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情與規則

人情與規則

當今，人情消費大行其道，諸如天價月餅等也都是它的幫兇。人情本沒有錯，而利用人情超越規則是危險的。正因為有如此不受拘束的人情效用，再貴的禮物都有人買。

人情是水，規則是岸。人情柔和，超出了規則之岸卻會引發水災；規則明確，缺乏了人情活水卻會死氣沉沉。所以，人情當是規則下的人情，規則應是人情的規則。

人情必須接受規則的約束。人情是感性的，規則是理性的。正因如此，人情容易讓人在一時沖動下作出不當行為，而規則的理性能將人情阻擋在濫情的邊緣。文強等腐敗官員，受賄無數，卻說是人情不好拒絕。不能不說，他們既不想也不會用規則保護自己。就算賄賂是一種人情，那也夾雜太多的雜質。而規則，恰恰是剔除人情中雜質的保障。規則的約束也恰恰為了人情的純凈，保護人情不受物質的腐蝕。所以，從另一個方面說，規則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人情。

規則是人情的凝練與升華。人情是規則的基礎，而規則是從人情的合理部分中提煉出的理性的認識。沒有人情做“地基”，再高的規則便也是空中樓閣，蒼白而無生命力。聯想、蘋果、微軟三家公司，都在IT產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功，為何？工作氛圍十分良好。他們的最大共同點是擁有極富人情味的規則，考慮到每個員工的細微要求，不時表決形成或廢除規則。如此，規則中的人情味使每個員工興致被完全調動，發揮出最大的能量。規則起于人而用于人，若無人情做“血液”，何以充滿生命力；人情，是使規則發揮出最大效益的前提與保障。

所以，我們不能有為所欲為的人情，也不能囿于規則，鐵板一塊。我們應該為翻涌的人情套上規則的框架，為僵死的規則注入人情的柔和與溫暖。謝少龍因為足球俱樂部老板的舊交，賣了“人情”，指使球隊踢假球。這種無度的人情，不僅破壞了規則，影響消極，還真正損害了球迷的人情！某地一孕婦只因付不起手術費，竟被擱置至死，不知這是對規則的愚忠，還是對生命的淡漠，人情的冷漠？他們都將人情與規則割裂，于是讓守規則的人不齒，為有人情的人所厭惡。

沒有了規則，人情會泛濫成災；沒有人情，規則只是無源之水。

人情是規則下的人情，規則是有人情的規則。人生的海上，唯有將規則作船骨，人情為風帆，才能駛向更好的明天。

第二篇：法治與人情

為什么要改變現在那種事事講人情，處處找關系的思想觀念，提倡法治核心價值

中國的法治道路一直不容易走，原因有很多，有思想層面的，有制度層面的。制度上的不足在往后的發展中會不斷進步。我認為要實現法治就不能有人情，要實現法治社會的艱巨目標，執法者必須要鐵面無私，無視任何求情，應當追求公正。

中國一直以來人情關系思想占據社會的主導，現今社會中，人情關系思想也甚嚴重。人們習慣性的將自己放在很濃厚的關系背景之中，如家庭出身，家族地位等等觀念更是殘留在許多人的頭腦中，尤其是在有權勢的人之中，這種觀念更加普遍。一直以來，人們把這種關系的不當理解作為社會生活中人際關系的標準和籌碼，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它的消極影響。

如親屬間的利用職權走后門等等，都與社會法治精神背道而馳，這種行為勢必對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破壞，而且在社會上并不鮮見。中國人喜歡講人情，人情是什么？依我的初淺的理解，人情不外乎兩種，一種就是剛才所講的人情關系，一種則是建立在金錢利益關系上的人際關系。當一種利益直接支配著他們，或者一些世俗的觀念支配著他們的時候，往往會讓這兩種支配超乎法律的界線,對社會的法治道路設下了難以跨越的障礙。

因而，一旦法律參入了人情關系的成分，法治就會受到破壞，人們的法治觀念便會淡泊，漸漸減小對法律的畏懼，甚至不尊重法律，視法如無，法治就會失去它的威嚴與效力。就比如甲與乙的違章行為完全一致，而甲因為有權勢通過人情關系受到了輕罰，乙因為找不到人情關系受到了重罰，這是完完全全的人治，是一種倒退。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談及法治，法律成了執法者手中的橡皮泥，而執法者背后就是違法者的猖狂，他想怎么捏就怎么捏。這時法治相對人的行為則處于一種不定狀態：輕罰或重罰，取決定因素的是違法者的人情關系的大小，這就可能迫使相關人去跑關系，而最后是否輕罰，就決定于誰的關系好、誰的送禮重，在此沒有法律一點事，法律成了一個稻草人，成了一個擺設！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常常與特定身份、地位的人建立人情關系網絡，從而使人情與經濟、政治、權力等交織在一起而更加復雜化。在訴訟實踐中，還存在著許多因為權力關系或人情關系而影響法官公正裁決的“人情案”、“關系案”這嚴重挑戰了法律的權威。所以，要想盡快實現中國的法治建設，人們思想上的轉變勢在必行的，只有人們能做到都能以法律為權力和義務的準繩，那法治社會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然法律觀念的加強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大力工作，尤其是法律觀念和知識的普及工作。現在很多公民對法律一無所知，認為法律離自己很遠。所以對人們的法律思想工作一定要加大力度。同時，執法人員務必要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一起努力把中國法治道路上的障礙清除，建設一個真正依法治國的國度。

第三篇：人情與面子

淺談人情和面子

人情指的是感情關系來往，比如說今天你幫了我很大的忙，我欠你一個人情。面子指的是體面，一個人的尊嚴或名聲，比如說今天我被老板當著同事的面訓斥了，我會感覺沒面子。

世界上的人類交往中沒有不要面子的交際。而中國人重人情、重面子，人情高于一切，面子高于一切。而受文化制約而成的這種社會機制，中國人可以對家庭以外的其他人炫耀自己的權利，可以操弄自己在別人心目的形象，可以改變別人的態度和動機或者行為，使其順從自己的意志，還可以閃避掉別人權利的影響。①因此，我們可以將這套由文化制約而成的社會機制視為一種“權利游戲”來了解中國人的社會行為。

中國社會素有看重“人情面子”的傳統，林語堂曾經說“面子、命運和人情是統治中國的三女神”。為此，人情面子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人際交往中不可逾越的媒介。

人們在與熟人的正常交往時彼此送點小禮物給對方，這本是人之常情，于是，人情就可以用指稱“人們在正常交往時送給對方、用以表達彼此情意的饋贈品”。可見，用以指稱“以物相饋贈或饋贈品”的人情，通常是在一個人與他人的正常交往中所產生的一種副產品，即附加于饋贈品之上的一種情感性義務。收禮方一旦接受了某人的饋贈品，也就同時欠下了對方一份人情。

盡管人們在與熟人的正常交往時彼此送點小禮物給對方本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將“人情”與“送禮”等同起來，在合乎人情的人際互動中，“送禮”并不是必要的，而是要根據 “人之常情”來決定：若是合乎人之常情的禮，就可以送給對方；如果是違背人之常情的禮，就不可以送給對方。在與熟人互動過程中，若禮物送得不當，如送得太重，或送得太頻，不但會給對方造成莫大的人情壓力，還容易讓人產生你必有求于他或是在“賄賂”他的錯覺。禮物過重以及其他東西事物造成的人情，不管是故意還是無心，這些都會造成接受者的負擔，“知恩圖報”“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等心理會處使收受者給予給予者某些便利，也就是“后門 ”。

因此，“人情”本只是用來表示人的自然情感的一個術語，可是，由于種種機緣，人情隨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人情成為用來調節中國人際關系的準則，由是，人情便有了倫理化、人際關系化的特點；另一方面，人情也成為衡量一個中國人會不會做人的重要標尺，由是，人情又具有了社會文化規范的約束機能。所以，是否懂得人情，我們熟稱為是否懂得社會中的“人情世故”。在中國，一個不懂“人情世故”的人猶如大海中的孤舟，是難以航的多遠的，長久的歷史文化制約，造成這種生活處處都有人情，不還不行。有句話說“出來混的，總是要還的”。拿人手短，吃人嘴軟，人情不容易還，人請不要輕易欠下。

在人情橫飛的世界里，面子現象也是影響中國人交往行為的常見心理現象，對其概念的界定尚未達成共識。但是面子定義，大致可以將其分為兩類，一類定義側重面子的心理學意義，從而將其看作是個人心理內部的一種自我意象；另一類定義側重面子的社會學價值，將其看作是一種尊嚴或地位的象征。但是二者都有所缺陷，任何單獨的一種定義都無法全面的解釋面子。

人們在日常互動中，總是通過行為來表現自己以便給人留下印象，譬如中國人在客廳里懸掛名人字畫，身上佩戴名人要客贈送的裝飾品等，都是所謂的“面子工夫”，即為了讓別人對自己產生某些特定印象而故意做給別人看的行為。

在印象整飾過程中，臉面既可以起到人際互動的符號象征作用(代表一定的家世、財富、身份、地位、角色、權利、聲望、榮耀和社會關系)，也能給人們的心理帶來極大的滿足。通過一個人在社會上具有的“臉面”，可以系統地看出他在社會中占據的位置及其在社會網絡中的關系情況。②因此，中國人好講排場，不僅能夠向他人顯示或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且也能因這種顯示或炫耀帶來心理上的愉悅。可見，面子代表了個人在社會中擁有的財富、權力以及關系網絡。“面子”的大小與有無是個體社會地位與名望高低的象征。“面子”的符號象征功能造成了個人印象整飾的“面子工夫”，個體通過符合社會地位與名望要求的“面子”行為，來參加社會活動，并歸屬于一定的社會階層。

此外，還有讓別人看在你的臉面等等怎樣即找別人索要“面子”，其實這也是一種具有身份、地位的體現。“總是要給點面子的嘛”這是揭開中國人權利游戲的密碼。③面子、人情、關系是中國人的權力游戲。在一些日常安全工作中，經常見到這樣一些因為“人情面子”而給安全生產埋下的“事故禍根”: 一些人在檢修設備時礙于“人情面子”，不辦工作 票 或 辦 簡化票、有頭無尾 票；發現違章礙于“人情面子”說下不為例；礙于“人情面子”幫別人干了一些份外的違章的工作；礙于“人情面子”安全技術問答記錄簡化再簡化，直至閉門造車，瞎編造假。④

綜合上述討論，我認為中國人的這種講“人情”、愛“面子”有其積極的一面，它有利于人際互動的和諧進行，維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這種心理也影響著中國人際關系的理性發展。在步入職業生涯之后，我們要考慮如何處理好人情和面子這倆個能夠影響到公私這個微妙問題，善于利用，對事業很有幫助，要是未能處理好，會弄得步步艱難。所以，我們要正確認識“人情”“面子”問題在中國社會的普遍性，理解其中的一些基本的理念，這樣也有助于我們良好的人際關系的發展。

參考文獻：

① http://wenku.baidu.com/view/3e038e01763231126edb11d3.html?re=view下載日期2014-12-1

② http://wenku.baidu.com/view/020d1f6c011ca300a6c39046.html下載日期2014-12-1 ③ 《人情與面子》黃光國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日期：2010-11-1下載日期2014-12-1

④ http://wenku.baidu.com/view/b32606c***9e.html下載日期2014-12-1

第四篇：人情與法制演講稿

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宗族思想占據社會的主導。

封建社會的親尊自不必說，現今社會中，宗族家庭的思想也甚嚴重。人們習慣性的將自己放在很濃厚的宗族背景之中，如家庭出身，家族地位等等觀念更是殘留在許多人的頭腦中，尤其是在農村中，這種觀念更加普遍。

中國傳統法律以倫理法著稱，中國古代在宗法家族內部貫徹“親親尊尊”的倫理原則，形成了尊卑、長幼、男女等不平等的親情倫理關系，這樣的親情倫理關系與以國家統治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容易產生矛盾。中國古代的統治者特別重視這一問題。“情法并立，互為輕重，既不以法傷情，又不以情淹法；并重情法，共同為治”即中國文明所確立的二者關系原則。在此問題上法律對親情作出了讓步，通過情法相互退讓，相互回避，在沖突中實現統一。

法治在中國實施之難度，實不亞于施之印度、海地、索馬里等國。

原因有種種，專挑中國社會人情問題來說。“只有一顆不近人情的心，鐵面無私的性格，始能撇開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維持嚴格之紀律，而這種鐵面在中國殊不受大眾歡迎。”一百年前的中國社會已是如此。往前推兩千三百年，商鞅重典治國最后只落得個五馬分尸的下場，與國人不喜受制于法不無關系

中國的社會就是這樣，一個事件一旦出現了農民工、保姆、賣菜大爺、大學生，他們所作所為肯定是對的，或者是迫不得已的，至少也還是可憐的；而不管其對立面是什么人，警察、城管、學校、政府，一概會被廣大的民眾貶至最低，他們一定是錯的，一定是不道德的，因為他們是一定會與弱勢群體作對的強勢群體。如果不幸所謂的強勢一方在事實面前是正確的，那廣大老百姓也不太愿意承認，往往會說，誰知道他們還干過些什么事。

法律當然要考慮人情世故、社會良俗，然而一旦法與情面臨沖突，首先應該尊重法律，用法律的規則與標準衡量與評判沖突的是非曲直。從理論上來說，法律從制定到執行的全過程都應該已經考慮了全社會所有公民的利益，它應該成為維護社會穩定最堅固也是最可靠的防波堤。

因此，我們應該在法律制定之初，爭論、推動和維護自己的利益，讓即將制定的法律最大限度地體現自己個人的利益，為此我們可以強烈要求并適當妥協。一旦法律獲得通過，就應該堅決執行并要求所有其他人切實遵守。如果有人在此時依然借著人情的理由與法律爭執時，如果有人在執行中以人情為借口人為出現偏差甚至不徹底執行，實際上挑戰的就是你我等所有公民的利益。

在法與情的沖突中，出發點是人情，核心卻是對自己和他人公共利益的踐踏。

如果在法律的制定過程中不盡全力維護自己的利益，在法律的執行過程中不要求執法必嚴，在人情凌駕于法律之上時我們選擇了沉默，那么一旦有一天你的利益被侵犯，你就會發現法律已經成為一紙空文！

第五篇：農村人情與送禮

農村人情現象分析

——以陜西省旬陽縣茨坪村為個案

作者：秦巴蟈蟈

摘要：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禮儀崇尚往來，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在農村，農民歷來對人情禮俗看得很重，注重婚喪大事以及其他禮俗上的你來我往，這種純樸的禮尚往來曾經一直為社會所提倡，然而，現在的農村，人們在人情禮俗上的往來，由過去的講感情型向講排場型快速演變。應該看到，目前節日送禮、隨份子已逐漸改變了傳統意義上交流親情的目的，其背后蘊涵著復雜的人際關系，增添了更多互相攀比和日益濃厚的功利色彩。盡管中國農民收入連續多年穩步提高，但“人情往來”過程當中愈演愈烈的“人情消費”卻讓農民大感吃不消。甚至成為農村人經濟、家庭、心理甚至是生存上的沉重負擔。提倡和引導農村人們樹立正確的“人情消費”觀念，從經濟理性的角度出發合理對待“人情”，是當下急劇升溫的與農村普遍生活實際不相符合的高昂“人情消費”的農村人們亟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人情 現狀 維系 原因

正文：在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時時處處充滿著人情與人情往來，尤其在農村。適度的人情往來能滿足人們情感需要、維系和諧的人際關系。隨著經濟的發展，近年來農村人情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情已不僅僅是作為維系情感的紐帶這么簡單，人情扮演著越來越多的角色，人情消費也越來越多，越來越重，甚至成為農民沉重的經濟負擔。目前農村的人情往來狀況怎么樣？農民的態度如何？農民是否會從經濟理性的角度出發放棄金錢維系下的人情呢？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什么是人情，翟學偉認為，人情是一種由“親情”延伸出來的世情，體現了一種交換關系，是中國人際關系基本模式(人緣、人情和人倫構成的三位一體)的核心[1]。李偉民認為，“‘人情’包含的意義可分為三種：人之情感，所謂喜、怒、哀、樂之類；人與人之間進行社會互動和交往時與對方進行交換的資源(可以是物化、有形的，也可以是非物化、無形的)；人與人交往相處所應遵守的規范準則，即人與人相處之道。”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社會中的‘人情’既是一種社會情感，也是一種可以用于人際交換的資源，是中國人人際互動的紐帶和準則。文中所使用的“人情往來”就是在‘人情’定義的基礎上衍生而來的，具體是指為了維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進行的情感物質的交換。由于人情與禮物交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人情往來往往伴隨著禮物的贈送，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人情往來就是通過禮物的交換來實現。

一、關于禮物的研究 馬林諾夫斯基開創了研究禮物之流。他從經濟交易的角度出發，認為禮物交換是一種互惠性關系。列維-斯特勞特以及薩林斯延續了這一傳統，并提出了互惠的三種類型，即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并且強化了互惠原則的可計算性。關于中國禮物交換的研究，大都是和人際關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尤其關于禮物在維持、再造和改變人際關系中的作用。如“關系”、“人情”、“面子”、“權力”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分析框架。楊美惠對中國城市的禮物交換和人際關系做了系統性的研究。

關于禮物交換的動機，我想有很多社會學精英都做過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時過境遷，人情往來也會出現一些新變化。我現在試圖通過對陜西省旬陽縣紅軍鄉的一個村莊——茨坪村的“人情往來”的具體分析，并初步分析人情在農村生活中的影響及后果，并對“農民能否逃避人情往來”作出進一步分析和思考，期望在此基礎上對“人情”理論有一個更充分的認識和了解。

茨坪村位于陜西省旬陽縣紅軍鄉，地處偏僻山區，交通不便，經濟落后。村莊四周是農田和群山環繞，毗鄰的村子都不超過2公里遠，現有住戶200來戶，以傳統自給自足耕作農業為主，主要種植水稻，村民收入主要依賴家庭勞力外出打工獲得，戶均年收入不足兩萬元。村中青年人幾乎都在外務工，基本上處于“空殼”狀態，是一個典型的西部農村小村莊。

二、農村人情往來的現狀(一)人情往來的基本特點

人情長期以來深深地植根于中國社會，對我國傳統社會的發展產生過特殊作用，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具有至高的地位，注重情感是人情的文化生命基因。盡管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以自然經濟、計劃經濟為基石的人情節節敗退。但在農村，尤其市場經濟還不很發達的農村，農民的人情卻是以堅如磐石之韌勁死守“農村根據地”，農村人情在市場經濟的浸襲下，仍然保有其基本內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村的人情是一個長期的連續的動態過程

中國鄉土社會是一個“生于此，長于此，死于此”的社會，生活在農村的人們有著親密的人際關系，尤其是親密的血緣關系，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賴的地方是多方面的和長期的，因此在人情往來之間無法一筆一筆地清算。首先，生命儀式等時間的差距決定了人情往來的長期性：這次A家生日，B送禮了，而A家不能馬上還禮，必須要等到B家辦事的時候，才能還禮；其次，人情的償還也很忌諱 “即時”，那樣會顯得很“見外”，交換性質過于直露。所以人情的來與往總是有一個時間差，成為一種“延期交換”，總有一方處于“欠情”狀態，并且還債的過程中，禮物的價值總要高于當初收禮時的價值，這種有來有往節節高攀的人情往來就會一直延續下去，使人情成為一個長期的連續過程。在茨坪村，只要某家“辦酒席”，大家就會相互告知，以免錯過人情，村民中甚至還有村民的“生日薄”，特別是在村民“36、49、60、以及70往上”的生日的時候，總會有人湊份子，于是這些就理所當然成為人情消費的時空載體。有些村民不在老家，還叮囑鄰里，有“喝酒”(即送禮——在本村多半指兒女結婚出嫁時的“喜酒”。但更多的還包括喪失、蓋新房、移居新居、生小孩等等等等??)，的機會一定要記得告知，并想方設法請人代送禮，甚至有的時候一天要趕好幾場酒席，生怕錯過未來得及還的“人情債”。如此年復一年，通過這種“辦酒”和“喝酒”維系著村民間的聯系。該村一位村民的話就能很好地對此作出詮釋：

?你生活在這里，就必須得隨大流。在農村，誰家沒有個事得求人的啊，要是平時不與人聯系，求人的時候，誰都不會理你。誰叫你臨時抱佛腳啊？！那屋里的（此處是指村里的一家，家里老人多，缺乏勞動能力，沒有經濟收入，承擔不起高昂的?人情消費?，沒有再參與送禮）現在不送禮，到時候死了都沒人抬。在某種意義上，大家也是靠著這種‘辦酒’的機會聯絡情感。平時不‘走動’，一旦有事，你怎么求人，別人都不會理你。?

2.回禮只增不減

村民也是“經濟理性人”，在“辦酒”和“喝酒”的時候，也在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人們會在適當的時機“辦酒”來收回曾經送出去的人情。而且，人情一旦送出去之后，總希望有點“回報”，這個“回報”就體現在每次送禮的數目上，每次送禮時都會在他人送禮的基礎上，稍微加一點。

?要是別人送了你100元，下回人家有好事，你回100元，一是自己不好意思，二是人家會不高興，感覺吃了虧，覺得你這個人小氣，下次，人家就不來了。所以必須要在原來的基礎上加20到一百元才算‘還禮’。?

在茨坪，村民們一致認為，一個懂人情世故的人應避免將人情往來視為還債。最通常的解決方式就是略增回禮的價值。如茨坪村張某在頭一年12月女兒出嫁時，她姐姐送了1000塊錢的禮金，第二年4月份她姐姐的兒子娶媳婦兒結婚時，張某送了1500塊錢。張某認為，要是只送1000，還不如不去呢。因為這兩次往來時間相隔很近，如果處理不好，便讓人感覺你在還債。筆者曾經問自己因為“還禮”而為難的父親，為什么不定個大致的標準？沒有標準怎么知道回多少禮啊？父親的回答是：

?各家之間的人情厚薄不一樣，怎么定統一的標準啊？要說完全沒標準也不是。其實還是有潛規則的：看人家怎么送給你，反正比他來的稍微多一點就是了。少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了，誰愿意做虧本的生意啊，何況吃虧也是一回，下回人家不和你來往了。你下回出去見著人家你回無地自容的。

3.人情圈較為固定

所謂人情圈是指與某一農民家庭有人情往來的家庭的總稱。之所以稱之為“圈”，一是因為它有相對固定的邊界，哪幾種關系可以被納入人情圈，是有講究的，一般是以一個家庭為中心，按照血緣關系由近及遠向外推。就如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即以“已”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2]26。很明顯，差序格局在中國農村的人情圈中依然靈驗，中國農村的人情圈是一個“熟人”社會，較為固定，一般都是包括姻親、血親，父方親戚、母方親戚。當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交通通迅事業的進步，現在部分年青人已越出親屬關系建立了新的私人網絡。對他們而言，除了既有的親屬關系外，朋友、同學、同事也隨其交際的拓展而納入人情圈，趨向擴大之勢。

?我總不能不和老丈人、小舅子、小姨子他們來往吧？他們生日什么的，他們的子女結婚、生子之類的，我要是不送禮能行嗎？下次怎么見面啊？再說，我老婆還不跟我鬧翻天去！送少了還不行吶！我父母、兄弟姐妹能不送禮嗎？父母都還活著，老舅舅、舅媽要是過生日，我敢不去呀？我父母還不把我罵死去！這些都是至親啊，不和他們來往還和誰來往，別人背地里還會說你這個人出賣了老祖宗，六親不認了！有時候要托人辦個事什么的，得靠朋友，朋友怎么來呀？不靠平時聯絡，臨時抱佛腳，誰理你？事辦完了，就不來往了，人家會說你這個人瞎眼，不值得幫。還有，現在經常去外地打工，交往的人也多了，一起打工的朋友，在外面玩得好的，大家都玩熟了，有什么好事，邀請你，你能不去嗎？?

4.人情往來的互惠性與不均衡性

“互惠原則”仍然作為一個抽象原則存在于中國農村人情往來中。在茨坪村，每一家族中都會有一本“人情簿”，記載家里每次辦酒席時，親朋好友、街坊鄰居所送的禮錢數目，諸如“XXX壹佰元整”、“XXX伍拾元整”等，“還有XXX被套一床、茶幾一個這和人民幣三百元整”。當某家辦酒席時，便拿“人情簿”看看是否與此人有人情來往，如有則按原有金額并根據當前送禮錢的上漲情況，送禮錢到對方家。“人情簿”還要傳遞——當老人去世后，“人情簿”就交給下一代，讓下一代繼續未完的人情往來。由此可見，人情往來的雙方是按照一定的原則在進行人情交換，即互惠原則——村民們本著“有來有去”亦即“禮尚往來”的樸素觀念，通過送人情傳遞感情，維系并鞏固著既有的親屬關系和其他社會關系。但這種互惠性并不是絕對的，由于權力和權威的滲入，許多人情往來已不再是均衡的，即“否定性互惠”——一方收到人情卻不履行回償的義務，而是在合適的時候利用職權為送禮者的工作或升遷等提供機會，也就是單向送禮。單向送禮在嚴塘村主要有三種形式：村民向干部送禮；低層干部送給上級；村民送給城里的親戚。這種非對稱性人情往來增加人情的功利性，工具理性越來越明顯。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陜西農村人情往來的新變化

雖然農村人情依然保持著其基本的特點，但市場經濟的風吹雨打還是使農村人情發生了某些變化。在茨坪村，現在人情狀況與以前相比的變化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人情單次消費金額不斷上升，送禮名目不斷增多

以農村婚宴禮金為例，20世紀80年代2~20元，90年代上漲到50~100元，而今，200元不算多，關系親密的親戚朋友所送禮金高達1000~5000元。壓歲錢也從過去的5元上升到現在的100~500元不等。家庭富裕的甚至達上千塊之高。不僅禮金大幅度上漲，送禮名目也逐年增多：20世紀90年代，只在逢年過節、紅白喜事才會送禮，現在，除了這些基本的場合外，參軍升學、生日滿月、工作調動、職務升遷、甚至連購買車輛、家用電器都要有所表示。特別是春節期間，壓歲錢、紅包、拜年用的煙酒糖等等五花八門的人情消費讓農民苦不堪言。人情單次消費金額的上升，送禮名目的增多，使農民人情消費總額迅速猛長，農民明顯感覺到人情負擔的加重。很多村民認為，人情消費已成為他們的經濟負擔。

2.人情消費的數量越來越多，占居民總支出比例上升

在茨坪村，近些年來，人情消費占總支出的比例是越來越大了。對村民們來說，“辦酒”也是一種儀式，是一種顯示財富、勢力、地位的形式。所以一旦有機會，一定要辦得夠面子。為了辦得體面，有面子，農村辦紅白喜事的規模越來越大，過去，只是請親朋好友聚一聚，而現在為了顯示熱鬧，能請的人都請，全村的人都可參加。同時，宴席場面也越來越大，由過去的兩三桌擴大到現在幾十桌，在比較富裕的家庭四五十桌也不足為怪。酒席的菜單也越來越奢侈，一桌酒席價格從幾百到幾千都有，很多高檔酒也出現在農村的酒桌上。一次酒席下來，要好幾千，甚至上萬。嚴塘村村民說，過去一次喪事只需兩三千，現在已近兩萬，越闊綽，似乎就越能顯示孝順，在村里就越有面子，鋪張浪費很嚴重。酒席辦得越貴，村民們送的禮也就不能太寒磣，用村民的話說是“總不能讓人家虧本”。而且現在，請客送禮名目也多，總的支出也就多了。茨坪村屬于一個中下等發展水平的村子，但許多人仍為人情所攀比：一年中人情支出最少的一千元，多的竟達萬元，甚至有些經濟困難的家庭因人情而大借外債。此種狀況，由茨坪村村民A從2002年到2009年間人情支出的情況(表1)可見一斑。

表一 村民A經濟往來記錄 2002——20009年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3.人情往來的功利性明顯增強

隨著市場經濟的滲入與發展，“情感”型人情逐漸退居次席，“工具目的”型比例不斷上升。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最初是建立在血緣、親緣基礎上的，這種情感也是人們發自內心的真摯感情。人們之間相互走動就是為了聯絡彼此感情，增進了解，表達自己對他人的良好祝福。而處于轉型期的鄉村社會，農民交往范圍不斷擴大，交往方式多元化，人們的交往變面廣，對象相對拓寬，但交往的深度卻持續弱化，感情也隨之轉淡，甚至人與人之間呈現出“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景象。交往雙方的真情實意更多地被表面的虛偽與客套所代替，乃至把感情商品化。有人以“人情交往”為藉口，把“禮”與錢財劃等號，把錢財置于感情、友情之上。甚至還有人把這種“初級化”關系往來的方式推廣到“次級”社會組織交往中去。同鄉之間、村干部與群眾之間、村與村之間都要以“禮”往來，否則就會被誤解為不通“人情”，就會逐漸被人淡漠。“在農村，不請客不送禮很難辦成事”，這是走訪中不少村民的感嘆。人情往來成為一些人借以辦事斂財的工具，農民在感受到物質生活提高的同時又感到生活質量的下降及社會風氣的日益污濁。

三、人情維系的原因

人情往來只是一種形式，人們追求的是人情往來所凝聚的感情及其所創造的關系與關系網絡的培養。既然人情負擔已不堪忍受，農民為什么還要無休無止地趕人情？

(一)人情往來是農民獲取社會資本的最便利方式

農村人情往來是構建社會關系網絡、獲得社會資本的一種方式。人情關系的中止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人際關系的中止。農民文化水平低，獲取資源的途徑也很少，農民個體的生產、生活等保障相當一部分來自于其家庭和人情交往的“圈子”。所以，農民就會千方百計尋找

日常消年收入

費品 7050 8700 9200 14000 14500 19500 21000 25000

1400 1500 1700 1850 1600 2050 2800 3300

農業 生產 1200 1300 1100 800 0 0 0 0

教育 支出 1500 1500 1800 2000 12000 12000 11000 15000

人情消費

人情

占收入比

花銷

重

800 11.35% 1100 12.64% 1250 13.59% 2050 14.64% 2180 15.03% 2950 15.13% 3250 15.48% 3960 15.84% 機會建立和維持更廣闊的人際圈，擴大交際范圍，結交更多的“關系”。而建立這種“關系”的方式就是“人情往來”。建立在人情往來基礎上的人際關系在為人們轉移經濟危機、政治與社會風險提供了支持，為人們能順利適應社會提供了方便。譬如提供工作職位、交換信息等。如在農村尤為常見的是農民間的日常互助。

農村對其關系網絡的嚴重依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農業生產和日常生活的需要。在農忙時節，勞動強度高，季節性強，這時相互幫助是非常重要的。除了這些人人皆需的常規性互助場合，如果農民要做生意或從事種小麥、玉米、水稻等勞動密集型、規模較大的作物生產時，則要請更多幫手，這時候的互助尤顯重要。蓋房子也需要幫工。那些沒有眾多人情關系的農民，有時候會遇到巨大的困難。近年來，雖然把建房承包給專業建筑隊已成為解決蓋房子問題的一個有效辦法，但這只適用于房子的主架，仍有許多其他工作要靠幫工完成。

“如果你不顧面子，硬是不送禮，你就會斷了很多人情，會少很多朋友，像建房子、農忙時得請人，你在村里的名聲不好，是很難請到幫手的，到那時真的是寸步難行。所以，就算你再困難，經濟再拮據，輪到趕人情時，借錢都得把人情送上。人情是不等人的。像一些缺乏勞動力的家庭，尤其需要親朋好友及鄰居的幫忙，人情往來就更不能隨隨便便了。”

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相互借貸資金也是經常發生的事情。這時候，擁有關系好而又比較富有的親友就顯得格外重要，因為村民們很少向銀行貸款，他們認為銀行的利息太高，而且不容易貸到手。特別是在只是暫時性資金缺乏時或所需資金不多時，親戚朋友之間在資金上的互助，就顯得格外重要。可見，人情往來在農民生活中承擔了無可代替的作用，農民需要它，縱使已負荷重重，亦無法從無休無止的人情往來中抽離出來。

總之，在一個關系緊密的鄉村社會，私人網絡在許多情況下比物質或金錢更珍貴；互助的需要強化了人情往來的習俗和人際關系的培養。

(二)道德約束的影響

農村的人情往來是一種典型的農村傳統文化，村民受文化慣性的影響，潛意識里會自覺地遵守它，缺乏巨大的變革動力，盡管它已變質。農民受道德義務的約束，不會輕易終止人情關系的往來。在農民們看來，趕人情是義務而非權利，無錢履行這一義務會覺得很羞愧。如果沒有理由地中止這種人情關系，便會受到諸如“不懂人情世故”等言論的非議和村民們的蔑視，就會受到親朋好友和左鄰右舍的指指點點，在自己本來的交際圈里失去地位而導致孤立無援。“生在農村，這是沒辦法的事，親戚辦酒席時你就得送，不送的話，你在人前就再會沒面子了，況且，你請酒席時人家送過了，人家辦酒席時，你卻不送，這怎么好意思啊，別人會說你這個人小氣，不通人情，不懂道理，不會做人。” 一方在某次人情場合如果沒有表達應有的人情，而事后又沒有做出補償，就會導致雙方人情往來的中斷。而這個后果還很有可能引起連鎖反應。農村鄰里信息傳播很快，該家庭的逃禮行為很快會被更多的人知道，與該戶有往來關系的其他農戶一般也會調低對該戶還禮的預期，從而導致該戶的“人情口碑”迅速下降，成為“不重視情禮的人”，久而久之，該戶人情圈將大大縮小，社會融入度、認可度大為降低。因此，農民惟有盡量避免逃禮，甚至盡可能避免減少出禮的金額。另外，面子在人情往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擺酒請的人多意味著認識的人多，越多越有面子，擺酒也就成了相互攀比、滿足虛榮心的途徑。于是請來請去，接踵而至的請柬弄得人們疲于應付，勒緊褲帶過日子。當某家操辦喪事時，有些人參加葬禮只是為了在朋友中維護自己的形象，讓朋友不至責備他，輕視他，只是為了履行道德義務，維護自己的面子，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表示哀悼。道德義務的參與更使農民陷入其中而無法擺脫人情交換。

四、引導農村文明人情往來的對策

人情禮往之初，是為幫助單個家庭應對娶妻生子、安葬親人等大事，各家捐獻出物資、人力的一種互助互濟行為。但是，人情禮往逐漸由自愿的支出行為變成一種負擔和無奈，催生出若干人情往來的誤區進一步加重人情負擔，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精神生活上，都給農民帶來了很大的困擾，亟待矯正，需要通過各方面努力，還原農村人情的本來面目。

1.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

農民之所以陷入這種無止境的人情往來，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農民需要人情往來帶來的人際關系網絡幫助自己脫離生活、生產困境，而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政府對農村公共設施應進行改革，建立與完善農村服務體系，改進農村公共管理，為農民創造不過分依賴私人關系的客觀條件。如加大對農村的投資，完善農村醫療制度、獎勵制度、就業政策以及優惠政策等；拓寬農民集資渠道，充分發揮好農村信用社的作用；加快農村信用社的建設與完善，簡化農村借貸款手續，并提供多種優惠政策，豐富可供農民選擇的集資類型，改變農民一有問題只能求助于私人人情關系的現狀。

2.加強農村的廉政建設

村干部及黨員是改革的帶頭人，首先要嚴于律已，發揮好表率作用。應制定政府干部廉政政策，嚴令禁止干部擺酒宴收一些“關系”人情。在農村，與農民生活最密切的村干部往往是“人情風”的來源。村干部大擺人情宴，相互贈送大筆禮金，農民在無形之中就會被這種不正之風感染，以村干部作參考對象，用超出自己負荷的資金去大擺酒席。農民盡管不情愿，又都在無奈中趨之若鶩，誰也不愿意從自己做起改變這種風氣。所以，村干部應首先從自己做起，不收禮、不請客，走在農村改革的前沿，還原農村人情的純樸之風。

3.改革農村的人情風俗習慣，樹立正確的人情消費觀

通過各種媒體的宣傳，簡化風俗儀式、縮小規模，宣傳大辦人情的危害，逐步改變大操大辦的人情風俗。如民間組織的介入可能比政府更適合這項工作。政府應提供相應的資金、人員、社會資源等幫助。民間組織則開展廣泛的調查訪問，詳細了解農民的現狀和需求，詢問他們的意見，在此基礎上制定合理的人情消費的標準——隨禮的規模和收送的范圍等，借助媒體和基層政權的幫助廣泛宣傳，可以選擇婚喪嫁娶的主辦者為突破口。另外，簡化風俗儀式也很重要，人情債不只體現在金錢的繁重負擔上，還要浪費大量時間——在茨坪村，結婚所費時間一般要三天，喪事少則三五天，多則六七天，而其中一些儀式封建成分居多。因此，化解人情債，也應重視將不合時宜的風俗儀式進行簡化、取消，從風俗儀式、送禮金額等方面樹立合理的人情風俗習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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