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保安員違法犯罪的預防對策

淺析保安員犯罪的原因及預防對策

摘 要 當前，保安員遍布社會各行各業，擔負著多項安保職責。伴隨社會需求的不斷增加，保安員隊伍也在不斷擴大，已經形成新型職業群體。由于立法、管理及保安員素質等多方面原因，保安員違法犯罪案件逐年增多，保安員“不保安”等負面影響日趨凸顯，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秩序及人民群眾正常生活。本文擬對保安員犯罪的成因特點進行初步的分析，并提出建議制定和完善相應的立法，從根源上預防保安員違法犯罪的發生。

關鍵詞 保安員 特定群體 保安員犯罪

保安員行使著保護財產、人身安全的職責，在保障社會秩序、構建和諧社會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現實中，保安員監守自盜、尋釁滋事劫財傷人等侵犯財產、人身權利的事件卻時有發生，保安員犯罪的現象近幾年呈現出增多的趨勢，不僅侵害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也降低了人民群眾對保安隊伍的信任感。因此關注保安員這一群體，分析探究保安員犯罪的成因，并在此基礎上找出治理對策，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保安員犯罪的成因分析

保安員員為何頻頻違法犯罪？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一）入門審查條件過于寬松

按有關法律規定的要求，物業管理、保安公司聘請保安員，應當無犯罪記錄。但在現實生活當中，一般的物業管理、保安公司都不會專門去審查應聘者是否有犯罪記錄，認為是多此一舉，殊不知正是因為入門審查條件過于寬松，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保安員犯罪的發生。

（二）自身素質與工作因素

一方面表現為自身素質不高和法律意識淡薄。在保安員犯罪案件中，涉案保安員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只有初中或小學文化的占了多數。受教育經歷的匱乏，客觀上使得保安員這一群體在對問題的認識上呈現出單一化、線性化的特點，即思維簡單，做事僅憑個人好惡。同時，較少的受教育經歷還致使法律觀念的缺乏、法律意識的淡薄。另一方面，年輕也是誘發保安員犯罪的一個因素。如前所述，尤其是娛樂場所保安員是一個屬于年輕人的職業，而不成熟、愛沖動，不冷靜、少理智是年輕人的特點。因此與其他年齡段的人群相比，他們也更易“出事”。

（三）外界因素

一是經濟因素。保安員收入普遍偏低，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由于經濟原因而導致犯罪的案件在保安員犯罪案件中占了很大一部分，特別是盜竊案件中非常明顯。此外，年輕的保安員交際應酬多，年齡稍大的保安員還承擔著養家糊口的重擔，所以在經濟壓力的驅使下，走上偷盜等違法犯罪的道路就很有可能了。另外，收入偏低還導致無法吸引高素質的人員充實到保安員隊伍當中，因為過低的收入顯然與素質較高人群的心理預期落差過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保安員隊伍素質偏低容易出現違法犯罪的現狀。

二是地位因素。保安員是弱勢群體，他們大多從邊遠農村來到都市，每天都和城里人、富人打交道。本身待遇不高，工作條件艱苦，加之一些城里人對他們的歧視和言語傷害，有的保安員便很容易積聚不滿，產生仇富心理，繼而監守自盜甚至劫財傷人。

在社會轉型期，出身貧困的保安員每天給城里人、富人服務，體會最深的肯定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貧富不均是潛在危機，外來工到城市后不再受到熟人社會的制約，自然很容易引發犯罪。在保安員犯罪中，有一部分保安員出于維護雇主或上司的利益，為了表現對他們的忠誠，結果淪為雇主或上司的打手或“幫兇”。這當中除了法律意識淡薄、盲目盲從的原因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即受控于雇主的地位也使保安員不敢違抗雇主的命令。既然受雇于他人，那自當唯雇主馬首是瞻了，甚至有時為了表現自己忠誠、“能干”，為了博得雇主的賞識和好感，而積極響應、主動請纓。

由于收入低、地位低，保安員越來越難招錄，素質也就越低，長期以來會形成惡性循環。

（四）職務因素

看護單位和小區財產安全、維護正常秩序是保安員人員的職責，那么相應的，他們也就有著普通人所沒有的職權，比如巡視、詢問、查看以及進出一些別人進出不了的場所等。這都在客觀上給他們實施犯罪創造了便利條件，特別是一些保安員在主觀上不能正確理解保安員的職責，常常自以為是，利用保安員便利實施犯罪。

（五）相關立法不完善，保安員市場存在惡性競爭

目前，我國就保安員方面問題進行規范的法律法規只有《保安服務管理條例》，其他的依據只是公安部門的規章、規定。法律存在太多的空白，導致市場事實上的放開，使得保安員市場魚龍混雜，競爭異常激烈。許多物業服務公司為了拓展業務，將招錄保安員的標準降低，一些不良人員也進入了保安員隊伍。而為了降低成本擴大利潤，許多物業服務公司缺乏對保安員員進行必要的業務和法律知識的培訓，從而導致保安員員整體素質低下，發生違法犯罪不可避免。

二、保安員犯罪的預防對策

保安員犯罪的增多，是多方面因素導致的結果，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既有立法、管理制度層面的缺陷，也有保安員個人素質方面的不足。因此，預防和減少保安員犯罪就應當多管齊下，具體而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加強立法，填補法律空白，做好管理監督工作。相關部門應當及時制定出臺法律法規，對保安員服務的法律性質進行清晰的界定，詳細規定保安員公司的組建、保安員的培訓、監管等內容，改變保安員行業的無序狀態。公安機關應進一步加強對保安員服務行業的管理和監督，比如對從業資格加強審查，嚴厲打擊“黑保安員”，保證保安員企業、保安員人員的從業資格和能力。

第二，保安員公司對保安員要嚴格審查、嚴格培訓、嚴格管理。錄用時要嚴格審查。招聘錄用保安員員時，應對其身份及個人、家庭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認真核實，不能因需求量的增大而放松審查，把一些問題青年招入保安員隊伍。上崗前要嚴格培訓。對于保安員員的培訓應該統一制定規范化標準，并實施嚴格的考核考評，不合格的不能上崗。在培訓內容上不能僅僅局限于消防安全、隊列、擒拿格斗等基本技能方面，更主要的是要加強法律知識和職業道德的教育培訓，讓保安員人員不僅要做到知榮辱、懂禮節，更要做到知法、懂法，并在工作中守法、用法。這就要求保安員企業要注重對保安員人員的素質培養，加強對保安員從業人員的法制教育和警示教育。要堅持業務技能與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律知識學習并重，全面提高保安員人員的整體素質，樹立起服務意識、責任意識和法律意識。工作中要嚴格管理。應該形成聘用單位、保安員公司和自我約束的三位一體管理模式，形成全方位全時空的管控網絡，確保不存在管理上的死角和盲區，以預防各類違法違紀問題的出現。

第三，把保安員的技能培訓作為硬性指標。要加強對保安人員的教育培訓，培訓的內容不能僅僅局限于消防安全、隊列、擒拿格斗等基本技能方面，更主要的是要加強法律知識和職業道德的教育培訓，讓保安人員不僅要做到知榮辱、懂禮節，更要做到知法、懂法，并在工作中守法、用法。這就要求物業、保安公司要注重對保安人員的素質培養，加強對保安從業人員的法制教育和警示教育。

第四，將保安員納入城市管理與服務體系，提高待遇。作為一個處于社會底層的群體，保安員干的是很多人不屑干、不愿干的工作，加之自身素質不高，因而易被忽視和冷落，甚至受到一些人的歧視。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卻被城市人“拋棄”，并逐漸被邊緣化。這不僅加深了他們的自卑感，也加劇了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隔閡與矛盾，進而產生報復社會的心理。所以，加強社會層面的治理，就是要讓社會大眾樹立尊重保安員這一群體的意識，充分理解他們的處境，對他們施以最大程度的尊重，由此來拉近保安員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距離，實現雙方關系的和諧，也使保安員人員快速的融入城市生活，成為一個個新市民。保安員大多來自農村地區，將其納入城市管理和服務體系，改變其在城市中的“邊緣群體”地位，得到社會大眾的理解和認可，可使其對城市產生歸屬感，以主人翁的態度為保衛城市安寧，促進社會和諧發揮作用。同時適當提高保安員的待遇，完善其社會保險內容，使他們更多地感受到社會的關愛和關注，促進和諧社會全面發展。

第五，雇傭保安員的單位自身也要注重制度建設，即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堵塞管理中存在的漏洞，特別要完善值班制度，尤其是要杜絕單人值班等問題的存在，盡量不給那些不良保安員以可乘之機，減少他們違法犯罪的機會。

第六，公安機關也要從加強從業資格的審查等方面不斷加大對保安員業及保安員人員的監管力度，以保證保安員企業的規范運作和保安員人員的從業資格和素質。

第二篇：犯罪預防與對策

犯罪預防與對策

1、我國現行打防并舉犯罪對策解析。

我國現行打防并舉犯罪對策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一項基本內容。打，即打擊，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防，即防范，是維護社會治安秩序，減少違法犯罪活動的積極措施和主動措施。打防并舉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一項基本原則，其核心是“打防并舉、標本兼治、重在治本”，這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總體指導原則，它指出和揭示了打和防、指標與治本的辯證關系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應掌握的重點。

現階段打防并舉的重點應是堅持預防為主、重在治本的原則，就是要在宏觀上把預防工作作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最基本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注重從抑制和消除產生危害社會治安現象的具體原因和條件入手，最大限度地減少和防止違反法律、紀律、道德等社會行為規范的現象發生，從而達到治本之目的。

預防為主，重在治本，是實行綜合治理的必然要求。以懲罰為主，其作用畢竟是側重于治標，而不是治本。可以說，我國已經把嚴懲犯罪作為整治社會治安工作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務。但是，我國刑事犯罪案件特別是重大案件卻仍然持續大幅度上升，治安問題日漸增多，從這一角度來看，預防為主，重在治本原則的提出，也是對我國整治社會治安工作進行歷史反思所得出的一個必然結論。中央提出的“打擊、防范、教育，管理、建設、改造”這六個方面的工作，具體地體現了預防為主重在治本的基本原則，強調預防為主重在治本，決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嚴懲犯罪，積極治標。刑罰懲戒也是一種重要的預防手段。正是由于這種輔助的事后的預防與積極的事前預防相互配合，才能使得預防為主重在治本的原則更為完善和切實可行。堅持預防為主重在治本，就要花大力氣全面深入地認真研究和分析產生危害社會治安諸現象的各種原因和條件，特別是那些引發違法犯罪的具體的現實的直接原因和條件，并積極尋求消除這些原因和條件的正確途徑和有效措施。

2、犯罪的情景預防策略評析。

情景的犯罪預防，就是對于某些高發生率的犯罪，直接通過管理、設計、調整的方式持久有機的改變環境，從而盡可能的使行為人認識到犯罪行為難度增加，被捕的可能性增大，收益減少，以此來減少犯罪。它是20 世紀70 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國家所倡導和實踐的犯罪預防理念，情景預防理論包括四個組成部分：(1)一個建立在慣常行為理論和理性選擇理論基礎之上的預防理論；(2)一項立足于行為研究范式基礎之上的標準方法論;(3)一套目標加固和犯罪機會減少的技巧；(4)一組評價預防效果包括研究犯罪轉移的方法。具體措施包括目標的強化、防衛空間的設計、社區犯罪預防策略以及疏導和轉移犯罪人遠離被害人的策略等。

情景預防的主要價值就在于它的實踐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情景預防的成功有賴于在實踐中對情景預防理論的具體運用和落實。情景預防并不是針對某一類犯罪簡單的通過改變環境來預防犯罪, 所以針對不同的犯罪類型, 情景預防的具體方法是彼此不同、各有側重, 具體的預防手段并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但“萬變不離其宗”，情景預防的核心是通過提高犯罪行為的難度, 增加行為人被捕的機率, 減少犯罪的收益來預防犯罪, 因此理論的應用存在帶有規律性的做法, 所以在實踐中應掌握這一理論的精髓, 靈活運用, 而不必強求統一。總之, 情景預防是從外部通過改變影響犯罪人產生動機的情景因素來抑制動機的產生和行為的外化。犯罪既然是行為人人格對情景的反應, 因此這種僅消除利于犯罪的情景, 而未從本質上作用于行為人人格形成的作法, 難言徹底, 可以說只是從形式上而不是從本質上預防犯罪, 治標而非治本。它對于某些犯罪, 如醉酒者實施的犯罪, 人格障礙者實施的犯罪, 有組織的黑社會犯罪, 以及激情犯罪, 由于行為人對實施犯罪時的情景因素是否對自己有利、行為與收益是否合理往往甚少考慮或即使遇有障礙, 也會創造條件實施的犯罪收效甚微,而這一切都有賴于其它預防手段發揮作用。預防犯罪乃是一個綜合多種力量, 運用多種手段,采用多種措施, 以防止和減少犯罪及減少犯罪的舉措體系, 犯罪預防體系包括司法預防、社會預防和情景預防,所以在強調情景預防的同時, 不能因此就否定司法預防和社會預防在犯罪預防體系中的基礎作用和重要功能, 而要使三者在各自的空間充分發揮其作用, 有機配合, 共同預防犯罪。

3、我國現行少年司法制度利弊分析。

根據我國刑法學與犯罪學理論, 所謂少年司法制度就是根據未成年人(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點, 以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為出發點, 以預防未成年人再違法、犯罪為目的, 以不同于成年人的實體法和程序法來處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的特殊的司法制度。1985 年中共中央在《關于進一步加強青少年教育、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的通知》中提出對青少年犯罪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后, 社會各界開始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處理給予高度重視。

我國現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基本可以成為“社會·司法”模式，其特點是社區廣泛參與幫助教育違反犯罪少年工作，將國家司法機關的干預減到最小限度。我國目前少年司法制度的優點主要有：第一、我國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在吸收了國外少年司法制度的先進理念，根據我國國情，從少年犯的刑事審理開始發展起來的。第二、比較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第三、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罰貫徹從輕、減輕原則。第四、對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少年犯，有條件實行緩刑的盡可能宣告緩刑，使他們不脫離社會正常生活，在其所在單位和基層組織接受考察和幫助。第五、被判處有期徒刑需要執行的青少年送往專設的“少年管教所”。現在我國的少年刑事案件基本上形成了由少年法庭審理的格局。少年審判工作貫徹“寓教于審, 懲教結合”的原則, 對教育矯治少年犯, 預防少年犯重新犯罪起到了顯著作用。

我國少年司法制度從開始至今的20 多年間,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這不等于說我國已有了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我國雖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但這兩部涉及未成年人的專門法律僅有原則性規定, 無具體的措施, 可操作性弱，從總體上看, 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別規定甚少, 呈現對未成年人司法保障乏力的局面。目前我國少年司法制度存在的問題主要有：第一、缺乏完備的立法體系。從少年司法方面的法律法規而言，主要以刑事司法為內容，有關非刑事性質少年司法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基本是空白。第二、現行法律法規規定籠統，缺乏具體的操作標準和制度。我國現有法律法規關于少年權益保護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 道德、號召性條款多, 缺乏法律責任方面的規定, 對實際操作過程中的一些問題也沒有詳細明確的界定。第三、刑事單一化、審判單一化與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方面矛盾，沒有形成獨立于成年犯罪人的少年法律體系。我國大多數地區沒有形成與少年審判相配套的少年警察、少年檢察、少年辯護等制度，少年司法制度的整體優勢無法形成和體現。

4、社區犯罪預防的定位及其功能。

社區是一個具有多重功能的地域性社會生活共同體，是居民主要的工作、學習、生活空間，容易產生各種矛盾和滋生不安定因素，加之社區中的人、財、物比較集中，容易成為犯罪分子的作案目標，因而社區成為犯罪行為的主要發生地。立足社區開展社會工作，可以完善社區服務，遏制和減少犯罪的發生，而社區犯罪的減少，必將促進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這也正是開展犯罪預防的目的所在。因此，可以將社區看作融治本和治標措施于一體的犯罪防控機制建設的落腳點和出發點：首先，犯罪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社區中，直接的犯罪防范措施必須在社區建設中體現；其次，預防、打擊犯罪，必須走群眾路線，而群眾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區中，因此犯罪防控必須融入社區建設；最后，對犯罪人的改造如緩刑、假釋、管制等都需要人民群眾的配合與監督，出獄人的社會保護和再社會化必須依靠社區。

社區在預防犯罪方面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開展社區社會工作，能夠有效消除犯罪誘發因素

具體的生活環境是直接影響犯罪發生的社會因素。由于社區是社會成員生活的重要歸宿，居住在社區內“社會人”的生存需求、政治需求、社會需求甚至精神需求都依賴通過社區得以實現。開展社區社會工作，逐步拓展社區服務內涵，可以滿足社區成員的多種生活和精神需求，不斷增強成員的社會歸屬感和社區凝聚力，為人們創造安全、優美、方便、舒適的生活環境，從而能夠有效地減少犯罪的發生。

（二）開展社區社會工作，能夠有效減少各種犯罪隱患

犯罪是社會生活中消極現象的一種集中反映，也是社會關系失調和社會結構失衡的一種表現。社區作為社會成員重要的活動場所，已經成為各種社會群體的集聚地和各種利益關系的交匯地，任何細小的不穩定因素碰撞，都可能演變為外化的犯罪行為。如出獄人的社會保護和再社會化必須依靠社區，從某種程度上講，再犯罪率的高低，既取決于監獄的改造效果，更取決于犯罪人出獄以后的再社會化工作開展的好壞。開展社區社會工作，架設政府與社區成員的溝通橋梁，能夠暢通傾聽呼聲、聽取意見、為社區成員及時排憂解難的通道，使社會矛盾得到有效調節和控制，進而消除犯罪隱患，維護社會穩定。

（三）開展社區社會工作，能夠有效凈化犯罪產生的土壤

道德觀念缺乏，法律意識淡薄等是犯罪產生的個體原因。社區作為人們生產、生活的重要場所，具有經濟功能、社會化功能、社會控制功能、社會參與功能、社會互助功能等基本功能，是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在社區建設的過程中，通過發展社區社會工作，以社區這個基本的、微觀的工作與生活環境為基點，能夠有針對性的普及法律知識，增強人們的法制觀念，豐富社區居民的文化生活，把犯罪治理的根本措施與犯罪防范與打擊的直接控制措施結合起來，推動人們逐漸養成良好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形成互助互信的良好風尚，從而尋求一種有效的、操作性強的犯罪防控機制，減少誘發犯罪的個體因素。

第三篇：農村基層組織職務犯罪預防對策

農村基層組織職務犯罪預防對策

農村黨支部是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是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是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然而，近年來村“兩委”干部職務犯罪現象呈現多發、高發、頻發趨勢，侵害了群眾的合法權益，給國家造成了巨大損失，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根據相關案件的查辦情況，筆者現對村“兩委”干部職務犯罪的特點、原因進行分析，并提出預防對策。

一、農村基層組織職務犯罪的特點

（一）犯罪行為多涉及經濟問題。目前，村“兩委”干部職務犯罪多涉及貪污、受賄和挪用公款等罪名，涉案人員大多以獲取非法經濟利益為目的，或通過濫用手中職權收受、索取他人財物，或利用各種名目截留、侵占集體財產，或將公款挪用于經商、炒股、購買理財產品等營利活動，而村干部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等犯罪行為的發生，多是由于涉案人員法律知識不足、工作方法簡單等引起，具有偶發性，占案件總數量比例并不高。

（二）涉案金額較小但影響惡劣。雖然村干部職務犯罪案件中有“小官大貪”的情況，涉案數額巨大，但仍屬較個別現象。總體來看，村干部職務犯罪大多是從貪小利開始，往往犯罪次數多卻涉案總數額較小，然而由于其屬于最為典型的“發生在群眾身邊，危害群眾利益”的職務犯罪案件，會直接影響群眾的正常生產生活，引發群眾不滿情緒甚至形成群體事件，造成嚴重的社會輿論和惡劣社會影響。

（三）犯罪手段具有較強隱蔽性。隨著村級財務管理的不斷規范，村干部企圖謀取非法利益已無法輕易得逞，因此虛開發票、虛掛往來帳、收入不入賬或多收少入賬等手段成為其違法犯罪的常用手段，他們希望通過此類具有欺騙性和迷惑性的方法逃避法律懲處，其犯罪行為具有較強的隱蔽性。而這些獲利方式僅從賬目表面難以發現問題，特別是當相關人員“統一口徑”時，更給犯罪線索發現、案件查辦帶來了不利因素。

二、農村基層組織職務犯罪原因分析

（一）法治意識淡薄。整體上看，村干部文化水平較低，對國家法律法規尤其是監管制度缺乏系統學習，對違法行為所承擔的后果認識不清，許多涉案人員甚至以為只要把貪污的錢退回去就不用負法律責任。正是由于其法治意識的淡薄，致使個別村干部毫無自我約束意識，一味放縱自身行為，物質欲望過度膨脹，在金錢和利益面前抗腐化能力極差。

（二）監督管理乏力。相關監督部門職能發揮不是十分理想，鄉鎮對農村監管制度尤其是財政制度仍然不是十分完善，在許多方面只有框架規定，沒有詳細標準，從一定程度影響了監管的落實。鄉鎮一級對村級財務管理重視程度不夠，仍然存在“村里的錢不多，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即可”的思想，助長了不正之風。

（三）村務公開不透明。村務公開包括政務公開及財務公開兩部分，按照規定村“兩委”必須定期將財務收支情況進行公布，自覺接受村民監督。然而，大部分發案村的政務、財務公開并不及時甚至從不公開，村民知情權、監督權根本無從談起，客觀上也令個別村干部膽大妄為、肆無忌憚。

三、預防農村基層組織職務犯罪建議和對策

（一）加強村干部廉政教育，提高抗腐拒變能力。檢察機關要加強對農村基層干部法律和廉政知識教育的培訓力度，特別是要提高初任村干部遵守法律法規、廉政制度的自覺性、主動性，有效提高其抵御各類誘惑的能力。同時，檢察機關要加強農村法律知識宣傳力度，利用標語、廣播、發放明白紙等方法提高廣大村干部對法律法規的了解程度，提高廣大群眾行使知情權、監督權的主動性，并運用手機、互聯網等先進傳輸平臺開展法律宣傳活動。

（二）健全完善制度體系，實現規范化管理。有關財務部門應進一步完善村級財務管理制度，在加強村級財務管理人員配備的同時，嚴格入賬、審賬程序，減少財務管理漏洞。同時，各級政府應嚴格執行惠農資金專戶管理制度，切實做到惠農資金專款專用，對每筆涉農資金都認真執行建檔制度，定期研究惠農政策落實情況，通報惠農項目實施進度，做到每筆資金事前預算、事中跟蹤、事后審計監督，有效防范各類違反財務規定行為的發生。

（三）強化監督管理力度，形成切實有效制約。村委會應建立民主監督機制，推行公開制度，切實執行“政務公開欄”，增強透明度，進一步健全村理財小組機構職能，明確職責，確保理財小組發揮應有的作用。同時，村委會應扎實執行村務公開制度，定期對村政務、財務工作進行公開，自覺主動接受村民及村民代表的監督，并認真貫徹執行“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精神，不斷加大查處村干部違法違紀行為的力度，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形成有力震懾，有效防止和減少相關職務犯罪案件的發生。

第四篇：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矯治工作經驗交流材料

目前，全國及我省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數量均呈上升趨勢，而且出現了違法犯罪主體低齡化、團伙化，違法犯罪手段成人化、高智商化等新特點，已成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個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和社會民主法治進程的逐步推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未成年人的違

法犯罪行為往往涉及多重社會利益主體，違法犯罪結果波及輻射范圍廣泛，無論對違法犯罪行為的被害人、被侵權人，還是對違法犯罪未成年人本人及家庭都具有嚴重的危害性。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的預防矯治工作同樣涉及教育、司法、共青團、婦聯、關工委等多個政府及社會職能部門，同時，客觀上也需要建立共同配合、群策群力的工作模式。近年來，××省××區借鑒外地區先進經驗，結合本轄區工作實際，探索建立了一套以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工作為核心、其他各相關部門密切配合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矯治工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弭社會不穩定因素、促進社會和諧、保障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積極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為了進一步學習借鑒××市××區的成功經驗和做法，推動全省婦聯系統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矯治工作的開展和完善，我們就上述問題到××市××區婦聯和法院進行了專題調研，通過召開座談會、查閱相關案卷材料等方式深入了解了相關情況，現整理相關經驗如下：

一、關于××區人民法院開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判工作的情況

××區人民法院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審判工作起步較早，一直是全省法院系統的先進單位，也是全省法院系統單獨設立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開展跨轄區集中管轄的試點法院之一。××區法院的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前身是刑事審判庭內設的少年犯罪合議庭，為了進一步適應工作需要，更好的發揮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教育、感化、挽救的司法職能文秘雜燴網作用，2004年，經同級人事編制部門批準，單獨設立了機構，專門負責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的審判工作。××區法院根據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的特點，選配了政治素質優秀、審判業務精通、工作耐心細致的5名法官到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工作，為此項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堅強的隊伍保障。而且，這5名審判人員都具有師范院校學習經歷或教師工作經歷，勝任對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工作；同時，該院還從××區婦聯等單位聘請了6名人民陪審員，參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審理工作，有效保障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權益。

該院的主要做法可以歸納為庭前調查、庭審幫教、庭后回訪“三結合”。開庭前走訪被告人的學校、家長、親友或住所地派出所民警、居委會主任，了解情況，做到了“三查明”，既查明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征、平時表現、社會交往、成長經歷；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家庭及周圍生活環境；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對公訴機關指控其犯罪的認識和態度。并把這些內容均固定到《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表》中，作為第一手資料，從中把握少年犯思想脈絡，摸清其犯罪的癥結，確保在庭審中有的放矢地對少年犯進行教育和挽救。庭審過程中，為更好地發揮幫教作用，該院在全省法院系統首創了“圓桌審判”模式，即在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審判人員、公訴人、被告人、法定代理人、辯護人等就座于橢圓形審判桌周圍而形成的一種專用于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審理的座談式庭審模式，用以消除未成年被告人的恐懼心理和抵觸情緒，更好地發揮教育、感化、挽救的庭審功能。案件審理工作結束后，該院積極延伸職能，采取多種形式開展庭后回訪工作，對判處緩刑的未成年犯罪人指定專人跟蹤幫教，防范重新犯罪；對適用監禁刑的犯罪人，積極與羈押監所銜接，協助監所部門開展教育改造工作；同時，積極參與社區矯正，并幫助大量適用非監禁刑的犯罪人解決了就業、就學問題。

2004年以來，該庭共審結未成年犯罪案件134件，判處少年犯171人，跟蹤考察少年犯210人次，召開大型幫教座談會50余次，聯系安置就業19人，安置繼續就學100余人，2名緩刑少年犯考上了大學，4人升入中專的驕人成績，2008年，××區人民法院少審工作憑介其精銳的審判力量、先進的司法理念和突出的審判實力取得了全省首批地區未成年犯罪案件的指定管轄權。（說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集中管轄是指在一定區域內，打破案件地域管轄范圍，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集中到一個或幾個人民法院審理，以統一刑罰適用標準、整合優勢審判資源，更充分地發揮審判工作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職能作用。）

二、關于××區開展多部門聯合預防矯治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的情況

近年來，該區積極探索，大膽嘗試，整合資源，合理轉型社會辦學機構，本著“政府引導、社會主辦、社區配合”的原則，采取了司法機構、執法部門、街道社區、家庭聯合創建社區青少年矯正“成長驛站”的特殊模式，挽救失足青少年，使他們重新步入了社會，鼓起了生活的勇氣，燃起了生命的希望，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

社區“成長驛站”突出了特色化教育，有的驛站以留守兒童為主，有的以問題學生為主，還有的以違法犯罪少年為主。作為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的一個新的、有效的載體，主要是通過五項教育與實踐活動，承載起了社會德育教育的功能，發揮了預防和矯治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積極作用。一是開

展心理教育，幫助孩子克服逆反心理。二是開展體驗教育，讓孩子感受不同生活。他們領著孩子們徒步行走去豐滿水電站、到貧困學生家中比童年、讓孩子到飯店打一天工、組織孩子到監獄參觀，請在北京就讀的大學生講北京風情和大學生活，激發孩子們對美好未來的憧憬，還帶領孩子們到農村體驗生活。驛站通過利用現實生活中的不同場景和孩子們在體驗中的真心感悟，引導他們正確認識人生、了解自我，充分認識課堂與實踐和聯系與差別，磨練了意志，增強了他們抗挫折的能力。三是開展法制教育，增強孩子法律意識和防范能力。在街道和社區的協助下，“成長驛站”請社區民警和消防大隊教官走進孩子中間，為他們講解青少年有哪些合法權益，如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并通過生動的案例教育孩子們怎樣識別假幣，如何用智慧與壞人壞事斗爭，講防火常識，以及遇到火災等危險時如何進行自我保護，通過實地演練，提高了學生的安全防護意識。黃旗街家園社區“成長驛站”是個特殊的驛站，在這個驛站接受教育的都是未滿18歲的違法犯罪青少年。社區建立了成長驛站后，把這些青少年組織在一起，由區法院定期為他們進行政治、法律教育，學習有關法律知識和道德常識，在思想上對其進行改造。社區則組織他們參加社區的公益活動，如社會勞動、治安巡邏、訪貧問苦等等，讓他們通過自身的體驗，改造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特殊“成長驛站”成立以來，已經接收41名犯罪青少年學員，目前大部分學員已經刑滿，重新回到學校或社區，未出現重新犯罪案例，還有兩名學員考入××市的中專學校。四是開展情感教育，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各“成長驛站”把情感教育作為教育的工作重點，力圖通過各種形式的活動讓孩子從小就懂得關心別人、關愛社會，學會理解和合作。南京街五中社區開展“愛心慰問”活動，組織學生用積攢的零花錢買來生活用品，定期到本社區的孤寡老人、軍烈屬和低保戶家中慰問，為他們收拾房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事。五是開展家庭教育，提高家長的教育能力。他們在驛站開設“親子講壇”，聘請國內知名教育專家為學生家長講課，“知心姐姐”盧勤、××大學青少年教育專家董進宇博士、北華大學社會問題教授沈健、“全國十大杰出母親”李一凡都曾經來到××區為孩子家長講授“如何讓孩子快樂成長”、“怎樣做一名合格家長”、“做孩子的知心朋友”等專題。讓更多的家長重新審視自己的家教方式，越來越多的家長能夠和孩子一起學習，進行良好的溝通。

三年來，××區共有5批40名失足青少年走出驛站，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他們有的考上了大學，有的參加了工作，在驛站參加教育的學員沒有一名不“畢業”的。走出了一條社會力量、司法機構、執法部門、家庭共同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預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新途徑。

三、關于婦聯系統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預防矯治工作的幾點建議

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的預防和矯治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只有社會各方面力量協調一致，互相支持，密切配合，才能保證這一工程的順利進行。所以各級婦聯組織應當進一步發揮特色優勢，協調相關職能部門，積極參與，共同努力，從源頭上抓起，加大預防和矯治工作力度。

一是積極組織協調，形成各職能部門的良性互動，建立預防矯治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的長效機制。婦聯有著占人口半數的工作對象，有著與各級政權組織相順應的工作網絡，有著工作延伸到家庭的特點，婦聯工作不僅僅與廣大婦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更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婦聯組織在預防和制止未成年違法犯罪工作中，應該發揮橋梁紐帶的獨特作用和優勢，與各部門協調合作，共同建立起預防和矯治未成年違法犯罪的長效工作機制。在工作中，要注重加強與其他有關部門的溝通協調和工作上的銜接配合，遇到共同性、關聯性及本部門無法妥善解決的問題，積極通過聯席會議等方式研究解決，達成共識，形成合力。

二是積極與社區矯治相結合，進一步推進“三零社區”建設。首先，加強對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完善法制教育工作機制，創辦未成年人教育指導中心和活動場所，構建社區、家庭、學校三結合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網絡。在現有的基礎上，結合普法活動，定期邀請公安、檢察、法院等部門專業人員給中小學生上法制課，以生動的案例來打動他們，配以相關法律的講解，改變過去死板的課本教育方式。使他們容易接受，真正入心，入腦，增強他們的法制觀念。其次，加強社會對未成年人的關愛。這包括社會、學校、家庭等各行業協調聯動。真正從心理上，在日常生活中關心、愛護他們，了解他們的想法與需求，幫他們認清是非，了解社會，而不是在事后為其遮掩、平息。辦好各級家長學校，將科學的家教觀念傳授給家長，從源頭抓起；學校與家長改變觀念，加強信息交流，及時掌握他們的想法與需求，并加以正確引導。

三是積極參與構建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發揮婦聯組織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的作用。今年和今后一個時期，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經濟衰退的直接影響，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的各種矛盾將很可能互相疊加、集中爆發，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應對社會環境變化的能力較弱，面對涉及未成年人的矛盾糾紛，其違法犯罪行為也將隨之高發，這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當前，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與完善已經成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和重要做法和發展趨勢之一，（說明：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是指訴訟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相互協調地共同存在所結成的一種互補的、滿足社會主體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既包括人民法院的訴訟解決方式，也包括行政調解、經濟仲裁、人民調解等糾紛解決方式。）婦聯組織作為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重要“一元”，應當積極發揮自身優勢，延伸服務職能，協助人民調解、勞動仲裁和人民法院等組織和機構，積極開展調解工作，積極參與人民陪審，化解矛盾糾紛，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行為，有效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同時，進一步加強信訪工作，力爭將矛盾糾紛化解于激化之前、化解于司法訴訟之前、化解于造成嚴重后果之前。

第五篇：青少年違法犯罪預防教育社會工作介入的研究

文獻綜述——

隨著社會的快速變遷,青少年違法犯罪已經成為繼吸毒、環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社會公害，青少年憐逆親長、吸毒、自殺、飄車以及校園暴力等現場層出不窮。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長，不僅關系自身的前途與家庭的幸福，而且關系到國家今后的發展。對青少年違法犯罪預防教育工作已經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總結這些年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外的研究現狀

1、關于青少年違法犯罪的現狀研究

現階段，國外對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的研究很多，成果也相當豐富，但發展的非常不平衡，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整體而言，經濟發達、政治民主的地區，對青少年違法犯罪與權利保護的學術研究就越繁榮，取得的成果就越豐富，而越是貧窮、落后的國家研究就越滯后。1895年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早提出了精神分析理論，從三個方面講述了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原因。①1939年美國著名犯罪社會學家埃德溫·薩瑟蘭出版了《犯罪學原理》一書，確立了“犯罪行為是習得的”觀點。②目前，西方犯罪學理論早已經超越了單學科研究，綜合研究日益深入，其中有代表性的流派主要有：綜合因素理論流派、潛在特性理論流派和生命歷程理論流派等。

2、關于青少年違法犯罪預防教育社會工作介入研究

在國外青少年違法犯罪預防教育社會工作介入研究中，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徑研究干預和矯正青少年犯罪的方法，主要有社區照顧、機構矯正、和解程序策略、矯正項目和新兵訓練營等方法。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Baer和Maschi的研究，他們為青少年違法犯罪預防教育社會工作介入提出了以下建議。首先，干預違法犯罪的青少年應改注意他們的以往創傷；其次，康復應該包括積極反饋、支持與鼓勵等多種形式，幫助違法犯罪青少年樹立積極理想；再次，要為關注人員提供創傷教育；再次工作介入的過程應包括青少年認知的重組、情緒的調控和理性思維的發展等多個過程；最后要針對青少年的內心沖突，建立安全的治療環境出口。青少年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是社會支持的主要客體之一。20世紀70年代，如索茨將社會支持定義為“重 ①② 吳碧君: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理論探索，載《當代青年研究》，2004年3期，第26-30頁。

吳宗憲:《西方犯罪學》，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頁。

要的他人像家庭成員、朋友、同事、親屬以及鄰居等為某個人所提供的幫助功能。”這就是典型的社會支持理論。①西方關于青少年違法犯罪理論對我們充分認識青少年犯罪，探索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教育對策，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二、國內的研究現狀

1、關于青少年違法犯罪的現狀研究

在我國從秦朝開始對少年兒童犯罪的處罰做了特殊的規定，秦律規定對于身高不滿六尺的兒童行為，不追究刑事責任。到西漢時規定“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即對于不到八歲的小孩，只有親自傷人時才受法律制裁，否則不受制裁。唐朝時《名例律》和《唐律疏議》規定對于7歲以下的兒童除了有反逆行為的不負刑事責任；對于7歲到10歲的兒童對有反逆行為、殺人，盜及傷人行為的負刑事責任；對于10到15歲之間的少年兒童，對所犯罪行為有刑事責任，但是可以減輕處罰，可以準予收贖。在宋代、明代一直到清末的刑律中都沿襲了前朝的做法。

我國對青少年犯罪的研究起步較晚，一直到改革開放時期這一研究才逐步發展起來。197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轉發《關于提請全黨重視解決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的報告》，要求全國司法部門、科研單位、教育部門積極開展對青少年犯罪問題的研究，拉開了青少年犯罪問題研究的序幕。1982年6月，成立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學會，標志著我國青少年犯罪學科的建設步入正規。由于我國對青少年犯罪行為的研究剛剛起步所以理論研究水平還是相當薄弱的，再加上長期以來我國將犯罪問題與政治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對犯罪資料進行保密，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對青少年犯罪問題的深入研究。1987年，《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鑒》正式出版，填補了我國青少年犯罪研究的歷史空白。這一時期有點青少年犯罪研究的理論層出不窮，主要有：學者肖劍鳴于1988年提出的經濟發展與犯罪增長同步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同西方國家發展過程一樣，會以犯罪增長為代價②；1988年，孫曉勵提出了利益差異與沖突理論③。周仲飛提出了生產方式——人的需要——犯罪的理論。④1989年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提出了本能異化論，構建了罪因分析的宏觀理論模型。1996年我國著名的刑法家儲槐植提 ① 陳成文、潘澤泉:論社會支持的社會學意義，載《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0 年6期，第25-31頁。② 肖劍鳴：論經濟發展與社會問題，載《青少年犯罪研究》，1988年第5期，第12頁。③ 孫曉勵：青少年犯罪研究，載《青少年犯罪研究》，1988年第3期，第26-28頁。④ 周仲飛：犯罪原因的哲學思考，載《青少年犯罪研究》，1988年第10期，第13頁。

出了“犯罪場”理論。進入90年代，我國的青少年犯罪問題研究進入深化階段，以肖劍鳴與皮藝軍舉辦的當代中國“犯罪行為、犯罪學研究系列學術講座”為標志，我國的青少年違法犯罪研究進入全新階段。

2、關于青少年違法犯罪預防教育社會工作介入研究

針對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而進行的社會工作服務，大都秉承著社會工作的價值理念。現階段，有學者開始從從社會工作的角度探討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原因，并通過小組工作、個案工作、社區工作等多種途徑來進行研究，力圖幫助已經犯罪的青少年，盡早的轉變觀念，遠離犯罪道路。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研究有：李瑞霞的《淺析社會工作者如何應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從應對措施入手，對社會工作者應該如何幫助青少年應對偏差行為進行了論述，主要方法有引導促進、輔導幫助、文化傳承、糾偏扶正②①。馬良的《青少年社區矯治的本土模式和社會工作的介入空間》對青少年社區矯治的三種模式即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志愿者和社區工作相結合的三種模式進行了總結，分析了三種模式的優缺點，同時從職業導向、價值前提、實踐理念展現等方面介紹了社會工作者應如何開展青少年社區矯正③。王芳的《淺析青少年犯罪問題的社會工作介入》從社會工作的視角分析了青少年犯罪的現狀與特點,探討了引發青少年犯罪問題的原因，運用社會工作的方法,介入青少年犯罪問題，幫助犯罪的青少年實現社會化。④胡善平、王鵬的《青少年犯罪矯治的社會工作介入機制研究》一文提出應該在遵循對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針的基礎上，結合我國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實際情況，推動青少年司法、矯治制度等社會工作介入機制的完善和本土化。在推動青少年犯罪矯治，促進社會工作專業化、職業化的發展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⑤

①② 儲槐植：《犯罪場論》，重慶出版社，1996年版。

李瑞霞.淺析社會工作者如何應對青少年偏差行為[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8.04 ③馬良.青少年社區矯治的本土模式和社會工作的介入空間[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8 ④王芳.淺析青少年犯罪問題的社會工作介入[J].法制與社會.2009.04 ⑤胡善平、王鵬，青少年犯罪矯治的社會工作介入機制研究[J].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