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讀后感

《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讀后感

企業班第三組 原國旗

選擇讀《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一方面是學校有讀后感的作業；另一方面是領軍同學們組織了個讀書會，會長制定了嚴格的“會規”（每月交一篇讀書筆記），所以可以一稿兩用。但要讀此書是極具挑戰性的一項任務，從九月份的第一天便開始行動，直到九月二十六號，才艱難地讀完了全書，坦率地講，對書中的數學模型及推理過程基本上未做深入研究，絕大多數的數學公式早已記不起來了，所以本著借鑒分析角度、結合生活實例，力爭“知其然”，不深究“所以然”。

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對人的行為分析取得了重大進展，相較于傳統經濟學主要是批評和修正了其一些不現實的假定，比如：交易費用和信息費用為零的假定；完全界定的私有產權等。此書分上下兩篇，主要聚焦于影響人的行為決定、資源配置與經濟績效的經濟學模型的諸多變量中的產權功能和制度內涵兩個變量。歸結為學術派別的話是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

對產權及其重要性的初步認識，可以從小時候親身經歷的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說起。記事起，村子的土地是集體所有的，大家伙一起勞作，被劃分成了若干個生產隊，孩提時代最喜歡夏收和秋收，生產隊的大大小小、男女老少都在農場上忙碌著，夏收主要是收小麥，秋收主要是小米和玉米，但熱鬧一過去后，令人印象很深的便是糧食的緊缺了，餓肚子在我小時候不是經常的事，但確實發生過，特別是快到了季節交替時（新的糧食分配未到位時），一個四合院（兩層樓房和角樓）里住著十幾戶人家，經常會有人敲開鄰居家的門，借上點米或面，等自家糧食分配到位后再歸還。但在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偷著立下“生死狀”，再到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因此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養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跡。地還是那些地，人還是那些人，產權制度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產權學派，主要著力于產權、激勵與經濟行為的關系研究，著重探討了產權結構對“收益-報酬制度”及“資源配置”的影響。羅納德.H.科斯（Ronald H.Coase）是新經濟學代表人物，199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書中分享了《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文中的主要思想被總結成著名的“科斯定理”。科斯提出的論點是具有顛覆性的，它揭示了傳統教條的錯誤，提出了“權利界定”和“權利安排”在經濟交易中的重要性。科斯認為，當人們在面對A損害B（即庇古認為的外部性，由馬歇爾和庇古在20世紀初提出的，是指一個經濟主體(生產者或消費者)在自己的活動中對旁觀者的福利產生了一種有利影響或不利影響,這種有利影響帶來的利益(或者說收益)或不利影響帶來的損失(或者說成本)，都不是生產者或消費者本人所獲得或承擔的,是一種經濟力量對另一種經濟力量“非市場性”的附帶影響。外部性的存在造成社會脫離最有效的生產狀態，使市場經濟體制不能很好的實現其優化資源配置的基本功能。）這類問題時，往往考慮應該如何阻止A。其阻止的辦法無外乎要么要求A向B賠償損失，要么向A課稅，或者干脆要A停止工作。這些辦法都不盡如人意，因為其結果盡管可能使B免遭損害，但卻有可能使A遭受損失。要使當事人所遭受的損失都盡可能的小，正確的思考邏輯應該是：我們應準許A損害B，還是準許B損害A。換言之，就是A是否有權損害B，或B是否有權要求A提供賠償。

上述觀點，真的是超出了我本人的認知范圍。科斯為了闡述他的命題，舉了在兩塊相鄰的地上，因養牛人的牛跑到農場主的地上去吃農作物而引起糾紛的例子。他得出的結論是：因為在對有權利的最初明確界定后，參與談判的雙方就會利用市場機制，通過訂立合約，而找尋到使各自利益損失最小化的合約安排。更進一步講，即便存在完全競爭市場，它也只有在對產權有明確的界定后，才能發揮作用。

書的下篇主要是新制度學派在將制度納入經濟模型后的分析進展，其基本思想是：制度是內生的，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重大。著重討論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響制度變遷的因素，作出不同制度安排選擇的原因，以及國家行為和意識形態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等。其中尤以舒爾茨的《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為代表，他將提供不同服務的制度進行了富有經驗意義的歸納：（1）用于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如貨幣、期貨市場）；（2）用于影響要素所有者之間配置風險的制度（如合約、分成制、公司、保險等）；（3）用于提供職能組織和個人收入流聯系的制度（產權、資歷等）；（4）用于確立公共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框架的制度（學校、農業試驗站等）。

任何經濟學理論研究都要放到經濟改革發展的實踐中進行篩選和檢驗，本書中提出的產權學派和新制度學派應該說是站在前沿的學術論點，作為一名會計領軍人才，要通讀領會學習，同時作為一名實體經濟的踐行者，更要本著“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精神，去客觀認識和學習，正如本書序言中所述：從理論上或在一個社會中被證明為比較有效的產權結構，在另一個社會中未必就有效或一定會被采納。另一方面，大量的產權研究仍然集中于對私產制度結構下的不同產權安排的分析，要使這一學派具有更大的分析價值，還必須將視野擴展到那些不是以私有與市場制度為主的社會的研究。

第二篇：傳統與變遷讀后感

《中國：傳統與變遷》讀后感---WHUZPS

《中國：傳統與變遷》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哈佛大學終身教授、美國最富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頭號“中國通、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所著1989年出版，中文版由張沛、張源、顧思兼譯，2008年四月中譯版本由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出版。

《中國：傳統與變遷》是一部簡明中國通史，上溯半坡、龍山遠古中華文明，下迄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內容涉及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及意識形態各個方面的傳承與流變。從王朝興衰、社會經濟、政治變革、藝術思潮、文學發展等涵蓋范圍之廣可見一斑。本書論述精當，記錄簡約，體系完整，可以說是學習簡明中國通史的必備。而最有趣的的地方在于用簡潔的語言不失精當的概述中國歷史文化長河中發生的大事。

讀書過程中，深深被其內容所吸引。讀罷，猶如余音繞梁三日不絕且感慨頗多，一時各種思緒涌上心頭，即為中國古代文明的燦爛多姿而自豪，也為近代中國的沉淪而惋惜。各種紛繁復雜的想法充斥腦海，各種思考腦海交織，一時間難以捋出頭緒，如果要說我讀完全書對整個中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思考，我想一萬字也不足以描述。在這里我就僅從朝代的更迭、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中國近代的沉淪三個方面說說我的感受。

朝代的更迭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朝代的更迭史就是歷代帝王的治亂史。讀史知王朝興替，從中吸取教訓，對于我們把握中華民族發展方向有著重大的意義。

把中國大統一的歷史分為三大帝國，第一帝國秦漢、第二帝國隋唐、第三帝國元明清是作者的創造性的想法。這三大帝國時期與銜綴起來的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遼金夏等短期政權一同構成了中國歷史的“治亂循環”。三大帝國的劃分是疆域遼闊的大統一及時間持續時間長為標準的。以此為標準，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說是第四次大統一。而有意思的地方是，歷史的發展總是驚人地相似，一如第一帝國秦漢，第二帝國隋唐，穩定的大統一之前總是要先經歷一個短期的統一政權，而第四次大統一之前也建立了短期的大動蕩大轉變的政權—中華民國。

第一帝國—秦漢帝國。秦朝統一六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大統一。秦始皇首創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為代表的中央官制，以及郡縣制，徹底打破自西周以來的世卿世祿制度，維護國家的統一、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奠定中國大一統王朝的統治基礎。

西漢是中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中華各民族的核心“漢族”就是在這一時期更名的。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原戰國時各國的文化便相互滲透融合，到西漢時中華地區在典章制度、語言文字、文化教育、風俗習慣多方面都逐漸趨于統一，構成了共同的漢文化。可以說這一時期奠定了中華民族的大統一的思想，以后中國再未長期處于諸侯割據時代，大統一成為了共識。

隋唐帝國—第二帝國。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時期。唐朝官僚制度和科舉制度的建立，使得科舉成為步入仕途、求取富貴的最主要手段，有志從政者就必須同樣的經書、文學教育，從而使全國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了大一統的局面。同時科舉制度的建立，也使得唐朝的統治擺脫了大族世家的桎梏，但是各藩鎮擁兵自大，為以后唐朝安史之亂埋下了禍根。自唐之后，大統一的觀念與制度已經深入人心，因此國家混亂分裂狀況不可能長期存在。中國自唐以后，割據紛亂的局面再未超過50年以上，中國自唐以后一直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政治統一體。

按照這種第一帝國、第二帝國、第三帝國的劃分，宋朝的位置頗為尷尬。主要是因為雖然經歷了五代十國之后，宋朝同一了中原地區，但是始終沒有能夠統治北方，北方大部分地

區都在異族的統治之中。雖然武力不盛，沒有完成大統一，但是宋朝在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程朱理學對孔孟儒學的繼承與發展，宋朝發達的海運貿易。

當然最重要的是，大家也容易忽視的一點就是，宋朝發達的文官制度。科舉制度始創唐朝，在宋朝發揚光大，使得宋朝文官制度尤為發達，秦檜假借圣旨傳岳飛回京，岳飛明知道的情況下還交出兵權，一個文官手持文書，就可以讓一個手握重兵的大將交出兵權，這在唐朝是不可想象的。

可以說宋朝及之后的1000多年，是“專制時代”，統治階級為官吏，統治龐大的帝國靠的是發達的文官制度。而唐朝之前，“貴族世代”統治階級是貴族，高門大閥。這樣宋之后的王朝或為異族所滅或皇室內部爭奪王位，再無屬下篡權并獲得成功。

第三帝國：元明清

元朝是一個異族王朝，風俗習慣與農耕文明差異極大，其自身文明落后于中原，文明的發達不代表武力的發達，攻破城池靠的是武力而非文化的力量。但是統治一個偌大的帝國不是靠武力所能解決的，異族王朝必須借助漢族的力量來統治整個王朝，于是上層的大地主、士紳很明智的接受了元朝的冊封，這里可以看出中國漢奸之傳統古已有之。至于下層的民眾也能吃飽穿暖，誰會去造反呢。

于是乎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元清兩代的異族統治者竟能統治偌大的中國并且被中國人奉為正朔，原因是什么？作者提出自己的見解：中國能夠容忍異族的統治并保持自身的基本特征不變。

但是元朝和清朝還是不一樣，元朝采取的是一種放養的策略，只是上層統治階級是蒙古人，基本對于社會的下層統治靠的是漢人地主，這樣對于中原本身的下層生活方式沒有任何影響，所以元朝對中國的統治沒有到底層。而清朝則采取了更為激烈的策略，意欲改變中原文化，如“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這些策略對繼漢唐以來的文化繼承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是還是那樣，少數的異族要想統治中國必須獲得地主士紳階層的幫助，這樣也就能保持中原文化基本的特征不變。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秩序穩定的一個偉大時期，雖歷經歷代昏庸無能的皇帝，明朝的統治總是能支持下去，明朝幾乎沒有令人興奮的歷史事件的發生，社會秩序的穩定亦從另一方面說明了社會發展的停滯。

那么對于王朝的循環，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歷史是一部不斷改朝換代的歷史，因而不斷產生令人乏味的重復，創業者打江山，國力大振，繼而是長期的衰敗，最后全面崩潰。這一簡潔的表述道盡了朝代興衰的真諦，當然這其中有個人因素也有統治與政治的因素。開國初期，總是不乏有志之士和明君，王朝中期君王長于宮婦之手缺乏歷練同時宦官外戚連番弄權，王朝衰敗，這樣開過大約100年就會遇到棘手的財政問題，進而有識之士開始進行經濟與政治的變革，國力會恢復一定的程度，但是改革會受到保守勢力的反對，在皇帝不支持之后，進而失敗，之后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加劇，社會矛盾尖銳，最后爆發起義，王朝覆滅。這對于我國現階段的發展是有啟示意義的，雖然我們建立了人民共和國，擺脫了家天下的桎梏，但是王朝的興衰是相似的，統治階層的腐敗，官商勾結，貧富差距拉大，這些都是需要我們需要解決的。

文化的傳承與演變

關于文化的傳承與演變方面，我認為書中已有敘述文化的發展，這里就不贅述。我就我自己的感受談一下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文字對于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第二：漢文化中心主義；第三：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問題；

第一、文字對于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我認為文字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當然風俗習慣、道德倫理、服飾、戲劇以及各種民俗藝術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從歷史長河幾千年的發展來看，一個民族文化的傳承和

發揚靠的是文字，有了文字的記載才有了傳承，進而發揚光大。

中國發現最早的漢子雛形是在安陽晚商遺址發現的甲骨文，中國古人賦予了漢字以奇妙的魅力，使得漢字具有更豐富的內涵以及更微妙的韻味，漢語詩歌和散文具有一種字母文字難以望其項背的簡潔生動性。漢字的另一大優勢是它能夠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語言障礙，但凡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盡管可能聽不懂彼此的方言，卻能閱讀同樣的書籍，并且把這種漢語文言視為他們自己的語言，而不是像字母文字的國家，分裂為像意大利、法國、西班牙、葡萄牙那樣的許多國家，所以我認為中國之所以成為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有一部分應歸功于我們的漢字。

同時文字的一貫性也使得中國人對古人，無論是在種族上還是在文化上，一向有種強烈的認同感，甲骨文便是很好的證明。與西方對古埃及、兩河流域或古希臘、羅馬的態度相比，更有理由感到他們的文化是從商代一脈相承發展下來的。

第二：漢文化中心主義

漢族文化中心主義是以中國為世界中心，以漢族政權為中國正朔的意識形態。它形成于唐朝，但是在明清時期成為其主導思想。它幫助中國人在遭受異族入侵及統治時保持了自己的傳統文化，并最終成為勝利者。同時，也導致了中國人對外來事物的普遍排斥。中國對外部世界的憎惡與輕蔑，以及一味關注本國事物的狹隘視野，逐漸演變為一種民族中心主義思想。以至于中國在明朝時期看不到歐洲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化復興、宗教改革、大革命、產業革命等，使得中國開始落后于歐洲各國，最后被堅船利炮打開國門，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最近一種思潮又悄然誕生，那就是盲目的崇拜外來文化，似乎有一種對本民族文化的鄙視。好像社會的發展就要完全的按照西方的社會模式進行，完全不考慮中國實際的國情和文化，西方的就是好的，凡事先看看西方怎么做。如果中國不這樣做，那就是不對，似乎過于崇尚外來文化。這兩種都有失偏頗，我們應該大力弘揚本民族優秀文化，吸收外國經濟、政治制度有利于中國發展的部分，而不是全盤接受，不然就會成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第三：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問題

如果說中國的宗教，那么似乎只有佛教和道教，但是人們在考察中國的宗教問題是總是有一種“無力感”，大約佛教和道教都只是裝飾了中國文化，但并非像基督教之于歐洲那樣整體上重塑了中國文化。反而是儒家思想在社會倫理道德方面的作用類似與基督教。

于是最近也興起了一股思潮：中國人沒有信仰！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是多么的可怕！好像沒有信仰就是十惡不赦，大逆不道，一定會做壞事一樣，沒有信仰成了一個很大的事情，在我們懷著好奇的心理去考察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時候，外國人也以差異的目光看我們，中國人沒有信仰是怎么生活的啊？

我認為中國并非是沒有信仰，而是信仰比較松散化，信佛、信道、信儒、信基督教、信伊斯蘭教，沒有一個硬性的規定，在中國這個宗教包容開明的國家里，宗教并不狂熱！人們理性的選擇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信仰科學。所謂的宗教，在我的理解就是使人獲得心靈的寧靜，教人向善，無論是耶穌、釋迦摩尼還是穆罕默德最初的初衷一定是這樣，但是宗教高度發展的后果就是過度的復雜化，基督教分裂為了天主教，東正教，新教；佛教也分大乘、小乘；伊斯蘭教更是因為教義分歧，導致中東地區內亂不止，似乎宗教的信仰已經變成一種利益集團的區分，而偏離了最初宗教的本質意義。

西方人以為中國沒有宗教而沒有信仰，但是有信仰的他們依然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者，資源的掠奪者；中東阿拉伯國家伊斯蘭教有信仰，宗教信仰的狂熱，迷失自己，陷入恐怖主義的泥潭。我慶幸于中國沒有一個勢力極大的本土宗教，這樣就避免了因教義理解不同而造成分裂。沒有信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主要有道德約束，只要遵紀守法，內心寧靜，依舊是好青年！

最后我想說的是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可以被占領，可以被奴役，但是只要文化處于先進地位，就能同化其他外來文化，就能保持自身民族特性，歷史無疑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在歷史上我們面對的都是一些不發達地區的文化，而現在，外國文化與我國處于一個同等地位，似乎我國的文化還處于劣勢地位，西方文化入侵，各自西方思潮泛濫，如何保持自身文化不受侵蝕，戰爭神劇和宮斗劇、家庭倫理劇不能實現文化輸出的重任。這就需要我們大力挖掘傳統文化中得優秀部分，大力弘揚，同時積極鼓勵新一代的青少年去積極去傳承。

中國近代的沉淪

我認為中國近代的沉淪不能從鴉片戰爭算起，真正的究其原因大約要追溯到宋朝末期。這看起來略有荒誕，但是事實就是在在13世紀宋朝時期中國的政治、社會、思想形成了一種平衡，并且在當時的思想、技術條件下達到了完美的程度，這種完美的平衡到了19、20世紀，在經受了外界的劇烈破壞的撞擊仍未完全打破，這也世界文明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完美的平衡意味著社會發展的停滯，從歷史的記載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社會技術幾乎沒有任何進步。

關于中國近代的沉淪有很多種解釋，我認為第一，中國的模式：這是一種農業型、內斂型的模式，而非城市型、擴張型的模式。第二：中國長久以來一直是東亞文明的中心，中國人因此便具有一種優越感。傳統格局的惰性與頑固，以及物質和精神上的封閉與自足，這一切都使得中國面對西方的挑戰時反應遲鈍、舉步維艱。政府的惰性，因循守舊，官員的腐敗造成國力的下降。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學者思考過這個問題，假設東亞文明和歐洲文明是兩個平面，不曾相交，中國面對清朝末年的腐敗、農民起義會走向何方？而歐洲各國沒有發現中國，那么他們的歷史會是怎樣？他們的軌跡不會產生過大的偏失，中國文化已不具有優越性，科學技術水平更是落后，不能給西方帶來很大的影響，而西方卻恰恰相反。

思考這些，你會發現中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國家，它的內在是因循守舊的，而不是變革的，總是有一種力量把他恢復到原來的軌道上去。如果沒有外國的強勢入侵，清朝腐敗不可救，太平天國運動也成不了氣候，那么漢族大地主如李鴻章，曾國藩，張之洞者乘勢而起，或許建立另一個皇朝，歷史的發展回歸到原來的軌道。而從現在去看歷史，從沒有這樣一個時期從1840到2013這樣一個時期，中國變化之大，縱觀歷史，173年的時間里，最多不過一個朝代的時間，中國從一個落后的封建國家變為社會主義國家，除了文字，自身的血統，一些殘存的風俗習慣，哪里還有那個時代的一點點的映像。歷朝歷代的更迭不過是換一個姓氏的人坐江山而已，而在這173年的巨變里，中國乃至世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或許中國遇到西方列強的入侵，并不是一件壞事。如果沒有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人也許永遠不會覺醒，不知道技術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如果沒有列強的入侵，中國看不到世界的變化，中西方之間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總的來說本書是一部不錯的簡明中國通史著作，記述精當，記錄簡約，不乏獨特見解，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難免隔岸之誤，反映了西方學者的局限性，對中國史，尤其是中國近代歷史見解是應該值得商榷的，對于這些，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應保持審慎的批判態度。同時聊聊數千余字不足以表述全面我的想法，且文中多為個人觀點，較多成熟之處，敬請原諒。

第三篇：不動產登記以制度伸張財產權利

不動產登記以制度伸張財產權利

不動產統一登記終于邁出一大步。8月15日，中國政府網公布《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這是在明確不動產統一登記的時間表之后，又拿出的實施計劃。

社會各界對不動產登記翹盼已久。原因是，在預期中不動產登記已經成為匡正時弊的一劑良藥。鑒于房產是中國人財富的主要持有方式，如果不動產登記得以順利實施，那么資源易得者、特別是官員的財富就將浮出水面。這樣一來，不動產登記就成為震懾腐敗的強有力工具，而這種震懾效應本身，還足以成為房價下行的推動力。

盡管不動產登記確實具有波及各方面的潛在外溢效應，但應該看到，不動產登記的出發點，首先不是功能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動產登記對于當下存在的制度短板的補強意義，比其是否能夠影響吏治和房市，更加重大。

首先，不動產登記指向的不僅是房屋財產，而是對集體和個人財產的一次確權。意見稿明確規定，集體土地所有權，房屋等建筑物、構筑物所有權，森林、林木所有權，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海域使用權等十種不動產權利，需要辦理登記。這十種權利不乏被肆意輕忽和剝奪的現實案例。登記是對這些集體和個人財產權的再次確認，并因此可以成為厘定和保護財產權的依據。就此而言，不動產登記是對保護產權的基礎制度的一次優化，凸現的是對物權的呵護。

其次，不動產登記是對土地與房屋管理和交易成本的一次壓縮。目前的不動產登記處于事實上的割據狀態，土地和房產登記分離，涉及國土、住建、農業、林業等多個部門，這種管理形態不僅效率低下，沒有起到應有的管理作用，而且事實上抬高了土地和房屋的交易成本。政出多門，還賦予了行政權對于市場過多的干預機會。無論從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上市流通轉讓需求，還是從簡政放權的改革要求看，統一不動產登記，還能起到讓市場決定交易成本而非行政決定交易成本的作用，這也與深化改革的大方向一致。

再次，不動產登記可以為房地產市場長效調控機制的建立，提供必要的基礎數據。盡管房地產調控已有調整方向，但是，到底全國有多少空置房，不同城市的住房供求關系如何，一直缺乏可靠的“數據管理”。在這種模糊狀態下，放寬或收緊調控、是否加快推行房產稅其實都可能面臨與市場真實情況脫節的風險。不動產登記可以為房地產調控提供真憑實據。當然，從不同的角度，對于不動產登記的冀望不同。比如，有人認為意見稿“權利人、利害關系人可以依法查詢、復制不動產登記”的規定，有可能降低其震懾力。而另一些人則擔心，有權信息共享的部門能否真的守住個人的財產隱私。這反映出了對不動產登記操作細節的關注。

但客觀看，不動產登記不是萬能法，不可能滿足方方面面的冀望。當下最關鍵的，是強化不動產登記對于財產權利的伸張。營造對普遍重視財產權的制度環境，實則也是為從這一切入口深入反腐騰出空間，二者并無矛盾。

第四篇：民法與勞動法：制度的發展與變遷

民法與勞動法：制度的發展與變遷

一

在現代法的體系中，民法與勞動法都是彼此獨立的法律部門。民法從傳統走來，日益實現現代化。盡管經歷了“私法公法化”和“民法商法化”的洗禮和挑戰，但民法作為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具有悠久歷史和深厚私法文化底蘊的法律部門，在理論體系和制度體系上都日益成熟和完善，正以昂揚的姿態步入21世紀。勞動法是誕生較晚但發展較快的法律部門（注：一般認為，勞動法誕生于19世紀的“工廠立法”。英國1802年的《學徒健康與道德法》是世界上第一個“工廠立法”。），迄今為止，共產生三種類型勞動法制度：資本主義勞動法、社會主義勞動法和國際勞動法。盡管這三種類型勞動法在歷史上并不是同時產生的，但現在卻同時并存，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勞動法學的研究對象。在學術界，對于勞動法學獨立的學科地位問題并沒有人提出疑義，但對于勞動法獨立的部門法地位問題，還不能說已完全達成共識。有人認為勞動法屬于民法范疇（注：參見梁書文主編：《勞動法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也有人認為勞動法以前全屬私法領域，現已納入公法之內，成為經濟法的一部分（注：轉引自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2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334頁。）。上述認識都偏重于強調勞動法的某一方面：前者更關注勞動法的歷史淵源和勞動契約；后者更著眼于勞動法的現實狀況和勞動基準。本人認為，科學厘定勞動法與民法的關系，必須從歷史與現實兩個視角切入，同時應將勞動法律制度還原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從法律發展史來看，勞動法與民法有著極為密切的淵源關系。早期的民事立法大都將勞動合同納入民事合同范疇進行統一調整。如《法國民法典》將勞動合同歸為租賃合同范圍，稱勞動力租賃；《德國民法典》將勞動合同納入勞務合同關系中；《意大利民法典》則干脆將整個勞動問題規定為獨立的一編。這樣的立法現象，顯然是建立在早期的勞動關系與一般民事關系具有較大的相似性的基礎上的。但是隨著近代機器大工業的興起和擴張，勞工問題日益突出，勞資關系日漸緊張，勞動者相對于資本的弱勢地位也暴露無疑。如何協調勞動關系，如何保護和救濟處于弱者地位的勞動者，民法不能不尋求對策，但在保持民法品格限度內的努力卻非常乏力。實現對勞動者的法律保護，必須沖破民法理念和制度框架的束縛，尋求公共權力的積極介入。這種努力的結果導致大量以限制工時、確保最低工資和職業安全為基本內容的勞動立法的出現。勞動立法逐漸脫離民法視界而獨立發展，是19世紀法律發展的重要內容。勞動法的獨立發展突出表現在，公共力量（國家）和社會力量（工會）在平衡勞資雙方力量上的作用日益合法化并得以強化。可以說，勞動法發端于民法，又超越了民法，多因其規律特殊的對象而日益自成體系。對此，法國學者勒內。達維德曾指出：“民法在我們的各類法律中起了基礎學科的作用，法的其他門類曾以其為模式（行政法）或為某些類的關系使之完善（勞動法）。”（注：［法］勒內。達維德：《當代主要法律體系》，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0-81頁。）勞動法的發展史實質就是法律不斷滿足勞動關系特殊法律需求的歷史。勞動法根植于民法，又超越了民法。就其通過立法確立勞動權利義務基準并求助于團體力量以實現契約雙方力量平衡的努力方向，是對民法調整勞動契約關系功能不足的一種彌補。正如日本學者所言：“勞動法具有限制資本的商品支配，修正市民法契約自由的機能。”（注：［日］木下正義、小川賢一：《勞動法》，成文堂1992年版，第10頁。）但是，借口勞動法與民法在歷史上的淵源關系和功能上的彌補關系，就將勞動法納入民法體系或者認為勞動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注：參見梁書文主編：《勞動法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進而否定勞動法在現代法律體系中的獨立地位，是無視現實的，也無益于勞動法和民法的健康發展。從立法實踐來看，為了實現對勞動關系進行有效法律調整的需要，許多國家都制定了勞動法典，即便沒有制定勞動法典的國家，也都努力制定大量的單行勞動立法。勞動法獨立于民法而發展成為世界法律發展的普遍潮流。

二

民法是主體平等法，其制度基礎是主體法律地位平等，并以維護平等為使命。民法是商品經濟的產物，沒有商品經濟就沒有民法。商品經濟是最大的平等派，在商品交換中，雙方主體應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并彼此肯定和尊重對方的主體地位與利益，這是交易實現的前提條件。民法必須為商品交換創造基本條件，基于平等而維護平等是民法的理念，一切具有平等基礎的社會關系都可以進入民法的視野。如果勞資關系中的雙方-勞動力所有者和資本所有者能夠在事實上處于力量平衡的地位上，民法一直調整現代勞資關系也未嘗不可。但是，產生于機器大工業的勞資關系一開始就不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它鮮明地體現為資本對勞動力的支配關系。資本的巨大的支配力量將勞動者的獨立轉化為對資本的依附。勞動者雖然獲得一般意義上的主體地位和人格，對自己擁有的勞動力能夠在一定意義上予以左右，但在具體的勞資關系中，勞動者的弱者性則突顯出來。勞動者的弱者性主要表現在：其一，在勞動力 要素市場上，勞動力的供給往往大于需求，就業機會稀缺形成“買方市場”。在“買方市場”結構中，勞動者之間的就業競爭加劇，勞動者的選擇余地和談判能力都大為減弱。其二，勞資關系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勞資雙方處于利益共同體之中，但也存在著利益矛盾。資本利益是一種經營利益，勞動利益則為一種生存利益，二者相比，生存利益盡管更具有公理性，但在實現過程中卻表現得十分脆弱，因為資本所有者可以放棄經營利益，但勞動力所有者卻不能放棄生存利益。在二者的抗衡與較量之中，勞動者常常不得不做出讓步。其三，勞動關系是一種兼有財產和人身雙重因素的社會關系，在這種混合關系中，勞動者隸屬于勞動組織（單位），必須接受單位的組織安排，居于一種單向服從的地位。勞動者所處的弱勢地位決定，在勞動契約訂立和履行過程中，勞動者都較為被動，為了生存常常不得不接受一些苛刻的勞動條件（如低工資、高工時或惡劣的工作環境等）。勞資力量的失衡，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人權狀況惡化，社會關系緊張，勞動的非人道化和社會正義的喪失。對于這種勞資雙方地位的不平等、力量的失衡，國家立法必須予以正視，通過對勞動者提供專門的法律保護以尋求勞資關系的協調。國家對于勞資關系進行干預的合法性就在于勞資關系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因為，“在當事人處于不平等的地位時，不能夠真正地說，他們之間的協議是他們意志自由交流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處于劣勢的一方會受到極大的壓制，就象真的受到了強迫一樣。為了維護這種平等，社會可以進行干預。”（注：［美］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頁、65頁、139頁、140頁、64頁。）現代勞動法的保護功能主要通過三個制度層次來實現：第一個層次強調對勞動者人身、人格和財產利益的維護；第二個層次是對弱者中的弱者-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給予特殊之保護；第三個層次，通過特殊保護實現平等保護。可見，基于不平等而促進平等是勞動法不同于民法的部門法理念。

三

“契約自由”是合同法乃至整個私法的靈魂，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成為整個法律制度和法律文明的理論基石。民法是典型的私法，民法最充分地休現“契約自由”的私法精神。“契約自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民法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的法律規則，必須要肩負起弘揚和捍衛契約自由的重任。契約自由突出個體性、強調主體性、激勵創造性，具有巨大的人文和社會價值。但是正如英國合同法專家阿蒂亞所言：“古典的‘契約自由’概 念甚至從一開始便存在著某些嚴重的缺陷。而隨著現代合同法的發展，這些缺陷成千倍地擴大了。??古典的‘契約自由’這一概念沒有考慮到在許多情況下，事實上存在可能迫使某人去簽定合同的社會和經濟的壓力”。（注：［英］阿蒂亞：《合同法概論》，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8頁、10頁、2頁。）不僅如此，過分地強調和恪守“契約自由”的信條，不僅會引發大量的破壞競爭機制的“契約自由”濫用行為，而且會束縛政府的手腳，使公共力量無所作為。因此限制“契約自由”又成為19世紀末，特別是20世紀以來法律發展的主旋律。對此，梁慧星先生指出：“19世紀資產階級合同法律制度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不斷擴大合同自由，與此相反，逐步限制和縮小這種自由卻正是20世紀以來資產階級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注：梁慧星：《中國民法經濟法諸問題》，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頁。）在這個歷史發展過程中，傳統的絕對主義“契約自由”觀念被相對主義“契約自由”觀念所置換，民法的個人主義本位也開始注入社會本位的因素從而實現自我修正。但是，限制不等于否定，修正不等于拋棄。既然是合同法，既然是民法，既然是私法，由其固有的品格所決定，“契約自由”就是立法之本，是貫穿始終的靈魂基礎。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的實踐來看，不斷地擴充經濟生活的自由度，減少公共權力的不當干預，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中心任務。但是，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都告訴我們，過度的經濟自由必然會釀成巨大的社會災害，不僅有失經濟公平和社會正義，也會影響和阻礙經濟效率。因此，不論是“契約自由”，還是更廣泛意義上的經濟自由，都必須接受社會整體利益的檢閱，受到適度的限制，使之符合秩序的要求。不難看出，我國的法制建設與西方國家法制建設呈現出不同的式樣：西方是先擴充“契約自由”而后再限制“契約自由”；我國則是弘揚“契約自由”與限制“契約自由”并舉，沒有時間上的遲滯。中國未來民法的發展，必須堅定不移地舉起這兩面大旗。從歷史上看。公共權力在尋求限制“契約自由”的過程中，不僅促進了民法的自我修正和發展，還在民法制度框架之外，誕生了勞動法和經濟法。從這個角度看，勞動法是在勞動關系領域限制“契約自由”的一個法律發展的產物。在限制“契約自由”的力度上，勞動法走得更遠。在勞動契的領域，傳統的契約自由已經在諸多方面和更大程度上受到國家和社會力量的限制。表現在勞動法律制度上，國家強行立法與工會團體力量并行不悖，而且這兩種力量還存在著此長彼消的互補關系：團體力量強大，國家力量就可以相對減弱；反之，社會團體力量尚未生成或力量不足，國家立法直接介入勞動關系的力度就要加大。我國目前尚屬于國家力量主導型的勞動法制模式，逐漸培養和壯大社會團體力量，從而實現向社會力量主導型勞動法制模式的轉變，是我國未來勞動法制建設的發展趨勢。

四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始于羅馬法，而后成為資產階級法學對法體系進行功能劃分的基本方法。公法和私法的劃分標準并非一致，存在著利益說、主體說、性質說等分歧。利益說認為直接規律公法者為公法，直接規律私益者為私法；主體說認為法律關系的一方當事人為國家者是公法，反之是私法；性質說認為規律統制支配關系者為公法，規律平等關系者為私法。公法與私法不僅是一對概念，更是一種觀念、一種文化。私法以私欲、私利為基點，通過肯定和鼓勵個體追利行為而增進社會整體利益；公法以公共利益為基點，為了實現整體利益而限制和約束個體行為。私法以“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為靈魂，以鼓勵和激發主體創造性為特點，以建立權利運行機制為使命；公法以貫徹“公共意志”和維護“公共秩序”為靈魂，以限制和約束主體行為為特點，以建立權力運行機制為使命。相對而言，私法的土壤是商品經濟，公法的根基則是民主政治，私法是關于市民社會的法，公法則是關于政治國家的法。以這些認識為基礎，民法是典型的私法，而憲法、行政法和刑法都是典型的公法。但是，對于現代國家而言，“公”與“私”是很難截然分開的，并且隨著新的法律部門的誕生，法律門類越分越細，公法和私法的劃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局限性。這些新誕生的法律部門以勞動法、經濟法和社會保障法為代表。以傳統的或公或私的“兩分法”，實難匡定這些法律部門。僅就勞動法而論，在西方是沿著“私法公法化”的路線孕育成長起來的，在我國則是通過“公法私法化”的道路創建起來的。不論是“私法公法化”，還是“公法私法化”，都表明同一個事實：勞動法是私法屬性和公法屬性兼而有之的新型的法律機制。面對這種法律發展的事實，法學界提出“社會法”的概念予以解說。“社會法”的概念傳達了一種觀念：從公私分野到公私兼顧是當代社會發展和法律發展的一個趨勢。對“社會法”概念的提出，盡管還有不同的意見，“社會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也都有待科學地界定，但法學適應現實生活的能動性的努力，卻值得充分予以肯定。本人站在肯定“社會法”概念的基礎上，認為勞動法、社會保障法和經濟法都具有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公正的法律機能，它們是社會法的代表。一言以蔽之，民法是私法，勞動法是社會法。

五

現代社會是一個商業社會，更是一個契約社會。從近代到現代，人類社會的發展，在深層次上都表現為“從身份到契約”的社會轉型運動。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革，實質就是這樣一種社會轉型運動。契約是工具，是制度，更是一種文明。僅就制度層面而論，契約是私法之精華，債之王子。契約制度在民法制度體系中是核心，契約法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民法的發展。對勞動法而言，勞動契約也是勞動法律制度的基礎，可以說，勞動法的每一個具體制度都為勞動契約服務或者與勞動契約密切關聯。契約是民法和勞動法共同關心的主題，也是聯系民法和勞動法的紐帶。勞動契約與民事契約有著共同的基礎：商品經濟是經濟基礎；經濟倫理是道德基礎。阿蒂亞斷言：“有兩個因素，即道德因素和經濟因素或商業因素，對合同法發展的影響要比其余諸因素重要很多。”（注：［英］阿蒂亞：《合同法概論》，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8頁、10頁、2頁。）共同的基礎，使得勞動契約和民事契約在制度上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內容：如強調自愿反對欺詐，強調交易便利又兼顧交易安全等。本文的主題是探討勞動法與民法在制度上的發展與變遷問題，所以，對于相同性與繼承性予以忽略，重在研討差別性和變異性。勞動契約確立勞動組織內部關系，固定勞動者的職業安排，這種關系與民事契約所確立的外部關系比較，對穩定性和協調性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在形式上勞動契約一般都要求采用書面形式。勞動契約關系確立一種職業依附關系，勞動者依據勞動契約成為用人單位內部的成員，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充分信任和相互理解是勞動關系融洽和順暢的基礎。所以勞動契約較一般民事契約更具有濃厚的倫理色彩，正是基于這一點，勞動關系在內容上則要求勞資雙方負有一般民事契約所不具有的特殊義務-保護與忠誠義務。諸如工作條件條款、保密條款、競業禁止條款都是這種義務的具體化。同時，在契約履行上更突出強調協作性，勞動契約離開雙方的協作，履行目的就會落空。由于勞動者是勞動關系中的弱者，保護勞動者是整個勞動法制度都應該體現的精神。正是出于保護勞動者的目的，在勞動契約解除制度上也體現出兩點明顯的差異：一般民事契約，雙方適用同一解除制度，但勞動契約則通常適用兩套解除制度，兩者比較，勞動立法的態度是嚴格控制用人單位的解除行為，寬松對待勞動者的解除行為；一般民事契約解除在后果上只有一個，即違法解除要賠償損失，而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契約，即便是在合法的條件下，也要依法對勞動者進行補償，支付一次性經濟補償金。（注：經濟補償不同于賠償，二者在性質和功能上是不同的。賠償是基于違法行為而進行損失彌補；補償則基于公平原則，目的在于實現對勞動者的生活救濟和精神慰藉。）勞動契約履行的過程，就是勞動力的釋放過程，勞動力釋放出去不可能通過返還而恢復原狀，所以，勞動合同解除的效果只能對未來發生效力，不能對已經履行部分發 生效力，即勞動合同解除不能溯及既往。

六

近代工業文明創造了巨大的經濟財富，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環境污染和職業傷害問題。盡管職業傷害問題是工業化社會不可避免的社會問題，但是控制和減少職業傷害和救濟遭受職業傷害的勞動者，卻是勞動法和民法所共同擔負的責任。在致力于追求對遭受職業傷害勞動者進行充分賠償的過程中，勞動法和民法制度都實現了較大的變遷，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在兩大法系，促使民事侵權法實現從絕對責任向過錯責任，再從過錯責任向無過錯責任發展的現實動因，主要是為了有效地解決工業化過程中所帶來的職業傷害問題。從絕對責任轉變為過錯責任的立法目的是為了減輕資本投資的風險，避免在經營條件所固有的風險之上再加上新的風險，以鼓勵人們為提高生產率而去冒險，建立一個重視個人首創精神的社會。在英美法系，1800以前，過失都不是一種獨立的侵權行為，一個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對自己的過錯負責。只是到了19世紀，以過失為基礎的侵害訴訟才取代了不必對過失加以證明的侵害訴訟，法律根據過錯來確定責任的規則才得到發展。（注：［美］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頁、65頁、139頁、140頁、64頁。）在大陸法系，19世紀的民事立法也基本上以過錯而不是簡單地以行為作為責任承擔的依據，過錯責任原則確定為侵權行為法的首要原則。如《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規定“任何行為使他人受損害時，因自己的過失而致行為發生之人對該他人負賠償的責任。”（注：《法國民法典》，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89頁。）在1896年《德國民法典》中雖然看不到象《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那樣關于過錯責任原則的一般性條款，但一些條款的內容也體現了過錯責任的精神。如，第823條第1款、第2款和第826條（注：《德國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23條第1款規定“因故意或者過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或者其他權利者，對他人因此而產生的損害負賠償義務。”第2款規定：“違反以保護他人為目的的法律者，負相同的義務。如果根據法律的內容并無過失也可能違反法律的，僅在有過失的情況下，始負賠償義務。”第826條規定：“以違反善良風俗的方法故意對他人施加損害的人，對他人負有損害賠償義務。”）。在整個19世紀，“由于強調社會對個人自由行動和自由決定的要求，以證明有過失為前提的責任原則完成了它對侵權行為法的征服。”（注：［美］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0 年版，第137頁、65頁、139頁、140頁、64頁。）在職業傷害賠償案件中，適用嚴格的過錯責任原則在客觀效果上顯然有利于雇主而通常情況下使工人的傷害得不到賠償。正如伯納得。施瓦茨所言：“一種把無過失即無責任的規則在法律上絕對化的法律，給產業工人造成了最沉重的壓迫。”（注：［美］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頁、65頁、139頁、140頁、64頁。）因為“受傷的工人要證明雇主的過失，還要證明任何同伴工人都沒有過失以及傷害不是工人自愿承擔風險的結果，這些要求結合到一起，就使工人在發生工業事故的情況下得到賠償的權利成了脫離實際的空談。”（注：［美］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頁、65頁、139頁、140頁、64頁。）在利益考量上，過錯責任原則更有利于強者（雇主）而對弱者（工人）保護不利，這與法律追求正義的理想目標相悖，法律必須繼續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為了緩和社會矛盾，迫使資產階級侵權行為法在勞資利益的天平上不得不向工人一邊傾斜。于是，在侵權法律制度上，“在過錯責任的范圍內，有過錯攤定的廣泛運用；在過錯責任的范圍之外，則有無過錯責任的大力推行。”（注：王衛國：《過錯責任：第三次勃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頁。）無過錯責任是從19世紀后期開始，通過特別法的制定而發展起來的。這些特別法從內容上看，是民事侵權法，但從所規范的對象上看，則多屬勞工立法。正式確立無過錯責任的立法，乃是德國1884年的《工傷事故保險法》。法國通過1898年的《勞工事故賠償法》確立了職業傷害領域實行無過錯責任的新的責任體制。英國從1897年起，制定了一連串的勞工賠償法，由此創立了一種特殊的工業保險體制。美國從1900年以后，各州都采用了賠償條例，確立了勞工賠償的無過錯責任原則。這些立法的基本原則都是無過錯責任原則，即規定對于雇傭引起的或在雇傭過程中發生的一切傷害都得賠償。發端于勞工賠償領域的無過錯責任原則逐漸向侵權行為法的整個領域滲透，到本世紀中期，無過錯責任原則基本上進入了侵權行為法領域。勞工賠償領域無過錯責任的推行，便利了受害勞工的責任追償，增大了賠償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任何法律制度都利弊共存。無過錯責任一方面加重了企業主的賠償責任，給經營活動帶來了某種不安全感，并且增加了企業的經濟開支，不利于資本主義再生產；另一方面，當企業主是小業主或經營狀況不佳時，被害人就可能因雇主資力缺乏而無法獲得充分的賠償，并且勞工傷害賠償請求通常都得通過訴訟來實現，勞工法律知識的缺乏、訴訟費用的昂貴都會成為勞工賠償請求實現的障礙。要克服上述種種缺陷，“就必須超出‘要么損失由加害人承擔，要么由受害人承擔’這樣的狹窄視界，不是把損害賠償看作是一個單純的私人糾紛問題，而是同時把它也看成一個社會問題。這樣，就不能局 限于從侵權行為法這一傳統領域中尋求解決辦法，而必須兼采其他法律部門中適宜的法律手段，組成一套綜合的調整機制。于是，在‘私法’領域有責任保險及其他損失保險的發展，以及相應的法律規范的完善；在‘公法’領域，則有勞工強制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險的出現，以及相應法規的制定。”（注：王衛國：《過錯責任：第三次勃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頁。）這種勞工賠償責任“社會化”的過程不僅推動商法體系中的保險法的發展，更為令人矚目的是促進了勞動立法以及社會保障法的發達。

七

民法與勞動法的發展變遷是一個延續著的歷史過程，在這個演變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內容是豐富多彩的。這個歷史變遷的過程，展示著這兩個法律部門的成長軌跡，其間也昭示著二者之間若合若離、藉斷絲連的緊密關系。我們很難通過上述六個方面的考察，就足以撥開云霧見晴天，但通過多視角的透視，我們可以得出一些規律性的結論。這些結論，對民法、勞動法，乃至于整個法律制度的未來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第一，勞動法在歷史淵源上與民法同出一轍，現代的獨立發展也并沒有徹底否定對民法基本精神（如崇尚自由）的繼承性。因此不論是法律制度的未來發展，還是法學研究的進一步繁榮，都存在一些共同的東西可相互借鑒。勞動法同民法的變異性決定了兩個法律部門獨立存在的必要性。勞動法的變異過程實質就是“法律社會化”、“私法公法化”的過程。這些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法律運動，說明了法律必須適應生活，隨著它所調整的那個社會運動的主流向前發展。滿足現實生活的法律需求，是法律發展的動力，也是法律永葆青春和活力的關鍵所在。第二，一種法律概念、法律觀念、法律原則（如契約自由）往往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甚至相當于一種魔力，因為“難于用語言清楚表達的思考是法律賴以獲得其生命力的隱秘的根基”。（注：［美］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頁、65頁、139頁、140頁、64頁。）但是，任何法律概念、觀念和原則都不是不可跨越的鴻溝，都可以也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提出新概念，更新傳統觀念，突破既定的原則，為法律發展奠定觀念基礎，是法律發展的要求，也是法學研究的任務。第三，現代法律制度之間的影響和作用是相互的，法律的調整和整合功能也必須通過法律整體才能充分實現，任何一個法律部門都會在不同側面對法律發展做出貢獻。勞動法的誕生與成長不僅受益于民法，同時對民法乃至于整個法律發展都做出了巨大貢獻。對此，我國的法學界并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促進勞動法制建設，繁榮勞動法學研究，是中國法學面臨的緊迫任務。馮彥君

第五篇：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專題講義－2003年春季

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

1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遷

研究制度的重要性：

? 技術潛力的發揮決定于制度，經濟基礎決定于上層建筑，上層建筑也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

? 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制度變遷的過程

? 例子：交易制度的變化—原始人躲在樹后(為何躲在樹后？)，廟會，墟集，日中為市，市

? 變化的原因：經濟剩余和交易的頻率的增加。? 什么是制度：

一套由人制定出來的，規范人們互動行為的規則。如市場制度：交換的地點，交換的原則（雙方同意，等價交換），交換的中介。? 制度的倆個層次：

? 組織：三權分立、市場、學校 ? 價值、精神 ? 制度的兩種形式：

? 正式制度：經政府制定的，如法律；

? 非正式制度：社會上自發產生，并為大家共同遵守的，如鄉規民俗

? 制度一詞的兩個內涵：

? 制度安排：婚姻制度（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

? 制度結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

? 為什么需要制度：(人為何要制定出制度來規范人類自己的行為？)? 人生活在一起才需要制度，魯濱遜不需要制度

? 荀子在談到“禮”的起源時，提出：“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 ? 禮論第十九》）。

? 直接原因：人們在一起有好處，可以使每個人的效用增加 ? 每人一生中生產和消費的不一致性 ? 生產和生活中風險的存在

? 規模經濟：部落有利于抵御野獸和其他部落的侵襲 ? 專業分工：每人效率的提高 ? 上述功能主要經由組織來達到

? 間接原因：人在一起會產生問題：協調、防止搭便車、減低交易費用

? 不同人與不同人，不同人群與不同人群間相互協調的必要，集市的時間，交通規則

中國經濟專題講義－2003年春季

? ?

?

? ? ? 防止搭便車的必要，如原始社會中的禁忌、鬼神 ? 減低交易費用的必要，如原始社會中的報復行為（為何要報復？）現代社會中信用

意識形態是最重要的減少交易費用防止搭便車的制度安排 定義：

? 反映社會需要和個人、組織、階級或文化的愿望的思想總和（The body of ideas reflecting the social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an individual, a group, a class, or a culture.）? 意識形態是政治、經濟或其它制度基礎的一系列主義或信仰（A set of doctrines or beliefs that form the basis of a political, economic, or other system.）意識形態經濟學：

? 意識形態的三個特性（North）：

? 意識形態是一種世界觀（理想的社會）

? 意識形態是一種價值判斷（判斷好壞行為的信息節約的工具）? 意識形態和經驗不一致時，意識形態會改變

? 意識形態的功能在于減低搭便車，但是意識形態為何能達到這個功能？諾斯認為是非理性行為。（例如投票的行為）? 意識形態是一種人力資本。（像欣賞古典音樂的能力）

? 人有成為好人的愿望

? 意識形態需要發資源去獲得是一種投資 ? 意識形態相對穩定，資本的特性

? 意識形態的強度影響選擇性激勵的強度（內心自我的懲罰和獎勵）。選舉的行為。

? 意識形態是人力之本理論的一個檢驗

? 從人力資本的角度來看為何年輕人較易改變意識形態 ? 意識形態具有外部性，政府投資于意識形態教育

道德、價值觀念等也可以從同樣的人力資本的角度來分析—教育的重要性，穩定的社會和流動性大的社會的不同 什么是最優的制度安排

? 制度集合：每種制度服務都有許多制度安排可以提供

? 如養老：原始共產社會、農業社會中的養子防老、現代社會中的保險

? 如市場交易的幾種方式：原始人躲在樹后、廟會、集市、現代市場。

? 如交易中介的幾種方式：以物易物、貝殼、黃金、紙幣、信用 ? 產權安排：共有、私有 ? 制裁：報復，法律

? 制度的存在和維護有成本，最低成本達到同一服務的就是最優的制度安排，最優的制度安排取決于需求密度、制度安排的效益、交易費用、意識形態和制度結構中的其他制度安排

? 需求密度：以貨易貨和貨幣的比較，市場的幾種形態，躲在樹后 ? 制度安排的效益：圈地運動，新大陸發現后，印第安人的故事 ? 交易技術：美國西部開發中，牧地產權的變化

中國經濟專題講義－2003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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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治體系和意識形態：奴隸制、封建制、民主 ? 其他制度安排：報復行為和訴之于法

? 可選擇的制度集合受到知識和政府政策的制約，例如產權制度。怎樣對待外國的制度： ? 擴大制度集合

? 外國的月亮不見得比較圓（不同的發展階段、交易技術、和制度結構中的其它制度安排）（英美和法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不同，日本－king maker，亨廷頓《文明的沖突》）什么導致制度不均衡： ? 制度需求移動

? 人口增長：要素相對稀缺性變化，人的所有變為地的所有 ? 經濟增長：承擔風險的能力變化,如原始游獵社會到農耕社會的變化、養老制度的改變（養子防老到不生育主義），時間價值的變化導致繁文縟節的減少。? 經濟活動增加：集和市 ? 交易費用的外生變動

? 美國西部的故事，顧炎武日知錄里的故事

? 火藥和西歐民族國家的出現及封建制度的崩潰 ? 制度集合的變動

? 政府政策 ? 外界接觸 制度變遷的兩種形式 ? 自發和強制 自發的制度變遷

? 制度不均衡帶來制度變動的效益，亞洲割稻的故事，非洲的白領的故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

為什么自發性的制度變遷不足以完全消除制度不均衡

? 制度是規范人們互動的行為規范、公共選擇、搭便車，? 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集團的沖突，亞洲割稻的故事，“人心不古日風日下”，非洲的故事，安徽小崗的故事 ? 制度創新領袖—得到其他補償 強制性制度變遷的重要性

? 制度是一種公共產品，自發性的變遷經常無法達到最優，市場失靈 ? 政府是一個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組織，有強制力量，可以提供公共產品

? 但政府是否會做出最優選擇

如何研究政府的行為：主體論，權力均衡論，領袖和委托代理人論 領袖和委托代理人論

? 最高領導人有相當大的自由度 ? 政府是一個多層的委托-代理結構

? 政府的行為是其統治者及其官僚互動的結果

政策失敗-強制性制度變遷為何會失敗－信息不完全和激勵不相容

? 統治者個人偏好和效用不同于全社會的偏好和效用—生存、富國、強兵

中國經濟專題講義－2003年春季

? 意識形態的僵化—未能與時俱進，蘇聯東歐的例子 ? 官僚體制-委托代理人的沖突，糧食收購部門

? 利益集團的沖突—統治者的生存靠社會中的某一集團的支持，美國的總統對華政策的轉變

? 社會科學知識的局限—西方社會科學知識的局限性，? 制度的兩個層次

? 組織

? 價值、精神

? 組織的作用必須有相應的價值和精神的配套才能發揮預期的作用

? 政府可以改變組織、政府和社會精英可以倡導某種價值和精神，但無法規定價值和精神，例如，拉丁美洲和美國的憲法相同，但民主法制的精神不同

強制性的變遷最好有自發性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