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完善企業經濟責任審計的評價體系的建議論文

經濟責任審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的一種審計形式，經濟責任審計最初應用于國有企業的領導人的離職審計，隨著經濟、法律、政治等環境改變，我國國有企業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委托代理和受托責任的出現，使得經濟責任審計顯得更加重要。經濟責任審計從開始至今，已經歷了幾十年，但由于該審計制度的中國特色性，缺少國外先進的理論及典型的案例作為支撐，因此，仍處于探索階段，在審計實施過程中，很多問題相繼呈現。

相對于通常意義上的審計，經濟責任審計的特殊性主要體現于其著眼于經濟責任，審計的對象是企業領導人，內容是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在審計過程、方式方法、評價體系等方面都異于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審計。目前來看，經濟責任審計的評價問題是國有企業經濟責任審計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因此，本文從經濟責任審計評價體系的現狀分析為出發點，分析存在的問題，并給出完善企業經濟責任審計的評價體系的建議。

一、目前經濟責任審計評價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

首先，評價指標較單一，偏重于財務指標；經濟責任審計評價，不應僅僅著眼于財務指標，對于企業領導干部的個人主觀努力成果、對社會的貢獻、員工福利、對環境的影響等均應該進行評價，同時，對其經濟行為有可能帶來的影響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潛在事項也應當進行審計，這樣才能夠做到客觀、公正的評價目的。

但就目前而言，經濟責任審計的評價指標仍以財務指標為主導，其它方面則被忽略或者淺嘗輒止，過多的偏向于財務指標，不能形成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評價結果往往與企業領導干部的經濟責任執行情況有所背離，無法到達審計目的。雖然政府也出臺相關政策要加強企業領導干部在社會責任等非財務指標方面的評價，但是絕大多數企業在實施過程中，并沒有或者極少設置相應的指標來反映，而只是通過審計內容簡單說明，不能達到綜合反映的目的。此外，因為選用財務評價指標過多，使得有些企業領導干部為了達到短期的財務成果，做出短期的財務操縱的行為。

其次，指標選取不當，達不到評價目的。在選取評價指標時，應當選取最能反映現象本質的指標來進行評價。指標應當具有綜合性，通過多種指標來共同反映經濟責任履行情況。可以選用差異率指標、趨勢比率指標、差額數等多種指標，并且不能忽視與同行業相關指標的橫向對比。但是，就目前而言，在經濟責任審計實務中，往往只是選擇用差額性指標，或者簡單的計算計劃完成情況指標來進行評價，對企業的發展趨勢如何、與行業平均水平的比較分析等都比較欠缺，這樣得出的評價結論將無法綜合客觀的反映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不能達到評價目的。因此，評價指標的選取應當在具有全面性和綜合性的前提下，應當選擇能夠反映本質特征的指標來進行評價。

為了更好的說明適當指標選取的問題，我們以 A公司為例（真實數據），選取其經理離職審計中的利潤情況的評價指標來進行說明：

A 公司對該經理的經濟責任審計中，在利潤方面僅通過表1 數據進行了評價便得出審計結論。但是從表1 的數據來看，在反映該經理在職期間的利潤情況時，僅僅進行了利潤情況的累計額，從表中的數據來分析，確實實現了利潤的正增長，但是客觀來看，這個指標根本無法達到評價目的。因為指標選取過于簡單，同時也并沒有和同行業的平均值相對比，雖然利潤實現了增長，但是增長的比率是多少？與行業當期的標準的差異怎樣？從趨勢上看，是呈現逐年增長趨勢還是逐年下跌趨勢？正是由于指標的選取不當，導致很多關鍵性的問題無法體現，評價結果不具有說服力。

第三，缺少定量評價，偏重于定性評價。在對事物進行評價時，數據是最具有說服力，經濟責任審計也是如此。若過多憑借主觀因素來評價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審計結果必將缺少客觀性。因此，在進行評價指標選擇時，應當以定量評價為主，定性評價指標為輔，但是在目前而言，卻本末倒置，過多的選取定性評價指標，使評價結果的主觀色彩較濃。

二、改善經濟責任審計評價體系的建議

針對于目前經濟責任審計評價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接下來將從基于平衡計分卡建立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加強社會責任評價指標以及建立社會監督平臺三個方面，給出改善企業經濟責任審計的評價體系的建議。

第一，基于平衡計分卡建立的評價指標體系。平衡計分卡西方先進管理經驗的結果，是企業管理的一個奇跡。由 David P.Norton 和Robert S.Kaplan 共同提出。平衡計分卡是一種綜合的評價指標體系，由一系列財務的和非財務的評價指標構成。它打破了傳統的以財務指標為核心的企業業績評價，而是從財務觀、內部經營流程觀、客戶觀和學習與成長觀四個方面來綜合的反映企業業績。本文以國有企業的普遍情況為基礎，并借鑒平衡計分卡的基本結構，設計了企業經濟責任審計評價指標體系，如下表 2:

表 2所建立的評價體系，是在平衡計分卡的基本結構的基礎上，也借鑒了其它公司的評價體系而建立。該指標體系能夠從四個方面來進行評價，而且以定量評價為主，指標的選取上也是比較全面、綜合的，這樣使得評價結果更加具有客觀性，具有說服力。

第二，加強企業社會責任審計評價指標。在運用平衡計分卡進行審計評價時，雖然指標比較全面、客觀，但是卻忽略了企業的社會責任的評價問題。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對于絕大多數企業來講，仍然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其根本目的，國有企業也是如此。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時，往往會忽略對社會的責任。由于這種對社會責任的消極態度的普遍性存在，有必要將企業領導干部的社會責任做以評價，改善這種消極對待的現狀。特別對于一些在生產過程中，有可能會造成環境破壞的行業，這種社會責任的評價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將企業的社會責任評價指標的建議，匯總如下表

在對社會責任進行評價時，仍然應當以定量評價為主，并結合定性評價來進行。在實務中，在以表 3所列舉的評價指標方面，應當設置社會責任評分表，來量化企業的社會責任，真正做到用數據來客觀的說明問題，達到客觀評價的目的。由于社會責任評分表要根據企業的具體情況而設置，在此不進行具體說明。

第三，建立社會監督平臺，共享經濟責任審計數據庫。建立經濟責任審計數據平臺，不僅僅是經濟責任審計發展的需要，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通過數據共享，將企業內部審計的結果公開化，使得評價結實施過程、結果更加透明話，降低了審計風險。同時，也可設置一個反饋平臺，通過由社會公眾來反饋的方式，來完善經濟責任審計的評價制度。通過共享平臺，不僅是與時俱進的體現，同時也可以有效的控制資源的浪費，避免重復性的調查工作，人力、物力、財力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此外，將平臺數據可以及時的進行相關的對比分析，從而發現問題，并做到及時處理，更能突顯審計的意義。

三、結論

國有企業經濟責任審計的對象是企業領導人，內容是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評價結果對企業領導干部以后的發展前景有直接的影響，同時也影響著經濟責任審計作用的有效發揮。因此，在經濟責任審計評價上出現的問題，急需改善。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是獲得客觀、合理的審計結果的基礎，也是作出科學評價結論的前提條件，同時建立社會監督平臺，也有助于評價的公開、透明，進而提高審計評價的客觀性。

事實上，經濟責任審計在評價體系上存在的問題是較多而且比較突出的，是很值得進行深入研究的一個內容，但是由于經濟責任審計的特殊性，很多企業的內部資料無法獲得，經濟責任審計制度要得到徹底的改善，必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參考文獻：

[1]胡玉明。平衡計分卡是什么-一個管理工具的神話。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128~136

[2]郝雪蓮。基于平衡計分卡的經濟責任審計評價指標體系。中國釀造。2008,8:74~75

[3]劉存。基于平衡計分卡的國有企業績效評估研究。職業時空。2010.5:8-10

第二篇：踐行“八項規定”完善經濟責任評價體系

踐行“八項規定”完善經濟責任評價體系

【摘要】黨的十八大進一步確認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心，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高度重視。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把健全經濟責任審計制度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之中，表明黨中央、國務院對加強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寄予厚望。

【關鍵詞】八項規定；經濟責任評價體系；完善途徑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日召開會議，審議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分析研究2013年經濟工作，會議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指出，明年是全面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實施“十二五”規劃承前啟后的關鍵一年，是我黨黨風政風建設的關鍵一年。

一、新時期深化經濟責任審計的重要意義

2012年12月4日，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一致同意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會議強調，今年以來，世界經濟復蘇明顯放緩，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在這一嚴峻形勢下，領導干部要起帶頭模范作用，緊抓作風建設，到基層調研要深入了解真實情況，要厲行勤儉節約，嚴格遵守廉潔從政有關規定。切實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中央“八項規定”要求審計機關要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推進反腐倡廉建設、促進民主法治建設和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高度，強調“首先要從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隨后一年多，中紀委、中組部、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陸續下發各類通知、規定、意見、條例十幾個，從多個方面，對領導干部、各級公職人員廉潔自律“什么不能做”做出精細化規定。

深化經濟責任審計，是促進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的重要保障；是預防和懲治腐敗，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的重要措施；是提高依法行政、依法辦事水平，加強領導干部管理和監督的重要途徑，是我黨厲行中央“八項規定”的重要體現。

二、優化經濟責任審計環境

1.積極爭取領導的重視和支持

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順利開展，離不開黨委、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基層審計機關要抓住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的有利契機，認真總結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做法、經驗及存在不足，及時向黨委、政府、人大等主要領導做出匯報，取得他們在經濟責任審計工作、機構、人員、制度等方面的重視和支持，為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科學發展打下堅實的領導基礎。

2.強化聯席會議成員單位的協調配合

要積極和聯席會議成員單位進行溝通，結合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按照中辦、國辦《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規定》（以下簡稱兩辦《規定》）要求，進一步明確紀檢監察、組織、財政等部門在經濟責任審計中的工作職責，積極發揮各自作用，形成整體監督合力。同時，要注重根據審計工作實際，及時向組織、國資等部門提出意見和建議，共同搞好計劃管理，確保經濟責任審計在量上有控制、在質上有保證。

三、提高經濟責任審計質量

1.在隊伍建設上，堅持高端發展與平行推進相結合

審計署在《關于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的意見》中，對經濟責任審計隊伍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基層審計機關要大力弘揚和積極踐行審計人員核心價值觀，加大教育培訓力度，強化審計作風建設，嚴格做到廉潔自律，全面提升經濟責任審計隊伍的“精氣神”和業務能力。同時，要優化人才成長環境，促進更多的經濟責任審計人員“孵化”成才、“發酵”轉型，促使一批骨干人才和領軍人才脫穎而出，為經濟責任審計工作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2.在審計對象上，堅持突出重點與兼顧一般相結合

要強化對承擔重要經濟管理職能、社會關注度高、掌握使用財政性資金大的部門單位的領導干部，以及重點國有企業法定代表人的經濟責任審計力度，并加大任前、任中審計比重，發揮經濟責任審計最佳效益。同時，要實施離任領導干部經濟責任事項監交機制，對單位規模小、資金量少、沒有下屬單位、沒有行政事業性收費、任職時間較短的單位領導干部，實行離任交接制度，在增強領導干部責任意識的同時，進一步提升審計效能。

四、提升經濟責任審計水平

1.大力強化“一盤棋”理念

要牢固樹立審計“一盤棋”理念，加強審計人才整合力度。要根據經濟責任審計項目具體情況，在審計機關內部，打破科室界限，在審計機關之間，統籌市縣人力資源，在審計人員之中，優化排列組合，采取“集約式審計”方式，集中優勢審計力量，高標準地完成審計項目，打造經濟責任審計精品。

2.積極推進“1+N”模式

要充分發揮經濟責任審計的“龍頭”作用，加強與財政預決算、政府投資、資源環保、民生資金等專項審計的結合，以審計項目的整合達到審計結果的多元。同時，要積極引入效益審計和管理審計的理念和方法，以經濟責任審計為基礎，加強單位經濟管理、項目規范操作、區域經濟發展等方面的研究，提煉經濟責任審計的拓展性成果。

五、結束語

學習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做好經濟責任審計工作顯得尤為重要。雖然目前面臨著諸多壓力和挑戰，但壓力催生動力，挑戰就要應戰，實干才能興審。經濟責任審計已經成為審計工作一個新的增長點，是實現審計事業科學發展的關鍵性工作。基層審計機關要著力推進經濟責任審計工作再上新水平，發揮好經濟責任審計在推動完善國家治理、推進反腐倡廉建設、保障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尹燦燕，馬晶晶.對我國國有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評價的思考[J].中國集體經濟，2010（24）：35-37

[2]陽迅，陳靚.績效預算嵌入下的政府會計基礎變動性研究―――基于新公共管理及會計制度變遷視角[J].財政監督，2010（20）：56-57

[3]陳霞云.部門黨政領導干部任期經濟責任績效評價內容與方法的思考[J].中國集體經濟，2011（03）：142-133

第三篇：經濟責任審計制度完善

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權力尋租的遏制作用及其制度完善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公共權力尋租對國家良治的影響，在此基礎上，通過經濟學分析和實證分析，揭示了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權力尋租的遏制作用機理及其成效，指出了以遏制權力尋租推動國家良治目標下現行經濟責任審計的制度性缺陷，并提出了相應的改進建議。

關鍵詞：經濟責任審計 公共權力尋租 國家良治

根據卡內基·梅隆基金會的估計，僅在2001年，我國政府部門權力尋租所導致的腐敗經濟成本合計為3430億元，占當年GDP總額的4.79%。當前，公共權力尋租已經滲透到我國國家治理的各個層面，其對經濟發展的掣肘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公共權力尋租究竟對國家良治有怎樣的影響；經濟責任審計為何能夠遏制權力尋租行為；當前的經濟責任審計制度設計還存在哪些不足又該如何改進。這些都是筆者試圖回答的問題。

一、公共權力尋租對國家良治的影響

（一）公共權力尋租滋生的原因。

公共權力尋租是指公共權力代理人違背委托人的意愿，濫用行政權或監管權，通過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謀取私利的行為。在我國，公共權力尋租的滋生和蔓延有其理論和現實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按照公共選擇理論，在市場經濟國家中,政治家和公務員都是有著強烈利己動機，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一旦權力在握便在客觀上存在以權謀私的沖動。另一方面，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行政權力對市場行為的過度干預和尚未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為“公共權力尋租”提供了溫床——政府官員既要制定“游戲規則”，又要“參加游戲”,不夠公開透明的游戲過程使公共資源極易被規則制定者加以利用，導致權力的市場化和商品化；而權力的分化與擴張又派生出強大的利益集團，加劇了公共權力尋租行為的擴散。

（二）公共權力尋租的危害。

倘若公共權力尋租只是少數官員與不法商人沆瀣一氣，利用公共資源配置權從市場獲取高額回報的伎倆，那至多是一種“腐敗加投機”的活動。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公共權力尋租像極了“蝴蝶效應”中的那對翅膀，輕輕一扇，帶來的后果卻是災難性的，其對國家良治的危害可以歸納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對財政支出規模和結構產生負面影響。根據Tanzi和Davoodi的研究,如果新加坡公共權力尋租的嚴重程度提高到巴基斯坦的水平,其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將上升1.6%,政府稅收占GDP的比例將下降10%。在財政支出結構方面，相較于基礎教育、環境保護等“軟件”項目，地方政府官員從公路橋梁建設等“硬件”項目中能得到更多的“租金”，同時也能彰顯更多的顯性政績，因此，“硬件”投資占財政預算的比例一再提高，大量的重復建設和“形象工程”侵占了原本應該投向某些民生領域的資金，造成財政支出結構的嚴重失衡。

二是對公共投資產出效率產生負面影響。我國公共投資預算的約束機制偏軟，使腐敗“租金”轉化為某種“暗稅”，在官企雙方的“合謀”下成為項目預算的附加，大量資金被“灰色蒸發”，投資成本隨之也被“高估”,這部分解釋了我國普遍存在的公共投資項目建設“決算>預算>概算”的“三超”現象，也導致了公共投資產出效率的降低。

三是對私人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產生負面影響。莫羅根據57個國家1971-1979年間以及68個國家1980-1983年間的資料,研究發現腐敗指數下降1%,私人投資占GDP的比重就上升2.9%。此外，東道國的權力尋租嚴重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世界銀行顧問魏尚金通過對14個來源國對41個東道國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表明，腐敗指數每上升一個等級，外商直接投資便下降11%，相當于邊際稅率提高3.6%四是對貧困人口和收入分配產生負面影響。中央的惠民政策在一些地方往往“口實而惠不至”，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員在“切蛋糕”時會自然地偏向于能夠帶來豐厚“租金”的利益集團和能夠產生顯性政績的投資項目。長此以往，貧困問題將更加惡化與持久，Gupta等學者利用ICRG指數和1980~1997年間國家層面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發現，一個國家的腐敗指數惡化一個標準差，基尼系數將增加4%。

五是對經濟轉型和社會秩序產生負面影響。公共權力尋租會產生強大的利益集團，而這些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將想法設法阻止經濟轉型和制度向有益于經濟發展的方向轉變。這種官企之間“權利博弈”的互生關系一旦曝露在陽光下，勢必對政府公信力造成極大的損害。與此同時，當大量通過非法手段或權力捷徑迅速增加財富的案例演變為一種思維定式，將極大地挫傷社會的生產積極性，對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觀產生沖擊，最終影響社會穩定。

二、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權力尋租的遏制作用

（一）經濟責任審計以遏制公共權力尋租推動國家良治的理論基礎。

經濟責任審計源于政府官員所承擔的 “受托經濟責任”。公共權力的擁有者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自己所承擔的受托責任、法律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證他們勤勉盡職地履行受托責任，合法并有效地使用公共資源，是判斷一個國家民主和法治程度的重要指針。

在政府行政領域，社會公眾、政府行政主管部門和執行機關三個主體,構成了一個基于公共資源的公共權力委托代理鏈和行政管理鏈。委托關系的間接性和管理關系的直接性，導致了權力的非對稱性，即出現了“弱勢委托人”與“強勢代理人”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代理人的自利屬性、監督機制的缺失和信息不對稱都會導致公共權力尋租的發生。要防止公共權力異化和公共資源被濫用，在委托人弱勢和代理人強勢的格局不可能打破的前提下，只有依靠相對獨立的審計機構，實施目標經濟責任審計，通過可靠地確定經濟責任受托目標并根據審計結果進行獎懲，強化對公共權力配置與使用的監督制約[7]，從而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障經濟健康發展，推動實現國家良治。

（二）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權力尋租遏制作用的機理及其成效。

我國現行的政府權力架構極易導致權力的過度集中，特別是在一些經濟要害部門，往往一項政策的偏廢和監管尺度的松緊就能影響數千家企業的興衰存亡和壟斷行業的既得利益。而這些公共權力往往只掌握在少數幾個人手上，使他們在“權錢交易市場”中成了公共資源“壟斷者”，誰的話語權和決策權越強，誰在公共權力尋租中便握有“定價權”，從而通過“出賣”公共資源實現利益最大化。

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只有當收益遠大于成本時，政府官員才會冒著“烏紗帽被摘”的風險進行權力尋租。對他們而言，C（m, f, u）表示公共權力尋租成本。其中，m是其一旦被查處后能夠用貨幣衡量的物質金錢損失，f是其東窗事發后無法直接用貨幣衡量的社會地位、聲譽和自由損失，u是其他成本，如心理負擔等。

如果用圖來描述政府官員作為公共資源“壟斷者”進行權力尋租的成本與收益。其中，邊際成本曲線PC表示每進行一次“權錢交易”（可視為售出一個單位的“公共資源”）所付出的成本；平均總成本曲線AC反映

了同一官員在連續多次的“權錢交易”中尋租成本的變動趨勢，初犯時極大的心理負擔u會產生較高的尋租成本C，但隨著次數的增加，尋租成本會逐漸降低并趨于穩定，當尋租行為突破一定的界限（如賄金高到可以被判極刑）或難度加大后（如可能觸及其他利益集團的利益），尋租成本又會隨之抬高，因此AC呈現出“U”形；D和PS分別是尋租官員面臨的需求曲線和邊際收益曲線，由于是公共資源的“壟斷者”，他們同時掌握著公共資源的“供給量”和“定價權”，因此，我們無須畫出供給曲線。

按照經濟學中壟斷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定價原則，我們可以近似地認為，當邊際成本PC與邊際收益PS相等時，其交點所對應的產量Q能夠使尋租官員（公共資源的“壟斷者”）實現利潤最大化，進而我們可以通過需求曲線D，找出壟斷價格E，此時方框ABDE的面積就等于尋租官員的“壟斷利潤”。

當然，現實要比經濟模型來得更加復雜而多變，對于尋租官員來說，即便其已身居高位，并壟斷了大量的公共資源，在做出“權錢交易”的決策時依舊會受到許多外部因素的影響，這直接表現為尋租成本C（m, f, u）的變化。

首先，我們不妨來看看短期性的警示（如參觀監獄、觀看警示教育片等）和檢查（包括上級主管部門和相應監管部門的例行檢查）對公共資源“壟斷者”尋租成本及收益的影響。短期的警示或檢查活動會使一定時期內每一次“權錢交易”所付出的成本增加，在圖中表現為邊際成本曲線PC的斜率提高，形成新的邊際成本曲線PC′，此時，當產量等于Q1，壟斷價格等于E1時，尋租官員實現“壟斷利潤”最大化。對比一下前后兩次實現“壟斷利潤”最大化的產量和壟斷價格，我們不難發現，面對短期性的警示和檢查，“理性”的官員如果依舊選擇鋌而走險，那么必然會在減少“權錢交易”次數（Q1E）。這體現了警示和檢查等短期性活動對公共權力尋租的抑制作用：一方面，“權錢交易”次數的減少意味著公共資源被侵占和濫用的概率降低；另一方面，對賄金心理預期的增加會讓一部分“資本不夠雄厚”或“扛風險能力較弱”的企業打消尋租的念頭。然而，這種抑制作用有其局限性：一是警示或檢查的短期性只能在“有效期”內使官員尋租的邊際成本增加，風聲一過便“一切照舊”；二是職位越高的尋租官員邊際成本增加的幅度越小，因為官場閱歷越豐富，抗壓能力越強；且同級別的檢查往往缺乏“力度”和“深度”；三是無法徹底抑制住官員的尋租沖動，在減少“權錢交易”次數的情況下如果能夠將賄金提高到心理預期，依舊會帶來無法抗拒的高額收益，那么權力尋租行為還是會發生。

與短期性的警示或檢查活動不同，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資源“壟斷者”尋租成本及收益會造成影響。由于官員在任期內個人的履責、守法、廉政情況及其所負責單位的財政、財務收支活動都要接受審計，審計實施的時間既可能在任期結束后也可能在任中，審計內容將溯及既往并可能延伸到體制外的企業和部門，從而對官員尋租成本的影響周期會延展至整個從政生涯。因此，經濟責任審計將增加官員尋租的平均總成本，在圖中表現為平均總成本曲線AC被提升至AC′，此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產量為Q時（圖2-1中實現“壟斷利潤”最大化的產量），方框AB2D2E的面積要明顯小于方框ABDE的面積，即官員尋租的凈收益減少了。倘若經濟責任審計工作力度不斷加大（在圖中表現為平均總成本曲線不斷被提升），官員尋租的利潤空間便會被不斷擠壓，最終變成“無利可圖”，此時“理性”的官員將徹底放棄權力尋租。

現在，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無論在作用對象的范圍、作用效果的強弱、作用周期的長短等各個方面，相較于短期性警示或檢查活動，經濟責任審計能夠通過消弭官員尋租動因，追究違規官員責任，從根本上遏制公共權力尋租行為，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共資源被濫用的可能性，這在實踐中也得到了證明——1998年至2010年，審計機關對43萬多名領導干部進行了經濟責任審計，其中審計署對151名省部級黨政領導干部

和中央企業領導人員實施了經濟責任審計；通過審計查出領導干部以權謀私、失職瀆職、貪污受賄及侵吞國有資產等個人經濟問題金額21億元，由領導干部直接責任造成的違紀違規和損失浪費金額680多億元；與此同時，相關責任人被嚴肅問責，其中7600人被移送紀檢監察和司法機關，16000人受到免職、降職、撤職和其他處分，一大批正確履行經濟責任、工作實績突出的領導干部，因審計結果反映較好而受到肯定和提拔。

三、遏制公共權力尋租目標下經濟責任審計制度的完善與創新

（一）當前經濟責任審計的制度性缺陷。

一是缺乏前瞻性。2008年的“郭京毅案”讓我們看到了在政策制定環節發生公共權力尋租的可能性，與“事后尋租”相比，這種事前的尋租活動關乎各方的利益分配，關乎社會的公平正義，甚至會對國家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向產生重要影響。然而，現行的經濟責任審計制度在防范“事前尋租”方面仍屬空白。

二是存在滯后性。一方面，經濟責任審計在實踐中一般是先離任后審計，只具備事后監督功能，卻難以發揮全程控制作用。另一方面，經濟責任審計往往只關注已成氣候的“尋租領域”，而對苗頭性和傾向性“尋租領域”缺乏預見性，未能及時安排審計。

三是問責顯不足。就審計問責內容而言，“任中問責”、“不作為問責”和“績效問責”仍然涉足不深。就審計問責的時效性而言，往往是針對離任領導干部進行，有時甚至異化為事故發生后的善后程序，由此帶來的審計問責與干部調任、事故處理的時間差必然導致審計問責實際效用遞減。

（二）經濟責任審計制度的完善與創新——以遏制公共權力尋租為目標。

一是將經濟責任審計引入公共政策評估，預防“立法腐敗”。現階段正在進行的政府職能轉變，將減少政府官員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此時舊的權力擁有者和新的利益集團會轉而通過“制度供給”的方式，形成新的“政治創租”。因此，有必要在公共政策評估中引入經濟責任審計，一方面，通過事前確認政策制定者的經濟責任，力促“制度供給”程序的合規性；另一方面，從對社會各個利益階層影響的角度，對政策實施效果進行審計監督，發表審計意見，保證“制度供給”結果的有效性。

二是著力加強任中經濟責任審計，預防“權力期權化”。《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規定》第五條明確指出，根據干部管理監督的需要，可以在領導干部任職期間進行任中經濟責任審計。應該說這為預防“權力期權化”增加了一道防線。下一步，應積極探索將離任審計與任中審計相結合的有效方式；推行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干部同步審計；嘗試對不同層級和類型的領導干部分別建立評價指標；健全審計結果公告和運用機制；充分發揮任中經濟責任審計對“權力期權化”的預警和威懾功能。

三是完善經濟責任審計問責體系。經濟責任審計的初級目標是追究責任、防微杜漸，最終目標是促進政府有為、官員廉潔。要確保這兩個目標的實現，必須抓緊完善經濟責任審計問責體系。一方面，要建立全方位、多渠道、高效率的公眾投訴平臺，推動良性互動的動態問責，同時最大限度地公開處理過程和結果，使公眾全面的了解問責情況，樹立和強化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在制度設計層面必須做到四個“結合”和四個“側重”，即過錯問責與無為問責相結合，側重于無為問責；行政問責與法律問責相結合，側重于法律問責；組織問責與個人問責相結合，側重于個人問責；行為問責與后果問責相結合，側重于后果問責。

第四篇：經濟責任審計評價探討

經濟責任審計是黨中央、國務院賦予審計機關的一項重要職責，是通過對內部任職期間所負責的財政、財務收支及相關活動的真實性、合法性和效益性進行審計，借以評價領導人執行國家財經法規，履行經濟職責和廉潔勤政狀況，為組織人事部門考核任用內部提供依據，是一種較高層次的經濟監督手段。可以說經濟責任審計是我們審計工作的一項特殊的具有中國

特色的審計內容。審計評價是否客觀公正，關系到任期經濟責任和工作業績是否真實、準確，并直接影響著這些干部的榮辱升降等問題。在經濟責任審計中，審計是基礎，評價是關鍵。本文結合青海銷售公司經濟責任審計實踐，從目前經濟責任審計評價存在的問題、評價原則、評價方式和指標、評價內容以及在評價中應注意的問題等方面談談對經濟責任審計評價的認識。

一、目前經濟責任審計評價存在的問題

審計評價是領導干部任期經濟責任審計的一個重要內容。評價的質量如何直接關系到對干部的監督和管理，影響到對干部使用的導向問題；也關系到任期經濟責任審計作用的最終實現，因此必須高度重視。由于兩個暫行規定沒有制定具體的評價指標體系及標準，在審計實踐中對被審計者經濟責任的評價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審計評價目的不明確。將經濟責任審計混同于一般的財務收支審計。審計評價就事論事，泛泛而論，只談事實，對經濟責任審計評價的重點，即對經濟責任的歸屬采用回避的態度，違背了審計評價的重要性原則。而且對被審計單位對外提供擔保、存在的正在訴訟中的未決經濟案件等可能造成的或有損失，應承擔的或有責任不予披露，不明確責任將影響審計結果的準確性。

（二）審計評價內容不明確。內部經濟責任審計中，審計評價內容過于全面化。表現為：一是充分肯定責任人的成績，如實指出存在的問題，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這種對成績、問題、分析的全面評價實質上是避重就輕的評價，不利于審計目標的實現；二是把被審計單位的社會效益、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納入審計評價內容；三是把被審計單位可持續發展也納入評價內容，增加了審計評價的難度，加大了審計風險。

（三）審計評價及事不及人。由于任期經濟責任的風險較大，審計人員害怕承擔風險，只對被審計單位的財務收支狀況進行評價而沒對被審計者在任期內的工作狀況，遵紀守法的情況進行評價或者只反映被審計者任期內所存在的問題，而沒有對所存在的問題的性質、嚴重程度、后果及被審計者對這些問題所負經濟責任進行評價，造成評價主次不分，背離任期經濟責任審計的目的。

（四）審計評價超出審計范圍。任期經濟責任審計是加強對領導干部監督管理的一種重要手段，而不是全部手段。因此，審計對被審計者的評價，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從經濟責任的有關內容進行。但在實踐中有的審計報告總想全面評價被審計者的功過是非，從而超越被審計單位財政財務收支真實、合法、有效及相關的經濟活動范圍，把不屬于經濟責任的評價的內容加入其中，過多涉及其政治思想和工作事務。比如：“在任職期間，工作勤懇，充分發揚民主精神，為單位的發展壯大做了大量工作”或“在任職期間，被評為先進文明單位”等等，使審計評價脫離了“經濟責任”的范疇，增加了審計的風險，事實上也是不科學的。

（五）審計評價證據不足。任期經濟責任的審計評價應以被審計者所在單位實際發生的經濟事項為依據，不能受主觀意識的支配；對那些未經審計，證據不足或未來的經濟事項不應予以評價。但有的審計報告的主觀意識就較濃，憑自己在審計過程中所形成的感覺進行評價。有些事項的提出也缺乏相應的取證資料佐證，有的不加以分析不加查證照抄被審計單位的年終總結報告或被審計者述職報告的有關內容來評價。

（六）審計人員的素質影響審計評價質量。由于經濟責任審計對象特殊，這就決定了審計工作要求高、政策性強、責任大，必須要求具備有較高的政策水平，較強的業務能力和較強的綜合分析能力。目前我司內部經濟責任審計的專職人員較少，審計項目多，都是臨時搭班子，抽到誰是誰，很難保證人員質量，審計評價往往抓不住要害，深度不足廣度不夠，難以提高經濟責任審計評價的質量。

二、經濟責任審計評價原則

經濟責任審計評價是經濟責任審計的核心問題和審計結果的最終體現,直接影響審計工作質量和審計效果.它也是一個敏感問題,審計評價結論直接影響到領導人員個人和所屬單位、企業的利益。為了準確開展經濟責任審計評價,更好地監督、評價企業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履行情況,必須把握好以下原則:

（一）獨立性、權威性原則。獨立性原則是指審計執法主體在組織機構上獨立、工作行為上獨立和人員及經費上獨立。即審計機構必須是獨立的專職機構；審計人員與被審計單位不存在經濟利

害關系，不參與被審計單位的經營管理活動；審計人員要依法獨立行使審計監督權，做出審計判斷，表達審計意見，提出審計報告；審計機關應有自己專門的經費來源等。權威性原則是指確立審計主體依法行使審計監督、鑒證的地位和權利。審計主體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是相輔相成的。權威性是保證審計獨立性的必要條件，而獨立性則是權威性的基礎。審計主體有了獨立的組織

地位，獨立的精神狀態，良好的職業道德和社會形象，那么審計的權威性也就樹立起來了。如果在企業領導人任期經濟責任審計過程中，不遵守或弱化了審計主體的獨立性和權威性，那么其評價結果就不會客觀和公正。所以，審計主體的獨立性原則和權威性原則是任期經濟責任審計評價過程中應維護和遵守的最基本的原則。

（二）客觀公正的原則。客觀公正原則是指以事實為依據，全面評價被審計對象的功過是非，做到成績說夠、問題講透。從當時當地的歷史條件、政策背景、實際工作環境出發去分析問題、評價責任，做到不脫離特定條件，不孤立地看待問題，尊重事實，尊重歷史，既不夸大成績、回避問題，又不脫離實際、妄加評論，做到以理服人。

（三）責權一致原則。責權一致原則是指任期經濟責任審計僅就經濟責任及其履行程度進行監督和評價，不能將企業領導人經濟責任審計等同于同期全部業績的考核評定；同時，企業領導人的經濟責任有廣義的經濟責任和狹義的經濟責任之分，經濟責任審計評價不能僅限于對被審計者任期內單位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效益性這一狹義的經濟責任進行評價。要注意考核和評價與宏觀經濟和長遠利益相關的經濟責任。責權一致原則強調在評價經濟責任的履行程度和直接效果時，考慮經濟責任履行過程中客觀環境和條件的變化，分清前任責任與現任責任的界限；直接責任與間接責任的界限；主觀責任與客觀責任的界限；故意與過失的界限（即玩忽職守與工作失誤的界限）；集體責任與個人責任的界限；法律法規不健全、不配套導致工作出現斷層與錯誤的執行法律法規方針政策的界限。

（四）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原則。經濟目標完成情況是經濟責任審計的主要內容，更是對國有企業領導人進行經濟責任審計不可或缺的審計內容。經濟目標完成情況，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該領導人的經營能力。對經濟責任審計的評價，必須是從量開始，以量分析；同時，經濟責任審計是一個較全面的審計，不僅要對經濟效益情況進行審計，還應對其財務收支的真實、合法性進行審計。財務收支的合規、合法與否，與單位領導人有著直接的關系。區分違紀違規問題的責任，是經濟責任審計評價至關重要的內容。違紀違規責任問題，對被審計經濟責任人來說應區別情況，進行直接責任或間接責任（即主管責任或領導責任）的定性分析。所以，對經濟責任審計的評價要定量分析性評價和定性分析性評價結合起來，這樣才有助于評價的客觀、公正。

（五）謹慎原則。首先，對超出經濟責任審計范圍、審計人員無法取證的事項不作評價；對于審計未涉及到或雖已涉及到但審計證據不充分、證明力不足而又不可能進一步獲取有力證據予以證實的審計事項，要說明情況，據理回避；對審計過程中因種種原因無法審查和核實的事項不作評價；對審計對象評價標準不清或者沒有明確評價標準，可能造成被審計人的責任難以分清的事項不能隨意做出評價。其次，在進行審計評價時，要使用專業、規范和措辭適當的用語，對能用數字說明的問題，盡可能用數字來說明，對不能用數字說明的問題，也要用寫實的手法來反映，切忌夸張和華而不實的描述。再次，對審計取證的全面性、證明材料的充分性、審計證據的相關性、審計事實的完整性進行全面檢查，看證明材料與審計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是否前后一致，有無矛盾和疑點，通過復核把關來減少審計風險；同時，對使用法規的正確性、準確性、時效性、實用性，進行逐條對照，檢查引用的法規在對象、范圍上是否一致，在時間上是否過期失效，對違紀問題的處理是否于法有據，寬嚴適度。

三、經濟責任審計評價標準

經濟責任審計評價的范圍較廣，涉及到經濟指標的完成，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情況。任職期間遵守財經紀律和個人廉潔自律情況，促進提高經濟或社會效益而采取的管理措施和成效等；評價方式既有利用非指標的定性評價，又有利用財務指標和數據進行的定量評價。與定性指標相比，定量指標更具體、直觀、準確，既不易產生異議，也便于分析、考核、評價。經濟責任審計的評價指標應通過定性和定量的標準進行考核和評價。

第一，定性標準。定性標準是從性質上判斷被審計者的經濟行為是否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國家方針政策的要求。它主要包括真實性審計標準、合法性審計標準、效益性審計標準以及內部控制制度及其執行情況的考核標準。真實性審計標準是指被審計者任職單位的財務會計資料必須真實地反映其經濟業務活動。財務真實性分為真實、基本真實和不真實三個層次。合法性可分為合法、基本合法、有違規行為和嚴重違規四種。效益性審計標準是指企業資金的使用能夠實現其計劃中規定的效益目標。效益目標包括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兩部分。經濟效益從三個方面進行評定：一是經濟性和效率性；二是效果性；三是收益性。內部控制制度及其執行情況考核標準是指內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通過對內部控制的評審，審查有關內部控制的健全性、遵循性和有效性，劃出其中的冗余與薄弱環節，并提出相應的改進建議。第二，定量標準。定量標準是指從數量上通過比較分析考核和評價被審計者經濟行為的量化標準。主要是指一些技術經濟指標。

四、經濟責任審計評價方式和指標

青海公司在開展經濟責任審計項目時，利用紀檢監察合署辦公的優勢，首先聽取紀檢監察對被審計單位及其領導人員的意見，了解有無重大舉報事項；其次開展審前調查，摸清被審計對象的基本情況，做到心中有數。我們在經濟責任審計評價中采用的主要方法有：

（一）業績比較法。主要為縱向比較法，即任職前、后業績比較。如：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變化，流動比率、應收帳款周轉率、存貨周轉率、資產負債率、資產保值增值率等變化情況。在核實資產真實性的基礎上，結合資產負債表中所有者權益部分離任時與任職初的增減變化來進行考核評價，以說明資產是否保值增值，以及增值的幅度。在具體工作中，對任期前就已經存在，任期內入帳的資產（如：加油站投資），在評價資產保值增值情況時應予以剔除。

（二）量化指標法。即運用能夠反映領導干部履行經濟責任情況的相關經濟指標，分析其完成情況，進而分析相關經濟責任履行情況的方法。如：利潤、銷售量、噸油現金營銷成本、清欠指標、質量安全環保指標等。我公司在實際工作中將上述指標又分為效益類指標（利潤）、運營類指標（噸油現金營銷成本、清欠、零售量）和控制類指標（質量安全環保）三大類。每年，公司與分公司一把手簽定《關鍵業績指標合同》，將上述三大類指標納入考核范圍，年底通過業績考核審計情況予以兌現獎金。

（三）環境分析法。將領導干部履行經濟責任的行為放入相關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加以分析，作出實事求是的客觀評價。因審計相對經濟事項來講具有事后性質，因此在審計中要從事項發生當時當地的歷史條件、政策背景、實際工作環境出發分析問題，評價責任。做到不脫離特定條件，不孤立地看待問題，以理服人。

（四）主觀客觀因素分析法。對具體行為或事項進行主客觀分析，推究其具體的主客觀成因，分析該具體行為或事項是由于領導干部主觀過錯，還是由于客觀因素的影響，進而作出審計評價。

（五）責任區分法。包括區分現任與前任責任、主管責任與直接責任、管理責任與領導責任、集體與個人責任等，正確區分不同責任之間的界限和不同責任人之間的界限，使審計評價做到責任清楚和明確。由集體決策造成的失誤，應由集體負責，由領導者個人決策造成的失誤應由個人負責。在具體工作中我們要查證決策時的書面憑證，如會議紀要、可行性報告等，使責任界定有根有據。

（六）其他有效的評價方法。對被審計領導干部所在單位是否建立健全可操作的內控制度（資產管理制度、資金管理制度、內部牽制制度、財務報銷制度等）作出評價。

五、經濟責任審計評價內容

按照審計評價服務于經濟責任審計目的的原則，任期經濟責任審計評價的內容必須以任期經濟責任審計的內容為依據，其評價內容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審查任期內企業的經營目標及企業主要經濟指標完成情況，評價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狀況和經營成果，確認任期內的經營業績。

（二）審查企業領導人在任期初和離任前的國有資產、債權債務和資本來源情況，任期內是否適時、適量、適度地籌集到滿足生產經營所需的資金，并保持合理的資金結構。債權債務是否清楚，有無長期拖欠形成呆賬、壞賬和由于資金管理不善而造成的其他重大經濟損失問題。評價企業領導人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情況。

（三）審查企業的各項財務收支和經營收支是否合規合法、財務計劃的執行和決策情況是否真實有效；審查職工群眾反映的經濟問題和其他有關經濟責任事項。有無隱匿、截留、濫支亂用企業資金，有無利用職權挪用企業資金、侵占企業資產、收受非法所得，或將企業資金借貸給他人，或以企業資產為其他債務人提供擔保，或授意、暗示有關人員違反規定弄虛作假而損害投資者和企業利益；有無利用職權索禮受賄或內外勾結損害國家利益，牟取私利。評價企業領導人任期內遵守財經紀律情況。

（四）審查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和技術改造情況。是否合理確定企業的投資方向和投資規模，有效配置資金。評價企業領導人的決策水平和企業的生產發展能力。

（五）通過向被審計單位有關管理人員和當事人詢問有關內部控制制度建設情況及運行狀況，查詢被審計單位有關內部控制方面的文件資料，查閱以前有關被審計單位內部控制制度方面的檔案，審查被審計單位是否依據國家的有關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測試被審計單位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評價企業領導人任期內企業內部控制制度運行狀況。

六、經濟責任審計的評價應注意的問題

（一）要明確評價對象。按照《審計法》的規定和中辦、國辦發布的《兩個暫行規定》的要求,經濟責任審計評價的對象也只能是領導干部所在單位的財務收支情況及其任職期間的經營管理業績、相關經濟責任和廉潔自律等問題。對被審計單位和責任人的經濟責任審計，所審計的評價應是審計范圍的經濟行為和經濟責任，重點是直接經濟責任，還包括與其經濟責任有關的主管責任。對于與財務收支行為和經濟行為責任沒有直接聯系的行為和責任，審計機關不予評價。

（二）要劃清責任界限。劃清領導干部任期內與非任期內經濟責任的界限,不能將前任領導取得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當成是現任領導的成績或問題。劃清集體決策與個人決策的界限,由集體決策造成的失誤,應由集體負責;由領導個人決策造成的失誤,應由領導個人負責。劃清直接責任和主管責任的界限,有的問題是由一般工作人員造成的,領導只負主管責任;有的問題是領導直接經手或親自指揮的,領導應負直接責任。在責任人所屬的職權范圍內的經濟行為，根據責任人批準的計劃、制度、決議進行的經濟活動，或責任人直接經辦的事項，都應確認直接經濟責任。非直接決策或直接經管的經濟行為，應確認為主管責任。在審計評價中要將有關問題的責任認定清楚，無論是直接責任還是主管責任都應該有明確的責任人。現任責任是要審計的責任人的責任，前任責任是責任人的前任所應負的責任。企業及機關事業單位的經營和經濟活動是連續不斷的，前任遺留下來的問題有可能對現任責任產生較大的影響，致使其任期目標難以實現。特別是接任沒有經過審計的，更要認真劃清界限，否則審計評價的參照系統就不明確，造成責任模糊。要按照有關的規定分清現任責任和前任責任的界限，目的是防止現任把責任推給前任，或者把任職期間的經濟責任推到后任身上。

（三）審計評價用語要規范。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報告一般要報本級人民政府、組織人事部門及紀檢監察部門，這些單位不一定了解審計部門的專業性術語，因此評價用語要考慮這一點，在實際的審計評價中不用或少用專業性很強又不容易理解的一些詞語，用語表述要與客觀事實相一致，表意清楚易懂。此外，切忌主觀評語和形容性語言。

(四)審計評價要區分主觀責任和客觀因素影響。責任人為實現其經濟目標，其個人必然會付出主觀努力，但目標實現的程度要受客觀環境因素的影響。因此審計評價要區分主觀責任和客觀因素影響。一是要把握好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如：任期內銀行利率的調整，財稅政策的變化等，會對企業的經營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在審計評價時要分析這些因政策因素影響的業績。二是要把握好決策失誤和失職、瀆職的關系；三是要把握好上級干預和正常經營的關系。

第五篇：淺析經濟責任審計評價

經濟責任審計評價，是審計機關通過對黨政群機關、事業單位的領導干部和企業領導人任職期間的財政、財務收支及有關經濟活動進行審計后，在審計結果報告中對其應負的經濟責任作出的結論性評語。它是審計報告和審計結果報告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審計結果利用機構和部門的重要參考依據。因為評價歸根到底就是對被審計對象的經濟責任下結論。因此要寫好審計評價，必須把握好審計評價的內容、范圍和原則。

經濟責任審計，主要是對被審計領導干部履行經濟職責、財政財務收支管理、執行財經法規和經濟政策等情況進行的審計，同時對被審計領導干部所在單位的財政財務收支管理情況進行的審計。按此審計內容，審計評價的主要內容應包括：財政財務收支和主要經濟任務目標完成情況，財政財務收支的真實性，重大經濟決策的合理合法性，執行國家財經法規和經濟政策情況，經濟管理和內控制度情況，被審計領導干部個人遵守國家財經法規和領導干部廉潔自律規定情況等。

審計評價的范圍，現階段經濟責任審計評價的范圍應當滿足以下要求：一是符合現階段經濟責任審計內容和審計評價的一般要求，即經濟責任審計評價的范圍應滿足經濟責任審計自身的合理要求，二是要符合經濟責任審計委托內容的要求。審計評價的原則是依法評價，實事求是、客觀公正。

因此，審計評價既要肯定被審計領導干部在履行經濟職責、財政財務收支及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績，也要指出被審計領導干部所在單位和被審計領導干部個人存在的問題，并分清被審計領導干部應負有的經濟責任。經濟責任的界定，是依據審計查證的問題，界定被審計領導干部應負有的經濟責任，包括直接責任和主管責任。經濟責任是當事人應當承擔或履行的與經濟相關的職責或義務。

怎樣區分主管責任與直接責任也是審計人員應把握的重要環節。在被審計領導干部職權范圍內的有關經濟活動，由于執行被審計領導干部認同或批準的決定、規定和制度；或直接經辦，直接簽署意見、直接簽字報銷；或被明確告知又無反對意見的事項形成的經濟責任，都應確認為直接經濟責任。對于非直接決策或直接經管的經濟行為，應確認為負有主管責任（或領導責任）。屬分管人員經辦，被審計對象不清楚，又不屬集體決策定案的事情造成的損失，被審計對象只負主管責任，不負直接責任。比如分管財務的負責人批準將款匯出，結果具體辦事人員私自用公款炒股票、搞其他非法活動，該領導干部只負主管責任。如果是領導干部點頭批準（有足以證明其知曉的資料）造成的損失則屬直接責任。在評價分析直接責任或主管責任時，應注意既要防止單位推諉扯皮、推卸責任，又要防止無人承擔責任。在審計過程和審計結果報告中對所查證的問題要依據重要性原則，對認為重點、重大、重要問題都要注意將責任認定清楚，無論是直接責任還是主管責任都應定位到責任人。

在審計評價中還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審計評價應當緊緊圍繞被審計領導干部的相關經濟責任進行，與被審計的領導干部不相關的行為和事項不評價；

（二）審計事項應當在審計事項范圍內進行，與審計事項不相關的行為和事項不評價；

（三）審計評價要依據審計報告所列的事實進行，審計證據不充分的事項不評價；

（四）審計評價要依據重要性原則進行，對一般性問題可不作評價；

（五）審計評價既要反映被審計領導干部的問題，又要反映其相關業績，審計評價要避免相互矛盾；

（六）審計評價要注意用語規范，表意明確。如，工作中經常使用的評價用語主要有：財務收支真實、基本真實、不真實；經濟活動合規合法、基本合規合法、不合規合法；內控制度健全、基本健全、不健全；任期內國有資產增值幅度大、小、沒有增值或減值；資產負債率高、低、資不抵債；經濟效益好、較好、差；對某些問題該領導干部應負直接責任、主管責任（或領導責任）、一般責任；履行經濟職責較好、未履行、失職等等。總的要求是，用語表述要與客觀事實相一致，表意清楚易懂。審計評價的一個典型事例。

《關于××縣原縣長××同志任期經濟責任的審計報告》的審計評價部分： ××同志任縣長期間，全面實施農村稅費政策，積極推進公共財政支出改革，實行財政綜合預算管理，其經驗做法在全省推廣。四年來，××同志在管理財政、經濟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績：一是財政收入穩定，可用財力逐年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和地方財政收入20xx年比1997年分別增長9.7%和12.8%，基本完成了與市政府簽訂的目標任務。可用財力20xx年比1997年增幅達6%。二是消化了政府債務。任職期初政府舉債規模為12 847萬元，至20xx年末政府債務為9 582萬元，消化了前期債務3 265萬元，并償還了全縣 職工集資款418萬元。三是基本實現了當年收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