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隋唐兩代書法興盛的原因及其特點

1.隋唐兩代書法興盛的原因及其特點。2.隋唐時期的山水畫發展變化。

1.答：《略論唐朝書法藝術繁榮昌盛的原因》一文，對唐朝書法藝術繁榮昌盛的原因，依據有關歷史資料作了多方面的評述。其主要的是：一；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藝術發展到頂峰；二，書法教育定為制度并作為政府銓選官員“四才”標準之一；三，帝王后妃愛好書法和在書法上取得成就者大有人在；四，文臣武將中有不少人在書法藝術上造詣很高；五，許多作家、詩人、婦女和僧道都是書法藝術家和書法理論家；六，書法藝術的大發展又推動了書法理論的大發展。

中國書法藝術和書法理論，發展到唐朝達到第二個極盛時代，出現了歷史上許許多多書法藝術家和書法理論家，并開創了有唐一代新風。有記載有姓名的書法藝術家和書法理論家，就達一百八十多人。馬宗霍在《書林藻鑒》中記載能書之人有二百四十五人之多，而大量民間無名書法家尚不在其列。這兩個數字雖不完全一致，但卻說明了唐朝書法藝術的繁榮昌盛。

為什么唐朝在書法藝術上比歷史上第一極盛的晉朝更發展、更繁榮、更昌盛呢？我覺得有下列原因是比較明顯的。本文只根據有關歷史評述，簡要介紹其情況。

一、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藝術發展到頂峰。

自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淵統一宇內，建都長安，至公元907年被滅亡止。共傳二十二主，二百九十年。唐朝在中國書法歷史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上承漢魏六朝，下啟宋元明清。書法藝術發展到同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和其他文化藝術一樣達到頂峰狀態。

隋末農民戰爭嚴重打擊了地主階級的統治，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從公元627年到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間的“貞觀之治”，迅速恢復了封建秩序，并使唐王朝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取得巨大成就。從唐太宗到唐玄宗，大多數農民都保有一定數量的耕地，水利事業也大大發展，農村經濟又走向繁榮。手工業作坊的設立，造船、織錦、煮鹽、銀冶和銅器制造的發展，驛傳、驛馬制度給商人以交通上的便利，許多商業中心城市的繁榮，平定西突厥的侵擾，加強了與西域地區的經濟文化聯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嫁到吐蕃，帶去大批大匠、生產技術書籍、蔬菜種子、手工藝品及雜技百工、黽茲樂等，使藏漢兩族經濟文化聯系更加密切。這一時期中國商人到在中亞和西亞，使阿拉伯等國商人到長安，使長安成為國際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外國船舶也到達中國沿海城市，使中國文化大量傳入朝鮮和日本，中國的造紙傳到中亞，以后數世紀中，由阿拉伯人傳入歐州，對西方文化事業的發展起了巨大推動作用。

總之，唐朝這時“武功文治”，政治開明，是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繁榮昌盛的頂點。列寧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正是由于唐朝經濟的發展，大大超越了前代的水平。現加上最高封建統治者皇帝的提倡、重視，使中國的書法藝術和書法理論推向新的水平。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繼晉朝書法藝術和書法理論第一個發展高峰之后，唐朝書法藝術和書法理論又出現了第二個發展高峰。大約可分前后兩期，前期由唐朝開國到唐玄宗開元年間。樹立了“二王”的書法正統地位，著名大書法家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薛稷、王知敬、孫過庭等人。后期由開元之后到唐朝滅亡。唐玄宗善“八分”喜豐肥，書風逐變，出現了著名大書法家顏真卿、徐浩、柳公權、李陽冰、張旭、懷素等人。

清末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一書中極力卑唐的評論是欠當的。而馬宗霍在《書林藻鑒》中的評論還是比較公允的。他說：“唐代書法之盛，不減于晉。”“以書為教仿于周，以書取士仿于漢，置書博士仿于晉。至專立書學，實自唐始。宜乎終唐之世，書家輩出矣。”

特點：隋唐兩代書法較之魏晉南北朝書來講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隋代因時間太短，還來不及形成自己的時代書風，就已經被唐所取代。隋代書法的最大特點是逐漸脫去南北朝粗獷野逸的風格，線條歸于瘦挺；筆跡日趨工整端麗；刻工一般也講究，并追求筆意。唐初的書風實際上是隋代書法的遺風，從這個意義上說，隋代書法的規范化，為唐代書法中興作了準備，為唐代書法的繁榮開辟了寬廣的道路。

唐代書法上承隋代，將楷書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唐代楷書除了在文字上規范嚴謹之外，在書寫上嚴謹端麗，典雅大方；不像南北朝 斜奇縱，曠逸多姿，唐代楷書的誕生，在書壇上取代了魏碑，樹立起了楷書的正宗。

2.答：

第二篇：唐詩興盛的原因,以及杜甫詩歌的藝術特點

結合唐朝歷史背景，闡明唐詩興盛的原因，以及杜甫詩歌的藝術特點

唐代發達的經濟，為唐詩的繁榮奠定了穩固的物質基礎。在歷史上, 唐朝時期的中國是個可稱之為天朝大國的時代，大唐王朝則是封建社會發展的一個頂峰。如此繁榮的經濟給藝術這一類的東西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簡單來說, 就是如果人民還吃不飽肚子, 腦袋隨時可能搬家的狀態下, 恐怕不是大發詩情的好時機。而唐代國富民強, 前有太宗貞觀, 后有玄宗開元。杜詩云：“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社會幾乎達到了上古大同的地步。在這樣國泰民安的時代, 詩歌找到了能讓其茁壯發展的肥沃土壤。

而唐代實行的寬松政治政策, 也對詩歌的繁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統治者所實行的儒釋道并存、廣開言路、經詩賦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唐詩繁榮的又一社會原因。

首先作為統治這個朝代的王族, 唐帝國一代雄主傲視群倫, 胸襟眼界之開闊前所未有。更重要的,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規模的民族大融合。連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統, 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備了前所未有的開明。“正因為有這樣的政治背景，李姓王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對化外文明，此等自信，積弱之宋實難企及，明清兩代，國勢漸衰，也難望其項背。” 大唐朝奉行的國策是‘中國既安，四夷自服’，講究對待外族一視同仁。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華文化之中，呈現一片天朝大國的風尚。唐代的自信，使它的詩人具備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般如許的胸襟, 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齊放, 萬家爭鳴。

其次, 唐朝極重詩才, 嚴羽的《滄浪詩話》曰：“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雖不全面, 但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高祖武德四年開科取士, 第一場既考詩賦，考五言排律，每詩要求 12 句, 太宗開[文學館]「弘文館」以征文人。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唐代的統治者之好詩詞歌賦, 猶甚往朝。康熙年間編定的《全唐詩》, 錄入四萬八千九百余首, 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并序》列位卷首。而后的高宗,則天,中宗,睿宗,至此道高手玄宗李隆基, 都對此十分重視.不僅如此，王室成員中的后宮佳麗，公主王孫，能言詩的也不在少數, 他們所起的引領推動作用也不可忽視。

再有, 唐皇帝重視詩，更重視詩人, 很少廣興文字獄而聳人聽聞。太宗有《望送魏征葬》,玄宗有《送賀知章歸四明》, 宣宗有《吊白居易》。甚至連犯了死罪的詩人照樣為他們編集出版，以示不泯。如此的寬容，歷代少有。唐代詠史詩、諷喻詩，直露且鋒利非常, 比起前代被貶的蘇東坡或是清代常有的誅族慘案, 唐代的詩人是很幸運的。他們的君王既不特別神經過敏, 也不過于疑神疑鬼, 否則以當時的文風, 十有八九是要殺頭的。

第三點文化, 也是唐詩不可或卻的興盛條件之一。在這里文化即指文化背景而說。其一, 唐朝上至宮廷秘聞, 下至生活百景無一不可入詩, 內容比前代豐富百倍, 格律更加成熟完整,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并存, 古體近體兩種詩體共生。豐富的文化背景, 給唐詩帶來了絢麗多彩的發揮天地。而在文化背景當中的另一點, 就是唐代詩人不僅限于王侯將相, 清代編撰的《全唐詩》, 作者除文人和帝王將相以外，更有“市井小民，販夫走卒、和尚尼姑，孌童妓女，漁民樵夫，神棍藝人，甚至乞公丐婆”。再加上唐朝是一個思想十分自由開放的社會, 給唐代文學的空前發達繁榮提供了機會。在這種文化氛為之下, 唐詩的蓬勃發展是絕對可以理解而且是必然趨勢的表現。

最后的原因, 則是相對貧乏的歷史積累給唐朝詩歌的君臨天下作了一個良好的鋪墊。

唐詩之前雖有詩經楚歌,陳宮梁體, 但并無任何需要仰視的高峰。能白紙為畫, 從心所欲, 自然揮灑自如毫無顧忌。以此使得后世之人猶如泰山在望, 遮陰蔽日, 目光所及均不離隙, 時有心生戚戚之感。魯迅先生曾說“唐后無詩”, 也意由此。

匯總上面所說, 唐詩的興盛確有其原因。無論從經濟, 政治, 文化, 歷史哪一方面來說, 唐朝都具備了更甚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條件, 給詩詞的創作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絕佳環境,使唐詩如一顆燦然明珠, 在中國文化史上爍爍生輝, 艷壓群芳。

杜甫為唐代一大詩人，其詩歌的藝術特點可概括為： ⑴敘事技巧高度成熟，藝術概括、形象典型。

乾元二年春，九節度兵圍鄴城。史書沒有記載，正是杜甫三吏三別填補空白。他以實錄的筆法，一方面揭露當權者的殘暴，另一方面，在寫戰爭帶給百姓苦難的同時，歌頌人民隱忍痛苦服兵役的愛國精神。寫法主要是從一件事、一個人、一個家庭寫起，具有概括性、形象性。例如：《新安吏》、《新婚別》、仇兆鼇《杜詩詳注》： “君妻”“君床”，聚之暫也； “君行”“君往”，別之速也； “隨君”，情之切也； “對君”，意之傷也； “與君永相望”，志之堅且貞也。頻頻呼“君”，幾乎一聲三淚，蕩氣回腸。⑵描寫細膩，融抒情、敘事、議論于一體。

杜詩敘事方法在中國詩史上的轉變，也是杜詩異于盛唐詩的地方。困居長安作 《哀江頭》、《月夜》

浦起龍：“悲婉微至，精麗絕倫，又妙在無一字不從月色照出也。” 757年鄜州探家寫《羌村三首》

宋陳師道“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

宋晏幾道“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⑶沉郁頓挫的風格：（《進雕賦表》）

沉郁，指感情的深沉、深厚、濃郁、憂憤，是沉郁頓挫風格的基調，主要表現為：意境開闊壯大、感情蒼涼悲壯。

從字面上看，頓挫指語意的停頓、間歇、轉折，往往呈現在起承轉合處。從風格上領悟，頓挫是感情表達的跌宕反復、千回百折，表現為節奏的徐疾相間，音調的抑揚抗墜，韻律的曲折有力。總之是為寄托沉郁之情提供一個適合的時空結構。

二者并列，水乳交融地結合為一體。

五古《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詩中只寫途中的見聞和感受，寫玄宗在驪山的歡娯聚斂以及危在旦夕的情況，顯示出社會**的端倪。全篇押入聲韻，四句一轉，層次分明。

①抒寫政治飽負以及壯志難酬的感慨，敘述自己一貫憂國憂民，往昔的情懷。②寫途中聞見感想，述當前的感懷。

③敘述到家后的所見及感慨，寫來日的憂懷。

《唐宋詩醇》“此與《北征》為集中巨篇，攄郁結，寫胸臆，蒼蒼莽莽，一氣流轉。其大段中有千里一曲之勢而筆筆頓挫，一曲中又有無數曲折也。” 至德二年三月在淪陷的長安作《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司馬光《溫公續詩話》：“山河在，明無余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 ⑷蕭散自然的風格。

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六：“精粗巨細，巧拙新陳，險易淺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 杜詩不同風格，與其不同時期的不同境遇，或同一時期的不同心境似有關系。

當他生活稍為安定，就寫一些蕭散自然的詩。特點是心境閑適、情趣簡淡、境界明秀。

第三篇：元雜劇興盛的三大原因

元雜劇興盛的三大原因

1、藝術原因：各種戲曲藝術的積累和發展

元雜劇是在金院本和諸宮調的直接影響之下，融合了各種表演藝術形式而成的一種完整的戲劇藝術。并在唐宋以來話本、詞曲、講唱文學的基礎上創造的成熟的文學劇本。傳奇小說、話本小說等為戲曲準備了故事內容，并且提供了為人民所熟知的人物形象；說唱諸宮調的樂曲組織和曲白結合形式直接影響了戲曲的體制；各種隊舞使戲曲的舞蹈身段和扮相更加美化；傀儡戲、影戲也給吸取的舞蹈動作和臉譜以影響。它們的發展使戲曲表演藝術漸趨成熟，同時也為產生優秀的文學劇本準備了條件。

發源于江蘇昆山至今已有600多年歷史的昆曲被稱為“百戲之祖，百戲之師”，許多地方劇種，像晉劇、蒲劇、上黨戲、湘劇、川劇、贛劇、桂劇、邕劇、越劇和廣東粵劇、閩劇、婺劇、滇劇等等，都受到過昆劇藝術多方面的哺育和滋養。昆曲，原名“昆山腔”或簡稱“昆腔”[1]，是中國古老的戲曲聲腔、劇種，清代以來被稱為

《牡丹亭·驚夢》劇照

“昆曲”，現又被稱為“昆劇”。昆曲是中國漢族傳統戲曲中最古老的劇種之一，也是中國漢族傳統文化藝術，特別是戲曲藝術中的珍品，被稱為百花園中的一朵“蘭花”。

昆曲早在元末明初之際（14世紀中葉）即產生于江蘇昆山一帶，它與起源于浙江的海鹽腔、余姚腔和起源于江西的弋陽腔，被稱為明代四大聲腔，同屬南戲系統。

明朝中葉至清代中葉戲曲中影響最大的聲腔劇種，很多劇種都是在昆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有 “中國戲曲之母”的雅稱。昆劇是中國戲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體系的劇種，它的基礎深厚，遺產豐富，是中國漢族文化藝術高度發展的成果，在中國文學史、戲曲史、音樂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昆曲的伴奏樂器，以曲笛為主，輔以笙、簫、嗩吶、三弦、琵琶等（打擊樂俱備）。昆曲的表演，也有它獨特的體系、風格，它最大的特點是抒情性強、動作細膩，歌唱與舞蹈的身段結合得巧妙而和諧。在語言上，該劇種原先分南曲和北曲。南昆以蘇州白話為主，北昆以大都韻白和京白為主。

第四篇：唐代邊塞詩興盛原因探析

唐代邊塞詩興盛原因探析

泱泱大唐是一個詩的國度，特別是盛唐時期描寫邊塞生活，雄渾奔放、慷慨悲壯的邊塞詩與描寫山水田園，清新自然、明朗恬靜的山水田園詩爭奇斗妍，并立詩壇，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個獨特景觀，令后人追慕。這兩個詩歌流派并非是當時詩人自覺聚合形成的，都是后人根據它們的不同題材和風格而給以劃分并命名的。其中的“邊塞詩”和“邊塞詩派”這兩個概念至晚也要起于二十年代，如胡云翼在1927年出版的《唐代的戰爭文學》一書中就說：“在唐代詩人中有‘邊塞’一派，他們描寫大都以《出塞曲》為主題，他們作品的風格也就形成了一種悲壯的傾向，無論是主戰與非戰的文學，這些‘邊塞派’的詩人，便是戰爭文學。”在這兩個概念漫長的形成過程中充滿了對它的具體內涵的爭議，即它的時空、題材、風格都要怎樣限定，這關系到對邊塞詩的深入認識與研究。要更好地認識邊塞詩，我們必須首先解決“邊塞詩”的內涵限定問題，對“邊塞詩”內涵歷來存在的一些爭議進行具體分析。

一、邊塞詩含義

我們如果對前人關于邊塞詩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的話，可以發現邊塞詩的內涵確定主要有以下幾種：題材意義的邊塞詩、地域意義的邊塞詩、史的意義的邊塞詩，其中史的意義的邊塞詩又可分為斷代史意義的邊塞詩和發展史意義的邊塞詩。

題材意義的邊塞詩，即把所有邊塞題材的、直接或間接涉及邊塞的詩歌都稱為邊塞詩。不管是反映戰爭、民族交往，還是描寫塞上民情風物，亦或是抒發報國壯志、懷古幽思，只要與邊塞生活有關，統統可列入邊塞詩之列。這是一個非常廣義的邊塞詩概念。

地域意義的邊塞詩，這是從詩歌描寫地域的角度來規定邊塞詩的內涵的，認為所寫內容應象某些論者所說的那樣，“地理方位應限制在邊塞，即沿長城一線，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鎮”[1]，這樣就把邊塞詩規定在了狹小的地域范圍內，顯得凝固而僵化。“邊塞”是一個活的隨著歷史發展而內涵不斷變化的概念，當它不與具體的時代相聯系時就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不應具體化為某一局部的一小部分。

史的意義的邊塞詩是在注意到了它們擁有共同的題材之外，注重把邊塞詩作為一個獨特的事物來考察它的歷史發展過程。這種定義又可分為兩種，即斷代史意義的邊塞詩和發展史意義的邊塞詩，而歷來對邊塞詩內涵的爭議也主要是圍繞這兩者而展開的。

斷代史意義的邊塞詩是將邊塞詩內涵規定在有唐一代，認為邊塞詩這個概念應具有一種史的規定性，有一個特定的歷史范圍限定，“乃是指產生于唐初，極盛于開、天年間，流響于唐晚末的反映邊塞的作品。”[2]甚至還有人認為要“只以盛唐為界，中晚不涉及，更不能上溯漢魏，下流宋元。”[3]這種傳統觀點看到了邊塞詩與唐代社會的特殊而密不可分的聯系，但仍顯不夠完善。

發展史意義的邊塞詩，是將邊塞詩放在整個中國詩歌發展史上進行綜合考察，以梳理它的源流及發展脈絡。認為它可上溯《詩經》，歷經漢魏六朝以至隋、初唐的草創、模擬，至盛唐而蔚為大觀，其后則是流響。有一個萌芽產生、發展成熟和逐步衰落的過程，而不只是一個共同題材的簡單聚合。今人多持這一觀點。

在綜合考察以上幾種邊塞詩內涵規定的基礎上，我認為發展史意義的邊塞詩概念對邊塞詩的研究最為有益，它可以指導人們對歷代邊塞詩歌進行綜合梳理分析，從而從更高的角度來考察邊塞詩的發展，認識邊塞詩在唐代興盛的必然性及其與唐代社會發展的關系。本文正是立足于邊塞詩的這種含義來考察邊塞詩與唐代社會的。

二、邊塞詩在唐代興盛的原因

中國古代的詩歌，表現邊塞生活和邊塞戰爭內容的，在《詩經》時代就已有了，但是卻直到唐代才迅速發展起來。據統計，從《詩經》時代開始，直到隋代，現存的邊塞詩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詩》中所收的邊塞詩即已有兩千余首。初唐四杰和陳子昂的作品中已有相當數量的邊塞詩，到了盛唐，更是出現了邊塞詩的空前繁榮，大批杰出的邊塞詩人及高質量的詩作涌現，形成了以高、岑為代表的邊塞詩派。那么為什么邊塞詩直到唐代才興盛起來，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這可以從詩歌自身的發展和社會歷史條件兩個方面來進行考察。自身因素

唐代邊塞詩的興盛是對以前的邊塞題材詩歌創作經驗的繼承和發展的結果。

（1）題材風格上的繼承發展

邊塞詩可上溯《詩經》，在《詩經》中，邊塞題材就已出現并達到相當豐富的程度，廣泛地反映了戰爭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影響。有反映邊塞戰爭的，如《小雅?出車》；有描寫征夫思婦、離情別恨的，如《衛風?伯兮》；有抒發同仇敵愾、保國戍邊壯志的，如《秦風?無衣》；也有抒發人們的反戰呼聲的，如《唐風?鴇羽》。這些主題不斷被后世繼承，成為后來邊塞詩的基本主題。

到屈原的《九歌?國殤》里，那種對戰爭場面的精彩描寫中所蘊涵的深沉悲壯的感情氣勢對后世邊塞詩悲壯美學風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兩漢是一個空前繁榮、武功卓著的時期，特別是對西北匈奴的戰爭和對西域的開拓經營，產生了許多邊塞題材的樂府詩歌，《十五從軍征》、《戰城南》還保有歌辭，而另外一些如《隴頭水》、《出塞》、《入塞》、《關山月》等后來都只剩下了題目而丟失了歌辭，成為后世邊塞詩中常用的題目。

建安時崇尚梗概多氣、剛健有力的審美風格，詩人們用樂府舊題抒發現實感懷，歌唱建功立業的抱負，對唐代邊塞詩風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時期開始了對邊塞風物的描寫，從而開拓了邊塞詩的題材范圍。曹操本人就創作了大量寫邊塞風物的詩。

兩晉時期邊塞詩創作漸見消沉，只是學步建安。但由于受時代風氣的影響，詩歌開始注重格律修飾、語言雕琢，多用對偶，離樂府民歌精神漸遠。

南朝宋齊上承兩晉，豪邁壯志的邊塞之作仍顯寂寞，只劉宋詩人鮑照成就突出，多用五言樂府，風格俊逸，對后世李白、杜甫、高適、岑參等都產生過影響。梁陳時邊塞之作卻又驟然復興，受當時宮體詩影響，這時的詩多關注征夫思婦的細膩心理，邊塞樂府與宮體樂府合流，促成了這個時代哀怨纖巧的風格特色。

北朝樂府民歌則更多淳樸自然，或表現北方邊塞風物或表現戰爭軍旅，出現了《敕勒歌》、《木蘭詩》等膾炙人口的杰作。

隋代的楊素、薛道衡、虞世基等人的邊塞詩作已顯剛健豪邁，顯露出詩風轉變的訊息。

至初唐邊塞詩時已表現出主題的繼承性和表現的程式化，豐富的題材和主題的積累以及初唐詩人在對宮體詩的反抗中形成的健康的審美風格為唐邊塞詩的興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藝術形式上的探索

近體詩即格律詩與歌行體經過漫長的發展終于在初唐定型，為唐邊塞詩提供了適合的表現形式。它們都是在繼承并發展前人對藝術形式的探索經驗的基礎上而形成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可資拓展的空間。

格律體是一種章句有“格”，聲韻有“律”的詩體，句式上五、七言定格，修辭上講究對仗，聲韻上講究平仄用韻，它萌芽于漢魏晉古詩，初創于齊梁“永明體”。自六朝開始沈約、庾信等大批詩人就開始自覺地探索詩歌的聲韻格律等內部藝術規律，入唐之后，上官儀的聲律探索及初唐四杰、“文章四友”的創作實踐都為格律詩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至沈佺期、宋之問，他們總結前人經驗并加以發展，使律詩這種已趨成熟的詩歌形式完全確定下來，清錢良擇在《唐音審體》中說“律詩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備。”這里主要指的是五言律詩的形成過程，七律和長律的產生和定型稍晚，到杜甫那里才成熟。而絕句在五言古體逐漸格律化的同時也逐漸由五、七言四行小詩格律化形成，并于沈、宋以后正式定型。這也就是說初唐詩壇上的格律詩主要是五言律詩和絕句，格律詩的其他形式都還未充分發展起來，而且初唐詩人的格律詩創作還處于摸索定型階段，其創作水平也未盡如人意，格律詩的表現能力還未被充分發掘出來，具有極大的拓展空間。格律詩講求對仗，適宜于表現氣勢和創造包孕萬千的意境，因此到了盛唐，格律體形式與邊塞內容的結合就創造了獨特的藝術魅力，涌現出大批格律體邊塞詩。如王昌齡就把七言絕句的藝術表現力發揮到了極致，創作了大量邊塞題材的七絕，被稱為“七絕圣手”。

古體詩在唐代的發展最突出的成就是產生了七言歌行，初唐盧照鄰的《長安古意》與駱賓王的《帝京篇》可視為初創期的試作，在謀篇布局、開合轉換，以及聲韻節奏方面均為七言歌行的創作提供了寶貴經驗，堪稱初唐七古雙璧，標志著六朝后期以來醞釀發展的歌行體至此已完全成熟，從而為盛唐歌行體的盛行開了先路。七言歌行常被歸入七古之內，其實它是唐代出現的一個七古新品類。它的句式雖以七言為主，但卻又既可整齊劃一，也可兼用雜言句或散文句式，比七古自由得多，篇幅可長可短，伸縮鋪排，不受拘限，既可整飭合律，亦可自由揮灑，氣勢縱橫自如，適宜于表現自由奔放、傲岸不羈的激情。盛唐邊塞詩人那建功邊塞的昂揚激情及奇特的邊塞風物對詩人的情感沖擊都適合用這種歌行體來盡情揮灑。盛唐邊塞詩中除七絕外，大多是歌行體，如高適的《燕歌行》，而岑參著作尤以七言歌行為盛，他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等都是七言歌行體。七言歌行體是初唐詩人借用近體格律并揉入鋪張揚厲的賦體文學的特點對六朝七古進行改造的結果，體制宏闊、音韻諧美而又氣脈流動，正與大唐汪洋恣肆的時代風貌相適應。這種詩歌形式歷經初唐的草創，在盛唐時期尤其是邊塞詩中達到全盛。特定的社會條件

邊塞詩在唐代的興盛也必有其社會歷史的原因，與唐代特定的社會條件息息相關。

首先邊塞詩的興盛與唐王朝邊境戰爭的狀況緊密相聯，唐自建國起就一直邊患不斷，高祖時甚至一度陷入對東突厥稱臣的境地，但自唐太宗開始，國力開始增強，對突厥、奚、吐蕃、吐谷渾等的侵犯也都予以堅決反擊并取得勝利，此后，高宗、武后時期邊患一直不停，玄宗即位后，重視武功，迅速奪回對三邊的優勢。總體看來，隨著國力的逐漸強大，唐對外族侵略的抵抗日益有力，這極大地提高了國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時，由于國勢的逐漸強盛，四方依附，內地與邊疆聯系加強，各地人民交往廣泛。回俊才在其《邊塞詩的形成及其評價問題》中認為盛唐時期“封建經濟的高度繁榮，國力空前強大和統一，以長安為中心各民族（還有外國）商業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的加強，這是邊塞詩形成的根本原因。”可見民族交流的加強對邊塞詩的巨大意義。這種民族之間交流不斷又戰爭頻繁的現實就是邊塞詩形成的社會基礎。

其次，唐代的知識分子身心都獲得了極大的解放，產生了強烈的建功立業愿望，大多熱衷功名。整個社會都洋溢著一種積極進取和尚武的時代精神。同時唐朝的用人制度除科舉制之外，還有軍功制，詩人在應科舉之外，還可以“入幕”以博取功名，這都刺激了詩人出塞，而詩人們邊塞生活的經歷和體驗為邊塞詩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養料，直接促進了邊塞詩的興盛。

正如王國維所說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種與這個時代相適應的文學樣式被選擇而極度興盛起來，最能顯出唐代文學成就的就是唐詩，而作為唐詩壇的一朵奇葩的邊塞詩又最能顯出盛唐氣象。對唐代邊塞詩的發展演變及其與唐代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的關系進行具體研究，對我們深入認識并正確評價邊塞詩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轉引自盧興基主編．建國以來古代文學問題討論舉要．濟南：齊魯書社，1987．193 [2]張天健．唐詩答客難．北京：學苑出版社,1990.510 [3]轉引自盧興基主編．建國以來古代文學問題討論舉要．濟南：齊魯書社，1987．192 [4]葛曉音．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113 [5]郭興良,周建忠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38

第五篇：簡述魏晉南北朝佛教發展及其興盛原因

簡述魏晉南北朝佛教發展及其興盛原因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對整個東亞、東南亞地區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誕生于古印度。在我國西漢晚期到東漢初期之間，佛教輾轉傳入我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發展達到興盛，隋唐時期是佛教繁榮時期，此后，佛教便隨著中國歷史發展而進步。佛學的思想、文化、藝術在中華文化的長流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作為舶來文化，它逐步與中華傳統文化融合，逐漸被更多的中國人接受和推崇，對中華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觀的整體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宗教對文化藝術的影響是巨大的，而佛教，作為一個外來宗教。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國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讓它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得以高度發展繁榮？這是我們主要談的問題。

佛教的傳入，至今流傳著許多傳說。

一說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此為佛教傳入漢地之始。這件事記載于魚豢的《魏略·西戎傳》中。

還有一種說法，漢明帝夜夢神人飛行于殿前，不解，問于群臣。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號之曰‘佛’。”漢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馬將取回真經佛像馱到洛陽。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為白馬寺。傳說《四十二章經》即在此譯出。

傳入之事，眾說紛紜，或玄幻，或寫實，或光怪陸離。但不管怎樣述說，從中我們可以得知的是，佛教傳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漢末年東漢初年。其作為宗教，在傳入時，利用了當時人們神異玄幻的思想觀念。佛教傳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貴族，如桓帝宮中立祠，楚王齋戒祭祀。但由于當時人們對于佛教理解認識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黃老之學的無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與佛教教義有相似之處，所以出現了以黃老之學解釋佛教教義，佛與老子同祭的現象。

與此期間，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繼抵達中原，以都城洛陽為中心，開始大量譯著佛教經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經法，有的外來僧侶還進行佛法的宣講。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安息國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國支迷迦讖。西域人士的譯著工作，對于中國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經義理有一定推動作用。而成書于三國孫吳時期的《牟子理惑論》更加反映了當時中國人對于佛教的認識。牟子認為，佛與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神仙、真人等有相似之處。《牟子理惑論》的誕生，說明了佛教在中國有其獨特的信仰特征，而不像儒學作為一種道德的實踐規范。

東漢末年，黃巾之亂使漢王朝土崩瓦解，歷史推進到我國自秦統一以來第一次分裂時期——三國時期。黃巾起義是以道教的另一派別“五斗米道”作為思想依托的農民起義。因此，進入三國后，曹魏政權對于道教采取打壓的政策。而因早期佛教以道家黃老學說解釋教義，所以佛教在此期也受到了禁止。而佛教由于其自身外來特性，加之當時其勢力影響還是有限，一定程度上對其自身起到了保護作用，所以后期打擊力度有所減弱。所以當道教失去了公開活動的機會時，卻為佛教的傳播提供了空間，并出現了漢人受戒后的“中國第一僧人”朱士行，他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西行求法的漢僧。中國再次統一后，佛教發展有了新的趨勢，這一時期雖然仍以翻譯佛經為主，但佛教思想日趨與西晉時風行之學說——玄學相結合，其中最典型的表現即《般若經》越發受到重視。《般若經》是由西晉名僧竺法護歷時十多年翻譯而成。“般若”意為“智慧”，與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合稱為“六波羅蜜”，是脫離生死苦惱之方法。《般若經》基本思想是“一切皆空，空即一切。”這與玄學思想有相似之處，迎合了西晉士人尚玄學，尚清談的意趣。這引起了士人對于佛教的極大興趣。此后，對于《般若經》研究的士族知識分子層出不窮，一大批著作相繼問世，西晉迎來了般若學研究的全盛時期。此時，由于大量外國僧人來華，宣佛講法，形成了洛陽和長安兩大佛教中心。

西晉國祚稍短，五胡禍亂中華，便使中國又一次分裂，而此時的佛教，也隨著政治的南北對峙，而逐步形成了佛教南統和佛教北統的變化趨勢。南北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的差異，佛教的發展也表現出了一些不同之處。但總體上，這一時期可謂中國佛教發展集中的繁榮時期。在這一時期，佛教開始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產生爆炸式的影響，崇佛禮佛風氣呈上升趨勢，佛教在藝術方面的成就更是成為中國燦爛的文化瑰寶，為中國文化增添了奪目的光彩，體現出中華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這段時間一直持續到南北朝時期，但對于后來隋唐時期佛教發展乃至于而后儒釋道三教融合產生了深遠影響。

東晉偏安江南，中原世家大族大舉南遷，也將魏晉以來玄學思潮帶入了江南這片熱土上。由于東晉政權是倚靠這些士族門閥而建立起來的，所以北方士族在南方勢力極大，影響力極大，其士人風氣更成為了整個社會的風尚。在玄學盛行的背景之下，士大夫崇尚“清談”。并常與名僧交往，承襲了魏晉時期佛玄交融的思想。湯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說道“然吾人觀西晉竺叔蘭、支孝龍之風度，東晉康僧淵、帛高座等之事跡，則《老》《莊》清談、佛教玄學之結合，想必甚早，王、何、嵇、阮之時，佛法或以間為學士所眷顧。”這正是描繪這一現象的寫照。玄學清談和佛教般若學思潮甚至受到東晉帝王的推崇，風靡朝野。東晉史學家習鑿齒的《致道安書》中記載“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佛教正是在這樣一種玄學思潮“籠罩全社會”的環境下向前發展。正是憑借佛玄之間的特殊關系，佛教成為東晉社會文化領域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一時期出現的“貴族佛教”是使東晉佛教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士族名流紛紛與名僧交往，研究佛理，其中不乏地位顯赫之人，如丞相王導。在此期間還出現了十分具有影響力的以慧遠為代表的“廬山僧團”。他提倡神不滅論和因果報應論，對當時佛教理論界和世俗士族界都產生巨大影響。

相對于南方，北方的十六國時期的佛教發展則成為了佛窟藝術的展覽廳。佛教石窟源于印度，隨佛教入華而一并進入中國。新疆拜城的克孜爾千佛洞，龜茲石窟等都是典型代表。

5、6世紀，北方石窟藝術到達極盛時期，體現佛教犍陀藝術向中國傳播滲透。

南北朝時期，我們迎來了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對于這一時期的佛教發展，我們采取相比較的方式來認識，這樣有助于我們厘清南北佛教發展的軌跡，形成一個“整體中華”的佛教發展背景。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佛教作為一種宗教，作為一種思想文化，南北雙方都對佛教加以利用。利用佛教的教義和理念，對人民大眾進行管理和控制，以強化集權統治。南方統治者重在對佛教教理進行利用。劉宋一代，帝王十分崇佛。侍中何尚之曾說道：“百鄉之家，人持五戒···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則萬刑息于國。”可見，帝王與臣子對佛教教理的社會作用的認識。到梁武帝蕭衍時期可謂達到極盛。佛教在當時幾乎成為了國教，梁武帝本人更是四次“舍身”，捐款億萬兩，還試圖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打壓反佛思想。籌資建寺成了當時社會風氣。唐代詩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正是描繪這時的南朝景象。

北方統治者對佛教的利用，則表現在國家對佛教的控制上，利用與限制并存。導致佛教依附于政權得以發展。北魏時期，佛教興盛發展，卻出現了道武帝滅佛事件，大量僧尼還俗，寺院損毀。北周武帝時期也出現滅佛事件。這屬于佛教總體發展中的插曲，并未阻礙佛教進步。但從推崇與限制并存中，我們可以看出，北朝統治者在面對佛門人數眾多，影響到國家財政稅收時，對佛教的打擊是赤裸裸的，毅然采取強硬手段。當佛教風氣稍弱后，又加以鼓勵，以控制百姓思想。北朝對于佛教的管理，還體現在僧官制度上。北魏時期，設立玄昭寺作為管理全國僧眾的機構，設大統一人，統十人，都維納三人，以法上為大統。北朝僧官又立沙門統強化管理效果。在這樣的背景下，北朝佛教的獨立性減弱，依賴政府政策。北朝名僧道安在《二教論》中，主動將佛教納入國家意志，借國家力量提高佛教地位。從社會教眾發展來看，北朝佛教在民間以廣泛傳開。南方則主要在士族之間流行。北朝時期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疑偽經，則是佛教大眾化的強力證明。我們通常把從天竺取得的經書稱為真經，由中國人撰寫的佛經稱為疑經，或斷定為偽經。由于信仰者數量擴大并逐漸下移，使得深奧的佛學經典已經不能滿足廣大百姓需求。疑偽經的出現也從側面反映佛教教眾基礎擴大，信徒民間化、大眾化的勢頭。佛教在這一時期被更多人接受。

從信仰方式來看，南北朝的差別則更加明顯。此時南朝對于佛教崇拜的主體仍為帝王和世族大家等上層人群。這些人獲得過完備而系統的文化教育，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屬于知識精英階層。他們長期把持著南方思想文化發展的方向和脈搏。這些上層人士由于地位較高，身份顯赫，所以他們更容易接觸到佛學研究精英和名僧，而且這種風氣在當時極盛。加之玄學之風揮之不去，清談仍是士大夫階層的愛好興趣。這些原因綜合起來，就致使南朝人們對于佛經、佛理的研究產生濃厚的興趣。士大夫與名僧對于佛教義理常大加談論，互相交流觀點。政府也重視翻譯經書和講經說法，積極推動佛學著述，出現大量研究作品。所以形成了南朝佛教尚辨析，重義理，佛學研究諸派別形成發展的特點。

相較之下，北方佛教信奉形式則形成了重實修，輕義理的特點，特別重視禪法。由于北朝大量民間信徒，他們沒有很高的文化素養和理論基礎，難以分析解釋深刻的佛學奧義，而“修行”等方面的實踐對于他們則更加適合。菩提達摩禪師是北朝時期禪學的重要代表，他以《楞伽經》為指導，展開高度自覺的實踐，代表了禪學的發展方向。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興盛表現在諸多方面，而繁榮之下也蘊藏著諸多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不少專家學者對于這個問題都有不同的看法，使得我們對于這段佛教文化的看法呈現出多側面，多角度的特點。

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連年戰爭，社會動蕩不安，為佛教發展提供了條件。任何宗教發展都必然依托于一定的社會背景，在這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一種宗教的產生能夠滿足當時人們的心理訴求，提供憧憬希望，那么這種宗教便可得以廣泛認可和發展。三國以來，中原地區戰火連天，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人們面對悲慘現狀渴望擺脫但無力改變。人們渴望從痛苦中解脫，需要宗教作為精神寄托。而佛教的“四諦”說和“十二因緣”說更是迎合了人們的心理。這兩種理論，都宣稱世界是苦的，而真誠信佛，可以讓人擺脫塵世苦痛。佛家“因果報應說”“生死輪回”說，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前世積德，則可以升入極樂世界。可見，佛教教義具有一定的麻醉性，并且易懂。這就使得佛教吸引了更多信徒。

二是玄學風氣對于佛教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作用。魏晉玄學思想以籠罩之勢控制著整個社會。而佛教作為一個外來宗教，入華后，面對這樣強大的文化氣氛，是無法與之抗衡的。而佛教文化則另辟蹊徑，轉而依附玄學，找到自身教義和玄學思想相契合之處，將其放大。巧妙地利用了主流思想，使得佛學思想很快受到了廣大社會的認可。并為其后來的發展打下基礎。

三是統治階級的支持和鼓勵。自晉朝以來，各時期政府都有鼓勵佛教發展的政策。無論出于教化百姓的目的也好，或借助佛教加強統治也罷。他們都從客觀上推動了佛教的興盛。以至于佛教成為一種潮流和重要的文化組成部分。崇佛禮佛現象更是在梁武帝時期可以說達到了“瘋狂”的地步。北方多為少數民族政權，他們認為，自己為少數民族，與漢族相異。佛教也為外來宗教，與中原文化相異，所以，他們自應崇拜。十六國時期后趙武帝石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于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可見，少數民族君主對佛教的認可。這大大促進了佛教在華興盛繁榮。

四是佛經的譯著和佛學人才的推動。在這一時期，大量佛經傳入中國。或由外國人翻譯，或由中國人翻譯，這是大量佛經流傳于社會，佛教思想教義得以廣泛傳播。其中不乏《般若經》、《維摩詰經》等佛學重要著作。在這時期，出現了一大批有非凡才華的佛學天才，像支謙、道安、竺法護、鳩摩羅什等，他們對于佛學義理、教義、思想的研究，對于后世佛教發展產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對時人哲學思想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的工作是開創新的。

我們不得不說，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作為一種宗教，一種文化，它的發展是驚人的。佛教，在古老的東方，綻放出耀眼的光芒，散發著獨特的魅力。此后，在漫長的歲月里，佛教文化都以一種特殊的姿態，伴隨著中華文明一同前進。關注佛教的發展史，有助于我們深化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了解，讓我們對一定的歷史問題和現象，有更寬泛的認識。研究古代佛教興盛的社會原因, 對于認識現代宗教的流傳亦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方立天，華方田《中國佛教簡史》

張文彬，李紹連《試論魏晉南北朝佛教的興盛及社會原因》 張豈之《中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