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島詩歌精選

引導語：北島的詩歌在藝術上具有冷峻的風格和堅硬的質地。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北島詩歌精選，歡迎參考閱讀!

觸電

我曾和一個無形的人

握手，一聲慘叫

我的手被燙傷

留下了烙印

當我和那些有形的人

握手，一聲慘叫

它們的手被燙傷

留下了烙印

我不敢再和別人握手

總把手藏在背后

可當我祈禱

上蒼，雙手合十

一聲慘叫

在我的內心深處

留下了烙印

楓樹和七顆星星

世界小得象一條街的布景

我們相遇了，你點點頭

省略了所有的往事

省略了問候

也許歡樂只是一個過程

一切都已經結束

可你為什么還帶著那塊紅頭巾

看看吧，楓葉裝飾的天空

多么晴朗，陽光

已移向最后一扇玻璃窗

巨大的屋頂后面

那七顆星星升起來

不再象一串成熟的葡萄

這是又一個秋天

當然，路燈就要亮了

我多想看看你的微笑

寬恕而冷漠

還有那平靜的目光

路燈就要亮了

和弦

樹林和我緊緊圍住了小湖

手伸進水里

攪亂雨燕深沉的睡眠

風孤零零的海很遙遠

我走到街上

喧囂被擋在紅燈后面

影子扇形般打開

腳印歪歪斜斜

安全島孤零零的海很遙遠

一扇藍色的窗戶亮了

樓下，幾個男孩

撥動著吉他吟唱

煙頭忽明忽暗

野貓孤零零的海很遙遠

沙灘上，你睡著了

風停在你的嘴邊

波浪悄悄涌來

匯成柔和的曲線

夢孤零零的海很遙遠

第二篇：北島詩歌導讀

北島詩歌導讀

一 作品導讀

北島是“朦朧詩”的旗幟，其詩歌被稱作是“一代人的成長小說”（張閔語）。除北島外，“朦朧詩人”的主要代表人物還有舒婷、顧城、江河、楊煉等。這是群體特色非常明顯的“一代人”（顧城、舒婷等都明確在詩歌中使用這一稱謂）。了解這一群體的特色無疑有助于理解北島的詩歌。

這種特色可以從人性呼喚、自我體認、歷史反思、意象建構、藝術表現等五個角度來理解。

一，恢復文學中的人道主義情懷，呼喚友愛，真誠信賴，追求人生價值，人性尊嚴，重建理想與信念。

二，重新召回“自我”，重視“自我”與“世界”的對話或對抗。在早期，自我往往過度偏重，被放大到與世界相對抗的位置，與世界對話的關系基本上是單向度的，關系非常緊張。這可從北島在《回答》中所設置的“卑鄙”與“崇高”對立，舒婷在《墻》中所體驗的“擠壓我，勒索我”以及北島在《冷酷的希望》中所宣告的“我們就這樣/失去了陽光和土地/也失去了我們自己”等情境中體現得尤其明顯。后期則出現向內轉的勢態，即將自我失去和世界對抗的能力，“強大的自我”營造于內心——原本“心也許很小很小/世界也許很大很大”的自我體認最終成為“世界也許很小很小/心的領域卻很大很大”（舒婷：《童話詩人》）。

三，反思苦難中的人性毀滅，理想淪喪；否定歷史文化積淀中的傳統人格模式，女性人格——《致橡樹》的背景即在于此。

四，構建經典意象世界，主要包括有“橡樹”、“一代人”、“紀念碑”、“墓志銘”、“小巷”。其意象世界主要有冷竣（北島）、溫婉（舒婷）、天真任性（顧城）等多方天地。

五，朦朧詩的藝術表現主要體現為：第一充滿了強烈的心理機制：由于在自我與世界的對話中，“自我”被擴大，主體孤寂的心理和情感被渲染；在經驗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沖突中，普遍的悲劇英雄心理機制被突現——北島體現得尤為明顯。第二，經驗世界與具體生活場景有了足夠的距離，詩人不再“實寫”與“實抒”，形象與思想間產生了藝術張力。第三，詩人獨特的體驗與感受，往往模糊了由時間流與邏輯流所構成的線性抒情結構，而更多地形成了意象板塊。第四，在修辭譬喻方面，多求陌生化，而不是相似性。

需要注意的是，“朦朧詩”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共鳴，這表明了其精神背景的時代性。因為這一特點，諸多藝術心理在朦朧詩筆下可能沒有得到更充分的揭示或表現，這并非其藝術能力的缺陷。

應該說，這些主要特點在北島筆下都有體現。目前北島詩歌結集出版的有個人作品集兩種：《北島詩選》（新世紀出版社，1986年版）和《北島詩歌集》（南海出版社，2003年版）——兩者前后相距十七年。合集則主要有《五人詩選》（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朦朧詩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詩歌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在這部集子中，北島獲得相當高的評價，他僅僅排列在穆旦之后，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漢語詩歌的第二人。而《五人詩選》的“五人”即“朦朧詩”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按集子的實際排列次序，分別為楊煉、江河、北島、舒婷和顧城。由于五人的重要性，它集中體現了“朦朧詩歌”的主要成就，而北島詩歌在當時的地位從中也可見一斑：在五位詩人中，北島的詩歌在數量上是最多的，在篇幅上則是最長的。

當然，這種重要性更主要地體現在關于北島詩歌的評論上。有評論這樣認為：“北島的詩是新的啟蒙運動的先聲，他大膽的懷疑與堅定的挑戰，具有思想家的風姿??北島詩剛健沉雄，熔鑄著廣袤的民族苦難與博厚的歷史思考，他以人道主義為支點，關注乖謬邏輯中的作為個體命運的人的權利和真實的生存狀態，向不公平的時代索還人的自由，堅持理想，拒絕向詭詐的現實輸誠??在古典加民歌的滔滔洪流中，北島堅持了詩的獨立品格，以現代詩學意識改造被腐化的中國詩學，將西方現代藝術的蒙太奇、變形等手法納入詩學范疇，推進了中國現代詩在沉睡30年后的復活與繁榮，豐富了現代詩的表現手法，為中國現代詩重返世界文學格局提供了積極的努力。北島是20世紀中國現代詩承上啟下、走向未來的有力的一環，一座不可忽略的里程碑。”（張同道等：《獨自航行的島》，《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詩歌卷》，P70，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這種從獨特的思想和藝術表現以及它對時代詩歌美學的變革意義等角度進行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古寺》與《走向冬天》兩詩，在北島的詩歌譜系雖然并不如《回答》、《結局或開始——獻給遇羅克》等詩歌突出，但同樣體現了北島本人的詩歌精神以及朦朧詩的基本特點。北島早期詩歌中情感往往是強烈的，其精神立場往往是明確的，只是有的很外露，有的則因為象喻手法的使用而不那么明顯。

從藝術表現看，詩歌所采取的都是典型的社會寓言式寫法。詩題中“古”與“冬天”本身都蘊涵了象征意味。“古”可看作是傳統或歷史。在北島筆下，傳統或歷史幾乎從來都是被懷疑、被否定的、僵化了的對象。在《關于傳統》一詩中，北島就認為傳統已經“衰老”；“祖先的語言”是一種僵化的東西，后來人“聽不見”，因而只能“在歷史課本中起伏”。而“冬天”和“春天”相連，從“冬天”到“春天”，不僅僅是時間和生命的遞加，更意味著希望的甦醒。這樣，“冬天”也就意味著某種悲劇性的生命境遇；“走向冬天”也意味著對這種境遇的體味。

從詩歌的具體展開情形看，兩者內容帶有某種承接性——這也可看作是“朦朧詩”作為一個整體所具備的某種相互關聯性的體現。《古寺》的寓言意味比《走向冬天》更加明顯，因為其中沒有出現人物。其中有不少“廢墟場景”，既指向“古”，也指向“寺”：“寺”和佛教相關。佛教作為宗教信仰的一種，它既放在這種背景之下，其超驗性的精神價值無疑被指控為虛妄：個體并不相信它，它并不能給個體帶來精神的慰安。這種虛妄在《走向冬天》里也被“我們生下來并不是為了/一個神圣的預言”所承載。

超驗的精神價值既已虛妄，在《古寺》里，現實又被“消失”、“沒有記憶”、“暗啞”、“漠”所統攝，這表明了現實也是不可信任的：交流被隔膜和冷漠所取代，人與人之間缺乏共同的價值基礎。“龍和怪鳥”這些只有在傳說中才會出現的東西的引入意味著個體對超驗的精神價值的尋求；“飛走了”則表明了傳說之類的價值體也不能帶來精神慰安，同時，它又指涉了現實價值尋求上的某種荒誕性。而“屈從的主人”的出現，既是明確化，也是進一步深化：意識形態這一“主人”本身所欲宣傳和推行的也就是“屈從”，屈從于價值的混亂、虛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對生活在這種意識形態中的個體的統治：肉體的和精神的。

這些共同構成了對虛妄的精神價值以及提供這種虛妄價值的意識形態的指控，詩人的懷疑、否定精神體現得非常明顯。《走向冬天》使用了大量的否定性句式（主要為“不”字句式），這讓人想起北島的名詩《回答》中被大聲宣告過的聲音：“我——不——相——信”。而“我們”這一復數人稱的運用則是詩人為“一代人”代言的意識的體現。

與《古寺》不同的是，《走向冬天》所要表現的是一個悲壯的戰士形象：“謊言”在“陽光”下橫行的年代里，“不欠什么”、“不祝福，也不祈禱”、“絕不回去”所欲表明是抗爭到底的精神立場。如前文提及的“朦朧詩”的幾個特點所揭示，個體和世界的關系是“緊張”的，這種緊張往往又被渲染得非常強大，個體對時代和世界的抗爭也就無法通過正常的途徑來實現——當然，“正常”在當時是一個并不真實的詞。這種“非正常化”的抗爭在《走向冬天》一詩中體現得很明顯。盡管“冬天”注定是一種悲劇性的生命境遇，但只有“走向冬天”才能更深刻地體察到殘酷和虛妄的種種表現和特性，才能更深刻地體察悲劇本身價值。“賣掉衣服、鞋/和最后一份口糧/被叮當作響的小錢留下”；“在正午的監視下/象囚犯一樣從街上走過/狠狠地踩著自己的影子/或者躲進帷幕后面/口吃地背誦死者的話/表演著被虐待狂的歡樂”等則是個體的行為特征及精神取向的體現：“果實”釀不成酒，但“也不會變成酸味的水”，它自有它的價值，這價值不會隨時代本身的罪惡而改變；個體雖然無法獲得自身價值的實現，但不會茍同于時代的虛妄價值。而個體所采取的種種“非正常化”的甚至帶有自虐性質的行動，就是要打破被虛妄的意識形態所統治的世界的表面平靜，以喚起更多反抗的聲音和行動來聯合起來，共同和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做有力的斗爭。

放眼“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歷程，這種思想和由魯迅所開創的“絕望的抗戰”，由穆旦所延續的“以絕望為希望”和“殘缺哲學”等思想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在某些社會階段里，殘酷的社會現實能壓制絕大多數的民眾，向他們推行“愚民式”的意識形態教育，使他們像“看客”一樣渾渾噩噩地生活并對這種生活充滿感激，但先覺的、充滿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總會像“盜火者”一樣，盡管希望無比渺茫，卻總會扛起抗爭的旗幟，以使抗爭的火種不斷延續，以使人類文明不斷進步。

與魯迅、穆旦等前輩不同的是，盡管北島在詩歌中表現出了無比強烈的懷疑、否定精神，但他的理想主義仍然會不時地流露出來。《古寺》在結尾處有“一場大火”和“一道生者的目光”等詞語組合，所要暗示的就是希望有一場“革命的大火”來改變這個虛妄的世界。《走向冬天》的結尾以“而冰山連綿不斷/成為一代人的雕塑”收束，往上延伸幾行則是“誰醒了，誰就會知道/夢將降臨大地/沉淀成早上的寒霜/代替那些疲倦不堪的星星/罪惡的時間將要終中止”，這也是在提出某種希望。擴展一點說，北島的名詩《回答》也有類似的結尾：“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同樣的，希望被寄寓其中。

這樣一來，可以發現這些詩歌的整體構成方式都很相似，都是在懷疑與否定之后提出希望。這樣寫作的最終意圖體現無遺：基于社會現實的某種虛妄性和黑暗性，懷疑和否定精神是強烈的，理想主義情懷也同樣強烈。換句話說，這既體現了詩人對現實苦難的承擔，又意味著詩人的理想和希望寄托于未來，正如被認為是“朦朧詩”的先驅者詩人食指所發出的聲音：“相信未來”。而由前所述，北島的“我——不——相——信”和“相信未來”事實上是同構的：“不相信”（現存世界理想秩序的匱乏）和“相信”（未來會更美好，會給“今天”一個公正的評價）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都是基于對社會抱有理想和希望，都表明了“朦朧詩人”是充滿理想主義的一代人，只是相比較“相信”，北島式的“不相信”給讀者的心理印象更為深重——北島詩歌自身的“相信”成分給予讀者的心理印象也同樣不如“不相信”那般深重。

此外，“擴展性閱讀篇目”中提到了《走吧》，它是一首非常有特點的詩歌，這里也簡單說一說。全詩不長，先看看全詩，“走吧，/落葉吹進深谷，/歌聲卻沒有歸宿//走吧，/冰上的月光，/已從河床上溢出。//走吧，/眼睛望著同一塊天空，/心敲擊著暮色的鼓。//走吧，/我們沒有失去記憶，/我們去尋找生命的湖。//走吧，/路呵路，/飄滿紅罌粟。”

和北島的眾多詩歌一樣，《走吧》一詩同樣充滿了象征和寓言的色彩，其基本精神也和《走向冬天》等詩相近。全詩5節15行，每節3行，都是由“走吧”的句式所引導。其間也設置了悖論性的情境：“歌聲卻沒有歸宿”，“眼睛望著同一塊天空，/心敲擊著暮色的鼓”，這同樣是指控了社會現實的殘酷性：理想價值無法實現。

“我們沒有失去記憶，/我們去尋找生命的湖”所要表明的是對理想的追尋——在這里，極具北島氣質的詩句出現了，一個邪惡的意象伴隨著追尋理想的路途：“走吧，/路呵路，/飄滿紅罌粟”。這映證了先前所提及的以“非正常化”方式來抗爭的思想：邪惡正是抗爭的動力；火紅的罌粟花所要映襯的正是理想的光芒，它指引著抗爭者不斷前行。而這，不能不說是北島詩歌，或者更大一點講，是整個“朦朧詩”譜系當中的一道獨特景觀。

二 “閱讀提示”導讀

由于象征手法在北島的詩歌寫作中相當普遍，而這些象征物有的是公設的，其意義已經得到普遍承認，比如以“太陽”象征光明、希望；但有的卻是私設的，和北島本人的情感體驗緊密相關，也即帶有明顯的個人色彩，這就結合具體的情境來辨析它的內涵。一般說來，在北島詩歌中，“太陽”、“月亮”、“星星”、“果實”等代表著理想和希望；“冬天”這樣在時間的序列里被公認的殘酷的年代則往往負載了現實的內涵；“石頭”這種不能行動、也不能發出聲音的中庸性的物質也往往附和著現實的價值形式；而像“烏鴉”、“罌粟”這樣看似邪惡的意象則并不一定邪惡。

當它們在一首詩或一個情境里出現的時候，既設置有“對比性的價值取向”，也可能出于輔助表達的需要：即社會形式的虛妄和殘酷不是簡單地由兩種對比性的價值形態構成，它有“主人”（意識形態的體現者），也有“看客”或庸碌的民眾，還有抗爭者。同時，多重意象的設置可能還蘊涵了這樣一種精神內涵：對社會現實的指控是強烈的，這表明了抗爭者對罪惡和虛妄有著清醒的認識，但由于理想價值在現實中處于缺失或虛位的狀態，抗爭的途徑到底該如何尋求？理想到底在何方，或者，它到底是什么樣的形態？卻不是一個唾手可得的東西，這樣，在詩歌表達中勢必會流露出復雜的心理內涵來，矛盾、游移等心理也就可能出現，這也即“敘說者復雜的精神內涵和心理沖突”的表現。應該說，這種復雜性，真實地體現了詩人們（不僅僅是北島）在社會形勢并不明朗、真理價值也并不顯現的年代里的心理歷程。在這個意義上，“朦朧詩”無論從思想還是從藝術表現的角度看，其實都是一種充滿探索性的詩歌形態。這是需要好好體味的。

至于《古寺》里“廢墟場景”的象征內涵，請參見先前的討論。三 洪子誠論北島

選自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P302-30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第三篇：適合朗誦比賽北島詩歌

北島是中國當代詩人，為朦朧詩代表人物之一，是民間詩歌刊物《今天》的創辦者。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適合朗誦比賽北島詩歌，歡迎閱讀參考！

《和弦》

樹林和我緊緊圍住了小湖

手伸進水里

攪亂雨燕深沉的睡眠

風孤零零的海很遙遠

我走到街上

喧囂被擋在紅燈后面

影子扇形般打開

腳印歪歪斜斜

安全島孤零零的海很遙遠

一扇藍色的窗戶亮了

樓下，幾個男孩

撥動著吉他吟唱

煙頭忽明忽暗

野貓孤零零的海很遙遠

沙灘上，你睡著了

風停在你的嘴邊

波浪悄悄涌來

匯成柔和的曲線

夢孤零零的海很遙遠

《走吧》

走吧，落葉吹進深谷，歌聲卻沒有歸宿。

走吧，冰上的月光，已從河面上溢出。

走吧，眼睛望著同一片天空，心敲擊著暮色的鼓。

走吧，我們沒有失去記憶，我們去尋找生命的湖。

走吧，路呵路，飄滿了紅xx。

《結局或開始——獻給遇羅克》

我，站在這里

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

為了每當太陽升起

讓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過整個國土

悲哀的霧

覆蓋著補丁般錯落的屋頂

在房子與房子之間

煙囪噴吐著灰燼般的人群

溫暖從明亮的樹梢吹散

逗留在貧困的煙頭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烏云

第四篇：北島、顧城、舒婷詩歌的異同

北島、舒婷、顧城詩歌的異同

異：

一、詩歌思想內容的側重點

1.北島，原名趙振開，他是中國朦朧詩的領袖，曾提出過“文革”后一代知識青年的靈魂的最強音。

北島的詩，最突出的是表達一種懷疑和否定精神，對虛幻的期許、選擇的猶豫和對缺乏人性內容的茍且生活的堅持拒絕。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內心充滿痛苦和不安、熱血激昂、具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感，正在努力擺脫黑暗，四處尋找光明的青年形象。而對中國70年代“文革”前后紛亂荒誕的社會現實，他有時感到苦悶和迷茫，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命運之神的安排，一切都是過眼煙云，飄渺，無痕跡。對現實的不滿，使他發出了充滿激憤唾棄和理想追尋的吶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此中包含的情感，展現了當代中國歷史“轉折”期覺醒者的內心沖突和理想精神，這種在批判、否定中的尋找個體和民族再生之路的英雄式悲壯情感，在“文革”結束之后的許多讀者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北島90年代以后的詩，技藝更圓熟，聲音更內斂，是他獨自的低語，有時似自己對鏡交談。寂靜與孤獨時而對他構成威脅和敵意，時而引起他對往昔自我的反諷與自省。這些詩有著佯裝的平靜和易碎的緊張，隨時準備像火山爆發。他的詩，有時候像“匕首投槍”，有時候像噴吐出的郁怒的火焰，他對于歷史廢墟的哀嘆，對于自由的風的歌唱，對真誠的渴望，構筑起一個正義和人性的情感世界。

2.顧城，是我國新時期詩派的代表人物。

顧城的詩現實意味比較濃，富有哲理。“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黑夜和光明分別是專制、壓抑和人道、人性兩種生存狀態的總體特征。“黑夜”作為一個時代典型的暗喻，籠罩著一代青年對往事的記憶，歷史的苦難給個體帶來深重的傷害。但是黑暗并不意味著沉淪和深淵，相反，正是黑暗使一代人產生更強烈的尋找光明的愿望和毅力，它釋放出巨大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精神力量。

3.舒婷，是“新詩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了當時詩壇上崛起的朦朧詩派的領軍人物。

舒婷的詩多抒發她自己對情感、對人生哲理的獨特感悟和經驗，能夠把個人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的揭示和對自我情感的抒發，與對社會現實的關懷和感知結合起來，她是“以自己的感悟方式，在個人青春的失落中感應民族的命運，在自己不甘沉淪的追求中寄寓一代人的精神探求。把個人的復雜感情和內心隱秘加以展示，并借以建立通向世界，通往人的心靈的出點和通道。”舒婷的詩歌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 “一只小船/不知什么緣故/傾斜地擱淺在/荒涼的礁岸上”、“ 滿潮的海面/只在離它幾米的地方/波浪喘息著”（《船》），一只小船，所渴望、乞盼的無非就是能在海里暢游。但它，卻只能在離海僅咫尺距離之間，靜靜地看著海面的波浪起伏。對一只小船來說，縱使它的心有多大，渴望有多么急切，這咫尺的距離也都是永恒的。而它所能做的，只有乞盼、只有煎熬而已。舒婷將自己比作擱淺在岸的“小船”，抒發了自己回城后，工作無著落時被擱淺船的感覺和向往著融入那波濤洶涌的大海。

二、藝術表現方式

1.北島善于用鮮明、獨特和堅實的意象，并且通過意象之間的拼接跳躍和組合營造出復雜的富有張力的意象結構，表達作者豐富的思想情感，整體上帶有否定色彩和批判意味，在價值內涵上處于對立的位置。

北島詩的意象的象征指向明確，形成可以作明確意義歸納的象征符號體系。他以鴿子、五色花、星星、山谷、天空、浪花等，來暗示一種人性的、值得加以爭取的理想生活，以夜、烏鴉、柵欄、網、深淵、殘垣等，作為對人的合理生活進行分割、阻滯、破壞的力量的象征。如“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過整個國土”“在父輩們肖像的廣闊背景上/蝙蝠劃出的圓弧，和黃昏/一起消失”（《同謀》），“煙囪噴吐著灰燼般的人群”“消失的鐘聲/結成蛛網，在裂縫的柱子里/擴散成一圈圈的年輪”（《古寺》），“網”（《生活》）。

2.顧城重視感覺，想象獨特，意象疊加。

顧城善于發現和創造出人意料的意象，并加以巧妙地組合，使普通事物呈現出種種奇異的色彩。如他的《小巷》，“小巷/又彎又長/沒有門/沒有窗/我拿把舊鑰匙/敲著厚厚的墻”，一個平凡習見的事物在他的筆下，具有了豐富、深長的象征意義，而《弧線》則表現出他對意象和感覺的捕捉、表現和組合才能，“鳥兒在疾風中/迅速轉向/少年去撿拾/一枚分幣//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觸絲//海浪因退縮/而聳起的背脊”。

3.舒婷善于從具體的事物出發，運用想象、聯想和意象的拼接和組合，表達多層次的豐富意蘊。

舒婷的詩，采用了內心獨白的抒情方式，便于坦誠、開朗地直抒詩人的心靈世界，同時，以整體象征的手法構造意象，使得哲理性很強的思想、意念得以在親切可感的形象中生發、詩化，因而她富于理性氣質的詩卻使人感覺不到任何說教意味，而只是被其中豐美動人的形象所征服。如《神女峰》通過對人們習見的風景開掘出獨特的思想內涵，表達了詩人對女性獨立價值被漠視的不滿和憤慨，而這種情感，又是通過“金光菊”“女貞子”等被詩人賦予新意的物象的擬人化使用來表達的，“沿著江岸/金光菊和女貞子的洪流/正煽動新的背叛”。舒婷以其獨特的女性視角、細膩的女性情懷將朦朧詩的核心思想：對人的自我價值的重新確認展示得更加真切。對人的自我價值和尊嚴的肯定，對人格獨立和人生理想的張揚，是她詩歌的核心，如《神女峰》“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她告示人們：與其成為望夫石，等待沒有結果的愛情，不如追求現實的幸福。

三、話語風格

1.北島的詩歌史典型的男人的詩歌，他詩歌的主調是冷峻、凝重、悲壯。語言富有質感，鏗鏘有力，在色調和情緒上偏向暗冷，形成冷峻傲岸的詩歌風格。

北島絕不回避現實的丑惡、黑暗和荒謬，對于現實的險惡有著足夠的警覺，對現實進行無情的指控和揭露。《回答》是那時期最有個性的時代的強音，是從迷惘到覺醒的一帶青年對現實的嚴肅回答，其中表達了一個時代覺醒者和叛逆者決絕的叛逆姿態。“我——不——相——信”，這是文革后當代詩歌中出現的第一聲對強權的叛逆的吶喊，表達了作者強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和反叛精神。“第一千零一名”挑戰者正是詩人勇于承擔、勇于犧牲的悲劇英雄形象。詩的最后“新的轉機”“閃閃星斗”表達了對真理對未來的堅定信念，此詩通過暗示、比喻，表達了詩人的郁憤、憂患意識以及抗爭精神，使全詩具有一種深沉、冷峻、凝重的獨特風貌。

2.顧城多以大自然和兒童世界為描寫對象，營造唯美、純真的童話世界，語言清新，被稱為“兒童詩人”。

顧城的詩以跳躍的短句、迷離的色彩、喃喃自語的獨白，營造一個遠離塵世的童話世界。甚至為了保持這個童話王國的純粹，他拒絕長大，反之，大自然的任何細水波動卻能觸動詩人纖弱敏感的心靈，“所有的花都唾去/風一點點走近籬笆”（《風偷去了我們的漿》），詩人用他的整個心靈和感官融入其間，體會著自然一切，并為之心醉神迷。顧城認為“詩是理想之樹上，閃耀的雨滴”，他要用“心中的純銀，鑄一把鑰匙，去開啟天國的門”，去表現“純凈的美”。這追求在未經涉世的孩子的眼中和未經人類涉足的大自然中流露出來。《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采用兒童視角，在兒童的理想里改造著成人世界。顧城此詩里的孩童形象如清新的風，敲擊著成人世界的污塵。他在用稚氣的理想拯救天地，他要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悲涼又崇高，非常圣潔。這很有力量，一語洞悉了大世界的斑駁。而用孩子般的夢想，訴說這一切更具震撼，比成人的吶喊更振耳發聵。顧城在執著的畫著“笨拙的自由”，他讓小河快樂，讓“長滿淡淡的茸毛的丘陵相愛”，讓“每一陣靜靜的春天的激動／都成為一朵小花的生日”，他沒有詛咒黑暗，而是把自由和光明搬進詩中，就像一場暴風雨后，一切都非常平靜，世間甚至沒有一星塵埃飄動，受了洗禮般，世界變得干凈，心也不染風塵。

3.舒婷的詩歌是典型的女人的詩歌，形成了特殊的話語風格：細膩、柔婉、典雅。與之比較，北島的風格過于冷峻，顧城的風格過于純凈。

舒婷的很多詩篇著重以真誠、纏綿、婉麗而柔美的情感，表現人間的理解、友愛、親情《啊，母親》表現的是對母親“甜柔深謐的懷念”，是一種絕望的至愛至痛。《自畫像》與《會唱歌的鳶尾花》所吐露的又是女性在內心深處細膩、深婉的動人情感。舒婷的愛情詩總有一個道不清說不明但卻實實在在發生過的故事。究竟發生了什么？它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巨大空間，令人心馳神往。如《四月的黃昏》：“四月的黃昏里流曳著一組組綠色的旋律/在峽谷低回/在天空游移/要是靈魂里溢滿了回響/又何必苦苦尋覓/要歌唱你就歌唱吧，但請/輕輕，輕輕，濕柔地/四月的黃昏/好象一段失而復得的記憶/也許有一個約會/至今尚未如期；/也許有一次熱戀/永不能相許”。詩中顯然是一個過去了的愛情故事的演繹，盡管僅有著淡淡的影子。一份簡單而永恒、古樸而新鮮的心靈契合之美；是愛而不得其所愛，又不能忘其所愛的最美妙的音符。

同：

北島、顧城、舒婷在詩作中以現實意識思考人的本質，肯定人的自我價值和尊嚴，注重創作主體內心情感的抒發，在藝術上大量運用隱喻、暗示、通感等手法，豐富了詩的內涵，增強了詩歌的想象空間。詩歌創作開創了一個新的詩歌時代，“這類新詩的主要特征，還是真實―一由客體的真實，趨向主體的真實，由被動的反映，傾向主動的創造。從根本上說，它不是朦朧．而是一種審美意識的蘇醒，一些領域正在逐漸清晰起來。”“他們帶著強烈的創造愿望，表現著新一代的需要和理想”。他們成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代精神的代言人。這種“時代精神”恰恰是與主流精神話語相對立的，它不是冠冕堂皇的官方話語，不是主流意識形態的虛構和硬性規定，它來自于民間，來自于知識分子心中被壓抑了許久的最真實的聲音，他們的詩拒絕圖解政治概念，拒絕為迎合主流和傳統而同聲歌唱，他們是叛逆者，他們的聲音在當時顯得如此的不和諧，甚至是刺耳的北島、顧城、舒婷在文化的廢墟上做出的文化反抗的努力至今令我們深思，他們最終使詩歌走向了不同于傳統的一途，他們讓詩歌以另一種形式在中華大地上產生了震撼。

第五篇：父親 北島

父親（上）

你召喚我成為兒子，我追隨你成為父親——《給父親》 北島

一

九歲那年春天，父親帶我去北海公園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帶解凍的寒意。沿湖邊徐行，離公園后門兩三百米處，父親放慢腳步，環顧游人，突然對我說；“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們。”我愣住，抬頭看父親，他鏡片閃光，隱隱露出一絲嘲笑。我雖自幼起常思考死亡，還是無比震驚，很久都沒緩過勁兒來。

對父親最早的記憶來自一張老照片：背景是天壇祈年殿，父親開懷笑著，雙臂交迭，探身伏在漢白玉欄桿上。照片沿漢白玉欄桿剪裁，由于欄桿不感光，乍一看，還以為衣袖從照片內框滑出來。這張照片攝于我出生以前。我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為從未見父親這樣笑過，充滿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這是關于他的記憶的起點。

“1949年10月，我們給兒子取了小名‘慶慶’。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們倆都很忙。美利給兒子做小衣服，經常給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夠，每天還喂幾次奶糕。我經常抱他在屋里走來走去，拍他入睡，還變換各種角度給他照相。小家庭有了這個小寶貝，一切都有了生氣。”（摘自父親的筆記）

出生后不久，我們家從多福巷搬到府前街，離天安門城樓很近。每逢國慶，父親抱著我，和鄰居們擠在小院門口，觀看閱兵式和游行隊伍。最壯觀的還是放禮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撿起未燃的禮花籽，排成長串兒，像點燃導火索，火花五顏六色，轉瞬即逝。

有軌電車叮叮當當駛過長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親喜歡帶我坐電車，到了西單終點站再返回來。非高峰時間，車很空，扶手吊環在空中搖蕩。我喜歡站在司機身后，看他如何擺弄鍍鎳操縱桿。我和父親管它叫“叮當車”。

過了長安街就是中山公園。父親在草地鋪上床單，讓我曬太陽。那兒幾乎每周末都放露天電影。讓我困惑的是：一放電影，宮墻綠瓦就消失了（被銀幕遮蔽），在我看來，電影和宮殿都是真實的。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動畫片《一朵小紅花》，具體情節都忘了，只記得女主角是個小姑娘，為尋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紅花與怪獸（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結尾處，她一路呼喊“凱哥哥——”異常凄厲，一直深入我夢中。某周日晚，中山公園重放《一朵小紅花》。那天中午，我過度興奮，怎么也不肯午睡，被父親關到門外。我光著腳哭喊，用力拍門，待母親抱我進去，我已睡著了。醒來時夜色朦朧，我們錯過了那電影。

二

“慶慶很不愿意上托兒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總是特別高興，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難了。有個星期一早上，怎么勸說也沒用，我們急著上班，只好騙他說去動物園。快到時他看出是受騙，便大聲哭叫，我緊緊抱住他，怕他跳車。到了托兒所門口，他在地上打滾，我只好硬把他抱進托兒所。他看見阿姨才安靜下來，含著眼淚說了聲‘爸爸，再見！’”（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兒所流行的傳染病無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來昏天黑地，徹夜不眠，父母輪流抱我。一位醫生說，只有氯霉素才有效。這藥是進口的，非常貴，父親用積攢的最后一兩黃金買下十幾顆。遵醫囑，每顆去掉膠囊，分成兩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藥面特別苦，一喝就吐。父親對我說，這藥特別貴，你要再吐，父母就沒錢再買了，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點點頭，咬牙流淚把藥咽下去。

我長大后，父母反復講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業績。其實這類傳說是每個家庭傳統的一部分，具有強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還有祖先們的意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立功立德立言。

“慶慶出麻疹，住在托兒所隔離室。我們去只能隔著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興，比劃著手勢跟我們交談。后來聽托兒所阿姨說，那天我們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親的筆記）

弟弟剛好相反，他無比熱愛托兒所。每星期六父親接他，他扭頭不屑地說：“我不去你們家。”

我年幼時父親很有耐心，總陪我玩，給我講故事。他在一個小本子的每頁紙上畫個小人，每個動作略有變化，連續翻小本子，那小人就會動起來，好像動畫片。弟弟妹妹逐漸取代了我，我有點兒失落有點兒吃醋，同時也有點兒驕傲——我長大了。

從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獨門獨戶。平時父母早出晚歸，在錢阿姨監督下，我們按時睡覺起床做功課，只有星期天例外。媽媽起得早，幫錢阿姨準備早飯，我們仨賴在父母床上，跟父親玩耍。有一陣，我們迷上語言游戲，比如按各自顏色偏好，管父親叫“紅爸爸”“藍爸爸”和“綠爸爸”，再隨意互換，笑成一團。

三

父親確有不同的顏色。

與父親最早的沖突在我七歲左右，那時我們住保險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單元，每家各兩間，共用廚房廁所。夏天，俞叔叔被劃成右派，跳樓自殺。他的遺孀獨自帶兩個男孩，凄凄慘慘戚戚，也給我們的生活蒙上陰影。

在我記憶中，父母從那時開始吵架，幾乎與俞彪文事件同步，盡管二者并無必然聯系。而我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她是弱者。父親發起脾氣喪心病狂，形同暴君。說來都是雞毛蒜皮小事兒，也并非都是父親的錯。比如他喜歡買書，有一次買來一部城磚般的《俄漢大詞典》，要說他正學俄文，本無可厚非，但我還是站在母親一邊，立場選擇往往是非理性的。

母親也會被激怒。有一次，父親把著臥室門叫喊，母親抄起花瓶扔過去，他閃身躲過，花瓶粉碎。作為惟一的目擊者，我嚇得渾身發抖，但還是沖到父母中間，瞪著父親，充滿了敵意。這是他萬萬沒料到的，揚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親生病似乎總是和吵架連在一起。每當她臥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餅店買一塊奶油蛋卷，好像仙丹妙藥。走在半路，我打開紙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卻從未動過一指頭。

一天晚上，父親認定我偷吃了五屜柜里的點心。我雖以前偷吃過，但那回純屬冤枉。我死不認賬，被罰跪并挨了幾巴掌。最讓我傷心的是，母親居然站在父親一邊，盡管她暗中護著我，攔住雞毛撣子的暴打。

紅爸爸藍爸爸綠爸爸，突然變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父母吵架越來越頻繁。我像受傷的小動物，神經繃緊，感官敏銳，隨時等待災難的降臨。而我的預感幾乎每次都應驗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無力，不能保護母親。

父親的權力從家里向外延伸。某日，我上床準備睡覺，發現父親表情陰郁，抽著煙在屋里踱步。他忽然沖出去，敲響隔壁鄭方龍叔叔的門，他嗓門越來越高，還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頭，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回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我被噩夢魘住。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只言片語拼湊出意義：鄭叔叔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后父親告訴我，若調令早幾個月，他肯定犯錯誤在先，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振開貪玩，學習成績平平，但語文寫作經常得到老師的稱贊。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測驗，我看他的成績冊，數學是4.5分。我問振開，他說：‘5分是滿分，我差一點，所以給4.5分。’他這么解釋，似乎有些道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我去學校問了老師，才知道振開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間加了一個點，便成了4.5分。為這事，我批評了他，他也認了錯。”（摘自父親的筆記）

父親的記憶肯定有誤。我怎么可能輕易逃過那一劫？

四

從1960年夏天起，父親從民主促進會借調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在教務處工作。那是中共統戰的一部分，所有學員都來自各民主黨派上層。

社會主義學院位于紫竹院北側，由六層白色建筑群組成。每逢周末，我帶弟弟妹妹去玩，乘無軌電車在紫竹院下車，再沿白石橋向北走五六百米。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蛙噪蟲鳴。

父親在他住處旁臨時借了個房間給我們。我們跟著沾統戰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電影，設備先進，比如有專用乒乓球室。父親是國家三級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級），主裁的都是業余比賽，卻保持一貫的專業精神：他一字一頓報分數“三比二，換發球”，并交叉雙臂宣布交換場地。

父親很忙，往往在餐廳吃飯時才出現。我喜歡獨自閑逛，常常迷失在樓群的迷宮中。跟開電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幫他開電梯。他是轉業軍人，更讓我充滿敬意，總是纏著問他用過什么槍。后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

有一天，父親神秘地告訴我，有個學員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損失達十萬元。那可是天文數字。父親又補了一句：“沒什么，他當天坐飛機回上海，又置辦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國有名的‘紅色小開’??”他低聲說出那名字，好像是國家機密。

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唱到結尾處，他倆總是故意走調，把我氣瘋了——這可是立場問題，更何況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向父親告狀，他摸摸我的頭說：“他們比你小，你該耐心點兒。”

“在那艱難的歲月里，我們想盡辦法讓孩子吃得好些，怕營養不良影響他們的發育成長。學院在校內撥出一塊空地，分給職工們作自留地。我把給我的三分地種了綠豆和白薯，平時沒時間管，到秋天倒收獲不少。我和振開一起把綠豆、白薯裝進麻袋運回家里，總算添了些口糧。”（摘自父親的筆記）

那是我頭一次干體力活兒。頂著毒日頭，用鐵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裝進麻袋。父親蹬平板三輪車，我坐在麻袋上，為勞動的收獲驕傲，更為與父親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陽臺過冬的白薯變質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爛白薯。父親剛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電唱機。收音機反復播放《春節序曲》，和爛白薯的味道一起潛入記憶深處。

父親（中）

我們達成了默契，那就是說出真相，不管這真相是否會傷害我們自己 北島

五

1974年夏天，父親買來中華書局剛出的繁體字版《清史稿》，共48卷，書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邊地上。我發現他總在翻看同一卷，原來其中有我們祖上的記載。據家譜記載，趙家可上溯到安徽徽州一帶，后遷至浙江湖州。祖宅坐落在湖州衣裳街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趙炳言官至湖南巡撫、刑部右侍郎。三子趙景賢早年師從俞樾的父親俞鴻漸，鄉試與俞樾同榜考中舉人。按俞樾的說法，“自幼倜儻，雖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后捐巨款買官封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軍興起，趙景賢在湖州組織民團操練，并用青銅包住西城門。1860年2月，李秀成大軍逼近湖州。趙景賢固守湖州兩年多，最終彈盡糧絕，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據《清史稿》記載：“景賢冠帶見賊，曰：‘速殺我，勿傷百姓。’賊首譚紹洸曰：‘亦不殺汝。’拔刀自刎，為所奪，執至蘇州，誘脅百端，皆不屈。羈之逾半載，李秀成必欲降之，致書相勸??秀成赴江北，戒紹洸勿殺。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飲酒。二年三月，紹洸聞太倉敗賊言景賢通官軍，將襲蘇州，召詰之，景賢謾罵，為槍擊而殞。”

湖州城破，趙家死的死逃的逃。長子趙深彥在湖南聞此噩耗，立即飲毒酒自殺，年僅12歲。咸豐皇帝得悉趙景賢死訊，下詔稱其“勁節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規格予以撫恤，在湖州專立祠堂，并關照國史館立傳。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經學大師。一天，他正在蘇州曲園家中沉坐，有人求見，來者正是趙景賢的孫子趙鋐。他拿來祖父遺墨，包括湖州告急時讓人帶出的密信。俞樾展讀趙景賢的幾首五言律詩，長嘆不已，其中有李鴻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

次子趙濱彥，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職而被封官，深得湖廣總督張之洞信任，主管廣東制造局；后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辦及兩淮鹽運使和廣東按察使等職。由于國事紛亂與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辭職，在蘇州定居。數月后，武昌起義爆發了，在這場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的功臣中，有我的外公孫海霞。趙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脈橫生。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我爺爺趙之騮那輩就敗落了，靠典賣字畫古董度日。輪到我父親，快到喝西北風的地步了。他四五歲時母親病故，12歲那年父親辭世，由舅舅收養。他不得不中輟學業，從15歲起靠抄寫文書糊口，還要撫養弟妹。父親寫得一筆好字。據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徐福林先生回憶，當初進保險公司，父親見他字寫得差，讓他反復抄寫元代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的碑帖練字。

趕上兵荒馬亂，父親被卷在逃難的人流中，走遍大半個南方。在桂林時，有一天日本飛機俯沖掃射，他背靠樹干，慌張中撐起雨傘擋子彈。那年頭命不值錢，周圍的人一個個倒下，他卻奇跡般活下來。邊打工邊自學，他終于考進重慶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調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與母親在重慶珊瑚壩機場邂逅。

北京解放前夕，父親利用職權，協助地下黨的堂哥收集全城糧食儲備等情報。一天晚上，國民黨憲兵挨家挨戶搜查，由于頂撞憲兵隊長，他被抓去關了一夜。那時母親已懷上我。后來說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徹夜未眠，默默盼著一個孩子和新中國的誕生。

六

父親算得上半個文化人，是魯迅、茅盾、張恨水、艾蕪和茹志鵑的“粉絲”，可見讀書之雜；他訂閱各種雜志，從《紅旗》《收獲》《人民文學》到《電影藝術》《俄語學習》《曲藝》和《無線電》，可見愛好之廣。

而他骨子里卻是個技術至上主義者。困難時期，他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四種變速電唱機，把《藍色的多瑙河》帶進我們陰郁的生活。“文革”中他曾卷入派系斗爭，后急流勇退，熱衷于組裝半導體收音機。

他買回一大堆電子零件，借助參考書，把紅紅綠綠的電線焊在接線板上。焊前先把電烙鐵戳在松香上，吱吱冒出濃煙。我半夜醒來，燈總是亮著，他歪斜的影子投在墻上。經過反復拆裝組合，噪音終于變成樣板戲的過門，全家都跟著松了口氣。

父親用三合板做成木匣，裝上小喇叭，再把鼠肚雞腸般的線路塞好，合上后蓋。他把第一個半成品給我。我當時住校，在去學校路上，書包里的半導體正播放《紅色娘子軍》。由于焊接或天線角度問題，時斷時續，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到學校沒來得及顯擺，已經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們家買來紅燈牌9吋黑白電視，這是全樓（除民進秘書長葛志成家外）的第一臺，引起小小的轟動。每天晚飯后，鄰居們自帶小板凳涌進我家，歡聲笑語。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書。關鍵時刻出現信號干擾，父親連忙救場，轉動天線，待畫面恢復正常，得，敵人已被擊斃。

為照顧后排觀眾，又在電視前加上放大器，畫面難免變形。好在那年頭人不挑剔，有聲有影足矣。一個物質匱乏時代的好處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么貼身。

父親的技術熱情尋找新的方向。從借來的轉盤式錄音機起步，在連夜排隊購得的單聲道答錄機歇腳，繼而向四個喇叭以至分箱式立體聲挺進—音響革命讓我們進入半聾的狀態。與此同時，父親又分出少許精力給彩電和攝像機，而電腦問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兒攝走。他單指敲鍵，卻及時地更新換代，一直走在消費者的最前列。他在晚年趕上新時代的末班車，還是有一種遺憾，他甚至對我說，如果再年輕20歲，他一定改行搞電腦。顯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電烙鐵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后，父親先在人民銀行總行工作，1952年參與籌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了新中國保險業的創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調到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后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那完全是虛職。民進真正的靈魂人物是黨支部書記。他剛上任時的書記叫王蘇生，待人誠懇熱情，書生氣十足，時常來家坐坐，談天說地。50年代末，王蘇生因“右傾”被降級調到哈爾濱，“文革”中自殺了。

他的繼任徐世信是個典型的笑面虎。不過得承認，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殺兇猛，無人能抵擋其凌厲的攻勢。他級別不高，但實際上掌控這小小的王國，每個人對他都敬而遠之，謹言慎行。暑假徐世信約我們幾個孩子乒乓球比賽。他把殘兵敗將帶到會議室，說是隨便聊聊，但很快就發現他另有所圖—設法套出父親們在家的言行。我們年紀尚小，卻深知其中厲害，裝傻充愣。我對父親不滿，還是抱怨了幾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回家盡看閑書。他馬上問是哪類閑書，我說電影雜志什么的，讓他失望了。徐世信最后總結說，你們的父輩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為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需要你們的配合。他再三叮囑，這次會面一定要保密。今后發現有什么問題，及時跟他聯系。

會后徐世信把我單獨留下，說派出所來人調查，問起一支鋼筆手槍的下落。我這才想起，大約兩三個月前，為嚇唬弟弟，我聲稱我的鋼筆是無聲手槍，隨手一揮，在弟弟床頭墻上留下彈洞（那兒本來就坑坑疤疤）。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沒想到這惡作劇鬧大了，說到派出所什么的多半是騙人，但看來徐世信掌握各種信息渠道。他最后摸摸我的頭說，我相信你說的都是實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現很好。我回家后做賊似的，不敢與父親對視。他問起時，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過乒乓球，輸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來美國探親，我常開車陪他們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親無意間說起一件事，讓我大吃一驚。當時父母坐在后座，我正開車，試圖從后視鏡看到他的表情。晚飯后，母親先去睡了，我和父親隔著餐桌對坐，我提起路上的話茬，他似乎也在等這一刻，于是和盤托出。

謝冰心在民進中央掛名當宣傳部長，凡事不聞不問，父親身為副部長，定期向她匯報工作。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卻另有特殊使命，那就是“監視”謝冰心，設法套出心里話。父親每隔兩三周登門拜訪，電話先約好，一般都在下午，飲茶清談。回家后給組織寫報告，記錄談話內容。

我好奇的是，作為“臥底”，他能得到什么重要情報呢？父親搖搖頭說，謝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單純，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為營，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對父親說了大實話：“我們這些人，一趕上風吹草動，就像蝸牛那樣先把觸角伸出來。”看來她知道父親的特殊身份，試圖通過他向組織帶話—別費這份兒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涼如水，后院傳來陣陣蟲鳴，冰箱嗡嗡響。我勸父親把這一切寫出來，對自己也對歷史有個交代—這絕非個案，而是制度性的普遍現象。他點點頭，顯然有所顧慮，說再想想。這事就此擱置，再未提起。

70年代初我開始寫詩。父親從湖北干校回京休假，說起謝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學院宿舍。父親回干校后，我獨自登門拜訪。一個瘦小的老太太開門，問我找誰，我說我是趙濟年的兒子，特來求教。她先把我讓進客廳，沏上茶。她丈夫吳文藻打個招呼就出門了。謝冰心滿臉褶皺，但眼睛異常明亮。我坐定，取出詩稿，包括處女作《因為我們還年輕》。此后她還專門寫了首和詩《我們還年輕》，副標題是“給一位年輕朋友”。或許由于詩歌與青春，她對我，一個“密探”的兒子毫無戒心。也正由于此，與父親相反，多年后我把她卷進一個巨大的漩渦中。環環相扣，誰又能說清這世上的因果鏈條呢？

父親，你在天有靈，一定會體諒我這樣做。那天夜里我們達成了默契，那就是說出真相，不管這真相是否會傷害我們自己。

北島：詩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

父親（下）

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 北島 九

父親說：“人生就是個接送。”

1969年無疑是轉變之年。那年開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當工人，接著弟弟去了中蒙邊界的建設兵團，母親去了河南信陽干校，秋天妹妹由母親的同事帶到干校，父親留守到最后，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干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樓空，全家五口分五個地方，寫信都用復寫紙，一式四份。

“頭天晚上我們全家五個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點心，算是給他送行。第二天，他離開家，我們都送到大門口。我還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觀上車，便在他走后不久，搭無軌電車趕到那里，我看見他在等車，沒跟他打招呼，只是在遠處看他上車后才回家，我的眼眶濕潤了。”（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在河北蔚縣工地開山放炮，在山洞建發電廠。那年夏天收到父親“珊珊病速歸”的電報，我請了假，從老鄉家買來新鮮雞蛋，搭工地運貨的卡車趕回北京。珊珊連發高燒，診斷為風濕性關節炎，我一到家燒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來的。北京城空蕩蕩的，北海公園更是游人稀少。我們劃了船，照了相，在漪瀾堂吃午飯。父親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對女服務員說，這是我兒子女兒，你看我多福氣。

每年12天法定探親假讓我沉悶的生活有了奔頭。第二年我獨自從河南去湖北，那時父親從干校下放到農村，住在老鄉家。

“我匆忙趕回住處，遠遠看見振開蹲在池塘邊給我洗衣服。第二天，我和振開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獨自把振開帶來的三個肉罐頭全都吃光了。振開看我這樣狼吞虎咽，覺得我可憐，他雖然沒說什么，但我看得出來。”（摘自父親的筆記）

1971年深秋，父親獨自回京。那天晚上，我備了幾道小菜，爺倆邊喝邊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說越激動，父親隨聲附和。我們都醉了，隔著書桌昏睡過去。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發現父親呆望天花板，很久才開口，再三叮囑我不要出門亂說，免招殺身之禍。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結成政治同謀。

1972年春節，全家在北京團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詩的初稿拿給父親看。沒想到他責令我馬上燒掉，其中一句“綠色的陽光在縫隙里流竄”把他嚇壞了。我看見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辦。決心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給他看。

十

1972年，父母先后從外地回到北京，母親隨父親一起調到沙河的干校，在醫務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區某軍工廠當技術員。

父親那年五十整，年富力強，每天都干農活兒。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號，空蕩蕩的家頓時顯得擁擠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織，讓父親眼花繚亂，尤其像彭剛、姜世偉（芒克）這樣的“先鋒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劉羽等個別人例外，幾乎全吃過閉門羹。一提到父親，他們都條件反射般伸舌頭。

彭剛為我臨了列維坦的油畫《湖》，釘在我床鋪上方。彭剛的列維坦與19世紀俄羅斯畫風無關，基調變成赭灰色，是典型的表現主義作品，跟他眼神一樣處于半瘋癲狀態。

家里地方小，父親像籠中獅子踱步，每次經過那畫都斜掃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懼與憤怒所致的內心的顫栗，看來彭剛的列維坦深深傷害了他——現代派風格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親終于爆發了，他咆哮著命令我把畫摘下，我不肯，他一把從墻上扯下來，撕成兩半。旁邊正好掛著我叔叔趙延年為父親作的墨線肖像畫，禮尚往來，我狠狠摔到地上，鏡框碎裂。

每次爭吵，往往以同樣的方式告終——他打開大門叫喊：“這不是你的家，給我滾出去！”如果泡病號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劉羽家打地鋪，最后由母親出面調停，把我勸回家。

1975年夏和父親大吵后，一怒之下我和劉羽上了五臺山。十天后回家，珊珊從湖北回北京出差。我們兄妹倆感情最深，不愿讓她為家庭糾紛煩惱，我盡量瞞著。可在她逗留期間，我和父親再次沖突。待平息下來，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廚房，相對無言。她沮喪地靠著墻，我依在水池上，水龍頭滴滴答答淌著水。

“人生就是個接送”，總有最后一次。那次為珊珊送行，由于無軌電車太擠太慢，趕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鐘了。我們沖向站臺，好歹把行李塞進貨架，車廂哐當搖晃，緩緩移動。隔車窗招手，幾乎沒顧上說句話。誰想到竟成永別。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傳達室接到長途電話，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蹤的消息，連夜騎車去電報大樓，打長途電話通知在遠郊的父親和弟弟。第二天凌晨山搖地動，唐山地震。父親和弟弟中午趕回家，人們都聚在院子里，母親已處于半昏迷狀態。

我和父親決定立即動身去襄樊，先上樓取隨身衣物。我緊跟在父親后面，磕磕絆絆，幾乎連滾帶爬上四樓。他老淚縱橫，喃喃自語，我沖動地摟住他一起痛哭，并保證今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獄之旅，不堪回首。

兩年后，母親因長期抑郁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們輪流照看。“一個做母親的，從痛失女兒到精神瀕臨崩潰，再到戰勝病魔，那得多么堅強、需要多大毅力啊。濟年總勸我女兒是為救人而犧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頑強地活下去。”（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十一

1979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張，父親從民進調回去，主管國內業務部。他整天飛來飛去，開會調研，忙得不亦樂乎。1980年秋，我結婚搬了出去，與父親關系有了明顯改善。平時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過節全家聚聚，吃飯打麻將東拉西扯。80年代是“連接兩個夜晚的白色走廊”，雖說陰影重重險象環生，但人們似乎充滿希望，直到進入一個更讓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離開中國。兩年多后，父母帶田田去丹麥看我。母親的腿摔壞了，走路不便，我和父親輪流推輪椅。父親1990年退休，明顯見老了，身材抽縮，滿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慣，我跟父親還會鬧別扭，但很少爭吵，相當于“冷戰”。有時出門散步，我故意推著母親疾走，把他遠遠甩在后面，回頭看他弱不禁風的身影，又心生憐憫，放慢速度。

父親在國外鬧了不少笑話，成為親友的趣談。巴黎，一個星期天早上，父親獨自出門攝像。一個白人小伙子很熱情，比劃著要為他拍攝，攝像機一到手撒腿就跑。父親緊追不舍，行人們跟著圍追堵截，那賊慌了神，一頭扎進自己家中。有人報警，警察隨即趕到，人贓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親跟著去警察局作證，一個法文詞兒都不會，居然完成筆錄。原來那臺攝像機一直沒關上，錄下全部過程，包括晃動的大地和賊的喘息。那年父親73歲。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過兩次。美國鄉下生活實在太無聊，我又忙，只能偶爾陪他們出門散心。

自80年代起，我和父親的地位顛倒過來——他對我幾乎言聽計從，至少口是心非。我們從未真正平等過，有時我多想跟他成為朋友，說說心里話什么的，但發現這不可能。

其實，幾乎每個中國男人心中都有個小暴君，且角色復雜：在社會上基本是衙役順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闊臉就變”，對手下對百姓心狠手毒，這在歷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顯，關鍵是轉換自如，無須過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無平等可言。

直到我成為父親，才意識到這暴君意識來自血液來自文化深處，根深蒂固，離經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難逃。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

1999年年底，盛傳世界末日來臨。我開車從舊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圓，金燦燦，果然有末日跡象。父親在后座自言自語：“我怎么活了這么大歲數，人生總有個頭吧？”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國聯航班機從舊金山抵達北京，享受特殊待遇——專人迎候，專車運送。

病榻中的父親一見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頭緊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為他買的新款數碼相機，終于讓技術至上主義者平靜下來。但他左手已不聽使喚，根本玩不轉。

每天訪親會友，晚上回家，我在床頭陪他一會兒，把紅酒倒進玻璃杯，讓他用吸管嘬幾口，享受這人世間的那點兒醉意。他摘掉假牙后兩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訴我，他問醫生火化疼不疼？他試圖用幽默的方式面對死亡。

父親離世前我獲準回去三次，每次一個月。由于強烈的生存意識，他過了一關又一關，最后半年他全面崩潰，只能靠藥物維持。第二次腦血栓廢掉了語言能力，對他這樣話多的人是最大磨難。他表達不出來，就用指頭在我手上寫，并咿咿呀呀發出怪聲。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溫箱帶到304醫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說說話，但這會讓他情緒激動，因無法表達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無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頭，我心如刀割。

2003年1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樣，上午十點左右來到304醫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國了。中午時分，我喂完飯，用電動剃須刀幫他把臉刮凈。我們都知道，最后的時刻到了。他舌頭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幾個清晰的字：“我愛你。”我沖動地摟住他：“爸爸，我也愛你。”記憶所及，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這樣說話。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機場的路上再見他一面，但時間來不及了。坐進機艙，擴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軟綿綿的聲音，馬上就要起飛了。我向北京城，向父親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禱。

北島：詩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