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兩岸自首制度之比較

兩岸自首制度之比較 【原文出處】法學 【原刊地名】滬

【原刊期號】199505 【原刊頁號】18-20 【分 類 號】D41 【分 類 名】法學 【復印期號】199507 【作 者】廖增昀

【作者簡介】廖增昀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責任編輯】盧勤忠

自首制度是鼓勵犯罪人悔罪自新，從而使有關司法機關易于查明犯罪事實真相之一項重要的刑罰制度。本文著重研究我國臺灣自首制度的特點，兩岸自首制度的異同，并在此基礎上探討自首制度中幾個理論與實踐問題。

一、臺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

臺灣刑法第62條規定，“對于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其成立自首，須具備以下要件：(1)于犯罪未被發覺之前自首。所謂犯罪未被發覺，是指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后，其犯罪事實與系何人所為，尚未被有偵查權之機關或其公務人員發覺而言。即使犯罪事實已被發覺，而犯罪行為人未被發覺（即未破案）亦為犯罪未發覺。即使被害人或其他私人已知其人其事，但只要有偵查權之機關未發覺，仍可以自首。(2)系自動報告自己所犯之罪行。自首就是自動向有關公務員報告自己犯罪事實之意。它不同于告訴或告發。告訴系被害人告知他人犯罪，告發系第三人報告他人犯罪行為。所謂自動，并不論自首的動機為何，但必須是主動陳述自己的犯罪事實，如果是在客觀環境的逼迫下不得已而投案，就不是自首。例如，某甲行兇后，在群眾追捕下逃入有偵查職權之機關，甲要求自首，就欠缺自動性，而且逃入之際即應認為是被發覺之時，故不能成立自首。①自首的方式不拘，言詞、書面、電話、電訊；自行投案或委托他人代首，均無不可。關鍵在于要有自首投案的誠意，須告知真實的姓名與地址，等候傳喚。(3)自首以達于有偵查權之機關始發生法律效力。如果向無偵查權之機關自首，一般以移至有偵查權機關之時尚未發覺犯罪方能成立。向被害人或告訴權人自首后，經其提出告訴或自訴并因而受到裁判，亦可成立刑法上之自首。②但單純地向被害人自首而未達于有偵查權之機關則是無效的。(4)自首之后須自愿接受裁判，表現為不得規避傳訊與審判等。

臺灣刑法對自首采取必減主義。即凡有自首情節，必須依法減輕其刑。又稱絕對減輕。減輕之幅度為，死刑減輕為無期徒刑，或為15年以下12年以上有期徒刑（臺灣刑法第64條第2項）；無期徒刑減輕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同上第65條第2項）；有期徒刑、拘役、罰金的減輕，為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同上第66條）等。除上述一般規定外，臺灣刑法分則第102條，第122條，第154條設有對自首減輕或免除其刑的特別規定，臺灣一些特別刑事法規（如《貪污治罪條例》）亦有對自首處罰作出特別規定者。根據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這些特別規定有優先適用的效力。

二、兩岸自首制度之比較

大陸的自首制度，規定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63條。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當前處理自首和有關問題具體應用法律的解答》（以下簡稱《解答》）對如何適用刑法關于自首的規定，作了司法解釋。與臺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比較，大陸所創制的自首制度具有以下特點：

（一）對自首成立的條件掌握較寬。《解答》第1條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分子作案后，同時具備自動投案、如實交代自己的罪行、并接受審查和裁判這三個條件的，都認為是自首。”其中自動投案不僅指犯罪事實和犯罪人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前自行投案者；而且指犯罪事實與犯罪人均已被發覺，但犯罪人尚未受到司法機關傳喚、訊問或未被采取強制措施前自行投案者；甚至犯罪后逃跑，在通緝、追捕過程中自行投案，如符合自首之其他要件，亦視同自首。與臺灣的自首制度比較，后者則強調了犯罪未被發覺這個條件，對自首范圍作了限制。對犯罪已被發覺才自動到案者，認為是投案而非自首。

（二）對自首的處罰采取一般從輕原則。“一般從輕”，是對自首者原則上要從輕處罰，但不是絕對地一律從輕，而是視犯罪輕重與自首的具體情節（包括自首的動機，投案早晚，交代罪行的程度，悔罪態度，以及有否立功表現等），可作不同的處理。對犯罪較輕的，如果投案自首的自覺程度較高，特別是有立功表現的，就可予以減輕或免除處罰。對犯罪較重的，除了投案自首中表現較好外，還必須有立功表現，方可予以減輕或免除處罰。作為例外，對個別罪行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的犯罪分子，雖自首也可以不予從輕處罰。所謂“從輕”是在法定刑的限度內判處較輕的刑罰（見《刑法》第58條），“減輕”是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同上第59條），可見對自首從寬處理的幅度是很大的。與臺灣刑法中自首制度的必減原則比較，它較適宜于對千差萬別的犯罪情況和不同的自首情節作出相應的從寬處理。具有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特點。

（三）將犯罪人的立功表現作為自首從寬中的一個重要情節，這是自首制度的重要發展。“立功”不僅是犯罪人決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重要表現，而且充分調動犯罪人的積極性，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從而有利于偵破一些更隱蔽的罪案，擴大戰果，深挖犯罪。未自首而有立功表現的，雖亦能得到寬大處理（《解答》第4條），但自首又立功者，卻是法定可予減輕或免除刑罰的重要情節。臺灣刑法則無此規定。

（四）對坦白者酌情從寬。坦白在《刑法》中沒有規定，但在《解答》中作了視坦白程度，可酌情從寬處理的規定。臺灣刑法稱坦白為自白，是犯罪已被發覺后犯罪人自幼投案陳述自己所為的犯罪事實者。自白在一般犯罪中僅作為量刑參考，但在其刑法分則和某些特別刑事法規中有特別規定。如臺灣刑法第122條第3項行賄罪中規定，“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得減輕其刑”。又如臺灣《貪污治罪條例》中亦有自白的規定。

三、自首制度中幾個理論與實踐問題

（一）關于自首范圍的從寬解釋。

自首制度之設，主要是對能及時認罪悔罪之犯罪人的寬宥措施；同時還可藉以鼓勵犯罪人自動投案，節約偵查機關的人力物力，使罪案得以大白于天下，避免在搜索嫌疑犯中連累其他無辜的人。由于自首制度有以上重要意義與功用，因而法學界一般主張對自首的范圍宜從寬解釋。在大陸的司法實踐中，對自動投案這個條件作了從寬解釋。如不完全出于犯罪人的主動，而是由其家人、親友規勸，并陪同投案，只要能如實交代罪行，亦可視為自動投案。甚至經查實，犯罪分子確已準備去投案，或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機關捕獲的，亦視為自動投案。臺灣學界對“犯罪未被發覺”這個條件同樣作了從寬解釋。如被害人或其他人已知犯罪事實或已知系某人所為，而有偵查權的機關或有關公務人員尚不知者，仍為犯罪未發覺。又如一罪先發，在偵訊、服刑中別首其他未被發覺之余罪，如何處理？臺灣的作法是，只要符合自首之其他要件，即應成立自首。大陸學界一般亦認為，犯罪分子已受拘捕或在服刑之中，雖不屬“自動投案”，但只要主動交代了未被司法機關掌握的他種罪行，亦視同自首，可酌情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對自首范圍作以上從寬解釋的依據是，在上述情況下，犯罪人投案自首仍屬悔罪表現，并有利于偵查緝捕工作的順利進行。但值得注意的是，自首的范圍也不是可以任意擴大，特別是臺灣刑法對自首采取必減主義，對成立自首的條件就不能不作一些限制。譬如對犯罪人在犯罪前即預謀在實施嚴重犯罪后投案自首，以求達到減輕懲罰的目的，在大陸的司法實踐中認定為自首，但可不予從輕處罰③（雖然這僅是自首中極少數不予從輕的例外情況）。臺灣學者謝瑞智博士則認為，“如于犯罪前預立自首之計劃，以達變更法定刑之目的者，此目的既為犯罪計劃之一部，其自首則欠缺自動報告之意義，在理論上應不生自首之效力。否則將使狡黠之徒，每有預謀殺人，而利用自首，冀免一死，使自首失去立法之原意”。④可見對自首范圍的解釋，必須從自首的本來意義及其功用上，從罪與罰的整體關系上加以理解和運用。

（二）現行犯能否適用自首的問題。

臺灣學者高仰止教授提出現行犯（指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后即時發覺者）及準現行犯（指被追呼為犯罪人者，顯有可疑為犯罪人者，參見臺灣刑事訴訟法第88條）能否適用自首規定的問題。他說：“倘其自首在偵查機關或人員發覺犯罪以前而合于自首之要件，即不能以其為現行犯或準現行犯之故，而排斥自首之適用。”⑤當然，一概地否定現行犯或準現行犯有自首的可能性是不正確的。臺灣有個自首案例：某地發生車禍致人死傷后，有路人向管區警察派出所報案，該派出所警員趕到現場時尚不知肇事司機為何人，乃當場大聲喊叫：“司機是誰？”該肇事司機立即回答：“是我”，并將駕駛執照交付警察處理，接受裁判。⑥可見在犯罪以后，雖然被害人與在場群眾已發覺犯罪，但在有關公務人員發覺之前，仍存在自首的可能性。該肇事司機釀成車禍后，未伺機逃逸，而是聽候處理，并主動投案，這是符合自首要件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有關公務人員發覺犯罪事實與犯罪人，只須知道發生了何種犯罪，主觀上察覺某人為犯罪嫌疑人即可，不必客觀上確認某人為犯罪人。也就是說，如果有關公務人員趕赴現場時已發現有被追呼為罪犯的人，或明顯有犯罪嫌疑的人，此時罪犯即使搶先一步，申明是他干的，亦不宜成立自首。對此，臺灣學者鄭健才教授舉例說：“警察遙見某甲開槍殺人，即快步趕上，此時某甲雖意欲自首，而向警察高呼“我已殺人”，仍非對于未發覺之罪為自首。⑦兩大陸學者的回答則是明確的，對“被群眾、公安人員、武裝人員尾隨、包圍、堵截，走頭無路，當場投案的”，“不是自動投案”。⑧這是因為在搜捕現場，犯罪人在迫不得已情況下舉手投降，如可成立自首，將會增強罪犯的投機心理，鉆法律空子，以達到減輕懲罰的目的，而無益于鼓勵自新。

（三）自首制度的運用。

在刑事立法中如何善于運用自首制度也是需要研究的問題。從刑事政策上考慮，自首制度不僅一般地有利于偵查工作，使收事半功倍之效，而且有利于分化瓦解共同犯罪人，以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這方面的立法例很多。如《解答》第1條

（二）中將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應當交代出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必須揭發同案犯的罪行”，作為自首應如實交代自己罪行的一項內容。又如全國人大常委會1988年1月通過的《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8條第2款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于刑事處罰。臺灣刑法分則第102條，第122條，第154條對有共同關系的犯罪亦有特別規定。試以行賄罪為例，該法第122條第3項規定，犯行賄罪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臺灣《貪污治罪條例》第10條規定，犯行賄罪，“于犯罪后六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逾六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以上規定，實際上都是鼓勵行賄人揭發檢舉貪贓枉法者。由于行賄與受賄犯罪在性質上往往具有相互依存的對立犯關系，學理上稱之為“必要的共犯”，犯罪人互相利用，狼狽為奸，故一般情況下不易被發覺，即使發覺，提取證據亦相當困難。而上述對行賄者自首的特別寬宥的規定將使受賄者有所畏懼，而行賄者亦敢于檢舉受賄者，使貪贓枉法之徒受到應得的制裁。

注釋：

①參看高仰止著：《刑法總則之理論與實用》第500頁。1986年版。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②參看劉清景、施茂林主編：《臺灣新編法律問題研究（結論）全集》第131頁。臺灣大偉書局，1990年版

③馬克昌：《論自首》，《法學評論》1983年第1期。

④謝瑞智博士著：《刑法總論精義》，第284頁。

⑤高仰止著：《刑法總則之理論與實用》第500頁。

⑥劉清景、施茂林主編：《臺灣新編法律問題研究（結論）全集》，第134頁。

⑦鄭健才著：《刑法總則》第341頁。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版。

⑧林準主編：《中國刑法教程》第202頁。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二篇：成本核算制度之新舊比較

《企業產品成本核算制度》之新舊比較

成本核算是企業管理和財務決策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想在競爭中取勝，必須降低生產成本，做好成本核算，著力提高利潤水平。隨著時代的發展，成本核算方式已經由傳統的手工記賬向信息化轉變，為改進和加強企業產品成本核算，進一步提高產品成本信息質量，財政部會計司近期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繼承《國有工業企業成本核算辦法》、行業會計制度、《企業會計制度》以及有關行業核算辦法下，我國企業長期以來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并結合企業會計準則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對企業產品成本核算進行改革和發展，起草了《企業產品成本核算制度（征求意見稿）》。下面就該稿與舊制度的區別發表下自己的拙見。

一、新制度里引入了作業成本法這一新的產品計量方法

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企業產品生產制造環境發生了一定變化，直接生產成本比重與傳統制造環境相比有所下降，同時制造費用劇增并呈多樣化，分攤標準如果只用人工小時等已經難以可靠地反映各種產品的成本。在前期調研過程中，相當一部分企業反映，制造費用（間接費用）的分配問題已經成為加強產品成本核算和管理的瓶頸和難點，提出引入作業成本法，提高產品成本的科學化和精細化管理，收到了較好的成效。

隨著企業IT技術的運用，企業新制造環境的逐漸形成，企業使用計算機管理信息系統來管理經營與生產，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設備、資源、人、技術的作用，是產品成本核算和管理的趨勢。適時引入作業成本法，有助于引導企業將產品成本核算與產品成本信息分析和應用結合起來，提高產品成本會計信息質量，促進企業降本增效。考慮到我國企業產品成本核算和管理水平參差不齊，整體差距較大，以及目前作業成本法尚未得到普遍應用的情況，本稿有機整合零散分布在存貨、固定資產、借款費用、無形資產、職工薪酬等具體準則中關于產品成本要素的內容，進一步細化成本核算方法，統一規范成本核算項目，減少成本核算的隨意性，適當引入了作業成本法。

二、新制度里對“產品”進行了新的定義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中的存貨范圍，對“產品”進行定位。即，產品是指企業在其日常活動中持有以備出售的產成品、商品，在此基礎上，對產品的外延進行了擴展，規定產品也包含企業提供的勞務。

三、新制度里進行了行業類別的界定

以往發布的若干行業會計制度和行業核算辦法，行業的種類主要涉及：工業、農業、房地產開發、施工、旅游和飲食服務、郵電通信、交通運輸、地質勘察、勘察設計、金融、保險等。

在我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中，涉及有形產品制造加工的行業包括20余種，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了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和大力發展生活性服務業，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包括運輸、倉儲、通訊等，生活性服務包括商貿、餐飲旅游等。

綜合以上行業類別進行進一步歸類，我們將有關行業劃分為“工業”、“農業”、“商業”、“建筑業”、“房地產業”、“交通運輸業”、“通信業”、“軟件業”、“餐飲旅游業”和“其他行業”十類。其中，“工業”包括制造業、采礦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企業；“農業”包括農、林、牧、漁業；“商業”包括批發業和零售業；“交通

運輸業”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其他行業”是指除工業、農業、商業、建筑、房地產、交通運輸、通信、軟件、餐飲和旅游等行業。

同時，本稿以“工業”為藍本制定有關規定，立足于工業制造業，充分體現其他行業特點，使不同行業不同產品的成本構成更具可比性。如在產品成本開支范圍、產品成本核算對象、產品成本核算項目、產品成本歸集、分配和結轉方面制定了統馭性的成本核算原則，在此基礎上以工業企業為藍本，區分不同行業制定產品成本核算規定，滿足企業集團化管理、多元化經營的成本管理需要。

企業通常情況下應當根據該規定進行產品成本核算；兼顧“農業”、“商業”“建筑業”、“房地產業”、“交通運輸業”、“通信業”、“軟件業”、“餐飲旅游業”和“其他行業”的特點，要求原則上比照工業進行產品成本核算外，還對其行業特有的有關產品成本核算內容進行了規定。

四、新制度還試圖解決成本核算在會計信息化中的某些應用問題，使成本費用項目的設置和核算方法更加清晰明確。評價：

在我國企業產品生產制造環境發生了一定變化的情況下，直接生產成本比重與傳統制造環境相比有所下降。同時，間接費用劇增并呈多樣化，分攤標準如果只用人工小時等已經難以可靠地反映各種產品的成本，因此，間接費用的分配問題已經成為加強產品成本核算和管理的瓶頸。引入作業成本法，可以采用多重分配標準分配間接費用，能夠很好地解決上述問題。

同時，作業成本法能夠很好地克服傳統成本核算方法中間接費用責任劃分不清的缺點，使以往一些不可控的間接費用變為可控，這樣可以更好地發揮決策、計劃后控制作用，以促進作業管理和成本控制水平的提高。

新規定試圖解決不同行業的成本核算問題，使之有章可循。此前，我國各行業的成本核算制度幾乎是一個空白，部分行業的成本核算也比較混亂。在推行統一的企業會計準則后，國家又對有些行業特有的產品成本核算內容進行了專門規定，這將成為我國大中型企業（金融企業除外）進行成本核算和管理的基本制度依據。

國際上時有借產品成本問題對我國一些出口產品實施反傾銷調查的事件發生，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因此，制定本制度有利于完善會計準則體系，同時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這項核算制度的最終實施將解決一些長久以來存在的問題。

第三篇：重慶辯護律師解析自首制度

重慶辯護律師解析自首制度

冉繽律師，重慶精睿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1997年通過全國律師資格考試，在十數年的律師生涯中，代理訴訟及非訟作品七百余件，廣泛涉獵婚姻家庭、行政訴訟、人身損害賠償、民商事、建筑及房地產、刑事辯護等各門類法律事務后，逐漸形成并建立起在企業法律顧問服務、刑事辯護及醫療糾紛領域的優勢化、差異化的特色辦案服務。其所代理的案件，多次被中央電視臺《經濟與法》欄目、上海《東方衛視》、《法制日報》、香港《文匯報》、《重慶晚報》、《重慶晨報》等主流媒體報道；并就房地產糾紛、勞資權益糾紛、婚姻法最新解釋等方面，分別接受上海東方衛視、重慶電視臺、重慶交通廣播電臺等媒體的專題采訪。

一、自動投案的法律分析

根據我國《刑法》第67條的規定，構成自首須同時具備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罪行兩個條件。對于“自動投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高法解釋》）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兩高意見》）先后予以明確。《高法解釋》規定，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兩高意見》則在前述規定的基礎上，對自動投案的含義作了進一步闡述：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分子未被辦案機關掌握，或者雖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調查談話、訊問，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調查措施或者強制措施時，向辦案機關投案的，是自動投案。《兩高意見》的這一規定可以說是迄今為止關于自動投案的標準含義。

對比《高法解釋》和《兩高意見》的上述規定，不難發現兩者之間的區別：前者強調投案的主動性和親自性，后者僅強調投案的主動性；前者投案的對象僅限于公、檢、法機關，后者則既包括公、檢、法機關，也包括紀檢、監察等辦案機關。本律師認為，認定是否屬于自動投案，既不能機械看待投案的方式，也不能拘泥于投案的對象，關鍵是要準確把握投案的“主動性和自動性”這一核心要素。兩高有關“視 為自動投案”的規定，也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理解這一問題。

《高法解釋》和《兩高意見》先后列舉了非典型的自動投案的8種情況，一并概括如下：(1)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單位、城鄉基層組織或者其他有關負責人員投案的；(2)犯罪嫌疑人因病、傷或者為了減輕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為投案，或者先以信電投案的；(3)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自己的罪行的；(4)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緝、追捕過程中，主動投案的；(5)經查實確已準備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機關捕獲的；(6)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動，而是經親友規勸、陪同投案的；(7)公安機關通知犯罪嫌疑人的親友，或者親友主動報案后，將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8)犯罪分子向所在單位等辦案機關以外的單位、組織或者有關負責人員投案的。由此可見，《高法解釋》和《兩高意見》在一定意義上放寬了自動投案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首的認定標準，有利于敦促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做出積極的選擇，及時到案并主動交待罪行，也表明其愿意接受懲罰，體現悔改的態度；也有利于分化瓦解共同犯罪人，及時破案，減少司法機關的資源投入，提高司法效率，符合刑法設立自首制度的意旨。

按照上述兩高的相關規定，不論是典型的“自動投案”，還是非典型的“視為自動投案”的情形，均強調除了要出于本人的意志外，還必須有投案的主動行為。本律師認為，刑法意義上的自動投案應是指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以后尚未到案前，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司法機關或者有關負責人承認自己實施了某種犯罪，并自愿置于司法機關或者有關 負責人控制之下的行為。

二、對司法實踐中幾種特殊情況是否構成自首的評析

上述8種情況在司法適用中少有爭議，對于以下幾種情況則頗多分

歧，筆者結合實際案例，逐一進行分析。

（一）犯罪后知道他人報警而在現場等候抓捕的行為是否成立自 首？

案例1：犯罪嫌疑人李某與女友趙某在外出途中因瑣事發生爭執，李某情急之下掏出隨身攜帶的水果刀朝趙某胸腹部猛捅數刀，致其當場倒地而亡。此時，出租車司機何某途經此處，看見滿身是血的李某和躺在地上的趙某，問李某：人是你殺的嗎？李某未予回答。何某沖李說：你別走啊。說著，何某便撥打110報警。何某報警時，李某在場，且聞聽何報警后未離開現場。隨后，警察到來，李某主動承認趙 某是其所殺。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圍繞李某是否具備自首情節產生了截然相反的意見。肯定論者認為，李某明知何某報警而未離開現場，警察到來后即主動承認殺人犯罪，可以視為自動投案，應認定為自首。否定論者認為，李某既沒有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投案，也沒有委托出租車 司機代為投案，不構成自首。

本案中，李某歸案后如實供述了故意殺人的犯罪事實，因此，認定李某是否具有自首情節的關鍵在于李某是否具有自動投案的意思表示和行為。筆者認為，李某犯罪后知道何某報警而在現場等候抓捕的行為成立自首。理由有三：其一，何某只是口頭對李某說不能動，并未對其采取任何帶有強制性的措施，李某在當時可以逃跑的情況下，選擇了停留原地、等待警方處理，說明其主觀上是愿意投案的。其二，李某明知何某報警后警察很快就會到來，其并沒有逃跑，而是坐等抓捕，此舉充分表明李某愿意將自己交由警方處理。其三，警察到來后，李某不但沒有抗拒抓捕，而且未等警察詢問即交待了殺人事實。可見，李某明知在現場必定被抓獲，仍然等候警方到來，其到案

具有自動性，在警察到來后即如實供述了犯罪事實，符合自首的構成條件。

筆者認為，判斷行為人是否構成自首，既不能機械地看其是否直接、親自到公安、司法機關投案，也不能生搬硬套司法解釋，關鍵是在深刻理解刑法設立自首制度立法精神的同時，看行為人有無主動將自己置于司法機關控制下的意愿和行為。此處要指出的是，司法人員應避免司法解釋的依賴性，將司法解釋沒有規定的情況一概排除在外是不可取的；須知司法解釋的性質決定了它只是解決了法律適用的中 的部分問題，而不是全部。

（二）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逃跑后又投案的行為是否成立自首？

案例2：犯罪嫌疑人孟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公安機關取保候審。期間，孟某未經批準擅自離開居住地，多次傳訊均未到案。后查實孟某因懼怕判刑而遠跑外地躲藏。一個月后，孟某因生活無著，又回到原 籍投案，對自己所犯罪行供認不諱。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于犯罪嫌疑人孟某在取保候審期間逃跑后又投案的行為是否構成自首也有不同的認識。第一種觀點認為，孟某雖然在取保候審期間逃跑，但最終歸案不是公安機關抓獲，而是主動到案的結果，應視為自動投案，可以成立自首。第二種觀點認為，取保候審屬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之一，根據《高法解釋》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孟某已被采取強制措施，其不具備自動投案的前提條 件，不能構成自首。

筆者認為，依據《高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已被采取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和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不具備成立一般自首的前提條件。本案中，孟某在公安機關取保候審期間為逃避懲罰而逃匿，違反了刑事訴訟法關于取保候審的禁止性規定；其以后的所謂“主動投案”，也只是履行了取保候審期間的法律義務。并且，刑法規定的自首有嚴格的時間限制—犯罪后、歸案前；因此，在孟某已經歸案的情況下，對于其所犯交通肇事罪而言，自首無從談起。正是由于此，《高法解釋》才將自動投案的時間限定為“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之時”。對此，《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處理自首和立功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研討會會議紀要》也明確指出：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經受到 訊問或已被采取強制措施，則喪失了自動投案的條件。

換個角度看，如果認定孟某有自首情節，特別是從量刑上再予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那么既對那些遵守取保候審規定、沒有實施脫管行為的犯罪人有失公平，甚至也可能導致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故意逃匿而后投案以制造“自首”的現象發生，其結果勢必導致執法的混

亂。

筆者認為，對犯罪嫌疑人不論采取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還是拘留、逮捕措施，只要在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逃跑、躲避刑事追究的，即使又主動歸案，其先前實施的犯罪行為也不能構成自首。對于批準或者決定逮捕后始終未歸案的在逃犯罪嫌疑人主動投案、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的，可以成立自首。因為這種逮捕只具有程序上的意義，逮捕措施尚未對犯罪嫌疑人實際執行，還不能說已經對其采取了強制措

施。

（三）在有關部門調查或者詢問期間主動交待犯罪事實的是否成立自 首。

案例3：某海關緝私局獲得情報線索，反映華昌貿易公司在進口家具過程中有走私嫌疑。經初步調查，該公司確有采取低報價格偷逃國家稅款的事實。某日，辦案人員到該公司講明政策，要求公司總經理華某配合調查。華某在接受詢問時，懾于法律威嚴，向調查人員交待了該公司在進口家具貿易中采取低報價格的手段、偷逃國家稅款的 事實。本案遂告破。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于華某在海關緝私部門調查期間主動交待走私犯罪事實的行為是否構成自首也產生了爭議。一種意見認為，華某在海關緝私部門對其所在公司涉嫌犯罪尚未立案的情況下，在調查期間即主動交待犯罪事實，可以視為自動投案，應以自首論。另一種意見認為，雖然緝私部門對華昌公司涉嫌犯罪問題尚未立案，但是已經掌握了其走私犯罪的線索，華某的交待具有被動性，不能成立自首。

筆者認為，認定華某是否屬于自動投案，是否具有自首情節，關鍵在于對《高法解釋》和《兩高意見》中相關規定的正確理解。按照《高法解釋》中關于“自動投案”的界定，華某的行為似乎可以視作自首；但是《兩高意見》對此則有明確規定：沒有自動投案，在辦案機關調查談話、訊問、采取調查措施或者強制措施期間，犯罪分子如實交代辦案機關掌握的線索所針對的事實的，不能認定為自首。筆者理解，《兩高意見》之所以作出前述規定，還是重在考察行為人是主動歸案，還是被動歸案。如果辦案機關掌握犯罪線索在先，并且有針對性地找行為人調查情況，不管行為人交待的動機如何，其歸案的被動性都毋庸置疑。如果將這種“等找上門來才交待”的情形視為自首，則明顯與 刑法設立自首制度的初衷相悖。

本案中，海關緝私部門事先已經掌握華昌公司涉嫌走私犯罪的線索，且華某是在辦案機關調查詢問時才交待的犯罪事實。因此，對華某不能認定為自首。但是其主動坦白犯罪事實可作為量刑的酌定情節。申言之，如果海關緝私部門之前未掌握華昌公司涉嫌走私犯罪的線索，那么華某在海關調查人員向其了解情況時主動交待了走私犯罪的事

實，則完全可以成立自首。

（四）經電話通知或者他人稍帶口信而到案并如實供述罪行的是否成 立自首 ？

案例4：犯罪嫌疑人遲某因瑣事與鄰居王某發生沖突，在相互撕扯過程中將王推倒在地，在場群眾將王某送往附近醫院救治（后經法醫鑒定，王某右手食指骨折構成輕傷、臉部擦傷構成輕微傷）；群眾報警后，警察到達現場后遲某趁亂逃離。后警察電話通知遲某到派出所接受調查。遲某到派出所后，即如實交待了其與王某產生爭執并將王推 倒在地的事實。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圍繞遲某是否構成自首也產生了認識分歧。持肯定觀點的人認為，遲某在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之前，出于主動、直接投案，根據《高法解釋》規定，是自動投案，而且遲某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應認定為自首。持相反觀點的人認為，遲某故意傷害他人的事實已為公安機關掌握，且系公安機關通知后到案，屬被動歸案，不能認定為自首。司法實踐中，對于鄰里糾紛等原因引發的故意傷害等輕微刑事案件，不少辦案人員常常電話通知犯罪嫌疑人本人到公安機關接受調查，或者通知其親屬、居住地有關負責人代為轉達，要求犯罪嫌疑人到公安機關接受處理，這些情況在實踐中屢見不鮮。筆者認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機關電話通知或者由他人捎帶口信的情況下，徑直到公安機關接受調查，并能夠主動如實供述 犯罪事實的，依法成立自首。這是因為：

第一，不論是電話通知，還是由他人捎帶口信，均與傳喚、拘傳等措施有本質的不同。犯罪嫌疑人在沒有受到公安機關強制或者約束的情況下，其本人可以自主決定“去”還是“不去”。因此，這種情 況的歸案具有明顯的主動性，屬于典型的自動投案。

第二，按照《高法解釋》的規定，公安機關通知犯罪嫌疑人的親友，將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視為自動投案。參照這一規定，本案所述情形如果不認為是自首，與法與理不通，也不符合該解釋的內 在精神。

第三，司法實踐中，特別是在嚴打整治斗爭中，為了敦促犯罪嫌疑人投案，司法機關曾多次發布通告，限令犯罪嫌疑人在一定時間內投案，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電話通知或捎帶口信與司法機關發出的這種通告相比，具有相同的性質，認定此類情形屬于自首符合實際。

需要強調的是，司法實踐中有的犯罪嫌疑人接到司法機關的通知以后，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因為涉嫌犯罪而將受到司法機關處理，比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誤認為自己是到司法機關作證，有的犯罪嫌疑人心存僥幸認為司法機關沒有發現自己的犯罪行為。這樣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是經過辦案人員教育之后才交待犯罪事實，既沒有投案的動機，也沒有主動將自己置于司法機關控制之下的意愿，均不能認定為自動投 案。

本律師認為，盡管實踐中的案件紛繁復雜，但只要基于本人意志而主動歸案，并自愿接受司法機關控制的，均可認為是自動投案，若能如實供述所犯罪行，理應認定為自首。這樣既符合刑法設立自首制度的價值取向，也有利于發揮這一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積極功效。

第四篇：行策---中美制度之比較

中美民主制度之比較

民主是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國家制度。全世界各個民主政權對民主有著共同的追求，但卻對民主有著不同的解釋，并在進行著不同的探索。所有民主國家都在尊重多數人意愿的同時，極力保護個人與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民主國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政府權力分散到地區和地方，并且理解，地方政府必須最大程度地對人民敞開和對他們的要求做出反應。中國和美國兩個大國在民主方面有著不同的制度。

我國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憲法規定一切權利屬于人民，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國人大是我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是保障了少數民族民主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和國家事務的民主權利；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主席任期，中國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選舉權被選舉權，人格尊嚴不受侵害等一系列制度、法律都賦予了人民民主的權利。人民代表大會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人大和它的常委會集體行使國家權力，集體決定問題，嚴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辦事。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大產生，對它負責，向它報告工作，受它監督。

中國式民主是中國社會政治形態的主體要素與客體要素形成、發展和成熟的產物，同時也是這一民主模式的內在結構不斷協調并趨于均衡與和諧的過程。

美國建立了普選制、代議制、三權分立為主要內容的民主制度，并且宣布了一系列人民主權原則：“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不能剝奪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政府的正常權利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政府如果要破壞這些原則，人民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另建新政府。”等一系列民主條例。美國的民主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以議會制為中心的政治制度，大體包括普選制、議會制、三權分立、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等；一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公民的自由權利。

美國普選制的規定凡是滿18周歲的公民均享有選舉權，投票選舉有資格被選舉的總統和議員。分權制是指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分別由國會、政府和最高法院掌管。制衡制是指上述三個機構在行使權力時，應當互相制約、相互平衡，以體現孟德斯鳩“以權力制止權力”的思想，防止權力的濫用，防止獨裁專制，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

美國總統大選已漸漸演變為一場鬧劇，公民表面上擁有選舉權，實際上總統大選是一場金錢的競賽，在各種選舉制度的影響下使公民沒得選，只能在“兩個壞雞蛋中選更不壞的那一個”，半數美國公民放棄選舉權。

中國選舉人大代表選區的劃分和選民登記力求便于選民行使權利。美國選舉法律規定必須在星期二投票選舉，非常不便宜人民投票，很多選民都難以在工作和選舉之間做出抉擇。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候選人，按照選區或者選舉單位提名產生，選民選舉產生，選舉日必須停止對代表候選人的介紹。美國憲法規定，凡年滿25周歲、成為美國公民已7年者，均可競選國會眾議員；凡年滿30周歲、成為美國公民已9年者，均可競選國會參議員。美國候選人可以被黨派提名，如果獲得有壓倒性優勢的黨派提名，則差不多就贏得了競選。中國民主強調民主，美國民主強調規則

中美民主有相同點，都注重學習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并加以改造利用，權利不再集中于少數人手里，而是在多數人手里.就法律而言.一切人解決他們私人糾紛方面都是平等的,就人的價值而言.無論任何人以何種方式顯露出優于他人擔任一些榮耀的公職.那不是因為他們屬于特殊的階級.而是由于他們個人才能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肯定、認可。

雖然現在中國民主沒有做到最好，中國政治還沒有擺脫人民民主專政，但我們相信中國是在認真做民主，政府在努力把更多的權利給人民，民主的希望在中國。

第五篇：淺談中西方制度倫理之比較

淺談中西方制度倫理

之比較

學 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專 業：思想政治教育 姓 名：林 美 學 號：2009822081

淺談中西方制度倫理之比較

林美

（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思想政治教育專業、2009822081）

摘 要：制度倫理站在制度與倫理有機統一的維度尋求二者之間的互補性優勢，期待制度和倫理在社會生活變遷中發揮最優的約束與指導功能。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實體在制度倫理上也呈現出極大不同。在當今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我們應反思中西制度倫理的利弊得失,在比較中取長補短,加強我國的各項制度倫理建設,更好地加強制度建設。

關鍵詞：中西；制度倫理；比較

前 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制度經濟學逐漸傳入我國,“制度倫理”這一概念隨之舶來。實際上我國制度倫理的思想源遠流長。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人生下來便處在倫理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倫理已完全制度化,而制度時時處處含有德性的意蘊。“制度倫理”雖是西方一個新興名詞,但“制度倫理”的思想在西方也歷史悠久。從中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實體衍生出的制度各有千秋,制度倫理各有特色。

一、制度倫理的基本含義

制度是規范的集合，是對人的行為實施規范和約束的準則。它在設立時都蘊涵著一定的倫理精神，這就是制度倫理。制度倫理一般包括三個方面的涵義：其一，它是人們對一定制度所作的倫理判斷。其二，它是存在于社會基本結構即經濟、政治、法律等制度中的道德原則與倫理規范。其三，它是制度本身所蘊含的道德追求和價值理想。

二、對中西制度倫理的比較

(一)從人性論取向上對中西制度倫理比較

中西方傳統知識分子對人性是善是惡各執己見。中國自先秦儒家開始,“人性本善”一直是主流,而西方表現為對“人性本惡”的認同。這不僅表現為基督教中的“原罪說”，也體現在西方哲學家“性惡論”的主張中。兩種不同的人性論趨向，給中西社會制度的安排和發展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1，中國的性善論及其影響下的制度倫理 以儒家為主導地位的性善論學說，為中國封建制度的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一方面，人性善的主張建立—個道德理想主義的社會，即以道德作為理想和預設的目標成為人生和社會存在的目的。人為道德而活，人為求善修善而修身養性，從此，道德滲透到人生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人成為道德的存在物。由此，教化、修養、立志等就成為社會生活和個體生活的重要內容，成圣成王成為人生的理想和目標。一方面，人性善的主張為集權主義提供了文化支撐。如朱熹就把“理”歸結為仁義禮智之類的道德原則，經過演繹最終使道德的“天理”成為宇宙的真正本體。這樣就把道德的“理”與具體對象區別開來，道德本體也就具有了超驗、普遍的本質。由此，道德也成為壓制人性、私欲的一種規范形式。“惟無私，然后仁。惟仁，然后與天地萬物為—體”，強調道德本體的超驗性和普遍性，以及對個體的超越性和統治性。把道德視為超越個人利益之上的最高標準，人就只能是道德的工具或道德的體現物。由于道德的先驗性，皇權作為道德的化身和代言人，成為道德的權威和道德完善的代表，因此，皇權以道德本位的形象出現，皇權就成為超越法制、超越法則的絕對權威，任何人都不能取代和僭越。同時，加強道德教化、思想禁錮也成為皇權統治的有效手段，制度與法治只是維護皇權的形式和工具，權力制衡與監督更無從談起。可見，人性善的理論是導致中國傳統社會重視倫常、忽視規則，重視教化、忽視制度，重視德性、忽視法制的主要思想基礎。

2，西方的性惡論及其影響下的制度倫理

西方制度倫理中的人性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總傾向于追求自身的利益，這是保存生命和發展的需要。對于個體而言，利己的動機是首要的，占主導地位的，利他動機是次要的，是在利己動機得到一定滿足后的選擇。二是人同時還具有理性，能意識到滿足自身需要的客觀條件和他人的需要，認識到個體需要是在有限的資源和可選擇的空間里實現的，離不開他人的互相妥協甚至協助，因此，人會運用自己的理性力量來抑制自私的一面，約束彼此的行為。

正是這樣對人性的不信任，使得啟蒙時代以來西方國家紛紛采用法治來治理國家，以法治來制約和制衡權力，克服了專制主義、權威主義的弊端。正是建立在人性惡的權力制衡、法治至上的體制，使西方社會政治體制，社會制度逐漸適應了市民社會發展的需要。可以說，人性惡為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奠定了價值基礎和邏輯前提，為防止制度腐敗和權力濫用提供了理論預設。與此同時，基于人性惡而建立起來的社會機制和法律制度，又成為有效地防止人性惡走向社會惡的手段。

(二)從社會建構原則出發對中西制度倫理的比較

中國人生活在倫理社會中，倫理社會即是一個擴大的家庭。而西方文化則表現出對契約的重視。

1，中國倫理本位的社會建構及其影響下的制度倫理 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幾千年，是中華文明的基石。這種農耕形式依賴于依血緣建立起來的家庭、家族。這種生存狀態必然會使中國社會形成倫理本位的社會。所謂倫理本位的社會即倫理是處理一切關系,一切事物的 原則。倫理社會認為人的生命直接出自父母，因此“孝”的意識興起，造成了家長權威。家長權威延伸至社會形成了君主集權的國家，封建家長的權威至上,使得兒女絕對順從,一切皆由父母做主。君主權威的至上形成了專制主義。這使統治階層的權力缺少有效的監督，不可避免走向專制、腐敗。

生活在熟人社會中的人們，不需要契約和合同，靠的是依靠人情建立起來的信任。這種人情信任靠德性來維系，缺乏外在制度的保障和法律的支撐。當走出血緣、地緣關系外，對陌生人便會極不信任，使得中國社會信用制度不發達，也制約了商業的發展，阻礙了中國向現代文明進步。

在人情主義至上的倫理社會中，夫婦、父子情如一體，財產是不分的，分則視為背理，這叫共財之義。不過倫理感情是自然有親疏等差的，而日常生活時以分居為便,故財不能終共。于是弟兄之間，或近支族間,便有分財之義。初次是在分居時分財，分居后富者或再度分財于貧者。親戚朋友鄰里之間，彼此有無相通,是曰通財之義。中國社會以倫理情誼出發，人情為重，財物斯輕。中國法律中對于人們的物權與債權是極其忽略的。又由于人們不分彼此，只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間倫理的義務，而不識國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在中國就沒有公法私法的區別，刑法民法亦不分。也正因為這種血緣關系，一人獲罪,則會誅連九族。

“嫡長子繼承制”是倫理社會中獨有的繼承制度，即按父系氏族血緣嫡庶之分而建立起來的繼承制度，這種制度抹殺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也會導致兄弟之間為爭奪家產地位而手足殘殺。

平等、民主精神雖非主流，但在傳統中國社會中不感生疏。如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僅止于理論上人民共享,在具體程序上，從未實施過。百姓也從未主動爭取過自己在政治上作主的權利,根深蒂固的“服從意識”讓老百姓對西方爭權運動嗤之以鼻，認為這樣會天下大亂。因此中國無民治之制度，無西方的投票表決，無代議制等。

在倫理社會中，國家價值形態表現為國家權力至上，強調整體利益的權威和至上性,忽視個人利益。當國家利益與個人的利益發生矛盾時，一味強調國家利益至上，個人要無條件服從整體，服從國家，走向大我淹沒小我的歧途。古代中國人民沒有任何私權，因此也沒有西方所謂集會制度，結社制度等。中國人被統治習慣了，民主自由平等一類要求從未主動提出。更可笑的是中國人對西方人之要求自由總懷兩種態度，一是淡漠得很，不懂要這個做什么；一種是吃驚得很，以為這豈不亂天下。

2，西方契約形式的社會建構及其影響下的制度倫理

契約簡稱合同或協議。從制度層面而言，主要是指國家與公民之間的權利轉讓關系；從道德層面而言，是人們對協議的遵守。特別是制度層面的契約意識，成為西方近代以來的—個主流意識和精神理念。

17—18世紀歐洲啟蒙時代,在從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中，隨著以社會契約為中心環節的自然法理論興起，掀起了一場“從身份到契約”的社會運動。在自然狀態下僅僅依靠個體的力量是無法保障人的生命、自由權利的,個人需要將一部 分權力讓渡給國家，國家則用政治、法律等形式來維護人們的安全，保護契約的訂立者的基本權利。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意識萌芽甚早，且深入人心。人們皆為契約訂立者，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皆是平等的。法律的制定是基于權利，注重的是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隨著契約文化的影響，契約精神也滲透在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僅僅表現為國家與公民之間的法律安排，也不僅僅限于公民之間的協議的履行，而是體現在所有的社會活動之中。

(三)中西方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不同訴求及其對制度倫理的影響

1，中國的國家主義及其影響下的制度倫理

國家主義是指國家權力至上、社會整體為本位的一種觀念形態。實際上，國家主義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是與個人本位相對立的。在中國，國家主義不僅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至今仍在社會生活中起著作用，影響社會政治制度的取向。儒家文化以建構“為國以禮、為政以德”的理想社會，開創了國家主義傳統。在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理念下，國家作為共同生活、民族利益的共同體，成為社會利益的最高代表者。正是由于國家主義對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的強化，使人們忽視了國家主義在現代社會所衍生出的弊端和問題。一是重視國家，忽視個體。由于國家主義強調國家的至上性，容易使國家的權力擁有者脫離對權力的制約，而僅僅求助于道德的治理，不僅忽視了個人的權利，也忽視了制度的建設。國家主義強調國家利益、整體利益為上，雖不必然導致對個人利益的侵害，但卻有忽視個人利益問題的存在。特別是當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時，一味地強調個人要服從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必然會導致對個人利益合法性、合理性、正當性的侵害。二是重集權、輕分權。我國在建國的一段時期內，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就是國家主義傳統的影響。高度集權雖然有高速、快捷等優勢，但由于忽視對權力的制約和制衡，腐敗問題就難以避免，甚至會損害社會公平。分權看似妥協、爭論，但又可以有效地制約權力，防止權力的集中與腐敗。鄧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集權的弊端，但由于國家主義傳統文化的影響，在現實中真正制約權力的機制還未完全建立起來。三是重人治、輕法治。只要修身就可以治天下。

國家主義強調德治，雖然在宗法社會具有文化基礎和經濟基礎，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的形成，傳統的德治方式越來越難以有效地發揮作用。如果仍沿著國家主義模式來治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生活，不僅不能有效地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甚至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現代社會呼喚法治、呼喚規則、倡導制度，因此，國家主義傳統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法治經濟的要求。

2，西方的個人主義及其影響下的制度倫理 個人主義是西方社會的傳統，成為西方社會經濟、政治、法律制度建設的重要基礎。人們往往把個人主義理解為利己主義而加以拒斥，因此，個人主義原則一直被作為集體主義原則的對立面，而成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代名詞。實際上，個人主義原則與把個人利益的得失視為衡量善惡、是非的唯一的標準的利己主義是不同的。個人主義含有利己的內容，但個人主義不等于就是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原則基本上包含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強調個人的中心地位，個人是目的、社會是手段；二是強調個人尊嚴，個人的自由與平等；三是強調個人權力和個人利益至上。個人主義原則作為西方 文化的主要價值原則，不僅滲透于道德生活領域，更是廣泛地滲透于經濟、政治、法律生活等各個領域，對西方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個人主義原則是與私人產權制度相適應的道德理論，在經濟領域就是要求保障個人財產，肯定個人追求物質利益的正當性；在政治關系中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反對社會和國家對個人的過多干預；在法律生活中，強調依法保護個人的權利；在道德生活中主張個人奮斗，自己的行為選擇應由自己負責。

個人主義原則作為處理社會關系的倫理準則，之所以在西方社會被視為占主導地位的價值準則，其合理性不在于對個人一己利益的肯定，而是對每一個人利益的肯定與維護，這是個人主義與利已主義的根本區別。同時，為了保障個人主義原則的實現，西方社會通過經濟、法律、政權、國家等手段來進行調節以避免個人主義滑人利己主義。從現實中來看，個人主義原則之所以在西方社會沒有走向利己主義．主要就是通過法律、制度等保障個人權利，并防止個人對他人和社會利益的損害。所以，個人主義并不僅僅是道德學說，更是社會學說，它要求的核心是制度建設，通過制度的建設來保障個人的利益。然而，個人主義對國家、集體利益的蔑視，是西方社會的危機之所在，也是個人主義的危機之所在。

結 語

制度倫理作為調解人們現實經濟、政治文化關系和制度安排、制度運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不是從某一抽象理性原則演繹出來的，一定的制度倫理的產生及其演變都有深刻的社會根據和文化根源。不同國家的制度的制定滲透這個國家的倫理道德;同一個國家不同時代的制度也體現出已經滲入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骨子里倫理道德的一脈相承。我們不能以現代人的眼光苛求前人,視“三從四德”。“嫡長子繼承制”等為糟粕,只能說它們已經不再適合我們的生活的時代;我們也不能以我們的標準去批判西方,視“個人主義”等嚴重危害社會主義,只能說它們不適合社會主義中國。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國進入轉型社會的關鍵階段,我們應學會包容,學會審度,學會為我所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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