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京的胡同教學反思

《北京的胡同》教學反思

鄧志紅

這堂課，自我感覺成功之處在于思路清晰，拓展遷移喚起了學生的思考意識。問題不多，但撐起了一堂課的框架。帶著學生一起深入課文，又走出文本，深入思考。為了做到這一點，自己反復的把原先的教學構思推翻了又重來，不斷的對文本進行深入的分析，揣摩和挖掘。目的就是讓學生能清楚地明白：作者借助課文想表達什么？是怎樣表達的？老師借助課文想要我們掌握、了解什么？

這樣比較清晰的思路，是緣于結合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作為一個語文教師，不可以只是照本宣科。帶著學生沉浸、感受文本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思考問題的習慣。文本只是一個載體，走進去，感受它，還要能夠走出來，思考它。這就需要老師自己先具備這樣的意識，讓自己成為一個有想法的人，并讓學生能夠感受，接觸到你的想法，而不只是教參的執行者。

《北京的胡同》表達更多的是在胡同這個特定的生活環境中那種溫煦、質樸的生活和人們對待生活的韌性。這樣一種曾經的生活流淌在身處異鄉的人的骨骼、血脈中，時間和空間的分隔讓這種生活蒙上了一層美的面紗，時時漂浮在記憶中。為什么身處繁華的都市卻渴望回歸舊有的生活？我們的生活，我們的都市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這樣的變化我們應該怎樣來審視？帶著這樣的思考，我不僅把感受胡同的生活魅力作為教學目標，同時也把一個相對預備年級的學生來說，較為難以把握的的話題“品位、思考胡同文化、城市建筑”也作為了教學目標，這樣一來，課的容量就比較大。而后者又是一個比較厚重、宏大的話題，也不可能在一堂課上講透。所以在授課過程中，后一個教學目標沒有充分表現出來，只是蜻蜓點水般掠過而已。作為公開課、這是一個敗筆。

但是，學生第二天交上來的隨筆讓我嘆為觀止，摘錄如下：

本以為學生是懵懂的，但這些流淌的文字和情感與思考，又讓我不得不思考：一個小小的火種，可以點燃學生的智慧之火，讓他們思想的火花迸發出來。千萬不要低估了自己的學生，他們的潛能是未知的。所以千萬不要高估了自己，站在三尺講臺上，不是求學的停止，而是一個新的求知的起點。

第二篇：北京胡同導游詞

以目前通用的什剎海西岸、后海，鼓樓等三輪車路線為主要參考。這里是北京市劃出的25個文化區中最大的一個，極有典型意義。

(開場白)

女士們、先生們：咱們今天下午的活動內容是逛胡同和參觀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是歷史上北京城的有機體，是組成社會的細胞，是老北京人休養生息、繁衍掙扎的地方，是北京城歷史演進的的有力見證。我們想真正地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就得鉆胡同，串四合院。

為了使大家游覽中增加情趣，現在利用乘車的時間，向大家介紹一些有關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識。

(導游員可利用適當的時間，向客人們總述或分段介紹下面的內容)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千萬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能把它們看成是僅供人們棲身住宿的地方，如果聽我稍加講解，就可發現，原來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蘊藏著如此豐富的中華文化內涵!我先介紹一些有關“胡同”的知識。

(胡同一詞的由來)

北京城內的胡同與繁華的大街比起來，確實有些不起眼，但是據專家們考證，明朝就有人對胡同進行研究了，至今已有了五六百年的研究史。胡同的寫法明朝與現在不同，是將“胡同”二字，分別夾在“行”字的中間，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出版的《京師五城坊巷蘙集》中的“蘙”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獻證明。明朝人對這種寫法非常得意，說胡和同是“胡人大同”的意思，從表面上看具有“少數民族團結”的內涵，然而二字都夾在“行”字之間，就暗示著蒙古人(元朝統治者)早晚要走人的了。

歷代眾多的專家們曾從多角度對胡同一詞進行考證，有的從音韻學角度，有的從字形發展角度，有的從方言角度……最后較集中的成果認為胡同一詞原是蒙古語。本世紀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載，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也有專家說，胡同是蒙古語中“浩特”的音譯。浩特即城鎮，包括胡同。

原內蒙古大學副校長張清常先生的考證是較有說服力的。他認為胡同是蒙古語“Hottog”的音譯，是水井的意思，有人譯作“霍多”或“忽洞”，現在內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賽音忽洞(好井)、烏克忽洞(死井)、哈業忽洞(雙井)等。北京地區一向以水井為中心，分布居民。

(胡同一詞何時出現)

胡同一詞既然來源于蒙古語，那么蒙古人統治北京地區的元大都時期，這個詞有可能就出現了。果然，人們在元雜劇中發現了“胡同”一詞。元代大戲曲家王實甫的《歌舞麗春室》雜劇中，就有“恰便以錦胡同”的唱詞，在其他的元雜劇中也有類似發現，如“辭別了老母，俺串胡同去了”(《孟母三移》)、“我家住在磚塔胡同”(《沙門島張生煮海》)……戲中的磚塔胡同即現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級磚塔的那條胡同。

既然元代才出現胡同這個詞，而北京卻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歷史的古城，人們可能會問，元代以前，北京地區的街巷叫什么呢?回答很簡單的，那時的北京地區是按古代傳下來的舊制，叫做街、巷、坊、里等。這一點從宣武區的地名中可得到證實。因為宣武區的歷史早于內城。換句話說是先有宣武區(古薊城)，后有內城區(元大都)，所以宣武區中現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對要少，而以坊、巷、里、街等為地名的較多，如南橫街、白紙坊、華康里、清泉巷等。

(有因可循的胡同名稱)

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國客人對北京五花八門的胡同名稱表示不可思議，耳朵眼、椅子背、豆芽菜、象鼻子坑、燜葫蘆罐、石老娘、王寡婦、大腳、臭皮等，都是胡同名，令人不得要領，不如其他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用地名或事件作為該市地名，或稱道，或稱路，讓人一目了然。其實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內在聯系的，只是沒引起人們的注意罷了。如果稍加分析，不難發現，北京的這些地名都與人們的生活或社會現象有關。之所以人們覺得它們如此五花八門、雜亂無章，主要是因為這些名稱出現的時間有先后，社會現象復雜造成的。總的來說，北京的這些胡同名稱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統一規劃，而且是源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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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出現時，胡同無名稱)

公元13世紀的1267～1285年，用18年的時間，在當時的遼、金舊城(今宣武區)東北方城外，建了一座新城，即現在北京市區的前身元大都城。《馬可波羅游記》的作者是親臨元大都城的意大利人。他的游記中說，大都城內街巷筆直，城門可以通過街道互相望見。大街的兩旁是房屋、商店。全城街巷規劃整齊，猶如一塊大棋盤……馬可波羅的記述應是較為客觀的。元大都的出現，不是改造的舊城，而是從零開始新建的，這樣便于實現人們的理想設計和建筑規劃。新城市出現之后，街巷、建筑完備了，為后來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礎，但是除大街主干道的名稱之外，其他一些小支干或胡同的名稱并未隨之而來，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出現的。

(源于生活、自然形成的胡同名稱)

新城出現了，胡同建好了，但是人們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愜意，由于沒有胡同名稱，起碼串親訪友找起人來不方便，想告訴親友自己的住處，只能描述一番，或是用知名的人、醒目的建筑為代表，代替自己的住址。如，“我家住在住著黃獸醫的那條胡同里”、“我家住在象喇叭口的那條胡同里”、“我家住在象馬杓的那條胡同里”、“我家住在有菜廠的那條胡同里”……久之，便出現了黃獸醫胡同、喇叭口胡同、馬杓胡同、菜廠胡同……胡同、街巷名稱不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而且是社會現象的反映，透過胡同名稱還可了解到當時的社會。

(胡同名稱反映當時社會現象)

通過地名可知道許多當時的社會現象。舉個例子，大家可從中得到啟發，如可以斷定北京城內有許多佛教信徒，因為城內不僅廟宇多，而且以廟宇為地名的街巷就有80多處，如嵩祝寺胡同、普度寺前、后巷等；北京城當時是一座典型的消費城市，沒有大工業，只有服務于人們生活的手工業作坊，如砂鍋劉胡同、沈篦子胡同、麻線胡同、笤帚胡同等都是為人們制作生活必需品的作坊；北京人講究吃，以食品為胡同名稱就是見證，有麻花胡同、面茶胡同、熟肉胡同、炒豆胡同等；封建社會的人對帽子很重視，反映到地名上的就有草帽胡同、宗帽胡同、巾帽胡同、李紗帽胡同、紗帽翅胡同等；封建社會的衙署警衛駐防也反映到地名上，如分司廳胡同、總鋪胡同、察院胡同、按院胡同等；還有一些沒有產品，只提供服務的城市行業，也是當時社會的必然產物，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業的魏染胡同、以騸馬閹豬為業的騸馬張胡同、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管殯葬的棺材胡同、火匣子胡同、杠房胡同等……由此可見，胡同名稱，也是社會學的一部分。

(社會變動舊地名不適應)

一般說來，地名一旦形成，人們口頭代代沿傳，便改動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現一直叫到現在也沒改變，如前面提到的磚塔胡同、王府井西側的菜廠胡同、鐘樓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語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譯叫舒嚕，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門，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舊名，如元代的齊化門、平側門、順承門，明代已改名為朝陽門、阜成門、宣武門，一直到北京解放前還叫著舊名稱，可見其生命力之大。

隨著社會的發展，舊事物總是要更新的，地名也不例外。有些原因，地名非改不可，促使改變地名的首先是社會原因。1900年八國聯軍進京使許多建筑不存在了，事后出現新建筑、新街巷，改變了原來的布局，只好改名；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帝制改成民國，而且出現了新的政府機關，于是有300多條街巷改了名，如張皇親胡同改為尚勤胡同，石大人胡同改為外交部街等，1966年，全國人民面臨一場大災難，街巷名稱亦是“四舊”之一，自然在“橫掃”之例，要在街巷名稱上“打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來”，于是出現了紅日路(北新橋)、紅云路(新街口)、紅旗路(崇內大街)、東方紅路出現了三條。用總路線路、大躍進路、人民公社路等取代了原來的所謂有封建烙印的街巷名稱。老北京中的舊胡同一律改為什么紅心里、永紅胡同、紅衛胡同等等，加上了紅字就成了革命地名，連很小的耳朵眼胡同也改成了“紅到底”胡同……

還有一個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問題。胡同名稱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難免有“不約而同”之處。據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記載，北京有扁擔胡同16條，井兒胡同14條，花枝胡同11條，口袋胡同11條，箭桿胡同7條，堂子胡同7條等等，北京城區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條。重名問題，在舊社會時矛盾不太明顯。那時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輩子，甚至幾輩子，找人還算方便。新中國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與外界聯系劇增，外地人口進京者成為洪流，找人、辦事、通訊，都因地名相同而產生極大的不便，必須加以科學的歸納，整理和改動。

改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魯迅先生說的“言不雅訓”，即聽起來不好聽。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況發生了變化，再聽起來就不雅了，如褲襠胡同、母豬胡同、燜葫蘆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這些不雅的胡同名稱，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蓋臭諧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動是一個科學問題。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須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經過歷史檢驗實踐證明，改動地名的原則是態度慎重、群眾接受、尊重歷史，拉香蓋臭、利用諧音。

“文化大革命”期間，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數人的意愿強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東城交道口南大街西側有橫排并列的菊兒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圓恩寺、棉花胡同等9條胡同，“文化大革命”期間一道命令舊名全部取消，改為由南向北排的“大躍進一至九條”。人們尚未習慣，又一道命令改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條”。改名不采取慎重態度，群眾不能接受，現在又恢復了舊名，廣大群眾又感到方便了。

用諧音改動舊地名是個很好的辦法。因為舊社會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靠口頭流傳地名，用諧音改變舊名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時結合“拉香蓋臭”的原則，是極為成功的舉措。如母豬胡同改為墨竹胡同；褲襠胡同改為庫藏胡同；狗尾(音Yi)巴胡同改為高義伯胡同；燜葫蘆罐改為蒙福祿館；屎克螂胡同改為時刻亮胡同；大腳、小腳胡同改為達教、曉教胡同；張禿子胡同改為長圖治胡同等等。有些胡同舊名不一定臭，只是其含義不盡人意，如吊打胡同，因為誰也不愿意讓人吊起來打一頓，故也用上述原則改為孝達胡同……

(北京的胡同知多少?)

通過地名研究，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復雜性。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這又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因為胡同的數目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的。老北京人曾說，“北京的胡同大的三百六，小的賽牛毛”。這種說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其根據可能是指《析津志》中所載元代的“火巷”三百八十四條而言，至于“賽牛毛”肯定是數不清的意思了。經過諸多專家的考證，目前已有了一個大約的估數和比例。

元代按《析津志》記載，大都城內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條；

明代按張爵的《京師五城坊胡同集》記載，北京城內有街巷1170條，其中胡同459條；

清代按朱一新的《京師坊巷志稿》記載，北京城內有街巷2000條左右，其中胡同960多條；

民國時期，按觀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內外城，共有街巷2500條左右；

新中國成立初期，按《北京導游基礎》記載，當時北京有街巷2550條條；

1987年出版的《實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公布北京市區及近郊區有街巷3600條；

1989年，張清常先生統計，在《再說胡同》一文中公布，說北京失去和郊區共有街巷6029條，其中胡同1320條。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城發展突飛猛進，市區擴大了，原先的市區僅以城墻為界(現在的二環路)，如今的4個城區比原來大了約三分之一。新建的居民區多稱“里”，這是中國先秦時就用的居民點的稱謂，一般不再用巷和胡同，而在“里”內又加用“條”。可見，就北京而言，胡同的名稱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它的影響卻不容忽視，因為它的歷史源遠流長。現在研究它的專家大有人在，而且有許多專著問世，如《胡同及其他》、《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地名漫談》、《北京街巷地名趣談》、《北京街巷胡同漫談》、《北京市街巷名稱錄》、《實用北京街巷指南》等等。

通過上述的講解，大家對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組成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單位是建筑和民宅。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獨特格局和等級。

(城市的平面結構限定了四合院的格局)

中國的四合院式的建筑，據文字記載，至遲漢代已趨于完善，唐宋時期廣為流行，不過北京的標準四合院卻是始于12世紀的元大都時期。按《北京導游基礎》介紹，新建的城市之內按設計規制有大街、小街、火巷、主干道和派生小道(胡同)等，并按貴戚、功臣、貲高(富戶)、居職(官員)的等級分配土地。百姓們須等“人物”們把好地占畢之后，方可“作室”。當時規定以8畝地為一份，全城規劃出50大塊，為居住區的50坊。每大塊內分若干小塊，作為房基地。城市主干道多以南北走向為多，所以派生出來的胡同都是東西走向的。小街與小街之間的70多米的跨度中分布著各種類型的四合院。一般四合院的宅院從北朝南，街門開在全宅院的東南角。幾進院落之后，在另一條小街的路南，即為本宅的后門。如果是中小型宅院，路南也為正門，但其方位在全宅院的西北角。宅內的“正房”仍是坐北朝南。具體形式和格局，等一會兒參觀時再介紹。

(四合院是封建家庭的安樂窩)

四合院封閉性強，關起街門便與外世隔絕，極適合一個家庭生活。院內的房室結構與庭院空間相結合，使居住者在有限之地內，卻有空間擴大的感覺，而且在設計上符合“前堂后寢”的禮制。四合院內的房子有正房、廂房、耳房、倒座房的分別，極適合一個家族中的尊卑長幼等級住房。家庭之外的仆役人等的住房各得其所，主人招呼遠近適宜非常方便。庭院內多植樹木、花卉、葡萄架、藤蘿架等，花木扶疏，令居者賞心悅目。這種格局，在有尊卑之分的封建時代，對家族來說稱得上是一種享受。

咱們的旅游車就要到北海后門了。下汽車之后，換乘人力三輪車，在串胡同、看景觀、參觀四合院的過程中，大家可充分體會北京人的市井生活。

(以北海后門為串胡同的起點)

女士們、先生們，咱們現在走的三條相連的弧形小街叫三座橋胡同、龍頭井街和柳蔭街。這幾條胡同中蘊藏著北京歷史的豐富內涵。

800年前的元大都時期，現在的前海和后海是連在一起的牛角灣形的大水域，稱積水潭，是南方來船的水運碼頭。在前后海之間，有一條弧形的月牙河相聯。水域圍成的丘陵地帶景致頗佳，逐漸建筑增多形成風景區。月牙河上有月橋、板橋、清水橋，俗稱三座橋。后來水域縮小，月河不見，形成街巷，就是我們剛才走過的三座橋胡同。

與三座橋胡同相連接的弧形斜街叫龍頭井街。據說原來街內有一眼水井叫人頭井，一年大旱，滴水如金，但人頭井中之水卻一直很旺。有人見井中有龍頭晃動。消息傳開，街南的原來香火不盛的古廟，改祀龍王，一下子香火大盛起來，人頭井也改叫龍頭井。有人問井中真有龍頭嗎?有!只不過不是活動的龍頭，而是廟殿頂上的鴟吻倒映在水里，隨著水紋的波動，形成龍頭而已。古廟現已無存，據說街口的古槐就是當初古剎的遺物。

與龍頭井街北口相接的叫柳蔭街。這條街名是新中國建國之后才出現的。這里原是月牙河的一段河道，由于風景優美，歷史上許多達官顯貴在這里營建居室別墅。有的雖然現已無存，但文獻中的記載頗為詳細。

月牙河又稱玉河，沿河建筑最早的

第三篇：《胡同文化》教學反思

《胡同文化》教學反思

《胡同文化》教學反思

這堂課我整體上是不滿意的，我堅持了我的堅持，并且完成了我的設想，但是并沒有多少成就感。

以前一直認為一堂課好不好，關鍵在于是不是流暢，這堂課讓我想的是，如果流暢是以剔除了很多豐富性為代價的，這樣的流暢是不是有價值，這里邊有一個很關鍵的要素是課堂環節的轉接不應該是老師的一意孤行，而是學生思考的“火候”到了自然轉接的時候，這個“火候”怎樣算到點了，是需要老師來拿捏的，關注學生的學習經歷，課堂上的功夫很重要的一塊就在這兒。

這是上完課后總體的感受，后面我將就做課堂實錄的過程中發現的具體問題來記錄自己的思考：

課堂語言的表述。一方面是自己的課堂語言，感覺好啰嗦，很多地方說話不嚴謹，思考的緩慢帶來的是語言表述的零碎。所以想的是，為什么思考會緩慢？是我對文本的熟悉、參透的程度不夠，還是對學生的回答即時的反應遲鈍，這遲鈍里自然有些是天資稟賦的原因（這暫且擱置），是不是也有過于顧及自己的言說內容的緣故，另一方面，我驚訝地發現孩子們回答問題的語言也是斷斷續續的，我就在想孩子們課堂言說的習慣與我自己的表述習慣應該是有關聯的。我發現，我常常急于幫孩子“披荊斬棘”，用解釋與重復去帶他/她找到那個預設的答案（在瞎摻和啥？）我也會很突然地帶孩子轉移注意內容，那是我用自己的思路強勢地介入了孩子的思考進程，這兩種做法的后果是打斷了孩子的表述，長此以往孩子的表述怎么會流暢？從課堂實錄的重溫，我深感自己修煉課堂口頭表達的必要，此外一個語文老師教了孩子一兩年，應該在培養孩子的表達習慣上下點功夫。

課堂推進過程中的評價。我的評價基本以重復、豐富學生的所言為主，我在想除了這樣的評價方式，課堂互動中的過程性評價還可以有哪些方式？有些教育學的書上介紹過一些方法，比如由師生的評價轉換為學生之間的評價探討，當時在實際教學中，我總會忍不住“揭竿而起”（這么強勢干嘛？）前些日子讀到一句話，說“忘掉自己的方法是真正地關心別人”，在課堂上就是你真正關注學生的想法，這樣才不會老想著我要說什么。這要修煉到怎樣的境界啊。此外，評價的一個原則應該是以肯定孩子的正確內容為主，我常常會放大孩子回答中不妥當的地方，好像很怕會引起同學們的誤解。事實上，一些個性化的解讀本身就是很小眾的，不必過分強調。整體的流暢和局部的透徹。如果決定全面地解讀文本，面鋪得很開，那么在停留處務必讀得透徹。有一兩處語言的品味。既然決定品味就品味到十足，講解得明晰透徹些，不要舍不得給時間。趕時間的課堂行進總是容易因為匆匆而顯得膚淺。

這次課堂教學與課后的交流，讓我想明白了一個問題：關于語言的品味。我曾經問過范老師：語言的品味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第一次聽一位前輩老師那么強調語言的品讀，我都傻了。因為我慣常把文本意義的解讀放在第一位，語言的品味在我看來是在解讀中順帶完成的，換句話說是可有可無的，我從來沒有在語言素養的層面上去強調語言品味的重要性，也許是我不太清楚語言究竟該怎樣去品味，除了修辭、手法之類的分析之外。現在回過頭來看，文本意義讀得透不透、經不經得起推敲，基點還是在語言。語言中本身就藏著文本的要義，真的讀懂了，語言文字就是開啟文本意義的“鑰匙”。文本的語言是河流，我們是淌著水流走進文本的。語言的品味就是文本解讀的本身，它既是手段同時也是目的。這道理真正的明白，是在這次課后的失落感中。在課堂上，老師作為引路者要思考的是怎樣帶領孩子們去品味語言，一定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嘗試，當然前提是尊重文本的個性，把握好學生們的閱讀起點。我們要思考的是怎樣品讀的方式。

如果再教《胡同文化》，我對教學設計會做這樣的調整。如果是2課時，我基本會保持這樣的環節設計，但是在語言品讀部分會給予充足時間。如果是1課時，我的教案調整會比較大。具體的設想是這樣的：

行文思路會在學生閱讀中簡單的陳述完畢，重點是品味語言，體會作者對胡同文化的情感。調整后的教學設計附在文后，寫得比較簡單，很多內容需要根據學生的預習作業做補充。

第四篇：《北京的胡同》教案

《北京的胡同》教案

教學目標：

1． 知識目標：了解胡同以及胡同文化的特點，學習作者用平實樸素的語言敘事抒情的方式。

2． 能力目標：初步培養學生對“文化”的感悟能力，提高學生的文化品位。3． 情感目標：讀懂作者字里行間流露出來的那種特殊的情感。

教學重點：

理解作者通過敘述北京胡同的生活而揭示出的胡同代表的文化內涵。教學難點：理解本文以賓襯主、以實補虛的寫法和夾敘夾議的表達方式。教學方式：朗讀法

討論法 輔助教學手段：多媒體 課時安排：一課時 教學過程：

一． 課前準備：熟讀課文，了解北京胡同的相關知識。二． 激趣導入：

如果在繁忙的學習之余，突然有這么一個機會，可以讓大家去外面旅游一次的話，不知你們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學生會出現很多思路，教師必須善于把握機會，抓住切入點，把話題引向正題——北京，進一步導入課題。）俗話說的好：“不到長城非好漢”，但是還有一句話，不知大家是否聽過，那就是“如果你去北京，有一個地方你不去的話，就等于沒去過北京，同學們知道這是哪里？對，就是北京的胡同。今天我們一起通過馮雪梅的文字去領略一下北京的胡同。

三． 探究感悟： 齊讀課文，整體感知

師：北京胡同的獨特景色深深吸引了作者，文中哪些地方是在描寫北京的胡同？ 生：自由朗讀課文，找直接寫北京胡同的文段。

師：作者在描寫胡同時是帶有很深的感情的，充滿著一種美感。比如對北京胡同中晾衣繩的描寫，對推車賣貨的老人的描寫，請學生找出相關句子進行點評。生：積極思考，各抒己見。

師：細讀文中描寫北京胡同的文字段落，想一想北京的哪些地方讓作者留戀？ 生：默讀文字，談自己的 精讀課文，深入分析

師：文中除了描寫北京的胡同之外，還描寫了哪兒的巷子？ 生：寫了作者自己家鄉的巷子。

師：課文的題目是北京的胡同，但在文中卻還寫到作者自己家鄉的巷子，請問這樣寫是不是偏題了？

生：思考、討論、回答。

師：這是一種以賓襯主、以實補虛的寫法。

首先，家鄉同北京一樣，也有著“蒼涼的歷史”，它們有許多相同的地方，給了作者許多共同的感受。

其次，作者在北京成長，但沒有在四合院里住過，她那種“回歸從前的愿望”，植根于她曾經生活過的家鄉的小巷。寫出家鄉的小巷帶有的塵埃氣息的舊事，才能表達出像作者這樣的都市人“回歸從前的愿望”。

師：文章除了運用描寫這種表達方式之外，還運用了哪種呢？ 生：議論。

師：請學生討論評價認為精彩的議論文段。

師：重點講解作者所認為的“唯一不變”、“永遠不變”的東西是什么？ 生：“溫煦、質樸和對待生活的韌性”。

師：你覺的上海的弄堂是不是也能給你這樣一種感覺呢？ 生：自由回答，應該有自己的觀點。

師：這些議論性文字在文中大篇幅的出現有必要嗎？ 生：思考、論論、回答

師：這些議論性段落穿插于記敘的文字之中，形成一種夾續夾議的結構，不僅把文章中對家鄉小巷的描寫與對北京胡同的描寫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且深化了對胡同的敘述，直接揭示出文章的主旨。

四． 拓展遷移：

根據自己的見解，寫一段文字，說說你對“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句話的理解。

板書設計：

北京的胡同

馮雪梅

四合院

路邊的樹

晾衣繩

北京的胡同

推車賣貨的老人

車鈴聲

家鄉的小巷

炒菜作飯的響動及其香味

樹下聊天的人

路邊的樹

賣冰棒的老奶奶 買糖果、積糖紙

槐樹鐵絲上變換的衣裳 跳皮筋的小姑娘

溫煦、質樸和對待生活 韌性

第五篇：淺談北京胡同文化

北京的胡同文化

去北京旅游的人們，多少都會被北京的胡同文化所感染。胡同作為北京的一大地域特色，歷史悠久。它不僅構成了北京城的交通網絡，而且是北京居民生息活動的場所，成為反映北京歷史文化發展演化的舞臺。胡同文化是北京傳統文化中最具魅力的部分，是北京傳統文化在民俗生活中的生動體現。北京胡同由四合院民居組成。老北京們世代居住于“皇城根兒”下，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形成了樂觀悠閑的氣度和善良恭謹的品格。下面通過資料考察，從北京胡同的歷史、四合院建筑特點以及“老北京”的樸素民風三個方面入手，談談對北京胡同文化認識。

一、北京胡同的歷史

北京的胡同形成于元朝，是伴隨著元大都城的建立開始出現的。忽必烈定都北京后，謀臣劉秉忠以瓊華島(今北海公園)金代離宮為中心，開始主持大都城的規劃設計與修建工程。按照《周禮??考工記》關于帝王都城的設想，皇城居城內繁華區當中，皇城以外分布著阡陌縱橫、狀如棋盤的街巷，其布局體現了濃厚的井田制色彩。全城街道以南北干道為主導，小街、胡同基本上沿其兩側平行排列，與南北干道呈東西交叉狀。據《析津志》載，“元大都大街寬二十四步，小街寬十二步，胡同寬六步??元朝的一步為五尺，當時的尺合0.308米，那一步就是1.54米。可見當時的胡同寬為9.24米”。所謂“通衢交錯，列巷紛紜”，這就將大都城里皇城以外的居民區劃分為五十個坊。關于坊內民宅，據《元史·世祖紀》記載，至元二十二年(1285)大都城基本建成以后，“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富有)及居職(當官)者為先，乃定制以地八畝為一份。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據聽名作室”。元世祖忽必烈將一塊塊八畝見方的地盤分賜給臣民建屋造宅，就意味著將其固定在他所規劃的坊巷格局中加以統一管理．這是坊巷胡同形成的政治原因，也體現了坊巷胡同的政治功能。明朝的北京，仿“城必有郭，城以衛民，郭以衛城”之制，將皇城之外，又分內城、外城兩重。內城大部分街道胡同承襲元大都舊制，只將五十坊改劃為三十六坊，而外城是明定都北京一百多年后加修的。明成祖遷都北京后，由于北郊經常遭到北元軍隊的騷擾，市場只能在南郊發展，同時江南地區的豐富物產也通過水陸交通線云集南郊，所以北京城商業中心由內城轉到外城。外城前門、宣武門、崇文門外，以市場、商品、作坊、店鋪命名的街巷胡同大量涌現，如前門外的鮮魚口、豆腐巷、煤市街、羊肉胡同、炭兒胡同、柴兒胡同、珠寶市、草市等等。這些胡同同時又是市場所在地，體現了胡同的經濟功能。

清朝內外舊城的總體布局與明朝大體相同，街道胡同有所增加。這一方面因為明朝的一些官府、倉、廠被廢除改建為居民區或王府，另一方面因為旗民分城而居的制度增加了外城人口，便出現了許多規則或不規則的新胡同。

二、北京四合院的特點

北京胡同由一座座等級高低有別。規模大小不同的四合院連接而成，成為北京民居的一大特色。北京的傳統四合院遺存以清代居多，院落四壁都有墻壁，外面的人看不到院里，院里的人也看不到外面，一家人的活動都在院墻之內，與外界相通的唯一渠道就是大門，而平時大門是緊閉的，因而四合院反映了中國古代傳統的封閉式文化，老子所說的“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封閉式的住宅使四合院具有很強的私密性，關起門來自成天地；院內，四面房門都開向院落，一家人和美相親，其樂融融。

四合院的房屋布局是既定的，對家庭成員的居住安排也有嚴格規定，反映出傳統大家庭的等級觀念，“長幼有序”的傳統要求。布局上一般是正房高于側房，面積也比側房大，住房安排上一般是家長住在正房，晚輩住在廂房耳房，一家老少，從上到下，什么輩分的人住什么樣的房，一切都是按規矩來，沒有可爭議的。這種安排不僅突出了家長的地位，而且有助于家族內部的秩序，強化等級觀念。根據北京地區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四合院中的房子以坐北朝南的北房為 2 最好，其次為西房，再次為東房南房，有“有錢不住東南房，冬不暖來夏不涼”的民諺為證。因此，內宅中位置優越顯赫的正房，都要給老一代的老爺、太太居住。北房三間僅中間一間向外開門，稱為堂屋。兩側兩間僅向堂屋開門，形成套間，成為一明兩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親戚或年節時設供祭祖的地方，兩側多做臥室。東西兩側的臥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東側為尊，由正室居住，西側為卑，由偏房居住。東西廂房則由晚輩居住，廂房也是一明兩暗，正中一間為起居室，兩側為臥室。也可將偏南側一間分割出來用做廚房或餐廳。北京四合院的布局和功能上也體現了北京傳統文化的正統性。

三、北京胡同的民風

北京的四合院存留至今，大多數已演變成多戶群居的大雜院。較之單門獨戶、封閉規整的四合院而言，四方雜處、半私密性的大雜院更能體現“老北京”的風俗人情。北京城的平民百姓在胡同和大雜院里演繹著他們平靜從容、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即使是深處困窘時。也沒有人自暴自棄、自輕自賤，都在掙扎著尋求自己做人的“體面”和尊嚴。這種“掙扎”又是阿Q式的，伴隨著北京土話的插科打諢，用對己對人的善意嘲諷消解生活的不足。無法實現“天棚、魚缸、石榴樹”的精致富足，就在屋檐下用破臉盆種上五顏六色的“死不了”，夏天，草茉莉的清香也能飄出去很遠；春天夠香椿芽、秋天打棗；養貓遛鳥逗蛐蚰，喝茶下棋扭秧歌。老祖宗留下的樂觀心態和悠閑氣度是人們戰勝一切艱難困苦的法寶。

大雜院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聚居之地，院落是公共的，水龍頭是公共的。甚至廁所被蓋在胡同里，也是公共的。基礎設旌的簡陋帶來了生存競爭的嚴酷。一不留神就會引起鄰里糾紛，小家庭的秘密也會被別人窺探去成為飯后的談資。然而，世代浸染的儒家文化培養了人們溫和善良、謙讓恭謹的品格，公共的空間也為人們提供了溝通交流、消除隔閡的場所，使得溫馨和睦的總體氣氛得以形成。長期的友好交往基于這樣一些觀念上的共識：孝敬父母，尊敬長輩，愛護弟妹，3 扶助弱小；一家有難，大家支援，一家有喜，同祝共賀；互通信息，互通有無，鄰里守望，集體防衛。

這些共識構成了胡同文化的精神內核，閃現了北京傳統文化的光輝。

參考文獻

[1] 高雪蓮.北京傳統胡同文化概說[J].大江周刊·論壇，2012(4):60.[2] 牛靖文.中國文化之----四合院的文化內涵[J].文學界,2011(5):212.[3] 翟鴻起.胡同----瞬間逝去的風景[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4] 關立勛.中國文化雜說----北京文化卷[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