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寧夏初等教育政策的特點

淺析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寧夏初等教育政策的特點

摘要：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是中國教育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寧夏地區教育也揭開了近代化的序幕，新式教育開始蓬勃發展。1929年，寧夏從甘肅省分離出來獨立建省后，南京國民政府和寧夏地方政府制定推行了一系列初等教育政策以促進本省初等教育的恢復發展。本文主要分析了該時期寧夏初等教育政策呈現出的特點，以求為當今寧夏初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實施提供一定歷史借鑒。

關鍵詞：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寧夏；初等教育；教育政策

一、初等教育政策的政治性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寧夏省的初等教育政策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究其根本是為了維護國民黨***和地方軍閥的獨裁統治。馬鴻逵政府為了控制教育，與國民政府教育部爭奪教育廳長任命權，在短短17年間，更換了10任教育廳長[1]。把教育權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使教育與政治聯系緊密。通過黨化教育和訓導教育加強對師生的身心控制，以防止“赤化”。對小學教職員進行的多次培訓中，側重于軍事訓練和思想指導，以培養教職員的忠于黨國的意識，同時清查共產黨員。如銀川學堂巷小學教師溫寶璽在1936年的暑期訓練團中以宣傳抗日，有共產黨嫌疑的罪名被捕入獄[2]。寧夏省還指導教員與學生接近，匡正其思想、言論，用各種暗法警覺學生使其養成民族意識和愛國觀念。學校利用一些政治活動，如紀念周、開朝會、背誦總理遺囑、講解三民主義要義等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3]。

這一時期寧夏省初等教育政策突出的特點是教育與政治密切聯系，教育具有明顯的政治性。教育最終目的是為了加強對師生的身心控制，以維護國民黨***和馬鴻逵當局在地方的獨裁統治。

二、初等教育政策的實用性

寧夏省的初等教育政策都是依照國家的教育政策法規并結合本地初等教育的實際情況制定的，其目的也是為了改變當地初等教育落后的現實，以求教育的發展進步，因此具有很大的實用性。

建省前寧夏除了寧夏縣和寧朔縣設有勸導所外，其余各縣的教育行政均無專門機構管理。因此，建省后寧夏開始積極完善教育行政機構和管理體制，除在各縣設立教育局外，還建立視導室，以加強對教育的管理。針對本省小學蕭條的狀況，寧夏省通過推行義務教育政策、國民教育政策及邊疆教育政策擴大辦學規模，興辦各種民族小學和普通小學。此外，教育廳在各縣設置中心小學，在省垣設立實驗小學進行試點實驗。寧夏省立模范小學校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學校采用“新學制復興教科書”，特別是為學生布置假期作業和發成績通知單，這是寧夏教育史上的先例[4]。針對教育經費管理混亂的情況，寧夏省設立“寧夏教育經費保管委員會”，將各縣教育經費的來源進行整理，并且實行財政統收統支，使寧夏教育經費的收支納入正軌。針對師資不足問題，寧夏省積極提高教師的薪資待遇以吸引師資，穩定師源，并且通過一系列進修培訓，提高教師的文化素質。這一系列初等教育政策是針對寧夏初等教育面臨的實際問題制定實施的，其實用性毋庸置疑。

三、初等教育政策的民族性

寧夏地處內陸邊疆，是回、蒙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寧夏地區針對少數民族初等教育的發展情況制定邊疆教育政策以促進民族教育的發展，這是邊疆地區教育獨有的特點。

30年代中期，寧夏省遵照國民黨中央推行的邊疆教育計劃大綱，在少數民族聚居區開始興辦民族小學。寧夏省在派遣邊疆教育指導員赴各縣回族聚居區考察后，在金積、靈武、平羅等縣先后設立了多所回民小學。在蒙古族居住地區，阿拉善旗設立有定遠營小學、四壩小學、磴口小學；額濟納旗設有完全小學。在教育經費方面，中央和寧夏省每年都設有邊疆教育補助，以改善民族小學的設施，充實師資，編印蒙藏回文教科圖書。同時，一些回族進步人士集資籌辦多所云亭小學，也為民族教育的發展做出了相當的努力。寧夏地區推行的初等教育政策，既激勵了本地區普通小學和民族小學的發展進步，又促進了國民教育與民族教育的和諧發展。

四、初等教育政策的不均衡性

該時期寧夏省推行實施的初等教育政策，在地域方面存在著不均衡。省垣及周邊地區、較大縣城教育政策待遇比偏遠縣區優越的多。

從教育體制政策來講，寧夏省教育廳在恢復教育局后，在各縣設置督學1人，督導學務。然而鹽池、同心、磴口三縣，因轄區狹小，僅設教育科員1人承辦教務。在劃分視導區后，寧夏省向各縣派遣督學，大縣各派督學或視導員1人，小縣每兩縣僅派1人。此外，待遇的不均衡性在教育經費政策和教師政策上表現的尤為突出。寧夏省規定省款按照各縣人口進行分配：寧夏20%、中衛（包括中寧）20%、平羅16%、金積10%、靈武10%、鹽池5%、豫旺5%、磴口2%[5]。從所占比例可以看出，寧夏省的教育投入明顯偏向省垣及周邊縣城，遠遠多于鹽池、豫旺、磴口等偏遠縣區。在教師待遇方面，省垣小學的教師待遇高于縣城教師，并且教育廳規定省垣中心學校不準聘用代用教員[6]，可見省垣小學教師的素質也比一般的縣城要優異的多。（作者單位：寧夏大學教育學院）

參考文獻：

[1]寧夏省政府教育廳編.寧夏省教育概況[M].銀川：寧夏省印書局，1940.15.[2]寧夏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寧夏文史資料（第12期）[C].1984.108.[3]政協鹽池縣委員會編.鹽池文史資料選編：鹽州紀事（下）[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725.[4]馬文明主編.銀川文史集粹[Ml.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8.287-290.[5]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寧夏省政府公報[G].銀川：寧夏省政府秘書處印，1935.45.[6]寧夏省政府秘書處編.十年來寧夏省政述要[M].銀川：寧夏省政府秘書處印，1942.124-125.

第二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高校學生組織經費探析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高校學生組織經費探析

摘 要：本文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高等教育經費政策為背景，以國立暨南大學等高校為個案分析了該時期學生組織經費的來源、分配和使用，并揭示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高校學生組織經費的特點。

關鍵詞：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高校學生組織；經費

教育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政治大環境的穩定。1916年6月袁世凱病死后，北洋軍閥內部分裂為直系、皖系、奉系、晉系、桂系、滇系等軍閥，北洋政府陷入派系紛爭階段。直到1928年，北伐戰爭結束，東北軍閥首領張學良通電全國，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國民政府實現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在高等教育發展上，積極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管理經驗，制訂了教育宗旨，頒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法規，使得高等教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各高校的學生活動越來越豐富，學生組織數目也日漸增多。那么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高等學校的學生組織經費境況是如何的呢？這就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內容。

一、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高等教育經費政策背景

在清末，由于政府財政收入有限，加之帝國主義的掠奪，高等學堂的經費時常不能得到保障。例如《申報》1912年4月20日載：“外間傳言京師大學堂將以大學堂名義會同學部直接與華俄道勝銀行借款六萬金作為開學費用已得袁大總統之批準。”①由此可見，連學校的開學費都尚需貸款，要想使學生組織經費得到保障就更難了。

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深知封建專制教育的毒害，認為教育對一個人的智力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辦好教育才能健全人民的人格。他曾要求政府重視教育，多撥經費。孫中山的教育思想對后來的南京國民政府教育理念亦有較大影響。1931年5月，國民會議通過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關于教育方針政策的條文中，對于教育方面的經費和獎勵作了詳細規定，其中第52、53和56條曰“中央及地方寬籌教育上必須之經費，其依法獨立之經費，并予以保障”；“私立學校成績優良者，國家應予以獎勵或補助”；“全國公私立學校，應設置免費及獎金學額，以獎進品學并優，無力升學之學生”②。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日戰爭的序幕。11月，國民黨遷都重慶。次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抗戰建國綱領》，其中包含了該時期教育總綱。大會還通過了《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在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仍堅持以“戰時須作平時看”的方針來維持正常教育秩序③。《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中明確提出了對教育經費的規定：“對于中央及地方之教育經費，一方面應有整個之籌集與整理方法，并設法逐年增加；一方面務使用得其當，毋使虛糜。”④這些政策的實施，使得高等教育在極端困難的大環境下，仍然得到了發展，學生人數比戰前增加了兩倍，家住敵占區而沒有經濟來源的專科以上學生還可以申請貸金，后來一律可以享受公費待遇，這樣的學生每年大概有5到7萬人。⑤

由此可見，相對于清末，南京國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搜刮，教育方針政策上比較重視教育經費，高等教育的環境也相對較好，即使在抗戰艱難時期，也對教育經費有較強的政策支持。這樣的教育經費生態環境，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經費的正常撥發，高校各項事業的發展也得到了重要保障，同時也催生了高校學生組織的發展。下面主要探討學生組織經費。

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學生組織經費概況

學生組織作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重要載體，在學生的校園生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育人作用。而經費是保障一個組織良好運轉的重要因素之一，下面主要圍繞學生組織的“經費來源、經費分配和經費使用”三個方面來探討。

（一）經費來源

從民國初年始，高等院校的學生組織日趨完善，學生組織主要由學生自治會和各種學生團體組成，學生團體種類多樣，有學術性質的也有聯絡感情性質的。學生組織要正常運作，必須有經費保障。學生組織經費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學校撥款、學生繳納會費和社會捐助。1949年，國立暨南大學“1949級級友會理事會”為印制畢業紀念冊，學校財務委員會撥款進行了補助，此外各“系會”也獲得了補助。⑥從私立大同大學學生會賬單上，可看到校方多次進行了補助。⑦大夏大學“第一次地理論文競賽”獎品則為社會捐助。“本校文學院畢業同學巴黎大學博士朱伯奇君，為獎勵本校同學研究地理起見，特捐助地理獎金五十元，請教務處主辦征集論文……”⑧ 國立交通大學則在新生入學時即收繳學生會會費，見表1。

表1 1936年國立交通大學學生每學期應繳各費列表

資料來源：上海市檔案館藏，《1936年國立交通大學學生每學期應繳各費列表》，卷宗號Y8-1-317，第16-17頁。

（二）經費分配

1930年國立同濟大學支出經費表，顯示當年全校支出俸給費、辦公費、購置費、學術研究費以及特別費等總計878490元，其中大學生聯合會費為1200元⑨，由此可計算出學生組織費用占總支出經費比例約為0.137%。1944年“國立暨南大學歲出預算分配表”，經計算可知當年全校支出俸給費、辦公費、購置費、學術研究費以及特別費等總計3743598元，而學生組織活動費為26124元，占總支出經費比例約為0.69%。B10這兩個表中的學生組織經費的上級目錄都是學術研究費，雖然不是同一所大學在相同年份的數據，但可以大體推知，從1930年至1944年，高等學校的學生組織經費占整個學校經費的比例增加了。

從暨南大學學生課外活動調查表（1933上學期）（表2）可以窺探出學生組織經費的大體概貌。

表2 暨南大學學生課外活動調查表（二十二上學期）

資料來源：上海市檔案館藏，暨南大學學生課外活動調查表（二十二上學期），卷宗號Q240-1-622，第2392-2394頁。

表2中，該學期學生組織共有會員人數2232人，經費共計1253元。學生自治會作為培養學生自治能力的最大學生組織，擁有最多的人數和經費，分別為865人和435元，其經費占所有學生組織經費的34.7%。由此可知，學生自治會在學生群體中的影響最大。

學生組織可分為三類：研究學術類（如中山文化研究會、經濟研究會、會計學會、藝術研究會等），鍛煉學生能力類（如學生自治會、演說會等）和聯絡感情類（包括同學會、級友會以及華僑會）。三種類別的學生組織經費分別為341元、735元和177元。它們的比例情況見圖1。學生組織經費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別是：鍛煉學生能力、研究學術和聯絡感情。

圖1 暨南大學1933不同類別學生組織經費比例圖

（三）經費使用

從“大同大學學生會及各項福利行政事務帳”B11的個案可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高校學生組織經費用途主要為：文體活動用品、車費、筆墨等文具用品、場地租賃費等。學生組織經費的管理則一般由學生會會計室負責賬務記錄，預算決算由學生會執行委員會議決。

三、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高校學生組織經費的特點

從經費來源上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學生組織經費逐漸呈現了“政府撥款、社會捐助和學生繳費”的多渠道籌措途徑。但社會捐助的來源仍占很小比重，例如1930年中央大學決算表B12顯示，當年收入總額為2029848元，捐助款為4879元，政府撥款為1920000元，這兩項占總額的比重分別約為0.24%和94.6%，而1931年該校的決算表中沒有捐助款的項目；1932年國立四川大學收入總額為455480元，捐助款為37000元，政府撥款為377500元B13，這兩項占總額的比重分別約為0.81%和82.9%。可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高校在利用社會捐助款項的力度不夠大，經費來源主要依賴政府撥款，學生組織經費依靠社會捐助的情況可想而知。同時由于當時政治、經濟條件的局限性和高校學生管理工作體系的不完善性，還未能充分加強與學生家長、公司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的感情聯絡，從而不能最大程度籌集這部分經費來源，以更好為學生組織的發展服務。

此外，從國立暨南大學三類學生組織經費的比重大小分析中，可以推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高校學生組織在學生管理工作中的側重點。首先注重以“鍛煉能力類組織”提高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其次以“研究學術類組織”幫助學生研討和學習專業知識，提高學生課余學習的深度和促進同學間的學術交流，“聯絡感情類組織”則增強了同學之間的互動交往。由于學生在校期間，課堂學習占用了學生大量時間，課余時間理應更多地培養其他方面能力，因此三類經費的分配權重還是比較合乎邏輯的。

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高校學生組織經費，基本上保障了學生組織的自我運轉，是鍛煉學生自治能力的重要支撐，從而使得學生團體組織成為學生走上工作崗位之前的重要平臺。

注釋：

①《申報》，1912年4月20日。

②《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第一編第三章第20頁。

③《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第一編第二章第8頁。

④《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第一編第二章第9頁。

⑤《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第一編第二章第11頁。

⑥上海市檔案館藏，卷宗號Q240-1-149，第130-138頁。

⑦上海市檔案館藏，卷宗號Q241-1-644。

⑧大夏周報，1939年第16卷，第3期。

⑨上海市檔案館藏，卷宗號Y8-1-305，第1-5頁。

B10上海市檔案館藏，卷宗號Q240-1-81，第405-408頁。

B11上海市檔案館藏，卷宗號Q241-1-644。

B12《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丙編，第一部分，《學校教育概況》，第34頁。

B13《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丙編，第一部分，育概況》，第37頁。

（責任編輯 劉第紅）

《學校教

第三篇：論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財政和金融改革

論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財政和金融改革

摘要

南京國民政府自1927年成立，是中華民國的最高行政機關，由以蔣介石為核心的中國國民黨建立。1928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召開全國財政會議，統一全國財政，從而奠定了國民政府財政管理的格局。

關鍵詞

南京國民政府

財政

金融

政策

改革

正文

一、財政改革

1、關稅自主：

“關稅自主”是南京國民政府初期一項重大的外交與財稅政策改革。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即于該年5月、8月兩次發表取消不平等條約宣言，制定了《國定進口關稅條例》，決定于當年9月1日起實行關稅自主。隨后，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等開始與英美等諸列強駐華公使展開了以“關稅自主”、“廢除領事裁判權”為主要內容的外交談判。從1928—1929年間，南京國民政府先后與美、英、西、荷、德、意、法等11國簽訂了新的《關稅條約》或者《友好通商條約》。在新條約中，歐美列強在保留其“最惠國待遇”和繼續把持對中國海關行政權的前提下，承認中國關稅自主，同意取消各列強在華關稅特權，實行1925年關稅特別會議所議定的七級附加稅稅率標準（其中，最高一級進口商品稅率至1932年增到50%，1933年增至80%）。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期曾基本上實現了中國國家的“關稅自主”這一客觀事實是不能否認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積極作用也是不可否認的。這種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1）、通過實行“關稅自主”，中國政府可以較大幅度地提高進口稅和減免出口稅，這對于鼓勵和提高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保護和支持中華民族工商業的發展，無疑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積極作用。（2）、通過“關稅自主”和獨立自主地制定關稅稅則，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了當時中國進口商品的結構。在這其中，最明顯的改變是各類棉布進口數量的大大減少。（3）、關稅自主政策的實行，大大地增加了南京國民政府的財稅收入。據有關統計資料記載：通過關稅自主，中國關稅收入從1913年的1697萬元，至1928年增長到17914萬元和1929年的27554萬元。關稅收入在中央政府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也從1913年的21%，至1928年上升到41%和1929年的51%，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穩定財政的重要手段之一。

2、鹽稅改革：

鹽稅一直是中國自古以來的一項重要稅收來源。但自袁世凱善后大借款以鹽稅作為擔保之后，外國債權人在中國設立的稽核機關——鹽務稽核所，就一直把持著對中國鹽稅的管理。宋子文決心改變這個現狀，1928年，財政部將改進鹽務稽核所的工作，不在承認稽核所償還外債的權利，此項工作另行指定特殊機關負責，收稅職權也從鹽務稽核所手中收回，改用關稅收入以作償還。從此，鹽稅的征收、保管及使用權又重新惠到中國政府的手中。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重新設立了鹽務稽核所。1929年8月稽核所恢復收稅職權，在各區的稽核家館開始陸續恢復。鹽務稽核總分所直隸于財政部，改變了帝國主義控制我國鹽稅主權的局面。由于稽核所舊有人員辦鹽的經驗十分豐富，新稽核所任用了一批原稽核所的舊有人員，選擇業績較好的，盡量做到量才任用。

這時的鹽務管理體制中，并行著兩套平行的系統。中央設置鹽務署和稽核總所，二者都隸屬于財政部；在各個產鹽區，設立鹽運使，運副及稽核分所；各銷鹽區，設立榷運局和稽核處或稅收局，又分別隸屬于鹽務上及稽核總所。這樣，鹽務一項分為行政和稽核兩大部分。“行政機關主管場鹽運銷，及緝私事宜，稽核機關主管征收鹽稅，秤放鹽斤，及編造報告事宜。”在1930年，南京政府對鹽務管理體制進行又一次改革，即將緝私權、鹽務行政權歸稽核機關兼管，使鹽務稽核所職權獲得擴張。

1931年5月又頒布了《鹽法》，對鹽稅征收做出了進一步的規定，并以法律的形式將稽核所和鹽務署的職權劃清。

3、裁厘改革：

厘金市地方政府在主要的水陸交通要道設立關卡，向過往的商人征收的貨物通行稅，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它開始于1953年的揚州，使清朝官員雷以緘在揚州為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而征收的，以后逐步通行于全國。到民國初年，厘金關卡新增達735處之多，稅率由值百抽一到值百抽五不一。厘金的存在嚴重損害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

首先，這是統一財政的需要。厘金制度下的稅率帶有隨意性，沒有區分貨物的性質；另一方面，在厘金制度下，洋貨納關稅、子口稅后就不需要交納厘金，是不合理的，厘金一天不廢除，統一財政就成為一句空話。

其次，就是為了有利于國內工商業的發展，最終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因為厘金的存在嚴重阻礙了國內的商品流通，增加了工商業者的生產成本，降低了國內商品的競爭力，使工商業發展極為艱難，因此國內資本家廢厘金的呼聲極為強烈。

1928年7月，財政部設立了裁厘委員會。同年12月，宋子文召開五省裁厘會議，決議裁厘要點10項，即以財政部名義公布，另呈國民政府備案。到1931年1月1日，財政部明令廢止厘金及子口稅，并從即日實施。厘金明令廢除后，地方的財政收入大大減少了，為了彌補地方的損失，宋子文決定開征營業稅和地方提供財政補貼為解決辦法，以減少裁厘的阻力。

政府在裁厘的同時，也創辦了統稅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辦法。所謂統稅就是“一物一稅”為原則的新稅，貨物在進行一次性征稅后，該工業品便可在全國流通不再征收額外捐稅。統稅實際上是一種產品出廠（或出產）稅。最早實行這項新稅制的是卷煙行業。

財政部為了嚴格管理同說的課征工作，還確定一下幾項原則： 1.統稅是國家稅，地方不得重征和截稅；

2.征收統稅的貨物，因該以便于課征的大宗消費品味限，并須用法令明確規定； 3.已征統稅的貨物，若遇有重征，應予以退稅，確保一物征一稅制度的建立； 4.對貨物征收統稅全國采用統一稅率； 5.中外商人待遇一律相同。

至此中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統稅體系始告完成。統稅因制度比較健全，又避免了厘金的諸多弊端，應當說是進步合理的，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擴大，統稅收入越來越增加，成了政府第三大稅源。統稅的不斷增加，說明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是不斷發展的。

4、外債整理：

這是晚清民國經濟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所必須首先要解決的重大財經問題。在晚清和民國初年，當時的中央政府面對內支外絀的財政困境，即以廣借、濫借外債為其解決財政困難的靈丹妙藥。其中，僅北洋政府即舉借外債高達99110萬元，并由此形成了濫借外債—拖欠債務或無力還債—因缺少誠信而致使外國銀行團不敢再大規模借款給中國政府—因借不到外債而中央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的惡性債務危機鏈條。這一做法，不但極大地惡化了當時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而且也使中國的國際信用和國際形象受到嚴重損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為了恢復國際信用和爭取列強對其的政治支持，承認了晚清和北洋政府所遺留下來的巨額外債義務，并于1929年成立了“整理內外債務委員會”以整理債務，還決定每年從關稅項下撥款500萬元作為償還外債的基金。

對于南京國民政府的“外債整理”，如何處理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遺留下來的巨額外債，不僅是一個中外經濟關系問題，而且也是其爭取帝國主義列強承認和支持的國際政治問題。因為如果解決不好這個問題，南京國民政府就無法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正式承認，更別指望得到新的外國借款來緩解其經濟和財政困難。所以，在主觀上，南京國民政府是把整理與清償前政權遺留下來的巨額外債，作為獲得列強承認的重要政治手段來考慮的。這就決定了南京國民政府雖然在償還內債方面的債信極差，但它在償還舊外債、恢復外債債信方面的確是很認真和很努力的，也取得了較好的成效。由于當時的資本主義世界正經歷著1929—1933年經濟大危機，各國間相互賴債已是一種普遍現象，因而南京國民政府整理和償還外債的努力顯得很突出。它對于提高南京國民政府的債務信用，促成國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舉借外債高潮的到來，起到了極大的積極促進作用。

1927—1937年這10年間南京國民政府繼續舉借外債。在1927—1937年的這10年間，南京國民政府鑒于北洋政府濫借外債，導致中國之國際償債公信能力減弱和中央政府債務危機的教訓。

從總體上看，1927—1937年間的國民政府舉借外債，一方面，固然是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重要手段；但是從另一角度看，它也起到了為當時的中國經濟建設提供資金，引進現代技術，促進中國發展現代化和增強國力的積極作用。所舉借的外債還有相當部分是用于了經濟建設之中。抗戰前10年間，南京國民政府通過舉借外債，共修筑鐵路3793公里。其中，僅1936年初至1937年7月間即筑路達2030公里，是前8年的6。5倍。不僅促進了當時中國的鐵路建設，而且為其后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條件下，爭取外援開辟了一條新路。

二、金融改革

1、統一貨幣：

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實行幣制改革，以法幣取代銀元，作為流通于市場的唯一貨幣形式。法幣政策的實施，使國民政府加速了金融控制，增加了統治力量。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為了適應戰時需要，除將所屬一些廠礦內遷外，對自愿內遷的民族工業，也給予貸款和運輸的便利，還強制一批所需工廠內遷，對發展大后方的經濟及抗戰，都有重要作用。但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并沒有實現其在《抗戰建國綱領》中提出的“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民族工業也沒有得到扶植。抗戰勝利后，由于國民政府統治地區通貨膨脹惡性發展，導致國民經濟迅速崩潰，后期經濟敗壞。

1948 年8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發布命令，決定以金圓券代替法幣，并實行限價政策，但毫無成效。僅僅9個月，金圓券如同法幣一樣，成為廢紙。1949年2月，遷至廣州的國民政府又決定以銀圓券取代金圓券，但同樣以失敗告終。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經營、控制的官僚資本，壟斷了國民經濟的主要部分，成為國民政府的經濟基礎，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嚴重的遏制、破壞作用，并最終促使國民政府的覆滅。

2、整理紙幣發行：

“紙幣發行之原則，系為代替現幣之用；而現幣之鑄造權系專屬于政府，則紙幣之發行權自應限于國家銀行，其余各銀行均不得印發紙幣。”但是，當時中國發行紙幣的銀行多如牛毛，并不能一下子把紙幣的發行權收歸國家銀行所有。因此，政府對不同的紙幣發行機構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對中央銀行，以法律的形式把紙幣的發行權規定到其職權范圍內；對其他的有紙幣發行權的銀行，一面調查這些銀行的發行數額與相應的發行準備情況，禁止濫發，一面取消一些不具備發行條件銀行的發行權；對于各地的錢莊、商號，則明令禁止他們發行紙幣，政府對紙幣發行的整理，為1935年法幣政策實施后國家銀行壟斷紙幣的發行創造了條件。

3、廢兩改元：

廢兩改元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幣制改革舉措。國民政府之所以要實施這一改革，是因為當時中國的幣制極為混亂，在社會上流通的貨幣既有銀兩、制錢、外國銀元、本國銀元、銅元等金屬貨幣，又有錢莊、票號、外國銀行發行的各種紙幣。據當時甘末爾顧問報告說：“中國的幣制是在任何一個重要國家里所僅見的最后壞的制度。”因此，幣制改革刻不容緩。1928年國民政府召開全國經濟會議，均決議廢兩改元，應從速實行，以期幣統一，但遭到了長期從事銀兩兌換并從中牟利的錢莊業的反對，而新式銀行家一派則積極贊同。1932年，財政部以幣值混亂，應先從統一銀幣下手，以確立銀本位的基礎，便決定于1933年3月10日起先從上海施行廢兩改元。1933年，國民政府鑒于統一幣制，鞏固金融，當以廢兩改元為先決條件，遂下令從該年4月6日起，全國所有公私款項的收付與訂立契約、票據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銀幣，不得再用銀兩。同時公布《銀本位幣鑄造條例》，鼓勵鑄造新幣。廢兩改元是中國近代財政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幣制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廢兩改元前，中國沒有明確的銀本位幣制。廢兩改元后，實行以元為計量單元的銀本位幣制，其實質是統一貨幣單位，以建立銀本位幣制。廢兩改元的實施，初步改變了中國近代幣制混亂的狀態，不但為1935年取消銀本位幣制，推行法幣政策奠定了基礎，而且促進了當時國內市場的統一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也為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便利。

三、改革的成效與個人評價

1927——1937年間，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統治范圍的不斷擴大，加上“關稅自主”后關稅的提高，“幣制改革”后國內貨幣混亂狀態的改善和1935年開展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等，使得這10年間中國的經濟建設及工農業生產在內戰、自然災害、世界經濟危機的嚴重影響下緩慢而艱難地有所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倒如，在工業方面，工業平均年增長率為8。4%，工業品總產值從1927年的67。01億元，至1936年增長到122。74億元。增加了83。2%。交通方面，公路通車里程由北伐前的1千余公里增長到1935年底的9。6萬公里；鐵路由8千公里增長至1。3萬公里。農業方面，雖有起伏，但總的趨勢是不斷增產。至1936年，重要谷物收成的價值達法幣56億元，比1933——1935年的平均產值高出17億元；番薯、小麥、高梁等農作物的產量均達到1931年以來的最高產量。

另外，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為了控制全國經濟命脈以鞏固其政治統治，先后建立了“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國有銀行和“二局”（即“郵政儲金匯業局”和“中央信托局”）以壟斷控制國家金融業，建立了“資源委員會”等工業建設機構。南京國民政府的這些機構建設，固然有壟斷全國金融、工業等經濟命脈以牟取暴利的問題，但它們同時也有效地集中了全國的經濟資源，為即將發生的抗日戰爭奠定了一定的物質財富基礎。

南京國民政府的這十年經濟建設，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在實際上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有不少弱點和局限。首先：社會經濟有所發展，但發展很不全面，經濟建設的速度過于緩慢。中國仍是一個粗放的農業國，工業經濟仍是“傳統的手工業與近代工業并存”的局面。抗戰前十年中工業產值不過占國民經濟總值的10%左右。其次：是經濟建設的殖民地性質，這表現在對外國資金、技術和市場的全面依賴上。無論在工業、農業、交通、財政建設等方面都呈現出十足的殖民地性質。此外，在十年經濟建設中，官僚資本趁機產生并逐漸發展膨脹起來，阻礙了中華民族工業的發展。

第四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軍事留德生派遣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軍事留德生派遣

20世紀20―4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軍事留德活動經歷了興起、高潮、衰落的發展歷程。軍事留德生起初以學習陸軍為主，嗣后拓展到學習海軍、空軍等兵種，但人數不多，地位不重要。軍事留德生的派遣，對我國軍事人才建設、軍事技術進步及軍事實踐產生了一定影響。

一、南京國民政府軍事留德生的派遣背景

當時學習西方的制度、科技、文化等蔚然成風。建立西方資本主義樣式的政權統治，也是南京國民政府的目?酥髡牛?特別是改造舊軍隊、建設現代軍隊之急需。1928年12月東北易幟，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政權極不穩定，危機重重：國內軍閥擁兵自重，各霸一方，嚴重挑戰南京國民政府的權威；中國共產黨力量逐漸增強，嚴重威脅南京國民政府的獨裁統治；日本侵華野心日益暴露，嚴重威脅到中華民族的生存。面對內憂外患的嚴重困境，蔣介石的首要目標是排擠異己勢力，維護自身獨裁統治，進而在他領導下抵御日本侵略。為此，需要建立一支武裝先進、由他直接控制的中央軍，訓練和培養軍事人才與干部顯得尤為重要。

當時德國處于世界軍事、科技、教育的中心，軍事留德生的派遣是出于對德國先進軍事教育、軍事科技尊崇的結果。早在1912年，留學日本的蔣介石曾努力學習德語，為留學德國、進修軍事作準備。后來，他在《軍事》雜志上著文贊揚德國的軍事教育制度，認為中國在軍事方面應向德國學習。1913年、1918年，蔣介石曾經兩次準備赴德學習軍事，后來還派兒子蔣緯國赴德學習軍事。蔣介石認為：“中國應向一個穩健扎實而不是充滿幻想的國家學習。我們不能憑幻想辦事。從日本人那里，我們沒有什么可學的――他們的產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國人太愛幻想，英國人太遲鈍。德國是唯一可以從中學到一點東西的國家。他們可以給我們打下底子，從而培育發揚我們自己的穩定堅實的作風。”（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第17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蔣介石統一全國后，遂將德國作為軍事學習的榜樣。

當時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決定了派遣軍事留學生的著眼點轉向德國。首先，中德交往有淵源。早在晚清時期，中德有過成功的軍事合作。辛亥革命失敗后的孫中山也對德國俾斯麥運用國家力量推動經濟發展的方式印象深刻，對德國的軍事教育和技術更是推崇有加，甚至說：“德國幾乎在一切領域都是我們的典范。”（劉宗：《孫中山與德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1997年第1期）孫中山采取過一系列聯德行動，這些聯德嘗試與努力為日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其次，中蘇交惡與中日交惡，南京國民政府積極爭取強國軍事援助、派遣軍事留學生的著眼點遂從日本、蘇聯轉向德國。

20世紀30年代，德國成為中國軍事留學生的首選國。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九一八”事變后，中日關系惡化，陸軍留日人數自然逐漸減少。從1932年至1936年，日本士官學校招收中國留學生118名，除1933年只招收18名外，其他各年每年均只有20多名。二是蔣介石大量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強化與德國的軍事合作，軍事留德生的數量隨之增加。三是1934年希特勒任國家元首，大肆擴軍備戰，成立各種軍事學校，應允中國政府之請，大量接受中國軍事留學生。無論是南京國民政府的陸軍留學生還是海軍留學生，都把德國視為留學主要目的地。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馬克大幅貶值，留德費用大為降低，加上《中德協定》的簽訂，中德兩國敵對狀態結束，兩國關系處于平等地位，遂產生第一次留德高潮。

二、南京國民政府軍事留德生的派遣情況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軍事留德生派遣活動始于20世紀20年代末，至20世紀30年代，軍事留德生派遣活動達到高潮，抗日戰爭爆發后，軍事留德活動再次式微，20世紀40年代基本結束。

1.最初選派軍官赴德步兵學校受訓

1928年，德國軍事專家鮑爾出任國民政府軍事顧問。3月，蔣介石派陳儀率團隨鮑爾赴德國考察。在此期間，國民政府還派遣了以張治中為首的軍事代表團隨鮑爾出訪德國。受此推動，中德軍事合作進入新階段。為了適應從德國引進大批武器裝備和軍工設備的需要，提高軍隊裝備水平和武器自給能力，南京國民政府除聘請軍事顧問到軍校和兵科學校任教外，還挑選“品學兼優”的軍事和技術人員赴德深造。

1928年，張治中代表團訪問德國國防部時，獲許2名中國軍官到德累斯頓步兵學校受訓（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第59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此舉為嗣后更多中國軍官赴德軍校學習奠定了基礎。1929年4月，蔣介石準備從中央軍校第六期3200名畢業生中，選拔100名派往英、德、美等國學習軍事。這批選拔的學員于1930年5月先后出國，其中蔣鐵雄、柴釗、楊中平、蕭勁、楊厚彩、鄭瑞、岳制量、田鄂云、徐煥?N、林馥生、李忠儂、樓迪善、歐陽杰等13人留學德國。考慮到德國只肯接收中國軍事生5名，當時已有徐培根、桂永清、彭克定3人在德國就學，故原準備赴德之軍事留學生，大部轉至意大利、瑞士、奧地利等國學習。桂永清是這一時期赴德學習的著名軍官之一，他于1929年4月抵達德國，入德累斯頓步兵學校受訓，由法肯豪森將軍負責指導。1932年，桂永清回國參加淞滬抗戰，后受命組建教導隊，希特勒上臺后，桂永清在中德關系發展方面起過重要作用。

2.大量學習德軍軍事理論與技術

這一時期，陸軍留德生大多以現役軍官身份進入德國各兵科和參謀大學深造。在奧地利學習的中國軍事生轉到德國學習，在部隊學習半年后，分別進入步、炮、工兵、戰車等學校。1934年，蔣介石派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二期畢業的邱清泉、賀光謙、周嘉、周鴻恩、譚承概、洪士奇及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黃正成等赴德國學習軍事。邱清泉、賀光謙進入德國參謀學院（即陸軍大學）學習，其余人進入步兵學校、炮兵學校等學習。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曾經留德陸軍大學的人員還有徐培根、周嘉彬、楊彬。1937年，邱清泉回國后任教育總隊參謀長，后官至兵團司令。1935年，據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統計，德國的中國軍事留學生有30多人。從1929年至1939年，留德人員計699人，理工科留德生占四分之三以上，所學專業大多與國防軍事有關（元青：《民國時期中國留德生與中德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南京國民政府派遣的赴德國學習制造的軍事留學生，多數前往克虜伯工廠實習，以增加實踐經驗。部分留德人員回國后投身兵工領域，或赴德國學習前本身就是兵工制造業的技術員，他們至少有45人以上。這些人雖與留德軍事生有所區別，但對軍需品的研制和生產技能的提高發揮著積極作用。畢業于柏林大學的有俞大維、鄭家俊、趙學顏。畢業于柏林工業大學的有楊繼曾、毛毅可、江杓、劉東?Q、趙英、顧敬心、周自新、龔祖同、魏壽困、齊熨。曾就讀于亞琛工科大學的有丘玉池、戴禮智、魏壽昌。胡?G、莊權、丁天雄、趙達、汪瀏、酈?液瘛⑼跏樂小⒅熳憂濉⒄龐翎啊⑴俗媾唷⑥蹬嗾攴直鴇弦滌諍號蹈Τ槍ひ蕩笱А⑷隹搜飯ひ蕩笱А⒗潮任?大學、明興大學、啟爾大學、達爾姆城工業大學、耶納光學專門學校。從事彈道學研究的俞大維、趙學顏、羅澤霈、熊鸞翥是我國近現代軍事彈道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從事軍用光學儀器制造研究的周自新、龔祖同、金廣路、薜培貞，從事冶金學習的丘玉池、魏壽昌、戴禮智，則成為軍用光學和軍用特殊鋼材制造的奠基人和開拓者。除吳欽烈、朱子清、張郁嵐從事軍用化學研究，其余人所學專業基本都是機械。不少人留德期間，曾師從著名專家教授。彈道研究所的羅澤霈隨世界著名彈道學專家蘭茲教授，學習兵工彈道技術。應用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朱子清與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維也維蘭德教授共同研究有機化學。材料試驗處冶金組組長丘玉池攻讀博士學位的導師，是德國著名冶金學家W.埃林德。赴德學習軍事技術的兵工制造業技術員中的杰出代表有龔祖同、江杓、周自新、金廣路。1936年，龔祖同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曾為軍用光學器材廠籌備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推薦人才，選購設備等。江杓回國后在兵工署任要職，1935年4月赴德國驗收火炮時，學習重炮設計原理，對重炮設計提出了寶貴建議。周自新留學期間建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光學器材維修廠，得到俞大維賞識，回國后全權負責光學器材廠的籌建工作。1937年，他命金廣路、薜培貞等人赴德學習精密檢測技術。受其影響，1939年的中國成功試制出首架軍用望遠鏡。

3.日益拓展到海軍、空軍等領域

1929年至1938年，南京國民政府海軍部共派出10余批約100人出國學習。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海軍沿革》資料載，這10批海軍留學生，1937年赴德12人，1938年為8人，共計20人。據高光佑回憶，1937年上海淪陷后，他與王榮??及武漢來的航海輪機班軍官7人，受命從香港赴德學習海軍，與先期在德海軍人員分門學習。此時在德國學習海軍的軍事留學生有32人，計監造室4人，航海軍官14人，輪機軍官4人，航海學生10人。除海軍部外，這一時期軍政部還派遣過一批海軍學生到德國學習魚雷快艇。但總的來說，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海軍留德活動的影響不如陸軍留德活動影響大，更無法與晚清時期相比。

空軍留德生起步也較早。馮玉祥最早向德國派出航空留學生。1929年3月，馮玉祥所派赴德留學的27人中，有十一二人申請學習飛行訓練，八九人要求學習飛機制造，四五人希望受訓飛機修理，4人選擇學醫，后來也轉向軍事訓練。德國國防部基本上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后來馮玉祥失勢，這批學員歸駐柏林的中國公使館管理，應視為南京國民政府最早的航空留學生。1929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從中央軍校選拔留學預備班，其中留德13人中的徐煥?N、李忠依、林馥生3人赴德后改學民用航空，后來轉到意大利空軍學校學習。1934年，中央航校選派了分別赴美、德留學的人員。總的來看，南京國民政府派遣的航空留德生人數、影響都比較小，主要原因是美國、意大利兩國的空軍在當時處于領先地位，德國空軍受凡爾賽條約限制，無法與美國、意大利等國媲美，南京國民政府更愿意派人赴美國、意大利學習航空。

三、南京國民政府軍事留德生派遣的影響

軍事留德生的派遣對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實踐活動產生了一定影響，推動了南京國民政府軍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1.培養了一批軍事人才

南京國民政府派遣的軍事留德生群體人數雖少，但學習內容比較豐富，除了學習傳統的陸海軍種外，還要學習空軍這一新興軍種。即使是傳統的陸海軍種，由于時代的發展，也增添了不少新內容，如潛水艇、新式魚雷、坦克車等，這就為軍事留學生學習新內容提供了必要，也為全新人才的培養提供了可能。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軍事留德生在兵工機構中地位舉足輕重，他們幾乎壟斷了從兵工署長到下設業務機構的行政領導職務。1932年至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新建的理化研究所、??用化學研究所、白水橋精密研究所、航空兵器技術研究所、彈道研究所五大軍事研究機構，其所長幾乎全為留德人員壟斷。在一些新建兵工廠內，最高行政職務基本上也由他們擔任。莊任是以生產炮彈為主的株洲炮廠廠長，江杓、丁天雄等任以生產大炮為主的第50兵工廠廠長，周自強任以生產軍用光學儀器的制造廠廠長，吳欽烈任生產軍用化學武器及防化武器的鞏縣分廠廠長。具有德國背景的同濟大學畢業生李式白、金廣路、王國章等人被派往德國工廠學習考察，承擔向德商訂購、驗收機器等重任。軍事留德生、第三任兵工署署長俞大維，“訂立了各兵工廠對外招標簽合約的‘黑皮書’（black book），這是他到德國毛瑟兵工廠參加，學會了他們以計算成本作為招標簽約依據的方法。以此方法，保證了所需軍品的品質規格，也規范了交貨的時間及數量。尤其用于杜絕采購軍火、賄賂公行的流弊”。（李元平：《俞大維傳》第37頁，臺灣日報社1993年版）將先進軍事技術與企業科學管理方法一起引進，更加有利于增強軍事科技實力。

2.推進了軍事技術的進步

1928年起，留德科技精英為南京國民政府兵工署做出了重大貢獻。1933年以后，軍政部轄下的重要研發機構和重點兵工廠，不少都在他們的控制之下。由此可見，包括軍事留德生在內的留德生對南京國民政府軍事技術的巨大影響。1925年至1933年間，留德軍事科技人才開始受到重用，兵工署遂成為留德生的一大據點。“在1933至1945年間，以俞大維為核心的一群留德科技專才，對中國的軍火現代化確實發揮甚大功效。憑借他們的專業知識和與德國的聯系，他們不單引進德國的軍事技術，并具體投入生產，對中國的科技和教育發展都有極大貢獻”。（麥勁生：《留德科技精英、兵工署和南京政府的軍事現代化》，《上海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3、促進了軍事工業的發展

20世紀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大力整建軍工企業，以提高軍火自給能力。蔣介石明確要求：新兵工計劃中之制炮廠、炮彈廠、煉鋼廠、動力廠、氮氣廠、軍用化學廠，務于民國二十五年完成。南京國民政府對當時中國的上海、漢陽、金陵、鞏縣、濟南等大型兵工廠中的漢陽兵工廠、金陵兵工廠、鞏縣兵工廠進行整修，并與德國積極嘗試合辦了一些新的兵工廠，突出成果有株洲兵工廠和軍用光學儀器廠。南京國民政府整建軍事工業取得的成績與具有德國教育背景的國內軍事工業人才的推動密不可分。1933年初，俞大維接替化工界前輩洪中，升任兵工署長。他畢業于柏林大學，主攻彈道學，對德國武器裝備有一定研究。畢業后，曾在柏林中國商業處任職，有機會結識了許多留德中國學生，與他們保持著密切聯系。正因為如此，他任兵工署長后，就能夠從留德生中選擇一些人到兵工部門任要職，在他周圍逐漸形成具有德國教育背景的人主導兵工署的局面。這種經歷使他們在規劃軍工建設時，能夠將在德國學到的軍事技術運用到軍事工業建設中，成為軍事工業發展的一種推動因素。

抗戰爆發前成立的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白水橋精密研究所、航空兵器技術研究所、彈道研究所，肩?著重要使命，各研究所都聚集了一批留德人員。如彈道研究所是1936年應物理大師葉企孫考察德國歸來后的建議設立的。該所從德國購置的設備新穎完美，“國內固無其匹，海外亦屬少見”。該所籌備工作主持人俞大維，協助者莊權、丁天雄、汪瀏等人分別畢業于德國柏林大學、德國撒克遜工業大學、德國勃來勞司工科大學、德國波恩大學。該所一些重要領導崗位由留德人擔任。俞大維、于天雄、汪源擔任過所長。汪源曾留學德國，獲機械工程師學位，任所長前曾擔任該所彈道處長。彈道處第一組彈道內組長羅澤曾留學德國，獲內彈道博士學位。所內科技骨干熊鸞翥，于1934年赴德深造，1937年獲彈道學博士學位。

總的來說，南京國民政府派遣的軍事留德生對中國軍事實踐產生了一定影響。軍事留德活動在某種程度上開闊了中國軍人的眼界，增進了對世界軍事現狀及發展趨勢的了解，更新了中國軍人的知識結構，改善了軍事留學生的軍事素質，形成了一批日后活躍在民國甚至新中國軍事舞臺上的重要人物，他們對中國軍隊建設產生了諸多影響。與此同時，軍事留德活動也存在一個不容忽視的根本問題：即舊中國軍事留學缺乏自身的軍事理論、軍事制度與武器裝備支撐，在向誰學、學什么、怎么做等基本問題上，沒有自主性，只能主要依著德國軍事發展路子進行學習、簡單模仿，因而就談不上在此基礎上的自主創新。

（作者系解放軍理工大學理學院政治理論與軍隊政工教研中心教授）

責任編輯：彭安玉

第五篇：第12課 北伐戰爭和南京國民政府建立

第12課 北伐戰爭和南京國民政府建立

0

1知識管理

知識點1 黃埔軍校的創建

創建：________年，國民黨在________創辦軍校，全稱“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

領導：________兼任軍校總理，________為校長，________任政治部主任，廖仲愷為黨代表，惲代英等人任教官。

辦學方針：實行____________和政治教育并重的辦學方針。作用：為________革命培養了一大批人才。知識點2 北伐的勝利進軍 時間：________年5月。

目的：為打倒帝國主義侵華勢力，推翻封建軍閥的統治，把________革命推向全國。領導：總司令________。

組織政府：________國民政府。對象：________、孫傳芳、張作霖。

方針：先集中主力于________戰場，掃除吳佩孚的勢力，然后揮師東進，殲滅孫傳芳的兵力，最后消滅張作霖的軍隊，統一全國。

戰場：西路指向湖北、湖南；中路指向________；東路指向福建、浙江。

結果：北伐軍出師不到半年，便從珠江流域打到________流域，威震全國。1927年初，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到武漢，________成為全國革命的中心。

知識點3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

成立：1927年4月，蔣介石在南京成立__________。

“寧漢合流”：汪精衛發動政變后，武漢國民政府遷往________，與南京國民政府合并，仍用“國民政府”之名，史稱“寧漢合流”。

“東北易幟”：1928年底，張學良沖破日本的阻撓，宣布東北“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東北易幟”標志著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________統一。

0

2基礎過關

知識點1 黃埔軍校的創建

1．某中學歷史興趣小組準備參觀“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舊址，他們應該去的地方是()A．武漢 B．廣州 C．上海 D．南京

2．有一名黃埔軍校的第一期學員在晚年多次提及建校初期的四位領導人，其中回憶不包括()．．．

A B C D 3．“大家到這所學校來，不僅要知道槍是怎樣放法，而且要知道要向什么人放。”這說明此校最大的特點是()A．國共合作后建立的革命軍校 B．政治教育與軍事訓練并重 C．設備先進的近代化學校 D．培養將軍的搖籃 知識點2 北伐的勝利進軍 4．“打倒列強，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這首慷慨激昂的《國民革命歌》唱響于()A．辛亥革命時期 B．北伐戰爭時期 C．抗日戰爭時期 D．解放戰爭時期 5．下列關于北伐戰爭的表述錯誤的是()．．A．北伐徹底推翻了北洋軍閥在全國的統治

B．北伐的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大派系 C．湖南、湖北是北伐的主戰場 D．北伐從珠江流域打到長江流域

6．“吳孫張三系軍閥，汀賀橋兩役決勝。”國共第一次合作進行北伐時，率領第四軍獨立團奮勇沖鋒，連克汀泗橋、賀勝橋，為攻克武昌城立下汗馬功勞的北伐將領是()A．蔣介石 B．李宗仁 C．葉挺 D．彭德懷

知識點3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

7．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汪精衛發動政變后，武漢國民政府遷往南京，與南京國民政府合并，史稱()A．寧漢合流 B．蔣汪合流 C．國民合流 D．民國合流

8．標志南京政府形式上統一了南北的事件是()A．寧漢合流

B．蔣介石建立南京政府 C．東北易幟

D．北伐部隊占領北京

0

3能力提升

9．小明同學到廣州某地參觀時，看到了以下場景和圖片，你知道與此相關的歷史事件嗎()

黃埔軍校舊址 黃埔軍校政治 國民革命軍出

部主任周恩來

師前誓師大會

A．發動反蔣起義 B．北伐推翻清政府 C．第一次國共合作 D．第二次國共合作

10．以“打倒列強，除軍閥，統一全國”為根本目的的北伐戰爭取得勝利的原因有()①北伐戰爭是正義戰爭，反帝反封建符合中國人民的心愿 ②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齊心協力推翻軍閥統治 ③北伐中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起了模范作用 ④工農群眾的密切配合和熱情支援 A．②③④ B．①③ C．①②③④ D．①②④

11．閱讀下列材料，回答問題。

1926年《中國國民黨為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宣言》：本黨敢鄭重向全國民眾宣言曰：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原因，在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其工具賣國軍閥之暴虐；中國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設一人民的統一政府。而過去數年間之經驗，已證明帝國主義者及賣國軍閥實為和平統一之障礙，為革命勢力之 仇敵??本黨為實現中國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統一政府之建設，為鞏固國民革命根據地，不能不出師以剿除賣國軍閥之勢力。

(1)從材料中可以看出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2)材料中“賣國軍閥”指的是哪幾派軍閥勢力？

(3)這次北伐取得了哪些成果？北伐的目的最終是否實現？為什么？

(4)在北伐戰爭中涌現出哪些著名的將領？從他們身上我們能學習到哪些優秀品質？

0

4直擊中考

12．(河池中考)穿越時空，見證歷史！假如你穿越到1924年，可能看到孫中山、蔣介石與周恩來正在商量籌建()A．京師同文館 B．京師大學堂 C．北京大學 D．黃埔軍校

13．(廣東中考)1924年5月，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說：“要從今天起，重新做革命的基礎，另外成立一種思想上的革命軍。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兩年后，該校師生積極投身的“救國救民的事業”是()A．五四運動 B．北伐戰爭 C．抗日戰爭 D．解放戰爭

參考答案

第12課 北伐戰爭和南京國民政府建立

知識管理

1．1924 廣州黃埔 孫中山 蔣介石 周恩來 軍事訓練 國民 2.1926 國民 蔣介石 廣州 吳佩孚 兩湖 江西 長江 武漢 3.國民政府 南京 南北

基礎過關

1．B 2.B 3.B 4.B 5.A 6.C 7.A 8.C 能力提升 9．C 10.C 11.(1)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統一全國。(2)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3)成果：北伐軍出師不到半年，從珠江流域打到長江流域，聲勢震動全國。目的：沒有實現，因為就在北伐勝利進軍時，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右派突然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導致國民革命運動最終失敗。(4)葉挺等；學習他們英勇作戰、不怕犧牲的精神。(言之有理即可)直擊中考 12．D 1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