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為正確的事負責美文摘抄

1942年8月9號，在薩沃島海戰中，“阿斯托里亞號”是美國第一艘與日本海軍作戰的巡洋艦。然而，阿斯托里亞號兩次被日本的“鳥海號”擊中，因此它嚴重損壞，很快就在9日中午沉入水中。

9日凌晨2點，阿斯托里亞號的主炮塔樓爆炸了，年輕士兵艾金·斯泰伯被巨大的沖擊波席卷到艦艇外。他的雙腿都被炸傷，處于半昏迷中，好在他之前扣動了一個簡單的機械裝置，被一個細細的安全帶牽引著漂浮在海上。

大約凌晨6點鐘，斯泰伯被經過的一艘驅逐艦營救，并送回到阿斯托里亞號。艦長試圖通過讓阿斯托里亞號靠岸來營救艦艇，但是所做的努力失敗了。而斯泰伯也再次進入水里，但依然系著同樣的安全帶。他再次被營救了，這次是“杰克遜總統號”。他是這次海戰中被撤到努美阿的500名幸存者之一。

在撤回的途中，斯泰伯仔細地檢查了讓他死里逃生的安全帶。這是由俄州阿克倫市的凡爾斯通輪胎和橡膠公司制造生產的，而且鑿刻了產品注冊號。

回到家后，斯泰伯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在凡爾斯通輪胎公司工作的母親，并且詢問她關于在安全帶上的注冊號的用途。母親回復道，公司強調個人對于戰爭成敗的職責，每個注冊號都是獨一無二的，分配給唯一的檢查員。斯泰伯記得安全帶的一切，于是，他說出了注冊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個是他母親的個人代碼，它貼在每件由她負責審核的產品上。

當我們一直做正確的事時，很大程度上，我們幫助最多的人，常常就是自己和我們愛的人。

第二篇：琴事心跡美文摘抄

喜歡鋼琴，簡單的愛，一直未曾改變。

也有過諸多感覺，微妙細致得找不到原委，沒有歸宿的，孤落的美麗著。

有風的日子里，依窗而立，把手背在腰后，踮起腳尖，貪貪的吸一口氣，再舒舒的吐出，一切負擔都沉寂下去，風揚起發梢的一瞬，我回到六歲時的夏日午后，沒有紅茶，卻有回憶，它是一種可以回望，可以懷念，卻回不去的時空……

它，一直活在我的記憶里。

那時的夏日，沒有現在這樣的糙烈，爍人，即使是在午后，也有風拂面，有足夠的涼意，我在姑媽家避暑。

平凡的日子里，卻注定要發生一些事，而且是很件重要的事，可當時的我，是不會察覺的。

偌大的房間，剩下我和鋼琴，以及在陽光下暴曬的干糙劑，是用來護理鋼琴的，我看到姑媽用過。

兒童的眼中有天堂，用清涼無瑕的眼目看萬物，一切都是美好的。

在癡迷于干糙劑時，也愛屋及烏的喜歡上鋼琴，很自然的，喜歡的因素中，沒有本末倒置。

大人的缺席，也使我有機會抒發對這個黑呼呼的大家伙的喜歡，我從角落拖出一個小板凳，架在細致的琴凳上，吃力爬上去，用右肩抵，并著雙手，頂開了琴蓋，我不會彈琴，但我會玩。我想，這個大家伙一定可以成為很好的玩具，想起爺爺彈琴時雙手飛馳鍵盤，我決定COPY：手，抬起，落下，我人生的第一個音符，就在不假思索中草草誕生了，無序的音符，驚醒了一樹的蟬。

厭倦了模仿，我決定繼續彈，用自己的方式，我給自己講，低音區是凌厲的怪獸，中間部是英武的王子，高音區是待救的公主，還有黑鍵，充當士兵，我隨心所欲的表達著自己的情感，肆虐著鋼琴，樂此不疲。

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翻西方音樂史時，偶然發現作曲家巴托克主張把鋼琴當成打擊樂演奏，與我心有戚戚焉，有時，兒童的天性，是藝術的本原。

我繼續陶醉在自己打造的完美世界，直到一陣急促的門鈴想起，我小心翼翼翻下雙層建筑，直沖大門

門開了，是隔壁的阿姨，她上看，下瞧，最后才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

你姑父不在家？

恩。

姑姑呢？

不在。

姐姐呢？

不在。

就你一個人？

恩。

恩？

阿姨把碩大的問號留給我，癢癢的走了。

吃晚飯時，阿姨又來了。接著，姑姑關切的問我，下午誰來過，我說沒有，姑姑嘀咕著，奇怪，明明說聽到有人在家里彈什么琴呢。

那年，我六歲，一切皆有可能的年齡。

我八歲那年，才有了自己的鋼琴，卻沒老師教我，說，年齡太大了，手太小了。

我無助地躲在媽媽身后，等待著宣判，一次又一次……

已經是第五個了，我松開媽媽的衣角走道老師跟前，這個全省有名的老琴師面前，小聲而定定的說，我想學琴。

老師隨意的翻開琴譜，悠悠的說，你的手……是比較修長，可惜丫度……

我看見他夾著譜子的手指，干凈的，修長的，天生用來彈琴的。

我第一次學會掩飾自己的無助，嘴角上提，說：它會長大的，我也會！

不只是被我的勇氣嚇倒，還是其他什么，總之，我開始學琴了。

學琴是很苦的，老師很嚴，最喜歡用一枚硬幣放在我手背上，訓練我的平穩性，掉一次，打一次，不用手，用眼，以至現在看到硬幣墜落，就有一種抽搐感，我的手飽經風霜，夏天生水泡，生一次就是半年，冬天長凍瘡，長一次又是半年。

為自己喜歡的事付出，我愿意，別人用手彈，我不僅用手，更而用心去彈，我要學會珍惜，這不易的機會。

一月后，老師夸我樂感好，我已經可以左右配合彈一些湯普森的兒童歌曲；

一年后，我彈完拜厄，而別的師姐用了兩年，我都彈瘋了；

兩年后，我十二歲，我要考五級，考前，師姐們說，這是做夢，考后，這是奇跡，我好開心；

三年后，我十三歲，第一次參加比賽，被踢出決賽，以0。07分之差，我不難過，因為我盡力了；

四年后，我十四歲，考六級了。考上了，而且是優秀，升中學時，是可以加分的；

五年后，我十五歲，參加比賽，是老師唯一進入決賽的學生，還拿了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的獎；

十五歲的我，想要離開老師，說：初三了，我不練了……

老師坐在當初的位子上，喃喃的說，是嗎？

這時的我，早已和老師成為朋友，他知道我會跳到更顯赫的名師那兒，他卻不知道，我已厭倦了只為比賽，考級，加分而彈琴，目標一旦明確的功利，就會失去動力，我找不到那最初的心動了。

我不想被某種東西束縛住，特別是曾經珍愛的。

老師還是原諒了我的逃匿，就象任何一次容忍我的錯誤和愚蠢，只是這次，他不能用他優雅的姿態修正我的固執。

臨走時，送我巴赫的平均律，說，本想等你手再長大些時，教你，現在看來，是沒有機會了，你自己摸索吧，不懂來問我。

我看著自己的腳尖點點頭，不知廉恥地想：我想學的，也許是他，以及任何老師都教不了的。

推開舊舊的玻璃房門，風吹了進來，我要走了，有空就回來看看，腳步停下，我回頭，在稀疏中看到一絲微笑，隱現在那張俊美而又冷俊的臉上，第一次。

會的，我在心里說。

接下來的五年漫長的考試生涯已把我弄得前所未有的疲倦，仿佛這音樂的世界里，鋼琴的殿堂里，就只為這一紙證書，只為這一絲被人稱贊的虛榮，而卻玷污了音樂里本來的那份純真，鋼琴里本有的那份歸跡，考完后我將鋼琴和自己雪藏，希望時間會沉淀一切，等待著一個我不知如何開始的重來。

在去往蓉城時，我帶了一包CD，沒有一張是鋼琴的，連伴奏也沒有。

在短暫的大學生涯中，我謝絕了樂隊的幾次邀請，我不愿將音韻本有的那份圣潔在嘈雜的人群中被當作炫耀的資本，我只想在入夜時靜靜的坐在琴凳上，聆聽從指尖傳出的來自靈魂深處的旋律，能將我憶起對故鄉，對童年那些美好事物的回憶，在將它配合上自己喜歡的圖片發到網上。

可在畢業時，卻誤打誤撞進教學樓：#5-413教室。

鬼使神差般，沖進一間無人的音樂教室，只有一架鋼琴，恍惚中，被無形的拉到琴房。

憑記憶，彈完了童年的記憶，我的保留曲目。

寂曠的教室，只我一個人，沉醉在畢業時的鋼琴世界里，畢業證書房在鋼琴邊上，懷著對理想中的扎根地的憧憬，憑記憶彈完了學生時代最后的一曲水邊的阿耿妮娜，黃昏時分，帶著行李離開了學校，離開了這里。

第三篇：做些有用的事美文摘抄

孟加拉有一群乞丐，最近開始積極地在街頭行走，并不是像從前一樣為了行乞而奔波，他們是為了提供真正的“移動電話”服務，而到處問路人：“你要不要打電話？”

原來是一家叫做“格拉民”的銀行，想出幫助乞丐擺脫貧困的辦法。

由銀行發給乞丐每人一部手機，讓他們把手機當作移動式的公共電話，提供外出的行人很方便地打電話。

但乞丐需付給銀行手機的租用費約一千多美金，兩年內付清，利息全免。

同樣是游走街頭，菲律賓一處鄉鎮曾有吸毒前科的街童，在地方機構的協助之下，靠“收取垃圾費”和“協助做垃圾分類”而有正式的收入，甚至高于當地一個上班族的薪水。他們可以用這筆錢來幫助自己和家庭脫離貧窮，也可以繼續讀書。來自德國漢諾威的報道則指出，為了幫助失業的人，一名國會議員想出新的方法，雇請領取失業救濟金的貧民到學校看守廁所，防止學生在墻上涂鴉，給師生一個干凈整潔的環境。

有用？沒用？取決的標準其實是有沒有被利用的價值。

如果被奸小利用，做些雞鳴狗盜的事，當然不值得；但如果能夠被大眾所利用，做的是有益公眾的事，人生就有了不凡的價值。

很多有用的人，每天忙著做沒有用的事。很多看起來沒用的人，卻以積極的態度，做了有用的事。

他們因為對別人的付出，為自己改變了失敗的命運，所以造就了有用的人生。

第四篇：干正確的事是對領導最大的負責

干正確的事是對領導最大的負責

中共魚臺縣委組織部

黨的事業興衰、地方經濟發展關鍵靠廣大黨員干部，更重要的是看廣大黨員干部能否正確地干事、干正確的事。正確的干事能興一方經濟，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和諧，反之則會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甚至導致社會的不和諧。對廣大黨員干部來說，只有會干事、能干事、干正確的事，才能不辜負黨和人民的信任，才是對領導最大的負責。

一、干正確的事對領導負責本質上就是對黨和人民負責

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黨員干部作為黨的事業骨干、人民的公仆，要始終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把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高標準，正確地干事，干正確的事，努力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現實中，有的黨員干部黨性不強、作風不正，該干的事不干，不該干的事干了，成為了害群之馬，破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損害了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概括起來，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情況。一是濫用職權、貪污腐化，忘記了權為誰賦、利為誰謀；二是玩忽職守、失職瀆職，忘記了鐵窗高墻懸于頭上；三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忘記了命令如山，法紀嚴明；四是弄虛造假、欺上瞞下，忘記了

無信不立、欲蓋彌彰；五是拈輕怕重、推諉扯皮，忘記了回報奉獻、權責相依。這些問題雖然只發生在少數干部身上，但卻嚴重影響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其消極影響和后果不可低估。廣大黨員干部要引以為戒，時刻警醒自己決不能做以上種種有損黨和人民利益的錯誤事，要始終堅持“三個一切”的原則干正確的事，即一切以有利于黨和人民的事業為根本出發點，一切以人民群眾拍手歡迎為基本標準，一切以經得起歷史考驗為最終目標。具體來說就是，絕不好大喜功，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績工程，做“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事情；絕不能貪圖享樂，搞行賄受賄、貪贓枉法、以權謀私，做誤國誤民的事情。對于符合“三個一切”要求的事情，要敢堅持、敢碰硬、敢負責，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決心。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干好事、干成事、干正確的事，才能從根本上對領導負責、對黨和人民負責。

二、干正確的事要從培養干部正確的“三觀”入手

習近平指出：“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是對黨員干部必須樹立的思想觀念的概括濃縮。世界觀標舉人生指南，權力觀揭示權力本質，事業觀蘊含施政方向，相互聯系，融為一體。”正確的世界觀，就是堅定共產主義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自覺把人生追求和價值目標融入為祖國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奮斗之中；正確的權力觀概括起來就是“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正確的事業觀，就是為人民利益不懈奮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懈奮斗。對于廣大黨員干部來說，牢固樹立正確的“三觀”，始終正確地做事、做正確的事，就是對黨和人民負

責的重要體現。要探索實行“重正面引導、重反面警示、重平時細節、重日常生活”的“四重教育法”，引導廣大黨員干部牢固樹立正確的“三觀”。一是注重開展評先鋒人物、學典型事跡、創紅色文化等活動對干部進行黨性教育，從正面引導干部形成“比學趕超”的自我改進意識；二是注重開展看典型案例、聽懺悔實錄、記懲罰措施等活動對干部進行警示教育，從反面提高干部防腐拒變的自我約束能力；三是注重培養干部規范言行舉止、洞察薄弱環節、把握基層基礎的能力，在平時細節中提高干部防微杜漸的自我防范意識；四是注重觀察干部的興趣愛好、家庭關系、人際交往情況，及時規勸不良行為，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干部自我駕馭的道德境界。總之，“三觀”的塑造離不開平時工作的積累，只有建立長效的教育機制，才能真正將正確的“三觀”根植于心，才能在工作實踐中發揮“三觀”的精神力量，指導干部辨別是非，有所為有所不為，干正確的事。

三、干正確的事要以“用正確的人”為基礎

用對一個人，激勵一大片；用錯一個人，挫傷群眾心。一些干部做了錯誤的事很大程度上與自身素質有關，換一個角度來說，就是“用了錯誤的人”。必須要從源頭上治理，選拔一些能干事、會干事、干正確事的干部。要堅持“德才兼備、任人唯賢、民主公開、競爭擇優”的原則，規范干部初始提名制度，完善全委會推薦、署名推薦、重崗公推、公開差額選拔、公開考選等措施，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從源頭上選對正確的人。要不斷健全完善干部“德”的考核制度，加大獎勤罰懶治庸力度，形成“能

者上、平者讓、庸者下”的良好用人導向。細化界定“庸懶散”的具體行為表現，按照“不存在、輕微、較嚴重、嚴重”四個檔次進行反向測評。加強反向測評結果的運用，綜合分析民主測評、考察談話、日常表現等情況，采取輪崗交流、改任非領導職務、降職、撤職等方式，做到六個堅決調整：一是政治信仰不堅定，散步消極言論，重大原則問題是非不分的堅決調整；二是能力水平差，工作推動不利，長期打不開局面的堅決調整；三是欺上瞞下、浮夸虛報，搞虛假政績工程的堅決調整；四是作風不民主，破壞團結，嚴重干擾工作開展的堅決調整；五是生活不檢點，自律意識差，群眾反響惡劣的堅決調整；六是反向測評中“較嚴重”以上票數超過3分之一，經組織認定為不稱職或不能勝任的堅決調整。只有如此，才能不讓庸碌無為、投機鉆營的人得利，確保所選拔的干部都能干正確的事。

干錯誤的事原因多種多樣，而干正確的事都源自于一個共同的信仰。正如李林森、楊善洲等一批優秀干部，他們雖然來自不同崗位、不同行業，但始終以堅強的黨性和負責的態度正確地干事，干正確的事，向黨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第五篇：為可口可樂命名美文摘抄

1927年，一種奇特的飲料出現在上海街頭，名字叫“蝌蝌啃蠟”，更為奇特的是這種略顯暗黃的飲料，有一股中藥味，打開后還有氣泡。奇特的名字，加上奇特的味道，消費者對這種飲料并不買賬。“蝌”這個字，容易讓人聯想起池塘里的蝌蚪，還啃蠟，中國形容沒味道的東西，都叫“味同嚼蠟”。如此豐富的聯想，消費者寧愿選擇國產茶水，也絕不冒險買“蝌蝌啃蠟”，這種飲料的銷售狀況很是慘淡。

這家公司為了挽回損失，就在全世界很多報紙發布了廣告，用350英鎊來征集新的譯名，期待通過改譯名來改善經營狀況。350英鎊，在那個年代，可不是一筆小錢。

當時，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的上海教授蔣彝，看到報紙上的廣告，決定試試。他冥思苦想了好幾天，沒有結果。一天，他的兩個孩子放學回家，想喝飲料，他以下雨了，天氣涼為由，阻止兩個孩子喝，其實，他是擔心小孩子的胃總喝飲料不好。孩子大哭起來。過了一會兒，保姆出來說：“不要哭了，今天天氣冷，你們兩個人，每人只喝一口吧。”隨后拿出了一瓶飲料，給孩子打開了，兩個孩子，只喝一口，就露出了甜甜的笑容。這一幕，正好被蔣教授看到，他的腦海里立即閃出來四個字：可口可樂。

這4個字，毫無疑問地擊敗了其他對手，他得到了350英鎊的獎金。從此“可口可樂”風靡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