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

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10余年來，已先后舉辦過六次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發表論文一千數百篇，出版各類資料。專著40余部，可謂碩果累累。由于研究者注意轉換思路、開闊視野，從而使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有明顯提高，許多問題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現就洋務運動的性質和歷史地位、洋務派人物的評價，特別是近年新辟領域的研究情況、主要觀點作一簡要綜述。

一 關于洋務運動的性質和歷史地位

對洋務運動的性質和歷史地位，學術界一直爭論較大。有的同志認為，洋務運動是地主階級進行垂死掙扎的自救運動，也是他們勾結外國資本主義進一步變中國為半殖民地的賣國運動（劉曉光《洋務運動不該肯定》,《遼寧師范學院學報》1980年第6期）。有的同志則持不同意見，認為洋務運動是地主階級的改革運動，“是一個具有進步性的運動”，“在客觀上導致了資本主義幼芽的出土”（李時岳、胡濱《論洋務運動》，《人民日報》1981年3月12日；徐泰來《也評洋務運動》，《歷史研究》1980年第6期）。孔令仁指出：就洋務運動的本質傾向來說，它是反封建、反侵略的，是進步的；洋務運動功大于過，是一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革新運動（《中國近代史上存在著兩種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文史哲》1983年第3期）。戚其章以是否促進生產力發展為衡量標準，認為洋務運動為中國社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近代企業，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因而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進步運動（《評價洋務運動必須以社會實踐為標準》，《天津社會科學》1982年第1期）。孫占元則提出一種折衷看法,認為洋務運動既是地主階級開明派掀起的一次自救運動，同時也是一次“求強”“求富”的變革運動；它對內鎮壓以自救，是反動的，而對外御侮以自強，又是進步的（《論中國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東岳論叢》1988年第6期）。

基于以上不同認識，學術界對于洋務運動歷史地位的看法也存在很大分歧。一種觀點認為，洋務運動鞏固了舊的封建統治，是一條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反動路線，不代表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方向，不可與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同日而語（黃逸峰、姜鐸《如何評價洋務運動》,《紅旗》1984年第7期）。另一種觀點與此截然不同，認為洋務運動應該納入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資產階級革命，標志著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基本脈絡（李時岳《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同志傾向于對洋務運動作基本肯定的評價。近年,有不少文章開始從“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化”的角度，對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作進一步探討，并取得了可喜進展，盡管看法仍然有別，但總的來看，肯定多于否定（李平生等《全國第五屆洋務運動史學術討論會綜述》，《歷史研究》1990年第2期）。

二 關于洋務思潮和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

有關洋務思想的研究，本屬空白，以往即使提到，也多是簡單罵倒了事。近10年來，這一領域日益引起學術界重視。特別是一些學者在對洋務思想與早期維新思想的比較研究中，提出了“洋務思潮”的新概念。洋務思想開始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一席之地。1989年以后出版的幾部思想史專著，如吳劍杰《中國近代思潮及其演進》、劉興華等《中國近代思想史略》、寶成關等《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都列有“洋務思潮”或“洋務思想”專章。什么是洋務思潮？劉學照認為，洋務思潮是當權的洋務派官僚和不當權的地主階級改革派共同參加、朝野呼應的學習西方、謀求富國強兵的社會思潮（《論洋務思潮》，《歷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李時岳、胡濱認為，洋務思潮的基本內容，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借法自強”,它是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執行者和支持者們所反映出來的共同思想傾向（《從閉關到開放》第七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概念的界定上，學術界沒有太大分歧。爭議較大的主要是對洋務運動指導思想的理解和對“中體西用”論的評價。

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什么？傳統觀點多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視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近年出現一些不同看法。季云飛認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就是40年代魏源提出的以洋槍洋炮為內容的“師夷長技”思想（《清末“中體西用”思想新議》,《求索》1991年第3期）。徐泰來把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概括為“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八個字（《試論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湘潭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孫占元則認為，洋務運動屬于一次“求強”“求富”運動，洋務論者的“求強”“求富”觀實際上成為洋務活動的指導思想，而“中體西用”則是服務于求強、求富主旨的一種理論（《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應是“求強”“求富”》，《人文雜志》1991年第1期）。

關于“中體西用”的歷史評價，史學界大致有三種觀點：一種認為，它是一個中西雜交不倫不類的反動口號（黃逸峰、姜鋒《重評洋務運動》,《歷史研究》1979年第2期）。第二種意見認為，這個口號雖有局限性，但主流是好的，應基本肯定。季云飛指出：“中體西用”思想“是發展變化著的革新進取思想，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思想”；“從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史角度考察，19世紀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個多世紀中，沒有比?中體西用?更進步的思想來代替它的歷史地位”（《清末“中體西用”思想新議》）。陳旭麓也指出：在當時，要在充斥封建主義舊文化的天地里容納若干資本主義的新文化，除了“中體西用”，還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來（《論中體西用》,《歷史研究》1982年第5期）。第三種意見主張用發展的眼光看待“中體西用”的歷史作用，認為這一理論有一個從具有一定積極意義走向消極、反動的發展過程。李時岳、胡濱指出：“中體西用”論在向西方學習的初始階段有其積極意義，只是到了后來才具有抵制維新的反動性（《論洋務運動》）。吳劍杰也認為，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體西用”有其進步性，八九十年代后則成為一種反動理論（《關于洋務思想體系及其評價問題》，《武漢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

三 洋務運動與近代文化

從近代文化史、社會史角度探討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文化的影響，探討洋務運動時期中國社會生活的變遷，這是近年來洋務運動史研究中的一個新動向，有關文章雖然不多，但值得注意。葉曉青1983年初發表的《西學輸入和中國傳統文化》一文（載《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是這方面較早的拓荒之作。該文重點論述了洋務時期的科技引進對中國社會多層次、多方面的影響，特別是對“重義理輕藝事”、“貴義賤利”等傳統價值觀念的沖擊。李侃在《洋務運動與近代文化》一文（《求索》1988年第2期）中認為,洋務時期是在一定的范圍內和一定的規模上開始了中國文化從傳統的舊文化向近代新文化的歷史轉換時期。同時指出：“洋務運動時期產生的近代文化，只能是一種畸形的文化。它既不可能對封建文化作有力的批判，也不可能對西方文化作出自覺的選擇”；“近代文化轉換于洋務，又受制于洋務。”此外，陳絳的《洋務運動與儒學傳統》一文（《復旦學報》1986年第4期），分析了經世傳統、變易觀念對洋務運動的積極影響,以及封建思想對洋務運動的極大束縛，指出：儒學傳統曾經成為洋務運動開展的助力，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它又日益表現為這一運動的阻力。黃清根的《論洋務時期的文化變遷》一文（《江漢論壇》1990年第5期）,則從社會史視角闡述了洋務時期隨著西學的大量輸入，中國的社會生活，諸如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社會信仰、家庭與婚姻等方面發生的“引人注目的變化”。這些文章未必都很成熟，但都帶有開拓性，都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四 洋務派與近代外交

外交是洋務運動研究中的難題。過去往往把洋務派的外交路線視為“妥協投降”，把洋務派的外交活動視為“喪權辱國”。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對洋務派的外交思想、外交活動進行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章鳴

九、劉天路等認為，洋務派隨著對西方資產階級外交知識、法律知識的了解，已初步具有國家主權平等的思想，產生了近代的國際意識，其外交思想正在向近代化邁進；在外交實踐中，他們還以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為武器，揭露不平等條約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提出了修改條約、收回利權的主張；其“外須和戎”的外交主張固然是妥協軟弱的表現，但這是洋務派無法擺脫的時代矛盾（章鳴九《洋務思想家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北方論叢》1989年第4期；劉天路《洋務派外交思想簡論》，《山東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章鳴九在《試論洋務思想家對和戰之爭的態度》一文（載《天津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中,又分析了洋務派通過談判解決爭端的“主和”思想以及這種思想的根據，認為他們對中外通商局面和敵我形勢的認識，以及“按約理論”、“據理力爭”，爭取和平環境以求“自強”的設想，“是富有理性的”。章文還以中法戰爭為例，具體分析了當時洋務派官僚基本主和、基本主戰、備戰求和三種不同態度，認為不同態度是基于個人對形勢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對講和的時機、條件存在不同意見，并非愛國與賣國的根本分歧。

五 洋務派與清末教案

教案是洋務時期涉及內政、外交的大事，以往的洋務運動研究對此注意不夠，一些教材和學術著作在談到教案問題時，又往往一味強調洋務派如何“抑民奉外”，如何充當對外屈服退讓的賣國賊和對內殘酷鎮壓的劊子手。近年，有同志對此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趙春晨在《晚清洋務派與教案》一文（載《歷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中認為,洋務派作為封建營壘中開始向資本主義方向邁開腳步的一個政治派別，他們與同時期的頑固派以及自發反教的士紳們具有很大不同，能夠對基督教會，傳教士及與之偕來的一些西方文化采取比較寬容的態度。但同時，他們對教會充當外國侵略擴張工具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認識和警惕，他們盡管不贊成群眾的自發反教行動，但對開展反洋教斗爭的紳民又表示一定的同情。趙文進一步指出：洋務派并非不反對教會侵略，他們在揭露、譴責教會侵略活動的同時，還力圖通過建立一定的規章制度以及修約等方式，限制教會勢力的擴張，抵制外國侵略。至于他們反對自發的仇教反教行為，反對以暴力方式對待教會、教士和教民，主張“非攻教”，這既有畏懼同外國決裂、擔心民眾的行動會危及封建統治這些因素存在，也有他們與自發反教者在思想認識上的歧異，即對自發反教落后性和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因此，對洋務派的“非攻教”不應籠統地斥為“抑民媚外”、“鎮壓人民斗爭”。趙文還分析了洋務派在處理教案時所采取的“悉遵條約”、“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核辦”的方針，認為這些方針固然帶有“弱國外交”的色彩，但比起頑固派不顧客觀形勢、不分是非曲直、盲目鼓噪廢教毀約、驅逐洋人的主張來，顯然理智得多、可取得多：這些方針的執行，對于在局部范圍內防止教案事態擴大、安定社會秩序、保證洋務運動的進行，以及抵制教會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韓昱的文章評述了洋務派對洋教的矛盾態度：一方面他們鑒于中外實力懸殊，在教案問題上表現出極大的妥協性；另一方面，為了籠絡人心（在感情上也不愿讓洋教橫行中國，擾亂“圣道”），在實際事務中也表示了對洋教的仇視態度，在處理教案的過程中，盡可能地保護地方官和地主士紳，對列強作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客觀上保護了民族利益，維護了民族尊嚴（《論洋務派對洋教的矛盾態度》，《山東師大學報》1990年第1期）。

第二篇：中國近代史研究入門

中國近代史研究入門”討論書目

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石泉：《甲午戰爭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裴宜理：《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施堅雅：《中國農村市場和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相及相關問題1368-1953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

岸本美緒：《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科大衛：《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史景遷：《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進一步擴大閱讀的書目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1989年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戴逸：《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導言卷》，遼海出版社，1999年

蔡鴻生：《俄羅斯館記事》（增訂本），中華書局，2006年

吳義雄：《條約口岸體制的醞釀：19世紀30年代中英關系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與歷史——海外文獻的刊布和文獻史事的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

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

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54，臺北，1970年，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

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

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

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張啟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77，臺北，1995年

戚其章：《甲午戰爭國際關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11-1950年》，重慶出版社，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49，臺北，1985年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98年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

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年

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

朱蔭貴：《國家干預經濟與中日近代化——輪船招商局與三菱·日本郵船會社的比較研究》，東方出版社，1994年

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巨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

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法律出版社，1998年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庭組織與社會變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夫馬進：《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

賴惠敏：《清代的皇權與世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

從翰香編主編：《近代冀魯豫農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明珠：《中國近代蠶絲業及外銷1842-1937》，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陳慈玉：《近代中國茶葉的發展與世界市場》，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現代經濟探討叢書〉第六種，臺北，1982年

森時彥：《中國近代棉紡織業史研究》，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彭澤益：《十九世紀后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人民出版社，1983年

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89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陳方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中華書局，1984年

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與意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與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與大同思想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71，臺北，1994年

羅志田：《近代中國史學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

楊國強：《百年嬗蛻——中國近代的士與社會》，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

朱維錚：《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墨子刻：《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艾愷：《最后一個儒家——梁漱溟與現代中國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

桑兵等編：《近代中國的學術思想》，中華書局，2008年

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閻國棟：《俄國漢學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三篇：淺析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

淺析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

摘要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地主階級洋務派掀起了一場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洋務運動。由于客觀形勢對教育的需要,洋務派對傳統的封建教育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雖然這些改革的初衷在于維護晚清王朝的統治,但洋務派在教育領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著實對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洋務運動近代教育 影響

中圖分類號:G40-09文獻標識碼:A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的雙重打擊,晚清王朝的腐敗空疏暴露無疑 ,封建統治集團在如何維護封建統治的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并由此產生了頑固派與洋務派,二者在維護晚清統治這一根本目標上是一致的,只是所主張的統治手段不同而已。與外國侵略者打了二十余年交道的洋務派,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不得不承認英法等國“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顯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并逐漸認識到向西方學習是擺脫落后的根本出路。因此,洋務運動開始在中國勃興。在教育領域,洋務派掀起了以興辦新式教育為主要內容的一系列變革。興辦新式教育的舉措

1.1 開辦外國語學校

隨著洋務事業的蓬勃興起,清政府在日益頻繁的對外交涉中,由于語言文字的隔閡,外交損失很大。一些有見識的大臣逐漸認識到“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同時,“查外洋于中國精要之書,多取譯行海外,其西國兵農、食貨、制造、測量諸籍,月異日新,翻譯既微,何用考鏡。夫御侮貴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覽,不究其治軍交鄰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研其制造術之術原,何由致用?”基于這種認識,培養外國語人才的問題被提上了日程。恭親王奕?D、大學士文祥等人,積極奏請清政府設立專門學館,以培養熟悉外國語言文字的人才。1862年7月,京師同文館正式成立,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學堂。在其影響下,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新疆俄文館、琿春俄文書院、湖北自強學堂等一大批外國語學校相繼創辦,培養了胡維德、劉玉麟、陸征祥等一大批蜚生于近代外交界的人才,對中國近代外交產生了積極影響。

1.2 開辦工業技術學校

隨著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的相繼創辦和不斷發展,對各種工程技術人才的需求劇增,“囿于洋務人才之匱乏,不得不高薪聘請洋技師。但雇傭洋匠“實非經久可持之道,”不僅“薪工太厚,勢難多雇”,而且仰人鼻息處處受制于人,更何況不培養出本國人才,就只能永遠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趨,難以超前。在這種背景下,洋務派相繼創辦了一批技術學校,用來專門培養科技、軍事、制造等方面的工程技術人才,以滿足洋務運動進一步發展的客觀需要。主要有創辦于1866年的福州船政學堂(中國最早的造船和駕駛技術學校)、1865年的上海機器學堂、1876年的福州電報學堂、1882年的上海電報學堂、1894年的天津醫學堂、1895年的山海關鐵路學堂、1897年的天津電報學堂。除此此外,還有江南制造局附設操炮學堂、工藝學堂、廣東實學館、南京陸軍學堂附設鐵路學堂、湖北礦務局及工程學堂、南京礦務學堂等。雖然在上述學校創辦的過程中遇到了頑固派的重重阻擾,但客觀上為中國近代培養了一批科技人才,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當時洋務運動的需求。

1.3 開辦近代軍事學校

洋務派創辦近代軍事學校主要是基于“自強”這個大目標的。尤其是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沉痛打擊,洋務派深感 “敵國軍械強于我,技藝精于我”。于是,從1880年起開始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學校,用以培養近代軍事人才。主要有創辦于1880年天津水師學堂、1885年的天津武備學堂、1886年的廣東黃埔魚雷學堂、1887年的廣東水師學堂、1890年的南京水師學堂、1894年的奉天旅順口魚雷學堂、1895年的南京陸師學堂、1895年的江南陸師學堂。此外還有一批如天津軍醫學堂、江南水師學堂、山東威海衛水師學堂、直隸武備學堂、湖北武備學堂等。上述軍事學校的創辦,培養了一大批近代軍事人才,其中有許多人如嚴復、鄧世昌等為我國近代國防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1.4 變革科舉制度

傳統的科舉制度早已無法提供洋務運動所需要的實用型人才,這一矛盾成為阻礙洋務運動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鑒于這種情況,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屢屢上書請求變革科舉。他從興辦洋務的實際需求出發,認為“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然而“文武兩途,仍舍章句弓馬未由進身”。他在1864年上奏清廷的奏折中說:“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由此可見,他主張科舉制度應培養實用的人才,能夠為我所用。在洋務派掀起的變革科舉的浪潮中,以沈葆楨、英桂和潘衍桐所提出的意見較為著名。1870年,沈葆楨、英桂聯名上奏清廷,稱“水師之強弱,以炮船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學為本”,奏請清政府在科舉考試中特開算學一科。國子監司業潘衍桐更是對科舉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標準,1884年,他上奏清政府“仿照翻譯例,另開一藝學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學、熟悉輿圖者,均準與考”。由于頑固派的重重阻礙,洋務派在變革科舉制度的道路上舉步維艱,導致洋務運動時期的科舉變革與人們最初的愿望相差甚遠,但它畢竟在科舉制度的內部為西學的進入打開了方便之門,為日后變革大潮的到來奠定了基石。

1.5 官派留學生

要真正培養出精通西學的洋務人才,僅憑幾所新式學堂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察其精微、深究其理,才能洞徹本原,收遠大之效。正如張之洞所說:“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有鑒于此,洋務派紛紛奏請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經過洋務派的不懈努力,清政府于1870年批準了由曾國藩、李鴻章提出的選派留學生出國留學的計劃。從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共選派了三批留學生赴美學習,同時還派遣了六批學生,前往英、法等歐洲國家留學。這些留學生學成歸國后,為我國近代教育、科技、外交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如舉世聞名的京張鐵路總工程師詹天佑,擔任過北洋政府外交總長的梁敦彥,以及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都是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

洋務派所采取的各種興辦新式教育的舉措,雖然根本出發點在于維護清王朝的腐朽統治,但不容置疑,它客觀上對中國近代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使中國近代教育不斷完善和發展。

2.1 洋務派創辦各種新式學堂的主張及其實踐,革新了辦學思想

新式學堂與舊學堂的辦學思想有著根本區別。首先,在人才培養目標上有了很大的變化,新式學堂不是為科舉考試培養人才,而是為洋務事業培養各種實用型人才。這是洋務運動時期的教育思想突破傳統教育的重要標志。其次,在課程設置和教育內容上也進行了重大調整,開設了數、理、化等一批自然科學課程。再次,洋務運動帶來了考試方法和考核標準的變革,使人們逐漸從傳統的四書五經中解放出來。為學習和傳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知識與思想和培養新型實用型人才的奠定了基礎。

2.2 洋務運動時期對傳統科舉制度的變革,沖擊了封建教育制度,促進了新學制的頒布和科舉制的廢除

在創辦新式學堂和變革科舉制度的基礎上,誕生了中國近代第一部學制――《癸卯學制》。它的頒布使新式學堂教育制度化、系統化,并為1905年科舉制度的最終廢除打下了基礎。這一新的發展不能不歸功于洋務派力主改革封建傳統教育制度,并不斷推動其實現的緣故。

2.3 洋務派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官派留學生之先河

隋唐以來,中國一直是別國學習的對象。清朝時中國閉關自守與愚昧無知的風氣和夜郎自大的心態導致中國遠遠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赴外留學一事不僅長期不為社會重視,甚至一度成為頑固派的笑柄,這種狀況在洋務運動中開始改變。隨著留學風氣的盛行,清政府建立了留學教育制度。

洋務派在留學教育領域所掀起的一系列變革對沖破晚清王朝的閉關自守和固步自封的舊思想起了巨大作用。首先,留學教育促使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人數迅速增加,為中國社會的前進和科學文化的發展,以及近代化目標的實現注入了新的機體。其次,留學教育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并將交流水平提升到一個新的臺階。再次,學成歸國的留學生不僅傳播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帶來了西方先進的民主思想,為中國思想界的勃興輸入了新鮮血液,更為隨后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興起奠定了基礎。惟其如此,留學教育的開創,促進了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

縱觀近代中國發展全局,洋務派在近代教育領域的大膽實踐與革新雖說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對外依賴性,但它喚醒了國人的愚昧無知與固步自封,使中華民族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驚醒,啟動了中國這艘在洶涌的歷史波濤中擱淺的巨輪,促使近代中國舉步踏上了奔向近代化的艱難歷程。總之,洋務運動開創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先聲和一種新的社會風貌,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批實用型人才,是中國近代教育的肇端。

參考文獻

[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46.[2]中國史學會.洋務運動[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3]趙浦根.洋務運動與中國教育近代化.江蘇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4).[4]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M].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55.[5]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期)(卷二十五):9-10.[6]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7]朱有.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2輯(上)[C].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8]孫春芝.略論洋務運動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3).

第四篇：莊子是諸子百家中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

莊子是諸子百家中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人們把孔子稱為“圣人”，稱莊子為“神人”。關于莊子的傳說也都或多或少的帶有一些神話色彩，因為他的神秘，我對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不敢讀他的原著，因為自己的水平不夠高，索性讀現在流行的于丹《莊子心得》。讀完后，感覺莊子的思想絕非“淡泊明志”這四個字就能概括。他的一些教育思想直至今天依然閃耀著奪目的光輝，讓我受益匪淺。《逍遙游》中有這么一段故事，會子對莊子說，魏王送他大瓠之種，長成后，結成了一個大葫蘆，但是這個葫蘆用來盛水，則立不牢穩，難以勝任；分剖為瓢，則平淺不容多物。因此把它擊碎了。而莊子則認為惠子拙于用大，他說，為什么不把它束于腰間，作為腰舟浮游于江湖呢？惠施認為無用的大樹，莊子把它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在莊子看來，所有的事物都有它的用處。一個人境界的大小，決定了他的思維方式。人們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規的去判斷事物的價值。而只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真正價值。

《至樂》中，莊子還談到一個魯侯養鳥的寓言，說從前有個海鳥落在魯國之郊，魯侯把它迎進廟里，獻酒給它飲，奏樂給它聽，擺上牛羊肉給它吃。不出三天，海鳥死去。這告訴人們，要以養鳥之道養鳥，不能違反本性。

以上可以看出莊子的教育主張：不要以己教人，要尊重受教育者的個性。看完莊子的這兩個故事，讓我反省了很長時間。因為我正如那個種葫蘆的人，不，我可能遠遠不及那個人，那個人充其量只是浪費了一堆葫蘆，而我的某些做法可能會禁錮一個孩子的發展。雖然我經常提醒自己，作為一個英語老師，上課時應該力圖讓孩子們喜歡英語，教給他們解決問題的策略和豐富孩子們的思維廣度，但有時卻仍丟不掉一些老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習慣用同一個尺度去要求學生。其實每一個學生都有他的個性和長處，倘若我們按照其個性，把這些長處挖掘出來，那對每一個學生的發展都會有著不可估量的促進作用。我們的學生就會萬馬奔騰，我們教育的碩果就會掛滿枝頭，芬芳無限。當然，尊重個性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挖掘長處，揚長避短。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確，只有尊重學生的個性，才談得上教育。否則，我們教育的結果，只能是培養出一群學習的機器；甚至有的當面一套，背后一套，陽奉陰違；更有桀驁不馴者，根本不接受你這一套，甚至走向極端。總之，那樣的結果，只能是眾馬齊喑，我們的馬兒都失去了其活躍的本性，怎么能夠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我們的教育也會南轅北轍，永遠達不到它的目的。因此，我們必須尊重學生的個性，不要抹煞他們的青春活力。同樣，作為教育者，我們不要以自己認為合適的方法教育學生，要按照學生的特點去安排學習的內容和方法，因材施教。

除此之外，于丹在《于丹莊子心得》中大部分篇幅通過解讀莊子中的寓言，結合現代社會的現象，引導我們用莊子的思想來指導人生。莊子的人生哲學，就是教我們要以大境界來看人生，感知已心，淡泊心態，合乎自然，超越利碌功名和自我。——是一種理想的，甚至是超理想的境界。讀過此書，讓人在不經意中增加了智慧的砝碼，給予了力量的源泉，伴隨了身心的成長，滿足了心與心的交流，真正品味出那份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細膩意境。于己于人，無論你在何種崗位上，環境只是一種需要你去順應的外在世界，卻需要你堅持自己內心的秉性而不隨波逐流，并讓自己盡力把自身的潛能激發到最佳狀態，那何嘗不是一種超越自我的成功；無論在家庭還是社會，你充當的任何一個角色都需要你用心面對，真心付出，等到再回首時，我們可以無怨無悔，因為我們已經盡心盡力。作為一名教師，更是如此，我們的快樂，就是可以從孩子們一雙雙清澈的眸子里，看見他們對你的喜愛，夫復何求

提問人的追問 2009-07-19 11:31 有1000字嗎？

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19 11:37 第二篇

莊子是諸子百家中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人們把孔子稱為“圣人”，稱莊子為“神人”。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電視中看到于丹老師在講莊子，心中有所觸動，于是便上書店買了于丹《莊子心得》一書。

莊子（約前369年—前286年），名周，一字子沐，戰國時代宋國蒙人，曾任蒙之漆園吏。貧而樂道，不慕富貴。他是莊子學派的創始人。莊子是繼老子之后，戰國時期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老子哲學思想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代表作《莊子》（又被稱為《南華經》）闡發了道家思想的精髓，發展了道家學說，使之成為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的哲學流派。他的學說涵蓋著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還是歸依于老子的哲學。后世將他與老子并稱為“老莊”，他們的哲學為“老莊哲學”。《莊子》共三十三篇，分“內篇”、“外篇”、“雜篇”三個部分，一般認為“內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莊子所寫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認為是莊子的弟子們所寫，或者說是莊子與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寫成的，它反映的是莊子真實的思想；“雜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復雜些，應當是莊子學派或者后來的學者所寫，有一些篇幅就認為肯定不是莊子學派所有的思想，如《盜跖》、《說劍》等。

于丹《莊子心得》大部分篇幅通過解讀莊子中的寓言，結合現代社會的現象，引導我們用莊子的思想來指導人生，認為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種大境界，這種境界超越名利，超越生死，超越一切，逍遙得自在，追根究底是一種精神生活，靈魂生活，是一種“無”的境界，“歸零”的境界，需要不斷反觀內心，需要大覺悟才能體會得到，而且更需要時間，因為“悟”本身是一個過程。在大境界的指引下，我們就會逐漸走上人生的坦途，直至掌握人生之道。如果沒有大境界的指引，我們的人生就像有些“屠夫”解牛一樣，用刀亂砍筋骨而損壞刀，在生活和工作中被一些小事所困，被有形有象的名和利所擾，在社會中被五顏六色，紛紛紜紜的表面現象所惑，不知不覺地浪費我們寶貴的生命。是啊！一個人境界的大小完全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站在大境界上，就會看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站在小境界上，只能一生碌碌無為。世間的大與小不僅在眼界之中，還在人的心智之中。人們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規地去判斷事物地價值，但其不知唯有大境界之人，才能看到事物其真正價值。莊子教給我們的是境界和眼光。他的“逍遙游”里的境界“心向往之”充分體現出：一個人，永遠不要去羨慕他人。需要的是質詢自己的心，問一句：面對這紛繁蕪雜的環境和世界，面對自己的順與逆，我們首先應該想如何發展自己,有了更廣闊的眼界，才能有大的境界，才能更好的認識自己，從而進一步發展和提高自己。正如那句：莊子的逍遙游給了我們每一個凡俗的生命一雙非凡的翅膀......于丹用內心、自然流露的語言，借尊者、名人之口說出自己的觀點看法，并用那些虛擬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寓言小故事詮釋著人生的哲理，那就是：寬容感恩于外在世界，融合于一切自然規則，清醒地認知自己的內心，超越所有的功名利祿之心，感悟人生的最高境界，擁有健康的人生心態和快樂的生活狀態。感悟和超越，多么簡單而又難以做到的層次。閱讀完全書我清楚的認識到：每一個人只有真正清醒地認知了自己，才可能獲得成功的人生。現如今，我們常被“現實”錯過了太多太多。我們這一生一直用于外在的發現，而從來看不見自己的心到底有什么愿望。往往在他人過多的言論中盲從，迷失自己的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只不過是自己生命的質地和所處環境間的一種匹配而已。從認識自己，到傾聽自己，直至認知自己，才是一個美好幸福的人生歷程。而不是盲目的認為流行就是時尚，不停復制效仿著他人的所做所為，卻不知時尚有的時候只是少數人的一種趣味，而流行有時候像流感一樣，它只標志著一種數量，并不代表著品質上的更高級。我們站在當下也該擁有一雙如莊子那般靈魂的眼睛，獲得一份清明的理性，而完成屬于自己獨一無二的人生。

莊子的人生哲學，就是教我們要以大境界來看人生，感知已心，淡泊心態，合乎自然，超越利碌功名和自我。——是一種理想的，甚至是超理想的境界。讀過此書，讓人在不經意中增加了智慧的砝碼，給予了力量的源泉，伴隨了身心的成長，滿足了心與心的交流，真正品味出那份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細膩意境。于己于人，無論你在何種崗位上，環境只是一種需要你去順應的外在世界，卻需要你堅持自己內心的秉性而不隨波逐流，并讓自己盡力把自身的潛能激發到最佳狀態，那何嘗不是一種超越自我的成功；無論在家庭還是社會，你充當的任何一個角色都需要你用心面對，真心付出，等到再回首時，我們可以無怨無悔，因為我們已經盡心盡力。

回答人的補充 2009-07-19 11:44 第三

讀于丹《莊子心得》有感

春節期間，我該讀一本什么書好呢？我站在書架前搜索。最后，我把眼光停在于丹《莊子心得》上。這本書我已經讀過一遍，但能記住的似乎太少了。但總又時時在我的心里纏繞，讓我時時回味，時時想再讀的沖動。

對莊子知之甚少，印象中曾讀過《莊子．內篇．逍遙游第一》中“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還讀過《莊子．內篇．逍遙游第十七》“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在學校或函授期間也只讀過兩篇中的一部分，基本上沒讀懂。其它內容更不要說了，連讀也讀不下去，何說理解圣人之意。但圣人的智慧、思想、寓言、風格又深深地吸引了我，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召喚著我。我捧著書再次讀了起來，讀的那么認真，那么真誠，似乎成了我睡前的必修課。我于夢中隨他去“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莊子的生平，《史記》中記載的是戰國時候宋國蒙地人，曾做過漆園小吏，他一輩子就生活在一個戰國紛爭、戰亂頻繁，而到處求賢若渴的時代，他隱居不仕，終老天年，沒有什么社會的名分。

《莊子》這本書，歷代被奉為經典，現在能看到的有三十三篇，其中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讀完全部內容，我似有所思，亦有所想，對我們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為我們的為人處事指點迷津。

一、淡泊名利，笑對死亡

莊子家里很貧困，有時窮得實在是揭不開鍋。他對自己身處的環境是有清醒認識的，他身邊也有很多的有錢人，他也有很多的機會去享受榮華富貴，但他把這些東西看得很淡了。利束縛不了他，為利辛苦，為利奔波，卻喪失了自己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快樂，“心為形役”，太不值得了。莊子雖然生活貧困，但是精神決不潦倒。

名利名利，破名比破利更難。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所以他不愛說什么。當楚王請他出山為相時，他卻對請他的兩個大夫說：“你們請便吧，讓我拖著尾巴在泥地里爬吧！”

莊子臨死時對學生們說：“我死了以后，要 ‘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赍送。’”形體歸于天地，生死歸于自然，這就是莊子對自己的形體和生死的看法。他追求的是“樂生”，活得好比怕死要強得多。也表達了一種態度，就是第一不怕死，第二也絕不找死。道家的態度是在流光中順應，去把握每分每秒，去樂生，讓生命獲得價值。

人活在當下，在當下看破了名，穿透了利，不懼生死。那么，我們的心靈將擁有一個多大的空間、一份多大的境界啊。

二、境界改變命運

《莊子》的《逍遙游》篇中告訴我們，世間的大和小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人的一生，大小之境應用不同，會帶給你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人生。莊子用寓言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人境界的大小，決定了他的思維方式。”而我們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規地去判斷事物的價值，束縛了自己的心智。莊子是一個大智之人，他永遠不會教給我們小技巧，他教給我們的是境界和眼光。莊子的人生哲學，就是教我們要以大境界來看人生，所有的榮華富貴，是非紛爭都是毫無意義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有一個快樂的人生。人生至高的境界是一種靈魂生活，這種靈魂生活是主善的。我們要以覺悟的態度反觀內心，讓我們釋放自己，盡可能達到一個逍遙游的境界。

三、認識你自己 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是有效率的。只有真正清醒地認識了自己，才可能獲得成功的人生。莊子在《齊物論》中提出的觀點，世界的一切，以它自己的角度去觀察，永遠都有它自身的密碼，這個密碼是看不破的。莊子告訴我們，人最難認知的是自己的心。人最難解答的就是：我究竟是誰？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只有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內心，才能夠在這個世界上找到最基本的出發點，才能夠去善待他人。莊子的寓言告訴我們：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應該順其自然，而不能自以為是地把自己的想法強加于人。我們需要認真想一想，我們需要不斷地追問：這一生我們曾經多少次錯失過自己？我們真正找到了被開發的那個機會了嗎？怎么樣才能找到那個機會呢？莊子在《人間世》篇中教給我們一種認識自己的能力。總結兩個字，叫做“心齋”，就是用心的齋戒去真正反躬內省，看看你自己。這就要求我們不斷地審視自己，認識自己，用自己的腳步去丈量人生的每一條路。只有確立了這一切，我們才能以自己的清明理性去善待他人，善待朋友，善待子女，才能夠做到對人對己的真正的尊重。

四、心態決定狀態

莊子告訴我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好像是一匹白馬從門縫里跑過去，那樣倏忽一瞬一樣。這么短的流光在我們手里，怎么樣才能真正地善待生命？莊子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態度，那就是：達生。面對生命，我們首先要有一種曠達的態度，這種態度會決定我們生命的質量，心態決定人的狀態。在生活中，我們會發現，決定成敗勝負的，不一定是一個人的技術水平，而是一個人的心態。當我們患得患失時，當我們心有所慮時，你所有的經驗和技巧，都不可能得到更好的發揮。所以，我們永遠不要過分地相信技巧，要保持一種坦蕩的好心態，這樣才能達到最佳的狀態，做到“以人合天”，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

莊子教給我的遠遠遠遠不止這些，他的大道合乎自然，他的本性和悟性，他的世上總有路可走，他的豁達，他的“乘物以游心”，他的諄諄教導，無不在我的心中翻騰。讀完第二遍，我感覺還是沒記得多少，甚至忘了大部分，這激發我讀第三遍的興趣。

第五篇：50年來的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

50年來的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

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復興，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而日益成為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關注的熱點。然而這個領域曾經被長期冷落，從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國沒有一所大學設置文化史專業課程，更沒有一個專門的文化史研究機構。50年來還沒有一門學科這

樣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國史學建設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國人民追求現代化的艱難歷程。

目前要對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動的社會思潮作總體性評價，不盡相宜，但它在學術上提出的課題，反復的論證，不同意見的爭鳴，卻歷歷在案，本文試圖對此作一評述，為的是將紛爭的諸多見解稍加整理，以留給讀者更多的思索。

一、從文化反思發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熱潮，30年代國難當頭之際，又反復出現文化論戰，政治、軍事的動蕩并未使文化研究蕭條，斷斷續續綿延了20多年。1949年后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這一研究卻遽然冷卻。雖然就文化史的局部來說，也不乏建樹和發展，文化資料的積累和整理也相當豐富，有關中外文化交流有論著也時有所見，但是作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綜合性專著卻幾乎絕跡。據80年代初編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書目》(1)，中國大陸1949年后30年來出版的有關文化史的綜合研究，僅有蔡尚思的《中國文化史要論》(2)一本，且基本上是書目評價。這一時期，以思想史、藝術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為普遍傾向。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浩如煙海的文化遺存舉世無雙，強勁的文化傳統傳衍不息，但是在這有輝煌文化歷史的國家，文化史學科卻建樹遲緩，不能不使人引以為憾。這種狀況又與我國近代史上多次出現的文化論戰是多么不相稱！西學的傳入在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新學與舊學、中學與西學之爭，使人們震聾發聵。多種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論辯，如層峰疊起，給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而又具體生動的內容。深厚的文化積累、反復的文化論戰與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這不是偶然的現象。

1949年后，在理論界確立了歷史是階級斗爭史的觀念，這對不承認階級斗爭的舊史學是一場革命性的變革，正因為如此，它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研究熱情。但是把幾千年的文明史全部歸結為階級斗爭史，肇啟了階級斗爭的絕對化；把影響歷史的文化因素摒棄在視野以外，或者當作唯心主義的文化史觀加以鞭撻，不能不導致復雜現象的簡單化。文化史研究不僅為其他專業史所消融，在現實中也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十年浩劫”幾乎掃蕩了一切文化遺產，更無從進行文化史研究。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的信奉，對社會主義不切實際的設想，與外部隔離的社會環境，導致了認識上的偏差，自以為新中國早已解決一切文化問題，甚至憑借一句語錄就可以平息復雜的文化爭端，無需要再從文化上反思。社會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動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機，理論指導的失誤和學科建設的偏頗，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斷。

由此可見，文化研究的盛衰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國家命運的轉機，自然也就成為文化史研究的轉折，對“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對國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們進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動因。

自然科學界率先從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國科學落后的原因，從而走進歷史的深處。1982年10月在成都召開“中國近代科學落后原因”學術討論會，提出從文化傳統探索近代中國科學落后原因的命題。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長期領先世界，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輝煌的篇章，為什么近代科學不能在中國產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這一問題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嚴峻的。

與會者思想活躍，有的從中國科學內在缺陷方面分析，認為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果中，技術作成果占絕大多數，技術結構的非開放性，加重了技術轉移的困難，儒道互補的文化體系使得理論、實驗、技術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現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有的認為，中國封建主義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棄科學技術，缺乏產生近代科學的社會條件；有的則認為以倫理為中心的文化類型，不存在獨立于政治意識以外的學術思想，這是中國不能孕育近代科學體系的重要原因。(3)

就會議提供的論文來說，對近代科學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從文化傳統方面提出命題，涉及到中國沿襲數千年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適應現代化這樣一個重大問題。這也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施開放政策，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首先在自然科學界激起的回應。

同年12月，在上海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談會，會議聚集哲學、歷史、文學、藝術。考古、文獻等學術領域的著名專家學者，就如何填補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換意見(4)，并倡議立即組織力量開展專題研究，做好輿論宣傳，推進文化史研究的復興。

文

化熱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