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我國干部退出機制存在的問題與對策論析

當前我國干部退出機制存在的問題與對策論

析

【內容提要】 目前我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中還普遍存在著“重選拔，輕退出”的現象，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制度性“虛化”與操作難的問題，領導干部“能下能出”問題還沒有實質性的突破，“能上不能下”依然是制約領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瓶頸”和“短板”。迫切需要在完善領導干部任期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深化與完善引咎辭職機制、常委會(全委會)罷免機制、各級人大對領導干部的彈劾機制、“上評下議”評估淘汰機制、優化干部退出機制環境、保障退出干部權益等一系列實質性的改革措施。

【關 鍵 詞】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干部退出機制 退出干部后續保障制度

完善干部退出機制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和關鍵環節，也是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點和突破口。2000年6月中央辦公廳印發的《2001～201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把“建立起能上能下、能進能出、有效激勵、嚴格監督、競爭擇優、充滿活力的用人機制”作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標之一。但是，十年過去了，干部“能上不能下”問題至今依然是制約我國領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瓶頸”和“短板”。為什么下?憑什么下?怎么下?下來以后怎么對待?這些都是干部工作中長期存在的重點、難點問題。據2008年中組部委托國家統計局在全國31個省區市開展的“全國組織工作滿意度民意調查”，關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48.10％的干部群眾認為是“干部能上不能下”，占多項選擇的第一位。另據2010年四川省委組織部調查，在“當前選人用人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的多項選擇中，“干部隊伍能上不能下、‘出口’不暢，活力不足”成為63.46％受訪者的首選。這些情況表明，我國干部工作還普遍存在著“重選拔，輕退出”的問題。本課題通過對30多個市縣進行調研、對47位縣委書記進行訪談，了解到雖然我國已初步建立了以退休退出、領導干部屆滿到期退出、引咎辭職退出為主的黨政領導干部退出機制，但由于各種利益和矛盾的交織，目前我國在完善領導干部退出機制方面還存在著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國干部退出機制的現狀

當前，我國干部退出機制改革已取得了較大的成績：現有的法律、政策為干部退出機制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撐，中央一系列的重大舉措為干部退出機制率先垂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實踐為進一步完善干部退出機制奠定了良好的社會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

1.我國現行的法律、政策為完善領導干部退出機制提供了基本的實施依據。首先，我國現行憲法第98條規定了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任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58條規定了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任期。這實際上已從我國憲法和相關法律的角度規定了地方各級人大和政府領導干部的任職年限。其次，《黨章》第21條、26條對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任期都作了明確規定。第36條還進一步指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無論是民主選舉出來的，還是由領導機關任命的，他們的職位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再次，《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55～61條對我國領導干部的免職、辭職、降職的條件和程序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第8條就調整不稱職干部、不勝任現職干部等方面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2.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舉措為建立領導干部退出機制起著很好的率先垂范作用。早在1956年9月黨的七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到1959年，劉少奇接替毛澤東成為國家主席。早在1962年，鄧小平就深刻指出，“多少年來，我們對干部就是包下來，能上不能下”，“要說服我們的干部，造成一種能下的空氣”。[1]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明確指出，“要健全領導干部的選舉、招考、任免、考核、彈劾、輪換制度，對各級各類領導干部職務的任期以及離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況作出適當的、明確的規定”；“要讓群眾來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批評教育而仍不改正的，人民群眾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處分。”[2]在鄧小平的大力推進和身體力行下，黨和國家事實上的領導職務終身制被廢除，實現了領導干部的新陳代謝。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進一步加快了領導干部正常更替的步伐，在完善領導干部退出機制方面走出了繼往開來的關鍵一步。

3.改革和完善干部退出機制已取得了良好的初步成果。自2000年中央實施《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以來，尤其是2006年中組部發出《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試行辦法》以來，中央部門和很多地方在完善干部退出機制方面做了不少積極有效的探索：近年來，中央和地方在大力推行試用期制、探索全額競爭上崗、任職年齡劃杠、調整不稱職干部、公開招聘干部、群眾滿意度測評末位淘汰干部等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如中組部自2009年開始在全國推行通過“上評下議”的綜合滿意度來“上、下”干部；浙江省出臺對不稱職干部的調整“回爐”制度、“慢跑干部”扣分制度、領導干部辭職13條標準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4.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斷推進的實踐，為建立領導干部正常退出機制奠定了良好的社會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隨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斷推進，領導干部和人民群眾的傳統思想觀念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尤其是中央和地方出臺的一系列重大舉措，不少干部已由開始的不理解、不習慣、甚至對抗，逐步轉變為理解、擁護和支持。實際上，人們對那些思想保守、不求進取、政績平平；對那些素質不高、能力不強、不稱職或不勝任現職的；對那些熱衷于搞形式主義、形象工程、勞民傷財的；對那些因官僚主義、沒有很好地履行職責而給國家、集體造成重大損失的；對那些以權謀私或個人生活不檢點，在群眾中造成不良影響的領導干部，意見很大，也希望加大對他們的處理力度。人民群眾對領導干部的良好期望，也促使我國要進一步加快領導干部退出機制改革與完善工作。

當前我國干部退出機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1.領導干部退出存在著“一刀切”現象。目前，我國領導干部到了法定退休年齡后，不管實際健康狀況和領導能力狀況如何，一般通過“一刀切”的退休制，讓他們離開現有領導崗位。更有甚者，不少地方在任職年齡上層層遞減，有的規定市一級干部45歲、縣一級干部40歲、鄉鎮一級干部35歲，有的要求進鄉鎮班子的年齡在30歲以下，有的將40歲的干部就轉為非領導職務干部。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不少年富力強的優秀干部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實際上是對干部資源的極大浪費。

2.對不適宜擔任現職領導干部的調整存在著操作困境。組織部門在對現職領導干部進行日常調整時，對“不適宜現職”的領導干部不好界定。而且對那些與崗位“水土不服”的官員，尤其是對一些工作“不在狀態”的“懶官”、“庸官”，組織部門很難把握讓他們適時退出的“火候”與“尺度”。

3.領導干部“問責”退出在很大還程度上存在著形式化現象。長期以來，我國領導干部的辭職形式主要是上級黨委政府責令下級領導干部辭職，而下級領導干部自愿辭職和主動引咎辭職者并不多見。在一些重大事故或事件中，不少領導干部雖然存在著明顯不稱職，甚至嚴重失職、瀆職的問題，但他們卻通過各種關系力圖“保位”，甚至還有一些領導干部推三托四，亂找“替罪羊”。即使是因“問責”而“退出”的干部，也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在另一個地方或部門“復出”。

4.績效考核“末位”退出缺乏操作的科學性。政績是調整領導干部的基本依據。科學的執政觀、政績觀對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崗位的領導干部要求不同。一些地方部門依然把“GDP”的增長看做是領導干部考核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指標。而有些地區、系統、部門的領導工作很難進行具體量化，尤其是在一些條件艱苦、生態脆弱的環境下，用經濟績效考核領導干部明顯是非科學的。當前，個別地方還不分青紅皂白地要求各系統、各部門都要進行招商引資，并把招商引資的成績作為干部“上、下”的基本依據。

5.領導干部“變相”長期任職問題依然比較嚴重。改革開放后，我國雖然通過建立任期制、退休制基本解決了領導干部任職“終身制”問題，但任期滿的領導干部，除非到了法定退休年齡或犯有比較嚴重的錯誤，一般都會得到組織部門的提拔或平級調動到另一個相關單位部門。在黨政部門任職屆期滿的領導干部，如果還沒有到法定的退休年齡，一般都會被安置到人大、政協里面；而一些領導干部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各級人大、政協當成自己的“養老院”，從而造成了我國領導干部任期制的“虛化”。

6.領導干部退出渠道不暢，“下”和“出”制度不夠配套。干部“能上不能下”，有觀念的問題，有制度的問題，也有機制、文化的問題。特別是在仕途“獨木橋”、一切都和職務相聯系的情況下，除了用年齡來卡、用換屆來卡、用是否犯錯誤、用健康狀況來“下”，似乎缺少更多有效的辦法。由于目前缺乏對退出后領導干部的后續保障制度，如安置渠道、社會保障機制、工資福利制度、干部轉崗或再就業相關的培訓制度等等，導致即使有些不適應擔任現職的干部想要離開現任崗位，也會因沒有合理的補償或妥善安置的辦法而放棄“辭官”。往往出現“有能力的進不來，想出去的走不動”的尷尬局面。

完善干部退出機制的對策建議

1.完善領導干部任期制，健全常態化退出機制。要進一步完善領導干部任期制，明確各級干部連續任職以及擔任同一職級的領導職務不得超過的最高年限，干部任期一到，按照法定程序免除職務，對因特殊情況需連任的，須經任免機關重新辦理任命手續，切實解決干部“不犯錯誤不下來”的問題，使干部“能下”的問題逐步制度化，常態化。要加大各級人大、政協改革的力度，大力推進人大、政協“專職化”、“專業化”，嚴格黨政領導干部進入人大、政協的“標準”與程序，努力避免人大、政協成為黨政部門領導干部屆期滿后的“清談館”、“養老院”。

2.嚴格落實領導干部試用期制，試用期間不勝任者下。為防止試用期制度流于形式，每一個領導干部試用期滿時，都應事先書面征求紀檢、監察部門意見，同時通過民主測評、個別談話、實地考察等形式深入了解領導干部在試用期間的表現。對試用期內出現重大失誤或犯有嚴重錯誤，不宜繼續任職的，終止試用期；對不勝任的，免除職務。

3.健全不適宜現職崗位的領導干部的調整機制。要加大治懶治庸力度，對那些不負責任、不思進取、碌碌無為的領導干部，及時進行降職、免職、待崗、離崗培訓等調整，及時將干勁不足、表現平平但無“硬傷”的干部調整出去。如河北承德市出臺的《關于調整不勝任現職領導干部的實施辦法(試行)》等文件，對不適宜現職的領導干部，分別采取調離、改任、降職、待崗、辭職、免職等措施進行懲罰性調整。建議在全國范圍內盡快制定并實施(《不適宜現職領導干部的調整辦法》，逐步實現不適宜現職領導干部調整工作的常態化、制度化。

4.實行問責制，完善領導干部引咎辭職退出機制。重慶、四川是我國在實踐中推行領導干部引咎辭職制度較早的省份。重慶市于2002年1月通過了《重慶市黨政領導干部辭職實施辦法》。2004年4月，依據《四川省黨政領導干部引咎辭職暫行規定》，成都公交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李祥生、朱紀常等因城市公交安全事故引咎辭職。[3]當前，要嚴格執行《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對因工作失誤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領導干部必須引咎辭職。另外，負有政治領導責任的各級黨委“一把手”也應引咎辭職或提請罷免，如原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就因三鹿奶粉事件被罷免。同時，必須進一步完善《黨政領導干部辭職規定》，規范引咎辭職干部“復出”的法律法規，對引咎辭職干部必須達到“復出”的期限、標準后，方能重新使用，原則上不能平級調動，應采取重新競爭性選舉的方式讓其依法重新上崗；對不主動引咎辭職的領導干部，各級人大、黨委政府應及時啟動彈劾、罷免等機制，對當事人進行問責處理。

5.完善黨委常委會、全委會對領導干部的“票決”退出機制。在理順黨代會、全委會、常委會關系的基礎上，應健全常委會、全委會對領導干部“票決”退出的黨內民主環境。江蘇、四川、福建、海南等省份已逐步把領導干部的退出，從“常委會”票決發展到“全委會”票決，票決的對象也從“縣(區)級”過渡到了“地(廳)級”。同時，應充分發揮黨內民主，創新黨員民主選舉、民主評議、民主質詢機制，建立健全黨內彈劾制。早在2004年，江蘇濱海縣就開始試點黨員代表“民主彈劾干部制”：10名以上黨員代表就可以向縣黨代會提議彈劾，彈劾動議案經表決形成決定后，被彈劾人將被解職。[4]當前，可積極穩妥地引導黨員代表對縣、鄉兩級黨委工作進行評議、質詢，并在此基礎上視情況對黨委書記進行彈劾。

6.完善人大對領導干部的彈劾退出機制。我國現行憲法和相關法律對人大“罷免”領導人的規定過于籠統，應通過必要的法律使憲法規定的罷免程序制度化。可從制度設計上把各級審計部門隸屬于各級人大；而各級人大應根據審計部門審計出的問題，及時啟動對相關領導的質詢或彈劾機制。人大彈劾領導干部，應與紀委、組織部門協同推進。如2005年6月，湖南省臨武縣就試點了人大“民主彈劾干部”制：縣、鄉兩級人大代表10人以上聯名，可對該縣股級以上干部提出彈劾動議，縣紀委、人大辦、組織部負責聯合調查，一經查實，彈劾案將提交縣人大表決，被彈劾人自彈劾通過之日起被解除職務。[5]

7.完善“上評下議”的領導干部考評退出機制。建立健全領導干部公開承諾，組織部門科學考“諾”機制。2010年8月，《成都市區(市)縣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工作圖》規定，不愿公開承諾、敷衍承諾、虛假承諾的領導干部在“上評下議”的初期就可被誡勉、調整、退出。該市進一步綜合日常考察和年終考核等情況，對不能履行“承諾”的領導干部，責令其辭職或免去其領導職務。[6]應積極引導基層群眾進行制度化評“諾”。近年來，成都市在對鄉鎮負責人的民主評議中，明確規定：參加民主評議的群眾代表不少于60％，滿意率不到7％的由上級黨委誡勉，不到50％的責令引咎辭職或提請罷免；而對區(市)縣、市級部門黨政領導班子開展滿意度調查，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應占參加民意調查會人數的90％以上。[7]

8.積極創造條件，加快領導干部“裸退”步伐。我國領導干部對從“黨政部門到人大、政協”、“從領導崗位到非領導崗位”式的退休制度已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建議借鑒西方國家民選政務官的“裸退”方式，逐步解決我國領導干部在退休過程中的“隱退”、“半退”現象。在試點的基礎上逐步推行領導干部屆滿“裸退”制度。

9.暢通干部退出渠道，加強退出后的制度保障與激勵。首先，要加大干部職務與職級相結合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加大從大專院校、科研院所選聘干部的步伐，以專業技術干部補充領導干部，可以緩解干部退出的壓力。其次，要進一步完善對退出干部的教育培訓力度，著力提高退出干部的自身素質和崗位適應能力；對系統接受科學培訓的退出干部，組織人事部門可按照“人崗相適、人盡其才”的原則，科學安排他們適時“復出”或就業安置。再次，要進一步完善黨政機關社會保障體系，加快推進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工資福利、養老、醫療等保險制度建設，切實解決好“下來”和“退出”干部的保障問題。最后，要加快推進干部福利制度改革，逐步實現福利貨幣化、透明化和規范化，當前可借鑒企業“買斷工齡”和軍轉干部“貨幣化安置”的辦法，對部分退出干部實行“一次性”市場化安置。

10.加強思想教育和輿論引導，破除“官本位”，完善干部“退出環境”。完善“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干部退出機制，就必須破除“官本位”這個“痼疾”。首先，要進一步加強對領導干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服務宗旨教育，樹立領導干部科學的執政觀和政績觀。其次，要通過思想教育，讓領導干部明確“領導干部是為人民服務的公職崗位，而不是終身任職的就業崗位”；通過輿論引導讓廣大干部群眾樹立“干部的升降去留是常態”、“干部正常退出是人力資源的優化和科學配置”等觀念。再次，通過組織關懷和科學安置，疏解退出干部的“壓力”、增強他們的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消除他們退出后的壓抑感、挫折感和失落感。

11.充分利用集中換屆的契機，加大領導干部集中退出的力度。集中換屆，是加大領導干部流動、大力調整不適宜現職領導干部、治懶治庸的最好時機。今明兩年，我國正值省、市、縣、鄉四級領導班子集中換屆之際，建議各級黨委政府及其組織部門在集中換屆進程中，充分發揮民主，科學運用好退休、考核、票決、評議、辭職等退出機制，加快領導干部新陳代謝，打造一批高素質的領導干部隊伍。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9.[2]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1-332.[3]朱丹.四川成都市公交集團公司兩老總引咎辭職[N].華西都市報，2004-04-29.[4]崇英俊，沈乃峰，李章全.江蘇濱海縣實行“民主彈劾干部制”[N].中國青年報，2004-05-11.[5]陳紀雄.臨武試行“民主彈劾干部”，6名干部被彈劾[EB/OL].http：//hn.rednet.cn，2005-06-23.[6]成都市出臺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新辦法[N].成都日報，2010-09-09.[7]馬天帥.評議鄉鎮書記，今年“民”為主[N].成都商報，2010-07-04.

第二篇：當前黨員退出機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當前黨員退出機制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摘要：黨章和其它黨內法規是黨員退出機制的基本依據。當前黨員退出機制過于單一，黨員退出機制的有關標準籠統，黨員能進不能出現象還比較普遍，致使一部分不合格黨員仍留在黨內，影響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完善黨員退出機制，要明確黨員退出機制的類型；黨員退出機制的關口要前移，對那些不合乎標準的預備黨員要進行清退或者延長預備期；制定黨員標準的明確細則，為黨員退出機制提供可操作性的依據；完善黨員退出機制需要群眾的參與；實行黨員退出機制的票決制；加強宣傳和引導，完善黨員退出機制的社會環境。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黨員隊伍；退出機制；黨的建設

中圖分類號：D2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4）-06-0060-03

基金項目：河海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2012B05214）的階段成果。

作者簡介：王同昌（1982-），男，安徽阜南人，河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法學博士，研究方向：執政黨建設、政黨政治。黨員退出機制作為黨的建設組成部分，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保障。馬克思恩格斯在創建共產主義者同盟時就強調：“凡行為不正當或違反同盟原則者，視情節輕重或令其離盟或開除出盟。凡開除出盟者不得再接收入盟。”［1］421列寧在領導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過程中，也十分強調黨員質量，提出清除不合格黨員。他說：“寧可十個辦實事的人不自稱為黨員（真正辦實事的人是不追求頭銜的！），也不讓一個說空話的人有權利和機會當黨員。這樣一條原則在我看來是毋庸置辯的。”［2］348在十月革命后，他主張進行清黨，“必須把欺騙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誠分子和不堅定的共產黨員從黨內清除出去。”［2］322并認為這是“一項關系重大和極其重要的工作”。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也注意及時清除退化變質分子。1922年黨的二大通過的第一部黨章就規定，黨員如果犯有下列各項之一者，就要受到開除的懲罰，內容主要有：“言論行動有違背本黨宣言章程及大會各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案；無故連續二次不到會；欠繳黨費三個月；無故連續四個星期不為本黨服務；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命令其停止出席留黨察看期滿而不改悟；泄露本黨秘密。”［3］53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黨員隊伍建設，黨員質量進一步提高，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得到有效發揮，每次黨代表大會都對黨員隊伍建設作出部署，強調清退不合格黨員。十二大提出要“進行黨員登記，嚴格按照新黨章的規定，把那些經過教育仍然不合格的黨員開除出黨或者勸其退黨”。［4］但是，在黨員隊伍建設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時，仍然有一部分黨員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危害黨的形象，得不到及時處置。分析黨員隊伍退出機制的現狀、存在的問題，提出應對之策，對進一步加強黨員隊伍建設，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具有重要意義。

一、黨員退出機制的主要依據

當前，黨員退出機制建設已經取得了重要成效。清退不合格黨員基本上有了黨內法律依據、政策依據，在實踐中也有一部分違法亂紀的黨員被組織處理。

1?畢中械癡錄捌淥?黨內法規為黨員退出機制提供了基本依據。黨的十八大通過的現行黨章第9條規定：“黨員有退黨的自由。黨員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黨員義務，不符合黨員條件，黨的支部應當對他進行教育，要求他限期改正；經教育仍無轉變的，應當勸他退黨。如被勸告退黨的黨員堅持不退，應當提交支部大會討論，決定把他除名，并報上級黨組織批準。黨員如果沒有正當理由，連續六個月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或不繳納黨費，或不做黨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認為是自行脫黨。支部大會應當決定把這樣的黨員除名，并報上級黨組織批準。”［5］61黨章第38條規定：“黨組織對違反黨的紀律的黨員，應當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錯誤性質和情節輕重，給以批評教育直至紀律處分。嚴重觸犯刑律的黨員必須開除黨籍。”［5］71《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30條也對開除黨籍的情形作出了相應的規定，包括：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處《刑法》規定的主刑（含宣告緩刑）的，單處或者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因過失犯罪，被依法判處三年以上（不含三年）有期徒刑的；因過失犯罪被判處三年以下（含三年）有期徒刑或者被判處管制、拘役的，一般應當開除黨籍。這就為黨員退出機制提供了基本法理依據。

2?崩?次黨代會報告都明確提出要及時處置不合格黨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作為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在黨內具有權威性。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報告對整個黨的建設，乃至國家的發展都會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黨的代表大會報告對黨的建設的部署，是各級黨組織及全體黨員都必須認真貫徹執行的。改革開放以來，歷次黨代會報告都明確提出及時處置不合格黨員，為黨員退出機制作出了具體指導。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對于那些破壞黨和人民事業的腐敗分子，必須采取堅決清除的方針，一經發現立即處理，有多少清除多少，決不能姑息養奸。……黨章對黨員的要求，黨員必須做到。如果不能做到，不履行黨章規定的義務，經過教育，仍不能改正的，就要勸他們退黨，或者從黨內除名。”［6］新世紀以來，黨代會報告更加強調黨員退出機制的問題。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提高發展黨員質量，優化黨員隊伍結構，及時處置不合格黨員”［7］的要求；黨的十八大報告第一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健全黨員能進能出機制，優化黨員隊伍結構”的要求。這就對黨員退出機制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為及時處置不合格黨員提供了基本的遵循。

3?鋇車牧斕既私不耙裁魅誹岢齙吃蓖順齷?制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黨的主要領導人也多次提出要開除不合格的黨員。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指出：“對于各種錯誤嚴重、危害嚴重的人，必須嚴肅地作出組織處理。該開除黨籍的就開除黨籍，該給撤職或其他處分的就給這些處分，犯罪的還得法辦。”［8］江澤民也多次提出從嚴治黨，要求“嚴格按照黨章規定的標準發展黨員，嚴肅處置不合格黨員；要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堅持在紀律面前人人平等”。［9］胡錦濤先后提出要加強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從組織上保障黨員隊伍的純潔性。在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胡錦濤聯系點的山東省壽光市還建立了暢通黨員出口機制，對不合格黨員不進行登記。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員隊伍建設，2013年1月28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研究部署加強新形勢下黨員發展和管理工作，強調要嚴格黨內組織生活，嚴明黨的紀律，及時處置不合格黨員，增強黨員隊伍生機活力。領導人的講話和部署，也推動了黨員退出機制的完善。

二、當前黨員退出機制存在的問題

當前，黨員退出機制與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狀況、與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黨員退出機制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1?鋇吃蓖順齷?制過于單一。從嚴格意義上講，黨員退出機制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自然死亡的自然退出機制，這是每一個政黨都存在的現象。從中共黨內統計資料來看，我們黨建國以前入黨的老黨員逐年減少，這就是一種自然的退出機制；另一方面是指黨員由于入黨之后思想上放松警惕，沒有嚴格按照黨員標準要求自己，不但不能維護黨組織的形象，反而危害黨組織的形象，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從而受到組織處理被開除黨籍或者勸退或者黨內除名的一種機制。后者可以稱之為保證黨的隊伍純潔的退出機制。本文所講的黨員退出機制存在的問題，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講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黨員隊伍建設，著重提高黨員隊伍質量，及時清除違法犯罪的黨員，使黨員隊伍總體上保持了純潔。但是，從實踐中看，黨員隊伍退出機制過于單一。目前，凡是違法犯罪的黨員、凡是給黨組織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黨員，基本上都能得到及時清除。實際上，違法犯罪成了黨員退出的唯一原因或者主要原因。而本質上，黨員稱號的意義不單單是遵守法律，更重要的，黨員稱號的意義在于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在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于黨員比普通群眾要有更嚴格的要求，在于嚴格履行黨員的基本義務。所以，從保持黨員隊伍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來說，僅僅有違法犯罪的黨員退出機制是不夠的和單一的。

2?鋇吃蓖順齷?制的有關標準模糊。黨員退出機制是指通過合理的機制清除那些不合格的黨員。盡管每次代表大會報告都強調要及時處置不合格黨員，但是，黨員是否合格的標準是什么？有的學者認為，黨員合格的標準就是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可是先鋒模范作用仍然是一個定性而不是一個量化的概念，缺乏可操作性。黨員到底如何做，才算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往往是黨組織說了算，對于黨員來說，不易把握。有的學者認為，黨員合格的標準就是認真履行黨章規定的黨員八項義務。但是，黨章對黨員義務的規定仍然是一種總體上的規定，而且往往靠黨員自身的自覺行為去履行，也沒有量化可行的標準。比如，黨員是否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因此，不合格黨員的標準過于模糊，就使得在實踐中，及時處置不合格黨員的規定得不到貫徹執行，使一部分不合格黨員仍然滯留在黨內。

3?輩緩細竦吃鋇摹巴順觥貝嬖誆僮髂訓奈侍狻！兜癡隆訪魅飯娑ǎ骸暗吃比綣?沒有正當理由，連續六個月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或不交納黨費，或不做黨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認為是自行脫黨。支部大會應當決定把這樣的黨員除名，并報上級黨組織批準。”這三項標準應該說是很明確的，也是具有可操作的量化指標。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市場化的發展，我國人口流動加快，流動黨員逐漸增加。有的黨員到經濟發達地區務工經商，而沒有及時進行黨組織關系轉移，導致“三不黨員”（不參加組織生活、不交納黨費、不做黨分配的工作）增多。“三不黨員”在一部分農村表現尤其明顯。筆者曾在部分農村調研發現，“三不黨員”占黨員總數的10%，個別村甚至達到30%。據某村黨支部書記介紹，這些“三不黨員”也不是明顯的拒絕參加組織生活、拒絕交納黨費、拒絕做黨分配的工作，他們只是由于外出而不能及時交納黨費和參加黨組織生活。如果與黨員本人取得聯系，他們一般會補交黨費，因此，也就不便把這樣的黨員除名。也有一部分黨員故意不按時交納黨費、故意不參加黨組織生活和不做黨所分配的工作，本應該按照組織程序進行除名，但是中國是一個熟人社會，一些黨組織書記礙于情面，一般也不會對其進行除名。

4?鋇吃蓖順齷?制的后續配套工作不夠完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不合乎黨員標準，在被清除之后，他還可以做一個合格公民，還可以做一個有益于社會的人。對于那些理想信念動搖、意志不堅定的共產黨員，他們退出黨組織，留在黨外比留在黨內無論對其個人還是對整個黨組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都是有益的。但是，由于思想觀念的影響，一部分只有“黨員身份”而無“黨員實質”的黨員，仍然不愿意退出黨組織。他們認為在以政黨為主導的社會里，一個黨員如果退出黨組織或者被開除出黨，就會很難在社會中獲得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筆者在調研中了解到，一些基層黨組織也囿于讓一部分不合格黨員退出黨組織造成的負面影響，而不愿意清退不合格黨員。

三、進一步完善黨員退出機制的對策

要完善黨員退出機制，首先要明確為什么要清退黨員出黨。這是由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本質所決定的。如果說在無產階級政黨取得政權之前，投機分子相對不多，那么在無產階級政黨建立政權之后，投機分子的產生就容易得多。因為加入黨組織意味著可以掌握更多的政治資源和榮譽。因此，無產階級政黨在奪取政權之后，尤其要重視黨員質量問題，及時清退不合格黨員，建立保障黨員隊伍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黨員退出機制。

1?泵魅返吃蓖順齷?制的類型。黨員退出機制，從總體上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開除機制，另一種是勸退機制。開除機制，是針對那些嚴重違反黨的紀律，嚴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給黨組織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的黨員。這些黨員不但作為黨員要受到黨組織的處罰，就是作為普通公民，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勸退機制，是針對那些沒有犯明顯的錯誤，但是在思想上、行為上、作風上、工作上處處表現不出黨員的先進性，不但沒有普通群眾表現好，反而落后于普通群眾的黨員。這樣的黨員留在黨內就是濫竽充數，他們只享受黨組織的資源，而不愿意為黨組織貢獻自己的力量。這種類型的黨員必須通過勸退的方式，使其退出黨組織。

2?鋇吃蓖順齷?制的“關口”要前移，對那些不合乎標準的預備黨員要進行清退或者延長預備期。無產階級政黨為了確保黨員質量，嚴把入口關，實行預備黨員制度，而且不同時代黨員的預備期限也不同。1919年通過的俄共（布）章程第一次在黨章中單獨列出預備黨員一章，規定“凡志愿入黨的人，都須經過預備期，其目的在于使預備黨員切實了解黨的綱領和策略，考察預備黨員的個人品質”，［10］并規定工人和農民至少經過兩個月的預備期，其他人至少須經過六個月的預備期。后來預備黨員的預備期規定為一年。1923年中共三大通過的黨章提出了候補黨員的概念，規定“候補期勞動者三個月，非勞動者六個月，但地方委員會得酌量情形伸縮之”。［3］55后來不同時期對黨員預備期規定各不相同。改革開放以后，黨員的預備期明確規定為一年。黨員預備期滿，認真履行黨員義務，符合黨員條件者則轉為正式黨員；需要繼續考察和教育的，需要延長一年預備期；不履行黨員義務，不具備黨員條件的，則應當取消預備黨員資格。但在實踐中，預備黨員轉正率是很高的。筆者在一些基層黨組織調查了解到，凡是預備黨員，經過一年的預備期，基本上都可以按時轉正。這就消解了預備期的意義。之所以要有預備期，就是為了進一步教育和考察黨員，不給投機分子入黨之機會。因此，在新時期完善黨員退出機制，應當高度重視預備期的考察，凡是在預備期發現入黨動機不純或者對黨沒有正確理解的預備黨員，都要延長預備期或者取消預備黨員資格，從源頭上把好關。

3?敝貧ǖ吃北曜嫉拿魅廢岡潁?為黨員退出機制提供可操作性的依據。黨員標準就是黨員與普通群眾相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就是黨章規定的黨員應該履行的八項義務。但是黨章規定的黨員義務是對黨員的統一要求，是各行各業的黨員都應該做到的，是一種籠統的黨員標準。在實踐中我們的黨員分布在各行各業，因此，各行各業黨員的先進性標準也應該有所區別。中共廣東省委出臺了《優秀共產黨員的具體標準》，針對村鎮、街道社區、機關系統、國有企業、學校系統、醫療衛生系統、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等八個領域分別制定出不同的優秀共產黨員標準，村鎮優秀共產黨員的標準是“五帶頭”，街道社區優秀共產黨員是“五自覺”，機關系統優秀共產黨員是“五先鋒”，國有企業優秀共產黨員是“五標兵”等。［11］每個領域共產黨員的標準都與各個行業的特點相聯系，這樣就為各行各業黨員標準確立了明確細則。因此，在總結各地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應盡快在全國范圍內制定各個行業黨員標準的明確細則，逐步實現黨員退出機制的常態化和制度化。

4?蓖晟頻吃蓖順齷?制需要群眾的參與。雖然黨章規定黨員加入黨組織需要支部大會討論決定，開除黨員或者黨內除名也需要通過支部大會的決定乃至上級黨組織的批準，但是，在新時期，提高黨員質量，完善黨員退出機制僅僅依靠黨員和黨組織的力量還是不夠的。作為執政黨，共產黨活動不但影響到黨員自身而且也涉及到群眾的切身利益，黨員退出機制也需要群眾的參與。黨員到底先進不先進，是否合乎黨員標準，最終要靠群眾說了算。因此，各級黨組織可以每年召開一次群眾大會，讓群眾對本轄區的黨員進行評議，凡是大多數群眾不認可的黨員或在群眾中表現不好的黨員，就要對其進行認真教育，對那些教育而不改的落后分子，就要堅決清退出黨。

5?筆敵械吃薄巴順觥鋇鈉本鮒啤Ｔ謚泄?黨員是一種身份象征，從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得到了政治上的認可。因此，加入黨組織對于個人乃至家庭來說就成為一種正能量，而被開除或清退出黨，對個人來說則是一種消極因素。之所以有一部分不合乎黨員標準的黨員仍然留在黨內，就是因為一些人甚至一些黨組織負責人礙于情面，不太愿意處理不合格黨員，一部分黨員也擔心如果提議處理某些不合格黨員，會影響到彼此之間的關系。當前，為了更好地處理不合格黨員，應該實行黨員退出機制的票決制，就是通過無記名投票的方式來決定一些不合乎標準黨員的去留問題，從而有效地解決黨員因顧及面子或怕報復而違心舉手的問題。［12］

6?奔憂啃?傳和引導，優化黨員退出機制的社會環境。先進性是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屬性，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是對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本質要求。因此，完善黨員退出機制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本質所決定的。加強宣傳和引導，完善黨員退出機制的社會環境，首先要嚴把入口關，教育每一個入黨者，加入黨組織只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義務，而沒有謀取個人私利的權利。讓那些希望通過加入黨組織而謀取個人私利的人望而卻步。其次，要通過宣傳教育，讓黨員明白黨員的先進性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一旦理想信念動搖，組織觀念淡化，先進性退化，就會被清除出黨組織。通過宣傳，讓廣大黨員理解黨員退出機制是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的一種常態化機制。第三，加強對退出黨員的組織關懷。服務人民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對那些因為先進性喪失而被清退出黨的人員，我們黨仍然要加強對他們的關懷和服務。他們雖然沒有資格成為黨員，但畢竟還是人民的一員，仍然要加強對他們的組織關懷，教育他們做一個合格的公民，減少被清退的負面心理效應。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中國共產黨歷次黨章匯編：1921-2002［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6.［4］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4.［5］黨的十八大文件匯編［G］.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12.［6］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5-56.［7］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54.［8］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9］江澤民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98.［10］蘇聯共產黨章程匯編［M］.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18.［11］廖顯輝.共產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支持系統研究［J］.中共云南省委黨校學報,2012，（5）.［12］李娟.不合格黨員退出機制研究［J］.理論探索,2012，（6）.【責任編輯：閆生金】

第三篇：對我國當前個人所得稅征收存在問題的淺析

對我國當前個人所得稅征收存在問題的淺析

2010-3-12 9:44 韋漢勛 【大 中 小】【打印】【我要糾錯】

摘要：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不僅是稅收的問題，還涉及到國家的財政安全和經濟安全。因此，做好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工作至關重要。而當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征收存在著各種問題，稅收部門應當從實際情況出發認真分析，并找到解決的辦法。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存在問題,解決措施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同時經濟模式也從單一向多元化轉變，各種經濟因素隨之也開始了多元化的趨勢。這對我國的稅收而言，也意味著其稅收主體也開始了多元化進程，稅收政策也隨之做出調整，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從1980年開始征收個人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對我國的財政收入有重大的意義，同時也對平衡社會財富分配起者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仍存在著許多問題。

一、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征收存在的問題

(一)現行個人所得稅政策公平原則上存在缺陷。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是我國稅收的重要方面，在整個稅收體系中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稅收是國家通過強制手段取得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途徑之一，在稅收制度上，有著明確的規定，要體現著法律的威嚴。個人所得稅作為我國稅收的一種，在征收的對象上具有廣泛性的特點，同時在法律的角度上直接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但是目前，我國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上，存在不公平的問題。比如在稅收來源不同時，個人征繳的所得稅就有所區別，比如甲方每月收入來源單一固定為3400元，而乙方收入來源多樣，工資1200元，另外的勞務費1000元，以及其他收入1000元，則前者必須繳稅，而后者卻不用繳稅。此外在收入性質與勞務性質上，也存在不平等的狀況，比如彩票收入與實際工資收入的稅率不一致，導致同樣數額的收入，繳納的稅費卻有差異。此外在確定繳稅主體的問題上，也存在不公平現象。比如甲月收入3000元，乙收入也是3000元，二人工作性質一致，但是甲家庭成員為6人，具備勞動能力兩人，而乙家庭人員為3人，具備勞動能力人員2人。在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征收上，甲乙兩人所交的稅款一致。這對甲來說是不公平的，畢竟甲要承擔的生活壓力明顯比乙重，而在個人所得稅的征繳上，卻與乙承擔一樣的義務，從“以人為本”的角度看，具有不公平性。

(二)個人所得稅征收的嚴重流失。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迅猛，人民生活水平大大的提高，個人收入也在飛速的高漲，這些年來中國公民的個人收入在國民經濟分配中的比例迅速得到提高，目前占到GDP的70％左右。個人收入的提高就為征收個人所得稅提供了堅實的稅源基礎。為我國的財政收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以說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是國家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基礎。然而，目前在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卻存在著稅收流失的嚴峻形勢。被稅務部門稱為稅收征管的“第一難”，被老百姓戲稱為“征的不如漏的多”。可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存在很大的漏洞，許多應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公民通過各種形式偷逃稅款的征繳，偷稅、漏稅、逃稅的情況比較嚴重，特別是一些特殊行業的人員，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存在很大的問題。比如娛樂行業的明星，真正按其實際收入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少之又少，對個人收入的上報存在明顯的欺瞞行為，以前些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劉曉慶案為例，就可以推測中國的娛樂行業的偷稅漏稅情況有多嚴重。而這只是冰山一角，在其他行業也存在這種狀況，比如體育界，運動員的個人收入不透明，在個人所得稅的收繳上，稅務部門又沒有強有力的政策，這直接導致國家稅收的損失。按照預測，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占

稅收收入的份額應當在18％以上，但是目前卻遠沒有達到這個數目，而在西方個人所得稅的比例都在30％左右，可見在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流失嚴重，這給國家的財政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同時也直接影響到了稅法的權威，影響到按量繳稅的公民納稅的積極性，這不僅是財政的損失，更對是社會道德、國家法規的破壞，對我國未來的發展極為不利，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個人收入將會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假如在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問題上存在漏洞，那將影響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這又反過來直接影響到大多數公民收入的提高，無法實現全面小康的偉大目標。因此個人所得稅征收的流失，會造成嚴重的后果，不利于國，也不利民。

(三)稅收制度不完善，個人責任意識淡薄。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各種法制的建設還不夠健全，法律不夠完善，存在許多漏洞，這直接導致了個人所得稅稅款流失。由于個人所得稅在制度上的漏洞，導致繳稅人或代扣代繳人采用化零為整、虛報冒領的手段逃避個人所得稅的繳納。我國在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上也不夠完善，例如對一些應收所得稅的起征點、扣除費用等方面的規定不夠完善，造成某些所得稅的起征點過高或過低。同時加上稅收人員的工作態度以及素質問題，使得許多違法分子將收入化整為零，分散成多次收入領取，或者是以幾個姓名虛報個人收入，提供虛假的收入數據，冒領本屬一個人的收入等欺詐手段來逃避個人所得稅的交納。制度的不完善是個人所得稅稅款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個人納稅意識的薄弱，社會責任淡薄，是直接導致個人所得稅流失的重要原因。符合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公民，沒有認識到納稅是公民的責任和義務，每個公民都有責任完成自己納稅的責任，這不僅是個人的問題還涉及到國家財政安全的問題，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納稅是每個公民享受社會福利的基礎，沒有國家的稅收安全，財政的充足，社會保障就無法實現。每個公民都有義務為國家的稅收做出應盡的責任，為國家的財政收入做出自己的貢獻，這是一個合格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是社會責任心，職業道德的體現。然而，由于我國稅法的宣傳不夠，對公民稅收教育的不足，以及公民個人素質的缺陷，導致我國有許多有納稅義務和責任的公民，沒有按規定履行自己的權利和義務，而是為個人一時的私利而偷稅漏稅，甚至用各種非法手段隱瞞個人收入，偷逃個人所得稅的繳納。

二、解決問題的措施

(一)致力于稅收的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稅法面前也應該是人人平等，因此稅務部門應該加強稅法的制定，通過稅收制度的完善，改變當前我國個人所得稅稅收不公平的現象。首先要在法律E做出明確的規定，在制定相關法律時必須以公平為原則，在稅收的具體執行上，以全民平等為基調，努力創造一個平等的稅法體系。當稅源不一致時，應當考慮實際收入的數額，實行按實際收入定稅的規定，以此來定稅收的標準，避免收入一樣而稅源不一致導致的納稅標準不一致的弊病。在多收入來源與單一收入來源問題上，也應當公平對待，按實際收入額來確定繳稅的數額，而不能看單項收入是否達到征收點，要看全部的收入，這樣才公平，也能抑制各種通過化整為零，來逃避稅收的現象。

此外，從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稅項目來看，雖然各種稅收項目繁多，但實際上真正起作用的只有工資、薪金的所得，由于目前我國在這兩方面的稅收，實行強制性的繳納，有比較完善的代扣代繳課征管理制度，使得這兩項在稅款的征收上比較成功。但是其他各項個人所得稅，許多是國家規定暫不征收的，因此造成法律規定上的混淆點，對于我國規定征收的稅收項目缺乏行之有效的征管辦法，最后造成稅款的流失。而根據我國目前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來源來看，只依靠工資和薪金收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可以說是少之又少，大多數的高收入人群，都是通過其他途徑增加收入的，比如股票等有價債券的投資，股份分紅，利息分紅等，這些收入才是高收入人群主要的經濟來源，而我國在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上，對這些人群的這些收入分析明顯不足，導致應收稅款的流失。而這樣一來，本來應由高收入人群擔負的個人所得稅，就轉嫁到了中層收入的人群身上。從公平的角度而言，這對收入明顯少于高收入人群的中等收入人群來說，是極為不公平的，他們占的社會財富不如高收入人群，但是所承擔的稅收責任，社會責任卻重于他們。所以在個

人所得稅的征收上，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應對收入過高的人群進行有效的調節，使社會財富分配趨于合理化，形成一個好的稅收環境。

(二)嚴厲打擊偷稅漏稅等違法行為。對于偷稅漏稅分子而言，必須加以懲治，才能有效遏制非法行為的發生。首先，在法律上，要加大對違法分子的懲罰力度，以便對違法分子起到震懾的作用。同時，稅收部門必須嚴格執法，不能姑息養奸，對偷稅漏稅逃稅等非法行為坐視不管，應當加強對稅收工作的監督，擴大執法的范圍，著力清查高收入人群和特殊人群的收入狀況和納稅狀況，不能受各種社會關系和勢力的干擾，應當保持稅收的獨立性，一經發現問題要及時從嚴處理。此外，要對稅收入員進行全面的培訓，加強稅收隊伍的素質，從執法的角度上，全面加強稅收隊伍的執法能力，同時加強清查各種偷稅漏稅行為的偵查能力，著力培養稅收隊伍的反偷稅漏稅能力，從執法方加強控制，杜絕各種腐敗人員的加入，純潔稅收隊伍。

(三)加強稅法宣傳，提高公民納稅意識。由于我國的教育水平不夠發達，導致公民在思想意識上存在盲點，對稅收制度不了解，對相關的法律不了解，沒有認識作為納稅人是光榮的，沒有意識到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是每個公民對國家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因此要讓公民知道，稅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民在繳納稅收的同時，也是在享受稅收帶來的各種社會福利。首先要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稅法宣傳，宣傳稅收知識，特別是針對高收入人群，要全面的進行教育。其次，要重視對未來可能成為納稅人的人群進行提前的教育宣傳，從思想上改變他們的納稅意識，提高他們對納稅的責任感。再次，對稅法的解讀要清晰明了，不能制定出只有專業人士才能看懂的法律，這樣不利于稅法的普及，也就不利用個人所得稅的稅收宣傳，要讓法知于民，民行于法。從制定到宣傳，再到接受應當是一個統一的過程。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公民的納稅意識。

三、結束語

個人所得稅是我國稅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做好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工作，利國利民。因此，必須認清當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征收工作上存在的問題，并及時處理，這樣才能實現個人所得稅征收的最終目的。

參考文獻：

[1]粱朋.稅收流失經濟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2]侯夢譫.稅收經濟學導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

[3]葉青國稅流失與新稅制[M].武漢：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1994

第四篇：當前干部存在的問題

當前干部存在的問題

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穩就業、穩經濟等成為重點工作，作為普通干部，反思自身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素養不夠高。

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會議精神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理論學習不夠透徹，沒有很好滴用理論指導實踐，認為自己是一般干部，局限于了解知道這個層面，運用于實際工作不多。對做點工多，其他工作參與不夠，建言獻策不夠。

（二）工作作風不夠實。

一是業務能力有待提高，存在著“摸著石頭過河”現象，工作成效不明顯。二是創新意識不強，工作上有重視領導布置多、重視實際任務少的問題，機械照搬照套上級、領導的精神和部署，結合單位實際不夠。

（三）業務鉆研不夠深。

一是對待工作不夠主動、積極，滿足于完成上級機關和領導交給的任務，在工作上遇到難題時，不善于思考、動腦，等待領導的指示，說一步走一步，未能把工作做實、做深、做細，滿足于過得去。二是對業務知識的學習還不夠，缺乏一種孜孜以求的精神，認為自己已有的一些業務知識可以適應目前的工作。不注重業務知識的全面性，等到問題出現再想辦法解決。有時由于工作的重復性，圖省事，照搬照抄，沿用老方法解決問題；在工作中遇到繁瑣、復雜的事情，有逃避的傾向，認為“船到橋頭自然直”，坐等待辦法出現，而不是自己尋找對策，缺乏一種刻苦鉆研的精神。

（四）自我要求不夠嚴。

一是工作標準不高，有時在任務重、壓力大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怎樣盡快完成工作任務，存在著“以應付求過關”的想法，不能從盡善盡美、時時處處爭一流的標準上去把握。二是工作效率有待提高，沒有制定工作計劃，工作有時比較散漫、松懈、不夠嚴謹，緊迫感、危機感不夠強。

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一）提高理論素養和思想水平。

堅持把學習作為永恒主題，全面提升理論和政策的認知水平，筑牢思想之基。加強學習是解決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的前提和基礎。充分利用時間，搶著學；結合自身工作，切實學；結合時事政治，及時學；利用各種媒體，廣泛學。在學習中總結，在學習中提高。

（二）提升執行能力。

執行力是第一位的能力，任何時候、做任何事都不能拖拉，手頭上的事要盡量往前趕，努力養成“事不過夜”的好習慣。首先要克服個人辦事拖拉的不良工作作風，著力提升辦事的效率。其次任何時候都要真正以扎實的工作完成當前的各項工作任務。再次要不斷地向實踐和周圍同事學習知識、經驗方法、能力和技巧，不斷豐富實踐，積累經驗。同時，還要學會巧干，面對不同的情況、不同的問題，要學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盲目、不蠻干，講方法、講技巧，把學習借鑒與總結提煉相結合，既用好外部經驗，也打磨好自身“土辦法”。

（三）加強責任意識。

對交辦到手中的工作，要做到嚴謹細致，確保不出紕漏，不給工作帶來任何不利影響。在工作中不斷自我加壓，從每一件小事做起，從每一個細節做起，以更高的標準，更嚴的要求，更踏實的工作作風要求自己，要精益求精、追求一流的工作質量，切實做好每項工作。

（四）提高工作標準。

“在其位、謀其政、盡其力”，遇到問題不躲閃、遇見矛盾不回避，用責任心樹立威信、凝聚干群關系。堅持問題導向，對存在的問題不掩蓋、不回避、不推脫，發揚“釘釘子”精神，針對重點任務，提高目標要求，一項一項抓落實、一件一件改到位，同時統籌兼顧，正確處理好工作與個人的關系，主動把責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

第五篇：我國當前利用外資存在的問題

我國當前利用外資中存在的問題

（一）外資質量不高

一方面，外商為了保持其技術壟斷優勢，將高端核心技術控制在自己手里，或是向我國輸出已經失去競爭力或正在普及和標準化的技術，即使轉讓了部分高精尖技術，往往要附加各種

[6] 限制性條款，不利于我國技術提高

另一方面，我國存在只重技術引進，不注重引進技術的消化創新問題

（二）外資結構不合理

我國外資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1.從外資來源來看，在國際資本流動中，以美國、歐盟和日本為首的發達國家是國際投資的主體，而從流入中國的外資看，我國外資來源主要集中在香港、日本、臺灣等亞洲國家或地區，而歐美等發達國家在我國的投資所占的比例不高。

外商投資來源過于集中在某些亞洲國家，不利于我國國際地位的整體提升。

2.從外資的產業構成來看，我國急需發展的農業利用外資額最少，而工業中制造業利用外資比重最大，另外服務業中房地產利用外資的比重也很高。這種外資結構的傾斜加大了中國三次產業結構的偏差，使三次產業之間發展水平與國際競爭能力的距離擴大，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產生了負面效應；

3.從外資的地區分布來看，我國東、中、部地區相比較，無論在外資使用量方面，還是在外資規模和效益方面，三者都有很大差距。這樣的區域失衡狀況容易加劇東西部地區發展差距,造成更大的不均衡，不利于我國經濟的平衡發展

4.從外商投資形式來看，我國外商獨資化趨勢明顯，合資企業比重下降，且在中外合資企業中，中外方控股比例失衡，或由外方絕對控股或外商獨資

而外商獨資企業大規模進入國內市場，必然對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構成威脅，而且外商可能會濫用優勢壟斷地位，損害公平競爭以至廣大消費者的利益，從長遠來看，這將會削弱我國的整體經濟實力；

5.從外資利用形式來看，外資并購趨勢越來越明顯，而外資并購的領域多涉及制造業、流通業、高科技產業等，部分產業涉及國家安全，如果我國那些事關國計民生的企業被外商控制，則不利于我國對國民經濟的調控和產業結構的優化，還可能導致我國經濟的動蕩，并引發新的危機。

當前中國貨物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我國出口市場上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低價競銷現象嚴重，外貿經營秩序亟待改善

2）貨物出口經營方式粗放，低價格、高物耗、數量擴張的出口模式未能根本改變

3）出口高度依賴發達國家市場

4）外貿順差激增，中國面臨的國際壓力加大

5）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對我國貨物出口貿易影響愈益嚴重

1)較高的貿易依存度

2)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

3)貿易方式不合理

4)工業制成品競爭力不強

5)農產品深加工不足

6)機電產品技術含量不足

7)紡織品、服裝所占比例大，價格低。對策：產業高新化

市場多元化

以質取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