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后漢書讀后感

盛世強漢無疑是五千年華夏歷史中輝煌的一筆，遠逐匈奴，封狼居胥。大漠孤煙，伴隨著大漢戰馬的嘶鳴，蕭條邊塞，充斥著華夏將士的戰吼。

這樣一個豪邁的朝代，史學家自然用盡筆墨去描繪它的光輝，其中流傳最廣、最為權威的非《漢書》與《后漢書》莫屬了，其中《后漢書》則主要記載了東漢的輝煌歷史。

《后漢書》從劉秀隨其兄長劉寅起兵反新開始，直到曹丕篡漢時結束，其中不乏“有志者事竟成”“疾風知勁草”這樣的經典語句，以及“肉粥麥飯”這樣膾炙人口的故事。這部書由我國南朝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后漢書》在描寫各個人物時不遺余力，成功的為讀者塑造了許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們在讀他們傳記的時候，常常能對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許多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成語、俗語，例如“樂此不疲”“疾風知勁草”“馬革裹尸”“舉案齊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這里。加上這本書在前后內容上剪裁得體，敘述決不雷同，閱毫無冗贅之感，的確可以算是正史中難得的佳作。

該書還有一個值得稱贊的地方：它對人物的評價較為客觀，(fsir)很多論述不失公允，也較為真實的記載了后漢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跡。在運用“春秋筆法”的時候，范曄也沒有完全憑借自己的喜好過度的褒揚或者貶低某類人，這一點尤為難得。雖然，范曄自己本也是出自書香世家，在《后漢書》中有意識無意識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矯枉故直必過”為后漢名士的某些極端行為開脫，而對宦官則多有貶斥，稱他們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評袁紹遍誅閹宦是“以暴易亂”,表彰閹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言論算是很中肯了。

培根說過，讀史使人明智，一個人若熟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便相當于一個幾千歲的老人，遇事自然能做到泰然自若，成竹在胸，仿佛看透一切。所以，多讀史書是一個人成熟的捷徑。當我們遇到困惑時，不妨翻開一本史書，學習古人的智慧，當我們少得閑暇時，不若執一柄羽扇，拈一顆青梅，叫上一位摯友，讀一本史書，哪怕在陋室中，一簞食，一瓢飲，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第二篇：后漢書 讀后感3

讀《后漢書》

《后漢書》在描寫各個人物時不遺余力，成功的為讀者塑造了許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們在讀他們傳記的時候，常常能對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許多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成語、俗語，例如“樂此不疲”“疾風知勁草”“馬革裹尸”“舉案齊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這里。加上這本書在前后內容上剪裁得體，敘述決不雷同，閱來毫無冗贅之感，的確可以算是正史中難得的佳作。

該書還有一個值得稱贊的地方：它對人物的評價較為客觀，很多論述不失公允，也較為真實的記載了后漢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跡。在運用“春秋筆法”的時候，范曄也沒有完全憑借自己的喜好來過度的褒揚或者貶低某類人，這一點尤為難得。雖然，范曄自己本也是出自書香世家，在《后漢書》中有意識無意識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矯枉故直必過”為后漢名士的某些極端行為開脫，而對宦官則多有貶斥，稱他們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評袁紹遍誅閹宦是“以暴易亂”，表彰閹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言論算是很中肯了。

當然，《后漢書》也難免有些美中不足。其一就是：列傳部分如果從單篇來看，是遵循了“以類相從”的原則，但就整個列傳框架結構來看，各傳之間的結構編排卻比較散。比如宗室諸王的傳記，在《史記》《漢書》中雖然也按時間先后順序散排入各卷，但它們有“表”來進行專門的匯總，《后漢書》既缺“表”、“世家”等形式，本可以通過幾個連續的卷號把它們放在一起。可范曄沒有這樣做，而是將它們散排入列傳第四、第三

十二、第四

十、第四十五卷中，這就使整個結構框架體系失于梳理。最末尾的諸夷部分倒是整理得比較好，其內容分區域連續排在列傳的第七十五至八十卷中，是《后漢書》中唯一梳理得比較成功的部分。此外，循吏、酷吏等部分連續排在列傳的第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也算不錯，可惜與之相類的黨錮部分被排到列傳第五十七卷，沒有與它們聚在一起，卻屬失于計較了。

對于褒揚正統天命的部分，范曄做得比司馬遷、班固要好。《東觀漢記》中記載關于劉秀出生時所謂的“赤光照室”、“田生嘉禾”、“鳳凰來集”等，范曄都沒有寫入《光武紀》中。雖然，范曄在寫劉玄稱帝時加了句“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以證明劉玄非真命天子，但這總比《史記》《漢書》中公然把“龍交劉媼生劉邦”的故事編進《高祖紀》強得多。可惜范曄出于時代的局限，也免不了作史時按照“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標準收入一些神異事件。比如王忳理女鬼之冤等事，完全就類似于《子不語》等神怪小說中的內容了。

《后漢書》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沒有系統記敘黃巾大起義。也許在范曄看來，這場前后有幾十萬農民參加的運動，由于缺乏精英領導，沒有太多可以敘述的東西，所以有關它的信息僅僅散見于本紀和一些相關人物的列傳中。解放后，黃巾大起義開始為史家所贊揚，學者們普遍認為它體現了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的反抗斗爭，對后漢的滅亡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林劍鳴的《秦漢史》將“黃巾大起義”和“東漢的滅亡”合為一章，就是這種看法的代表。筆者在這里無意分辨幾種看

法對錯的問題，我們可能要注意的是另外一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農民起義的原因不盡相同，所起的作用也各異，在表面相同的階級背景下，其性質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們更需要考慮的是：為什么動輒數十萬的農民起義被迅速的鎮壓下去？這場起義為后漢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雖在《后漢書》之外，但要得到它的答案，我們卻仍必須通過范曄字里行間中顯出的蛛絲馬跡來整理其邏輯。也只有如此，《后漢書》的這個最大缺陷，可以通過我們的細致挖掘、分析，得到某些彌補。

第三篇：后漢書 讀后感(10)

讀《后漢書》

光武帝劉秀的這個“中興”，和中國歷史上所有的“中興”都不同。別的“中興”都是在原有的王朝框架內中興，惟獨“光武中興”是原有的王朝已經不在了，再來“中興”，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南宋陳亮在《龍川文集.酌古論一》中就說：“自古中興之盛，無出于光武矣。”實際上，劉秀不僅僅是“中興之主”，還是一位“定鼎帝王”，后漢的江山能夠建立，實是他一刀一槍拼出來的，他的廟號稱為“世祖”（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為祖，高帝稱祖是也；始治天下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顏師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確是名副其實。

那么為什么漢亡了居然還能中興？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可能還需要了解前漢亡的原因和背景。

前漢之亡其實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外戚勢力過大，一個是劉室宗親過于分散，而皇帝一系（就是前面說的“大宗”）又衰微，到平帝死后，連找一個近支宗親都困難。于是，這兩者共同作用，使王莽能夠憑借外戚的勢力，倚靠手中的權力，在平帝死后一步步向帝王寶座靠近。

不過前漢末期的背景則更讓劉室宗親有復起的機會。據《漢書.平帝紀》，前漢末劉室宗親已超“十有余萬人”，遍布全國各地，從理論上說，他們都可以有“奉大宗”的權利。這些人雖然有的已經沒落，但不少人在地方上還具備一定的資財、地位和聲望。此外，前漢立國200多年，其中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還可以算是不錯的皇帝，到宣帝時，漢王朝又是四海名聲大震，士民之心已固，而元帝的好儒，又使民間崇尚正統。宣帝死到王莽篡漢，才距離50幾年，老人們對匈奴單于來朝、西域諸國送質、諸羌紛紛臣服等津津樂道的事情肯定還是記憶猶新，所以“民心向漢”是不爭的事實。三輔的老吏們見劉秀的部屬經過時垂涕道：“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就有力的證實了這一點。它也有助于解釋為什么王莽末天下大亂，無論是農民起義軍也好還是地方實力派也好，多數都立劉室宗親或者奉漢年號。

再則，前漢雖然外戚盛，但主要勢力多集中在京畿一帶，他們的根基和影響力也基本上都局限在社會上層，而對下層的平民老百姓沒有多少文化上的影響力。王莽的篡位和一系列的改革，不僅僅觸犯了散布在全國各地劉室子孫的利益，也觸動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天災人禍，流民失所，他根本無法在社會下層建立起自己的民意基礎。他讓劉歆搞什么“相生五德”，終究無力挽回民心；而他對周邊少數民族的一系列舉措，又使邊疆也一刻難以安寧；他用以造勢的圖讖，更是為光武等人效仿去作為起兵、稱帝的借口。所以，王莽在位的這十幾年，他的所作所為，實在是乏善可陳，一到天下爭相起來造他的反，他的滅亡就已經只是遲早的事了。這時，劉室宗親憑借著漢朝200多年的民意基礎，終于可以找到復起的機會。

漢能夠復起，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過200余年的苦心經營，在前漢末期，王朝周邊已經沒有與漢棋逢對手的敵人。漢武帝對匈奴、西域、西南夷的連年用兵，不僅僅使漢王朝的影響力大增，還極大的打擊了周圍的反抗勢力，后來的諸帝又能靈活采用分化、瓦解、懷柔、和親等政策，使前漢末期王朝四周沒有能和漢一較短長的力量。所以，當王莽進行朝代更替及王莽末天下大亂時，沒有一種勢力能夠象后來的蒙古人或者滿族人一樣趁虛而入。光武即位以后，西域諸國爭著送子到洛陽為質，這也說明，在有過前漢對外大規模的戰事以后，周邊對漢朝的實力頗為忌憚。

于是，外面的敵人不敢進來，中國內亂就只是關起門來在里面打。王莽滅亡以后，各參戰的不管是真是假，領頭的都稱高皇帝的子孫，打完了，天下一統了，把門一開，天子還是姓劉，家還是這個家，最后的勝利者就是“中興之主”。

第四篇：后漢書

《后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全書包括十紀，八十列傳及八志，記載了從王莽起至漢獻帝止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實。其中，本紀和列傳的作者是南朝劉宋時的范曄，志的作者是晉朝的司馬彪。

范曄（398—445年），字蔚宗，南朝來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因為“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開始撰寫《后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原計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劉昭從司馬彪的《續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

司馬彪，字紹統，晉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從小好學，然而好色薄行,不得為嗣。司馬彪因此閉門讀書，博覽群籍。初官拜騎都尉，泰始中任秘書郎，轉丞。司馬彪鑒于漢氏中興，忠臣義士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遂“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范曄的《后漢書》出，司馬彪的《續漢書》漸被淘汰，惟有八志因為補入范書而保留下來。司馬彪的八志中，《百官志》和《輿服志》是新創，但沒有《食貨志》卻是一大缺欠。

范曄在撰寫《后漢書》以前，已經有許多后漢書流傳。其中，主要的有東漢劉珍等奉命官修的《東觀漢記》、三國時吳國人謝承的《后漢書》、晉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嶠的《后漢書》、謝沈的《后漢書》、袁山松的《后漢書》，還有薛瑩的《后漢記》，張瑩的《后漢南記》、張璠的《后漢記》、袁宏的《后漢記》等。范曄的《后漢書》，就是在這些后漢書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

《后漢書》自有其特點。從體例上看，與《史記》和《漢書》相比，有一些改進。在本紀方面，它不同于《漢書》的一帝一紀，而是援引《史記·秦始皇本紀》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嬰的先例，在《和帝紀》后附殤帝，《順帝紀》后附沖、質二帝。這既節省了篇幅，又不遺漏史實，一舉而兩得。在皇后方面，改變了《史記》與《漢書》將皇后列入《外戚傳》（呂后除外）的寫法，為皇后寫了本紀。這樣改動，符合東漢六個皇后臨朝稱制的史實。

在列傳方面，《后漢書》除了因襲《史記》、《漢書》的列傳外，還新增了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和列女七種列傳。這些列傳既是新創，又反映了東漢的實際情況。如東漢一代黨錮大興，許多比較正直的大臣都以結黨的罪名被殺；另外，東漢的宦官多參與朝政，殺戮大臣，是黨錮之獄的主要制造者。這些現象充分反映了東漢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斗爭。范曄根據這些史實，創立了黨錮和宦者兩個列傳。為列女立傳，最早始于西漢的劉向，范曄在劉向的啟發下增寫了《列女傳》，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現。他寫《列女傳》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傳》中，有擇夫重品行而輕富貴的桓少君、博學的班昭、斷機勸夫求學的樂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綱五常的界域。《后漢書》的列傳，還往往打破時間的順序，將行事近似的人寫成合傳。

如王充、王符和仲長統三人，并不是同時代的人，因為他們都輕利祿而善屬文，行為近似，所以合傳。

《后漢書》的特點，除體例上的創新外，最顯著的是觀點鮮明，褒貶一語見的。如，他不為那些無所作為的大官僚立傳，而為許多“操行俱絕”的“一介之夫”寫了《獨行列傳》，充分地表明了他愛憎分明的態度；《黨錮傳》則正面歌頌了張儉、范滂和李膺等人剛強正直的風尚；在《楊震傳》中，多處歌頌了楊震及其子孫廉潔奉公的家風；《宦者傳》贊揚了蔡倫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對于侯覽等人則直書其“兇家害國”。特別是《后漢書》的“論”“贊”，以犀利的筆鋒評判是非，表彰剛正，貶斥奸惡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優點。

《后漢書》雖然只有本紀、列傳和志，而沒有表，但范曄文筆較好，善于剪裁，敘事連貫而不重復，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無表的缺陷。另外，因為記載東漢史實的其他史書多數已不存在，所以，《后漢書》的史料價值就更為珍貴。

《后漢書》的最大局限就是丟掉了《史記》重視農民起義的傳統，對黃巾起義持否定態度。黃巾起義為東漢末的大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張角弟兄，竟不為立傳。他們的事跡，只附在了鎮壓農民起義的官僚皇甫嵩的傳中。

《后漢書》原來通行的注本，紀傳部分是唐高宗的兒子章懷太子李賢注的，重點是解釋文字，但也參考其他東漢史書；對史實有所補正，為各志作注的是南朝梁劉昭，他的注側重說明或補訂史實。此外，清惠棟的《后漢書補注》、王先謙的《后漢書集解》這兩家注，也頗受人們重視。

摘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二十五史隨話》

第五篇：《后漢書王景傳》讀后感

“修渠筑堤”的意譯

——《后漢書王景傳》讀后感

常國俊

近年來在學習《后漢書王景》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以往的翻譯存在意思失真問題。《王景傳》總共800多字，其中非常重要的兩句話應該直譯與意譯相互結合進行翻譯。一句是“遣景與王吳修渠筑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另一句是“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下面，對原文與譯文進行對應性、忠實性、時空性、形質性和知行性進行系統分析，旨在找出失真問題，求出相對正確的含義。

【原文】后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嘆，以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筑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沖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車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

【譯文】后來汴渠束流，越來越大，而水閘原先所在的地方，都已經到了黃河中間。兗州、豫州的百姓埋怨，認為朝廷經常興動其他勞役，而不先考慮百姓最急的事情。永平十二年，天子商議治理汴渠的事，就召見王景，詢問治水地理形勢和便利條件。王景陳述治水的利害，靈敏迅速，皇帝很欣賞。又由于他曾經治理過浚儀，就賜給他《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以及錢幣布帛衣服物品。夏天，朝廷終于征調幾十萬軍隊，派王景和王吳修筑渠道和河堤，從榮陽到千乘海口有一千多里。王景于是測量地形，打通山陵，清除水中沙石，直接切斷大溝深澗，在要害之處筑起堤壩，又疏通引導阻塞積聚的水流，每十里修造一座水閘，使得水流能夠來回灌注，不再有潰決之害。雖然王景節約工程費用，但花費還是以百億計算。第二年夏天，水渠建成了。皇帝親自巡視，下詔書要靠黃河的郡國設立負責河堤的官員，一如西漢的制度。王景由此知名。王吳和從事掾史們都增加一級官爵俸祿。王景經三次升遷而擔任侍御史。十五年，他跟隨天子到束部巡視，到達無鹽時，皇帝稱贊他的功績，授予他河堤謁者一職，賜給他車馬、細絹和錢幣。

【解析】直譯為主，意譯為輔，準確理解并翻譯文言文中的句子，是研究古書古文的一個難點。所謂“理解”,就是準確把握詞句在文段之中的正確意義；而“翻譯”則是將古文的文言句子按照直譯的方式翻譯為規范的現代漢語，所謂“直譯”就是指將原文的字字句句都在譯文中得到具體的對應和落實，只有在難以直譯或者直譯所表達的原文意思失真的時候，才依據原文意義進行意譯。如“陳其利害”的代詞“其”字代表“治水”可能有對應性不落實問題，應代表“汴渠”,意思就是汴渠水利工程有許多兩面性，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泥沙既是資源，又是公害；人類既怕水，又需要水。再聯系“問以理水形便”,這里的“以”字也就是漢明帝求問的目的，直接問“理水行便”,意思是“我問你當前汴渠所處的形勢和簡便說明怎樣修理”,前后對應起來，王景從汴渠的利害兩個方面做了回答，“應對敏給，帝善之。”皇帝很滿意。在上述句子中，工法性內容含量很高。王景治河后出現了800年的安流期，原因很簡單，不需要更多的解釋，不合理的解釋反而帶來了許多疑問。這是因為工法性內容有其自在的樣板展示性、很強烈的針對性和實踐性。換句話說，東漢時期，我國的防洪工程施工就已經發明了“修渠筑堤”的工法，該工法已經是以堤防工程為對象，施工工藝為核心，運用系統工程的原理，把先進技術和科學管理結合起來，經過工程實踐形成了綜合配套的施工方法。還綜合地反映了技術與管理，推廣和效益 ,()政治嚴密性和維持政權存在、運轉以及權力實施實用性的結合和統一。從這個角度考察，我感到以往的翻譯有待完善充實。古文古史，能為今用才是綱，現在還管用就能堅定文化自信。不難想象，《河渠書》最后的概述就是“水之為利害也”,是要告訴搞水利的人須明白水利基礎知識技術和辯證唯物主義是搞好水利工作的兩大武器。學習好、掌握好并運用好這兩大武器，才能不犯原則性的錯誤，否則，就容易造成失誤，帶來損失。所以，王景的回答一定跟《河渠書》有關，皇帝賜《河渠書》等無疑是肯定歷史、相信歷史、鼓勵學習歷史經驗。現代漢字乃博大精深，古代文言文更是如此。但是現代人如果望文生義，往往會無意之中曲解老祖宗的意思。把上述“修渠筑堤”文言句子翻譯現代漢語，正如我們理解一段話的意義就必須從理解全文的整體意義入手一樣，要準確理解一個句子的意義，也就必須從理解該句上下文的段落意義入手。所以說，“宏觀把握”、“語境著手”、“合乎邏輯”是準確理解文言文句子意義的基礎。當我們由文章整體意義的把握與局部句子意義的理解成為有機聯系、互為依存以后，才可以進行文言句子的翻譯了。為什么說“修渠筑堤”是古代的一種工法呢？理由是：（1）結合黃河多泥沙的實際情況，引黃渠道能夠代替人工筑堤，即引黃渠道作為水利工程，也有兩面性，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泥沙淤積的“懸渠道”既是興利工程，又是除害工程，汛期分洪時它就是堤防工程。（2）從空間意義上來看，微觀視野是滎陽至千乘的“修渠”,宏觀視野是左有地上河右有地上渠，河渠成為汛期分洪的堤防，是分洪區右岸的“筑堤”.（3）從時間的意義上來看，是從既然（河、汴決壞在前）認識未然（修渠筑堤指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從當前現狀進而認識既往歷史（禹貢、河渠書）及未來發展，這就是從已知到未知認識的兩個方向。（4）聯系王景“少學易”,中國古代《易》學有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主張知行并重，《易經·系辭》中有不少論述，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是故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大意是說，人們對于天地法則要在運用和實行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予以變化，通變就是要為現實服務。因此，渠變化為堤是客觀現實的反映。（5）河道、渠道淤積是一種表面現象，透過現象看本質，河道、渠道又是“天賦天成”的堤防，人們用之是利，不用是害。（6）“修渠筑堤”對應著下文的“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說明河渠之間形成了分洪區，十里一個分洪蓄水單元，給了洪水泥沙足夠的空間，當然不再出現潰堤泛濫黃淮海平原之患。其實，就相對于現代的寬河固堤措施。

基于以上所述，“修渠筑堤”是一種工法，相當于現代的“機淤筑堤”,船泵抽淤是施工工藝，筑堤是工程。古代能夠把修渠當施工工藝，當然能夠完成筑堤工程。顯然，“修渠筑堤”是古代人發明的生態筑堤工法，是一種接近自然的方法，是一種利用自然規律、利用自然力的方法，體現“天人合一”理念，即“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的理念源發和成就了漢民族文化的主流文化，即易文化。

河南，是一塊被黃河洪水泥沙沉積的厚土，黃河洪水泥沙早就融入了那里人的生活，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河南的河渠，給我帶來了后半生的快樂，我愛你，家鄉的河渠，愛你是聯絡九州美麗的天使，愛你是溝通四瀆壯麗的運河，愛你那巧奪天工的修渠筑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