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事業單位改革這五年

事業單位改革這五年

唯其艱難，方顯勇毅；唯其篤行，彌足珍貴。黨的十八大以來，山東省委、省政府深入貫徹中央部署要求，把事業單位改革作為提高公益服務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以創新體制機制為核心，迎難而上、知難而進，積極探索、大膽創新，事業單位各項改革全面發力，關鍵領域重點突破，取得了積極成效。

揚帆：搭建事業單位改革四梁八柱

2011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即中發〔2011〕5號文件，標志著全國新一輪事業單位改革拉開了序幕。山東省委、省政府先后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省政府常務會議進行研究部署，并充實調整省事業單位改革領導小組，由省長任組長，常務副省長任副組長，機構編制、組織、宣傳、教育、科技、財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文化、衛生、國資、機關事務等部門的主要負責同志為成員，進一步加強改革的組織領導和統籌協調。

山東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改革的頂層設計，嚴格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緊密聯系本省實際，夯基筑臺、立柱架梁，研究確立改革政策框架。2011年8月，省委、省政府印發《關于貫徹中發〔2011〕5號文件精神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實施意見》，明確了全省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目標任務和工作要求。2014年又印發了《關于印發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以及《關于在推進事業單位改革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工作的實施意見》等一系列改革配套文件，涵蓋事業單位分類、創新機構編制管理、法人治理結構、績效考核、財政政策、經營類單位轉企、加強國有資產管理、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強黨的建設等10個方面，形成了事業單位改革“1+10”的政策框架體系。這些配套文件對事業單位類別劃分以及分類后針對不同類別事業單位的特點實施改革和管理都作了整體安排，既符合中央改革精神、又切合山東省情。

作為省事業單位改革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省事改辦積極發揮牽頭抓總和統籌協調職能，成立專門工作班子，組織開展核查、清理規范和分類工作；每年印發重點任務分工，部署改革任務，及時研究解決改革中遇到的問題。全省各級各部門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應勢而動，改革的步伐向著目標堅定向前。

破浪：多個領域實現重點突破

改革，既要敢于動真格，更要務實有擔當。這從山東省近年來事業單位改革沉甸甸的“成績單”可見一斑。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藍圖”出爐。對事業單位改革，《決定》提出了明確要求：加快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加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力度，推動公辦事業單位與主管部門理順關系和去行政化，創造條件，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建立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推進有條件的事業單位轉為企業或社會組織……面對新形勢、新問題和新挑戰，山東省委、省政府敢于“啃硬骨頭”、勇于“涉險灘”，迎難而上、知難而進，在全國率先實現了“五個突破”。

――全面推開中小學校長職級制改革，事業單位去行政化取得新突破。山東省把取消中小學行政級別作為突破口，在?H坊、青島等7市先行試點的基礎上，2016年全面推開，全省17市137個縣（市、區）的1.3萬多所中小學全部取消行政級別，建立了特級校長、高級校長、中級校長和初級校長共4級9檔的校長職級制度，制定了校長選聘、職級認定、薪酬考核等配套制度，全省取消下放辦學自主權近600項，厘清教育部門和學校的責權利關系，把學校管理權還給學校。通過改革，摘掉了校長的官帽，堵住了不懂教育的人到學校謀取“官位”的路子，破除了校長從優質學校交流到薄弱和農村學校的制度障礙，把校長從“行政人”還原為“教育人”，有力推動了教育家辦學和教育均衡發展。

――全面建立公立醫院、科研院所法人治理結構，落實法人自主權取得新突破。2016年10月，省編辦、省衛生計生委、省科技廳等部門制定出臺公立醫院、科研院所法人治理結構建設實施方案及外部理事、監事管理辦法等配套文件，在公立醫院、科研院所全面推開法人治理結構建設。全省562所公立醫院、科研院所全部取消行政級別，建立以理事會、管理層、監事會為主要架構的法人治理結構，由機構編制部門負責建立外部監事庫、選派監事，形成決策、執行、監督相互協調、相互制衡的機制；落實公立醫院、科研院所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經費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權，公立醫院和公益二類科研院所實行人員控制總量備案管理，允許公立醫院、科研院所突破現行工資調控水平，單位收入在扣除成本并按規定提取各項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員獎勵，自主決定成果轉化收益分配等含金量高的措施，切實增強了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

――全面在高校、公立醫院實行人員控制總量管理，創新編制管理取得新突破。2016年2月，省編委印發《關于創新公益類事業單位機構編制管理方式的實施意見》，明確在高校、公立醫院實行人員控制總量備案管理，由高校、公立醫院自主研究確定單位人員控制總量，報機構編制部門備案。高校、公立醫院實行人員控制總量管理后，不再安排用編進人計劃，在總量內自主公開招聘，自主用人。截至目前，全省基本完成備案工作，531家公立醫院備案總量47.6萬名，91所高校備案總量13萬名，有效緩解了高校、公立醫院編制總量不足與進人需求之間的矛盾，激發了發展活力。

――全面推開事業單位績效考核，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取得新突破。2012年，山東省在市縣層面啟動事業單位績效考核工作，17市137縣（市、區）基本實現了對公益類事業單位的考核全覆蓋。2017年1月，省級成立了由常務副省長擔任主任的省事業單位考核委員會，將省屬公立醫院、科研院所等公益類事業單位納入績效考核范圍。為確保考核科學公平，全省各級制定完善考核工作規則和辦法，將考核結果作為機構編制調整，財政經費預算，領導班子成員聘用、獎懲及績效工資總量核定等的重要依據。目前，全省納入考核范圍的事業單位共36977家，進一步加強了事中事后監管，提高了事業單位服務質量和水平。

――全面推進公益類特檢機構整合轉企，改革實施路徑取得新突破。2016年7月，省政府辦公廳印發《山東省特種設備檢驗檢測機構整合改革實施方案》，將省內25家特檢認證機構進行以資產為紐帶的縱向整合，組建了山東特檢集團，形成特檢服務、認證評審、技術研發等多位一體的實施主體和投融資平臺，承擔技術檢查公益職能，通過政府購買服務解決，在全國率先“整合改革轉企”一步到位。

在重點突破的同時，山東省還扎實開展承擔行政職能事業單位改革試點，推進政事分開；開展“僵尸”事業單位集中清理，推進高校、科研院所資源整合，進一步優化事業資源布局結構；開展政府購買服務范圍審核，做好政府購買服務與機構編制管理的銜接，創新公益服務提供方式；完成省機械工業協會等5個工業協會和省小球運動管理中心等事業單位轉為社會組織，推進政社分開、事社分開；組建各級公立醫院管理委員會，實現辦醫職能與管理職能相分離，推進公立醫院管辦分離；制定統一登記管理辦法，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公益事業，初步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公益服務新格局；全面推開事業單位“雙隨機一公開”監管，進一步提升了事業單位監管的公平性、規范性和有效性。

遠航：深化改革促進新舊動能轉換

從2013年清理規范至今，山東省直減少事業機構80余個，減少事業人員3300余人；全省減少事業機構860余個，減少事業人員6.6萬人。事業機構與人員“雙降”，實現了李克強總理提出的本屆政府“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的承諾。與此同時，山東省加大對重點民生領域的機構編制傾斜力度，重點強化了公共文化、醫療衛生、公共就業、環境保護、扶貧開發、公共資源交易等領域工作力量。2016年，利用精簡壓縮、改革收回的事業編制，為全省中小學核增編制9991名，有力保障了解?Q中小學大班額問題和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編制需求。

簡單的數字背后，是山東省蹄疾步穩、不斷前行的改革進程。

今年5月，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關于貫徹廳字〔2016〕38號文件加快推進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事業單位改革的通知》――這是十八大以來省一級推進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事業單位改革的第6份文件。十八大以來，省一級47家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事業單位完成改革任務；市縣兩級有712家完成改革任務。今年，全省各級明確了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事業單位改革時間表，年底前全省將再完成200余家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事業單位改革，到2020年，全省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事業單位改革將全部完成。

今年8月9日，泰安市召開全市承擔行政職能事業單位改革動員部署會議。作為全省唯一的改革試點市縣，泰安市及所轄的肥城市正在為全省推進承擔行政職能事業單位改革探路。

今年8月底，全省“僵尸”事業單位基本清理完畢。這場持續一年多的“去庫存、補短板”的硬仗，共涉及1000余家事業單位，事業編制10000余名。通過對主要職責消失、工作任務不飽滿或沒有工作人員的“僵尸”事業單位進行清理，加大機構撤并整合力度，核減收回的編制將優先保障中心工作和基層一線，進一步促進事業資源的合理配置。

改革，如秉軸持鈞，以一持萬。秉持著以人為本的基本原則，山東省深化事業單位改革始終把提高公益服務水平、滿足人民群眾需求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當前，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事業單位改革正提速，承擔行政職能事業單位改革已破題，公益類事業單位改革也在一些行業、領域探索推開、逐步深化。征程萬里風正勁，重任千鈞再奮蹄。山東省事業單位改革將在省委、省政府堅強領導下，借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東風，在加快新舊動能轉換、開創經濟文化強省建設新局面的道路上乘風遠航。□E：LDQ

關鍵詞：事業單位改革 山東 五年

五年來山東省事業單位改革大事記

――2013年，夯實基礎。全省事業單位清理規范工作全面完成，共精簡事業單位2980個，收回編制19668名。

――2014年，立梁架柱。事業單位改革“1+10”的政策框架體系形成。全省基本完成事業單位分類工作。

――2015年，全面部署。時任省長郭樹清同志主持召開省事業單位改革領導小組擴大會議，部署了17項重點改革任務。省政府辦公廳印發《省屬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工作方案》，事業單位轉企進入實質性推進階段。

――2016年，多點開花。承擔行政職能事業單位改革試點工作啟動；中小學校長職級制和去行政化改革全面推開；高校、公立醫院人員控制總量備案管理全面推開；全省“僵尸”事業單位清理工作啟動；全省特種設備檢驗檢測機構整合改革工作啟動；全省公立醫院、科研院所法人治理結構建設全面啟動；高校二級學院取消行政級別試點啟動。

――2017年，持續深化。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事業單位改革提速；承擔行政職能事業單位改革試點進入實施階段；中小學校長職級制繼續深化……

第二篇：精準扶貧這五年

精準扶貧這五年

五年前，中國有近億的貧困人口，因病、因災、因資源匱乏、缺少項目等等，致貧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只有“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才能真正拔掉窮根兒。總書記曾經多次強調：“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自“精準扶貧”理念被提出已經過去五年，這場脫貧攻堅戰已經初見成效。

“陌生來客”拉開扶貧序幕

2013年11月，湖南十八洞村的石爬專家里來了一位她不認識的“客人”，她問別人他是誰，從哪來？石爬邀請“客人”進屋坐坐，客人在她家停留了一段時間，仔細詢問了關于她的生活的各種細節。三天后，村長給石爬專送來一臺電視，石爬專每晚看新聞，才知道，“客人”原來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那時，總書記在十八洞村考察扶貧開發，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理念，為脫貧攻堅提供了一把“金鑰匙”。中國大地上，成千上萬個十八洞村的命運開始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讓貧困人口脫貧奔小康，一直是總書記心中最深的牽掛。5年多來，總書記的足跡遍布全國14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一次次踏雪調研，一次次進村入戶，一次次促膝談心，總書記為貧困地區趕超發展、貧困群眾脫貧致富，送去科學對策和信心干勁。

“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為了兌現這個承諾，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一場前所未有的脫貧攻堅戰在全國范圍全面打響。

在十八洞村被選為精準扶貧的試點之前，那是一個典型的窮鄉僻壤，出入困難，村里人基本全以務農為生，收入甚少。精準扶貧和簡單發放福利不同，它著重于帶領貧困人口抓住機遇，樹立目標，實現夢想。扶貧同時更要“扶志”――讓貧困人口立志擺脫自身貧困狀況。

習近平說，不能用“手榴彈炸跳蚤”，如今的精準扶貧，需要一級一級的官員沉下去，各司其職，找到那個困難的同胞，如果他住山里，幫他種能掙錢的果樹；如果他住水邊，幫他聯系魚的銷路。精準扶貧政策給扶貧對象創造更多空間，讓他們在經濟上更自主、更有能動性。石爬專和鄰居把發給自己的扶貧款項，投資了一片將近千畝的獼猴桃種植園，每年都會有不錯的固定收入。

在2016年的兩會上，總書記在參加湖南代表團審議時又提起十八洞村，得知了貧困山村通過精準扶貧發生變化，兩年多，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七名大齡青年脫單的消息。這代表著，這場前所未有的扶貧攻堅戰已經初見成效。

脫貧承諾正逐一兌現

在“精準扶貧”提出約兩年后，2015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442萬人，超額完成減貧1000萬人以上的任務，貧困發生率從上年的7.2%下降到5.7%。一系列精準施策立竿見影。

總書記指出，扶貧開發成敗系于精準，要找準“窮根”、明確靶向，量身定做、對癥下藥，真正扶到點上、扶到根上。脫貧摘帽要堅持成熟一個摘一個，既防止不思進取、等靠要，又防止揠苗助長、圖虛名。

扶貧開發成敗系于精準的闡述，確立了精準扶貧的戰略定位。隨著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的實施，貧困群眾不僅得到扶貧政策的支持，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悄然變化，發展能力得以增強，內生動力不斷激發。“精準扶貧”這一理念內涵在一次次調研和實踐中不斷深化和豐富，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堅實支撐。

五年過去，黨的十九大為這場“戰役”提交了一份成績單：五年來，人民生活持續改善。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貧困人口減少6800多萬，易地扶貧搬遷830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下降到3.1%。

昔日窮山窩，今朝蝶變為鄉村旅游的“香餑餑”；昔日行路難，今朝“四好公路”辟通途；昔日“面朝黃土”，今朝插上“互聯網+”翅膀……過去五年，人們腳下的這片土地正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十九大報告還提出，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確保脫貧工作務實，脫貧過程扎實，脫貧結果真實，讓脫貧成效真正獲得群眾認可、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今年3月30日，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2017年省級黨委和政府脫貧攻堅工作成效考核情況匯報，對打好脫貧攻堅戰提出明確要求。

脫貧事業關鍵要點之一，在于以“質量導向”落實精準扶貧。以“質量導向”落實精準扶貧，要實功實做。精準扶貧是實實在在為群眾謀福祉，關乎其長遠發展，不是擺“花架子”，更不是玩“數字游戲”，應將輸血和造血、扶貧和扶智有機結合，切實讓貧困地區尤其是深度貧困地區實現美麗蛻變。

脫貧事業的山東經驗

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篤行，才彌足珍貴。脫貧攻堅進入后半程，已經到了決戰“硬仗中的硬仗”的關鍵時刻。各省市都開始加快了全面脫貧的步伐。

近日，山東省委組織部、省扶貧辦發布消息，為進一步加大扶貧重點村的幫扶力度，山東省在選派駐村第一書記基礎上，近期又調整充實了2301名優秀干部作為駐村工作隊隊員。目前，這些駐村隊員全部進入工作一線，成為扶貧攻堅的一支重要力量。

做到精準扶貧，首先要精準選派干部。目前，山東省共有2052??扶貧工作重點村。對經摸排無黨組織書記合適人選或人選不能勝任履職要求的391個村，山東省從省、市、縣機關選派優秀干部到村擔任黨支部書記。同時，調整充實了2301名工作隊員，進駐這些扶貧重點村。到目前，全省扶貧重點村全部派有駐村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員。在干部選派中，做到因村精準派人，把熟悉黨群工作的干部派到基層組織軟弱渙散、戰斗力不強的村，把熟悉經濟工作的干部派到產業基礎薄弱、集體經濟薄弱的村，把熟悉社會工作的干部派到矛盾糾紛突出、社會發育滯后的村。

去年2月，山東省選派的612名第一書記進駐“貧困程度最深、脫貧難度最大、最需要集中攻堅”的612個村。一年來，這些第一書記發揮扶貧尖兵作用，積極實施特色產業扶貧，推動扶貧政策落實到村到戶，推進過硬支部建設。到今年初，共為幫包村培育致富項目1043個，投入項目資金9.6億元；幫助478個村通柏油路，修路里程1864公里；打機井1901眼，解決水澆地17萬畝；發展黨員288名，培養后備干部679名。省派出部門和單位投入幫扶資金近2億元，形成第一書記打頭陣、派出單位當后盾、黨員干部齊上陣的工作格局。

監督與激勵并舉，山東省的扶貧經驗值得其他地區效仿。以人才扶貧作為抓手，不斷理順和完善管理體制機制，對駐村干部進行考察，考核考察結果作為駐村干部綜合評價、評優評先、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據。山東走出了一條扶貧的“造血”之路，為扶貧事業產生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第三篇：事業單位改革

事業單位概述

事業單位（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是指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國務院第252、411號令）

事業單位一般要接受國家行政機關的領導，要有其組織或機構的表現形式，要成為法人實體。從目前情況來看，事業單位絕大部分由國家出資建立，大多為行政單位的下屬機構，也有一部分由民間建立，或由企業集團建立。與企業相比，事業單位有以下特征:一是不以盈利為目的；二是財政及其他單位撥入的資金主要不以經濟利益的獲取為回報。

中國的事業單位在功能上對應國外的是非營利組織（NPO）、非政府組織(NGO)，國外的這些組織是社會自治組織，在中國的事業單位和政府的關系比較密切。這種不同點，有些是社會制度不同造成的，有的是由于中國的社會自治能力不足造成的。

事業單位的特征

1、依法設立。事業單位的設立，應區分不同情況由法定審批機關批準，依法登記，或者依照法律規定直接進行法人登記。

2、從事公益服務。事業單位從事的是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涉及人民群眾公共利益的服務活動，一般不履行行政管理職能。

3、不以營利為目的。事業單位一般不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經費來源有的需要財政完全保證，有的可通過從事一些經批準的服務活動取得部分收入，但取得的收入只能用于事業單位的再發展，不得用于管理層和職員分紅等。

4、社會組織。事業單位是組織機構而不是個人，要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有與其業務活動相適應的從業人員和經費來源，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在事業單位改革中，應根據事業單位的四個特征，對以前被界定為事業單位的，有計劃、分階段通過改革逐步還原其應有屬性。同時，在憲法和現有的法律框架內，重新統一規范目前存在的各種公益服務組織，實行統一的法規和政策，實現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和提供公益服務方式多樣化的目標，促進各項社會公益事業的健康發展。

事業單位制度改革四方面主要問題亟待解決

王曉初指出，首先是事業單位轉換用人機制的任務還很艱巨。在進人方面，存在著進人不公開不透明、向事業單位亂塞人的問題。在管理上，聘用合同還沒有真正成為確定人事關系的依據。崗位管理也缺乏具體政策。在出口上，事業單位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相關政策不完善，致使出口不暢。在人事監管上，缺乏對事業單位用人的監督管理手段。

其次，事業單位人事法制建設亟待加強。目前，行政機關有《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企業有《勞動法》，惟獨事業單位沒有一套整體的人事管理法律法規，人事管理的單項政策規定也不健全。

再次，改革發展不平衡。有的省、市聘用制度已經全面推開，像北京、上海、重慶、河南等地已超過80%；有的處在試點階段；還有的地方由于各方面的困難和壓力，改革“醒得早，起得晚”。同一地區也不平衡，機關直屬事業單位、地處偏遠的事業單位和鄉鎮所屬的事業單位改革相對滯后。

最后，整體改革需要配套推進。事業單位管理體制、機構編制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改革影響著人事制度改革的進程。

事業單位改革的幾大難點

第一，改革涉及大約130萬個大大小小的公共機構，公共服務人員近4000萬，機構與人員數都比較龐大；

第二，機構類別比較龐雜，不是簡單的執法類、公益類和經營類的歸類就可以界定清楚的。《公務員法》頒布以后，有些單位既有公務員，也有事業編制人員，界線進一步模糊； 第三，人員知識素質和業務素質差異很大，特別是事業單位聚集了各行各業的大量人才，改革如果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的制度激勵機制，發揮事業單位員工的積極性，將會造成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的大幅度下降，對政府威信、國家和民族造成很大的損失。因此事業單位改革既要有緊迫性，又要穩步推進。

事業單位改革過程中最值得關注的問題

首先，要警惕事業單位內部人控制現象。這是一個老問題，在改革過程中要引起高度重視。內部人控制也就是管理層控制，前幾年曾發生過管理層收購學校、醫院的現象，莫名其

妙的把公立學校和醫院股份化或私有化，致使國有資產流失和公共服務質量下降，職工和社會都不滿意，管理層和職工矛盾激化。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內部管理改革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而不是新自由主義改革。

其次，體制外及預算外收入管理問題。我國的體制外和預算外收入去年大約有3萬億元人民幣，這些收入大部分可以說是事業單位控制，事業單位管理層對這些公共收入有很大的支配權。為什么過去所謂的教育、醫療這樣一些清水衙門腐敗現象比較嚴重，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這些部門的管理層財權和用人權過大又沒有監督，群眾不敢監督、上級部門又監督不了，為腐敗、瀆職、浪費留下了很大的空間。

第三，要注重改革事業單位的內部治理結構。發揮職工在選舉、管理、決策和監督方面的作用，這是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遏制公共機構腐敗的一個重要手段。筆者注意到深圳市事業單位要實行由各方組成的理事會管理制度，通過民主的方式進行管理、決策和監督，這對我國事業單位的民主化改革提供了一個標桿，將對我國建立現代化的公共服務機構、打破公共服務機構的官僚化傾向有著重要的意義。

第四，績效考核與評價機制問題。政府管理機構要對各級各類公共機構建立以公共價值為導向的內部與外部的績效考核與評價機制，確立公共服務機構的外部監督和淘汰機制。

專家解析機構改革：事業單位將被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主要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屬于“政事不分”，改革目標是逐步轉為行政機構或將行政職能劃歸行政機構。

第二類是主要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屬于“事企不分”，改革目標是逐步轉為企業，走向市場。第三類是主要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改革目標是整合資源，強化公益屬性，加強政府監管。

第四篇：事業單位改革

事業單位分類改革的問題

我國的事業單位以及事業單位管理體制是在新中國成立后，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而形成的。事業單位被視為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后堡壘，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不僅可以減輕政府負擔，大幅度降低行政成本，而且可以理清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提升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培育介于政府與企業之家的社會事業組織的緩沖力量，形成有效的政府與社會共同治理的格局。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后，經過各地的改革實踐，從精簡人員與機構，減輕財政負擔的角度上講，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取得了較大的成效。但在改革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前面畢譯丹同學已經講過了前兩個方面的問題，接下來由我為大家講述另外兩個問題：

（三）改革成本分攤困難

有學者把事業單位改革視為對計劃經濟 最 核心堡壘的攻堅以說明其難度之大。難度大由各方面的原因造成，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改革成本巨大以及經費來源問題。事業單位的改革成本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面：

1、事業單位撤銷、合并后，以前單位遺留的未還債務

2、事業單位未聘人員的安置成本

3、事業單位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

對第一類成本可以由改革后新設立的單位分擔解決，第三類成本則主要依賴于各級財政部門及各事業單位主管部門的共同監管，以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最麻煩也是最難解決的是第二類成本，特別是那些轉制為企業的事業單位，安置成本就更為可觀。

據財政部財科所 國有資產研究室研究資料顯示，截至2005年12月，全國各級事業單位共129.08萬戶（含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事業單位人員2900萬。在這2900萬事業單位職工中，有一部分未安置人員會由處處有保障的 “單位人”變為處處靠自己的“社會人”，他們的離去需要一大筆錢。有專家認為這是政府為了贖回事業編制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如江蘇一家209人的事業單位改制為企業，支付了2000萬元，包括為職工補繳的社會保險、離職人員的補償費用以及用來彌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與社會化養老保險差額的補充養老保險。又比如，按照浙江省現行政策，改變身份的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關系補償款、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預留款等各種費用人均4萬-15萬。這樣高的安置成本經濟發達地區是有能力支付的，但許多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支付能力是有限的。

來源之一是各級財政。人們普遍認為除中央與省級財政之外，其他財政的財力是非常有限的，因而無法為各地事業單位成本“買單”。實際上我國政府的總支出已占到了GDP的22%，這個比例已經不算小了。但為什么會出現財政無錢支付的現象呢？有研究表明，我國財政仍然在為一些從公平和效率來看都不需要政府干預的活動提供資金，而對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務的支出相對較少，這需要各級財政根據改革的重心調整支付優先順序及重點領域，將財政收入與支出以及政府的政策重點結合起來使用財政資金，并為監督事業單位的運行提供信息基礎。

故而，各級財政對事業單位改革的支付以及上級財政對下級財政的專項支持

是解決事業單位改革經費的重要途徑，也是保證改革成本不向職工分攤的前提條件。

來源之二是社會資本。我國社會資本的存量是很大的，特別是發達地區的社會資本力量雄厚。只要政府引導有序，社會資本的參與會大大緩解地方事業單位改革的成本壓力，尤其是經濟不發達地區的事業單位改革項目，對本地區的投資者可能沒有吸引力，但對于發達地區的投資者來說，卻可能是“香餑餑”，但這需要各地信息的交流與互換，需要一個中介來連接彼此，這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會組織。

故而，公開透明的信息提供是非常必要的。

（四）事業單位收入分配制度問題

事業單位是我國知識分子集聚的地方。在2900萬的事業單位職工中，教育、醫療衛生行業占了70%，文化、科技研究、農業技術服務等行業也占了很大比重，這些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都是我國的精英。

目前，我國事業單位的收入分配制度類似于行政單位，工資制度、工資結構復雜，工資與貢獻并沒有真正掛鉤。雖然近幾年工資標準幾經調整，但仍處于“內行記不住、外行看不懂”的狀況，在這種工資分配制度下，最大的弊端就是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從工資單上看，差別也就是那么幾

十、百來塊錢，但實際上的差距因行業和地區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異，其中差距的主要來源就是工資外收入。據研究，從2000年到2002年，政府向事業單位的預算撥款由3620億元增加到6590億元，增長了82%；同期，事業單位創收收入增長了43%，“事業收入”增長了53%，這些收入增量基本上都是用于增加人員和提高工資。在此期間，從業人員增加了23%，平均報酬增加了25%，總的人員支出增長了91%。這種現象在基層事業單位更加明顯。在事業單位職工總收入中，工資外收入（包括靈活的獎金與補助等）幾乎占到總收入的一半。正是由于對職工工資待遇的偏重，我國事業單位的效率反而不受重視。

1、高度集中統一的工資分配模式，削弱了事業單位的分配極限，事業

單位自身工資水平、工資總量與社會服務質量、經濟效益脫離，最終形成單位躺在國家身上吃財政“大鍋飯”的局面

2、事業單位的預算收入缺乏監控

第五篇：事業單位改革

事業單位改革

“事業單位”背景：

一般來說，在現代社會，典型的公共機構由三部分組成，即公共政策制定和管理部門（主要指行政機構），公共服務機構（主要指事業單位）和公共企業（國有企業）。

其中事業單位是指以社會公益為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形成于計劃經濟時期。事業單位給我國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并為政府和企業分擔了巨大的社會負擔。同時，它參與社會事物管理，履行管理和服務職能，宗旨是為社會服務，其上級部門多為政府行政主管部門或者政府職能部門，其行為依據有關法律，所做出的決定多具有強制力，其人員工資來源多為財政撥款。

我國“事業單位”問題的現狀：

一、事業單位職責不清。受制于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目前諸多事業單位中承擔行政管理職能，淪為“二政府”，造成政府職能范圍的混亂，導致宏觀調控乏力，政府機構膨脹。

二、事業單位效率低下。在事業單位內部，則是運行機制封閉內向，服務對象單一，缺乏競爭機制，分配中平均主義突出。事業單位的興辦主體由政府“一統天下”，產權單一，資產運行效率低下，財政越位支出嚴重。而真正承擔公共服務的事業單位則主要依靠財政撥款，缺乏競爭約束，普遍冗員繁多，效率低下。

三、自我服務傾向嚴重。事業單位長期消耗約三分之一的國家預算開支。據多項統計研究，這些資源被越來越多地用于三千萬人員自身。國家對現有事業機構大量資金的投入，在相當程度上是用來養人。事業單位的這種自身利益集團化、普遍化和機制化，產生了某些比較嚴重的腐敗問題。如義務教育不到位，公共醫療的亂收費、藥品高額回扣等。

總之，職責不清，效率低下，自我服務傾向嚴重的事業單位已經難以適應目前中國市場經濟的需要，嚴重制約了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近年來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行業榜單中，教育系統和醫療衛生系統位居前列。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必定損害公共服務的社會形象，弱化以至瓦解公共服務體系，因此迫切需要改革。

我國“事業單位”問題的原因：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大多數產品或服務都能滿足大眾需求。但對事業單位所提供的各種公益性服務，如教育、醫療衛生、科技服務等，卻常常會聽到供給不足、價格昂貴、質量低下等抱怨。這種供需之間的巨大矛盾是事業單位問題的最根本原因。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事業單位改革是手段，最根本目的是要發展由這些事業單位所提供的各種公益服務，使其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力。

我國“事業單位”問題的對策：

我國事業單位的種種弊病急需有效改革。事業單位改革要堅持以人為本，調動廣大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增強自身活力，提高公共服務的有效性，促進公共服務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同時減輕財政負擔。改革后的事業單位應該是非政府也非二政府、非企業也非準企業、非營利也非變相營利，最終回歸到它的本位：公共服務。

具體來說，有以下對策：

一、明確事業單位職責，依據其社會功能重新定位。根據現有事業單位的社會功能，將其劃分為承擔行政職能的、從事公益服務的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三個大類。對于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要“還政于政”，回歸政府機構序列，其人員接受《公務員法》等法律的管理；對主要從事生產經營的事業單位，要“還企于企”，原則上都應轉制為企業，恢復其本來面目，按照企業活動的法律法規管理；對于真正提供公共服務的事業單位，要制定相應的公益性事業單位管理法規，建立新的管理體制。

二、深化事業單位人事制度的改革。在人員進口上，實行公開招聘。在人員管理上，推行崗

位管理，包括規范崗位設置，實施競聘上崗，完善考核獎懲，實行合同管理。在人員出口上，完善退出機制。

三、完善對事業單位的治理結構和管理體制，同時堅持事業單位的獨立性、公益性和社會性。為了更好地滿足人們對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要求，避免公共事業機構利用其壟斷地位為自身和部門謀取不當利益，亟需建立一整套科學的監管體制。第一要保證公共服務機構的獨立性，堅持政事分開，減少政府對公共服務具體業務的干預，給公共服務機構獨立經營的條件和權利。第二要堅持政資分開，在國家財政部設立國有資產監管部門，監督國有公共服務機構的資產運行。第三要強化政府監管，政府部門要對公共服務產品的公益性和社會性負責，切實監督各類公共服務產品的數量、質量和價格，切實保證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選擇權和知情權。

四、從政府角度提高事業單位的效率。對于事業單位，凡是可以通過采購提供的公共服務，在不影響該項服務穩定供給的前提下，采取政府“花錢買服務”、“養事不養人”的辦法，用市場化的方式組織生產和供應，降低公共服務的單位成本，提高公共服務的效能和水平。

五、堅持改革國有事業機構與發展民營事業法人同步推進。我們既要注重改革現存的、大量的和龐大的國有事業機構，改革政府對公共服務事業機構的管理方式，打破公共服務的條塊分割，按照區域覆蓋和就近服務的原則，設定公共服務管理體制；又要大力發展和培育各種適宜民辦的公共服務事業，滿足人們各種個性化的公共服務需要。就是說，要把改革和發展并重，既要注重改革國有事業機構，又要大力發展各類民營的事業法人。這樣，改革才能符合社會的實際需求，才會產生新的推動力。

六、應加快政府轉型，切不能把事業單位改革當作“卸包袱”，甩財政負擔。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務的第一責任人，政府要不斷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支持和投入，特別要注意避免把為財政減輕負擔作為目標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傾向，推動經濟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這是事業單位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條件。

七、應妥善安置相關人員。對于在事業單位改革中提前退休、轉制的人員，政府應當予以妥善安置，特別是對改革后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險、財政保障等配套改革必須同時進行。完善社會管理和服務，促進社會和諧

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變遷，政府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面臨諸多問題。主要體現為：一方面，社會公益事業薄弱，教育普及和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公共衛生保障能力薄弱，精神文化生活貧乏;另一方面，社會治安管理落后、治安環境復雜;安全生產事故不斷，工傷人員生存狀況欠佳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這些問題迫切需要政府提供完善的社會管理和良好的公共服務，它們事關社會秩序的平穩、政府職能的有效轉變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有序，是實現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直接影響到社會公平正義的全局，對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和諧社會構建有著重要意義。故此，基于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以及良好的公共管理和服務的重要意義，我們必須結合國情，借鑒國外政府的做法，積極采取相應措施，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責的完善。

一、深化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堅持社會公正公平、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完善行政管理體制。第一、理順社會各方面關系，適應我國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的發展變化，尊重社會各方的不同利益主體地位，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確保社會利益分配的合理化、公平化;第二、推行政務公開和政府職能轉變，加快電子政務建設，提高政務透明度，推進公共服務信息化，及時發布公共信息，建立方便、高效渠道，增進政府與民眾溝通交流，為群眾生活和參與經濟社會活動創造便利條件;第三、完善中央和地方結合和統一的行政管理執法體制，加強職能整合與機構整合，比如，在市縣城市管理領域、農業和文化衛生領域，推行行政相對集中處罰權和綜合執法，解決部門權能交叉、多重多層執法、執法擾民問題;

二、明確政府在社會公益事業、公共服務、社會公平方面的公共責任，避免完全市場化、唯市場化的傾向。一方面，將改革從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領域，從專注效率轉向兼顧效率與公平，從單純強調經濟快速增長轉向強調發揮社會政策功能，堅持政府對社會公正的責任，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加大政府工作力度和財政投入，切實解決民生問題，提高教育普及和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以及公共衛生保障能力，大力發展社會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

三、完善社會保障，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增強公民生活的安全感和可預測性，形成覆蓋廣、層次高、功能多的社會保障體系。新加坡、突尼斯、的經驗做法值得借鑒，比如，新加坡根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自助原則，建立了以中央公積金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突尼斯政府引導國有和私營部門積極參與社保體系的建設，社保覆蓋面逐步由工薪階層擴大到非工薪階層、農民工、勞務輸出人員等，同時增加了保障內容;

四、制定、完善有利于維護國家穩定、保障公民權益、促進經濟發展和規范社會關系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明確各方的權利、義務、責任，如《就業促進法》、《社會保障法》《勞動保護法》、《勞資協議法》等;同時，確保政府行為的法律程序公開、公正、透明，尊重合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推進依法行政;

五、加強社會治安綜合管理和安全生產監管，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一方面，堅持打防結合、預防為主、專群結合、依靠群眾的方針，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廣泛開展平安創建活動，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措施落實到基層，確保社會治安大局穩定;另一方面，規范行業市場經營秩序，嚴肅處理違法違規生產等行為，加大執法檢查和懲處力度，提高相關從業人員的安全意識和地方政府的安全保障能力;

六、加強社區文化建設和民族精神等價值觀念教育，形成和提升民族凝聚力，提高公民文明素質、增強道德素養，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比如，新加坡國會通過了經全民討論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出了“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協商共識、避免沖突;種族和諧、宗教寬容”的五大共同價值觀，得到了所有宗教和種族的認同，并把它提升為新加坡的國家意識;

我們要站在社會公平正義及可持續發展、人民生活安定幸福的高度，進一步促進社會管理格局的完善，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和諧。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們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要性、必要性的認識不斷深化，下大力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經成為全黨的共識，在全社會也日漸形成濃厚氛圍。這種態勢很好，有了認識就有了自覺，有了自覺就會轉化為行動。這表明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起點。

但同時也需要進一步看到，要真正完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重大戰略任務，單單有認識是不夠的，還需要有保障認識付諸行動的制度安排。鄧小平同志曾經講過，“還是制度靠得住”。我們要通過既科學規范又切實可行的體制創新與制度建設，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制度保障。

完善制度保障，最為重要的就是除舊布新，消除阻礙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的舊的制度體制，建立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相適應的新的制度體制。和諧社會的體制創新與制度建設，必須建立在對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基本特征的全面把握和科學應對上。在經濟建設方面，要有針對性地消除導致產業結構低度化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的體制性根源，形成有利于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體制機制，建立健全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制度保障。實現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在政治建設方面，緊緊圍繞民主法治和充滿活力等和諧社會基本特征的要求，積極穩妥地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政治文明建設;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通過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推進政務公開，發展基層民主，保證人民群眾依法行使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

在文化建設方面，既要在全社會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確立起良好的道德規范，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思想保證和精神動力，又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樣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在制度建設方面，要區別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不同特點，以增加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為重點，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以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增強活力為重點，發展經營性文化產業。從而實現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協調發展。

我們目前的社會建設與和諧社會所要求的公平正義、安定有序相對照，還有不小的差距。經濟社會轉型導致的波動，利益群體分化引發的沖突，使得傳統的社會管理體制面臨著極大挑戰。我們要適應新情況、新變化、新要求，建立和完善社會利益協調和社會糾紛調處機制，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解決利益矛盾，促進社會成員和組織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建立健全維護公共安全的有效機制，保障廣大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建立社會輿情匯

集和分析機制，暢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和應急救援、社會動員機制，提高處置突發性事件能力。

此外，完善制度保障，還要注意各項制度體制之間的配套與協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項宏大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協調發展。經濟體制的單兵突進實現了經濟發展一定程度的突破，但若持續深入，則有待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的協同跟進。我們目前遇到的很多問題，都與制度的不配套、不銜接、不協調有關。

最后，完善制度保障，要選準突破口，抓住關節點，在人民群眾最關注的問題上取得新進展。構建和諧社會，一定要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在實現就業、社會保障、扶貧、教育、醫療、環保和安全這些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利益上下功夫。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矛盾比較突出，以廣大工人農民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是我們國家的主人，如果不能實現對改革發展成果共享，就談不上社會和諧和進步。通過政策導向和制度安排，遏制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使相對低收入以及一般收入社會群體的生活水準同社會發展的總體水準保持著一種大體同步的關系，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公信力弱的政府，不能取得公眾的足夠信任，也就不可能有很強的執行力;而執行力弱的政府，一切規劃和政策都難以落實，也就沒有多少公信力可言

對于政府來說，公信力和執行力就是生命力;對于不同地區的政府來說，公信力和執行力就是競爭力。而對于一個執政黨來說，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的強弱，則是黨的執政能力高低的具體體現。可見，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茲事體大。

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歷來相輔相成、相互制約。公信力弱的政府，不能取得公眾的足夠信任，必定有令難行，也就不可能有很強的執行力;而執行力弱的政府，一切規劃和政策都難以落實，也就沒有多少公信力可言。

我國政府的公信力和執行力總體上是比較強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政府推動下取得的。但是，毋庸諱言，我國政府的公信力和執行力，離現代化建設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

【提高政府公信力】

事實表明，政府的公信力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一點一滴長期積累起來的。從我國當前實際出發，提高政府公信力，需要抓住以下重要環節：

一是政府必須做到依法行政。政府能否依法行政，是老百姓觀察政府可信度的重要標準。不依法行政的政府是無公信力可言的。政府作為掌握和行使公共權力的機構，必須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活動，自覺接受法律約束和社會監督，并以此樹立守規則、可信任的良好形象。二是必須做到誠信行政。誠實守信是政府必須遵循的基本行為準則，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礎。我們看到，老百姓對政府的不信任，多源于政府政策的朝令夕改或言行不

一、言而無信。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前提。政府作出的承諾必須兌現，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由于客觀條件限制一時做不到的，要向老百姓講清楚原因。

三是必須實行信息公開。毫無疑問，信息公開有利于提高政府運作的透明度，增強政府的公信力。人民了解越多，國家越有力量。

【提高政府執行力】

執行力是目標與結果直接的紐帶。管理大師德魯克說過：“管理是一種實踐，其本質不在于知，而在于行。”政府履行社會管理職責，執行力是須臾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政府的執行力更成為決定民族興衰的重要因素。然而，政府的執行力也不是一天煉成的，而是在嚴格制度的規范下逐步打造出來的。

提高政府執行力，必須科學界定和規范各級政府和政府各部門職能，形成有效的政府協調機制。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地區差異大的國家，需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著眼于提高執行力，中央應在強調大政策方針一致性的同時，區別不同情況，實行分類指導。各地區、各部門則要在貫徹中央方針政策的過程中，從本地區、本部門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在形成統一的決議之前，可以各抒己見，充分反映和表達各自的利益訴求。但決議一經形成，就不能以任何借口阻滯政策的貫徹落實。強調政令統一，并非要求盲從，更不意味著扼殺地方和部門的創造性和主動性。

提高政府執行力，必須加強制度建設，特別是要建立健全政府官員問責制。問責制是提高政府執行力的制度保障。在一些地方，行政不作為已成為影響政府執行力的突出問題。對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堅持高標準、嚴要求。要加強對行政過程的監督檢查，對盲目決策、違法行政、執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疏于管理和處置不當等行為進行問責，強化行政過程的制度約束。

提高政府執行力，必須著力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素質。人是組織中最重要的資源，政府工作人員素質高低，決定著政府執行力的強弱。應當承認，在我國的政府系統中有相當一部分

工作人員缺乏服務意識，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工作方式不能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素質勢在必行。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從解決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現實問題入手，使人民內部矛盾得到大幅度的緩解，才能扎扎實實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加強和諧社區、和諧村鎮建設，倡導人與人和睦相處，增強社會和諧基礎。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暢通訴求渠道，完善社會利益協調和社會糾紛調處機制，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和應急救援、社會動員機制，提高處置突發性事件能力，保障人民群眾安居樂業。

【民生】

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看似瑣碎的國民生活，卻最直接、最真實地反映出國家的強與弱，社會治理的好與壞。因為民生是國家的根基，是發展的根本。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與此同時，也產生了很多亟待解決的民生問題。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如何在有限的政府資源的約束之內進一步強化、優化公共服務職能，跟上社會需求不斷提高的步伐，是今后若干年中各級政府都將面對的一個嚴峻挑戰。我國正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民生難題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社會發展將受到很大影響。當前，諸如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等都是民生問題，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社會關注度極高，稍有不慎，就會引發社會矛盾。因此，在改革中，在出臺政策時，都必須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各級政府讓利于民，讓利于困難群眾，而不是與民爭利。政府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真心實意地為老百姓著想，自然受到群眾歡迎。

民生問題無小事，處處留心皆民生。這些高含金量的惠民政策，讓我們感受到和諧社會春天般的溫暖，看到了國家走向科學發展軌道的春天的希望。我們期待著2007年成為一個民生問題不斷解決的執行年，一個讓中國老百姓獲得實惠的民生年。

【節約】

在“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我們看到一些可喜的現象：一些企業大力發展循環經濟，開發和應用節約新技術;一些省市大力推進節約工程，建設節約型城市有了重大進展;許多市民自覺節約點滴資源，節約的意識不斷增強。節約，正日漸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行動。

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生態先天脆弱的發展中大國。盡管上世紀最后20年，我國每萬元GDP能源消費量累計下降66%，遠大于同期世界19%左右的平均降幅;我們以能源消費翻一番為支撐，實現了GDP翻兩番的目標，但粗放型增長方式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轉變。目前，鋼鐵、有色、電力、化工等8個高耗能行業單位產品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平均高40%以上。生產、建設、流通、消費領域浪費資源的現象還相當嚴重。這說明，建設節約型社會的任務還十分艱巨;也表明，節約資源的潛力很大，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建設節約型社會，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著力構建節約型的增長方式和消費方式。我們應當深刻認識到，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建設，貫穿于生產、建設、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節能、節水、節材、節地和資源綜合利用是建設節約型社會的重點，科技進步是建設節約型社會的關鍵，體制創新是建設節約型社會的保障，全民動員是建設節約型社會的基礎。只有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科技和教育等多種手段，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全面節約資源，加快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建立節約型的生產模式、消費模式和城市建設模式，我們才能真正把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落到實處，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建設節約型社會，關鍵是行動。節約，歸根到底就是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改革和建設的各項實踐中，我們不僅要不斷強化節約的意識，更要在社會生產、建設、流通、消費的各個領域，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貫穿節約的理念，體現節約的要求。針對當前的具體實際，我們要綜合運用各種手段特別是價格、稅收等經濟手段，促進節約使用和合理利用資源。要抓緊制定和完善各行業節能、節水、節地、節材標準，推進節能降耗重點項目建設。要大力推動以節能降耗為重點的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加快淘汰高耗能、高耗水、高耗材的工藝、設備和產品。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完善資源綜合利用和再生資源回收的稅收優惠政策。要把節能降耗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統計、評價考核體系，在全社會廣泛持久地開展資源節約活動，扎實推進節約型社會的建設。

“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開源與節流并重，把節約放在首位，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們就一定能夠為人民群眾創造清潔、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為子孫后代留下藍天綠地、碧水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