層次低，養老和醫療等主要的社會保險制度被分割在多個統籌單位(多為縣市級統籌)內運行,各統籌單位之間政策不統一,難以互聯互通,養老保險關系無法轉移接續。勞動者的社保關系在跨省、甚至省內跨地區轉移、接續等方面存在著政策性壁壘。工資關系中存在同工不同酬，亂發補貼等現象，影響了社會和諧，給仇富、仇官現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三、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趨勢性問題

一、西方思想的滲透加劇，對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造成嚴重沖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其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力量的優勢，常常利用意識形態影響力等無形力量，進行文化滲透。在國內鼓吹多黨制、憲政制，削弱我黨的執政地位。

二、我國改革開放處在關鍵時期，經濟關系的變化，利益關系的調整，使人們的思想觀念出現多樣化、多變性和差異性的特點。體制轉軌，結構調整的深刻變化，社會思想空前活躍，各種文化觀念相互交織和激蕩，其結果往往導致人們對過去統一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由認同走向迷惑或質疑，由此產生了思想觀念和評價標準的多元化，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利益至上原則等觀念的盛行。

三、而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逐步推進，人們的文化需求迅速增長，迫切需要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在加快改革中實現全面繁榮和快速發展。我國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權,就必須在壯大經濟實力的同時,使國家文化軟實力有一個大的提高。新形勢下的意識形態工作是全面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極其重要的環節，貫徹落實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更好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才能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全面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

第三篇：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幾個方面突出問題

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幾個方面突出問題

▲牢牢占領意識形態陣地既是國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國際較量中的重要籌碼。

▲當今世界，爭奪話語權、網絡控制權、信息發布權、規則制定權、文化領導權等“軟權力”成為國家綜合國力競爭的焦點。

▲思想領域的爭鋒、較量從來不會消失，加強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建設任務艱巨。

牢牢占領意識形態陣地既是國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國際較量中的重要籌碼。當今世界已經離開了“暴力與金錢控制的時代”，“核彈與火箭”退居幕后，“意志與思想”走向臺前。爭奪話語權、網絡控制權、信息發布權、規則制定權、文化領導權等“軟權力”成為國家綜合國力競爭的焦點。作為這場“無硝煙戰爭”的參與國，基于國際、國內各種壓力，中國被推到意識形態斗爭的最前沿，意識形態建設面臨諸多挑戰。

一是西方敵對勢力的文化滲透威脅我國意識形態安全。蘇聯解體及西方敵對勢力對后社會主義國家一系列“顏色革命”的成功，使中國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重要目標國家。西方敵對勢力除了在經濟、政治領域推行和平演變戰略以外，更注重通過文化滲透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滲透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直接的文化宣傳，即利用現代傳媒手段進行長期思想滲透。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廣播電臺和電視的覆蓋式宣傳。美國的CBS、CNN等媒體發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國家發布的總信息量的100倍。這種直接的文化滲透規模大、成本低、覆蓋面廣，正如《華盛頓郵報》宣稱的，“西方世界在尋找瓦解共產主義方法，花費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和億萬美元，卻發現答案就在電視新聞里”。如今，借助互聯網，直接的文化宣傳更獲得了便捷、高效、廣泛、強勢的高科技平臺，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另一個重要陣地；第二種是以文化商品為載體，向社會大眾滲透西方的各種價值觀。二戰之前，西方敵對勢力就注重文化輸出與國家地緣戰略的結合并用，二戰之后更加重視通過全面的文化輸出對他國施加影響。美國好萊塢電影成為典型代表，甚至有媒體稱好萊塢電影是“鐵盒里的大使”。通過這種方式傳播文化價值觀念，更具隱蔽性和迷惑性，往往能達到“無為而治”、“潤物無聲”的潛移默化作用；第三種是以教育和學術交流為掩飾，向高層學者、知識分子等社會精英進行價值觀滲透。西方敵對勢力通過名目眾多的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福布賴特基金會等，拉攏和利用高層社科研究人員和知識分子，意在培養從內部瓦解社會主義的“文化基因”，通過他們的輻射作用傳播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影響社會大眾。

二是各種社會思潮影響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認同。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其指導地位的確立是歷史和中國人民的選擇。在思想領域，爭鋒、較量從來不會消失。改革開放以來，國際國內形勢復雜多變，各種社會思潮競相登場，既有主張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也有主張改良、倡導民主、自由的民主社會主義，更有借歪曲、詆毀黨的歷史和領袖人物虛化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歷史虛無主義。與此同時，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攻勢也向多樣化、深層次拓展。他們不再限于兜售西方的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等生活價值觀，而是向政治、哲學價值觀發展。布熱津斯基攻擊共產主義學說的“大簡化理論”，丹尼爾·貝爾的“意識形態終結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公然挑戰。這些社會思潮極具迷惑性，試圖通過系統化的理論和貌似客觀的歷史事實，贏得人們的信服和認同，從而動搖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性。時下正在熱議的“中國模式”，一定意義上是繼“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之后的另一種理論陷阱，是西方敵對勢力“棒殺”中國的意圖落空后推出的“捧殺”陰謀。種種反馬克思主義、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因其系統性、理論性，容易讓人們陷入某種理論誤區，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質疑、動搖甚至背棄，因此，必須提高馬克思主義自身的說服力和解釋力，這是固守主流意識形態陣地的內生力量。

三是蘇東劇變削弱了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信仰。1991年，飄揚在克里姆林宮上空的鐮刀斧頭旗落下，標志著存在70多年的蘇聯社會主義大國不復存在。隨后，社會主義陣營迅速瓦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蘇東劇變的原因非常復雜，既有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外因，也有蘇聯共產黨腐化變質的內因；既有蘇聯實行僵化社會主義的體制性因素，也有意識形態領域混亂的思想性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終歸是由于蘇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沒有真正地堅持社會主義。世界各國對國際共運史上的這一重大事件反映不同，評價不一。一時，各種思想匯聚同一事件，意識形態領域形勢復雜。有人拋出“歷史終結論”，宣稱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利；有人對社會主義前途悲觀絕望；還有人將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和失誤歸罪于馬克思主義，認為蘇東劇變是社會主義的失敗，是馬克思主義的過時。在我國也出現了否定馬克思主義、放棄社會主義的論調，導致主流意識形態信仰的弱化，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構成了挑戰。

四是發展主題與現代化目標淡化了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當今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任何國家都希望在全球化條件下最大限度地規避風險，搶占發展先機。富國強民、實現現代化是發展中國家最迫切的目標。這一目標的確立必然使一些發展中國家更多地關注提升國家綜合國力、關注能源資源的新開發、關注科技人才的新發展，而少有關注傳統具有鮮明階級性的意識形態問題。共同的發展主題和對現代化的追求，將人類納入一個同質發展的軌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意識形態的差異和對立日益淡化。但實際上，現代化作為源發于西方而逐漸向世界擴展的人類歷史的運動、變化和發展過程，其本身便是一種文化意識形態。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現代化理論，旨在向“欠發達國家”許諾：只要按照美國的現代化模式發展，就能擺脫落后和愚昧，實現民族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從而擺脫馬克思共產主義革命范式的影響，對“欠發達”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釋放出來的新的、具有潛在危險性的力量進行疏導和控制。與此同時，將這些“欠發達”世界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便于進行資本剝削。因而，在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要充分認識現代化的意識形態性，避免陷入“發展的幻象”之中。五是多元價值取向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沖擊。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由此帶來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深刻變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價值觀念中既包含符合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的積極因素，也包含逐利、拜金等消極因素。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的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多種所有制的并存、階級階層的變化和利益的分化導致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人們關心和維護自己所屬社會群體的利益，關注和重視個體的利益和感受，并以此作為價值評判尺度，好壞優劣皆依主體自身加以判斷。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多元不可避免。另外，在開放的現代社會，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不斷向縱深拓展，各種文化思潮涌入我國，客觀上也為多元價值取向的滋生提供了思想土壤。文化價值觀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價值觀的主導作用，使主流意識形態遭遇沖擊和淡化。

六是信息網絡化對我國意識形態的控制力形成挑戰。與傳統的文化傳播方式不同，網絡傳播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開放性、海量性等特點。借助互聯網這一新技術平臺，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獲得了新的技術載體、新的傳播渠道和新的言論空間，有助于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時，信息網絡化也嚴峻考驗著我國意識形態的控制力。網絡意識形態具有非對稱性和強大的滲透性，西方發達的網絡技術手段和強勢的文化輸出對我國意識形態的傳播和防御能力構成很大挑戰。此外，網絡的開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一方面為人們提供了獲取信息和言論表達的新途徑，網絡一定程度上成為化解社會矛盾、疏導社會不良情緒的減壓閥；另一方面，開放、多元、交互的信息傳播方式加大了我國意識形態的控制難度，人們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也可能不再被動接受主導媒體的灌輸和教育，不再簡單追隨主流意識形態，導致對主流意識形態認同的弱化。我們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應對措施，加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識形態對網絡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導力。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

第四篇：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變化

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新變化及對策研究

意識形態的變化是對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在思想文化領域的主觀反映。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總的形勢和主流是積極健康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斷鞏固,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日益深入人心,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已成為當今社會思潮的主流形態，但是,隨著我過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社會轉型加快,改革向縱深發展,新舊矛盾交織,利益調整劇烈，對意識形態領域的變化產生了深刻影響，使其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新動向、新趨勢。

一、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總體態勢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成就舉世矚目，一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有力地推動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深入人心，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上的又一次新的歷史性飛躍，全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不斷得到加強。從總體上看，我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情況是好的，主流是積極、健康、向上的。但是，在我國主流意識形態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非主流意識形態也在不斷蔓延滋長，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各種錯誤思潮和思想觀點甚囂塵上，嚴重干擾和破壞著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存在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特別是隨著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樣化，我國社會生活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社會階層分化加劇。我國社會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樣多變態勢，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不斷增強。新的社會階層在政治、文化、思想上產生各種要求。所以，從一定程度上說，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復雜狀況，就是這種社會變化和分化的一種客觀反映。第二，世界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文化滲透的戰略圖謀沒有改變，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愈演愈烈，他們憑借其在當代世界中的經濟、政治主導地位，在理論上鼓吹文化中心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通過思想意識領域向我國滲透其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以達到消解我國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目的。

第三，**集團、東突等國內分裂勢力也時刻想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西方敵對勢力除繼續通過傳統渠道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外，還特別利用我國在“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重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突發事件、特殊人物等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種種跡象還表明，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境外勢力加緊插手我國國內問題，利用所謂民族、宗教、人權等問題，進行滲透、破壞、顛覆活動，插手的領域不斷擴展，手段趨于多樣，造成的危害和后果也更加嚴重。

第四，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迅速發展，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輿論陣地。從一定意義上看，互聯網已經成為錯誤思想觀點滋生、傳播和蔓延的技術條件和重要手段。

二、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凸顯問題及變化趨勢

1、國際上“中國威脅論”不斷升溫。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又陷入“歐債危機”泥潭，而中國經濟卻保持持續增長，對國際事務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西方敵對勢力將中國的崛起看做是對世界的挑戰而非機遇，從人權問題到航母建造再到指責中國匯率操縱，近期，又操縱和指使菲律賓、越南等周邊國家挑起南沙群島海權歸屬之爭。總之，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客觀上惡化了中國的國際環境，制約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對其決不可掉以輕心。

2、馬克思主義面臨邊緣化傾向。在各種思潮相互激蕩的大形勢下，以馬克思主義引領社會思潮，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主導地位的問題日益突出。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際國內的各種思潮相互激蕩。從新自由主義到民主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一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面臨邊緣化的傾向，有些媒體是非不明，為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思想觀點大開方便之門，致使這些思潮的社會影響迅速擴大。為此，進一步做好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更好地用馬克思主義引領社會思潮，體現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勢在必行。

3、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有待提升。在我國經濟社會急劇轉型的大形勢下，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深刻變化，社會主導價值觀正經歷著全面而深刻的重塑和發展。當前社會，個人主義、金錢至上等價值觀甚囂塵上，由此引發的“杭州小悅悅事件”、“老人跌到無人攙扶”、“90后炫富事件”等都體現了當前傳統道德觀念滑坡、社會主義榮辱觀缺失的問題，只有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主導和引領作用，才能推動思想道德建設健康有序發展，促進良好社會風氣形成。為此，要在不斷維護和鞏固馬克思主義主導的前提下，積極引導和鼓勵多元價值的和諧發展，要在提倡多樣化的過程中弘揚主旋律，在高揚主旋律的主題下探索多樣化的發展。

4、維護我國文化安全的問題日益突出。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奇跡，但文化產業的發展總量很小，當今世界各主要國家都在加緊謀劃和實施文化和意識形態戰略，意欲搶占文化制高點。以電影、電視、音樂、互聯網、快餐等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大舉入侵，都是西方敵對勢力為遏制、削弱、瓦解中國而打出的文化牌和意識形態牌。可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文化、思想等意識形態上的軟實力也很關鍵。在此背景下，十七屆六中全會上，中央出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決定意義深遠，我們應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為契機，做大做強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有針對性地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努力塑造我國改革開放和和平發展的良好國際形象，切實維護我國文化安全。

5、主流媒體影響力有待增強。長期以來，主流媒體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在社會生活中保持了強勢影響力。但隨著近年來我國媒體格局的變化，特別是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崛起，主流媒體面臨嚴峻挑戰。黨報黨刊“一統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都市類、生活服務類報紙的數量和發行量劇增。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給傳統媒體帶來日趨嚴峻的生存競爭壓力。非主流媒體與主流媒體之間已出現輿論的分野，逐漸形成另一個“輿論場”。因此，采取有效措施應對挑戰，保持并不斷增強主流媒體的影響力，更好地鞏固和發揮主流媒體在反映民意、引導輿論、化解矛盾、凝聚共識和振奮精神的作用，是當前宣傳思想文化戰線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

三、對策建議

首先，要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整體性進行研究。要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側重從理論層面對我們黨的意識形態建設，特別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基本理論、基本實踐、基本經驗進行整體性研究，力求形成一些規律性的認識，為進一步提出意識形態新變化的具體對策建議奠定基礎；要從世情、國情、黨情出發，對新形勢下意識形態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任務進行研究，在意識形態工作的目標指向上，力求梳理出一個明確的思路和方向。要全面分析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新變化、新特點和新挑戰，深入研究當代西方意識形態對我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負面影響，進一步認識意識形態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提高維護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自覺性，牢牢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要從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出發，立足和諧社會建設，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面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新變化。要進一步闡明解決意識形態的關鍵靠發展，尤其是發展經濟的道理，牢固樹立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觀念，在意識形態工作中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其次，要從實效性來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新形勢下意識形態工作的對策建議，以全面推進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第一，對提高和加強主流意識形態的統領力進行研究，推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創新，這是搞好意識形態工作的思想前提。第二，對當前意識形態凸現問題的主要特點進行研究，準確把握意識形態領域新變化的實質，提高意識形態工作的針對性。第三，對當前意識形態的根本性重大問題進行研究，具體解決人們所普遍關心的問題。第四、對如何提高和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管理工作進行研究，使黨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措施能夠貫徹到位、落到實處。第五，對提高和加強互聯網對意識形態工作的積極影響力進行研究，探討解決關系意識形態工作全局的具體問題的途徑和方法。第六，對實施我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進行研究，探討這一重大戰略的目的意義、方針政策、原則方法，以確保“走出去”的效果。

總之，要拓展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新變化及其對策研究的視野和深度，深化對意識形態工作的時代性和規律性的認識，以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第五篇：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幾個方面突出問

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幾個方面突出問

博湖縣第一小學冶琴

牢牢占領意識形態陣地既是國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國際較量中的重要籌碼。當今世界已經離開了“暴力與金錢控制的時代”，“核彈與火箭”退居幕后，“意志與思想”走向臺前。爭奪話語權、網絡控制權、信息發布權、規則制定權、文化領導權等“軟權力”成為國家綜合國力競爭的焦點。作為這場“無硝煙戰爭”的參與國，基于國際、國內各種壓力，中國被推到意識形態斗爭的最前沿，意識形態建設面臨諸多挑戰。

一是西方敵對勢力的文化滲透威脅我國意識形態安全。蘇聯解體及西方敵對勢力對后社會主義國家一系列“顏色革命”的成功，使中國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重要目標國家。西方敵對勢力除了在經濟、政治領域推行和平演變戰略以外，更注重通過文化滲透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滲透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直接的文化宣傳，即利用現代傳媒手段進行長期思想滲透。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廣播電臺和電視的覆蓋式宣傳。美國的CBS、CNN等媒體發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國家發布的總信息量的100倍。這種直接的文化滲透規模大、成本低、覆蓋面廣，正如《華盛頓郵報》宣稱的，“西方世界在尋找瓦解共產主義方法，花費了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和億萬美元，卻發現答案就在電視新聞里”。如今，借助互聯網，直接的文化宣傳更獲得了便捷、高效、廣泛、強勢的高科技平臺，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另一個重要陣地；第二種是以文化商品為載體，向社會大眾滲透西方的各種價值觀。二戰之前，西方敵對勢力就注重文化輸出與國家地緣戰略的結合并用，二戰之后更加重視通過全面的文化輸出對他國施加影響。美國好萊塢電影成為典型代表，甚至有媒體稱好萊塢電影是“鐵盒里的大使”。通過這種方式傳播文化價值觀念，更具隱蔽性和迷惑性，往往能達到“無為而治”、“潤物無聲”的潛移默化作用。

二是各種社會思潮影響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認同。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其指導地位的確立是歷史和中國人民的選擇。在思想領域，爭鋒、較量從來不會消失。改革開放以來，國際國內形勢復雜多變，各種社會思潮競相登場，既有主張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也有主張改良、倡導民主、自由的民主社會主義，更有借歪曲、詆毀黨的歷史和領袖人物虛化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歷史虛無主義。與此同時，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攻勢也向多樣化、深層次拓展。他們不再限于兜售西方的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等生活價值觀，而是向政治、哲學價值觀發展。布熱津斯基攻擊共產主義學說的“大簡化理論”，丹尼爾·貝爾的“意識形態終結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公然挑戰。這些社會思潮極具迷惑性，試圖通過系統化的理論和貌似客觀的歷史事實，贏得人們的信服和認同，從而動搖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性。時下正在熱議的“中國模式”，一定意義上是繼“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之后的另一種理論陷阱，是西方敵對勢力“棒殺”中國的意圖落空后推出的“捧殺”陰謀。種種反馬克思主義、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因其系統性、理論性，容易讓人們陷入某種理論誤區，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質疑、動搖甚至背棄，因此，必須提高馬克思主義自身的說服力和解釋力，這是固守主流意識形態陣地的內生力量。

三是蘇東劇變削弱了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信仰。1991年，飄揚在克里姆林宮上空的鐮刀斧頭旗落下，標志著存在70多年的蘇聯社會主義大國不復存在。隨后，社會主義陣營迅速瓦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蘇東劇變的原因非常復雜，既有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外因，也有蘇聯共產黨腐化變質的內因；既有蘇聯實行僵化社會主義的體制性因素，也有意識形態領域混亂的思想性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終歸是由于蘇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沒有真正地堅持社會主義。世界各國對國際共運史上的這一重大事件反映不同，評價不一。一時，各種思想匯聚同一事件，意識形態領域形勢復雜。有人拋出“歷史終結論”，宣稱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利；有人對社會主義前途悲觀絕望；還有人將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和失誤歸罪于馬克思主義，認為蘇東劇變是社會主義的失敗，是馬克思主義的過時。在我國也出現了否定馬克思主義、放棄社會主義的論調，導致主流意識形態信仰的弱化，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構成了挑戰。

四是發展主題與現代化目標淡化了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當今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任何國家都希望在全球化條件下最大限度地規避風險，搶占發展先機。富國強民、實現現代化是發展中國家最迫切的目標。這一目標的確立必然使一些發展中國家更多地關注提升國家綜合國力、關注能源資源的新開發、關注科技人才的新發展，而少有關注傳統具有鮮明階級性的意識形態問題。共同的發展主題和對現代化的追求，將人類納入一個同質發展的軌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意識形態的差異和對立日益淡化。但實際上，現代化作為源發于西方而逐漸向世界擴展的人類歷史的運動、變化和發展過程，其本身便是一種文化意識形態。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現代化理論，旨在向“欠發達國家”許諾：只要按照美國的現代化模式發展，就能擺脫落后和愚昧，實現民族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從而擺脫馬克思共產主義革命范式的影響，對“欠發達”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釋放出來的新的、具有潛在危險性的力量進行疏導和控制。與此同時，將這些“欠發達”世界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便于進行資本剝削。因而，在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要充分認識現代化的意識形態性，避免陷入“發展的幻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