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代小說生態研究中的問題與對策論文

近年來隨著生態環境的惡化、各種資源減少或枯竭等問題的頻繁出現，人們對生態問題變得尤為關注，生態學、生態文藝學的發展促使人們更加關心人與環境之間的問題。生態小說創作與研究一時成了當代文學的熱點，并迅速成為整個生態視野下的文學批評的中心。與之相比較，古代文學的生態研究卻有些受冷落，致使同樣為敘事文學的古代小說的生態批評相對不足。而事實上，中國古代小說中存在著大量關注生態問題的作品，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思想，對于當今的生態救贖有著積極的參考價值。客觀價值的存在與實際研究的不足不得不令人思考以下問題：古代小說生態批評薄弱的原因是什么，古代小說生態研究中存在哪些問題，古代小說生態研究如何突圍？本文試從這幾個問題入手展開詳細分析。

一、生態文學批評對象的固化與古代文學生態批評的困境世紀 80 年代后期，中國的生態文學批評即已展開，受西方生態文學觀的影響，中國生態文學研究基本上遵循“在生態主義，特別是生態整體主義思想指導下探討文學與自然之關系”，“揭示文學作品所反映出來的生態危機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時，也要探索文學的生態審美及其藝術表現”[1]的原則。在具體的實踐中，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表現自然與人的關系”“探尋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表達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理想、預測人類未來的文學”[2]，成為研究者集中關照的對象。由于“自然取向”和“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強調，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當代文學相關作品上，因為這部分作品或者較好地展示了現代化進程中日漸凸顯的生態問題，或者深刻反思了導致生態危機的社會與文化根源，生態意識與生態思想表達十分明顯。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及研究與西方生態文學理論所強調的“生態文學是工業文明的產物，生態文學研究產生的現實背景是生態惡化和生態危機”相吻合。反觀之，強調“自然中心”，以當代作品為批評對象的實踐也對生態文學的研究理念起到了固化的作用，以致于一提到生態文學批評，學界便指向當代文學中那些以自然為中心，探討人與自然和諧相生關系的作品。這種研究對象與研究范圍的固化，致使生態文學批評將古代文學作品排除在外。一些學者也曾嘗試對古代文學范疇內的作品進行生態解讀，如《莊子》、陶淵明的田園詩、王孟的山水詩、《聊齋志異》等，但很快便被指出這些作品或者是“人學”的自然陪襯，或者是“文化上的懷舊仿古”[3]。所謂人學的自然陪襯，即以人為中心，作者對自然的態度不過是借用，“自然描寫”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為了抒發人的情感，刻畫人物的性格，筆下的自然只是便于人的主體意識與主觀情緒傳遞的人文意象和符號；而文化上的懷舊仿古，則是人在社會中遇挫后為了逃避現實，用文字中營造出來的類似于自然經濟形態下的遠古先民世界，作用是為文人提供一個療救精神創傷的心靈避難所，究其實質，文化仿古的自然書寫還是為人服務。因此，將古代文學作品納入生態文學研究范疇，無疑使生態文學判別標準和生態文學批評有泛化之嫌。

盡管批評者的觀點只是一家之言，但生態文學研究的實際成果足以表明：學者們普遍自覺地接受了西方生態文學理論并對國內相應文學資源展開研究，古代文學與生態文學的標準尚有一段距離。

二、古代小說生態批評的現狀與問題

生態文學批評的大環境使得古代文學的生態研究相對不足，但不等于沒有研究成果。事實上，中國古代文學的生態研究成果在上世紀 90 年代就有問世，如肖波的《淺議老莊的生態倫理思想》（《醫學與社會》1996.9），就老莊對自然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獨特理解，即“主張崇尚自然，不要盲目傷害自然”論述了老莊的生態倫理思想對文明社會的警示意義；黎明的《論中國山水田園詩的生態美》（《廣州大學學報》1999.3），從中國山水田園詩表現的對“蓬勃生命力的贊美，對豐富多彩的生態環境的展示，以及對生命與自然、生命與生命間和諧關系的感悟”，來論述中國古代文學家的生態智慧和對美的敏銳感受；王先霈的《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綠色觀念”》（《文學評論》1999.6），分析了古代詩文和文論有關綠色的吟詠、描寫和論述，總結出古代文學所蘊含的生態主張，即人要善待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互養互惠等等。總體上看 20 世紀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古代詩文的整體觀照和老莊作品的研究，而古代小說的生態批評鮮有人觸及。

進入 21 世紀，古代文學的生態研究延續前一時期關注詩文領域的傳統，陶淵明、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等作家的作品倍受青睞。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小說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聊齋志異》、《西游記》、“三言”、“二拍”、《紅樓夢》等作品的生態批評成果多有呈現。

如沈傳河的《〈聊齋志異〉生態展現之闡釋》（《山東理工大學學報》2007.1）一文認為“小說中人與自然物奇異的對話無不告訴我們，人與自然的對話更應被界定在良性的范圍之內。幻化的筆法，使小說中的自然物得以獲得其生態主體性，這對于當今生態文化之建構無疑具有重大的啟迪意義”；劉衍青的《〈聊齋志異〉生態表達的價值和現實意義》（《寧夏社會科學》2009.3）嘗試從《聊齋志異》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生態意識的具象化演繹與延續，對創作主體心理療救、對接受主體心理的平衡作用等方面，探究了作品生態表達內容的價值與現實意義；劉國和、鄧永芳的《〈西游記〉生態想象及其文化意蘊》（《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4.4）從生態想象的角度，對《西游記》所表達的對美好生態世界的向往及體現的生態文化自覺予以論析；杜娟的《大觀園———生態美學視角下的一種解讀》（《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7.4）對《紅樓夢》中大觀園的景觀布設多取法自然、大觀園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體現的人與自然和諧相生的生態美學觀念做了較為詳細的分析，認為大觀園實現了紅樓女兒們的“詩意的棲居”。與上述個案研究相比，楊立瓊的《生態美學視域下的明清經典小說研究》（華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9）將明清的七部經典小說《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醒世姻緣傳》、《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作為整體考察對象，挖掘了小說生態描寫的主題、生態表達的方式與生態思想的價值。文章最為可貴之處是突破了生態批評界遵循的“自然中心”原則，將小說的生態主題分為“人與自然相輔相生”“人與社會密切聯系”“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三個方面，這是一種全新的嘗試，為古代小說生態批評視野的拓展提供了不小的啟示。只是論題定位于經典小說而忽略其它涉及生態描寫的作品，也使文章對明清小說的生態研究顯得相對狹隘和單薄。

總結古代小說生態研究成果不難發現，盡管受西方生態文學觀的影響被生態批評界所排斥，但研究者卻在努力找尋合理的對接點，使自己的研究既對古代小說的生態資源有所挖掘，又使生態批評界能夠接受。從上面提及的論題中可以看出，用“生態表達“”生態想象“”生態展現“”生態解讀”來命題并展開研究，挖掘作品蘊含的生態思想、生態精神是大家普遍的選擇，而且文中也沒有徑直將作品定性為生態文學。這種規避的做法顯然是一種智慧，而且也從側面對生態文學批評做出了較好回應。只是，帶著鐐銬的舞蹈雖美但畢竟是有束縛。受生態文學所強調“自然中心”的影響，古代小說生態研究取得些成績的同時，也存在明顯的不足：一是研究范圍的相對狹窄，僅限于明清兩代涉及自然描寫的作品；研究對象相對集中，經典性作品之外的相關小說少有論及。二是個案研究多，整體性把握少，且研究深度有加強的空間。近年來的研究往往是單篇作品解讀多，總體性關照少，專門針對古代小說進行總論式研究者更是鮮見，有些研究僅僅觸及明清小說個別作品的生態美學的外在表現，并沒有深入探討其內在意義和價值，這就使研究流于表面化和淺顯化。

三、古代小說生態批評的突圍

古代小說生態研究呈現的特點，與古代小說作品數量浩繁梳理起來較為困難有關，但更多的還是受生態文學概念的影響所致。生態文學是工業文明的產物，生態文學及其研究產生的現實背景是生態惡化和生態危機，它們共同的特點是強調“自然中心”，也就是說生態文學及生態文學批評是當代文學范疇之事，與古代小說關系并不是十分緊密，這種認知導致許多學者對古代文學生態批評的疏離，即使有學者從生態美學視角對古代小說作品予以關照，也是相當謹慎地行文，以免招致詬病。很顯然，與當代小說的生態研究相比，古代小說的生態批評處于十分困窘的境地。如何從窘境中突圍出來，是古代文學研究者亟待解決的問題。

筆者以為，既然生態文學創作及生態文學批評的最終目的是從文學的角度喚醒人類對自然的關注與尊重，進而成就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存理想，那么凡是與之相關的文學書寫都應該被關注，而不應過多地強調這類文學書寫產生的時間問題，忽略了作品所蘊含的生態資源及其對當今全球性的生態救贖所具有的參考價值。眾所周知，古代小說領域涉及生態書寫的作品數量相當可觀。從小說成熟的唐代起各種文體的小說作品都對生態問題有所關注。傳奇小說《玄怪錄·柳歸舜》描繪的君山勝境、《傳奇·孫恪》敘述的袁氏化猿歸山“而復反視”的故事都是時人對質樸自然的向往和人性認知的反映；話本小說《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既承繼了唐及唐前小說生態書寫對自然環境的偏好，又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相生與沖突有了進一步的描摹，為后來明清小說的生態書寫帶來了啟迪。明清長篇章回小說《西游記》《水滸傳》書寫的自然之境和人在自然與社會之間的掙扎不僅顯示了人們對生態自然的懷戀，更揭示了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人的權利的實現與社會約束之間的平衡法則等等。

如此豐富且對當代生態問題有著重要參考意義的生態資源由于觀念的影響而被輕忽實在是遺憾之事。因此，打破傳統認知，拓寬生態批評的視野，不受生態文學時間觀念的約束，將涉及生態問題書寫的作品均納入研究領域，是古代小說生態批評突圍的首要選擇。

事實上，用引進的當代西方文藝理論關照中國古代文學并突破理論所框定的時限，學界并不是沒有先例。

比如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學者將 60 年代確立于法國的敘事學借鑒過來，開始了本土化的研究，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楊義的《中國敘事學》，都是借用西方敘事理論對中國文學(主要是古代文學)資源展開研究并取得成功的案例。敘事學本土化的成功緣于化用者“在雙方的理論構架中尋找共相，在相互的發明和貫通中建構出自己的研究模式”[4]，即研究者并沒有完全拘泥于西方理論，而是既不違背西方理論的一般原則，又對其進行改造，使其更適用于中國文學的實際和話語形式。敘事學本土化研究的成功經驗為古代小說生態研究的變通性嘗試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打破生態文學所謂的“時限”，將蘊含生態意識與生態思想的作品全部納入批評視野并展開深入的研究，不僅可行，而且對生態文學批評理論有豐富與深化的意義。其次，深入挖掘“生態”內涵，除了將涉及自然、人與自然關系的作品外，那些探索人與社會之間關系、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及人的精神與心靈歸屬等問題的作品也納入研究領域，是古代文學尤其是古代小說生態批評突圍的必由之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學術界對“生態”內涵的理解多停留于“自然“”人與自然”層面，從生態學、生態文學產生之初的界定看，這種理解有其合理性，但如若打破生態危機的“工業化”背景，單就“生態問題”的發生及根源的探索來看，這種理解有以偏蓋全的傾向。從近年來出現的生態問題中不難發現，人與環境之間的問題只是生態危機的表象，究其根源實則與人與社會之間關系、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及人的精神歸屬等問題都有直接關聯。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個體的人乃至人類的精神歸屬出現了問題，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為了過分膨脹的物質享受而肆意破壞了整個世界的正常的循環，這世界既包括純粹的自然界，也包括人類社會。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一被國人普遍理解為“自然之道”的循環演化思想，曾被美國著名的學者卡普拉給出了如此評價：“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態智慧，它強調在自然的循環過程中，個人和社會的一切現象和潛在兩者的基本一致”[5]；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也不僅僅是強調“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規律，人也應遵循這一規律”，其中也蘊含了“人性即是天道，道德原則與自然規律是一致的”思想。這些思想為我們深入挖掘生態內涵提供了理論依據，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實際也很好地詮釋了生態內涵的豐富性與深刻性。如果將明清之前的小說所演繹的生態內涵歸于人與自然相輔相生、互養互惠的思想，那么明清及以后的小說則更多地關注了人與社會沖突與融入及人的精神歸屬等生態問題，《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水滸傳》《西游記》《儒林外史》《紅樓夢》《鏡花緣》等作品皆是高度關注這些問題的作品。既然有理論依據又有資源可供研究，拓展生態的內涵，在古代小說界不但可行，而且勢在必行。深入挖掘“生態”之內涵對古代小說展開生態批評，不僅對生態危機的根源的把握有一定的啟發意義，而且對古代小說研究領域的拓展及當代精神文明建構亦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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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古代小說與戲曲關系研究

文 章來源 蓮

山 課 件 w w w.5Y k J.c oM

內容提要：文章在概述前輩時賢對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系研究的基礎上，認為目前對于此論題的研究總體上還處于缺乏系統性、開創性的狀態，許多問題的論述或語焉不詳，或簡單比附。要突破這種狀態，就要改變目前只關注二者成熟形態的比較研究，注意加強二者關系的發生研究，以為二者關系的研究提供早期形態的參照。并且要明確二者關系研究的目的在于開拓小說、戲曲研究的視界，為具體的小說研究和戲曲研究提供一種新的參照系和觀察點，從而使此關系研究具有文體學探討的意義，而不是羅列一些異同現象材料，作表面化的比較。

關鍵詞：中國古代小說；戲曲；關系研究；回顧；思考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小說和戲曲的關系十分密切，尤其是話本小說與戲曲的關系，它們同生共長，彼此依托；而且早期的藝人和“書會才人”對戲曲和小說同時染指，這不可避免地有題材的相互沿襲、手法技巧交叉使用的現象。雖然后來二者分蹤發展，但它們在題材方面、敘述體制方面的相互關聯仍很明顯。對此現象的關注和探索伴隨著小說、戲曲的發展史。

一、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關系研究概述

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關系最明顯的表現在兩方面：一為故事題材的相互襲用；二是小說與戲曲間概念不清，如視《西廂記》為“曲本小說”，是小說中的韻文一類[1](p308)(老伯《曲本小說與白話小說之宜于普通社會》)，而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兼及小說和戲曲。前人有關二者關系的疑問或論定多基于此，如明人胡應麟就疑惑：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為傳奇，宋為戲諢，元為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說書名，裴鉶所撰，……然中絕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為唐名？[2](卷41《莊岳委談》卷下)

明人稱長篇南曲戲文為“傳奇”，那么，這種戲曲形式何得以唐人小說書名作為文體稱謂？這一疑惑也曾縈繞在王國維的腦中。他在《錄曲余談》中談到元人陶宗儀所言“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宮調”時，案曰：“九成此說誤也。唐之傳奇非戲曲……”[3](p222)他們俱對陶宗儀的這一列舉線索持有異議。伴隨著這些思索與議論，也就開始了對小說與戲曲關系的關注和考察。

早在元代就有人對雜劇開始鏡考源流，追索根本，元末夏庭芝、陶宗儀即有言：

唐時有傳奇，皆文人所編，猶野史也；但資諧笑耳。宋之戲文，乃有唱念，有諢。金則院本、雜劇合而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雜劇而為二。[4]（夏庭芝《青樓集志》）

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筆者案：此指唐人小說)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筆者案：指元雜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5]（卷27“雜劇曲名”條）

這一排列是基于故事題材為線索的追溯：唐之傳奇、宋之戲文、金院本、元之雜劇一脈相承。然而，“傳奇作而戲曲繼”，則已包含了對此一脈線索內在聯系紐帶——敘述性的關注。正是在這一認同點上，劉師培把唐傳奇小說認定為戲曲的源淵：

蓋傳奇小說之體，既興于中唐，而中唐以還，由詩生詞，由詞生曲，而曲劇之體以興。故傳奇小說者，曲劇之近源也；敘事樂府者，曲劇之遠源也。[6](p132)

劉師培以敘述性和詩韻為基點認為傳奇小說和敘事樂府兩種文體分別是戲曲的近源和遠源，故稱之為“曲劇”。當然，相對于劉師培，古人對這一點可能未形成自覺意識，把唐傳奇小說認定為元雜劇的淵源還是在故事題材的襲用關系和小說、戲曲概念不清的基礎上所作出的結論，可無論如何這是對小說與戲曲關系所關注的最初視點。在此后的很長時期內，人們循著這一視點向前走去，同時也開掘出小說與戲曲關系研究的新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梳理了小說、戲曲間故事題材的沿襲關系。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間在故事題材方面有密切的交流關系，但綜合說來，二者間的這種交流關系呈不平衡的狀態，戲曲對小說故事題材的依賴相對要大一些。從戲曲的取材情況看，很少是專為戲曲這一體制聯系到舞臺表演而獨出心載，多為取用現成的故事（其中小說故事占不小的比重），甚至同一故事被多種戲曲作品反復敷演，如相如、文君故事。于是學者們在敘錄戲曲時多要理清其故事題材的源流，力求明其本源，識其流變。在此方面用力較大者如莊一拂的《古典戲曲存目匯考》、譚正璧的《話本與古劇》、邵曾琪的《元明北雜劇總目考略》等著作，其中多有小說、戲曲間故事題材的承襲情況。這些基礎性的資料梳理，為探析小說與戲曲的關系提供了必要的材料準備。

(二)考索同一或同類故事題材在小說和戲曲間的流變軌跡，并予以美學或文化的分析。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顧頡剛等人對孟姜女故事流變的考察，形成了不小的學術潮流，吸引了大批學者參加到這一問題的討論，同時也帶動了一些學者對類似問題的探討，如張壽林的《王昭君故事演變之點點滴滴》、趙景深《董永故事的演變》等（見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他們在梳理一個故事在小說、戲曲間輾轉流變情況的基礎上，進而考察其間的承繼與變異因素及其社會印跡，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促進了這一方法的傳播。后來如王季思《從鶯鶯傳到西廂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么書儀《元劇與唐傳奇中的愛情作品特征比較》(《文學評論》1984年第3期)等，都是這一方法的有效應用，它至今仍是一個很好的考察視點。

(三)探討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在形式體制和創作手法方面的相互影響、交流關系，及其在彼此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推動作用。王國維指出了宋話本小說的體制結構有“資戲劇之發達者”[7](p36)；胡士瑩在《話本小說概論》中辟專節(第三章第三節)論述“說話”伎藝及其話本對戲曲的影響關系，涉及到“說話”伎藝的語言藝術、以口演述故事的表演形式、首尾體制、以駢儷文字描繪景物或人物的手法等對戲曲的影響。而朱恒夫《早期章回小說<水滸傳>中的戲曲質素》(《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2期)、劉永良《中國古典戲曲與<紅樓夢>人物刻畫》(《紅樓夢學刊》1998年第4期)、許并生《<紅樓夢>與戲曲結構》(《紅樓夢學刊》2001年第1期)等文章，則努力在小說創作中發掘出戲曲影響的痕跡，以及這些戲曲質素在小說的情節結構、人物塑造和主旨表達上的功能。

(四)探索小說、戲曲共同具有的藝術特性。郭英德的《敘事性：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雙向滲透》以敘事學理論探討了小說與戲曲所共有的敘事因素(《文學遺產》1995年第5期)；董乃斌的《戲劇性：觀照唐代小說詩歌與戲曲關系的一個視角》闡述了唐代小說和戲曲所具有的戲劇性的存在形式及其發展過程，從中揭示出小說、戲曲間的關系(《文藝研究》2001年第1期)；劉漢光的《小說、戲曲文學的核心觀念》則把寓言性作為小說與戲曲文學的核心觀念(《文藝理論研究》2001年第1期)；鐘明奇《明清小說、戲曲傳“奇”二題》論述了明清小說、戲曲的傳“奇”特色(《福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1期)。這些學者都能立足于小說與戲曲的關系，努力探析二者內在的關聯之處、藝術共性。

(五)鉤沉、梳理古代小說中的戲曲資料。古代小說中關于戲曲的描寫，是那個特定歷史時代戲曲活動的忠實記錄，在戲曲資料大量湮沒的情況下，這些記錄描寫彌足珍貴。學者們對《水滸傳》、《金瓶梅詞話》、《歡喜冤家》、《紅樓夢》等小說中戲曲劇種、聲腔、劇目、曲文、演出等方面的梳理、檢索，為戲曲研究提供不少可貴的文獻支持，如徐扶明的《紅樓夢與戲曲比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劉輝的《論小說史即活的戲曲史》(《戲劇藝術》1988年第1期)等。

以上即是前輩時賢關于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系研究所開啟的視點，許多問題還處于點到即止、提而不論的程度(相對而言，對一、二、五視點的探索較為豐富)，有待于進一步探索、廓清。

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關系是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命題，也是一個值得詳加研究的課題，這一點已漸為學界所注意。但對于其研究，意念多于實績，很多問題語焉不詳，許多論述還是重復前人的思路，或簡單地將小說和戲曲兩種文體放在一起進行各種枝杈部分的對照比附，缺乏系統性、開創性，這種狀態急待突破，以推進小說與戲曲關系的研究步伐。在此，筆者不避淺陋，妄陳幾點想法。

二、思考之一：關系研究的起點

前輩時賢多把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系的發生、存在作為研究二者關系的邏輯前提，立足于元明清三代成熟的小說和戲曲形式以求其異同點，而較少涉及二者早期形態的關系發生情況。這使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關系研究因缺少早期形態的考察而失去歷時的參照，那些對故事題材上交流借鑒的表面梳理、形式體制上的簡單比較應嫌膚淺。因此，有關二者關系的研究應突破目前只關注二者成熟形態的比較研究，注意加強二者密切關系的發生研究，這涉及到發生的條件及其表現。理想的狀態是能還原二者發生關系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這是相當困難的，況且關于它們的資料十分有限。我們只能以零碎的資料和沉淀于作品文本中的信息予以考察(因篇幅所限，一些問題未能展開討論)。

小說與戲曲關系的發生首先須有兩個條件：一是共同生存的文化環境，一是二者互相缺少的素質。唐時佛家的齋會上有伶倫百戲、“市人小說”(屬于雜戲的一種)[8]；宋時的瓦舍勾欄是各種伎藝會集的場所，這為小說、戲曲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的環境因素。而它們之間所具有的差異則成為最初相互交流、借鑒的動機，它們從對方借鑒自己缺少的素質以豐富、發展自己，如宋雜劇以滑稽調笑為主，故事性較差，在這方面“說話”伎藝的故事對其發展具有不小的推動作用。這種相同的文化環境中互相借鑒、各取所需的交流狀態為二者的關系研究提供了詮釋的語境和論據，而具體歷史范疇內二者的交流關系，又成為我們對二者關系研究的重要依據和對象。

我們從二者具體的交流中找出共有的素質或特征，又從二者相互的影響中發現一系列的差異。找出這些異同現象，并不是關系研究的目的，關鍵要在這些現象背后發現某種必然的理由，進而在這些異同點上勾畫出二者關系發生的軌跡。具體的思路是，綜合二者早期形態表現出的共有的素質或特性，考察它們關系發生的軌跡，進而以此為出發點，理解二者的差異性及其原由。如此，二者在發展初期的交流過程中經碰撞而形成的共性是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系研究的起點。

(一)敘述性的結構形態

中國戲曲雖然有較強的抒情性，但仍是以敘述性作為其情節結構基礎的。這一點若以西方的戲劇作為比較面加以觀照則更為顯見。楊絳比較了亞里士多德和李漁關于戲劇結構的理論，指出：“我國傳統戲劇的結構，不符合亞里斯多德所謂戲劇的結構，而接近于他所謂史詩的結構。”[9]（《李漁論戲劇結構》）亞里士多德一再從文本上強調戲劇與史詩的文類區分，而區分的尺度就是敘述與展示。周寧從話語模式角度考察中西戲劇，認為中國戲曲始終綜合敘述和對話兩種因素，以敘述為主導性話語，中西戲劇在話語體制上的重大差異就是“代言性敘述”和“戲劇性對話”的差異[10]。

戲曲表現出的敘述性素質，與敦煌話本、宋元話本的影響、促進是分不開的。我們知道，中國戲曲在發展的早期故事性很差，而變文、“說話”在敘事方面則已十分成熟。在長期共存的過程中，這一差異性的存在使得它們對戲曲的影響成為必然。如宋代的話本小說故事就對宋雜劇能走向成熟的戲曲形式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對此，王國維即指出：“宋之滑稽戲，雖托故事以諷時事；然不以演事實為主，而以所含之意義為主。至其變為演事實之戲劇，則當時之小說，實有力焉。”[7](p35)但是，宋雜劇所接受、取用的話本小說故事已不是生活形態的素材，而是具有一定的敘述形式，那么，它們在接受話本小說的故事題材時，這種敘述體制就必然潛相地影響或內化于其敘述體制中。所以，后來成熟的戲曲才會表現出與話本小說相同或相似的結構形態、話語形態，而不只是話本小說的故事促進宋雜劇“變為演事實之戲劇”。

正因為敘述性的結構模式，才有情節結構上的幅度廣而密度松，才有時空的自由操作(時間的長短，空間的變換，只憑故事需要，并沒有規定的限度)。因為敘述性話語模式，演員可以直接與觀眾接觸、交流，他們的話語可以面向觀眾表達，劇中許多信息也不必在人物的戲劇性對話間展示，等等。也正因為這些，“我國的傳統戲劇可稱為‘小說式的戲劇’”[9]（《李漁論戲劇結構》）。

(二)散韻(說唱)結合的表達方式

說唱結合是一種表演體式，反映到文本上，“說”的部分為散文形式；“唱”的部分為韻文形式。考察這一表達方式可分為兩個方面：韻散組合的整體格局；組合這一格局的各個部分（散文和韻文）。

唐宋時的戲曲早期形態雖或有說唱結合的格局，但未能形成文體標志和有力的敘述功能。唐參軍戲以科白戲弄為主，宋雜劇以滑稽調笑為主，金院本以做作念白為主。而在唐變文中，韻散結合的格局已明顯地成為其文體標志（參見張鴻勛《變文》，見顏廷亮編《敦煌文學》，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表演形態的“轉變”是說唱結合，并且能以這種形態細膩敘事。它直接孕育了后來的許多說唱伎藝，如寶卷、諸宮調、彈詞、鼓子詞等，其韻散結合的形態無出變文之外，而且有的已明標唱、白，如《張協狀元》第一出中那段諸宮調演唱、元雜劇《貨郎旦》第四折張三姑的“貨郎兒”演唱即如此。若不論戲曲的角色扮演，其韻散的格局與變文無異。

宋元話本也表現出成熟的韻散(說唱)結合形態。南宋羅燁所編《醉翁談錄·小說開辟》描述當時的“說話”：“藏蘊滿懷風與月，吐談萬卷曲和詩。”“曲”是供唱的，參以宋話本，如《刎頸鴛鴦會》(見《清平山堂話本》)，可知，“說話”是一門說與唱并重的伎藝，“說話人演出時，是講說、歌唱和朗誦并用的”[11](p576)。

戲曲的曲文唱辭有較重的抒情性，但不能否認它也有明顯的敘述性。考察元雜劇的曲辭，就有明顯的敘述功能，它可以敘述人物的動作、品格、面貌；敘述不便于在舞臺上表現的場面、動作(如探子報告戰況)；向劇中其他人物敘述已經發生過的事件等。若考察戲曲曲辭的功能構成和淵源，詩詞的抒情傳統當然是重要的一脈，但也要看到敦煌變文、宋元話本、諸宮調等說唱文學對戲曲曲辭敘述功能的鍛煉和促進。唐變文中的韻文就表現出成熟的敘述功能，它已能加入到故事情節的敘述進程，成為情節發展的一部分，起著塑造人物、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如《李陵變文》中就以韻文敘述了李陵請降、單于納降、李陵封王的情節。韻文的敘述功能在后來的諸宮調、鼓子詞等說唱文學中更是得到發揚，如《商調蝶戀花鼓子詞》（北宋趙令畤）、《董西廂》、《劉知遠諸宮調》等。

綰結言之，中國白話小說和戲曲的早期形態共同享有著說唱結合表述方式，顯示著二者的密切聯系；而它們所具有的這一說唱伎藝傳統也顯示著二者關系的發生軌跡及其初始狀態。

(三)口傳形式的傳播手段

話本小說最初的存在形態是“說話”伎藝的一種，是以口傳方式滾動于“說話”藝人口唇間的。我們無法重建當時的口傳活動現場，但可以說，“說話”這一口傳活動存在的基本條件一要有說書人的講述，二要有聽眾的參與。

話本小說的傳播就是要通過說書人面向聽眾的演述來實現，所以聽眾的存在是基礎，也是說書人演述活動的出發點，因此，他在演述過程中必然會注重聽眾的接受趣味、能力和效果。首先，為適應聽眾的審美趣味，講述一些切合民眾趣味的、具有傳奇性的故事。這也是它在當時能讓民眾喜愛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由于“說話”伎藝這一口傳活動的現場性，不容許聽眾的細品，而且“看官”也多是沒有多少文化知識的下層民眾，于是講述人的講述多注重情節的曲折，線索的清晰，必要時還要跳出所講述的故事虛構域對一些疑惑點作出解釋，以讓聽眾輕松地獲得故事的信息，而不是讓他們自己費力地從人物、情節間的話語、行動中去構建故事，作出價值判斷。再者，“說話”伎藝這一口傳活動與其說是記憶的復現，不如說是說書人在同參與的聽眾一起進行表演的一個過程。說書人特別重視現場感，注重場上的氣氛，注重與聽眾的交流，以拉近聽眾的距離，如跳出故事情境面向“看官”解說、評論，以此引導其情感參與和價值判斷。

說書人的這些口傳活動的特征都不同程度在沉淀在話本小說的文本中，可稱之為“說書體”，即指“說話”活動中說書人以第三人稱視角面向“看官”的敘述特色——敘述人稱上是第三人稱；敘述視角上是全知視角；敘述口氣上是面向“看官”。這種“說書體”大量遺存于戲曲中，如元雜劇《柳毅傳書》第二折那段電母對二龍爭斗的講述，《貨郎旦》第四折張三姑那段說唱“貨郎兒”，更多的如“探子式”報告軍情戰況的演述，都表現出明顯的“說書體”特征。

通過以上對中國古代小說和戲曲所共有的特性和素質的簡要描述，可以看出二者早期形態所具有的說唱伎藝的特性，我們也由此勾畫出二者關系的發生軌跡：

惟其需要故事的發展，不得不借重于話本的力量；惟其需要加入唱詞以增強美聽的價值，不得不借重于其他的講唱伎藝；而講唱伎藝之于話本，往往如血肉之不可分離。故南戲和北曲雜劇的成立，主要即是宋金雜劇院本和講唱伎藝的相互結合。[12](p72)

我們研究小說與戲曲的關系，是不能脫離或無視這些說唱伎藝傳統的，這些傳統是小說與戲曲關系發生、表現的最初形態，它為二者關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據和早期形態的參照。

三、思考之二：關系研究的意義

對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關系的發生探析，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歷史的、邏輯的起點。這一起點提醒我們，二者關系研究并不等于將小說和戲曲兩種文體放在一起進行各種枝杈部分的對照比附，也不是讓我們的思想單純盤旋于二者間的親緣關系；而應充分注意到，我們探討的是兩種已具有獨立特性的文體，對其共性的探討只是關于二者關系研究的起點，我們更需要的是要考察二者發生關系之后又在哪些共性基礎上分化，在何種因素的促進下發展，逐漸形成其個性，從而文體獨立的。或者說，二者的關系為它們的文體獨立和發展提供了何種有利條件或不利因素，而不是堆積、羅列一系列支離破碎的異同現象材料。

所以說，關系研究的目的在于開拓小說、戲曲研究的視界，為具體的小說研究和戲曲研究提供一種新的參照系和觀察點，從而使二者的關系研究具有文體學探討的意義，而不是作表面化的比較。在這一研究視點下，無論立足于小說角度還是立足于戲曲角度所進行的二者比較觀照，都是進行反思自身的過程，它們各自為顯示出各自的個性和風格、理解對方的個性提供了參照系統。比如把對戲曲發展史的考察納入這一參照系中，“只要看到宋雜劇與話本的聯系，則宋元以來戲劇的發展事(除聲樂外)自可大體求得解決”[12](p74)。這一聯系首先會使我們注意到二者的共性，但目的卻是要在宋雜劇與話本的關系參照系中去觀察宋元以來戲曲的個性發展狀況，即通過二者的共性找出話本對戲曲的影響痕跡，并在共性的基礎上分離出二者的一系列差異，在這些差異的基礎上探尋宋元以來戲曲對二者共性的背離和文體發展。在這一探尋過程中所做的一切研究嘗試、認識及解釋，都是以二者關系作為參照系的，如對元雜劇“一人主唱”功能的認識。

有一種觀點認為，元雜劇“一人主唱”(一個腳色主唱)的體制有利于主唱人物的形象塑造。道理上，這主唱人(劇中主唱的人物)處于雜劇演述的中心，全劇只有他一人能充分地抒發感情，展示心靈，表達其對周圍人事的觀點，而其他人物則無此機會，則主唱人應為故事的主人公，應是雜劇著力塑造的人物。但許多雜劇卻并非如此，《爭報恩三虎下山》應著意的人物是楊雄、燕青和魯智深，可主唱人卻是李千嬌；《千里獨行》的主人公應是關羽，可主唱人卻是甘夫人，其它如《隔江斗智》的主唱人非諸葛亮或周瑜、《薛仁貴衣錦還鄉》非薛仁貴、《哭存孝》非李存孝、《陳季卿悟道竹葉舟》非陳季卿，等等。另外，元雜劇中還出現了許多“探子”式人物作為主唱人，出場就是為了報告在劇中無法表現的場面，如《單鞭奪槊》第四折的探子，《存孝打虎》第四折的探子，《柳毅傳書》第二折的電母，《火燒介子推》第四折的樵夫，《哭存孝》第三折的莽古歹等，這類主唱人的出現只是為了完成對難以在舞臺表現的場面或事件的敘述交代，是一個功能性的人物(敘述的工具)。這類主唱人的出現不是以塑造性格為旨歸的，只是為了更好地敘述雜劇故事。所以說，元雜劇”一人主唱”的體制不是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而設定的。這種“一人主唱”體制下的主唱人物設置，是早已成熟的話本小說、諸宮調等說書人敘事向戲曲形態轉化時所必然出現的文體特征，其區別一是純粹性敘述，一是代言性敘述。

同樣，我們也可以通過戲曲以觀照小說，從而與小說本體拉開一定的觀察、理解距離，通過對方的映照審視小說，以更深入地認識中國古代小說的某些本質性的東西，從而拓展對小說的研究層次。就在這一研究視點下，我們通過對二者關系的研究，來增進對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傳統的理解，即通過理解對方來理解自己，又通過理解自己來理解對方，在交流和比較的觀察視界中考察二者的性質和關系，以充分理解、認識小說發展史和戲曲發展史的內在邏輯。我想這是我們對二者關系研究的最終目的。

總之，中國古代小說與戲曲的關系研究作為一個視點，為我們研究小說和戲曲開拓了一個新的思路，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從而有助于推動對中國古代小說和戲曲研究的深入。這也是二者關系研究的一項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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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太平廣記》卷257《陳癩子》：“唐營口有豪民陳癩子，……每年五月值生辰，頗有破費。召僧道啟齋筵，伶倫百戲畢各。齋罷，伶倫贈錢數萬。”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嘗于上都齋會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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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來源 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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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P2P理財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論文大綱

P2P理財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論文大綱

一 研究背景

一直以來，因為p2p理財的收益遠高于銀行的存款利率的，使得很多喜愛投資的人都選了前者，可在這些年以來，p2p出現了許多跑路的**，使得許多投資者也都產生了心慌。對于這樣的問題，到底如何來找p2p理財平臺，從而來更好的規避風險呢？

二 P2P理財國內外發展現狀

（一）國外P2P理財發展現狀

（二）國內P2P理財發展現狀 三 國內P2P理財主要模式

（一）純中介型網貸平臺

（二）復合中介型網貸平臺

（三）公益型網貸平臺

四 P2P理財中存在的問題

（一）信用風險

1.個人信用風險

2.網絡平臺信用風險

（二）投資者資金來源難以審查

（三）系統安全性不足易導致個人信息泄露

（四）公司經營與競爭風險導致公司資金鏈斷裂

五 P2P理財中存在問題解決對策

（一）合理清晰的定位P2P理財

（二）完善的信用評價體系

（三）嚴格的金融監管

（四）完善個人征信體系建設

（五）建立自律組織

（六）政府適當的調控引導

六 小結

第四篇：農民工論文：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與對策研究

農民工論文：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與對策研究

【中文摘要】我國推行改革開放制度,促進了城鄉之間的融合。億萬追求自由、憧憬幸福生活的農民紛紛走出農村,邁入城市的現代化生活中,為城市的建設和發展默默貢獻著自己的力量。作為連接城鄉二元社會的“橋梁”和“紐帶”,農民工群體的流動歷程無不影響著中國城市化和中國城鄉和諧社會發展的進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解決好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學者們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注意到農民工的權益保障問題,他們從法律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角度研究農民工權益受損與保護問題,從教育學等角度研究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有價值的見解。但未能將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放到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放到社會的大背景中進行全方位、多角度、跨學科的透視,提出行之有效的對策和措施較少,現有成果很難有效地應用于實踐。本文以西安市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為個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和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來看待農民工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結構功能主義等相關理論,采用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依據“社會排斥”這個十分有力的概念工具分析了當前農民工在市民化進程中的權益缺失現狀以及缺失的原因,從社會組織、社會制度方面,提出建構農民工...【英文摘要】Rural migrant workers are floaters of new era, but it is a remnant of the old system.Spring breez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pened a wall of separation crack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Hundreds of millions of fanners yearning for freedom and pursuing happiness flew out villages which were held their many years, raced towards cities, worked hard to dedicating their youth.As a bridge and link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society, the flow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ll affec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關鍵詞】農民工 權益保障 問題 對策

【英文關鍵詞】rural migrant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problem Strategy

【目錄】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與對策研究3-47-89-1

1Abstract4-51.2 研究意義8-9緒論7-11

摘要

1.1 選題背景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2.1 相相關概念、理論及研究現狀述評11-18

2.2 相關理論概述14-15

關概念11-14述評15-1818-35

2.3 已往研究以西安市農民工權益缺失為例的分析3.1 西安市農民工的基本狀況18-22

3.2 農民

工在城市面臨的社會排斥22-30析30-35

3.3 農民工權益缺失原因分

4.1 構建保保障農民工權益的對策35-44

障農民工權益的制度環境35-37組織環境37-3939-40

4.2 構建保障農民工權益的4.3 構建保障農民工權益的社會輿論環境

4.5

4.4 構建保障農民工權益的系統環境40-42

增強農民工的維權能力42-44獻45-48

附錄

48-57結束語44-45致謝

參考文

第五篇：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與對策

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與對策

摘要：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做好環保工作，要“重點加強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改善城鄉人居環境，加強水利、林業、草原建設，加強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進生態修復。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為保護全球氣候做出新貢獻”。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是世界各國在本世紀發展的唯一選擇。我國的社會基本特征和資源環境約束狀況表明，只有把合理使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納入經濟發展中，我國的經濟增長才能得以持續。因此，生態環境保護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越來越受到政府的重視。關鍵詞：生態環境環境保護解決措施 前言

2002年3月5日，朱镕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指出：我國生態環境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城市環境整治和工業污染防治取得了明顯成效，局部環境有所改善。但總體來看，我國的生態環境問題依然嚴峻，環境保護工作任重而道遠。

隨著經濟增長、人口增加和城市化進程加快，我國環境形勢日趨嚴峻，以城市為中心的環境污染正在加劇并向農村蔓延，生態破壞的范圍在擴大，程度在加重，局部地區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已成為制約當地經濟發展，影響改革開放和社會穩定、威脅人民健康的重要因素。我國的生態環境現狀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實行的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再加上生態保護管理與執法監督體系不健全，以及不合理的開發與建設活動，我國生態環境的惡化目前已經相當嚴重。我國大江大河源區生態環境質量日趨下降，水源涵養等生態功能嚴重衰退；北方重要防風固沙區植被破壞嚴重，沙塵暴頻發；江河洪水調蓄區生態系統退化，調蓄功能下降，旱澇災害頻繁發生；濕地面積減少、功能退化；森林質量不高，生態調節功能下降；生物多樣性減少，資源開發活動對生態環境破壞嚴重。水生態失衡

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部分河流開發利用率超過國際警戒線，黃河、淮河、遼河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已超過60％，海河超過90％，生態用水被大量擠占；部分地區地下水位下降，形成了大小不同的地下水漏斗，造成地面沉降。近海海域環境質量沒有明顯好轉，局部海域污染加重，“十五”期間，我國的四個海區中只有東海污染面積減少，其他三個海區污染面積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土地退化嚴重

全國水土流失面積達356萬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萬平方公里。雖然實施了林業六大工程，土地沙漠化趨勢得到減緩，但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區荒漠化土地分布仍很廣泛，水蝕、風蝕、土壤鹽漬化與土壤污染并存，土地的生態服務功能降低。農村生態環境質量明顯下降

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農村生活污水、垃圾、農業生產及畜禽養殖廢棄物排放量逐年增大，農村“臟、亂、差”現象普遍，農村地區環境狀況日益惡化，直接威脅著廣大農民群眾的生存環境與身體健康。生物多樣性銳減

我國現有自然保護區建設質量和管理水平不高，物種瀕危和滅絕的速度加快，生物遺傳資源流失嚴重，林草和生物品種單一化問題突出。目前瀕危或接近瀕危的高等植物已占高等植物總數的15%－20 %外來物種入侵危及生態系統安全，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的原因 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 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國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深層次因素。我國相對落后的傳統產業和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形成了嚴重的結構性污染，同時，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造成資源能源消耗高、浪費大、污染嚴重。目前，由于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傳統的資源開發利用方式仍未根本轉變，重開發輕保護、重建設輕管護的思想仍普遍存在，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的現象在一些地區依然嚴重，經濟快速增長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壓力，超過了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發展與環境的矛盾

我國目前處于低收入的國家，一方面要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生活問題；同時，我們實現工業化需要大量的資源和原材料投入，這勢必對資源環境造成巨大的壓力。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經濟技術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目前仍處于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沒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在環境保護上。這也是對發展中國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最大挑戰。人口增長與生態環境的矛盾

我國的13億人口仍以每年1400萬的速度在增長，我國資源有限，人口的增加不僅導致了人均資源擁有量的減少，還導致了資源消耗的增長。人口對資源的巨大壓力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難以扭轉。前期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對解決就業問題起了很大作用。但是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使農村生態環境的污染和破壞迅速擴展。環境保護體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管理機制不健全、法制不完善也是生態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一些部門和單位監管薄弱，執法不嚴，管理不力，致使許多生態環境破壞的現象屢禁不止，加劇了生態環境的退化。目前，我國的法規大多數是政策性的，缺少配套的實施細則，不足以成為執法部門執法的依據。同時，我國法制的權威性不夠，許多地方仍然是人治大于法治。近年來，我國的環境執法工作正在逐步形成以集中式執法檢查活動為推動，以日常監督執法為基礎，以環境監察執法稽查為保證，以公眾和輿論監督為支持的現場監督執法工作體系。我國的生態環境督查機構少，力量薄弱，執法人員配備不足，加上執法權限有限，缺少協調各利益主體關系的生態環境督查職能機構，不能適應當前生態環境保護的需要。我國目前的環保執法主體分散在水利、海洋、林業、礦產資源等10余個資源開發部門，環保部門難以統一指揮和協調，其執法能力大受影響。而環保局人員編制有限，相對于繁重的執法任務，往往顯得無能為力。再加上執法人員的權限不明確，處罰力度不夠，所有這些都為環境違法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

我國生態環境治理的對策

加強對公眾的生態環境保護教育

引導公眾積極參與重視生態環境保護的教育，增強社會公眾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加大環保法制宣傳力度，增強企業事業單位和普通民眾的環保意識、環保責任和環保法制觀念，使環保法律意識和環保責任能夠扎根于民眾內心。為此，必須盡快建立生態環境保護宣傳的網絡體系，深入持久地開展宣傳教育，在全社會形成遵守環保法規，自覺保護環境的良好風尚，進而提高公眾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意識。同時，要以多種手段發動群眾，積極創造條件，廣泛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共同參與生態環境建設。可以采取媒體宣傳、開展培訓、領導重視、全民教育、不斷完善公眾參與機制等措施，積極形成政府引導與公眾積極參與的大好局面。

完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加強執法力度 強化執法力度加強立法和執法，把生態環境保護納入法治軌道。盡快完善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法規體系，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切實加強對水、土地、森林、草原和礦產等重要自然資源開發的生態環境保護和管理。抓緊制訂有關土壤污染、化學物質污染、生態保護、遺傳資源、生物安全、臭氧層保護、核安全、循環經濟、環境損害賠償和環境監測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修改并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建立一部系統而全面調整人為活動與生態環境關系的法律法規。加大生態環境保護的執法力度。對有法不依，造成重大生態環境破壞的案件，要嚴肅查處，并向社會公示。此外，還要通過各種培訓，迅速提高生態環境執法人員的業務素質，提高他們的執法水平，環保、公安、工商、司法等有關部門要積極配合，協同執法，堅決打擊違反環保法律法規的行為。

加大對各類工業開發區的環境監管力度，對達不到環境質量要求的，要限期整改。完善對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機制，研究建立環境民事和行政公訴制度。健全環境管理體制

建立健全“國家監察、地方監管、單位負責”的環境監管體制，加大國家對地方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執行環保法律法規情況的監察力度，強化中央政府協調解決跨省界環境問題的能力，督促檢查突出的環境問題。

要求地方政府對本轄區環境質量負責，組織落實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任務，監督下一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環保工作落實情況，查處重點單位環境違法行為。

各類法人和其他組織負責解決自身的環境問題，承擔污染治理和生態恢復責任。

強化環境管理，嚴格實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排放許可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把防范范圍由建設項目擴展到宏觀經濟發展的源頭，由投資領域擴展到消費和對外貿易領域，構建全方位的環境防范體系，體現“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原則，實現環境保護從末端治理向源頭削減和全程控制轉變的目標要求。依靠科技創新，加強環保隊伍的建設

運用先進技術依靠科技創新是搞好我國生態環境綜合治理的重要條件。無論是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草）、防沙治沙，還是水資源的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都離不開科技進步，都需要高技術的支持，需要按自然規律辦事。各級政府要把生態環境保護科學研究納入科技發展計劃，鼓勵科技創新，加強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恢復和水土保持等重點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的技術開發和推廣工作。因此，我們要強化環保科技基礎平臺建設，將重大環保科研項目優先列入國家科技計劃，積極組織對重大關鍵和共性技術的科技攻關，重點組織對飲水安全、污水深度處理、資源循環利用、燃煤電廠脫硫脫硝、汽車尾氣凈化處理等重大環保技術的科研開發和產業化示范，加快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技術在環保領域的應用，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積極推廣先進適用的環保技術。參考文獻: 王燦發:論我國環境管理體制立法存在的問題及其完善途徑.法學論壇,2003～4期 新華社.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N].2006-02-15（8）梁從戒.2005：中國環境危局與突圍[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