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龍應臺港大演講全文：我的香港,我的臺灣

龍應臺港大演講全文：我的香港，我的臺灣

編者注：12月1日晚，龍應臺在香港大學陸佑堂發表題為“我的香港，我的臺灣”演講，龍應臺認為香港作為“邊陲”的力量，臺灣作為寧靜的力量，有一種溫柔如水的力量，可以為大傳統提供另類的幫助。臺灣最珍貴的地方就在于實踐，對華人世界特別可以貢獻的是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道路上的實踐，而在她看來，實踐，真不容易！演講由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主持。

精彩摘要：

我這一代在臺灣成長的人一直對于整個中國與中國文化的認識是從比較大的傳統、大的敘述、統一的說法來走的，毫不思索地用北京或北平、或南京的視角來看整個疆土，來解釋它所有的進步或者退步。這種思維，到我到了香港之后被推翻、被打破、被挑戰。

你問我臺灣最可愛的地方哪里？我覺得臺灣的可愛就在于它的不假裝偉大，它的不用力變成什么樣子，它的自自在在的過日子。它基本上慢的調性是一種文化的從容。

臺灣在華文世界最珍貴的地方，就在于實踐，而我想說的是，實踐，真不容易！臺灣對華人世界特別可以貢獻的，就是它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這條路上的實踐。相對于那個大傳統，臺灣和香港都是“邊陲”，正是因為邊陲，反而有一種溫柔如水的力量。這是我們對大傳統，可以提供的另類幫助與刺激。

一個社會，當人們彼此不信任的程度高到某一個門坎的時候，是無法往前走的。我挫折時會想：如果有一天，你開車開到十字路口，當紅綠燈變紅變綠你都會懷疑它是真是假的時候，就會出事了。

以下為演講全文：

徐立之（香港大學校長）：

敬愛的龍應臺，各位嘉賓，各位朋友，今天很高興可以在這里，再次歡迎應臺到陸佑堂。我記得大概是今年的春天吧，應臺說要回到臺灣出任臺灣首任的“文化部長”，在柏立基學院依依不舍的時候，她對大家說，她一定要回香港來，如果在香港要舉辦公開講座的時候，一定會在香港大學，所以非常謝謝龍部長。(掌聲)其實應臺一直都沒有離開我們，因為她在香港大學還有榮譽職位，她是港大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學者。今天，她也實踐了她的諾言。今天應臺的講題是“我的香港，我的臺灣”，這很有意思。雖然應臺在香港生活不算很長，八年多，但是對于香港每一件小的事物都非常注意。曾經看過她的文章，香港天上有多少只老鷹她都知道。

我是念生物的，她，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的洋紫荊，從宮粉羊蹄甲生長出來的。有一天我收到應臺一個奇妙的電郵，她說，荷花池里面好像不是在長荷花，她發現里面有其他的植物在生長，所以她不像個過客一樣，香港，港大的每個小事情，她都注意。

我非常感謝應臺這過去幾年為港大的人文發展做出的努力與灌溉，我也很高興，港大的多元文化氣氛，也因為有她的創作，她的文章，提升了我們的文化氣氛，近年來她香港的著作《香港筆記—沙灣徑二十五號》、《目送》、《思索香港》，最后一個作品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都見證了她廣闊的視野、寬闊的胸襟、文化的激情。

應臺曾經說過，香港是她鐘愛的城市，港大給她安身立言的環境，香港的經驗使她的視野更為開闊，所以她對香港充滿了感恩。其實香港人的感覺，對于應臺、龍部長對港大的厚愛，也是充滿了感恩，所以讓我們在這里聽聽應臺對香港、對臺灣，特別是在文化建設方面，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和她的想法。

應臺，請！(掌聲)龍應臺：

我聽說今天晚上，是全程的電視直播，live,網絡也是直播，所以今天晚上，除了要跟在場的大家說，晚安，好久不見了，而且要跟電視機前面的好多好多的香港朋友、讀者、關心臺灣發展的人---甚至于，就上次的經驗知道，看網上直播的，大陸網民特別多，“華人世界”這個概念，就是我們都在同一個地區，同一個時區里頭，所以讓我跟大家一起說一聲“晚安，好久不見”。(掌聲)剛剛在進來之前請徐立之校長陪我先到隔壁兩個廳去，隔壁兩個廳也坐滿了人，我去的原因是告訴他們，待會看到屏幕上的我的時候，要知道，I am real，我是真的在。（笑聲）這個世界已經真假難分了，因為數字化的關系。

本來進來之前我其實壓力蠻大的，覺得今天都沒有準備好。可是一進來看到好多好朋友，心就安了一點了。所以是不是把今天（的演講）當做好久不見的一個談話，看到香港非常受尊敬的企業家蔣震先生、周亦卿先生都在，好朋友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也在，還有很多出版界、企業界、文化界、學界的朋友們。

今天還有很多臺灣的媒體來到這里，好朋友嚴長壽先生，今天也特別趕來，悄悄的坐在下面。我看到一張甜蜜的臉龐，青霞，坐在前面，她見到我第一件事就是要檢查我今天衣服穿得對不對；好朋友程翔坐在那邊角落里。

港大百年

我首先要謝謝香港大學慷慨的邀請我來，同時要感謝香港政府在這次我來的過程里，在行政上默默的提供了很多幫助；謝謝香港政府慷慨的善意。希望臺灣跟香港透過文化可以跨越很多政治上的障礙。今天在這個大廳里演講，我想就從今天大家所在的這個廳說起，請大家往四周看一下。這個大學，在一九一零年的時候開始籌建，第一個當然要問，錢從哪里來？因為所有夢想都需要實踐，需要落實。

港大在一九一二年正式招生，到今天是真正整整一百年。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二年是個什么樣的時代？香港，這里根本就是一個革命的輸出地，在一個非常動蕩的年代里，秘密進行的是軍火的輸送，從這里偷偷的運到廣州去，準備一次又一次的起義，這是一個流血、暗殺、追捕、風聲鶴唳，一個大破的、動蕩的時代；現在回過頭看，奇怪，為什么在那樣一個大動蕩、大破的時代里，有一群人，會去討論如何成立一個大學？這需要多么長遠的眼光，多么大的實踐的魄力，才可能做得到！

很多外人會說，香港大學一百年前是英國人所創設的，其實不能這么說。我給大家看一個文件，這是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一年一份原始的文件，因為要創辦大學，所以當時的英國總督Lugard-盧押開始募款，他找到了當時的兩廣總督張人駿。這個文件是總督為創建港大而發出的募款呼吁書。第一行，“已酉。春。港督盧制軍抱憾于香港學業未有專門，教育未達極點，慨然以提倡為己任。商諸埠中紳富，紳富偉其議，而感其加惠士林之心，于是合力酬捐，不一載，大欵遂集，計華人約捐六十五余萬，西人約捐六十萬余元。”創建大學的念頭固然來自盧押，但是辦學的錢，多半來自四面八方，尤其是東南亞的華人。香港大學，孫中山的母校，不是一個簡單的所謂“英國人創建的大學”。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學開始召募第一批學生，今天臺上臺下坐著一百年后的學生（笑聲）。第一次有畢業典禮的時候，是一九一六年，那個畢業典禮，在哪里舉行？就在這個大廳。當年有九個人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其中一個叫做詹天佑。

還有一個人在這一百年，幾乎被歷史忘掉了，叫做伍連德，馬來西亞人，劍橋醫學博士，也是一九一六年在這里接受榮譽博士的人。一九一零年是個混亂、恐怖的時代。一九一零年底到一九一一年初的中國東北是個悲慘世界，因為鼠疫大爆發，東北在半年幾個月之內就死了六萬人。伍連德這一個醫生，直接到東北的前線去做防疫措施，所以應該說，中國現代的防疫系統、公共衛生的觀念是從伍連德那時候開始的，第一次防疫國際學術會議在中國發生，就是伍連德在一九一一年主持的。詹天佑與伍連德這兩個人，一九一六年就在這個大廳里接受了榮譽博士學位。

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已經六十多歲了，他回到了香港。史料說，他被香港大學學生從山下用轎子抬上來，學生的熱情奔放到不知如何是好，把他老人家放到轎子上，像是滑竿一樣，一路抬到校長的官舍，然后再到這里來。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就站在我現在站立的講臺上，發表他非常重要的一篇英語演說，在那篇演說里，他完整的解釋他的革命思想來自哪里。二十歲的孫逸仙，來到香港的西醫學堂念書，走在香港整齊的街上，他開始思索，為什么距離僅僅八十公里的香山，他的老家，與西方人所建立的香港，在法制、治安和政府的管理上，差別如此的巨大。他從那一個問題開始一路追索，最后變成一個革命家以及一個新共和國的建立者。一九二三年，從他說，一切都從這里開始。

一九三三年，在前往上海的路上，蕭伯納先到了香港，他站在這個講臺上演講。

一九三五年，香港大學又頒給一個人博士學位，這個人姓胡，你們猜他是誰？對，胡適之。香港大學本來請他來改造中文系，請他做系主任的，胡適之考慮之后不能來，所以推薦了許地山來做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一九三五年，胡適之在這個廳里接受了他的榮譽博士學位。

再往后走，戰爭就來了，廣州被占了，所以嶺南大學學生被遷到香港大學來合并上課。李安電影《色戒》里的鏡頭：學生從廣州遷到香港來，有一點印象嗎？

一九四一年，香港被轟炸，這一個大廳的屋頂被炸光，破了，在烽火中，整個大樓轉成臨時包扎傷兵的一個救護站，中間有一個很“酷”的女學生，不甘不愿的做了戰地看護，那個女學生是誰？──張愛玲。所以張愛玲描寫了這個廳，三更半夜的，炮火之中還要去照顧那些一直在叫的病患，她煩死了。

我們很快的跳到最后，到二零零九年的時候，有一個人，他想要把張愛玲的小說拍成電影，做了很多研究，他要拍愛國學生排演救國的舞臺劇，你知道《色戒》那個戲在哪里拍的嗎？也是在這個廳。然后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一日，我們在這里見面。

我剛剛說叫你們記得張人駿這個名字，有一點點原因，因為張人駿是張愛玲的“二大爺”，張愛玲其實在她的回憶里頭有寫到，她對張人駿的記憶非常非常的清晰。當然，張人駿在募款來建這所大學的時候，并不知道后來張愛玲會來。

好，徐校長，我用這個方式來謝謝香港大學，紀念港大一百年，夠了嗎？(笑聲，掌聲)香港：“邊陲”的力量

接下來，回過來說今天的主題“我的香港，我的臺灣”。

為什么會說“我的香港”。我在香港總共居住了九年的時間，第一個要感謝的是香港城市大學邀請我來，開始我準備來一年，后來要回去的時候，港大的陳婉瑩教授邀請我到港大，我沒打算來，可是有一天她請我到了她海邊的宿舍，我一進宿舍就看到了窗外那片中國的南海，那時剛好夕陽滿天，當下我就說了“yes”。可是沒想到會在香港一留九年。感謝港大，在后來的八年里給了我一個安靜的寫作室，我在這里完成了《大江大海》。

在香港這個島上生活過的人，很少人覺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為所有人都是移民，只不過在不同時段移民而來。因為是這樣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的聚集地，它很容易就使得一個只在這兒生活過一年或生活過九年的人都會覺得：“嘿，這是我的香港。”所以它有一種開放的、開闊的、包容的力量在，使得很多的外人一不小心就留下來了。

香港最老的幾個村子之一，薄扶林，我在村子里隨便走的時候跟一個老人家說話時拍下來的。香港九年的歲月對我很重要，它推翻了我以前對于中國，對于華人世界、對于歷史的認知。我這一代在臺灣成長的人一直對于整個中國與中國文化的認識是從比較大的傳統、大的敘述、統一的說法來走的，毫不思索地用北京或南京的視角來看整個疆土，來解釋它所有的進步或者退步。這種大敘述、大傳統作為核心思維，這種永遠從北邊來解釋整個區域的思維結構，到我到了香港之后被推翻、被打破、被挑戰。這是一個巨大的教育過程。

在這里，我認識到香港得利于兩件事情：一，它得利于它的“缺點”，它是所謂“邊陲”，是主體外面多出來的一小塊地方。因為是邊陲，所以主體規范的大力量不及于它，鞭長莫及；二，它又得利于在整個十五、六世紀以來西方強大的帝國主義往外推過程中，西方不小心就把現代化帶了進來。

因為是邊陲體系，香港成為一個“逃生門”（emergency exit）。怎么說呢？你看太平天國，殺人無數，血流千里，十幾年的時間內，生靈涂炭。能夠逃的人逃到哪里去？大海吧，或者是香港這個小小的口袋。逃生門就被打開了，一大堆人涌進了香港，平靜的時候又回去；戊戌政變時，被追捕的人，到哪里去──經過逃生門進來；辛亥革命時，人到哪里去──逃生門又打開了；一九四九年內戰時，短短的時間內一百七十萬人涌了進來；文革的時候，在河里、海邊都撈得到尸體的那個年代，到哪里去──逃生門在這里。

主體地區的災難，使一波又一波的人通過香港這個“逃生門”得到喘息。大量的人涌入當然帶來很多問題，但一定也留下許多東西：資金、文化經驗、人才，這些東西就灌溉了這片邊陲土地。將近兩百年了，香港就接受這樣的灌溉，不斷地成長。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脈絡里面，我相信你如果去問：一百年前的某些知識分子到哪里去了。在我做的研究里，我尤其關注過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后，很多的清代翰林們到哪里去了，我發現很多人不認同中華民國的概念，寧愿做所謂“晚清遺老”，選擇了“不食周粟”，他經過“逃生門”到了香港。

這些很多清朝的翰林和太史們到這里來，做了什么事情？香港大學中文系在一九二七年成立，是受他們所灌溉的。他們還成立了很多的書院、學院，教了很多學生，留下了很多書籍善本。這些善本在哪里，中文大學有、中央圖書館有、香港大學也有，所以一波又一波，不能認同前朝的人，不管是什么前朝，他們會經過逃生門，然后把很多很多智慧的結晶，就留在這個口袋里頭了。這一百多年來香港的發展以一個逃生門的珍貴的經驗的形式。

這樣一路走來，就走到這兩天，我以公務員的身份來看香港，有一個蠻大的感觸。

我這次作為公務員來考察，事實上所走過的行程，幾乎都是以前去過的地方，但是作為一個作家穿街走巷所得到的印象，和這一次帶著同仁帶著特定的問題來考察是不一樣的。比如我們去看伙炭藝術家工作室，去了解live house（編者注：小型現場演出的場所，舞臺和場地相對較小）生存的問題……幾乎每一個行程，還有跟我一起走的臺灣來的藝術家都有感覺：香港的草根藝術的表達能量，在這二十年來有大幅的成長。可是臺灣藝術家會有時間表的比較，在臺灣九十年代時是這個狀況，或在臺灣我們做到哪里了。一直到最后一站，我自己與臺灣來的朋友們都說：嗯，在民間社會、草根力量的成長上，臺灣確實走得比較遠。

然后我們去看了亞洲文獻藝術庫（AAA）,也同HK Art Fair香港藝術博覽會的總經理交談。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運作：AAA是NGO的非營利運作，香港博覽會是最講生意的、斤斤計較的、國際型的賺錢操作，但這兩者國際化的程度、專業運轉的高度和精準程度，我們都嘆為觀止：啊，這方面臺灣距離得很遠，我們還需要很多很多的投入才能趕得上。

所以兩岸四地的發展進程都不太一樣，也跟它的歷史脈絡有關系。臺灣：寧靜的力量

相較于香港，臺灣的力量在哪里表現出來？ 臺灣不是一個“逃生門”，反而是一個讓你想留下來，找一個有土會長出絲瓜，絲瓜會開出黃花的地方。它的強項與弱項跟香港非常不一樣。前幾天香港官員告訴我說臺灣已經變成香港人想要去度幾天假的第一選擇。

你問我臺灣最可愛的地方哪里？我覺得臺灣的可愛就在于它的不假裝偉大，它的不用力變成什么樣子，它的自自在在的過日子。它基本上慢的調性是一種文化的從容。

但是你一打開臺灣電視看新聞的話，我剛剛說的全部被推翻了。

我記得這是前幾天李安為了他的新片到臺灣去的時候說的話。他竟然還敢公開說這種話，不怕被人家罵！他說他很喜歡臺灣，覺得臺灣很有希望。可是你一打開電視新聞，就覺得臺灣快完蛋了。所以這不是我說的，是李安說的好不好？（笑聲）

問題在哪里呢，我想選舉政治逃不過一種命運，就是選舉本身變成了一種行為藝術，表演的性質變得非常大，而且被夸大，很吵、很鬧，聽說香港很受臺灣的影響，還出現一個新詞叫“拉布”，廣東話怎么說？（笑聲）就是吵得很久，鬧得很久的意思。你打開電視，看到那個四方盒子里所傳達給你的訊息，一天到晚都是彼此的攻擊，一天到晚都是沖突、矛盾、對立、批判與高度的不信任。

一個社會，當人們彼此不信任的程度高到某一個門坎的時候，是無法往前走的。我挫折時會想：如果有一天，你開車開到十字路口，當紅綠燈變紅變綠你都會懷疑它是真是假的時候，就會出事了。但我想說，不要相信那個電視的框框里就是真實的臺灣，就是臺灣的一切。我尤其想對現在正在網上，聽我演講的大陸的年輕人說。

怎么講呢？電視所呈現的，它的本質是趨向于采取泡沫的部分。你如果有一杯德國的啤酒杯,很大的杯子，沖的時候泡沫的比例非常大，是不是？電視所集中采擷的就是泡沫的那一截，你可別相信泡沫下面沒有香醇的啤酒，它有的，只是你不見得看得到。

我給你非常具體的例子，來跟你說臺灣的民主有它深沉的一面。

你比如說最近幾天與香港、大陸都有關系的金馬獎的消息，吵吧？全華人世界都看到了，是不是？但是它的進步面、深沉面在哪里？

那天晚上在看頒獎典禮的時候，我右邊坐著侯孝賢，左邊坐著朱延平，朱延平導演在旁邊說：啊，已經過了一半了，臺灣還沒有一個人得獎。然后緊接著他說，已經過了三分之二了，臺灣還沒有得獎，整場的氣氛很奇怪啊。果然第二天就吵開了！但是我想要說，吵鬧時你看到的是啤酒杯上泡沫很多的那部分，下面的部分是那些電影專業者，他們風吹不動，穩穩的走四十九年，給你一個絕對的、專業的、公正的、“大義滅親”的藝術標準，這是不容易做到的。今年臺灣電影得獎特別少，那又怎么樣？輸了明年再來啊，競技不就是有贏有輸嗎？ 金馬獎，是一個臺灣已經默默辦了四十九年的獎項。四十九年不是一個短日子，明年就五十年了。電影界是多么的心高氣傲，而且百花齊放，大家都在競技的一個圈子，但是金馬獎可以辦到一個程度，做到把藝術的標準變成唯一的標準，不談私人關系、不允許商業炒作，做到評審機制的真正獨立、專業，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華人世界的電影獎項，這本身就是一種靜水流深的成果。在泡沫的下面其實有比較深沉的東西！

第二個例子，我們過去這一兩個月來，整個文化部門可以說是人仰馬翻，我跟我的次長、所有的司長們全程都在面對“立法院”對于我們明年度的預算審查。上禮拜的某一天，如果當天看電視新聞的話，你看到的會是，啊，“立法院”又吵架了，矛盾了，沖突了，非常激烈的語言，非常尖銳的對立。

但是我在現場啊，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五點半，我們的出版政策，以及這個全新的出版政策所編列的，比如說四億臺幣──明年要做的事情全部被通過了。通過，并不是“立法委員”閉著眼睛說：通過。他們是就每一個細項認真問政策背后的理念和執行方法；比如說獨立書店要兩千萬，這兩千萬是做什么的。我們必須跟他們解釋，獨立書店對于臺灣的出版業、對于臺灣的閱讀風氣的推廣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我必須告訴他，其中比如五百萬是叫做“圓夢的第一桶金”，臺灣現在一共三百六十八個鄉，其中三分之二連一家書店都沒有。所以我們有一個政策是要鼓勵年輕人，你愿不愿意回你的家鄉，到鄉下地方去開一家小書店？如果你有這個意愿的話，你來跟我們競爭，我給你第一桶金，讓你回家去開一間書店。如果你是在一個街坊鄰里的角落里，已經有個小小的書店，經營的也還不錯，但是你只是單純的在賣書，那么請你來跟我們申請，我們給你一筆錢，讓你可以在賣書之外，還可以辦詩人的朗誦、作家的演講、導演對于電影的現身說法，讓已經存在的書店，變成小小的文化中心，讓鄉下長大的孩子，也有一個濡染文化的機會。所以當天在“立法院”的室內通過非常重要的政策，對未來非常有意義，但是當你打開電視看的時候，只看到吵架，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們也都知道，民主，是諸多不得已的、壞的選擇當中，一個大概不是最壞的選擇。在諸多的選擇中，華文世界，包括臺灣自己，可以試圖在臺灣一點一滴的實踐過程中，培養出一個更敏銳的判別力，判斷什么是泡沫，泡沫下面有沒有靜水流深的東西？

我希望以后香港人再到臺灣去的時候，不僅只是手里拿著地圖找士林夜市、饒河街夜市、寧夏夜市、永康街哪里有好吃的……香港朋友到臺灣，說不定以后呢，手上有個地圖，知道臺北哪條街有獨立書店，然后再到臺中的獨立書店。在臺淡水河邊有一個書店，賣的只有一個東西，全部都是詩集，好像荷花池里都是荷花，沒有一根雜草，而且那兒常常有詩人來朗誦詩。說不定香港朋友以后可以拿著獨立書店的地圖，從南到北，從西向東走臺灣，這是一種不同的文化碰撞。

我在思索的問題 我這九個月在思索什么？文化部門不是個人的，不是個人可以完成的，是一個集體創作，五百位同仁在本部，還有很多博物館、交響樂團總共是兩千人，兩千人的集體創作。很多事情我們在思考，比方說，這張照片是我拍的，就在屏東的街頭（下圖）。

你說一家三口嗎？前面還有一口，在帽子底下，他睡著了，看得見嗎？

我跟主管們常常討論的是，文化部門就是資源的再分配者，納稅人的錢放在我們政府的手上，然后政府要去考慮資源要如何再分配。是不是所有的資源都只到大都市里頭、到鋪著紅地毯、掛水晶燈的地方呢？那么像屏東這樣的、鄉下的一家四口，媽媽帶著三個小孩，請問他們所得到的文化資源到底有多少？

對于他們，我們有第一線的重大文化責任，那些資源怎么樣會做得對，才會真正的使那個躲在帽子后頭已經睡著的那個孩子，他長大的過程里頭，他得到的不公平會變少，這是我們常常在探討的問題。我們也需要經常討論，譬如說，我們要服務的文化精英以及我們的草根大眾之間的關系是什么。今天臺灣視覺藝術聯盟的理事長也在這里，他就是代表了藝術精英，但也不能這么一刀兩斷，他們也跟草根有很深的關系。

作為一個行政官員，我自然也有很多的困擾，比如說，在民主制度里，一個文化高決策者跟代表民意的“立法委員”的關系到底是什么？當我有“壓力”時，到底什么是應該要妥協的，什么是要堅持的？這幾乎是在每天公文的批示上，每天要做的回應都是一個思路的決定。我也常常必須要思索，有時候要用一個比例的妥協換取更重大的政策的支持。可是，什么是應該妥協的，什么是絕不退讓的，中間互動的關系和比例，每一個決定都在挑戰你個人的智慧和品格。我也常在思索，每四年一次選舉，每一次選舉都可能換個“執政者”、換個“院長”的體制里頭，如何讓文化承先啟后、細水長流？

臺灣在華文世界最珍貴的地方，就在于實踐，而我想說的是，實踐，真不容易！臺灣跟大陸比起來，非常小，臺灣和香港比起來，非常泥土。可是因為各種的歷史因素結合起來，臺灣對華人世界有獨特的貢獻，它特別可以貢獻的就是它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這條路上的實踐。帶著愿景，當你要實際去做的時候，你會跌倒，膝蓋會流血，你會犯錯、你會羞愧，可要不斷地測試和尋找，跌倒了，我怎么再站起來？我怎么去修補我破碎的膝蓋？在最挫敗的時候，要我如何以有尊嚴的方式再往前走？

我覺得華文世界對臺灣，可以觀察的，并不是它有多好，而是要看它開拓了什么，看它在什么地方摔跤，如何挫敗，然后你要看它，在摔倒后如何又站起來，這是臺灣對整個華文世界可以有的小小的一點貢獻。

最后，你們可以把我當作是一個民主實踐的標本，就說臺灣實現民主政治，有很多缺陷、無奈。中華民國是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一直到二零一二年才成立了“文化部”，我不是在說香港還要再等多久，不是這個意思（笑聲）。我想要說的是，因為“行政院”組織法的緣故，從一九四九年到二零一二年，這是第一個增加的部，這歸功于幕后所有的人的努力，他們是值得我們感謝、尊敬的。

溫柔如水的力量

不久前，我到南投縣有一趟小小的考察。這個地方叫南投縣仁愛鄉，其實就是霧社－賽德克巴萊的原鄉(下圖)。我去南投的仁愛鄉的親愛小學，為什么去？文化部門所屬有一個國立交響樂團，交響樂團里的音樂家可能畢業自維也納、茱莉亞音樂學院，我鼓勵我們的交響樂團的音樂家們下鄉；但是在我鼓勵他們之前，他們就已經在做了。原住民鄉有很多問題，因為在家鄉沒有工作，年輕人都向外走，只剩下老媽媽、老爺爺去照顧小孩。我去看這些孩子，因為我們的音樂家定期的去小學，在那里組織了一個管弦樂團，教他們愛上音樂。小學里有一個年輕的老師，不到三十歲，教美勞課。他讓孩子們從四年級開始，從一塊木頭開始，學習做一把小提琴，從頭做起，從模、到切、到砍、到刻，兩年的時間，等到這個孩子六年級畢業時，他帶著一把自己做的小提琴走出小學，走向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這把小提琴會跟他走一輩子。

所以我特別去看這所小學，是去鼓勵我們的交響樂團做更多的底層服務，去鼓勵小學的老師說你可以用這種文化陶養的方式來帶我們的孩子。請大家忍受一下這個圖片里會有我，因為我是公務員，不得已鏡頭會跟著我，你們可以把我當標本好不好？（笑聲）但是我主要是給大家看，有這樣的小學，有這樣的事情。這一張照片是我們帶書去送孩子(上圖)，學校的狗到前面觀禮。它好像叫小白吧？

最后我想說，臺灣與香港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就是相對于那個大傳統，臺灣和香港都是“邊陲”；但是邊陲有邊陲的優勢，邊陲有邊陲的自由，邊陲有邊陲可以做出的獨特的貢獻。我們這幾年常常用一個詞“soft power”(編者注：指軟實力)，我相信soft power這兩個字真正的重點不是在power，真正的重點在soft。所以我相信香港和臺灣可以在將來做更多的接觸，更多的彼此的對望，更多的深入的、深刻的了解。因為soft power告訴我們的是：正是因為邊陲，反而有一種溫柔如水的力量，更長更遠。

這是我們對大傳統、大敘述，可以提供的另類的幫助與刺激。

我可以好好的謝謝你們嗎？(掌聲)

第二篇：龍應臺 港大演講

? ? ? ? 香港有一種開放的、開闊的、包容的力量，使得很多外人一不小心就留下來了

2臺灣的可愛在于它的不假裝偉大，它的不用力變成什么樣子，它的自自在在過日子 3臺灣在華文世界最珍貴的地方，就在于實踐，而我想說的是，實踐，真不容易 4臺灣和香港都是“邊陲”，正是因為邊陲，反而有一種溫柔如水的力量

龍應臺在香港大學演講

龍應臺港大演講全文：我的香港，我的臺灣

編者注：12月1日晚，龍應臺在香港大學陸佑堂發表題為“我的香港，我的臺灣”演講，龍應臺認為香港作為“邊陲”的力量，臺灣作為寧靜的力量，有一種溫柔如水的力量，可以為大傳統提供另類的幫助。臺灣最珍貴的地方就在于實踐，對華人世界特別可以貢獻的是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道路上的實踐，而在她看來，實踐，真不容易！演講由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主持。

精彩摘要：

我這一代在臺灣成長的人一直對于整個中國與中國文化的認識是從比較大的傳統、大的敘述、統一的說法來走的，毫不思索地用北京或北平、或南京的視角來看整個疆土，來解釋它所有的進步或者退步。這種思維，到我到了香港之后被推翻、被打破、被挑戰。

你問我臺灣最可愛的地方哪里？我覺得臺灣的可愛就在于它的不假裝偉大，它的不用力變成什么樣子，它的自自在在的過日子。它基本上慢的調性是一種文化的從容。臺灣在華文世界最珍貴的地方，就在于實踐，而我想說的是，實踐，真不容易！臺灣對華人世界特別可以貢獻的，就是它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這條路上的實踐。

相對于那個大傳統，臺灣和香港都是“邊陲”，正是因為邊陲，反而有一種溫柔如水的力量。這是我們對大傳統，可以提供的另類幫助與刺激。

一個社會，當人們彼此不信任的程度高到某一個門坎的時候，是無法往前走的。我挫折時會想：如果有一天，你開車開到十字路口，當紅綠燈變紅變綠你都會懷疑它是真是假的時候，就會出事了。

以下為演講全文：

徐立之（香港大學校長）：

敬愛的龍應臺，各位嘉賓，各位朋友，今天很高興可以在這里，再次歡迎應臺到陸佑堂。我記得大概是今年的春天吧，應臺說要回到臺灣出任臺灣首任的“文化部長”，在柏立基學院依依不舍的時候，她對大家說，她一定要回香港來，如果在香港要舉辦公開講座的時候，一定會在香港大學，所以非常謝謝龍部長。(掌聲)其實應臺一直都沒有離開我們，因為她在香港大學還有榮譽職位，她是港大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學者。今天，她也實踐了她的諾言。今天應臺的講題是“我的香港，我的臺灣”，這很有意思。雖然應臺在香港生活不算很長，八年多，但是對于香港每一件小的事物都非常注意。曾經看過她的文章，香港天上有多少只老鷹她都知道。

我是念生物的，她，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的洋紫荊，從宮粉羊蹄甲生長出來的。有一天我收到應臺一個奇妙的電郵，她說，荷花池里面好像不是在長荷花，她發現里面有其他的植物在生長，所以她不像個過客一樣，香港，港大的每個小事情，她都注意。

我非常感謝應臺這過去幾年為港大的人文發展做出的努力與灌溉，我也很高興，港大的多元文化氣氛，也因為有她的創作，她的文章，提升了我們的文化氣氛，近年來她香港的著作《香港筆記—沙灣徑二十五號》、《目送》、《思索香港》，最后一個作品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都見證了她廣闊的視野、寬闊的胸襟、文化的激情。

應臺曾經說過，香港是她鐘愛的城市，港大給她安身立言的環境，香港的經驗使她的視野更為開闊，所以她對香港充滿了感恩。其實香港人的感覺，對于應臺、龍部長對港大的厚愛，也是充滿了感恩，所以讓我們在這里聽聽應臺對香港、對臺灣，特別是在文化建設方面，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和她的想法。

應臺，請！(掌聲)龍應臺：

我聽說今天晚上，是全程的電視直播，live,網絡也是直播，所以今天晚上，除了要跟在場的大家說，晚安，好久不見了，而且要跟電視機前面的好多好多的香港朋友、讀者、關心臺灣發展的人---甚至于，就上次的經驗知道，看網上直播的，大陸網民特別多，“華人世界”這個概念，就是我們都在同一個地區，同一個時區里頭，所以讓我跟大家一起說一聲“晚安，好久不見”。(掌聲)剛剛在進來之前請徐立之校長陪我先到隔壁兩個廳去，隔壁兩個廳也坐滿了人，我去的原因是告訴他們，待會看到屏幕上的我的時候，要知道，I am real，我是真的在。（笑聲）這個世界已經真假難分了，因為數字化的關系。

本來進來之前我其實壓力蠻大的，覺得今天都沒有準備好。可是一進來看到好多好朋友，心就安了一點了。所以是不是把今天（的演講）當做好久不見的一個談話，看到香港非常受尊敬的企業家蔣震先生、周亦卿先生都在，好朋友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也在，還有很多出版界、企業界、文化界、學界的朋友們。

今天還有很多臺灣的媒體來到這里，好朋友嚴長壽先生，今天也特別趕來，悄悄的坐在下面。我看到一張甜蜜的臉龐，青霞，坐在前面，她見到我第一件事就是要檢查我今天衣服穿得對不對；好朋友程翔坐在那邊角落里。

港大百年

我首先要謝謝香港大學慷慨的邀請我來，同時要感謝香港政府在這次我來的過程里，在行政上默默的提供了很多幫助；謝謝香港政府慷慨的善意。希望臺灣跟香港透過文化可以跨越很多政治上的障礙。

今天在這個大廳里演講，我想就從今天大家所在的這個廳說起，請大家往四周看一下。這個大學，在一九一零年的時候開始籌建，第一個當然要問，錢從哪里來？因為所有夢想都需要實踐，需要落實。

港大在一九一二年正式招生，到今天是真正整整一百年。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二年是個什么樣的時代？香港，這里根本就是一個革命的輸出地，在一個非常動蕩的年代里，秘密進行的是軍火的輸送，從這里偷偷的運到廣州去，準備一次又一次的起義，這是一個流血、暗殺、追捕、風聲鶴唳，一個大破的、動蕩的時代；現在回過頭看，奇怪，為什么在那樣一個大動蕩、大破的時代里，有一群人，會去討論如何成立一個大學？這需要多么長遠的眼光，多么大的實踐的魄力，才可能做得到！

很多外人會說，香港大學一百年前是英國人所創設的，其實不能這么說。我給大家看一個文件，這是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一年一份原始的文件，因為要創辦大學，所以當時的英國總督Lugard-盧押開始募款，他找到了當時的兩廣總督張人駿。這個文件是總督為創建港大而發出的募款呼吁書。第一行，“已酉。春。港督盧制軍抱憾于香港學業未有專門，教育未達極點，慨然以提倡為己任。商諸埠中紳富，紳富偉其議，而感其加惠士林之心，于是合力酬捐，不一載，大欵遂集，計華人約捐六十五余萬，西人約捐六十萬余元。”創建大學的念頭固然來自盧押，但是辦學的錢，多半來自四面八方，尤其是東南亞的華人。香港大學，孫中山的母校，不是一個簡單的所謂“英國人創建的大學”。

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學開始召募第一批學生，今天臺上臺下坐著一百年后的學生（笑聲）。第一次有畢業典禮的時候，是一九一六年，那個畢業典禮，在哪里舉行？就在這個大廳。當年有九個人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其中一個叫做詹天佑。

還有一個人在這一百年，幾乎被歷史忘掉了，叫做伍連德，馬來西亞人，劍橋醫學博士，也是一九一六年在這里接受榮譽博士的人。一九一零年是個混亂、恐怖的時代。一九一零年底到一九一一年初的中國東北是個悲慘世界，因為鼠疫大爆發，東北在半年幾個月之內就死了六萬人。伍連德這一個醫生，直接到東北的前線去做防疫措施，所以應該說，中國現代的防疫系統、公共衛生的觀念是從伍連德那時候開始的，第一次防疫國際學術會議在中國發生，就是伍連德在一九一一年主持的。詹天佑與伍連德這兩個人，一九一六年就在這個大廳里接受了榮譽博士學位。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已經六十多歲了，他回到了香港。史料說，他被香港大學學生從山下用轎子抬上來，學生的熱情奔放到不知如何是好，把他老人家放到轎子上，像是滑竿一樣，一路抬到校長的官舍，然后再到這里來。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就站在我現在站立的講臺上，發表他非常重要的一篇英語演說，在那篇演說里，他完整的解釋他的革命思想來自哪里。二十歲的孫逸仙，來到香港的西醫學堂念書，走在香港整齊的街上，他開始思索，為什么距離僅僅八十公里的香山，他的老家，與西方人所建立的香港，在法制、治安和政府的管理上，差別如此的巨大。他從那一個問題開始一路追索，最后變成一個革命家以及一個新共和國的建立者。一九二三年，從他說，一切都從這里開始。

一九三三年，在前往上海的路上，蕭伯納先到了香港，他站在這個講臺上演講。

一九三五年，香港大學又頒給一個人博士學位，這個人姓胡，你們猜他是誰？對，胡適之。香港大學本來請他來改造中文系，請他做系主任的，胡適之考慮之后不能來，所以推薦了許地山來做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一九三五年，胡適之在這個廳里接受了他的榮譽博士學位。

再往后走，戰爭就來了，廣州被占了，所以嶺南大學學生被遷到香港大學來合并上課。李安電影《色戒》里的鏡頭：學生從廣州遷到香港來，有一點印象嗎？

一九四一年，香港被轟炸，這一個大廳的屋頂被炸光，破了，在烽火中，整個大樓轉成臨時包扎傷兵的一個救護站，中間有一個很“酷”的女學生，不甘不愿的做了戰地看護，那個女學生是誰？──張愛玲。所以張愛玲描寫了這個廳，三更半夜的，炮火之中還要去照顧那些一直在叫的病患，她煩死了。

我們很快的跳到最后，到二零零九年的時候，有一個人，他想要把張愛玲的小說拍成電影，做了很多研究，他要拍愛國學生排演救國的舞臺劇，你知道《色戒》那個戲在哪里拍的嗎？也是在這個廳。

然后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一日，我們在這里見面。

我剛剛說叫你們記得張人駿這個名字，有一點點原因，因為張人駿是張愛玲的“二大爺”，張愛玲其實在她的回憶里頭有寫到，她對張人駿的記憶非常非常的清晰。當然，張人駿在募款來建這所大學的時候，并不知道后來張愛玲會來。

好，徐校長，我用這個方式來謝謝香港大學，紀念港大一百年，夠了嗎？(笑聲，掌聲)香港：“邊陲”的力量

接下來，回過來說今天的主題“我的香港，我的臺灣”。

為什么會說“我的香港”。我在香港總共居住了九年的時間，第一個要感謝的是香港城市大學邀請我來，開始我準備來一年，后來要回去的時候，港大的陳婉瑩教授邀請我到港大，我沒打算來，可是有一天她請我到了她海邊的宿舍，我一進宿舍就看到了窗外那片中國的南海，那時剛好夕陽滿天，當下我就說了“yes”。可是沒想到會在香港一留九年。感謝港大，在后來的八年里給了我一個安靜的寫作室，我在這里完成了《大江大海》。

在香港這個島上生活過的人，很少人覺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為所有人都是移民，只不過在不同時段移民而來。因為是這樣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的聚集地，它很容易就使得一個只在這兒生活過一年或生活過九年的人都會覺得：“嘿，這是我的香港。”所以它有一種開放的、開闊的、包容的力量在，使得很多的外人一不小心就留下來了。

龍應臺在香港老村之一薄扶林與老人家說話（圖片由龍應臺先生提供）

香港最老的幾個村子之一，薄扶林，我在村子里隨便走的時候跟一個老人家說話時拍下來的(上圖)。香港九年的歲月對我很重要，它推翻了我以前對于中國，對于華人世界、對于歷史的認知。我這一代在臺灣成長的人一直對于整個中國與中國文化的認識是從比較大的傳統、大的敘述、統一的說法來走的，毫不思索地用北京或南京的視角來看整個疆土，來解釋它所有的進步或者退步。這種大敘述、大傳統作為核心思維，這種永遠從北邊來解釋整個區域的思維結構，到我到了香港之后被推翻、被打破、被挑戰。這是一個巨大的教育過程。

在這里，我認識到香港得利于兩件事情：一，它得利于它的“缺點”，它是所謂“邊陲”，是主體外面多出來的一小塊地方。因為是邊陲，所以主體規范的大力量不及于它，鞭長莫及；二，它又得利于在整個十五、六世紀以來西方強大的帝國主義往外推過程中，西方不小心就把現代化帶了進來。

因為是邊陲體系，香港成為一個“逃生門”（emergency exit）。怎么說呢？你看太平天國，殺人無數，血流千里，十幾年的時間內，生靈涂炭。能夠逃的人逃到哪里去？大海吧，或者是香港這個小小的口袋。逃生門就被打開了，一大堆人涌進了香港，平靜的時候又回去；戊戌政變時，被追捕的人，到哪里去──經過逃生門進來；辛亥革命時，人到哪里去──逃生門又打開了；一九四九年內戰時，短短的時間內一百七十萬人涌了進來；文革的時候，在河里、海邊都撈得到尸體的那個年代，到哪里去──逃生門在這里。

主體地區的災難，使一波又一波的人通過香港這個“逃生門”得到喘息。大量的人涌入當然帶來很多問題，但一定也留下許多東西：資金、文化經驗、人才，這些東西就灌溉了這片邊陲土地。將近兩百年了，香港就接受這樣的灌溉，不斷地成長。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脈絡里面，我相信你如果去問：一百年前的某些知識分子到哪里去了。在我做的研究里，我尤其關注過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后，很多的清代翰林們到哪里去了，我發現很多人不認同中華民國的概念，寧愿做所謂“晚清遺老”，選擇了“不食周粟”，他經過“逃生門”到了香港。

這些很多清朝的翰林和太史們到這里來，做了什么事情？香港大學中文系在一九二七年成立，是受他們所灌溉的。他們還成立了很多的書院、學院，教了很多學生，留下了很多書籍善本。這些善本在哪里，中文大學有、中央圖書館有、香港大學也有，所以一波又一波，不能認同前朝的人，不管是什么前朝，他們會經過逃生門，然后把很多很多智慧的結晶，就留在這個口袋里頭了。這一百多年來香港的發展以一個逃生門的珍貴的經驗的形式。

這樣一路走來，就走到這兩天，我以公務員的身份來看香港，有一個蠻大的感觸。

我這次作為公務員來考察，事實上所走過的行程，幾乎都是以前去過的地方，但是作為一個作家穿街走巷所得到的印象，和這一次帶著同仁帶著特定的問題來考察是不一樣的。比如我們去看伙炭藝術家工作室，去了解live house（編者注：小型現場演出的場所，舞臺和場地相對較小）生存的問題??幾乎每一個行程，還有跟我一起走的臺灣來的藝術家都有感覺：香港的草根藝術的表達能量，在這二十年來有大幅的成長。可是臺灣藝術家會有時間表的比較，在臺灣九十年代時是這個狀況，或在臺灣我們做到哪里了。一直到最后一站，我自己與臺灣來的朋友們都說：嗯，在民間社會、草根力量的成長上，臺灣確實走得比較遠。

然后我們去看了亞洲文獻藝術庫（AAA）,也同HK Art Fair香港藝術博覽會的總經理交談。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運作：AAA是NGO的非營利運作，香港博覽會是最講生意的、斤斤計較的、國際型的賺錢操作，但這兩者國際化的程度、專業運轉的高度和精準程度，我們都嘆為觀止：啊，這方面臺灣距離得很遠，我們還需要很多很多的投入才能趕得上。

所以兩岸四地的發展進程都不太一樣，也跟它的歷史脈絡有關系。臺灣：寧靜的力量

相較于香港，臺灣的力量在哪里表現出來？

臺灣不是一個“逃生門”，反而是一個讓你想留下來，找一個有土會長出絲瓜，絲瓜會開出黃花的地方。它的強項與弱項跟香港非常不一樣。前幾天香港官員告訴我說臺灣已經變成香港人想要去度幾天假的第一選擇。

你問我臺灣最可愛的地方哪里？我覺得臺灣的可愛就在于它的不假裝偉大，它的不用力變成什么樣子，它的自自在在的過日子。它基本上慢的調性是一種文化的從容。

但是你一打開臺灣電視看新聞的話，我剛剛說的全部被推翻了。

我記得這是前幾天李安為了他的新片到臺灣去的時候說的話。他竟然還敢公開說這種話，不怕被人家罵！他說他很喜歡臺灣，覺得臺灣很有希望。可是你一打開電視新聞，就覺得臺灣快完蛋了。所以這不是我說的，是李安說的好不好？（笑聲）問題在哪里呢，我想選舉政治逃不過一種命運，就是選舉本身變成了一種行為藝術，表演的性質變得非常大，而且被夸大，很吵、很鬧，聽說香港很受臺灣的影響，還出現一個新詞叫“拉布”，廣東話怎么說？（笑聲）就是吵得很久，鬧得很久的意思。你打開電視，看到那個四方盒子里所傳達給你的訊息，一天到晚都是彼此的攻擊，一天到晚都是沖突、矛盾、對立、批判與高度的不信任。

一個社會，當人們彼此不信任的程度高到某一個門坎的時候，是無法往前走的。我挫折時會想：如果有一天，你開車開到十字路口，當紅綠燈變紅變綠你都會懷疑它是真是假的時候，就會出事了。但我想說，不要相信那個電視的框框里就是真實的臺灣，就是臺灣的一切。我尤其想對現在正在網上，聽我演講的大陸的年輕人說。

怎么講呢？電視所呈現的，它的本質是趨向于采取泡沫的部分。你如果有一杯德國的啤酒杯,很大的杯子，沖的時候泡沫的比例非常大，是不是？電視所集中采擷的就是泡沫的那一截，你可別相信泡沫下面沒有香醇的啤酒，它有的，只是你不見得看得到。

我給你非常具體的例子，來跟你說臺灣的民主有它深沉的一面。

你比如說最近幾天與香港、大陸都有關系的金馬獎的消息，吵吧？全華人世界都看到了，是不是？但是它的進步面、深沉面在哪里？

那天晚上在看頒獎典禮的時候，我右邊坐著侯孝賢，左邊坐著朱延平，朱延平導演在旁邊說：啊，已經過了一半了，臺灣還沒有一個人得獎。然后緊接著他說，已經過了三分之二了，臺灣還沒有得獎，整場的氣氛很奇怪啊。果然第二天就吵開了！但是我想要說，吵鬧時你看到的是啤酒杯上泡沫很多的那部分，下面的部分是那些電影專業者，他們風吹不動，穩穩的走四十九年，給你一個絕對的、專業的、公正的、“大義滅親”的藝術標準，這是不容易做到的。今年臺灣電影得獎特別少，那又怎么樣？輸了明年再來啊，競技不就是有贏有輸嗎？

金馬獎，是一個臺灣已經默默辦了四十九年的獎項。四十九年不是一個短日子，明年就五十年了。電影界是多么的心高氣傲，而且百花齊放，大家都在競技的一個圈子，但是金馬獎可以辦到一個程度，做到把藝術的標準變成唯一的標準，不談私人關系、不允許商業炒作，做到評審機制的真正獨立、專業，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華人世界的電影獎項，這本身就是一種靜水流深的成果。在泡沫的下面其實有比較深沉的東西！

第二個例子，我們過去這一兩個月來，整個文化部門可以說是人仰馬翻，我跟我的次長、所有的司長們全程都在面對“立法院”對于我們明的預算審查。上禮拜的某一天，如果當天看電視新聞的話，你看到的會是，啊，“立法院”又吵架了，矛盾了，沖突了，非常激烈的語言，非常尖銳的對立。

但是我在現場啊，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五點半，我們的出版政策，以及這個全新的出版政策所編列的，比如說四億臺幣──明年要做的事情全部被通過了。通過，并不是“立法委員”閉著眼睛說：通過。他們是就每一個細項認真問政策背后的理念和執行方法；比如說獨立書店要兩千萬，這兩千萬是做什么的。我們必須跟他們解釋，獨立書店對于臺灣的出版業、對于臺灣的閱讀風氣的推廣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我必須告訴他，其中比如五百萬是叫做“圓夢的第一桶金”，臺灣現在一共三百六十八個鄉，其中三分之二連一家書店都沒有。所以我們有一個政策是要鼓勵年輕人，你愿不愿意回你的家鄉，到鄉下地方去開一家小書店？如果你有這個意愿的話，你來跟我們競爭，我給你第一桶金，讓你回家去開一間書店。如果你是在一個街坊鄰里的角落里，已經有個小小的書店，經營的也還不錯，但是你只是單純的在賣書，那么請你來跟我們申請，我們給你一筆錢，讓你可以在賣書之外，還可以辦詩人的朗誦、作家的演講、導演對于電影的現身說法，讓已經存在的書店，變成小小的文化中心，讓鄉下長大的孩子，也有一個濡染文化的機會。所以當天在“立法院”的室內通過非常重要的政策，對未來非常有意義，但是當你打開電視看的時候，只看到吵架，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們也都知道，民主，是諸多不得已的、壞的選擇當中，一個大概不是最壞的選擇。在諸多的選擇中，華文世界，包括臺灣自己，可以試圖在臺灣一點一滴的實踐過程中，培養出一個更敏銳的判別力，判斷什么是泡沫，泡沫下面有沒有靜水流深的東西？

我希望以后香港人再到臺灣去的時候，不僅只是手里拿著地圖找士林夜市、饒河街夜市、寧夏夜市、永康街哪里有好吃的??香港朋友到臺灣，說不定以后呢，手上有個地圖，知道臺北哪條街有獨立書店，然后再到臺中的獨立書店。在臺淡水河邊有一個書店，賣的只有一個東西，全部都是詩集，好像荷花池里都是荷花，沒有一根雜草，而且那兒常常有詩人來朗誦詩。說不定香港朋友以后可以拿著獨立書店的地圖，從南到北，從西向東走臺灣，這是一種不同的文化碰撞。

我在思索的問題

我這九個月在思索什么？文化部門不是個人的，不是個人可以完成的，是一個集體創作，五百位同仁在本部，還有很多博物館、交響樂團總共是兩千人，兩千人的集體創作。很多事情我們在思考，比方說，這張照片是我拍的，就在屏東的街頭（下圖）。

一家人，屏東的街頭（圖片由龍應臺先生提供）

你說一家三口嗎？前面還有一口，在帽子底下，他睡著了，看得見嗎？ 我跟主管們常常討論的是，文化部門就是資源的再分配者，納稅人的錢放在我們政府的手上，然后政府要去考慮資源要如何再分配。是不是所有的資源都只到大都市里頭、到鋪著紅地毯、掛水晶燈的地方呢？那么像屏東這樣的、鄉下的一家四口，媽媽帶著三個小孩，請問他們所得到的文化資源到底有多少？

對于他們，我們有第一線的重大文化責任，那些資源怎么樣會做得對，才會真正的使那個躲在帽子后頭已經睡著的那個孩子，他長大的過程里頭，他得到的不公平會變少，這是我們常常在探討的問題。我們也需要經常討論，譬如說，我們要服務的文化精英以及我們的草根大眾之間的關系是什么。今天臺灣視覺藝術聯盟的理事長也在這里，他就是代表了藝術精英，但也不能這么一刀兩斷，他們也跟草根有很深的關系。

作為一個行政官員，我自然也有很多的困擾，比如說，在民主制度里，一個文化高決策者跟代表民意的“立法委員”的關系到底是什么？當我有“壓力”時，到底什么是應該要妥協的，什么是要堅持的？這幾乎是在每天公文的批示上，每天要做的回應都是一個思路的決定。我也常常必須要思索，有時候要用一個比例的妥協換取更重大的政策的支持。可是，什么是應該妥協的，什么是絕不退讓的，中間互動的關系和比例，每一個決定都在挑戰你個人的智慧和品格。我也常在思索，每四年一次選舉，每一次選舉都可能換個“執政者”、換個“院長”的體制里頭，如何讓文化承先啟后、細水長流？

臺灣在華文世界最珍貴的地方，就在于實踐，而我想說的是，實踐，真不容易！臺灣跟大陸比起來，非常小，臺灣和香港比起來，非常泥土。可是因為各種的歷史因素結合起來，臺灣對華人世界有獨特的貢獻，它特別可以貢獻的就是它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這條路上的實踐。帶著愿景，當你要實際去做的時候，你會跌倒，膝蓋會流血，你會犯錯、你會羞愧，可要不斷地測試和尋找，跌倒了，我怎么再站起來？我怎么去修補我破碎的膝蓋？在最挫敗的時候，要我如何以有尊嚴的方式再往前走？

我覺得華文世界對臺灣，可以觀察的，并不是它有多好，而是要看它開拓了什么，看它在什么地方摔跤，如何挫敗，然后你要看它，在摔倒后如何又站起來，這是臺灣對整個華文世界可以有的小小的一點貢獻。

最后，你們可以把我當作是一個民主實踐的標本，就說臺灣實現民主政治，有很多缺陷、無奈。中華民國是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一直到二零一二年才成立了“文化部”，我不是在說香港還要再等多久，不是這個意思（笑聲）。我想要說的是，因為“行政院”組織法的緣故，從一九四九年到二零一二年，這是第一個增加的部，這歸功于幕后所有的人的努力，他們是值得我們感謝、尊敬的。

溫柔如水的力量

不久前，我到南投縣有一趟小小的考察。這個地方叫南投縣仁愛鄉，其實就是霧社－賽德克巴萊的原鄉(下圖)。我去南投的仁愛鄉的親愛小學，為什么去？文化部門所屬有一個國立交響樂團，交響樂團里的音樂家可能畢業自維也納、茱莉亞音樂學院，我鼓勵我們的交響樂團的音樂家們下鄉；但是在我鼓勵他們之前，他們就已經在做了。原住民鄉有很多問題，因為在家鄉沒有工作，年輕人都向外走，只剩下老媽媽、老爺爺去照顧小孩。我去看這些孩子，因為我們的音樂家定期的去小學，在那里組織了一個管弦樂團，教他們愛上音樂。小學里有一個年輕的老師，不到三十歲，教美勞課。他讓孩子們從四年級開始，從一塊木頭開始，學習做一把小提琴，從頭做起，從模、到切、到砍、到刻，兩年的時間，等到這個孩子六年級畢業時，他帶著一把自己做的小提琴走出小學，走向自己的人生。

龍應臺到南投縣親愛小學考察、合影（圖片由龍應臺先生提供）

我相信這把小提琴會跟他走一輩子。

所以我特別去看這所小學，是去鼓勵我們的交響樂團做更多的底層服務，去鼓勵小學的老師說你可以用這種文化陶養的方式來帶我們的孩子。請大家忍受一下這個圖片里會有我，因為我是公務員，不得已鏡頭會跟著我，你們可以把我當標本好不好？（笑聲）但是我主要是給大家看，有這樣的小學，有這樣的事情。

龍應臺送書給孩子們（圖片由龍應臺先生提供）這一張照片是我們帶書去送孩子(上圖)，學校的狗到前面觀禮。它好像叫小白吧？

最后我想說，臺灣與香港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就是相對于那個大傳統，臺灣和香港都是“邊陲”；但是邊陲有邊陲的優勢，邊陲有邊陲的自由，邊陲有邊陲可以做出的獨特的貢獻。我們這幾年常常用一個詞“soft power”(編者注：指軟實力)，我相信soft power這兩個字真正的重點不是在power，真正的重點在soft。所以我相信香港和臺灣可以在將來做更多的接觸，更多的彼此的對望，更多的深入的、深刻的了解。因為soft power告訴我們的是：正是因為邊陲，反而有一種溫柔如水的力量，更長更遠。

這是我們對大傳統、大敘述，可以提供的另類的幫助與刺激。我可以好好的謝謝你們嗎？(掌聲)

第三篇：我讀龍應臺

核心提示：從2000年一直閱讀龍應臺到現在，資深媒體人士師魯 客認為，龍應臺的文字分兩條路線，一條講社會國家，一條講親情倫理，但他個人更傾向于閱讀龍應臺描述整個世界政治的文章，“她用小故事向大家講述外面的世 界，說白了就是讓你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樣，一些普世的東西什么樣。”

對話主持：陳書娣

鳳凰網：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看龍應臺的？看了她哪些書？

師魯客：可能是2000年或者是2001年左右。基本上她在國內出版的書都有看過。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的那一套龍應臺自選集里邊有《女子與小人》、《看世紀末向你走來》、《在海德堡墜入情網》等幾本，然后是南海出版公司有兩本，是政治上相對比較敏感的，一本是《我的不安》、一本是《百年思索》。

后來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親愛的安德烈》、上海文匯重新出版的《野火集》。從去年開始，就開始直接看臺版了，包括《目送》和還有那本講國共內戰離亂史的書，反正包括她這些書我都讀過。再有就是一些文章，在網上看到的臺灣政治比較亂的那幾年的書，比如《面對大海的時候》《五十年來家國》等等。

鳳凰網：你這樣一路看下來，覺得她堅持了什么，然后又改變了一些什么？

師魯客：她一直很犀利，她本身其實不是一個理論家，她是一個記者，但她的知識結構比記者稍微高一點，她非常敏銳，她非常犀利地看到一些問題，然后就用筆去寫出來，但是她不會上升到一個理論、學者的層次，她是一個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她起到的主要作用是一個普及的作用，是一個啟蒙的作用，不一定能讓你學到非常多的理論知識。

她的文字很多時候是渲染和煽情，或者是讓你覺得有感悟的居多。就整個的路徑來講，她寫東西就是幾種，一個就是《野火集》的時候講當時臺灣的一些社會問題，還有一路就是她講親情倫理。我最感興趣的則是講政治，比如說她在1989年，她懷著她的二兒子從柏林一直走到紅場，再走到天安門廣場，把這段歷史整個都寫一遍。然后2000年之后，又寫了一本類似的書。實際上她用一些例子，來進行一些基本的普及。

鳳凰網：你對她個人認知，除了啟蒙之外還有什么？

師魯客：沒什么，就是啟蒙。她的書寫臺灣的不是很多，基本上只有《野火集》了，再就是前幾年的《面朝大海的時候》等幾本。我對那個不是很感興趣的，我感興趣的反倒是她講東歐劇變，或者是她講東德西德的事情，印象都非常深刻。我主要就是看政治。鳳凰網：你覺得她影響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最多的是哪方面呢？

師魯客：還是啟蒙。實際她給我們介紹比如說德國是怎么樣的，東德和西德當時是怎么樣的狀態，說白了就是讓你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的，然后一些普世的東西是什么樣的，她就是把這些東西告訴你。

鳳凰網：你的情緒是處于敬佩的這種感覺嗎？

師魯客：對，肯定是我非常喜歡跟尊重的，但并不是非常崇拜的，我當時看書比較喜歡的是張五常和楊小凱，再之后是董橋。龍應臺在我心目中，跟陶杰位置差不多。鳳凰網：如果提到龍應臺，你會聯想到哪些大陸的公共知識分子？

師魯客：韓寒嘛，我覺得韓寒跟龍應臺有點像，當然這就是個人感覺。實際上他起的都是一個啟蒙的作用，就是開發民智，或者是開啟民智的這種。其實韓寒雖然他罵人，但是他會告訴你，哪個是我們應該有的權利，然后你沒這么做是怎么回事，龍應臺也一樣，但是她普及的更多，不僅僅是從一個公民本身，她會從各個方面給你講，包括你的政治權利，包括你的倫理觀念。

第四篇：龍應臺：我的中國夢(北大演講無刪節)

我們的“中國夢”

龍應臺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里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臺灣的我，還有我前后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里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么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制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里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滿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五十年代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分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臺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里面，墻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里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 1

小學里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臺，臺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臺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于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對那么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十四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里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王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十四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一九七○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臺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

就是臺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臺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臺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里所說的“海棠紅”是什么意思？

[地圖]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一九七○年代整個國際情勢改變，臺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于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一九四九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臺灣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臺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讚的，是臺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征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臺灣年輕人一樣，七○年代發現臺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么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么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么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頭小山小河的名字？臺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演講現場播放了幾首相關歌曲]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么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于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

《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么、想什么”的“臺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里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里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里，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后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一九七九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臺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臺你是哪里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于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著他問“你是哪里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一九七九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臺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臺灣夢，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年代后，臺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一九七九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志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圖]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八○年代臺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三十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里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臺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臺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注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

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臺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臺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臺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臺灣的小夢，然后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臺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臺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臺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里沒有中國。

但是，你如果問龍應臺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么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于臺灣有那么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掘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于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么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么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里，我看這個國家怎么對待外來移民，怎么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掘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么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么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份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掘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掘起，因為這種性質的掘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們對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于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十五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

我的父親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七十年、顛沛流離一生的游子回鄉。

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凄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

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么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掘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于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一九八五年我寫《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八月，我遷居歐洲。離開臺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后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臺灣有什么樣的夢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這里說話，我心里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么后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里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第五篇：龍應臺北大演講實錄：我的中國夢

龍應臺北大演講實錄：我的中國夢

這是大多數臺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臺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里沒有中國。但是，你如果問龍應臺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么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于臺灣有那么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么會沒有中國夢呢？

今天是八一建軍節，那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于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么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么程度，我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