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語里仁第四》原文注釋翻譯與解讀

《論語里仁第四》原文、注釋、翻譯與解讀

《論語*里仁第四》原文、注釋、翻譯與解讀 本篇重點談論“仁”，“禮”是“仁”的外在表現形式，“仁”是“禮”的核心，本篇章也是整部《論語》的重點篇目，集中地記載了孔子的“仁學”思想。“仁”不但是孔子學說的核心，也是儒家追求的最完美的道德境界。

【原文】4.1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譯文】孔子說：“居住在有仁愛的地方最好。選擇居住環境而不講究仁德，怎么算是聰明？”

【解讀】安德義解讀認為此章是孔子的環境論，我以為有道理。但我還以為生命成長應該從生命的內在開始，似乎這句話與“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憲問》篇）有關。實際上講的就是人的生命的美好，要以內在的仁德修養為基礎，離開對內在仁德的追求都是不明智的。

【原文】4.2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譯文】孔子說：“不仁德的人，不能長久地處于貧困之中，也不能長久地處于安樂之中。仁德的人安于仁道，真正聰明的人一定會實踐仁德。” 【解讀】對一個人而言，仁德的有無決定了他的生命狀態。無論是貧困還是安樂，能夠始終如一的泰然處之的人并不多，始終如一是生命成長之道。“久處”說的就是始終如一，講的是心不被物役的道理。“久處”的概念在佛教中，就是人的定力。能夠做到“久處”是因為心中有仁德，而心中有仁德的人又會安于仁德，其行為就會利于仁德。至此，我們就會明白喜新厭舊、朝三暮

四、朝秦暮楚的人往往都是內心缺乏真正仁德的人。“仁”不是小善，而是大善，是一個人生命的定海神針。

【原文】4.3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譯文】孔子說：“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真正喜歡一個人，才能憎惡一個人。”

【解讀】此章孔子談論的是仁德的人內心情感的體現。真正具有仁德的人，一定是一個愛憎分明的人。中國的傳統文化更多談論的是人心，是人的品德修養。而仁德有無在有些人眼里是很難分得清，判斷得明的。仁與不仁的界限實質上就是公與私的界限，仁者天下為公，心中裝著天下蒼生，以老百姓的幸福為己任；不仁的人心中只有自己，沒有他人。因此，仁者與不仁者對好惡的價值判斷就有了區別。仁者所好惡也是天下人所好惡，不仁者所好惡卻不一定是天下人所好惡。這一段《鮑鵬山新讀論語》說得好，仁者的好惡以正義為前提，不仁者心中沒有正義。所以不仁者未必有真愛，但卻常常有刻骨的恨。被不仁者愛的人，未必真可愛；被不仁者恨的人，更未必真可恨——恰恰相反，到有可能是一個正直的人。

【原文】4.4子曰：“茍志于仁矣，無惡也。”

【譯文】孔子說：“如果立志于行仁德，就不會有惡行了。” 【解讀】“仁”是孔子終其一生所追求的理想，說的是人一心向善，惡就會減少，如果一個人一生中奉守仁行，自然就會無惡。錢穆老先生把此章與上一章聯系起來理解說，仁者的惡也是基于內心的善出發的，所以無惡，也是有道理的。【原文】4.5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比于是，顛沛必于是。”

【譯文】孔子說：“財富和地位，都是人想要的，不用正當的手段獲得，君子是不愿意安此富貴的。貧窮和地位低賤，是每個人都厭惡的，不是因為正當的手段招來的，失去不掉的。君子離開了仁德，還怎么去成就君子之名呢？君子是連一頓飯的功夫也不能違背仁德的，倉促緊迫的時候是這樣，顛沛流離的時候也是這樣。”

【解讀】此章談的是孔子對財富地位的看法。告訴我們財富和權力地位都是人們想要的，但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可以不擇手段。這也是仁者與不仁者在對待財富與權力地位上的區別。君子在于志于仁，所以不僅要養身，更要養心、養德；而小人貪得無厭，是因為小人僅知道肉體快樂，只是一味的養欲、縱欲，不知節制。

孔子還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篇7.12）這是仁者求財、求功名的理智選擇；“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述而》篇7.15）這是仁者對待不義之財的態度；“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篇19.1）這是得時考慮的標準；“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篇6.7）這是仁者應該有的定力。

【原文】4.6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譯文】孔子說：“我沒有見到過真正愛好仁德而厭惡不仁德的人。愛好仁德的人，會把仁德奉為至高無上；厭惡不仁德的人，他實行仁德的方式就是不讓不仁德的

第二篇：論語里仁篇教學設計

《論語．里仁篇》教案

教學目標：

一、引導學生學習《論語》，積累其中的經典語句，激發學生對國學的熱愛之情。

二、在教師的指導下，達到用經典文化有效指導生活的目的。

三、汲取“君子”精華思想，提升學生的道德修養。教學重點與難點：

結合實際理解孔子積極倡導的君子自我修養的要求。教學過程：

一、創設情境，激發動機：

西方人講“紳士風度”，要求男性在公眾交往中注意自己的儀容舉止，風姿幽雅，能給人留下彬彬有禮和富有教養的印象。我們中國古人提倡的是“君子之風”。君子之風無論是窮是達，人人適用。那么，一個人具有什么樣的品行修養，才算有“君子”？它對我們有哪些要求呢？下面我們繼續學習——《論語里仁篇》。（板書：君子）

（從“紳士風度”引出“君子之風”，簡單比較，激起學生了解其內容和要求的興趣。）

二、檢查預習，組內討論。每個組選擇最感興趣的一章研討。

1、組內先正音，然后然后檢查朗讀。組內齊讀課文，人人過關。

2、組內對照注釋和譯文初步解釋句子含義，并談談自己的認識。

3、針對預習中提出的問題，組內討論解答。

三、小組匯報，合作探究

各小組主動匯報自己的學習成果，其他小組交流補充。

1、每個小組先范讀，正音，再帶領大家齊讀。

2、解釋本章的含義。

師結合板書（仁德、道義、見利思義、見賢思齊、訥言敏行）

3、結合生活實際，談談自己的理解。

4、其他同學交流補充或發表不同看法。

四、教師精講，點撥提升

（一）總結君子的特點。

其一，君子要重義避利，追求道義。孔子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比。

其二，君子要重視自我修養、仁德。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來，作為君子就必須重視仁德修養，不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離開仁德。

其三，君子必須言行一致，訥言敏行，即所謂：“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從之。”（《為政》）

君子是我們做人的目標。一部《論語》關于君子的言行標準及道德修養要求，共有80多處。在后面的學習中我們會繼續了解君子的特征。

君子是一種道德高尚的人，君子是一種勤勉自律的人，君子是具有綜合素質的人。相信同學們一定能成為君子。

（二）總結學習方法。

剛才，同學們結合自己的生活實際學《論語》，做到了學以致用！《論語》不是教人讀的，是要讓人行的。程子說：“如果讀了后自己的言行和品德沒有什么改變，相當于沒有讀。”所以，同學們每讀一章，應該靜下心來想想，自己如何學以致用。

五、鞏固檢測，拓展升華

1、出示小黑板，按原句填空。

學生在課堂本上填空，指一生上黑板寫。①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②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③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比。④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⑤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2、創設具體情境，學以致用

現在的家長教育孩子，“你出去一定要會說話，這樣別人才會喜歡你，你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你會用《論語》中的哪句話反駁他？

3、拓展升華：

《論語》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世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1988年在巴黎集會，發表宣言稱：“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要從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那里去尋找智慧。”這話一點也不夸張。作為中國人，我們理應做得更好，一定要去學習《論語》，進一步認識孔子。讓我們與圣賢為友，從經典中汲取營養，做有根的中國人。課后，請各小組繼續研究“君子和小人”的區別，下節課研討。

第三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原文、注釋、翻譯

孟子（約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山東省鄒城人。戰國中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學說的繼承和發揚者，有“亞圣”之稱。受業于孔子之孫孔伋的再傳弟子，是孔子之后戰國中期儒家學派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和孔子的學術成就幾乎同高，人們將他們合稱為“孔孟”。他曾游說梁惠王，不能用；乃見齊宣王，為客卿。宣王對他很客氣，可是也始終不用。于是孟子歸而述孔子之意，教授弟子。孟子死后，門人萬章、公孫丑等記其言行，為《孟子》七篇。

《 孟子 》是儒家經典之一，內容包括孟子的言行，政治學說以及關于哲學，倫理，教育思想等方面問題的論爭。文章說理透徹，氣勢磅礴，語言流暢，且富于感情色彩。

孟子師承子思(一說是師承自子思的學生)，繼承并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與孔子并稱為“孔孟”。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游說各國。但是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退隱與弟子一起著述。有《孟子》七篇傳世，篇目為：《梁惠王》上、下；《公孫丑》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從此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孟子的文章說理暢達，發揮詳盡氣勢充沛并長于論辯。

孟子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后家道衰微，從魯國遷居鄒國。據說，孟子三歲喪父，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孟母三遷”、“斷機教子”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孟子》是儒家經典之一。《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仁”、“義”，提倡“仁政”，是孔子思想的發展。其散文氣勢充沛，感情強烈，富于鼓動性；善于運用譬喻來陳說事理，辯論是非，既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又增強了說服力。《魚我所欲也》一文就較好地體現了這些特點。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中唐的韓愈著《原道》，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出現了一個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孟子》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元豐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為“鄒國公”，翌年被批準配享孔廟。以后《孟子》一書升格為儒家經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其實際地位更在“五經”之上。元朝至順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為“亞圣公”，以后就稱為“亞圣”，地位僅次于孔子。明朝朱元璋輯有《孟子節文》，刪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原文

天時⑴不如地利⑵，地利不如人和⑶。三里之城⑷，七里之郭⑸，環⑹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⑺非不深也，兵革⑻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⑼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 域⑽民不以封疆⑾之界，固⑿國不以山溪⒀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⒁者多助，失道⒂者寡助。寡助之至⒃，親戚畔（叛）⒄之。多助之至，天下順⒅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叛），故⒆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注釋

⑴ [天時]指有利于作戰的天氣時令。

⑵ [地利]指有利于作戰的地理形勢。

⑶ [人和]作戰的人心所向，內部團結。

⑷ [三里之城]方圓三里的內城。

⑸ [郭]外城。在城外加筑的一道城墻。

⑹ [環]包圍。

⑺ [池]護城河。

⑻ [兵革]泛指武器裝備。兵，武器；革，甲胄，用以護身的盔甲之類。

⑼ [委]放棄；[去]離開。

⑽ [域]這里用作動詞，是限制的意思。

⑾ [封疆]劃定的疆界。

⑿ [固]鞏固。

⒀ [山溪]地勢；山河。

⒁ [得道者]實施“仁政”的君主 者，...的人，次處特指君主 下同。

⒂ [失道者]不實施“仁政”的君主。

⒃ [至]極點。

⒄ [畔]通“叛”，背叛。

⒅ [順] 歸順，服從

⒆[故]所以。通假字

畔，通：“叛”，背叛。古今異義

城

古義：城墻

今義：城市

池

古義：護城河

今義：小水池

委

古義：放棄

今義：委屈、不甘心

國

古義：國防

今義：國家

親戚

古義：親屬，包括父系親屬和母系親屬

今義：跟自己家庭有婚姻關系或血統關系的家庭或其他成員

去

古義：離開

今義：往、到

域

古義：界限，限制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今義：地域

是

古義：這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今義：判斷動詞

兵

古義：兵器

今義：士兵

然而

古義：這樣卻

今義：表轉折的連詞

一詞多義

利

天時不如地利 有利條件

兵革非不堅利 鋒利

之

三里之城 的，助詞

多助之至 到

天下順之 代詞，指得道者

“譯文

有利于作戰的天氣條件，比不上有利于作戰的地理形勢，有利于作戰的地理形勢，比不上作戰中的人心所向、內部團結。三里的內城，七里的外城，包圍著攻打它卻不能取勝。包圍著攻打它，必定是得到了有利于作戰的天氣，這樣卻不能取勝，這是因為有利于作戰的天氣條件比不上有利于作戰的地理形勢。城墻不是不高，護城河不是不深，武器裝備不是不精良，糧食不是不多，但守城者棄城而逃走，這是因為對作戰有利的地理形勢比不上作戰中的人心所向、上下團結。所以說：使百姓定居下來，不能依靠疆域的界限，鞏固國防不能靠山河的險要，威懾天下不能靠武器裝備的強大。施行仁政的人，幫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人，幫助支持他的人就少。幫助他的人少到了極點，兄弟骨肉都會背叛他。幫助他的多到了極點，天下人都歸順他。憑借天下人都歸順他的條件，攻打兄弟骨肉都背叛他的人，所以施行仁政的人要么不作戰，作戰就一定勝利。

簡析

中心論點即篇首兩句。孟子提出三個概念：天時、地利、人和，并將這三者加以比較，層層推進。用兩個“不如”強調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時反映孟子所說的“仁政”。三者之間的比較，實質上是重在前者與后者的比較，強調指出各種客觀及諸多因素在戰爭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觀條件及“人和”的因素，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較中立論，給人的印象極其深刻。句式相同，語氣十分肯定，斬釘截鐵，不容置疑。

二三兩段圍繞中心論點，連用兩個論據進一步論證，運用否定排比句式。第2段選取攻戰的例子闡明“天時不如地利”，區區小城，四面受圍而不能克，即使有得“天時”者也不能勝，旨在說明“地利”重于天時；第3段同樣選取攻戰的例子，旨在說明即使在占有“地利”的情況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堅利”“米粟非不多”，但有人卻棄城而逃，因為“地利”亦難比“人和”。這兩個例子均非實際戰例，而是泛指，即除特殊情況外，一般如此。因而使論戰具有普遍的意義和一定的說服力。

以上三段，論證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這一觀點。第4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將論點的范圍由戰爭推及到治國，從而全面體現孟子的政治主張，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義。其次，“得道”實際上也可理解為“得人心”，即“人和”。得人心者，人心歸順，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潰。因而，第4段絕非多余的閑筆。

第四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原文、注釋、翻譯

孟子（約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山東省鄒城人。戰國中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學說的繼承和發揚者，有“亞圣”之稱。受業于孔子之孫孔伋的再傳弟子，是孔子之后戰國中期儒家學派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和孔子的學術成就幾乎同高，人們將他們合稱為“孔孟”。他曾游說梁惠王，不能用；乃見齊宣王，為客卿。宣王對他很客氣，可是也始終不用。于是孟子歸而述孔子之意，教授弟子。孟子死后，門人萬章、公孫丑等記其言行，為《孟子》七篇。

《 孟子 》是儒家經典之一，內容包括孟子的言行，政治學說以及關于哲學，倫理，教育思想等方面問題的論爭。文章說理透徹，氣勢磅礴，語言流暢，且富于感情色彩。

孟子師承子思(一說是師承自子思的學生)，繼承并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與孔子并稱為“孔孟”。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游說各國。但是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退隱與弟子一起著述。有《孟子》七篇傳世，篇目為：《梁惠王》上、下；《公孫丑》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從此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孟子的文章說理暢達，發揮詳盡氣勢充沛并長于論辯。

孟子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后家道衰微，從魯國遷居鄒國。據說，孟子三歲喪父，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孟母三遷”、“斷機教子”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孟子》是儒家經典之一。《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仁”、“義”，提倡“仁政”，是孔子思想的發展。其散文氣勢充沛，感情強烈，富于鼓動性；善于運用譬喻來陳說事理，辯論是非，既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又增強了說服力。《魚我所欲也》一文就較好地體現了這些特點。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中唐的韓愈著《原道》，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開始，出現了一個孟子的“升格運動”，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孟子》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元豐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為“鄒國公”，翌年被批準配享孔廟。以后《孟子》一書升格為儒家經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為“四書”，其實際地位更在“五經”之上。元朝至順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為“亞圣公”，以后就稱為“亞圣”，地位僅次于孔子。明朝朱元璋輯有《孟子節文》，刪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原文

天時⑴不如地利⑵，地利不如人和⑶。三里之城⑷，七里之郭⑸，環⑹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⑺非不深也，兵革⑻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⑼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 域⑽民不以封疆⑾之界，固⑿國不以山溪⒀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⒁者多助，失道⒂者寡助。寡助之至⒃，親戚畔（叛）⒄之。多助之至，天下順⒅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叛），故⒆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注釋

⑴ [天時]指有利于作戰的天氣時令。

⑵ [地利]指有利于作戰的地理形勢。

⑶ [人和]作戰的人心所向，內部團結。

⑷ [三里之城]方圓三里的內城。

⑸ [郭]外城。在城外加筑的一道城墻。

⑹ [環]包圍。

⑺ [池]護城河。

⑻ [兵革]泛指武器裝備。兵，武器；革，甲胄，用以護身的盔甲之類。

⑼ [委]放棄；[去]離開。

⑽ [域]這里用作動詞，是限制的意思。

⑾ [封疆]劃定的疆界。

⑿ [固]鞏固。

⒀ [山溪]地勢；山河。

⒁ [得道者]實施“仁政”的君主 者，...的人，次處特指君主 下同。

⒂ [失道者]不實施“仁政”的君主。

⒃ [至]極點。

⒄ [畔]通“叛”，背叛。

⒅ [順] 歸順，服從

⒆[故]所以。通假字

畔，通：“叛”，背叛。古今異義

城

古義：城墻

今義：城市

池

古義：護城河

今義：小水池

委

古義：放棄

今義：委屈、不甘心

國

古義：國防

今義：國家

親戚

古義：親屬，包括父系親屬和母系親屬

今義：跟自己家庭有婚姻關系或血統關系的家庭或其他成員

去

古義：離開

今義：往、到

域

古義：界限，限制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今義：地域

是

古義：這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今義：判斷動詞

兵

古義：兵器

今義：士兵

然而

古義：這樣卻

今義：表轉折的連詞

一詞多義

利

天時不如地利 有利條件

兵革非不堅利 鋒利

之

三里之城 的，助詞

多助之至 到

天下順之 代詞，指得道者

“譯文

有利于作戰的天氣條件，比不上有利于作戰的地理形勢，有利于作戰的地理形勢，比不上作戰中的人心所向、內部團結。三里的內城，七里的外城，包圍著攻打它卻不能取勝。包圍著攻打它，必定是得到了有利于作戰的天氣，這樣卻不能取勝，這是因為有利于作戰的天氣條件比不上有利于作戰的地理形勢。城墻不是不高，護城河不是不深，武器裝備不是不精良，糧食不是不多，但守城者棄城而逃走，這是因為對作戰有利的地理形勢比不上作戰中的人心所向、上下團結。所以說：使百姓定居下來，不能依靠疆域的界限，鞏固國防不能靠山河的險要，威懾天下不能靠武器裝備的強大。施行仁政的人，幫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人，幫助支持他的人就少。幫助他的人少到了極點，兄弟骨肉都會背叛他。幫助他的多到了極點，天下人都歸順他。憑借天下人都歸順他的條件，攻打兄弟骨肉都背叛他的人，所以施行仁政的人要么不作戰，作戰就一定勝利。

簡析

中心論點即篇首兩句。孟子提出三個概念：天時、地利、人和，并將這三者加以比較，層層推進。用兩個“不如”強調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時反映孟子所說的“仁政”。三者之間的比較，實質上是重在前者與后者的比較，強調指出各種客觀及諸多因素在戰爭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觀條件及“人和”的因素，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較中立論，給人的印象極其深刻。句式相同，語氣十分肯定，斬釘截鐵，不容置疑。

二三兩段圍繞中心論點，連用兩個論據進一步論證，運用否定排比句式。第2段選取攻戰的例子闡明“天時不如地利”，區區小城，四面受圍而不能克，即使有得“天時”者也不能勝，旨在說明“地利”重于天時；第3段同樣選取攻戰的例子，旨在說明即使在占有“地利”的情況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堅利”“米粟非不多”，但有人卻棄城而逃，因為“地利”亦難比“人和”。這兩個例子均非實際戰例，而是泛指，即除特殊情況外，一般如此。因而使論戰具有普遍的意義和一定的說服力。

以上三段，論證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這一觀點。第4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將論點的范圍由戰爭推及到治國，從而全面體現孟子的政治主張，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義。其次，“得道”實際上也可理解為“得人心”，即“人和”。得人心者，人心歸順，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潰。因而，第4段絕非多余的閑筆。

問題探究

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篇短文的中心論點是什么？

中心論點即篇首兩句。孟子提出三個概念：天時、地利、人和，并將這三者加以比較，層層推進。用兩個“不如”，強調了“人和”的重要性。三者之間的比較，實質上是重在前二者與后者的比較，強調指出各種客觀條件及諸多的因素在戰爭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觀條件及“人和”的因素，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較中立論，給人的印象極其深刻。句式亦極相同，語氣十分肯定，斬釘截鐵，不容置疑。

２、中心論點提出后作者是怎樣進行論證的？

２、３兩段圍繞中心論點，連用兩個論據進一步論證。第２段選取攻戰的例子闡明“天時不如地利”，區區小城，四面受圍而不能克，即使有得“天時”者，也不能勝，旨在說明“地利”重于天時；第３段同樣選攻戰的例子，旨在說明即使在占有“地利”的情況下──“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堅利”“米粟非不多”，但有人卻棄城而逃，因為“地利”亦難比“人和”。這兩個例子均非實際戰例，而是泛指，即除特殊情況外，一般如此。因而使論戰具有普遍的意義和一定的說服力。

歸納：以上三段論證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３、這篇短論在論證方法上有什么特色？

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⑴ 逐層論證，層層深入。文章第１段，開門見山提出中心論點，接著運用戰例，分別論證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突出了“人和”的重要；第４段進一步闡發，說明，欲得“人和”，必先要“得道”。全文緊緊圍繞得“人和”這一中心，環環相扣，逐層推理，顯示出極其嚴密的論證藝術和極強的邏輯性。

⑵ 議論中運用排比、對比等手法，使文章氣勢恢宏，筆酣墨暢，結構縝密。

編輯本段解析

我們通常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句話來表示：合乎正義者就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與幫助，違背正義的就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在這里，我們把“道”理解為“正義”。那么，什么叫“正義”？《現代漢語詞典》中說：“正義”是指“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這是富于現代氣息的理解，然而是和它最初的含義一脈相承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孟子的一個著名論斷。《孟子·公孫丑下》中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這里的“畔”字通“叛”，是背叛、反對的意思。這段話是說，對得道的人，幫助他的人就多；對失道的人，幫助他的人就少。幫助的人少到極點時，就連親戚都會反對他；幫助的人多到極點時，全天下的人都會順從他。拿全天下都順從的力量，來攻打連親戚都反對的人，要么不戰，一戰必勝。

孟子在這里說的“得道”和“失道”的人，都不是指普通的個人，而是指一國之君。一國之君既是戰爭的總指揮，也是政治上的領袖。孟子通過論述戰爭勝負的問題，引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觀點，然而在孟子看來，“民心向背”對于戰爭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對于政治也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孟子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意思是說，得天下必先得民，得民必先得民心。所謂的“得民”，就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擁護和幫助。所謂的“得天下”，是指通過施行仁政來“王天下”，而不是單靠武力來爭奪天下。仁政，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悅誠服，自動來歸附；而以力服人，不能服人之心。在孟子看來，得天下之道，即是施行仁政。因為仁政，是“得其心”之政。

那么，如何“得其心”，即如何行仁政呢？孟子提出了“保民”的思想。保民，就是關愛和保護人民，它要求君主做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就是人民所希望的，就替他們聚積起來，人民所厭惡的，不要強加給他們。人民所希望的是什么呢，當然是富裕、幸福的生活。孟子認為，這是行仁政的根本著眼點。做到了這一點，然后民心歸服、天下歸服，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

“戰必勝矣”的主要原因：“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順之”。編輯本段整體把握

這篇短文一開頭就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一觀點，指明“人和”是克敵制勝的首要條件。“人和”，就是下文說的“多助”和“天下順之”，即人民的支持和擁護，這反映了孟子“民貴君輕”的政治思想。宋朱熹對這一章的注釋是：“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清焦循的注釋是：“民和為貴，貴于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為天子也。”可見這一章不是論戰爭，而是講民心向背的，是借戰爭論述實行“王道”（即“仁政”）的重要性。由此逐層推進，短文先分別就天時與地利、地利與人和做比較，指出天時、地利、人和三因素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最后由人和推演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結論，完成本文的論證。

這一章開頭即提出中心論點，并用概括性很強的戰例加以證明，然后從理論上進行論證，得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論斷，闡明了“人和”的實質。短文最后以得“人和”的“君子”“戰必勝矣”作結，突出地說明了“人和”是決定戰爭勝負最主要的條件。

本文語句整齊、流暢，一氣貫注，很有說服力。比如在論證地利不如人和時，作者先用四個并列的雙重否定句，充分鋪張防守一方所具備的“地利”方面的有利條件，然后陡然一轉，說出失敗的結局，使得“地利不如人和”的結論有了很強的說服力。又如在闡述他的“得道者多助”時，作者也是先用了三個否定的排比句，順理成章地推導出結論；然后又把“多助”和“寡助”進行對比，自然導出“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寫作特色

（1）文章善于運用設喻的方法。從文章末端看，孟子雖反對戰爭，卻多次提到戰爭。這是為了迎合諸候

們的心理打個比方，以便有機會向諸侯們宣傳自己的“仁政”主張。

（2）文章析理精微，議論恢宏，氣勢奔放，闡明引申層層深入，邏輯性很強；還采用了排比的修辭方法，使文章生動形象。

編輯本段史實和現代事例

1.商湯伐夏桀，夏桀失道寡助，商湯得道多助

2.周武王姬發伐商紂,商紂王失道寡助

3.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失道寡助，陳勝和吳廣得道多助

4.隋末隋煬帝楊廣無道，各地農民起義，瓦崗軍得道多助

5.瓦崗軍首領失道寡助，英雄豪杰紛紛投靠得道多助的李淵（唐）

6.元順帝無道，朱元璋率領的紅巾軍得道多助

7.二戰期間，德意日三國失道寡助，中美英等抗戰國得道多助

8.解放戰爭中，解放軍得道多助，國民黨失道寡助

第五篇：《朋黨論》文言文原文閱讀答案翻譯注釋

《朋黨論》文言文原文閱讀答案翻譯注釋

作品原文朋黨論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1]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2]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3]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4]，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5]。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6]，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7]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8]，君子八元、八愷[9]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10]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11]，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12]曰：“紂有臣億萬，惟[13]億萬心；周[14]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15]以興。后漢獻帝時[16]，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17]，目[18]為黨人。及黃巾賊起[19]，漢室大亂，后方悔悟，盡解[20]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21]，及昭宗時[22]，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23]。”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誚[24]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25]。嗟呼!夫興亡治亂之跡[26]，為人君者可以鑒矣[27]!注釋譯文詞句注釋[1] 惟：只。幸：希望。[2] 大凡：大體上。道：一定的政治主張或思想體系。[3] 黨引：勾結。[4] 賊害：殘害。[5]守：信奉；名節：名譽氣節。[6] 之：指代上文的“道義”、“忠信”、“名節”。修身：按一定的道德規范進行自我修養。濟：取得成功。[7]退：排除，排斥。[8] 共（gōng）工驩兜（huándōu）等四人：指共工、兜、鯀（gǔn）、三苗，即后文被舜放逐的“四兇”。[9] 八元：傳說中上古高辛氏的八個才子。八愷：傳說中上古高陽氏的八個才子。[10] 皋（gāo）、夔（kuí）、稷（jì）、契（xiè）：傳說他們都是舜時的賢臣，皋掌管刑法，掌管音樂，稷掌管農業，契掌管教育。《史記·五帝本紀》載：“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11] 更（gēng）相：互相。[12] 書：《尚書》，也稱《書經》。[13] 惟：語氣詞，這里表判斷語氣。[14] 周：指周武王，周朝開國君主。[15] 用：因此。[16] 后漢獻帝：東漢最后一個皇帝劉協。逮捕，囚禁“黨人”應是桓帝、靈帝時的宦官所為。[17] 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東漢桓帝時，宦官專權，一些名士如李膺等二百多人反對宦官被加上“誹訕朝廷”的罪名，逮捕囚禁。到靈帝時，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殺，六、七百人受到株連，歷史上稱為“黨錮之禍”。[18] 目：作動詞用，看作。[19] 黃巾賊：此指張角領導的黃巾軍。“賊”是對農民起義的誣稱。[20]解：解除，赦免。[21] 朋黨之論：唐穆宗至宣宗年間（821-859年），統治集團內形成的牛僧孺為首的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朋黨之間互相爭斗，歷時四十余年，史稱“牛李黨爭”。[22] 昭宗：唐朝將要滅亡時的一個皇帝。殺名士投之黃河本發生于唐哀帝天佑二年，哀帝是唐代最后一個皇帝。[23] “此輩清流”兩句：這是權臣朱溫的謀士李振向朱溫提出的建議。朱溫在白馬驛（今河南洛陽附近）殺大臣裴樞等七人，并將他們的尸體投入黃河。清流：指品行高潔的人。濁流：指品格卑污的人。[24] 誚（qiào）：責備。[25] 厭：通“饜”，滿足。[26] 跡：事跡。[27]鑒：動詞，照，引申為借鑒。白話譯文臣聽說關于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大概君子與君子因志趣一致結為朋黨，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同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但是臣以為：小人并無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為朋黨，那是虛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后，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漠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所以說小人并無朋黨，他們暫時結為朋黨，也是虛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用這些來為國家做事，那么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唐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結為一個朋黨，君子八元、八愷等十六人結為一個朋黨。舜輔佐堯，斥退“四兇”的小人朋黨，而進用“元、愷”的君子朋黨，唐堯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時列位于朝廷。他們互相推舉，互相謙讓，一共二十二人結為一個朋黨。但是虞舜全都進用他們，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書》上說：“商紂有億萬臣，是億萬條心；周有三千臣，卻是一條心。”商紂王的時候，億萬人各存異心，可以說不成朋黨了，于是紂王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但周朝卻因此而興盛。后漢獻帝的時候，把天下名士都關押起來，把他們視作“黨人”。等到黃巾賊來了，漢王朝大亂，然后才悔悟，解除了黨錮釋放了他們，可是已經無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漸生出朋黨的議論，到了昭宗時，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殺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黃河，說什么“這些人自命為清流，應當把他們投到濁流中去”。唐朝也就隨之滅亡了。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商紂王；能禁絕好人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漢獻帝；能殺害“清流”們的朋黨的，誰也不及唐昭宗之時；但是都由此而使他們的國家招來混亂以至滅亡。互相推舉謙讓而不疑忌的，誰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進用他們。但是后世并不譏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蒙騙，卻贊美虞舜是聰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區別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時，全國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作為朋黨又多又大的，誰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興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雖多卻不感到滿足。前代治亂興亡的過程，為君主的可以做為借鑒了。創作背景慶歷三年（1043年），韓琦、范仲淹、富弼等執政，歐陽修、余靖等也出任諫官。這時開始實行一些政治改革。從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相繼貶官開始，他們已經被保守派官僚指為朋黨。此后黨議不斷發生，宋仁宗在1038年（寶元元年）還特意下過“戒朋黨”的詔書。到了1043年，呂夷簡雖然被免職，但他在朝廷內還有很大的勢力。為了反對改革，以夏竦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擊范仲淹、歐陽修是“黨人”。范仲淹以直言遭貶，歐陽修在朝廷上爭論力救。只有當時的諫官高若訥認為范仲淹當貶。歐陽修寫給高若訥一封信，指責高若訥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之心。高若訥將此信轉交當局，結果歐陽修連坐范仲淹被貶。還有一些大臣也因為力救范仲淹而被貶，當時便有一些大臣將范仲淹及歐陽修等人視為朋黨。后來仁宗時范仲淹與歐陽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歐陽修當時擔任諫官，為了辯論這種言論也為了為自己辯護，就在慶歷四年（1044年）上了一篇奏章，叫《朋黨論》，給夏竦等人以堅決的回擊。《朋黨論》這篇著名的政論文，在革新派與保守派的斗爭中，同樣是很有戰斗意義的。歐陽修幼年喪父，家境貧寒，苦讀而中進士，后歷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朝廷要職，因彈劾政敵夏竦、呂夷簡等人，曾遭遇政敵的朋友圈子的惡意攻擊，被政敵指責為在朝廷拉幫結派搞朋黨，因而也曾屢次被罷職貶官，可謂仕途多舛。歐陽修故而憤筆寫就這篇雄文，算是對政敵的一種理論清算，也算是一吐胸中塊壘。作品鑒賞這篇文章起筆不凡，開篇提出：君子無黨，小人有黨的觀點。對于小人用來陷人以罪、君子為之談虎色變的“朋黨之說”，作者不回避，不辯解，而是明確地承認朋黨之有，這樣，便奪取了政敵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開頭一句，作者就是這樣理直氣壯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個方面內容：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別；人君要善于辨別。作者首先從道理上論述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本質區別；繼而引用了六件史實，以事實證明了朋黨的“自古有之”；最后通過對前引史實的進一步分析，論證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則國家亂亡；用君子之朋，則國家興盛。文章寫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據，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全文共分五段。第一段：直接提出觀點，認為有關朋黨的議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只是希望國君能辨別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第二段：先說有兩種“朋黨”，即因志同道合而結為朋黨，因利害關系相同而結為朋黨。接下去，作者以設問的方式提出問題：“我以為小人沒有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說明當他們利害相同時，暫且互相勾結援引而成朋黨，那是假的。到了他們見到好處而爭先恐后，或者好處已經搶光了，交往也少了，則反而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復說：“故臣謂小人無朋，偽也。”再說君子，他們的行為完全兩樣：君子所堅守的是道義，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節。憑借道義、忠信和名節來修煉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規范，相助而得益，憑借這些為國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協力，始終如一。接著，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強調這些作為與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結論說：“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罷黜，“用”是進用。這幾句說：所以做國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黨，用君子的真朋黨，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這段運用了對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區別時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結，同利則暫時為朋，見利則相互爭競，力盡則自然疏遠或互相殘害，從實質上看，小人無朋；與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結，以道義、忠信、名節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從這一意義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對比鮮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結論，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同時帶起下面的一段文字。第三段廣泛列舉史實，從各方面論證用君子之真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偽朋則國亡。與上文開頭的“朋黨之說，自古有之”遙相呼應，對上文結尾的“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補充和論證。文中正反引用堯、紂時對朋黨的利用，加強對比，闡明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有關國家興亡。再以東漢桓、靈時的黨錮之禍、晚唐昭宣帝時朱全忠殺害名士的史實，引用反面例證，闡明迫害殘殺君子之朋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第四段：作者帶有總結性地論述：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結為朋黨，沒有人像商紂王那樣；能禁止善良的人結成朋黨，沒有人像漢獻帝那樣；能殺戮品行高潔、負有時望者的朋黨，沒有什么時候像唐昭宗統治時那樣。這些國君都把他們的國家搞亂了，滅亡了。文章末尾，作者又強調了一下：“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這是說上述的興亡治亂的史跡，做國君的可以借鑒。很明顯地請求宋仁宗納諫，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以使國家興盛起來。文章不諱言朋黨，而是指出朋黨有原則的區別，“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并引證歷史來說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國，小人之朋有害于國，希望人君進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偽朋。文章避免了消極地替作者作辯解，而從正面指出朋黨的客觀存在，指出借口反對朋黨的人就結為朋黨，說明朋黨有本質的不同。這就爭取了主動，使作者立于不敗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作者簡介歐陽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且在政治上負有盛名。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謚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累贈太師、楚國公。后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被世人稱為“唐宋散文八大家”。歐陽修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領導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承并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他的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在史學方面，也有較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