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經濟學支部

張曉春

十八大報告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經濟體制核心的問題就是政府和市場，報告抓住了問題的要害，讓我們看得更清楚、更客觀。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對于市場經濟極其重要。政府看得見的手和市場看不見的手，必須是密切結合起來的。凡是市場主體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都要交給市場主體去做，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不是簡單的政府職能削弱、強化市場功能，而是兩者職能的重新界定，市場要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和社會性監管方面做到位。

30多年來，我國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主要是依靠改革開放、依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不斷擴大而取得的。而現在我們的經濟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又與市場不能充分地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密切相關。中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從擴大內需上下功夫。中國正處在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歷史轉折期，而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要求必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讓二者各司其能，對經濟發展模式從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轉型有很大幫助。要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關鍵在于加快完善以生產要素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市場主導的經濟運營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基礎作用，打破過寬的行政壟斷。

第二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成思危

十八大報告有兩句關鍵的話，第一句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近幾年來，確實有人對改革的方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質疑，還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十八大報告明確了要堅持這個方向。

簡單地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用市場經濟手段來提高效率，用社會主義制度來保障公平。也就是說，一方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來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益和效率。為此我們就必須認真地學習其他國家幾百年來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所取得的經驗教訓，特別是一些好的做法，好的組織方式，和好的管理方式，并且結合我國的實際來加以運用。因此我國現在有了股份制公司、股市、期貨、風險投資等等在市場經濟中產生的事物。

但是另一方面，要堅持和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社會的公平和公正，特別是要保障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為此就一定要推進依法治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依法治國方面取得了不少進展，正在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向努力。從“有法可依”方面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建成，我在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十年期間，可以說參與了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立法，包括物權法、破產法、中小企業促進法、反壟斷法、公司法（修訂），證券法（修訂），專利法（修訂）等等。

經濟法包括三大類別，一是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的法律，二是規范市場主體之間關系的法律，三是規范市場競爭秩序的法律，可以說我國都具備了。但關鍵是在于執法，而執法的關鍵是在于政府官員要依法行政，俗話說就是依法治官。如果政府官員不能夠遵守法律，不能夠認真地執行法律，依法治國就落不到實處。十八大報告里第二句關鍵的話就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現在有一種誤解，有的人說西方就是純粹的市場經濟，甚至有人說是西方經濟學家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這種看法是片面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是西方最權威的經濟學教科書，他在書中就明確指出：所有的社會都是既帶有市場經濟的成分也帶有指令經濟的成分的混合經濟。從來沒有一個百分之百的純粹的市場經濟（見蕭琛主譯的《經濟學》第18版第7頁）。

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經濟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市場主要應發揮好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政府主要應發揮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而這兩只手之間誰強一點，誰弱一點，各個國家是不一樣的。

我們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大體上分三種類型，第一類稱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例如美國、英國等，政府對市場管得較少；第二類稱為萊茵模式，例如德國，法國等，政府管得稍多一點，第三類稱為東亞模式，例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政府管得更多一點。我國政府管得比東亞國家又更多一點，政府對于市場一貫是處于強勢的。

由此可見，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中，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如果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看不見的手配合得好，會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結果，能夠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是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場的效率就會下降，而政府的公信力也會受到損害。因此十八大報告將這個關系作為核心問題提出來，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在這方面有三個問題值得我們探討：

第一，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就是說盡管政府的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但是不應違反市場經濟的三個基本規律。第一是不應違反價值規律，政府補貼和限價都只能是必要時的權宜之計，不可能也不應該作為長期的政策。

例如前幾年我國對汽油限價，有時比境外便宜，香港、澳門的人開車到深圳、珠海來加油，不但把油箱加滿，還把帶來的塑料桶加滿；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到我國著陸都要求加油。這不僅擴大了需求，使供求關系更加緊張，也造成了經濟利益的外流。

補貼也是如此，幾年前有一度豬肉漲價，實際上這是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在市場經濟中，只要豬肉漲價自然就會刺激農民養豬的積極性，不需要政府大量補貼。在這種情況底下，政府只需要補貼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因為低收入人群對豬肉漲價確實承受能力有限。如果補貼給生產者（養豬的農民），可能會過度刺激豬肉的供應，實際上也等于政府補貼了所有的消費者，包括從外國到中國來吃豬肉的消費者。實際上，補貼給生產者的結果，會促使豬肉供應超過需求，豬肉的價格下降。這時候不但增加了財政的支出，反而使得有些養豬的農民最后受到了較大的損害。

第二是不應違反供求規律，市場需求不是由主管部門的官員主觀的預測和臆斷來確定的，而是由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的。

在這方面也有一個例子，本世紀初我到浙江調研，聽那里的同志說，當時他們從市場上感覺到電力缺乏，需要建設新的電廠。但是有關部門的官員說，按照彈性系數計算，我國的電力足夠了，不同意建。結果是杭州有的工廠由于缺電只能一周開四天工；有的居民家里空調因沒電開不了，夏天只好跑到防空洞里去避暑。這就說明我們官員的主觀臆斷，有時確實和市場實際需求有比較大的脫節，這樣也會造成經濟效率的下降。

第三是不應違反競爭規律。市場經濟是鼓勵競爭的，因為只有競爭才有進步，才能最后使消費者收益。顯然，已經占有市場的企業是不歡迎競爭的。以前有一種提法是“反對重復建設”，這是不對的，因為如果單純反對重復建設的話，就會限制新的競爭者進入。后來這個提法改為“反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這就對了。只要新的競爭者合乎條件，又具有更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水平，就有可能迫使較差的、成本高的企業退出市場，最終使得消費者收益。

在這個問題上，政府的關鍵作用就是要反對壟斷，鼓勵競爭。反壟斷不是一般地反對某個或某些企業占有壟斷地位，因為有些行業本身門檻就比較高，不可能讓很多企業進入。但關鍵是要反對這些企業利用壟斷地位來謀取不正當的利益，這是反壟斷法應該加以制裁的。

第二是改革審批制，我國是審批事項最多的國家，近年來雖然做了不少改進，國務院發布了六次減少審批事項的規定。但是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審批事項還是不少，有報道說超過1000項。

審批在不少情況下實際上是政府對市場的不公平。審批的權力在政府手中，批不批都由政府來決定，不批的原因也不一定告訴申請者。民間流傳一段俏皮話：“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人加了一個橫批，“不服不行”。后來又有人加了個備注，“說你行的人要行”。

雖然不可能完全取消審批事項，但實際上有很多事項是不需要審批的，對市場自己能調節的，企業能夠自主的事項，審批只是加強了政府的權力，限制了市場的效率，同時也滋生了大量的腐敗。近年來建設、交通等部門腐敗事件頻出，當然有腐敗分子個人的因素，也有制度上給他們機會的因素。

為此要大力改革審批制，減少審批事項，必要的時候可以把審批改為核準或者備案。所謂核準制，就是政府把條件公布出來，在規定的時間里答復申請者核準與否，如果不核準，應當說明原因。所謂備案制就是申請者報備就可以去做，出了問題政府再查處。現在我國有些備案制實際上還有點變味，備案后還要主管部門同意，實際上是變相的審批制。要真正下決心改革審批制，就應當像鄧小平說的，政府不應該管那些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地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處理好。我國政府機關歷經多次精簡，還是機構臃腫，人員眾多，主要是因為政府管事太多，只“精兵”而不“簡政”，肯定達不到精簡的目的。

第三，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支持。盡管改革開放以后開始，中央不斷強調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性，從對國民經濟有益的補充到必要的補充；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六大報告提出包括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在內的新的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十七大報告提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在國務院頒布的“非公經濟36條”中提出了對非公有制經濟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在十八大報告中有一句話特別明確：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這表明應當依照《憲法》和《物權法》在以下三個主要方面對待非公有制經濟。

第一，同等地使用生產要素，就是在土地、資金、包括貸款等等方面，要一視同仁，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過去盡管說一視同仁，但是還是有“玻璃門”現象，國有企業在市場準入、政府補貼、銀行貸款等方面所得到的支持比非公有制企業要多得多。如果讓國有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同等地使用生產要素，將會大大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第二，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根據《物權法》的精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所有制經濟形成的市場主體都在統一的市場上運作并發生相互關系，各種市場主體都處于平等地位，享有相同權利，遵守相同規則，承擔相同責任。應該允許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要尊重市場的競爭規律，只有公平競爭才能夠使得那些成本低，效益好的優秀企業能夠脫穎而出，能夠使消費者最終受益，同時也能夠在股市中得到投資者的青睞，使得這些企業能夠以更低的成本融資，來加速其發展，同時也會給投資者帶來更高的收益。

第三，平等受到法律保護，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公有制企業，還是非公有制企業，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任何企業都不能用違法的手段侵犯其他企業的合法權益，這是我國物權法的基本原則。

另外十八大報告里還有一條，對非公有制經濟講的，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這一點也是首次提出來的。以前提法是鼓勵民間資本參股中小金融企業。這次的提法不僅承認民營金融機構是合法的，而且還應加速發展。

我擔任民建中央主席時曾經在2005年做過調研，提出要建立社區銀行，因為一方面民間有大量的資金沒有投資的出路，另一方面小企業需要資金又借不到錢，大銀行不愿意借給民營小企業錢，因為有政治風險，市場風險，交易成本又高。而社區銀行就可以為社區內的群眾和小企業服務。社區銀行最了解社區的情況，又沒有歷史包袱，要是有人失信了，他在社區里是無法立足的，在美國就有大量的社區銀行。

要辦社區銀行，要有兩條政策，第一條，實行存款保險，使存款人放心。在美國10萬美元以下的存款戶是強制銀行給以保險的，我國的存款保險從93年開始提出，到現在還沒有實現，因為國有銀行認為不愿意因付保險費而增加成本。建議先要求社區銀行實行存款保險，大銀行不愿意可以暫緩實行。

第二，允許適當提高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這樣才能吸引社區的人來存款。2005年時民建中央在國內外做了很多調研，建議在溫州和天津先搞社區銀行的試點，但是由于當時條件不成熟，有關部門沒有同意。現在建立社區銀行的條件基本具備了，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是一個很好的機遇。綜上所述，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確實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我期待在黨中央的領導下，能夠迅速地將十八大報告的精神化為行動，真正促使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第三篇：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

尊敬的黨組織：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開啟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里程，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以通過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最大限度地激發全社會的投資、創業與創新活力與潛力，全面提升生產率、促進經濟轉型為重要內容。

國內外市場環境變了，但完善市場經濟制度作為新一輪改革的主要任務沒有變

35年前，以放權讓利為特征的改革釋放了10多億人口的致富沖動，這種沖動與要素特別是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結合，創造了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年均增長9.8%的奇跡。隨著收入水平持續提高，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方面，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許多制造業產品從供不應求變為供大于求，甚至一些產品出現了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居民積累的物質財富數量相應地增加了，人力資本也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推動下，國際知識與技術資源的流動性也比以前增加了，全社會對創新的需求變得更加迫切。這需要全面提升生產率，促進經濟轉型，以保持我國未來中長期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態勢。

要保持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就要不遺余力地動員全社會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激發全社會的投資、創業與創新活力。在長期的改革實踐與理論探索以及總結各國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我國找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激勵與配置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初步確定到完善是一個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實踐人們對市場認知不斷提升、體制轉軌不斷深化的過程。目前，我國仍處于體制轉軌的過渡期，要提升生產率、推動經濟轉型，就需要加快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

消除各種資源自由進入與退出的各種體制障礙與約束，政府職能轉變是關鍵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中，政府處于主導位置，這是由經濟轉軌中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特征決定的。不可否認，在市場經濟主體尚未充分發育與成長起來之前，政府主導型經濟下的地方競爭對于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發揮了十分重要的激勵性作用。但是，各級地方政府畢竟不是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所以，政府主導型的地區競爭就不可能是效率競爭，而是一種不完全考慮投入成本、以追求GDp總量為導向的規模競爭。自黨的十五大以來，歷次黨代會報告都明確提出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其實質就是要把這種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規模競爭轉變為一種效率競爭。要實現這種轉變，不是將各級政府改造成為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而是要極大地激發民間投資、創業與創新活力，以各種方式進入市場，成為競爭與創新的主體。這就需要消除各種資源自由進入與退出的各種體制障礙與約束。無疑，政府職能轉變是破解這些因素的關鍵，也是新一輪改革的重點。所以，新一輪改革仍然要從政府職能的轉變入手，具體有以下三個方面。

以商事制度改革為突破口降低制度運營成本

目前，絕大部分行業領域都已經對民間資本放開了，一些地區也提出了“非禁即入”的準入政策。但是，政策上允許進入了，為什么民間資本還不能大量地進入呢?制度運營成本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如果商事注冊登記制度的流程過多、在流程中人為因素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過大，交易費用過高，那么，即使政策放開了，民間資本的進入也是比較困難的。在民間資本與知識存量大量聚集且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如果民間資源不能有效地動員并配置到生產性投資與創業活動，那么，它就會大量分流與配置到與創造財富無關的非生產活動，甚至境外。在我國向中高收入階段邁進仍然需要有效地動員與配置資源的現階段，這無疑是一種資源損失。而降低制度運營成本可以極大地動員社會資源用于社會經濟建設主戰場，并通過低成本的資源進入與退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當前，廣東進行商事制度改革的試點城市與尚未改革地區的對比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2013年1—9月，廣東省進行商事登記制度的深圳、珠海、東莞與順德等四個試點城市新登記的市場主體為36.85萬戶，同比增長了64.11%，而尚未進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地區新登記的市場主體下降了3.4%。如果以此為新一輪改革的突破口，帶動政府職能轉變，那必將極大地釋放全社會的改革紅利。

以增強改革的協同性減少改革與尚未改革之間的不協調性

當前，我國已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R.科斯所說的邊緣改革進入到了核心地帶。這個核心地帶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利益主體之間的相互聯系更緊密，一個經濟領域中的體制機制與其他領域往往是相互交織并彼此牽制，某一個領域改革的單兵突進都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這正是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艱巨性與復雜性所在。諸如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態等五位一體協同改革的統籌規劃;財政體制與金融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合;國內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之間的順序安排，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與壟斷性行業規制化管理之間的關系，政府職能轉變與社會組織成長之間的互補與互動等。當然，整體推進并不是一哄而上，這需要根據改革任務的難易程度、影響大小與環境條件進行分類，并找出重點、順序與配套條件等。因此，當前的部門協同、上下聯動是保障改革有效推進的關鍵。

以約束權力為核心推進公平競爭的市場制度建設

過往的改革經驗與教訓表明，體制改革往往會更多地強調政府向市場與社會放權，而沒有更多地關注從制度上建立約束權力的機制。如果約束權力的制度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就不僅容易重走“放亂收死”的循環老路，而且，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減輕企業負擔的政策也難以形成長期化信譽。要避免這種情況，必須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并通過立法程序相對固定下來。增加變更這些法律條款的成本。制度的籠子包括了三方面的約束機制，一是以法律有效保護的產權制度來約束權力，如果財產缺少法律的有效保護，就容易導致政府侵占個人產權、個人之間相互侵權，個人侵吞公共財產。二是以權力約束權力。三是以社會監督約束權力。比如說，實施財務與政務公開作為對政府部門的一項常態化的制度建設與業績評估要求，定期向社會公開，提高公共服務的公開性與透明度，強化司法監督、媒體監督、公眾監督等。把這三方面的機制建立起來并共同使用，才能使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有實質性進展。

匯報人：xiexiebang

第四篇：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范文）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發布時間：2013年01月16日 08:00

來源：《求是》作者：鄭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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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才能保持經濟發展的活力；合理定位并履行好政府職能，才能維護宏觀經濟的穩定，兩者有機結合、相輔相成，是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障。這既是對過去30多年改革經驗的總結，也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重點。

一、簡政放權、增強企業活力，是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

經過34年的改革，我們成功地實現了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從而釋放出潛藏于十幾億人口中的巨大發展能量，創造了中國奇跡。

整個改革歷程圍繞著調整和改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來進行。舊體制以政府包攬一切為主要特征：在物資上統購統銷，在人力上統包統配，在資金上統收統支，投資權集中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由于否定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窒息了微觀經濟活力，實踐證明阻礙了經濟發展。改革從簡政放權、培育市場關系開始。農村實行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戶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經營者，率先打破了舊體制的束縛。緊接著又向工業、商業領域進軍，出現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城市改革從破除國有企業的鐵飯碗和平均主義“大鍋飯”開始，并引發了計劃、投資、人事、工資、財稅等宏觀管理體制改革。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培育和建立市場經濟的四大支柱：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和法制體系，改革進入了快速、有序推進的新階段。國有企業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與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外資企業一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開始形成。計劃、財稅、金融之間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在抑制通脹、擴大內需的實踐中逐步完善。與市場經濟有關的法律體系迅速建立，對規范市場主體和政府行為、維護市場秩序，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基本形成之后，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又作出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對如何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出了新要求。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政府與企業密切配合，使市場經濟體制經受了新考驗，積累了宏觀調控的新經驗。

實踐證明，我們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關鍵在于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這是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的正確選擇。舊體制的弊端集中到一點，就是脫離這一基本國情，違背社會主義物質利益原則，超越了市場經濟這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企業的利益

決定于其經營業績，個人的收入決定于其貢獻的大小，從物質利益上調動了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生產要素主要由市場配置，提高了社會效率和經濟效益。通過發揮價值規律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大大增強了經濟活力，形成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僅用十幾年時間，就結束了困擾我們幾十年的商品匱乏的短缺經濟。政府則通過制定規則和宏觀調控，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保證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彌補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滯后性，逐步克服了國民經濟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實踐使我們認識到，市場和政府的作用都不可偏廢，把兩者的作用有機結合起來，是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要原則。

二、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應當按照十八大的要求，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減弱，為了盡快遏止經濟增速下滑趨勢，促使經濟回到健康發展軌道，實現到2020年GDP和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雙倍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進一步釋放經濟增長潛力。而市場是活力的源泉。30多年來的改革實踐證明，哪個領域市場化程度高，允許生產要素自由進入，哪個領域的發展就快；哪個領域比較封閉，限制生產要素進入，哪個領域的發展就緩慢。目前，在國民經濟的諸多領域都有大量生產要素處于閑置狀態，而在另一些領域由于限制要素進入，仍然大量存在需求得不到滿足、供給嚴重短缺的現象。

因此，只有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創造更好的條件，才能夠進一步激發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為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宏偉目標提供重要支撐。當前，擴大市場調節作用重點應從四個方面入手。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釋放資本潛力。市場對資源的配置，首先體現在對資本的配置上，資本到了哪里，實物資源就跟著在哪里集聚。我國金融資本存量已經擁有巨大規模，但由于流動性差，資本利用率低，資本配置更易于向國有企業、重點項目、城市和沿海地區集中，農村、小微企業和中西部地區資金供給不足，造成并加劇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金融體制改革應作為下一步整個改革的突破口，由此擴大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能力。2012年年初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指出了金融體制改革的方向和重點，包括放寬金融市場準入、組建地方性監管機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和貸款擔保制度、推行利率市場化、建立以用匯為主的外匯管理體制、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等。這些設想都非常好，應加快制定實施細則，分步驟地加以推進。其中，允許發展民營金融機構，應作為一個重點，在總結溫州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盡快加以推廣。金融體制改革將釋放資本潛力，帶來生產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改革城鄉管理體制，釋放勞動力潛力。我國勞動力潛力仍然很大。所謂勞動力短缺的說法是因為沒有看到農業勞動力的巨大潛力。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仍有2.8億人，耕種18億畝土地，人

均6.4畝。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為第二、三產業的28%，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城鎮居民的31%。土地經營規模小，是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低和城鄉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如能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經營，每個農業勞動力的種植規模可提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今后20年，可以從土地上再解放出2億左右勞動力，進入第二、三產業，連同他們的家屬在內，部分進入城市，將形成推動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有力杠桿，成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徑。未來12年，我國能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從目前人均GDP5400美元達到1.2萬美元，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關鍵取決于此。所以，必須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新制度，鼓勵土地經營權的有償轉讓，發展家庭農場、農業合作社、農業公司等新型農業投資經營主體，吸引民間資金投入農業現代化，培育新型農民。農戶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應確權頒證，長久不變。加快建立社會保障全國統籌和轉移接續制度，為勞動力自由流動創造條件。

改革科技管理體制，釋放技術創新潛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必須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近年來，科研投入大幅增加，科技成果開始成批涌現。我國國內申請技術專利數量已躍居世界首位。國際專利申請量同美國相比，2010年為1：6，2011年已變為1：3.6，照此速度發展下去，到“十二五”末，有可能趕上或超過美國。民營企業已成為自主創新的一支生力軍，專利申請量占全國的67%。目前仍有兩大領域的創新潛力亟待發揮。一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集中了大量優秀人才等科技資源，國資委制定了關于發揮國有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骨干和帶動作用的若干規定，提出將技術成果作為無形資產納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考核內容，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相信這個文件的貫徹落實，將會激發國有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另一個領域是大學。目前全球大學按專利申請量排隊，我國尚無一個進入前50名。大學應成為創造技術專利的基地，提高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度。要通過選拔有創新能力的教師，培養創新型人才。要抓住國際經濟危機帶來的機遇，擴大國際并購，引進科技人才，相關經驗表明利用國際市場科技資源是自主創新的一條重要途徑。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關鍵要擁有自己的技術。目前許多地方都將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列為發展重點，存在著低水平重復建設的現象。政府部門應圍繞有關共性和關鍵技術，組織產業聯盟，實行協同創新。落實國家鼓勵創新的各項政策，以財政投入的增加引導企業增加科研投入，形成鼓勵技術創新的社會氛圍。

改革資源價格形成機制，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礦產資源和土地、水資源價格，應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成本。目前由于一些資源價格偏低，助長了資源的不合理使用和浪費。要通過價格機制的作用，促進全社會形成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意識，努力提高資源使用效益，建設生態文明。人多地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為了保障食品供給安全，同時滿足工業化、城市化對建設用地的需求，必須建立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運用市場機制提高城鄉建設用地的集約化水平。我國北方地區水資源嚴重短缺，但同時存在著水資源浪費現象。在興建大規模南水北調工程的同時，在節水工程上也要增加投資，并通過改革水資源定價機制，促進水資源的節約。目前一些地方興建的“城市礦山”工程，是變廢為寶的重要舉措，應當大力推廣。

三、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建設職能科學的服務型政府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關鍵在政府。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按照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目標，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當前，應重點推進以下方面改革。

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實現調控目標與政策手段的機制化。建立計劃、財稅、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是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經濟穩定的需要。要完善包括中長期計劃、計劃和專項計劃在內的計劃體系，提高計劃的科學性、預見性、可行性，使之成為宏觀調控的依據。加快改革財稅體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的公共財政體系，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建立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保險市場協調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努力保持總供求的大體平衡，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在宏觀調控中，常常出現目標與手段脫節問題。如中央早就提出擴大居民消費、提高第三產業比重等，但收效甚微，有的問題甚至更加惡化。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有力的調控手段。十八大提出加強宏觀調控目標和政策手段機制化建設，具有極強的針對性。

簡化行政審批環節，減少對企業經營活動的干預。許多企業反映對新建項目的審批環節過多，手續過于繁瑣；有些行業進入門檻過高，存在著“玻璃門”；不少市場可以解決的問題，仍習慣于用行政手段解決。應當對現行審批事項認真清理，凡屬于市場調節和企業經營決策的事務，都應交由市場和企業來解決。

規范市場秩序，營造各類企業平等競爭的環境。市場經濟是各類企業公平競爭的法制經濟，必須保護消費者利益。對于不正當競爭行為，特別是用假冒偽劣商品坑害消費者的行為，群眾深惡痛絕。政府有關部門應從執政為民的高度，嚴厲打擊違法行為，讓廣大人民放心消費。要制定科學嚴格的質量標準，加強市場監管，發揮公眾對商品質量的監督作用，在全社會進行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在稅收、信貸、用地、市場準入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應一視同仁，平等獲得生產要素，使先進企業充分發展，落后企業得以淘汰。

四、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應把握好的幾個原則

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在經濟學界，依據對這個問題的不同認識和答案，形成了不同學派。我國30多年改革發展的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一些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認識，并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把握政府和市場關系，要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在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市場發育程度不同，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應從實際出發，按照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原則，采取有效對策，不能照搬一個理論、一個模式。正是由于我們堅持一切改革都要經過試驗的原則，才從不斷摸索中找到了符合我國實際的辦法，把政府作用和市場調節有機結合起來，促進了經濟發展。而且，由于我國經濟發展和體制變化較快，面對新情況，必須采用新辦法。所以，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與時俱進，求真務實，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重要指導思想。

著力培育市場主體、市場體系、行業組織和社會機構，提高社會自我發展、自我約束能力。政府不能包攬過多。有了更多具有活力的企業，就能創造更多的財富。有了完善的市場體系，就能把潛在生產要素呼喚出來，按市場需求合理配置。行業組織是自律性機構，對各行業的技術進步、道德規范、國際訴訟等能發揮重要作用。各類社會機構在評價、仲裁、維護市場秩序、協調各方利益等方面，具有政府難以發揮的作用。在這方面，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應鼓勵發展。

在維護全國統一市場的同時，應賦予各級地方政府適當的管理權限。商品和要素在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內自由流動，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應進一步破除地區市場壁壘，鼓勵各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與此同時，在中央、省、地、縣之間，要合理分權，改變中央財政集中過多、轉移支付比例過高、地方特別是縣級財力薄弱等問題，構建地方稅體系，有條件的地區實行省直管縣的財政體制，擴大地方經濟管理權限。

要樹立全球戰略眼光，在發展開放型經濟中尋求全球資源的優化配置。要優化進出口結構，更好地利用國外市場和國外資源。利用我國豐厚的外匯儲備，擴大海外投資，通過到海外尋求更多的能源資源的勘探權、開發權，打破我國經濟未來發展的瓶頸約束；通過國際并購，獲取國際市場的知識產權和營銷網絡，提高我國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和國際經營能力；通過到海外發展加工貿易，創造出口需求，保持出口的穩定增長；通過到海外承攬工程，帶動勞務和建筑材料、工程機械出口。擴大海外投資還有利于規避美元貶值風險。為此，要大力培育跨國公司，鼓勵有條件的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

（作者：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

第五篇：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和實踐上的重大創新，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為今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尊重市場規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二、全面實行科學管理，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發揮好政府作用，要善于底線思維，注重宏觀思考，深入研究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舉措和問題；要圍繞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切實解決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的問題。要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切實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推動可持續發展。要提供更多優質公共服務，通過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促進共同富裕。要更加注重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創造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的條件和環境，讓市場主體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間來創造財富、發展經濟、造福人民。

三、加強協調配合，發揮好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作用

要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凡屬市場能發揮作用的，政府要簡政放權，要松綁支持，不要去干預；凡屬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政府應當主動補位，該管的要堅決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問題。要善于運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只告訴市場主體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該做什么，由市場主體根據市場變化作出判斷。要找準市場功能和政府行為的最佳結合點，切實把市場和政府的優勢都充分發揮出來，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色和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