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利弊

論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利弊

科舉制度是我國古代封建統治者為選拔人才而設立的、由讀書人參加的一種考試制度。魏晉以來，官員大多數從權貴子弟中選出，真正有真學實才的人并不能被選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隋文帝開始用分科考試來選舉人才，隋煬帝時期才正式設立進士科，考核參選者對時事的看法，按考核成績錄取人才，這時，我國科舉制度正式確立。

中國從隋唐開始考試，考了幾百年，一直到北宋神宗時代，都沒有定下嚴格的考試標準，也就是說，固然選舉文章不出于詩賦之外，但是這種文藝作品，考生和考官都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所以是很難做到公平的。

例如，以下這首唐詩是相當出名的，作者，祖詠。這首詩歌就是他在科舉考試時的作品。

原文：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云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據《唐詩紀事》卷二十記載，這首詩是祖詠在長安應試時作的。按照規定，應該作成一首六韻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但他只寫了這四句就交卷。

有人問他為什么，他說：“意思已經完滿了。”結果很自然，他沒有被錄取。但這首詩一直流傳至今，被清代詩人王漁稱為詠雪最佳作。

這樣的情況在歷史顯然不止出現過一次。那么有沒有想改變這個情況的政治沖動呢？一直都有。到了北宋神宗時代王安石變法，對科舉應試命題制度作了很大的改動。

王安石也許沒想到自己的這一改動對中國歷史影響有多大——

“ 熙寧中王安石創立經義，以為取士之格，明復仿之，更變其式，不惟陳義，并尚代言，體用排偶，謂之八比，通稱制藝，亦名舉業。——姚華《論文后編·目錄下》

制藝又叫做“ 制義 ”。由此成為了明、清時科舉考試規定的文體。即八股文，亦稱時文、時藝、八比或四書文。

這或許就是科舉制度最為人詬病的一點——八股文。在《儒林外史》這本書里對八股文有直接的射影。

以里面兩個人物對八股文的態度為例—— 魯編修虔誠地宣揚：

“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隨你做甚么東西，——要詩就是詩，要賦就是賦，——都是一鞭一道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么來，都是野狐禪，邪魔歪道！”

馬二先生說生病人聽了八股文章——

“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哪里疼也不疼了”。

八股文使科舉成為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使得所有考試文章的處于一個相同的框架之下。否則，各人有各人的寫作風格，必出現“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難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來卻成了統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壓抑了那些本來不擅長科舉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識分子，無法在學術上思想上進行創新。從而導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停滯不前。甚至產生像孔乙己那樣的科舉犧牲者。

但是，《儒林外史》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科舉考試從來是一項工具而已。現在全中國高考也是每年教輔書成堆，很多人天天呼吁要進行高考改革，因為這樣做培養不出優秀人才。

然而，就像高考，古代科舉制度給所有人提供了一個公平的平臺，出生普通家庭的人想要進入朝廷，高榜題名，然后升官晉爵，光宗耀祖，飛黃騰達，全家富貴，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舉考試；從社會角度來說，開放考試，吸收了不少寒士進入政權，讓他們明白考科舉可以是一條很好的出路。

我們可以想象，在過去那個做官是唯一獲取社會地位的年代，如果沒有科舉，那么那些出身貧寒的學子將永無翻身之日，而子孫也將世世代代地貧窮下去，朝廷也將被家族所壟斷。

而科舉制度作為一種選才選官的制度，也使得一些優秀的人能夠參與國家大事的決策。科舉從形式上看相當公平，“朝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這種將相本無種、茅屋出公卿的官員選任辦法促進了社會階層流動，可以保證行政管理人員維持較高的文化素質進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考試選才的公平客觀性又可以排除人情關系對官員任用的困擾，進而借鑒科舉制，建立了現代文官考試制度。

而在世界上，中國考試在世界上占有特別的地位，主要是因為中國擁有悠久的考試歷史。中國是考試制度的發源地，考試是中國的一大發明。在中國考試史上，最重要的是科舉考試。作為中國古代人文活動的首要內容，科舉的影響既廣且遠，它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還遠播海外，對東亞和世界文明進程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對東亞國家的影響是指歷史上日本曾仿行過科舉，韓國、越南曾長期實行過科舉制度；對西方的影響是指英、法、德、美等國曾借鑒科舉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這也直接反映出了科舉在歷史上的優越性。

科舉制度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選官制度，具有公正、確保階級流動等優點，百年回眸，我們不光要看到這一考試制度變革的歷史必然性和進步性，也不應忽視其考試內容死板、學風浮薄和在阻礙社會發展等負面作用。

在當今社會，在以高考為代表的考試選才制度中，我們要吸取科舉制度的精華，選拔真正有才華的人，也不能忘記了科舉制度被廢除的原因，要注意考察內容的靈活性、多樣性，因為創新與實踐是當今社會前進的巨大動力。

第二篇：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明清

明清兩朝科舉的基本制度大體是一致的，進士科考試最為重要。

正式考試共分四級：院試、鄉試、會試和殿試。讀書人在參加正式的科舉考試之前，要接受由本縣知縣主持的考試，俗稱縣試。縣試通過后，再接受由知府主持的府試。府試及格的稱作“童生”。取得身份后，才有資格參加正式的科舉考試。童生的年齡有老少之分。院試是國家科舉考試的最初一級。主持考試的長官是學政。學政由皇帝任命進干出身的翰林院、六部等官員到各省去任職。院試包括歲試和科試兩種考試。歲試成績優良的生員，方可參加科試。科試通過了，才準許參加更高一級的鄉試，叫做“錄試”。中中秀才就意味著脫離了平民階層，開始進入統治階級的圈子。鄉試在京城及各省省城舉行。鄉試的正副主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說的翰林及進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鄉試有正規的考場，鄉試共考三場，以初九日為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明清的科舉考試采取彌封、糊名、謄錄等做法來防范舞弊。鄉試發榜在九月，正值桂花開放，所以稱鄉試榜為“桂榜”。鄉試取中的稱舉人，第一名叫解元。會試和殿試是最高一級的考試。會試由禮部主辦，在京城的貢院舉行。會方式被錄取的人，稱為貢士。第一名叫做會元。會試發榜時，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稱為“杏榜”。會試的主考官，在明朝多以翰林官充當，明末又多以翰林官充當。清朝稱主考官為大總裁，由內閣大學干或六部尚書充任。會試考場的各種規矩，與鄉試基本一致。殿試在名義上是由皇帝親自主持。出榜分為三甲：一甲為賜進士及第，只有前 1

三名，為狀元、榜眼、探花，合稱三鼎甲；二甲為賜進士出身若干人，第一名稱傳臚；三甲為賜同進士出身若干人。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稱進士。中了進干，功名就到了盡頭。殿試以后還要進一次考試，即朝考。根據貢干的復試、殿試、朝考三次成績得出錄取等級，根據錄取等級確定授予的官職。殿試的狀元、榜眼、探花不再參加朝考。（連中三元）

明清兩朝的統治者都規定，科舉考試中必須用八股文體作文章。八股文又叫“八經文”、“制藝”、“時藝”、“時文”等。由于文章題目主要出自四書，這種文化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的清規戒律。文章須有破題（點明題目要旨）、承題（承接破題的意義作進一步的說明）等部分，然后有提比、兩相比偶的文字，共計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同時封建統治者還規定，以朱熹的集注作為作八股文章的準繩。從形式到內容，都禁錮了知識分子的思想，使他們只能依照題意揣摩古人語氣去宣揚封建的倫理道德。封建統治者既然把八股文作為控制人民思想、窒息各種反抗精神的重要工具。清乾隆后，院試、鄉試、會議都必須考詩，稱為貼詩。這是一種形式古板的詩體。明清兩朝國家一級的學校是國子監。國子監的長官為國子祭酒，其下又有司業、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國子監的學生稱監生。明清時的監星主要有舉監，由舉人做監生的，叫舉監。貢監，由秀才做監生的，叫貢監，也叫貢生。蔭監，憑借父輩做官而成監生的，叫蔭監。例監，以捐納錢粟得為監生的，叫例監。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宋朝

宋朝實行的科舉制度中，設立的考試科目很多，主要有進士科、制科、詞科等，有明經、三史、明法、童子、武舉以及“三舍法”取士等等。宋朝進士、明經等科考試一般分為州試、省試、殿試三級。州試時，由州之通判主持進干科考試，以州之錄事參軍主持其余各科的考試。州試取中的考生于冬季集中到京城尚書省禮部，這些考生被稱為“舉子”、“貢生”省試后，皇帝要親自主持殿試。這使錄取的考生只能向皇帝感恩戴德。宋太宗時，把殿試錄取的進士分為三甲，即賜進干及第、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三級等級，同時在瓊林苑賜宴，稱聞喜宴。除了進士科受人尊崇外，制科也很受人青睞。最初制科考試是應考人直接接受皇帝的考試。因此，有人把制舉考試稱為“閣試”，把閣試及格通過稱為“過閣”。在制科中，官員考取后可以升官，百姓考取后可以得官，而且分階段產都免授邊遠偏僻地方的官職。宋代有詞科，詞科考試要求考生須博覽古今，熟悉各種文體格式，它注重文章四六對偶、堆砌典故，講求形式、技巧。與科舉制相配合，也曾實行過“三舍法”取士。國子監學生分為上舍生、中舍生、外舍生三個等級。如果考試成績優秀，外舍生升為內舍生，內舍生升上舍生。如果考至上舍上等，即可以直接授官；考至上舍中等的可以直接參加科舉的殿試；考為上舍下等的，可以直接參加科舉的省試。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唐朝

科舉制度是指朝廷允許普遍士人和官員都可以自愿向官府報名，經過分科考試，依照成績從中選取人才和授給官職的一種制度。唐代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大體有兩種：一是朝廷所設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以及各地的州、縣學館的學生，稱為生徒。他們在學校內考試合格之后，便可以參加朝廷于尚書省舉行的科舉考試，也稱為省試。二是不在學館的普通讀書人，可以向所有的州、縣官府報考。地方州、縣逐級對他們進行考試，合格的人被送到京城長安參加尚書省的省試。這樣的人叫作鄉貢。唐代科舉考試常的有進士、明經、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等科。有制舉和武舉。唐朝所設各科，以應考進士、明經的人最多。其中又以進士科最難考。武舉始創于武則天時，唐代武舉只實行了一段時間便停止了，但是卻為后世開創了先例。制科是由皇帝特別召集一些官員和知名人士舉行的考試，其中又可分為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名目。制科是朝廷網羅非常人才的一種辦法，但是往往不被人們敬重，以為非正途出身。唐代確立的科舉制度馬選官權力集中到朝廷，加強了中央的統治權力。科舉制度為庶族中小地方、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識分子開辟了一條升官的道路，因此受到中小地方和廣大知識分子的擁護，人而增強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基礎。科舉制度把讀書、應考、做官三件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致使天下讀書人懷著“朝為田舍郎，墓登天子堂”的幻想。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元朝

元朝統治者最終實行科舉取士，其目的主要是為了籠絡漢族中小地方和知識分子，從而鞏固蒙古貴族的統治。元朝的科舉考試，分為鄉試（行省考試）、會試（禮部考試）、御試（殿試）三級。在科舉考試中存在著民族歧視。元朝的最高統治者規定，科舉考試的試題都出自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考生答題時必須以程朱理學的觀點和封建說教作為指導思想。

第三篇：淺談中國古代科舉制度范文

淺談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歷史及利弊

什么都會過時，但是似乎考試永遠不過時。選拔人才對一個國家來說是關系定國安邦的大計，對一個國家的發展非常重要。科舉制度就是中國古代讀書人所參加的人才選拔考試。

魏晉以來，官員大多從各地高門權貴的子弟中選拔。權貴子弟無論優劣，都可以做官。許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實學的人，卻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擔任高官。為改變這種弊端，隋文帝開始用分科考試來選舉人才。隋煬帝時期正式設置進士科，考核參選者對時事的看法，按考試成績選拔人才，科舉制度正式誕生，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制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后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1300多年。

科舉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可以說是順應事物的變化發展規律，也順應著封建社會的發展。他的歷史可粗略分為幾個階段：隋朝——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起源；唐朝——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完備；宋朝——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改革時期；元朝——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暫停時期；明朝——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鼎盛時期；清朝——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滅亡。

科舉制的產生發展再至滅亡，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其中利弊及其影響。比如說，科舉制度的實行從根本上打破了兩晉南北朝以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最大限度地網羅全國優秀人才，從而擴大了統治階級的政權基礎。正因為如此，選拔官吏有了文化作為依據，從而能夠選拔素質較高的人才。而能中進士者更非等閑之輩，多為國之棟梁。再者科舉對于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

科舉制度曾有極大的歷史進步性，它為中國長期的繁榮穩定和統一做出的重大貢獻，但同時它給中國社會和國民性格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低估，尤其在明清時期。比如，由于統治者改變考試內容使科舉成為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壓抑了人的思想，無法在學術上思想上進行創新。從而導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停滯不前。同時，科舉制度也產生了家庭悲劇，像陳世美那拋妻棄子之流在那個時代絕對不少。科舉制度導致官場腐敗。科舉制度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出現了科舉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親師的教育又造成了師門關系的盛行。這樣造成了嚴重的師門裙帶關系現象。這些師門關系在官場中互相拉幫結派，并且官官相護。造成了官場的黑暗和社會的混亂。

對內而言，科舉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塑造了中國人的性格，中國歷史社會的方方面面無不留下了科舉的烙印。而對外而言，現代西方國家的文官考試制度就是對中國科舉制度的借鑒和發展；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等都對科舉所體現出的平等和公平原則驚嘆和折服。美國漢學家卜德在《中國思想西入考》一書中認為科舉是“中國贈予西方的最珍貴的知識禮物”。越南、朝鮮更如中國一樣是科舉社會；日本也曾經學習采用過科舉制度。

試看今日，無論是高考還是公務員考試，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科舉制度的精華部分，但是不能不說二者依然存在一些弊端，那么作為先祖創制的科舉制我們更應該客觀看待，并應加以利用，我們正是要克服科舉制度的這些不良影響，而發揮其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天生優質，以適應二十一世紀國家管理對人才的需要。

第四篇：科舉制度利弊分析

科舉制度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利弊分析

科舉制度是中國隋唐時代產生的，通過制度設定和程序化操作，從所有男性社會成員的范圍內挑選人才，擔任國家行政官員的制度，而且被選拔的人才在理論上可以晉升至皇帝除外的任何行政級別的官職，由于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官僚階級是統治階級（以下詳述），科舉制度的實施，使不同階級的社會成員有機會進入統治階級之中。這種選拔制度，實際上體現了在廣大社會成員之中，存在著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的公平的機會。這種不考慮選拔對象的階級屬性的選拔方式，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階級社會中，社會成員階級屬性的本質規定性，使低階級的社會成員有了向高階級躍進的機會。這樣，社會成員的階級屬性不會固化于其出生時所繼承的本源性的階級屬性，他所能達到的階級等級從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后天的努力。因此，科舉制度大大沖擊了社會的階級屬性世襲制的陋規，并最終導致維護世襲的嚴格的等級制度的門閥制度的崩潰。科舉制度實施之后，中國社會中社會成員的非世襲和奮斗意識勃興，陳勝、吳廣“將相王侯，寧有種乎”的詰問，社會成員們的答案是否定性的。由于有了階級屬性躍升的階梯，社會成員們意識到他們的未來地位并不是由他們的出身給定的，而是自己當下行為的直接后果，這樣一來，大大激發了社會成員的奮斗精神和挑戰精神，一定程度上給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活力。

雖然由于選拔的官員有限，使得社會成員發生階級地位躍升的機會不多，但是這種機會的存在和全社會范圍內（當然女性除外）平等性、以及這種機會提供的規范化和制度化，的確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巨大的進步。即使在古希臘、羅馬時期，雖然有限的民主政治制度曾經在社會中深入推行，但是，階級屬性，尤其是奴隸階級的屬性依然被本質化了，在社會中，沒有制度化的提供給奴隸主動改變自己階級屬性的公平機會。而在西方中世紀，階級屬性的本質化更是被統治社會的宗教勢力解釋為人類社會本質屬性的一個重要表現，世襲的嚴格的等級制是宗教勢力和世俗統治階級維護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不公平社會秩序的基石。因此，誕生在公元六世紀左右的科舉制度，在人類階級社會的歷史上看，無疑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進步。

但是，中國古代社會（包括實施了科舉制度的隋唐之后）階級之間政治權利的不平等是階級差異的重要內容，即統治階級相對于被統治階級，具有高得多的政治權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占據了壟斷性地位。中國古代社會的統治階級是以世襲制的貴族階層和非世襲的官僚階層所組成，前面說過，在科舉制廣泛推行之后，貴族階層的勢力日益衰落，官僚階層則成為統治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和中間力量。因此，被統治的低階級的社會成員只有進入官僚系統，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才能實現社會成員階級屬性的真正改變，由于政治權利的差異是決定社會成員階級差異的最重要因素，使社會成員只是依靠實業和商業的經營，實現財富的巨大增長，經濟地位得到相應的提升，而由于其直接獲得的政治權利并沒有相應提高，那么該社會成員依舊無法實現階級屬性的改善。由此可見，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通過科舉考試，并進而進入官僚體系成為社會成員唯一的階級屬性躍升的通道，而如果不這樣做，在其他領域做得再好，也無法實現使階級屬性躍升的目的。

這種情況造成的后果是：科舉制度將社會中的最大數量的才俊之士的精力和興趣集中到科舉考試中，因為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才能達到改變自身階級屬性的目的，而為了在考試中脫穎而出，就必須對考試內容和考試方式的了解達到圓熟的水平才行。因此，這些才俊之士花費了主要的精力，所關心和研究的對象只能是有助于科舉考試方面的內容，這種關心和研究并非出于興趣和目的所在，而是一種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雖然也有部分學人有興趣研究這些內容以外的學問，但是這只能是一小部分人中發生的偶然現象，只能是在不影響準備科舉考試的前提下的“業余愛好”。

由于科舉考試的目的是為國家挑選行政系統的官員，科舉考試的內容必然集中在國家行政管理方面等政治性的內容上。因此，社會中最有才華的成員將最大量的精力集中于對這方面內容的學習和研究之上。同時，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出于維護統治統治秩序的需要，必然將論證這種統治秩序合理性的政治理論奉為唯一的、統治性的政治理論，其他政治理論則被視為異端而遭到排斥和鎮壓。因此，科舉考試中對考生考試成績的評定，不是以其對政治方面的理論創新能力的高低為標準，而是以其對權威政治理論的熟悉度為標準的，因此科舉考試的推行并不能刺激政治方面理論的更大發展。

由于科舉制度能夠一舉改善參加考試者的政治地位，進而改變階級屬性，因此，整個社會都盛行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而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讀書的內容就是科舉考試的內容，也就是對權威政治理論的熟悉。其他的、尤其是涉及科學技術方面的研究，即使研究者取得多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成為該研究者階級地位躍升的憑借。因此，在這種社會價值觀的影響下，對不涉及科舉考試內容的其他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研究被社會普遍觀點認為是不務正業的“奇技淫巧”而倍受輕視，因此，這造成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在文化中的邊緣地位，這無疑大大抑制了中國古代社會在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上的進步。

但是，這種局面的形成決不是科舉制度本身的錯誤，因為從科舉制度本身的目的和手段來看基本上是合理的，造成這種局面的本質原因是科舉制度存在的封建社會中，不同階級社會成員政治權利的是不平等的，而使科舉制度成為改變社會成員命運的唯一方式，而由于改變命運方式的唯一性，使社會精英的精力投入方向和行為方式趨同化，并造成整個社會文化發展的不可避免的單一化。而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形成階級差異的因素的重大變化，社會成員可以通過各種方法通過改變自身的經濟地位來改變自身的階級屬性（后文詳述），類似于科舉制度的公務員考試只是改變社會成員經濟地位的方法之一，而社會成員如果能成為其他科學文化領域的專業人士，也能增加經濟收入，并改變自身階級屬性。因此，公務員考試只是吸引了一小部分對此感興趣的社會成員對它的關注，公務員考試的內容并不能成為絕大部分社會成員的主要關注和研究的對象，并不能限制社會成員的興趣范圍，也并不能遏制社會中科學文化的全面、快速地發展。

但是，這種客觀上的抑制性，并不說明中國古代社會從本質上阻礙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發展，由于社會的世俗化，科學的發展不會象對宗教社會那樣產生動搖統治階級的統治基礎的巨大作用，而由于科學發展能夠帶來生產力和軍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長，使國家的綜合國力得到加強，只會對國家產生好處，因此，統治階級不具有主動地、有意識地嚴厲打擊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發展的。而如果統治階級真正深刻地認識到科學的益處，他們肯定會制定相應的政策促進科學的發展，為了吸引優秀人士投身科學，統治階級肯定會將從事科學工作、并作出重大貢獻的的社會成員吸納為統治階級的成員，并仿效科舉制度建立通過選拔和競爭機制的通向科技官僚的上升通道。同時由于這種制度的建立和科技人員地位的上升，社會的價值取向也會發生相應的改變，而這一切也同樣有利于國家和統治階級的利益，它的可能的形成是合乎邏輯的，可以說，在古代中國對科學精神的弘揚遠較對統治階級利益進行本質損害的民主精神的弘揚為易。因此，我們看到，雖然中國古代社會在客觀上存在對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抑制作用，但是，中國古代社會并沒有類似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宗教裁判所，對一切有悖于宗教教義的人文和自然科學思想進行殘酷鎮壓，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魯諾由于僅僅宣揚了哥白尼的日心說而被宗教裁判所處以火刑，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并沒

有任何自然科學家是因為其自然科學思想而被統治階級迫害。

當然，由于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型態還不是民主的社會型態，統治階級的政治權威不容動搖，因此，與統治階級政治利益發生密切關系的人文科學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政治的影響和干擾，阻礙了人文科學的發展，使科學精神在這個領域無法充分發揚。但是，政教合一的社會是以宗教和政治的雙重力量影響所有科學的發展，是對科學精神的全面壓制。相對而言，中國古代社會、以及所有政教分離的世俗化社會，還是對科學精神的發展提供了更好的支持。而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宗教和政治對于科學發展的兩方面消極影響力完全消除了，科學精神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弘揚，各種科學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

第五篇：淺析科舉制度的利弊

淺析科舉制度的利弊

科舉制度是我國古代封建統治者為選拔人才而設立的、由讀書人參加的一種考試制度。魏晉以來，官員大多數從權貴子弟中選出，并不能選出真正有真才實學的人。為了克服這個弊端，隋文帝開始用分科考試來選舉人才，隋煬帝時期才正式設立進士科，考核參選者對時事的看法，按考核成績錄取人才，這時，我國科舉制度正式確立。

科舉制度對隋唐至明清期間中國政治、教育、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均具有重大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科舉塑造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文化形態與知識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為東亞國家的科舉制和西方國家的文官考試制度所借鑒，對當今中國社會的文化教育也還有深刻的影響。盡管距離科舉制度的廢除已有一百多年了，但當今人們對科舉的認識仍是見仁見智，特別是在科舉的利弊及清末廢除科舉的得失等問題上分歧較大，下面我愿就個人的了解談一點淺薄之見。

客觀地分析，科舉在利的方面，首先表現在科舉考試促進了傳統儒學文化的傳承與普及，它帶動了民間社會崇尚人文、教育，唐代科舉盛行后，就形成了“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的社會風氣。其次，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拔人材的范圍，還讓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分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這種政策對維持社會整體的穩定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讀過書但未做官的“寒門”出身。此外，科舉起

到了文化傳承的紐帶作用。由于它確定了廣大士人學習和修養的內容，科舉便成為知識分子和占統治地位文化的連接點。讀書人最重要的就是學習知識，而在當時最重要的就是學習古代文化知識。一個書生若沒有飽讀文化思想的精華，談何治國之道。科舉規范了學習、修養、考試的內容，并一直延續1300余年，中國文化就延綿不絕的傳承下去。

當然，科舉的諸多弊端是顯而易見的。科舉考試給予及第者的優待和榮譽，是打動千百萬知識分子乃至全社會人們的一個重要因素。科舉制已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文化心理，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科舉成為最吸引人的事業，讀書成了最有意義和價值的活動。科舉及第與否成為人生極喜極悲的重大因素。“久旱逢甘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成為當時世人對科舉制的一種普遍心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成為眾多知識分子形象的寫照。由于封建統治階級的提倡和鼓吹，逐漸形成了世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社會心態，也成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推行“讀書做官論”的濫觴。而且，由于統治者改變考試內容使科舉成為束縛知識分子思想的枷鎖。由明代開始，科舉的考試內容陷入僵化，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注重考生的實際學識。明太祖將源于元朝的八股文正式定為科舉考試文體，而八股文以四書五經的文句做題目，其中的義理必須發揮孔孟和朱熹的思想，不得抒發自己的感想，這樣一來，便嚴重束縛了文人們的思想。大部分讀書人為應對科考，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縛，無

論是眼界、創造性，還是獨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限制。過于死板的八股文，逐漸把科舉制度引向了死胡同。還有，科舉制度助長了官場的腐敗。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出現了科舉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親師的教育又造成了師門關系的盛行，這樣便產生了嚴重的師門裙帶關系現象。這些師門關系在官場中互相拉幫結派，并且官官相護。清朝乾隆年間的大貪官和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借著乾隆皇帝對他的寵愛而一手遮天，大肆收受賄賂，以致富可敵國。而且多次以科舉考試的題目為餌收取考生賄賂的錢財。這就不利于國家建設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場的黑暗和社會的混亂。

應該承認的是，制度本身是一種很好的選才方式，也是能夠選出國家的棟梁之才的，由它被周邊及許多西方國家所效仿就可看出。然而，由于它被統治階級強加過多的個人意愿，比如明清時為了加強統治而將八股文設為主要的考試內容、各階層為了撈取好處而縱容舞弊之風盛行等等，科舉便變得不再是那么神圣而美好，甚至成為眾矢之的。

科舉制度已經成為過去，取而代之的是公務員法，但我希望我們不要將科舉從此塵封起來，而是要將現有的選才方式與之參照，取之精華，棄其糟粕，只有這樣，現行的制度才會不斷趨于完善，社會也才會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