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家族制度與社會學

姓名：王子琛

年級：2012級

專業：國際經濟與貿易

課程名稱：文化人類學入門 論文完成日期：2013年12月19日

中國家族制度與社會學

——《金翼》讀后感

作者背景及寫作背景簡介：

林耀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教授。1910年3月生于福建省古田縣嶺尾村。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我國著名民族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中共黨員。1928—1935年就讀于北京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32年獲學士學位，1935年在北平燕京大學獲碩士學位，1937年入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1940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41年回國任教，歷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主任民族學系主任，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其傳記已被《美國世界名人錄》等十多部國際名人傳記收錄。2000年11月27日逝世，享年91歲。一代宗師，學界泰斗。

《金翼》成稿于20世紀40年代，作者通過小說的形式，以黃東林、張芬洲兩個家族的興盛和衰敗我主線，向我們展示了從辛亥革命前后到抗戰時期，中國東南地區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變遷，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家族觀念、宗教觀念、倫理道德等思想。正如作者在書得序言中說道，作者在外求學、闊別家鄉多年后，回到家鄉后卻十分震驚地發現在作者童年就與之關系密切的兩家人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5年前黃張兩家人合伙做生意，也同樣發達，兩家都受到人們不絕的稱贊。但是現在的狀況卻全然不同，黃家香火興盛，在鄉里既有錢財又有聲望，而張家卻只剩下一個寡婦和她的樣子，房舍也全都破敗了。這樣的差距引發了作者的思考，為什么一度不相上下的兩個家族為什么能在短短20年間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結局？作者希望去探析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基于此，作者根據自己的田野研究的材料和經驗寫成了這部著作。

本書主要結構和內容：

對于本書的結構，林先生自己有過說明。他把東林和芬洲的成敗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青年時代的東林和芬洲都遭受農業貧窮和居無定所之苦。芬洲的一個主意使他們從此發跡：湖口的新店開張，送孩子出國深造，娶親、祭祖、歡宴，榮耀鄉里，直到溝通福州和地方的閩運業務，在稻米和咸魚生意中擴大了 家業，于是社會與人際關系也展開了。第二階段，兩家都遇到了麻煩和不幸。芬洲對家事和世事的不適應，導致生理障礙和早逝，并且因他兒子的失誤丟掉了重建家園的機會。東林也遇到了類似的內部和外部打擊，但他能適應命運變故繼續發展。第三階段，芬洲已經退出了生活的畫面，東林則擴大了生意的范圍，并開始卷入聯系地方政要的成功的商業——人事程序。但社會的政治與民族危機，迫使東林重歸鄉土。”

故事兩個主要人物是黃東林和張芬洲，東林是芬洲的內弟，在東林的祖父去世后，他收到了大哥東明的排擠，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時候，遇見了姻親兄弟張芬洲。于是兩人合伙在湖口開了一間店鋪。兩人便從純粹的農業家庭中走出，將農村和城鎮以經商的方式聯系起來。而兩人在共同經歷了一些事情后走向了生活的兩個極端。芬洲因為家庭成員的連續死亡，使他一蹶不振，最后無力管轄店里事宜，他所經營的“龍吐珠”之家日益衰落。東林卻沉著冷靜，心態平和，解決了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讓自己的“金翼”之家逐漸興旺。最后因為盧溝橋事變的戰斗打響，一切又回歸原點。

分析：

作為學術著作，作者試圖通過對家庭歷史的剖析來解釋支配人際關系的原則。林先生用由竹竿和橡皮帶所組成的框架結構來比喻人際關系。竹竿代表每個獨立的人，橡皮帶代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任何時候任何一個有彈性的皮帶和竹竿的變化都可以使整個框架瓦解”，“人類行為的平衡，也是由類似這種人際關系的網絡所組成”。“每個個體的變動都在體系中發生影響，反之他也受其他個體變動的影響”。“有時候作用在這個體系上的干擾力太大，太深刻，以致在干擾力被取消之后，個人或群體卻不能恢復原狀，而是繼續一種非平衡狀態直至一個新的平衡狀態的確立”。林先生把導致“變遷”的力量歸納為四種：物質環境，技林耀華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狀很像金雞的山，山巒的一側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合。看風水是中國占卜術的傳統組成部分，認為這樣做會使家族發達興旺，而對于社會學家來說，反應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現出的機遇：如突然死亡，與舊時學友重逢，幸運地發現一份文件從而贏了一場官司等，雖說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運存在于各個人的心中，一個人選擇善或惡、聰明或愚蠢，確實不取決于興之所至或偶然的機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來具備的愛好和習慣所決定。這些愛好與習慣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而一個人的善惡智愚實際上早就選定了。

結論： 術原因，人物變換和體系外的因素。

這本書所記述的，從縱向講，有其歷史的連續性；橫向則具有延伸的廣闊性。《金翼》所描述的時代已經遠逝了。但是，我們今天對于國內民族的社會歷史調查工作還十分薄弱，對于漢族文化生活，對于漢族社會具體的調查研究及其系統化的科學成果，也還為數不多。兩家的新居近在咫尺，一直是路經兩家之間商道上的人們交口稱贊的話題。后來兩家的境況卻完全不同，東林處于興旺發達的頂峰，有許多直系和旁系的子孫。他既有錢財又有名望，而芬洲卻死去了。他的家只剩下一位寡居的兒媳和她的養子。再后來張家的房舍破敗了，寡婦陷入孤獨、貧窮的境地。她和養子甚至被迫返回遠方的娘家，和遠方親戚們過活。學者們說，人類的生存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學習，對刺激做出反應的過程。人的行為像所有的動物的行為一樣，處在這些過程的控制之下。就像達爾文的進化論，“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這是競爭法則，是整個社會的法則。他們適應實際狀況、環境和種種事件以便學習和生存，只是張家除了芬洲在世的時候能對生活做出很好的反應并適應環境的變化，這也該是他們家族破敗的原因。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學會去適應環境，適應環境的改變，隨機應變，這樣我們才能獲得成功。

通過這本書，我學到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道理，看到了近代社會生活的縮影，我想，作為一個有思想的人就該向東林一樣，無論怎樣，都可以好好地生活。

第二篇：社會學與中國社會發展

社會學與中國社會發展

演講者簡介：

馬戎,男,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學系系主任，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區域發展研究、人口遷移研究、城市化研究、民族關系研究、西藏研究。參加的學術團體:中國社會學會民族社會學專業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社會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口學會（理事）,中國都市人類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優生科學協會（理事）,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國際人口科學學會（理事）。

今天很高興能夠有機會和大家在一起來談一談社會學。因為這個講座是面向全校同學，有些其他系和專業的學生對于社會學可能并不了解，所以我想利用這個機會來向大家簡要地介紹一下社會學這個學科和它的作用。我想主要從三個方面來進行介紹：

1．什么是社會學？社會學與其他學科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點？

2．社會學對于我們理解和分析人類社會能夠提供什么幫助？它所能提供的哪些啟示是其他學科所不能提供的？

3．在當前中國社會的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人們思想中也產生了許多疑問。對于我們理解和分析當前社會存在的重大問題，為我們思考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社會學能夠發揮什么作用？

一、什么是社會學？

按照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的說法，“社會學是以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系，以及更廣泛的群體、階級、民族、文化乃至人們通常所說的全部社會的宏觀方面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科學”（2000：6）。換言之，凡是與人的社會性（而不是自然性，如醫學、生理學等）相關的領域，都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

但是，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歷史學等等，也都是研究人類社會現象的，那么社會學與這些學科相比，有什么區別呢？

我認為，社會學與這些同樣研究人類社會現象的學科相比，之間的主要區別并不在于它有著不同的研究對象，而在于社會學具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當社會學用自己的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來分析人類社會中與經濟、法律、政治、歷史等相關的現象時，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分支，如經濟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教育社會學、民族社會學、人口社會學、歷史社會學、宗教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等。

二、什么是社會學自己獨特的研究視角？

1.首先，社會學主張從綜合和系統分析的角度來研究社會現象，主張通過人們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來研究社會的機構、功能。人類比無機物、植物、動物要復雜得多，人類社會中的各種現象也遠比自然界要復雜得多。人類社會當中的經濟、法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各種現象，都不是各自孤立發生、存在和變化的，所以不應該人為地用一些各自限定自己特定對象的學科（經濟、法律、教育、文化等）把人類社會切割為幾個似乎可以劃分開的領域，而每個學科似乎只需要對其中某個領域予以關注。

例如：研究一個國家中教育事業的發展（規模、內容、教學方法等）是不能脫離開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政府關于教育的立法、歷史上形成的民眾對于教育的態度等等。

2.社會學重視人類社會的“多元性”，我們在談到當今社會的“全球化”時，必須要注意到，在這個地球上自人類出現以來直到今天，各個國家、地區長期存在著“社會多樣性”（如同自然界存在著“生物多樣性”一樣），不僅僅存在著白種人、黃種人、黑人、澳洲土著這些膚色、體質方面的差別和種族多樣性，還存在著在幾千年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各個族群、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其中最主要的是價值觀念與行為規范）與文化多樣性。歐洲的社會組織和宗教文化，與中國、印度的社會組織、文化很不一樣。正是由于對于這些差異的認識，使得今天在一些國家里，“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思潮是并存的。

在科技和交通不發達的年代，空間和地理上的距離和旅行的困難，為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的人員和文化交流造成了障礙，人們在相對隔絕的環境中形成了各自的發展軌跡，形成了在文化習俗、社會制度上的差別。應當說，在地球的不同地區發展起來的人類社會的各個部分之間，既存在共性和普遍規律，也存在著各自的特性、存在著多樣化。

人類社會不但就地區、國家、群體而言，存在著多樣性，每個個體也都有自己的特征，除非將來“克隆人”出現，可以說世界上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在我們分析具體個人的時候，也存在著一個多維角度的問題。

我舉一個典型的例子，也是社會學常說的“角色論”，即一個人可能同時具備多種社會角色。這個分析視角，比單純強調其中的一個角色、一重身份，在解釋人們行為的時候會更科學、更有說服力。比如在解放前，一個資本家，他憑靠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存在著對剩余價值的剝削，他與工人之間是階級矛盾，這當然是很本質性的矛盾；但同時他可能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也會拿出一部分錢做慈善事業幫助窮人；同時他可能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反對當亡國奴，為抗戰而奔走活動；在政治上他可能加入了國民黨并擔任重要職務，反對共產黨；但同時他可能還是一個慈愛的父親，發現兒子是共產黨后，沒有做到“大義滅親”，而是掩護兒子逃走或保釋他出獄。在這個人身上，實際具有多重角色，他的觀念和行為，就是在各種不同的場景下，根據各種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形成的。這應當說比簡單地從他的“階級成分”、“政治身份”這些單一的（無疑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來對他下結論、做判斷要更符合實際情況，在解釋人們做出的看起來相互矛盾的行為方面，也更具有說服力。

3.社會學重視社會變化過程的動態分析。社會的結構和人們的觀念行為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不斷在變化，它絕不是用靜態的視角所能夠解釋與分析的。一個政策出臺，在制定時，決策者是有他的種種考慮的，有一些原因促使他關注到這些相關的因素；當這個政策在社會中實際推行時，社會成員會做出一些決策者預料到并且期待的反應，但是也會出現其他決策者沒有預料到的反應；最后政策執行所造成的綜合性結果，很可能與決策者最初的預期不完全一致。我們看到了實際出現的結果，但是只有深入觀察、跟蹤政策推行全過程中社會里各個群體的反應、他們之間的互動、控制或影響這些互動的機制（官方體制的或民間傳統習俗），才能理解和解釋這些結果，分析最后結果與最初設計的預期目標之間發生差別的原因。

舉一個例子，我們前幾年在研究鄉鎮企業時，不僅僅注意政府對于鄉鎮企業的政策、這些企業印在書面上的規章制度和上報的各項統計數字，我們更為關注的是這些企業實際運行過程中的組織和協調機制，以及企業職工中各類群體對于企業決策過程和日常工作運行的評價。

三、社會學在方法論方面有什么特點？

1.社會學的基本精神是“實事求是”和“實證研究”，反對一切教條主義

社會學在其創始時，主要的精神就是想把自然科學研究中的科學精神和實證方法引入到對人類社會的研究中，真正建立起“社會科學”。

如何做到“實事求是”？只能通過深入社會實際的親身調查，從感性知識入手，經過歸納分析，使這些零散、反映現象的感性知識系統化并找出其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從而上升到

理性化的知識，成為對社會變化規律的總結。這一點，是一切真正以科學態度來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人都會堅持的。當年毛澤東同志為了了解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和各個階級對于革命的態度，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他為了了解北伐時期農村中的基本矛盾和階級關系的演變，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寫出了《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可以說，凡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都是在大量深入的實際調查中總結出來的，凡是不符合中國國情、冒進或極“左”的方針政策，都是在缺乏調查研究、脫離實際的情況下制定出來的。

鄧小平同志關于“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也是根據中國農村和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總結了農民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本著實事求是和反對教條主義的精神而制定出來的。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實事求是和調查研究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改革事業得以不斷發展的保障。這也正是社會學研究的基本精神。

2.結合微觀（個人）研究和宏觀（群體）研究

經濟學中有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分別研究宏觀經濟現象和具體個人的經濟行為。社會學不但研究這兩個層次，同時十分注意把兩者結合起來。群體是由個體組成的，群體的利益與個體也是密切相關的，群體的情緒也時常可以影響和感染個體的情緒。比如在北京有大約250萬流動或暫住人口，這是一個很大的群體，要分析他們來北京的原因，在北京從事的職業，他們收入來源的結構、數量與穩定程度，他們的消費，他們自身的組織和與北京市民之間的交往，等等這些情況，都只能通過對其中抽樣選擇出來的一定數量的個人進行調查才能夠得到。通過個體的行為來認識群體，通過群體的行為來檢驗得自于個體的知識。

3.注重“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結合這里有兩點，一是作為科學的實證研究，所使用的各項指標必須能夠量化，否則無法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只能滿足于模糊的“印象”。比如有人告訴你說，一個地區的民族關系很好，過去很好，現在也很好，我們對于這個回答不會滿意，因為這只是個“印象”，無法證明。如果他告訴你，1970年這個地方兩個民族之間只有10%學習并掌握另一個民族的語言，有1%的婚姻屬于族際通婚，而1995年有50%掌握了對方的語言，在登記的婚姻中有15%屬于族際通婚，如果這些數字準確，我們就可以相信，這個地區的民族關系在這個時期內確實得到改善。因為根據國際上民族社會學大量實證研究的經驗，這些指標可以說明民族之間交往和相互融合的程度。

第二個方面，就是通過科學的抽樣方法，來確定微觀層次的調查結果能否說明宏觀群體。抽樣方法來自數學的概率論，一個工廠生產10萬個瓶子，如何檢驗產品質量的合格率？當然不可能把每個瓶子都測量一遍。數學概率論的發展向我們提供了抽樣理論和技術，我們按照這樣的方法和程序，抽選出50個瓶子，我們就可以有比如說95%的信心，認為這10萬個瓶子的合格率有多高。這是數學證明了的方法，我們社會學的人拿來使用就可以了。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大量的數據已經完全用計算機來統計分析了。大量和及時地吸收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是社會學在方法論上的一個特點，也是社會學得以不斷發展的一個關鍵。

4.強調“比較研究”

大和小，高和低，冷和熱，這些相對性的概念只有在具體事物的比較當中才存在，才有意義。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事物之間存在著的共性和個性，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文化模式的特點，都只有經過相互的比較研究，才有可能鑒別和確定。這種比較，可以是橫向的，在不同地域空間和群體之間進行比較，如我們常說“要符合中國國情”，什么是“中國國情”？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較，有哪些共性，有哪些特點？我國的國有企業與其他國家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企業相比有哪些特點？這些方面的比較可以提供許多啟示。“比較研究”也可以是縱向的，比較我國今天的國有企業，經過了一系列體制改革

之后，與80年代初期的國有企業相比，發生了哪些實質性的變化？

通過實證性的比較研究，我們才可能獲得可以體現在具體指標上的共性和個性的確定，提出有說服力的分析和研究成果。

四、社會學的應用

下面我們試圖通過一些例子，來具體說明社會學與其他學科之間在視角和方法上有什么差別，在理解和分析實際社會現象中能夠為我們提供什么幫助。

第一個例子：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后，政府開始重視經濟生產，而且也重新反思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對于“物質刺激”的極“左”批判。為了調動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工廠開始給一部分工人發“獎金”。從經濟學的原理和在其他許多國家和社會中的實踐來看，為一部分工作努力、成績顯著的職工發獎金，都可以起到“獎勤罰懶”的激勵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不久的中國社會，人們普遍保留著“文革”運動中被強化了的“平均主義”觀念，所以獎金發下來之后，是什么結果呢？那時工人們當中通常是兩種辦法，一是大家商議好了輪流評“優秀”拿獎金，最后的結果是人人都有份；二是拿到獎金的工人把全班組請到飯館里，大家一起把獎金全部吃掉。如果拿到獎金的人，不這樣做，而真的把錢裝到自己口袋里，他就會在班組受到孤立和打擊報復。所以這個在其他社會通常能夠起到“獎勤罰懶”作用的發獎金制度，在那時的中國企業里對生產幾乎完全沒有影響，只是徒然地增加了生產的成本。

如果對當時人們普遍的觀念比較了解，通過“試點”考察一下在發獎金過程中人們的反應和實際效果，可能就不會大規模地采取這種激勵的辦法。

第二個例子：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來，沿海一些地區的鄉鎮企業發展得很快，經濟效益也很好，在全國工業產值中占到差不多三分之一，在出口中幾乎占到一半。后來被鄧小平同志稱為“異軍突起”。沒有鄉鎮企業、合資企業、民營企業的經濟實力，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改革也是很難下決心的。人們長期討論一個問題，當時許多原材料還沒有在市場上完全放開，鄉鎮企業在購買這些原材料時比國有企業付出的價格要高，它們也不能像國有企業那樣得到大量無息或低息貸款，它們向國家交納的稅金也比國有企業要高，在進口設備原料等方面在審批、價格等方面也得不到政府給國有企業的優惠待遇，那么為什么在這種種不利的競爭條件下，鄉鎮企業產品的銷售價格還能夠低于國有企業產品，而且還能夠賺錢、有積累和發展，而盡管各級政府千方百計支持和補貼國有企業，國有企業還是嚴重虧損？

這個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是很難解釋的。因為經濟學重視抽象的概念，見數字不見活人。而社會學最關注的是對活生生的人群的研究。我們1992年在江蘇和山東調查了30個不同類型、不同行業的鄉鎮企業，詳細了解了它們的創立過程、日常管理、分配制度和推銷產品的辦法。通過這些個案的剖析，我們發現，這些鄉鎮企業以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不能真正稱之為現代企業，它們是社區所有的經濟實體，在土地的獲得、貸款的爭取方面得到了基層政權組織的全力支持，在分配制度方面也非常靈活。農民計算自己的勞動與城里工人是不一樣的，作為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他們沒有其他的就業機會，而飯總是要吃的，所以到本村的廠子里干活，能掙到一點錢，他們就認為比在家里閑呆著要好。而鄉鎮企業如果破產，他們就連這個掙錢的機會也失去了。所以我們發現，當一些廠子在財務上面臨困難時，鄉鎮干部和村干部可以給鄉鎮企業工人少發工資甚至不發工資，而企業照常開工運轉，這在城里的國有企業或其他國家都是不可能的。鄉鎮企業可以廉價得到本地的土地和其他資源（如糧食加工），可以說服職工少拿工資，這樣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形成資本積累。

這些情況，不到實地去調查，不與當地企業職工具體交談，是不可能了解到的。經濟學家如果根據經濟學的定理出發，根據“經濟人”假設（追求利潤最大化），就很難理解中國社會中的許多現象，因為人們除了經濟考慮（收入額）之外，還有其他考慮，如社會人際關系、道德形象等等。

第三個例子，我國自80年代以來，深感“文化大革命”時期法律秩序的破壞，提出“法治”建設的問題。這些年全國人大通過了無數的法律，但是許多法律條文的名稱、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參照西方國家的現有法律制定的，這些法律產生于西方社會發展的歷史之中，帶有其傳統政治觀念的內涵，而幾千年來中國社會中人們之間的法律關系具有很不相同的傳統。西方的法律注重的是保護個人的權利，在中國歷史上，老百姓作為個人有過什么權利？以保護個人權利為出發點的法律和法治精神，要在幾千年傳統的中國社會扎下根來，是單憑全國人大通過幾個法律就可以完成的嗎？

可能有些法律條文，它們指的是什么？它們在西方國家被制定出來是為了限制什么？我們對此還沒有搞清楚，就匆匆忙忙地拿過來并且通過了。大家也因此認為中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了。但是事實究竟是怎樣的？我們可以通過在基層社區、法院的調查來分析一下民事糾紛、刑事案件的處理過程，你可能會發現，群眾當中的糾紛，在相當程度上還是按照老傳統，在社區內通過地方權威人物或中介人尋求調解，調解不成才告到法院，而到了法院，法院的人員也首先是試圖進行調解，調解不成，在宣判的時候也必須充分注意當地民眾傳統的“公平”、“公正”觀念，盡管這些觀念與正式法律不完全吻合。民眾當中，傳統上有自己的“鄉規民約”，有民間的習慣法。漢族有，少數民族也有。在執行政府官方制定的法律時，可能在公文上走的是官方規定的程序，實際調解、判案的過程還是參照了當地的習慣法，否則就會與當地大多數民眾的預期相脫節，而帶來社會上的其他問題。電影《被告山杠爺》就是一個非常生動的例子。

我們在考慮中國基層社會的“法治”問題時，不但要觀其名，更要察其實。

第四個例子，民族關系問題。民族意識并沒有像一些人所預言的那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族群之間交流的加強而弱化，而是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和交流的增加而強化。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個族群之間利益的再分配，一些民族原有文化的逐步消失，國際力量對于一些國家民族矛盾的利用與介入，在不同程度上都促進了民族矛盾的強化和發展，危及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而且在政治局勢出現重大變動的時候，民族矛盾甚至會導致國家的解體和民族之間的流血沖突。蘇聯和南斯拉夫就是典型例子。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問題始終存在，采用科學的方法來深入調查這些地區民族關系的現狀以及影響民族關系的各種因素，分析這些因素的作用，對癥下藥地制定各種可行性措施來切實改善當地的民族關系，實在是當務之急。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長期以來為種族問題所困擾，在政府的鼓勵下，民族社會學的研究發展得很快，在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總結出了一系列計量一個地區民族關系的指標體系和分析方法。如在居住地和學校中的種族隔離程度、相互學習語言和接受對方文化的程度、族際通婚的比重、分配方面的各種族之間的群體差異，等等，這些都可以為我們在研究中國各地區民族關系的現狀和預見未來發展趨勢時予以借鑒。這樣的系統化的、可用具體量化指標測度的研究結果，與簡單地聽取當地干部的工作匯報和部分民眾代表在座談會上的發言相比，無疑是更符合實際、更深入和可信的。

第五個例子，教育問題。教育學的研究，一般把眼光集中于現有的學校（學校體制、教師、教材、教學方法等），通常是就教育談教育。但是社會學在研究教育時，是把學校放到社會中，作為社會運行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研究。

我們學校培養的人，是為了升學和升學率？還是為了使學生真正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中所需要的、能夠發揮作用的人才？我們的教材在什么程度上重視了基本素質的教育？農村初中生畢業以后，回村參加勞動，他們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在生產活動中哪些能夠發揮作用？哪些完全用不上？這兩部分的比重各占多少？為什么有一些農民不愿意送孩子上學，或者在小學三年級學會認字和簡單算術之后就讓孩子輟學？政府規定了職業中學的比例，這些“職業

中學”實際上如何在運轉？在什么程度上達到了政府設置職業中學的目標？這些也都需要社會學家通過基層學校的實地調查，根據第一手資料來回答。

而這些問題沒有解決，農村“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為現代化培養新一代有文化的勞動者的目標是難以真正實現的。

第六個例子，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以政府體制改革和精簡為例。我國許多地區的政府財政是“吃飯財政”，即是說，當地政府預算中的幾乎全部或絕大部分是用于支付國家雇傭人員的工資和事業的基本開支。全國兩千多個縣，如果每個縣的政府能夠真正裁減下來5%—10%的人員，全國就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在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在國民黨的圍困當中不得不實行“精兵簡政”。今天中國仍然面臨同樣的問題，但是怎么減，減哪一部分人？開開一般的座談會是議不出結果的，只有對于一個鄉鎮政府、一個縣政府的下屬各個機構和人員以及他們的工作情況，進行系統深入的實地調查，進行量化分析，確定在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哪些工作是應當從政府機構轉出來給社會的管理機構的，哪些是完全不需要管理的，哪些是現有機構為了維持自身的生存而人為“創造”的？在這些對于工作職責和工作量的具體調查和計量之后，才有可能提出有充分說服力的機構改革方案。

最后一個例子，腐敗問題。從80年代后期開始，貪污腐敗成為我國社會中的一個嚴重問題。檢察院設置了“反貪局”，制定了一系列懲治貪污腐敗分子的法律，民眾對貪污腐敗更是深惡痛絕。但是許多年過去了，似乎腐敗分子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為什么？政府干部隊伍是十分龐大的，腐敗分子（揭發出來的）與公認的廉潔自守的干部之間，存在哪些不同？他們各自有哪些特征？反腐敗十幾年了，這些問題并沒有系統深入地進行研究，過去常常用來審查干部的一些指標，如“家庭出身”、“階級成分”，雖然有些“政審表”中還保留這些填寫項目，在建國50年后已經不能說明問題了。成克杰、胡長青似乎出身都不錯，也都在黨旗下宣過誓，為什么淪為腐敗分子？

要分析腐敗的產生，要從制度因素、單位小環境、個人因素這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和調查。“權力”的行使能夠使得其他某些人在經濟上獲利，那些人為追求利潤就有足夠的動力來行賄，在制度上逐步縮小“權力”作用的空間，也因此勢在必行。這是十分淺顯的道理，但是多年來進展不大，為什么？

現在許多單位（政府各部，地方上的省、市），都在以各種名目發獎金福利，而且明顯地向領導干部傾斜。許多做法是“搶黃燈”，“踩線作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領導干部在自己管轄的單位、部門里明顯地占有許多額外的好處（金錢、住房、公費旅游等等），這種大量長期存在的現象，無疑使一部分領導干部分不大清楚什么是“合法的干部福利”，什么是“違法的腐敗行為”。“間接地”接受（如吳文英自己沒有拿錢，兒子拿了；成克杰自己沒拿，情婦拿了），他們認為沒有責任，如果裝錢的信封上寫的不是“賄賂款”，而是“介紹費”、“董事津貼”、“股票分紅”，似乎在“市場經濟”中也無可厚非。各個單位向領導干部傾斜的濫發福利現象，今天仍然比比皆是，營造了向腐敗邁進的環境和氣氛。這一點，政府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此外，還可以對揭發出來的腐敗分子進行更深入的調查、分析和比較，僅僅總結為“學習不夠，黨性不強，放松思想改造，被資本主義思想侵蝕了原來健康的肌體??”是很不夠的，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些話，等于什么都沒說。當然，這個方面的調查研究，是很難開展的，因為腐敗現象、“準腐敗現象”太普遍了，人們往往會“對號入座”，十分警惕。前幾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重建中國社會主體文化”的問題，認為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德文化被“五四運動”和革命所摧毀，而共產黨一度提倡、在“文革”前被大多數人接受的“共產主義道德文化”，隨著對“文革”的批判和“傷痕文學”的流行也失去了事實上的威信，在這樣的“道德真空”和文化氛圍中，大力提倡經濟致富，很容易使人們“見利忘義”（甚至沒有了“義”的概念），這是社會腐敗的文化土壤和群眾基礎。這個問題不解決，所有的口號、措施（反貪、嚴打、掃黃、質量萬里行、精神文明建設，等等），只能是“治標”不“治本”。

中國社會在過去一百年里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自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我國社會的許多基本制度（經濟體制、政治體制）都在發生重大的變革，為什么呢？因為這個世界在變，變得用傳統的理論（如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理論，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理論，公有制絕對比私有制先進的理論）無法解釋世界上其他國家正在發生的迅速變化，中國在這樣的形勢下，如果不對體制進行變革，不及時吸取國外的發展經驗，中國就會落后挨打。正是這種非常實際的考慮、非常負責任的考慮，使得我國的領導人提出了“改革開放”的路線。“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體制在變，人們的觀念和行為也必然隨著各種激勵機制的改變在變化。國家在改革體制的過程中，由于沒有經驗，是在摸索中前進，“摸著石頭過河”。民眾在面對新的體制（所有制結構、企業破產重組）和新的激勵機制（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時，也沒有經驗，也在調整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很多人，特別是受傳統觀念影響較少的年輕人，“跟著感覺走”。

這樣大規模深刻的社會變動，為社會學提供了研究社會變遷的最好的研究對象，既可以通過這些研究在學術上做出極有價值的成果，也可以用這些成果為政府的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具有重要的應用性價值。我們可以研究的重大專題有：國有企業改革、鄉鎮企業改制、產權制度變化、土地制度的變化、住房制度改革、醫療體制改革、學校體制改革、農村基層組織變化、城市流動人口、民族關系演變、犯罪問題的演變、宗教組織變遷，等等。這些研究專題都是與我國的國計民生、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在這些重大專題的研究中，社會學的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使民眾的認識和政府的決策更加科學化，更加符合社會實際。

可以說，中國的改革事業在呼喚社會學，改革事業也將造就中國的社會學，中國的社會學工作者在這樣一個天地里是大有可為的。

謝謝大家。

第三篇：費孝通與中國社會學的發展

費孝通與中國社會學的發展

費孝通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一生是與中國社會學的發展連在一起的，其對社會學發展的偉大貢獻，奠定了其在學術上不可動搖的地位。費孝通先生雖然如今已離我們遠去，但是其留給我們的是博大精深的學術思想，這些思想對我們今天仍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追溯費老的學術歷程，理清費老的學術軌跡，深思費老的學術啟迪，對我們這些社會學的后輩來講是非常必要的。

一追溯費老的學術歷程

費孝通先生一生的學術努力是與其畢生的社會學中國化的追求分不開的，費孝通從事學術研究70年，學術歷程大體經過了三個階段，三四十年代對中國鄉村的研究；社會學重建以后到九十年代對中國小城鎮的研究和區域發展的研究；九十年代后期對文化自覺的研究，費孝通每一次的學術貢獻都是社會學中國化曲折道路上的一次重大進步。

（1）對中國鄉村的研究

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江村經濟》（1939）《祿村農田》（1943）《生育制度》（1947）《鄉土中國》（1948）《江村經濟》是在吳文藻先生所倡導的實地的社區研究的方向指導下，運用功能學派的研究方法，取得的卓越成果。《江村經濟》“是一本描述中國農民生產、消費、分配和交換等體系的書” 該書“將說明變化著的鄉村的經濟動力和問題”（注費孝通：《江村經濟》前言，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

這本書在社會學中國化上有兩個突破：一是打破了模仿或者照搬西洋模式的狀態，開始“企圖運用西洋傳過來的科學方法和已有的理論去觀察中國的現實生活，更進一步想對中國會有這樣的德問題作出解釋”（注費孝通：“中國社會學的成長”載《社會學研究》第七期）二本書在人類學研究領域開拓上亦有重大突破。它離開傳統人類學對未開化狀態的研究，而首次開創了對世界上為數眾多的在經濟政治上占有重大地位的民族較先進文化的研究。（注鄭杭生李迎生《中國社會學史新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P142）

《祿村農田》是《江村經濟》的姊妹篇，同樣以村落為單位的社區為研究對象，但是以土地制度為核心，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與《江村經濟》中重描述相比，重解釋，更具有社會學研究的意義。

《生育制度》一書主要對中國得鄉村婚姻家庭、生育、性等各種問題作了全面系統的研究，作者在此開始轉向了微觀社會結構的研究。

《鄉土中國》分別從鄉村社區、文化傳遞、家族制度、道德觀念、權力結構、社會規范等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國社會結構，這是社區學派研究的重大突破。

費孝通在早期的研究中提到：“從鄉村研究里，我曾想逐漸踏進更復雜的市鎮社區，可是因為種種限制，我沒有如愿以償。我計劃的街集調查并沒有實行。一直到現在，我還在找機會去實地研究一個市鎮。至于比市鎮更復雜的的都會，我還不敢做一個具體計劃。但是我明白如果不了解鄉村以外的各種總不同性質的社區很容易像摸象的瞎子，把象形容成四根大柱子。”(注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p152-p153)這個愿望終于在社會學恢復以后如愿以償。從此費孝通開始迎來了第二個學術高峰期，費孝通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了農村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小城鎮。

（2）對小城鎮的研究

費孝通形跡踏遍大江南北，寫了大量的學術著作，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小城鎮大問題》（1984）《小城鎮四記》（1985）《論小城鎮及其他》（1985）《行行重行行》（1992）等。

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前期費孝通把小城鎮的研究重心放在了江蘇，對小城鎮作了系統的研究。其研究思路，在《小城鎮大問題》中費孝通作了概括“類型、分布、興衰、發展”。在這一時期，費孝通提出了“蘇南、蘇中、蘇北”的劃分。后期，費孝通把研究的視野逐步擴大，踏遍中國，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發展模式，比如溫州模式、民權模式、珠江模式等，并在宏觀上提出了區域發展的戰略。

（3）對文化自覺的研究

90年代末。費孝通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文化自覺上。比較能夠體現其學術思想的就是《百年北大與文化自覺》，系統地闡述了其文化自覺地思想。

在中國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認識我們中國人的真實面貌，我們首先要認識自己，才能談得到讓人家認識我們和我們認識人家。科學地相互認識是人們建立和平共處的起點。

人文學科就是以認識文化傳統及其演變為目的，也就是我常說的“文化自覺”。在文化傳統上說，世界沒有一個民族有我們中華文化那么長久和豐富。我們中國人有責任用現代科學方法去完成我們“文化自覺”的使命，繼往開來地努力創造現代的中華文化，為人類的明天做出貢獻（費孝通，百年北大與文化自覺，中華校園網）。

費孝通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十六個字對其文化自覺思想作出了精辟概括。

二.費孝通對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勇擔社會學重建的重任，開辟社會學恢復的艱難之路。

從1953年取消社會學到社會學重建，社會學會受到了20多年不公平待遇，在此條件下，恢復和重建社會學難度和壓力可想而知，這一重任責無旁貸的落到了社會學界元老費老的肩上。

1979年，胡喬木找費孝通先生商談社會學恢復事宜。1979年3月召開了社會學座談會，隨后成立了中國社會學研究會，費孝通被推選為會長，從此社會學走上了艱難的重建之路。

2.提出社會學科建設的疾病呢思路，為社會學學科建設指明了方向。

費孝通在談到社會學學科重建時，曾經形象地稱作“五臟六腑”。所謂“五臟”，是指五個組成部分：學會、專業研究機構、社會學系、圖書資料中心和出版物。“六腑”是指課程設置的六種課程：社會學概論、社會心理學、西方社會學理論、經濟社會學、社會調查研究方法、比較社會學。

這在當時，社會學學科薄弱，社會學界普遍迷茫的的情況下，提出了社會學科重建的基本框架，這無疑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在事實上，我們的學科建設，也確實是按照了費孝通先生規劃進行的，表現出了費老的高瞻遠矚。

3.在社會學研究上，費孝通先生提倡實證的風格。

這種風格在當時是必要的。我們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實現社會學的中國化，絕對不能照搬西方社會學理論，而是要在西方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指導下開展實地研究，解決社會問題，驗證理論假設，發展開拓理論。

“如果我們對已經存在的社會問題能有領導有計劃的進行調查研究，尋求比較切合實際的解決方法；對可能出現的問題較早的有所觀察，有所準備，也就有可能減少或避免一些社會損失。”（注費孝通：“為社會學在說幾句話”載《社會科學戰線》1980第1期）

在費孝通的領導下開展了一些實證研究，比如對江村的追蹤研究，對小城鎮的研究。在調查中，年輕的知識分子得到了很好的鍛煉，保證了社會學的代際接替，為社會學準備了人才。

三對費孝通先生學術啟迪的深思。

1.費孝通醫生學術軌跡為我們提供了研究的獨特思路。

費孝通的研究主線先是農村，隨后轉到了小城鎮，最后定位于文化自覺。這其中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東西。不論是研究農村還是小城鎮，始終沒有脫離其研究的核心鄉土社會。農村是鄉土社會最好的標本，小城鎮研究不過也就是農村研究的拓展，這始終沒有從鄉土社會剝離出去。這使我想到中國現在的很多問題不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源鄉土社會嗎？不論是三農問題等直接的問題還是制度轉軌等間接的問題，似乎都與鄉土社會脫離不了干系。

最后費孝通強調文化自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使其思想精髓。各美其美就說每個民族都有其優秀的文化并發揚這種優秀文化；美人之美就是每個民族都要看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優秀成分，并虛心的學習；

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就是強調文化多元，“和則共生，同則不濟”。

如果把上一個思考歸結為問題意識，那么這個思考我想歸結為解決思路。這個解決思路用鄭杭生先生的話說就是“開發傳統、借鑒國外、立足實際、開拓創新”。

2.費孝通啟迪我們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并重。

費孝通強調社會學實證的風格有其獨特的社會背景。當時中國社會很多問題都沒有反映到社會學研究中，社會學很大程度上沒有與本土銜接。而社會學要發揮其效用就是分析社會問題，解釋社會問題、破解社會問題。如何實現社會學與社會問題的對接，那就要靠社會調查研究。

費孝通在研究中同樣注重理論發展，提出了差序格局、小城鎮等有中國特色的理論，產生了很大的反響，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思維框架。

如今社會學是重實證、輕理論，重經驗研究、輕理論研究。在此講這個問題并不代表，中國的經驗講究已經做得很好，而是理論研究的發展和經驗研究的發展嚴重割裂，理論研究嚴重滯后，經驗研究多是低水平重復，換槍不換藥，研究的材料趨異，研究的內容趨同。

為什么強調理論研究呢？因為它的重要性。理論研究位經驗研究提供指導和框架，經驗研究要用來嚴重驗證理論發展理論，找出蘊含在社會事實后的普遍規律，可以說經驗最后要回歸理論。

3費孝通強調社會學的科學和人文的雙重品格。

費孝通認為社會學價值不僅僅在于工具性，“社會學人文性，決定了應該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關于人、群體、社會、文化、歷史等基本問題，為社會學學科建設奠定一個更為堅實的認識基礎。”（注費孝通：“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第3期）

“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都多是我們社會至今難以直接研究的東西，但這些要素常常是我們真正理解中國社會的關鍵，也是蘊含著建立一個美好的、優質的人文價值。社會學研究應該達到這個層次，不達到就不是真正的,?學?。如果我們能夠靜下心來，坐下來，認真梳理這些傳統的寶貴的遺產，真正在這方面獲得一些突破，那將是社會學的一個重要躍進。”

鄭杭生先生在2006年中國社會學年會主題發言中也提到“社會學研究既要發揚科學精神也要發揚人文情懷；既要開展客觀性的經驗研究也要張揚主觀性的價值評價；既要立足當下實際開展對策性的參與性的現實問題研究，也要繼承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精華，開展歷史性、思想性的意義闡釋”（注鄭杭生在2006中國社會學年會上的講話）

我們在中國社會學日益邊緣化的今天，中國社會學界學者是應該好好反省的時候了

第四篇：中國社會學史讀后感

中國社會學史讀后感

如果從孔德1938年出版的《實證哲學教程》提出“社會學”（sociology）一詞算起，社會學已有170多年的歷史，中國社會學如果從1903年嚴復翻譯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群學肄言）算起，也有了100多年的歷史，當然無論中外，社會思想古已有之，但這里是作為學科的社會學而言的。中國的百年社會學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這就是以新中國的建立為界，分為前一段近50年的中國早期社會學和后一段50年的中國當代社會學。

中國社會學存在著兩大傳統，一是從孔德開始的西方社會學傳統，另一個是從馬克思開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傳統。這兩大傳統的社會學，在早期的50年表現為以孫本文集大成者的經院學派（綜合學派），以梁漱溟、晏陽初為主要代表的鄉村建設學派，以費孝通、吳文藻為代表的社區學派，以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從本質上說，中國社會學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產物。長期封閉的中國社會的轉型是一種被動的轉型。這一轉型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鴉片戰爭翻開了多難與動蕩的中國近代史的第一頁。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與后來的甲午戰爭的敗北，以及戰敗后的西方列強在中國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賠款的狂潮，是中國人民保守喪權辱國之苦，使中國社會日益陷入惡性循環和畸形發展之中。傳統的中學已無力挽救江河日下的中國，西方社會學的傳入適應了中國仁人志士為挽救近代中國社會日益惡化的運行狀態的需要。對19世紀末的維新派和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在為救亡圖存和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首先將社會學這門學科傳到中國，這是由于孔德系的社會學正好適應了維新派人士進行社會改良的迫切需要，他自然成為改派知識分子引進和介紹的首選目標。而在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倡西學，向西方學習的同時，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傳入中國。

新中國成立之前，社會學思想主要來源于西方社會學，并非很認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首先非常注重社會調查，這在一直崇尚“精英文化”，講究賢人政治的中國社會中，這觸及了整個思想觀念上如何著手認識、解決中國的問題。陶孟和、李景漢曾經大大致力于實地社會調查。楊開道力主“以農立國”，并在清河設立了一個社會學“實驗室”，著有調查報告《清河——一個社會學的分析》。李景漢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代表了中國當時社會調查的最高水平。晏陽初主張“民族再造”，中國人有愚、窮、弱、私四大缺點，需要有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分別救治，通過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實施。梁簌溟主張從社會組織構造上重建文化體系。陳達深入研究中國的人口問題，開中國現代人口普查之端。吳景超提出了一套工業化與社會建設理論，并進而探索出了一條融合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新路。以“社區研究”為方法、以“功能主義”為理論基礎，形成了鮮明的“燕京學派”，在吳文藻的主持下，嘗試建立比較社會學。吳文藻“請進來”“走出去”的做法，體現了他宏大的學術抱負，他對派哪個學生，去哪個國家，哪個學校，拜誰為師，吸收哪一派的理論和方法等問題都做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安排，這實在是讓人敬佩！費孝通《江村經濟》《生育制度》《鄉土中國》《皇權與紳權》《云南三村》等等著作中的觀點和主張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復興鄉土工業，這樣不僅可以解決土地問題，還能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集聚工業化所需資本，解決人多地少，重建鄉村，重建中國。孫本文將文化看成是 社會形成的基礎，編著《社會學原理》，號稱迄今為止最翔實精細的社會學概論教材。潘光旦用生物因素解釋文化現象，提出著名的“位育”論。

他們作為中國的第一代社會學學者,他們也曾苦苦探索,研究中國的文化體系和社會問題,試圖在大動蕩的時代中尋找一條富國強民之路,為了堅定理想和信念,他們付出了青春、有的乃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的精神可歌可泣，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完成社會學的本土化，他們為中國社會學在世界社會學界贏得了地位，使中國成為除北美和西歐以外的世界上社會學最繁榮興旺的地方。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社會學學派。

19世紀末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開始出現在中國思想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思想界對馬克思已經不陌生。但是應該看到，這段時間對馬克思的介紹和討論還是比較零碎的。隨著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有兩種不同但又統一的形態。一種是革命批判性的形態，以揭露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致命的弊端為主要任務，以推翻資本主義為目標。另一種是維護建設的形態，以維護改善社會主義為目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然而社會學并未如社會學者期待的那樣發揮作用，把原本是一門維護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社會學認為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偽科學”，并在1952的院系調整中被取消了，直到1979年方才開始重建。1949以后中國的社會經濟曾有過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在此情況下，倘若社會學與社會主義相結合，新政府重視并采納社會學者們積數十年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套社會建設方案，逐步建立起穩定而有效的現代管理體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可能少走一些彎路，一個沒有社會學參與的社會建設，無疑走了很多彎路或者錯路。中國社會學被取消了整整27年，27年后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時，他已遠遠落后于西方社會學，這需要接下來幾代社會學者的努力，才能與西方縮小差距，跟上時代的步伐。曾經與社會學休戚與共的第一代社會學家，則在這場厄運中飽受批判與摧殘，他們對新時代的熱情、對國家建設的參與感受到重擊，最終帶著遺憾走向了凋零。

當下的中國正是經濟轉軌同社會轉型的關鍵敏感階段。盡管我們的社會面臨著一系列亟待解決的矛盾，一定時期的矛盾積累必然需要一個發泄口，社會學的價值就在于他能較為合理的用較小的代價將這些矛盾弱化。從而達到經世致用的目的。這些矛盾問題并不妨礙我熱愛我的祖國，他只能激發我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去運用我們所學的社會學知識來實現社會的良性與協調發展。

社會學是一門處于上升階段的學科，社會是一個巨大的矛盾體，充斥著各種日新月異的問題，社會學就是一個合格或者趨向于合格的修補匠，解決或趨向于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的社會學，一方面要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國際化。中國社會學已走過了一百多年風雨兼程的曲折道路，我們如果立足現實，弘揚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那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它必將大放異彩,中國社會學最終能如先驅者所期望的那樣，為中國的繁榮富強作出貢獻，并對世界文明的發展有所建樹。

第五篇：中國社會學史讀書筆記

11級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Z01114155

丁賢兵

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 ——讀《鄉土中國》有感

當我在圖書館翻閱費孝通先生所著的《鄉土中國》時，我發現人們對于這本書的評價總是用這樣的字眼：“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我想，這兩者間一定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吧，于是我就滿懷好奇，打開《費孝通文集》，找到這篇文章細細品讀起來。

今天，我們來談“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這個話題，不時能看到歷代先賢為之孜孜不倦的身影。應該說，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是費孝通先生于20世紀40年代和90年代先后提出并鋪墊好的。1947年，費先生完成了《鄉土中國》的分析，現代經濟的訴求被抽出去了，只剩下傳統中國社會的一個靜態的模型。同年，他遠赴歐洲對西方人談起了“鄉土重建”。他在這次演講中觸及了一個更為廣闊的人類社會秩序建構的問題，明確指出中國文化的特性在于太注重人與人之間的位育而忽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導致資源利用上的克己。晚年的時候，他談到了“文化自覺”：20世紀前半葉中國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圍繞著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而發展的，以各種方式出現的有關中西文化的長期爭論，歸根結底只是一個問題，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下，現代中國人能不能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還是必須向西方文化認同？

今天，中國的鄉土和文化正日益成為全球化、市場化和現代化規則指導下的在建和待建的“社會工程”，人被這些工程剝離，家園在喪失，內心不得寧靜。現在，千百年來中國人憑自己的勤勞、智慧和 勇敢建立起來的現代國家、民族經濟、文化體系的軀體尚在，然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現代化潮流席卷之下，這些讓我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卻要被這“三化”的理想模式按照它們的生命周期從小到大重新來建造，這是何等的挑戰！當初費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提出并嘗試回答“作為中國基層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這一問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鄉村變了很多，但沒變的東西我們似乎還能在《鄉土中國》中找到。今天我們談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所面臨的時代任務就是在這個家底面前如何消除近代以來畸形經濟發展觀所產生的鄉土中國社會文化失所的影響，使中國的社會發現道路不至于偏離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

文化是上層建筑，它與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世界上并不存在統一的文化，雖然在人類發展的各個大階段中，有大致相同的核心內涵。在全球化中保持文化獨特性，或是多樣性的問題是很重要的。費先生認為，信息時代的到來以及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地球越來越小”。處在這樣一個國際環境下，各個民族、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將會不斷地接觸交流，互相碰撞、融合。正因為如此，我們尤其要提倡“文化自覺”，要清楚地認識自己的文化，認識其他的文化。只有這樣，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共同創造人類美好的未來。“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點和它發展的趨勢，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是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適應新 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在新的形勢下重新反思當前國際上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中國要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認識我們中國人的真實面貌，我們首先要自己認識自己，才談得到讓人家來認識我們和我們去認識人家，科學地相互認識是人們建立和平共處的起點。中國人幾千年來的理想，就是要實現一個人類和平共處并共同發展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間不應互相沖突，而應相互協調。

正是因為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之間的斷裂和接續才使我們發現多重現代性發展經驗與知識積累的不足。這種不足在人文社會科學對中國當代社會問題的層累的診斷報告上一覽無余。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以文言文為載體的傳統文化的式微時節，王國維對鄉土中國的呼告是要我們記住這個傳統文化是有生命的。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現代性追求的行動時期，費孝通提出鄉土中國的時候只不過是讓人們思量一下往現代化前進的時候不妨看看腳下的大地。今天我們在這里再一次呼喊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的時候，不只是為了要緬懷前輩先賢，而是我們也要面對一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根據中國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來看，人們所刻意追求的似乎是西方19世紀的發展模式。這個諷刺性極強的社會發展階段的對應關系毫無疑問是我們這些年來既不講歷史也不問世界埋頭拉車的必然結果。

中國傳統文化源自農村，禮失而求諸野，鄉土中國仍然保持著大量中國傳統文化的原汁，從鄉土中尋找中國現代性的智慧，是一條可能的路徑。20世紀鄉土中國多樣現代性的發展摸索的道路上，梁漱溟先生所進行的鄉村建設實踐就是這方面的努力。費先生認為，在經 濟全球一體化后，中華文化該怎么辦是社會發展提出的現實問題，也是談論文化自覺首先要面臨的問題，要“切實做到把中國文化里面好的東西提煉出來，應用到現實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觸，進行交流的過程中，把我們文化中好的東西講清楚，使其成為世界性的東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