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提高退休年齡的利弊分析及我國的選擇

提高退休年齡的利弊分析及我國的選擇

段家喜①

【內容摘要】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中所面臨的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擺脫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和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在這一改革的不懈努力中，我國政府有關部門和研究養老保險制度的學術界都在積極研究當今各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經驗和教訓，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探討出適合我國實際的改革措施。最近我國政府有關部門也表示考慮延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以減輕“白色浪潮”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壓力，進而引起激烈的爭論。本文在回顧西方國家養老保險制度中退休年齡政策調整的基礎上，對提高退休年齡的正面與負面效應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并提出我國改革的思路。

【關 鍵 詞】退休年齡 效應 政策選擇

一、西方國家退休年齡政策的調整

在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中，如何擺脫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和實現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成為各國政府急需考慮和解決的問題。不可否認，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提高退休年齡被認為是有效化解人口老齡危機和緩解政府財政負擔的重要手段，進而在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中采取了提高退休年齡的政策(見表1)。在部分男女退休年齡相同的國家，采取了對男女退休年齡同時提高的方法，如美國擬于2000—2027年間將男女退休年齡從目前的65歲提高到67歲;比利時則希望到2009年將男女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而對于部分男女退休年齡不相同的國家，則希望逐步將男女退休年齡拉平，捷克目前男性60歲退休、女性57歲退休，計劃在2007年將男女退休年齡分別提高到62歲和61歲；愛沙尼亞則計劃在2010年將男女退休年齡統一到63歲。

資料來源：魏加寧《養老保險與金融市場》，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P43。

盡管這一政策在西方國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從各國改革的實踐來看，在提高退休年齡的過程中均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通常需要花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才將退休年齡提高1—2歲。幾乎沒有一個國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將退休年齡在短期內大幅度提高。同時退休年齡的提高也是有限度的，通常很少有國家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5歲以后。

二、提高退休年齡的正面效應

一般而言，提高退休年齡會產生以下影響：其一是降低制度贍養率，退休年齡提高，則退休人口相應下降，就業人口相應增加。其二是提高基金積累水平，退休年齡提高，則延長其繳費期間。其三是減輕支付壓力，縮短制度支付養老金的時間。但提高退休年齡會對生產率產生影響，并將給勞動力市場帶來就業壓力，員工的退休不會為市場提供一對一的就業機會，但勞動時間的延長無疑會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為此，筆者將養老保險中提高退休年齡的影響歸納為收入效應、支出效應、生產率效應和就業效應等四方面，前兩者是提高退休年齡的正效應，而后者是提高退休年齡的負效應。

(一)提高退休年齡的收入效應

在養老保險制度中，將人的一生分為工作期間與退休期間兩個階段，在工作期間受益人有繳納保險費的義務，而在退休階段則有領取養老金的權利。退休年齡的調整將改變被保險人工作期間與退休期間的劃分，影響其繳費與領取養老金期間的長短。進而改變體制內的年齡結構，正在工作并繳費的人會增加，而退休并領取養老金的人會相應減少，這將降低制度的贍養率。

提高退休年齡，將延長被保險人繳費期間，進而提高制度的收入，這是提高退休年齡的收入效應，也是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中提高退休年齡的初衷所在。假定職工t歲參加工作并加入養老金計劃，開始繳費，Y歲退休，D歲死亡，第R期工資水平為，繳費率為c，累積利率為I，養老金計劃的替代率為g，退休后年退休金為B。如果個人生存到新的退休年齡Y+h，個人多繳保費在原退休年齡Y時的精算現值為

:

其中h為退休年齡的提高年限。

對于整個養老保險計劃來說，當期增加的保險費收入為:

其中

為參加養老保險計劃的當期Y歲到Y+h歲的在職人員數。

(二)提高退休年齡的支出效應

退休年齡提高，在壽命預期不變的條件下，被保險人繳費時期延長的同時未來領取養老金的時期將縮短，這將減少制度的養老金總體支出水平并降低制度的債務。制度對個人養老金給付減少額在Y歲時的精算現值為

:

對于單個職工而言，則為制度對每個人減少的養老金債務額。

對于整個養老保險計劃來說，當期減少的養老金支出為:

其中

為參加養老保險計劃的當期Y歲到Y+h歲的在職人員數。

綜上所述，退休年齡由Y提高到Y+H，平均對于每個職工而言，將產生+的正面效應，而對整個制度將產生

+的正面效應。

三、提高退休年齡的負面效應

退休本身是一個勞動力替代的過程，提高退休年齡在改變就業人員年齡結構的同時，無疑會改變就業人員的知識結構，這是提高退休年齡政策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就業效應”和“生產率替代效應”，這也是西方國家對提高退休年齡政策持謹慎態度的原因所在。

(一)提高退休年齡的就業效應

當把提高退休年齡作為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措施時，必將使勞動年齡人口增加，勞動力供給增加，在勞動力需求一定下，失業的人數將增加，失業率必將呈上升趨勢，政府將承擔更多的失業救濟費用，這就是提高退休年齡的就業效應。如圖1所示，在原有退休年齡下，就業人數為Q1，工資率為P1，由于退休年齡的提高，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外移動，在勞動力需求曲線不變的條件下，就業人數為Q2，工資率為P2。我們可以看到，在提高退休年齡的情況下，由于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導致工資率下降，就業的勞動力增加了Q2Q1。但由于退休年齡提高，可就業的人數增加Q3Q1，因此，仍然有Q3Q2的人員沒有找到工作，這部分人并不完全是超過原有退休年齡的人，也有一部分青年的勞動力因工資率低而退出勞動力市場。

很顯然，老年人退出勞動力市場不會為年青人提供一對一的就業機會，但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勞動力的供給，從而為年青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而在許多國家，養老產業得到快速發展，老年人的健康護理和生活關照也需要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退休人員增加也為市場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二)提高退休年齡的生產率效應

退休是新老勞動力替代的過程，部分年老的勞動力離開工作崗位，由年青的勞動力替代。退休年齡的提高將減緩新老勞動者替代的過程。由于教育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生產技術處于不斷進步之中，因此，年青勞動力的生產率應該平均高于年老勞動力的生產率。這樣，新老勞動力替代過程的減緩就會減緩技術進步與生產率提高的過程，導致生產效率的損失，這就是提高退休年齡的“生產率替代效應”。

在充分競爭市場上，勞動力的價格(工資率)等于邊際產品價值，由圖1可以看出，由于退休年齡的提高會導致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價值由原來的P1下降到P2，生產效率的損失量為(P1-P2)*Q。

提高退休年齡的就業效應與生產率效應取決于新老勞動力的替代程度，與一國經濟發展程度、人口結構狀況以及教育狀況等因素有關聯。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新生的勞動力供給不斷增加，教育水平處于一個快速提高的過程，提高退休年齡在一定程度上會阻滯新技術的應用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對部分發達國家而言，由于勞動力處于緊缺狀態，教育與生產技術也相對成熟，那么提高退休年齡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就相對要小些。

四、我國的現實選擇

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是一項“關乎國運、澤及子孫”的大事，就如沒有“用之四海皆準”的養老保險制度模式一樣，也不存在普遍適用的改革手段。退休年齡的提高與否，無疑需要根據一國社會經濟發展條件及養老保險制度危機的癥結等方面的因素來綜合考慮采取措施所帶來的正反兩方面影響，做到決策科學、措施到位。結合我國的國情，對退休年齡政策的調整，提出如下建議。

(一)普遍提高退休年齡宜緩行

我國是在“未富先老”的條件下進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比其他國家更具特殊性和艱巨性。制度財務危機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家在制度中的責任與地位不明確。政府沒有以適當的方式很好地承擔由企業化的“現收現付”制向社會化的“部分積累”制轉軌的轉制成本，政府沒有承擔其在制度中應有的立法、財政與監管等責任。由于國家責任的部分缺位，目前在職職工(主要是國企職工)一方面要為自己將來的養老繳費，另一方面還要為已經退休的人員繳費，高繳費率與支付自然不在話下。因此，只要國家沒有更妥善的方式承擔責任，轉制成本問題拖而不決，業已形成的“空賬”不能完全做實，制度支付危機的問題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提高退休年齡只能減緩政府的財政壓力，但其負面影響應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養老資源最終來源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物質財富的豐富，這就需要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我國的高等教育曾經一度中斷，1978年后才逐漸恢復，許多新的生產技術與手段需要年青的勞動者學習并應用到生產中去，尤其是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需要年青的勞動力加強與國際的對話與交流，實現生產技術的引進與應用，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只有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才有用于養老分配的社會經濟資源，老年人才能通過各種途徑分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更何況，失業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突出的社會經濟問題，提高退休年齡無疑會惡化就業問題，增加失業保險制度的支付壓力。由此可見，我國還不完全具備提高退休年齡的條件，這一措施的采取對于問題的解決也不能起到“對癥下藥”的根本性作用，普遍提高退休年齡宜緩行。

(二)適當提高女性退休年齡

目前我國男女退休年齡是不同的，通常規定男性職工60歲退休，而女性職工55歲退休。這一男女退休年齡相區別的政策會產生兩方面的影響：其一是女性就業未充分。女性就業時間人為縮短5年，使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勞動力的浪費。其二是導致男女在養老金待遇享受存在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制度上的男女不公平。在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下，由于女性工作經歷較短，退休時的最終工資也較男性為低，但女性的平均壽命長于男性，則女性退休后從制度中領取養老金的時間遠長于男性。這使得女性老年人口從養老保險體系中獲得的日常養老收入低于男性，但從整個生命周期來看，女性一生從養老保險體系中領取的養老金總額會遠大于男性。因此，適當提高女性職工退休年齡，有利于提高養老保險制度的公平性，也有利于女性的充分就業及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但宜將這一改革放在一段較長時期內完成，從現有的社會經濟人口條件來看，可先在5年左右的時間內逐步將女性退休年齡提高到57歲。

(三)可以施行彈性退休制

我國各地區、各行業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有些地區(如西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較低，有些地區(如上海等東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有些行業(如教育、醫療服務、制造行業)需要有經驗的工作人員，而有些新興行業和亟待改革的行業(如電子行業、金融行業等)又急需吸納一批擁有最新技術與知識或者有海外經驗的從業人員，加快新老勞動力的替代過程。因此，“一刀切”的退休政策可能導致經濟效率的損失，而社會經濟發展的多樣性也為彈性退休政策提供了現實的基礎。建議政府制定退休年齡的指導性政策，通過制度的設計與利益的激勵，鼓勵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行業根據自身發展的狀況自主選擇退休年齡政策，不同的人群也可根據自己的偏好來選擇退休年齡與時機。政府根據不同時期發展的狀況積極引導勞動力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退休決策中的作用，使得個人在退休決策時達到最優化，個人在達到最優化的同時，社會經濟也就實現了其帕累托效率。

第二篇：延遲退休年齡的利弊分析

延遲退休年齡的利弊分析

[導讀]：是否應該延長退休年齡？事業單位、政府機關等均表示支持延遲退休，認為可以繼續在其工作崗位上發揮潛能；但諸多體力工作者表示反對，有超過90%的受調查者反對延遲退休呈現一邊倒的趨勢。其實延遲退休各有利弊，好處在于可緩解我國日益龐大的養老金壓力，更大程度發揮人口紅利；壞處比如擠占年輕人的生存空間加大成社會就業壓力，同時擴大分配不公。

關于延長退休年齡的爭論未曾消停過，而退休年齡如何確定，已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一道難題。

10月1日起，上海開始施行“柔性退休”嘗試：各類企業人才在自愿協商的前提下，可以延遲申辦養老保險金。這部分人主要指具有專業資格的人，在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后，可將申領基本養老金的年齡推后幾年（男性至65歲、女性至60歲）。此政策一出，質疑聲一片。

在業內專家看來，勿搞“一刀切”的延長退休年齡已具備共識，這點和上海的“柔性退休”不謀而合，但如何使退休機制更具“彈性”，如何在延長退休年齡的潮流趨勢中滿足最多人的利益，的確值得思索。

現狀——大量勞動者“不買賬”

有關延遲退休的爭論再次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日前，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出臺了《關于本市企業各類人才柔性延遲辦理申領基本養老金手續的試行意見》，這讓參加城鎮養老保險的企業職工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可以“柔性推遲”。

一石激起幾層浪。在部分人肯定相關政策的同時，更多人卻將此聯系到了“上海是全國最早進入老齡型社會的城市”的事實，進而又聯想到了百億元左右的社會養老保障金的缺口。對此，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鮑淡如日前否認了“因養老基金壓力試行延遲申領養老金”的說法。

《人民日報》日前的評論則鮮明地指出，“延領養老金≠延遲退休，別誤讀了上海的新政策。”該評論同時指出，“上海的探索精神值得肯定。不過，即使只是延領養老金，恐怕仍需考慮得更周全些。”

事實上，有關延遲退休的問題早在多年前就已經提出，而今年，更是在全國范圍展開了激烈的討論。9月10日，國新辦發布了《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其中，“2035年，我國兩名納稅人將供養一名養老金領取者”的說法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當時，人社部官員還表示，“是否延長退休年齡還在研究，需綜合考慮人口結構和就業情況。”

對于這項議案，擁護者和反對者都給出了自己的理由。而根據媒體報道，事業單位、政府機關等相關人員均表示支持延遲退休，認為可以繼續在其工作崗位上發揮潛能；但諸多體力工作者卻表達了反對，甚至有聲音認為，這或將成為既得利益者繼續獲取財富的工具。另據某網站的一項網絡調查顯示，有超過90%的受調查者反對延遲退休，支持者則僅占10%左右。

相關專家則認為，確實應該研究延遲退休年齡的問題，以應對“人口紅利”的消失，并減輕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壓力。

面對種種非議，人社部最終在上個月對外作出了“目前不會調整退休年齡”的明確表態，這才暫時打消了人們的種種猜測。但在雙向選擇中的養老金壓力及就業壓力下，如何作出正確的決斷，或許仍是相關部門值得思考的問題。利弊——延遲退休各有利弊

目前，我國公民的退休年齡是男職工年滿60周歲，女干部年滿55周歲，女工人年滿50周歲。特殊工種男性年滿55周歲、女性年滿45周歲退休。而在歐美國家普遍的退休年齡都為65歲，美國為67歲，日本為男65歲，女60歲。隨著生活水平的進步，人們的壽命不斷提高，所以延遲退休年齡是必然趨勢，但關于延遲退休的利弊之爭還在持續發酵。

崔新生（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延遲退休的利弊共存。好處在于可緩解我國日益龐大的養老金壓力，更大程度發揮老一代人在企業中的經驗作用；壞處同樣存在，比如擠占年輕人的生存空間乃至造成社會就業壓力，同時，這讓一部分利益集團更加得益，而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卻難得益，造成不公。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不能完全照搬國外經驗。因為我國與其他國家在產業結構、人口壓力等方面都情況不同。此外，延退也不能從根本上緩解我國養老金壓力。

孫立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從積極意義上看，首先，延退確實可以緩解養老金壓力，進而緩解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畢竟，在金融危機尚未完全結束及土地財政政策備受質疑的情況下，國家相關部門及地方政府仍需要將大量的精力花在交易、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化建設等諸多方面，而延退省下來的資金可以用在這些方面。其次，相關企業的延退人員將繼續為企業提高效率，并讓企業繼續充滿競爭力。

從負面效應上看，這或將導致企業活力大打折扣，并限制年輕一代人才的發揮空間，進而不利于企業的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

宋頌興（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目前坊間所流傳的正反兩方面的說法都有道理。緩解社保金壓力是事實，但是否為根本性的解決方法還很難說。造成社會不公、加大社會壓力等也是事實，但現在并未實施延退政策，相關的說法無從用數據等事實來考證。總之，一旦實施延退措施，是各有利弊。

實質——養老金制度“漏洞百出”

從養老金誕生開始，就伴隨著空賬。根據最新數據，中國現在的養老金空賬大約為1。3萬億元。假若這些人到了60歲還繼續工作的話，那么他們不僅不會領取養老金，還會繼續繳納養老金。有專家也算過一筆賬，退休年齡每延遲一年，我國養老統籌基金可增長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緩基金缺口約200億元。然而，在養老金虧空現象的背后又隱藏著怎樣的玄機？

宋頌興：這是兩個社會焦點問題的延伸。首先是中國養老金制度的不健全，行政機構、事業單位、私企雇員的養老金標準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存在比較大的差異。其次，這是我國收入分配不公正、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的延伸

崔新生：這其實是我國養老難等諸多社會及經濟問題的顯現。不可回避的是，我國的養老金、退休金等甚至可以被稱為“黑洞”，同時從縱向比較，我國的養老金實際上是處于不斷貶值的狀態，這才造成了相關缺口。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國的養老金、社保金等增值功能不夠，沒有充分發揮其投資效益，更沒有給我國的退休人員帶來相關實惠。

從更深層次說，這也是我國深化體制改革中所遇到的陣痛之一，短時間或許難以從根本上得到改變。

孫立堅：這背后無疑存在著我國經濟結構方面的爭論。與國外不同，中國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產業結構以制造業為主，這就意味著延退不能充分發揮年輕人的作用。而像歐洲不少國家，其70%以上是以服務業為主，所以，其延退仍能充分讓老年人發揮應有的勞動力價值。

解決——做大社保基金“面包”

目前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有約1。69億。預計2050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將占三成，達31%。更值得注意的是，養老難問題在農村更為嚴峻，更加無解。目前在農村有8000萬至9000萬60歲以上農民，新農保推進試點周期過長，難以全面覆蓋，一些農村地區80歲以上老人生活相當困難。破解目前的困局已迫在眉睫。

孫立堅：首先，可以將“面包”做大，讓社保基金充分參與資本市場，從中獲取相關收益，并達到保值和增值的目的；其次，相關部門要大力打擊挪用社保基金的問題，以充分保障普通民眾的利益；再次，如果需要延退，可以先讓國有企業進行試行，這也是其承擔社會責任的一部分；最后，相關部門或可考慮，其中的一部分社保資金由國有企業來分擔，以緩解越來越龐大的社保金壓力。

宋頌興：要做的第一步恰恰是健全我國的養老金制度，或可制定統一的標準，同時要盡量涵蓋我國城鄉所有的地區，且要解決部分歷史遺留下的養老金問題，如在當年沒有養老金的時候，部分員工的相關保障是“存”于國有資產中的，這部分人的利益不能忽略。第二步，面對越來越大的社保金壓力，我國的國有企業應該主動承擔其中的責任，甚至可通過分紅來解決相關問題，這也是比較公正的解決方法。解決了這兩個步驟，或許才可以考慮我國延遲退休該不該實行的問題。

值得說明的是，在注重社保金安全穩定的大環境下，我國社保金參與資本市場獲得增值并不是一個很好的途徑。此外，雖然“一刀切”的方式并不好，但想要通過行業和崗位來劃分延退人員，暫時還難以實現。

崔新生：一旦真正在全國實施延遲退休的政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解決。首先，要堅持政策的差異化，不能“一刀切”地將所有人都劃歸到延退范圍。具體來說，可以以產業或行業來劃分，從不同的崗位著手，制定不同的方法。尤其是，相關辦法要細化到公務員和國有事業單位的公職人員，在有可能的情況下，應將其劃分到延退范圍之外，以避免出現更大的爭議。

其次，就是建立在現行體制之外的相關獨立機制，完善養老保障，并給予適當的財政補貼。

再次，相關部門或可考慮建立“夕陽產業”或適合老年人的崗位，繼續發揮可用勞動力資源的效用。

他山之石——國外養老制度一瞥

隨著全球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近幾年，一些發達國家正在不斷調整和制定退休政策。在探討中國應該如何完善發展養老制度的時候，我們不妨來看看發達國家是如何實行的。

發達國家退得晚

很多國家參考的退休年齡都在60歲到65歲之間。目前，世界各國男性平均退休年齡約為60歲，女性約為58歲。不過，發展中國家的法定退休年齡低于發達國家。

英國：法定退休年齡為65歲。但為了彌補270億英鎊的巨額養老金賬戶虧空，英國政府2002年12月17日出臺舉措：鼓勵“老人們”延緩退休時間。新政策稱，那些愿意堅持工作到70歲的人們在退休時將獲政府一次性2萬英鎊的“獎勵”。今年7月30日，英國政府建議從明年4月起取消65歲退休的規定，擬5年內調高退休年齡至66歲。

意大利：以前法定退休年齡為婦女60歲，男子65歲。在繳足35年的分攤金后，可在55歲時提前退休，或是在繳足37年的分攤金之后提前退休，不論年齡。今年6月10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女性公務員退休年齡將向男性公務員看齊，從61歲提高至65歲。

法國：在1982年以來，普通退休制的法定退休年齡為60歲。目前也擬將有資格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從目前的60歲提高為62歲，領足額退休金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

希臘：在工作37年之后可退休。今年2月，希臘政府提出，在未來5年把平均退休年齡由61歲提升至63歲。退休金額不固定

在很多國家，退休職工領取的退休金并沒有一個固定額，要視退休年齡、工作年薪和年限、供職崗位等情況的不同。少者，領不到原工資的50%；多者，可以領到原工資的100%以上。

美國：政府發放社會福利保障金的最低年齡是全額65歲左右，減額62歲左右，所以許多人都選擇在這個歲數前后退休。但是，如果想在退休后過得舒適一些，許多人就會選擇推遲退休。

日本：國民年金是日本養老金制度的基礎，20歲以上60歲以下、在日本擁有居住權的所有居民都必須加入。個體經營者、無業人員等每月需繳納1。33萬日元，企業職工和公務員則分別加入包含國民年金在內的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繳納金額為收入的17。5%，由職工和雇主各負擔一半。

法國：工齡達到40年以上者退休后，每月可得到相當于原工資70%的退休金。不過，計算退休金的工資是根據年齡，按在職時工資最高的21年至25年的平均值作退休金的基數。

德國：男性65歲，女性60歲，工齡達到45年的退休者獲得全額退休金，即工資的70%。在職德國人每月都要將工資10%上繳國家，同時雇主也要為雇員支付工資10%的退休金基金。

西班牙：到65歲，要向國家社會保障委員會繳納退休基金才有權領取退休金，基金必須繳納15年以上。其中繳納基金35年以上，可領取全額退休金。

資金源自專項稅金

納稅人上繳的專項稅金是歐美一些國家的基本養老金保障系統的主要資金來源。

美國：雇主和雇員各拿出工資收入6。2%的稅收，形成專用“社安金”。其中85%用于支付養老金，15%則用來支付殘疾金、遺屬遺孤撫恤金等其他社會保障基金。

法國：基本養老金由雇主交8。2%，雇員交6。55%；法國對遺屬遺孤補助的資金來源于由雇主按雇員收入的5。4%交納，作為困難家庭補助金。

瑞典：將養老金分成兩塊，一部分是基本養老金收入，另一部分是“養老附加金”，這是瑞典特有的。“養老附加金”據退休前的收入狀況和納稅情況而定，工齡越長，工資越高，“養老附加金”積累就越多。

法國：法國是世界上公認的實施社會福利比較“慷慨”的國家。一般職工退休后可以領取原工資50%的退休金，公務員則按退休前工資的75%計算。法國法律規定，必須交滿160個季度的養老保險金并滿65周歲以后申請退休，才能全額按比例享受退休金。法國對一般退休者原工資收入的計算基數是由當事人收入中最佳25年的平均值構成。

第三篇：我國延遲退休年齡問題分析

我國延遲退休年齡問題分析

摘 要：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2012年開始我國的勞動人口以每年兩三百萬的速度遞減，這對我國的勞動力富裕程度和勞動成本都會產生重要影響，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國仍然沿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退休年齡規定，與當前的經濟發展要求不相適應。因此，延遲退休年齡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并在一些地區開始試點推行。為此，從延遲退休年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出發，比較延遲退休年齡的利弊影響，從而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延遲退休；養老金給付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11-0042-02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這說明，中共中央要開始逐步探索和推行延遲退休年齡的相關政策。早在2010年，上海市已經開始推行柔性延遲退休政策。試點實施的三年間，取得的效果不盡理想。但隨著當前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人口預期壽命不斷增長，而現行的退休年齡政策仍然沿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規定，這于我國當前的人口現狀明顯不相符合，因此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延遲退休方案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國現行的退休年齡政策及其問題

在我國，法定退休年齡是指1978年5月2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原則批準，現在仍然有效的《國務院關于安置老弱病殘干部的暫行辦法》和《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國發[1978]104號）文件所規定的退休年齡。根據這兩個文件，概括而言，我國現行的退休年齡的一般規定為“男性60周歲，女性干部退休年齡55周歲，女性工人退休年齡50周歲，同時工齡滿10年”。

這一規定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勞動保險條例》，該條例規定：“男工人與男職員年滿六十歲，一般工齡滿二十五年，女工人與女職員年滿五十歲，一般工齡滿二十年，本企業工齡滿五年者，可退職養老。”

可以發現，我國現行的退休年齡政策基本上與1951年的規定無異。這樣的現狀，與這六十年來我國人口狀況的變化明顯是不一致的。1950年中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男性僅為40歲，女性僅為42.3歲。而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2010年我國平均預期壽命為74.83歲，男性為7283歲，女性為77.37歲。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大致增長30歲。截止到2012年底，我國65歲以上人口12714萬人，占總人口的9.34%。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標準，為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即為人口老齡化。我國目前的已高于該標準兩個百分點，并且處于持續增長的狀態。

從以上兩個方面可以看出，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我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和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增長。與此同時，退休年齡卻基本保持不變長達六十年。因此，現行的退休年齡總體而言是偏低的。延遲退休年齡的必要性分析

第一，人口預期壽命的增長為延遲退休年齡提供了基礎。從第一部分的數據，可以看出，我國的人均預期壽命不斷提高。同時，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身體素質不斷增強，適合勞動的年齡勢必也會有所增長。但是，法定退休年齡卻始終保持不變。這就使得我國養老保障的制度贍養率以達到33%，即3個人養1個人，未來，這一比例還將繼續上升。在人口老齡化的大背景之下，勞動人口所負擔的老年人口比例會持續增加。據估算，到2030年，60歲以上人口的贍養率將達40%，2050年達到63%。

第二，特定行業和人群有延遲退休的需求。在某些特定的行業，如醫生、教師等，年齡越大往往經驗越豐富。而在現行的退休政策之下，達到退休年齡必須退休。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力資源的使用效率。雖然可以采取返聘的形式使這些人才繼續回到工作崗位上，但是，返聘之后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不是勞動關系，不受勞動合同法調整。這就很可能出現很多的勞動爭議問題，造成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雙方的效率損失。因此，如果實施彈性的退休政策則給這些群體提供了選擇空間。此外，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使得高素質人才就業年齡普遍較短。假設現有一位女性，博士畢業參加工作，至退休時未擔任干部職位。則其工作的時間可能只有20年，甚至可能少于其受教育的年限。這顯然也是一種對于人力資源的不善利用。

第三，養老金運行的基金缺口迫切需要延遲退休來緩解。由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牽頭的研究團隊和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牽頭的以復旦大學為主的研究團體，曾發布《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風險》預測，到2013年，中國養老金缺口將達到18.3萬億元。中國人民大學學者鄭秉文稱，“中國養老金隱性債務的貼現值在2013年達到18萬億是靠譜的。世界銀行研究養老保險制度轉型的時候，曾對30多個國家測算，轉型成本分別是GDP的50%～300%，美國的轉型成本則是464%。“（預期）2013年的GDP是57.7萬億元，18萬億才占不到30%”面對絕大的養老金隱形債務，延遲退休年齡的確能夠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從全國來看，據測算，我國退休年齡每延遲一年，養老統籌基金可增長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緩基金缺口200億元。延遲退休年齡的阻礙因素分析

第一，社會大眾多對延遲退休年齡持反對意見。是否延遲退休年齡是關系到每一位勞動者自身利益的大事，因此，社會公眾的意見是影響退休政策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2013年8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網絡，對25311人進行的一項題為“你對延遲退休持什么態度”的調查顯示，945%的受訪者明確表示反對延遲退休，僅3.2%的受訪者表示支持，2.3%的受訪者表示中立或未表明態度。由此可見，對絕大多數普通勞動者而言，延遲退休并不能為其自身帶來利益，幾乎遭到了一致反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如果強制推行統一的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勢必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第二，延遲退休可能一定程度上增大就業壓力。延遲退休意味著一部分人在原有的崗位上占據的時間增長，這顯然會對就業產生一定的擠出效應。縱觀我國當前的就業形勢，2013年被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年”，原因之一是2013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比上年增加19萬，再創歷史新高，共699萬，這比總人口數為562萬的青海省還要多出137萬，也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大學畢業生最多的一年。國家統計局的監測調查顯示，2013年第二季度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人數達到17111萬，同比增加444萬，增長了2.7%。與此同時，由于經濟增速趨緩，我國的就業崗位也相應減少，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的調查，在相同的94個城市中，2013年第二季度的需求人數相較2012年第二季度減少了34.8萬，下降了5.7%。由此可以看出，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逐步放緩，大學畢業生和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形勢仍然十分嚴峻，推遲退休年齡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重就業負擔。

第三，養老金雙軌制成為延遲退休的重要阻力。在我國，養老金雙軌制是指，是計劃經濟時代向市場經濟轉型期的特殊產物，指不同用工性質的人員采取不同的退休養老金制度。企業職工實行由企業和職工本人按一定標準繳納的“繳費型”統籌制度；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退休金由國家財政統一發放。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事業單位員工和公務員無需繳納養老保險，退休后所享受的退休金待遇卻是企業職工的2到3倍。如果在此基礎上，再延遲退休年齡，則意味著企業職工的繳費年限增加，退休后的領取金額卻并不一定增加，甚至可能減少，這樣就會拉大本身就并不合理的雙軌制之間的差距。不僅如此，中央財政每年對事業單位和公務員系統養老保障的撥款高達200多億，這使得企業職工普遍認為，延遲退休年齡后，自己多繳的養老保險費實際上是用來彌補這一缺口。因此，從公平的角度出發，延遲退休遭到了普通企業職工的抵制，其中養老金的雙軌制是重要的影響因素。當前推行柔性延遲申領養老金政策的效果分析――以上海市為例

上海市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1979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10.2%，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7.15%，比全國提前2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化的一系列影響在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中更容易表現出來。因此，2010年上海市頒布《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關于本市企業各類人才柔性延遲辦理申領基本養老金手續的試行意見》滬人社養發（2010）47號。

規定“參加本市城鎮養老保險的企業中具有專業技術職務資格人員，具有技師、高級技師證書的技能人員和企業需要的其他人員，到達法定退休年齡、符合在本市領取基本養老金條件，如企業工作需要，本人身體健康，能堅持正常工作；經本人提出申請，與企業協商一致后，可以延遲申領基本養老金。”

該意見成為推行柔性退休政策的第一步，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可以看出，第一，上海市劃定的可申請延遲申領養老金的人群為具有專業技術的資格人員。這與特定行業的人群的工作特點是相關的，是符合實際情況而做出的決策。第二，上海市在該政策上是采用完全自愿的方式。延遲退休需要本人提出申請，這意味著退休時間成為一種個人選擇。職工可以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選擇適合自己的退休年齡，這充分發揮了人力資源的效用。

但是，自從該意見實施后三年以來，申請延遲申領養老金的人數是多少，上海市人社局并未給出具體數據。而綜合各方信息，申請參與人數不多。當地人社局也表示，試點效果不理想。關于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建議

首先，應當采取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杜絕“一刀切”。綜合上文有關延遲退休年齡的必要性和阻礙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當前在我國延遲退休年齡有現實需要，但當前我國并不完全具備延遲退休的條件。因此，在延遲退休的政策制定上，應當遵循中央“漸進式”的要求，逐步實行，而非一次性將退休年齡延遲至65歲。根據當前的實際情況，實施每幾年延遲幾個月退休的方案比較可行，而具體的延長周期則需要根據養老保障的精算平衡去確定。如果采取這種延遲退休年齡的方案，我國退休年齡的延遲大約需要20年的過渡期去完成。

其次，延遲退休年齡應當做到“男女有別”。目前我國男性退休年齡為60歲，女職工為50歲，女干部55歲。這與女性平均壽命高于男性的客觀事實是不相符合的。不論是從生理還是心理角度考慮，50歲退休對于女性而言的確過早。因此，在實施延遲退休年齡時，可以考慮男女分開實行。先從延遲女性退休年齡出發，逐步過渡到男性。

此外，盡快推行養老金并軌方案，減少社會阻力。當前的養老金雙軌制多為社會大眾詬病，實行養老金并軌的呼聲越來越高。實施養老金并軌，可以緩解養老金供給壓力，同時也促進了社會公平，對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實施有著良好的作用。

最后，完善就業信息渠道，緩解當前的就業壓力尤為重要。延遲退休年齡對緩解養老金供給的緊張的確有積極作用，但是如果其對就業的擠出效果過于明顯，則會減少新增的工作人口，即減少了養老金的繳費人群，這樣以來反而有可能增大養老金的壓力。就業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事，雖然2012年以來我國勞動力絕對人口出現了下降趨勢，但是當前我國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仍然普遍存在。勞動力素質和市場需求不匹配，就業信息不暢通等問題成為充分就業的阻礙因素。延遲退休年齡應當以充分就業為前提，否則將會對就業市場造成不利影響，因此解決就業問題應當被擺在突出的位置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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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申論熱點追蹤：提高我國退休年齡的可行性分析

我國現行的退休年齡存在兩大弊端：

第一：退休年齡偏低。我國職工退休年齡是50年代初期制定的，一直延用至今。當時中國人的預期平均壽命大致在50歲左右，而1995年上升到68.28歲(男)和71歲(女)，這與50年代比平均壽命提高了20多歲。平均壽命的提高與偏低的退休年齡很不相適應，直接加重了養老保險制度的運行負擔，影響養老保險的穩定與協調發展。另一方面，現行退休年齡未能與勞動力市場調節協調配套，導致部分人力資源的浪費，表現為專家、學者沒有充分發揮其才能。政府雖有規定，高級科技人員因工作需要，退休年齡可以適當延長，但實際上有很多單位沒有認真執行。

第二：法定退休年齡缺乏彈性。我國由于就業壓力大，結構性失業嚴重，因此近幾年有些企業單位的職工40多歲就提早退休了。沒有根據年齡及生理年齡的差異，對個體采取特殊的處理辦法：如大學畢業生需22-24歲，研究生及博士生的畢業要26-28歲，29-30歲后參加工作，60歲就退休。他們參加社會勞動時間與普通勞動者比相對短了近10年左右。對所有的個體采取一刀切的辦法，可能是解決青年人就業的有效手段之一，但從長遠看提早退休及降低年齡退休，無論對勞動成本、經濟發展、充分就業及人口老齡化等一系列問題的解決都是不利的。

可見，隨著平均壽命的提高以及受教育年限的延長，我國在50年代初規定的法定退休年齡已經無法適應當今的經濟、社會環境，法定退休年齡有待提高。

二、提高中國退休年齡對就業形勢的積極意義

從目前的情況看，提倡提高退休年齡與反對提高退休年齡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對就業形勢的影響上。反對提高退休年齡的觀點認為，提高退休年齡，使老年人擠占了青年人的就業崗位，進而造成了大量青年人失業，影響了我國的就業形勢。其實，這一觀點源于一種古老而錯誤的“勞動力市場就業總量衡定假說”。按照這一說法，就業被視為有一個規模固定的總額，從而就業就變成一種“一方受益會使另一方受損的比賽”，它意味著多為一個人提供就業就必定會造成另一個人的失業。從西方社會中認為女性就業是造成男性失業率增加的“禍根”，到我國目前認為民工進城搶了城市居民的“飯碗”等這一系列看法都是基于這一前提的。事實上，現代勞動市場經濟學理論中關于均衡勞動力市場的概念中最重要的含義之一，便是經濟中沒有固定工作數量這樣的東西，可就業的數量是一個變量，它取決于供給曲線、需求曲線和均衡工資率。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來自于對它所生產的最終產品的消費需求。由于勞動投入量的多少還與技術、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在經濟活動中的投入量和配置方式相關，因此就業量的大小僅與這些因素有相關關系，而與人口本身是無關的。

從長遠來看，提高退休年齡的制度對就業是有積極意義的，甚至可能有巨大的意義。這種積極因素來自于三個方面：在保障水平一定時，提高退休年齡可以大幅降低養老命的支付，這部分節約下來的資金可以作用于就業的增加；提高退休年齡可以節約人力資源、增加國民產出，從而提供新的就業機會：提高退休年齡從而降低供款率，可以鼓勵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提升經濟的國際競爭能力，因而可以提供新的就業機會。

三、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政策建議

（一）實行彈性退休制度

在確定退休年齡的改革方案過程中，應考慮制度的設計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應考慮到提高最低退休年齡給人們造成的影響是不同的。在操作過程中，要嚴格區分從事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有損身體健康及無損身體健康工種，有勞動能力與喪失勞動能力殘疾者等不同情況，實行彈性退休制度，允許在法定工作年限內靈活選擇退休方式，退休年齡和退休收入。在操作過程中，可以采用最低工作年限的辦法取代目前以年齡作為法定退休年齡的政策。在制度的設計過程中，通過加大提前退休養老金給付的扣除，增加延期養老金給付額的調整幅度，以體現個人養老金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性質，進而有力保證了養老保險財務機制的正常運行。這種具有一定程度的再分配機制能夠起到抑制早退、鼓勵遲退的政策目的，保證了經濟增長的有效勞動供給，彌合了養老保險收支缺口，具有積極的意義。因此，如何把人的利己行為、經濟自由選擇、分散化決策和社會目標很好地結合起來，進行可行并且有效的制度設計安排，是彈性退休制度設計的核心。

（二）適時提高法定退休年齡

為保證城鎮養老保險制度的養老金收支均衡，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應該考慮適當適時推遲退休年齡。在設計改革方案時，重點考慮兩方面因素，一是推遲的時間，二是推遲的具體操作方案。伴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養老金缺口逐漸加大，在 2024 年左右，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重接近50 %，達到勞動力的承受極限。因此，應該選擇在避開勞動力就業高峰時刻，在 2020 年之后推遲退休年齡是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在這之前，可保持法定退休年齡不變，考慮提高某些勞動者群體比如高級知識分子、專業人才，特別是女高級知識分子的退休年齡。到 2010 年至 2020 年之間，分階段將全部女職工的退休年齡逐步提高到 60 歲，到 2021 年之后逐步將男，女職工（部分女干部與所有工人）的退休年齡都提高到 65 歲。法定退休年齡的提高是一個富有挑戰的改革理論和改革政策問題，它的實施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非常深遠。

第五篇：淺談中國延遲退休年齡的利弊及建議

淺談中國延遲退休年齡的利弊及建議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醫療水平和人民群眾生活品質的極大提高和人口結構的巨大變化，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國家面臨著巨大的社會保險給付壓力。推行延遲退休政策可以有效地緩解養老保險的給付壓力，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而面對巨大的人口基數，以及龐大的老年人群體，是否應該延遲退休年齡，成為社會廣泛關注和討論的焦點問題。下面是我對延遲退休年齡的利與弊的一些看法。

一、延遲退休年齡的有利影響

（一）減輕養老金的負擔

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和人均壽命的提高，我國養老保險的制度贍養率將越來越高，這就意味著我國未來養老保險的繳費人數將逐漸減少，而領取養老金的人口將越來越多，這必將導致養老保險統籌賬戶積累的基金收不抵支，國家在養老金給付方面的壓力將越來越大。如不妥善解決這個問題，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可持續性將受到挑戰。

所以，解決養老金缺口問題最簡便易行的方法就是提高退休年齡，一方面可以使繳費人數和繳費年限增加，從而增加養老保險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縮短了養老金的支付時間，即它可以從多收和少支兩條渠道來改善養老金的收支平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縮小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缺口，從而增加養老保險統籌基金的積累，緩解養老保險金的支付壓力，從而確保養老保險制度的持續運行。

（二）有利于提高人力資源的利用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猛增長，社會醫療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也在不斷延長。在這種情況下，法定退休年齡仍保持幾十年前的標準而不進行調整會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許多職工在達到退休年齡時身體狀況良好，對工作也保持著充分的熱情與活力，加之基于多年參加工作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和知識，不少老年人仍然希望并且實際上還在繼續工作。特別是對一些以技術、經驗見長的工種來說，推遲退休年齡可以更好地發揮老年職 工的人力資源優勢，提高人力資源利用率。

而對于企業來說，老員工往往代表著經驗和財富，雖然在精力上他們比不上年輕的員工，但是嫻熟的技術卻是年輕人遠遠都比不上的。一個企業要想獲得良性且遠的發展，效率是關鍵，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員工可以在更短的時間里為企業帶來更大的收入效益。而在這些老員工退休后，企業為了效益，不得不招聘新員工，并花大量的財力物力去給他們進行培訓。但這些速成性的培訓效果卻不是那么盡如人意，新員工在工作中依舊會犯錯誤，給企業帶來損失。因此，企業可以通過延遲退休政策將老員工多保留幾年，讓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再奉獻一段時間，同時以自身的豐富經驗來教導新員工，傳授技巧，為企業節約投資成本，這樣企業能夠提高人力資源的利用率，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市場，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

（三）有利于減輕年輕人的贍養負擔

自20世紀70年代我國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較大轉變，“4-2-1式”的家庭結構逐漸成為主流模式。在這種家庭模式下，一對年輕夫妻往往需要面對四位甚至更多老人的養老負擔。加之當下我國就業形勢嚴峻，許多年輕人本身的就業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如果再背負過重的家庭養老負擔，將會對家庭和諧和社會穩定產生不利影響。實行延遲退休政策可以讓老年 人繼續保持穩定收入，從而減輕家庭養老的負擔，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子女

不在身邊所引起的老年人的空虛和孤獨感。

就普遍的收入情況來看，大多數人的工資是高于退休后的養老金的。將他們的退休年齡延后可以讓他們在工作崗位上多發光發熱幾年，同樣獲得的工資能夠增加家庭收入，減輕子女的經濟負擔。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規定，繳費年限越長，繳費越多，在退休后將拿到更多的養老金。因為繳費的時間變長，使得勞動者可以在退休后獲得更高的養老金，能使人們安度晚年，這樣就大大減輕了年輕人的贍養負擔。

二、延遲退休年齡的弊端

（一）增加就業壓力

近年來大學生畢業人數急速增長，農村剩余勞動力也大量涌入城市，但經濟的增長遠不能夠為每年新增的勞動力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推行延遲退休政策將會擠壓現有崗位需求，造成新生勞動力缺少就業機會，面臨更加嚴峻的就業壓力，從而導致社會整體就業老年人比年輕人的就業相對充分。這種年輕一代和年老一代的隱形競爭關系，將會引發新的社會矛盾。因此，延長法定退休年齡在短期內也許會對我國的就業市場帶來一定的沖擊。

在關注“空帳”、“老齡化”等問題的同時，我們要清醒地知道在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決定了就業問題始終是影響最大的社會經濟壓力。延長退休年齡意味著多數原先達到退休年齡的在職職工將繼續工作，在勞動力供給不變甚至增加的情況下將導致短時間內失業人口激增，失業率升高。此外，我國的就業壓力還來自于城市化進程中涌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在工作崗位沒有大量增加的情況下，延長退休年齡勢必帶來更大的就業壓力。提高退休年齡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對于未達到退休年齡的老年人來說，他們對新知識新技能的接受能力相對較差，這使他們可能更容易失業，而一旦被解雇，他們再就業就很困難了。

這意味著延長退休年齡會對就業產生較大的沖擊，原先養老保險承擔的壓力會轉嫁給失業保險和救濟。

（二）加重弱勢群體的生活壓力，加劇社會的不平等

在現實世界中，希望延長法定退休年齡引發的多是處在高工資、高福利職位，而且身體健康的人，諸如領導干部群體、醫生、技術人員等腦力工作者、壟斷企業的職工等，他們擁有高工資、高福利，不在乎每個月繳納保險費的那幾個錢，甚至他們自己都不用交，他們退休之后的收入和待遇會大打折扣，所以他們愿意推遲退休；而反對延長退休年齡的多是處在低工資、低福利職位，而且身體多病的人，諸如體力勞動者群體、下崗失業人員等，他們收入有限，甚至他們工資的漲幅跟不上物價飛漲的速度，他們的工資往往除了扣除社保金及所納稅金，拿到手中的實際工資，所剩不多，這所剩不多的工資還要用來生活、還房貸、供養老人以及教育子女等等，還有為數不少的下崗職工，他們都 40~50 歲，因為種種原因，很難再就業，就盼著能夠到法定退休年齡可以拿退休金過日子，倘若政策一旦調整，他們還要繳納更多的費用，這樣無疑是雪上加霜，因此這部分弱勢群體不愿意延長退休年齡。更何況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不健全，尤其是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并沒有能夠真正起到“保險”和“保障”的作用。

對于一些重體力勞動者、基礎崗位和一線工人而言，延遲退休無疑會加重他們的生活負擔。企業職工退休后領取的養老金數額取決于他們的工資水平和繳 費年限，在他們的養老金水平原本就和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有較大差距的情況下，還要多繳幾年養老保險費才可以領取養老金，這必然會加劇企業職工和機關事業單位職工之間的收入差距，和矛盾。尤其是對于一些工資較低的企業職工，他們平時的生活負擔本來就比較沉重，原本期待著可以早日退休，通過領取養老金來緩解經濟壓力，但如果推行延遲退休政策，可能會導致他們的經濟入不敷出，生活陷入困境。因此從社會分層的視角看，延遲退休會導致不同身份群體社會地位的緩沖地帶作用減弱，加劇社會的不平等。

（三）損害老年人身心健康

盡管近年來我國人均壽命逐步提高，但是長壽一定代表著健康嗎？答案是否 定的。隨著人們年齡的增長，人體機能也相應地下降，各種健康問題接踵而來。常見的老年病如高血壓、心臟病等，嚴重危害著老年人身心健康。當然，延遲退休政策在延長人們勞動年齡的時候，企業并不會讓老齡人過多地減輕工作壓力。因為企業發展的前提是需要有足夠的效率和效益去支撐，企業在支付老年員工工資的同時也會給他們安排相應的工作量，保障企業的正常運轉。可是由于身體狀況的原因，老年員工在面對與年輕人相同的工作壓力時會顯得更有壓迫感，工作起來也不是那么得心應手。久而久之，繁重的工作壓力讓老年人在精神上倍感疲憊，身心的雙重壓迫將給他們造成極大的健康問題，甚至導致一些極端事件的發生，讓他們的晚年過得不幸福。

隨著老年人年齡的增長，他們的身體機能將呈現衰退趨勢。有一些職業本身并不適合老年人，如果延遲退休，強制他們留在工作崗位上，可能會誘發各類疾病和心理焦慮問題，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老年人由于體力和精力有限，工作中往往力不從心，如果在和年輕人競爭的同時，還要求他們繼續繳納養老保險，推遲退休時間，這對于那些從事體力勞動和工作壓力較大的老年人來說無異于是沉重的負擔。

（四）產生新的財政負擔 單從理論角度來看，延遲退休年齡能夠減輕國家養老金發放的困難，解決一部分國家財政支出問題，但是深究開來，延遲退休政策在解決養老金缺口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財政問題。雖然國家將人們的退休時間延后了，但是人們卻會提出更高的待遇要求，畢竟在高齡下工作人們已經是很不情愿了，如果國家不能提高他們的待遇或者給出相應的補助，這勢必會導致一部分社會矛盾的激化，不利于社會和諧發展。而且，面臨退休年齡的延遲，總會有人不愿意遵從，他們甚至會選擇失業這一條道路，再加上社會上原本的失業人群，我國的失業人數在短期內會有個較大的上升。所以，盡管養老金的當期支出減少了，但是社會救濟金和失業補助的發放卻增加了，這還是不能解決國家財政緊張的問題。不僅如此，“延遲退休不僅會使企業積累的冗員無法退出工作崗位，而且還要依法繳納養老保險費，這無疑會增加企業的繳費負擔，降低企業的競爭力”。而國家為了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必定會拿出大量的財力來扶持這些企業的生存，以免出現經濟市場蕭條的局面。

這樣，我們不難看出延遲退休政策在解決了養老金缺口問題的同時，卻引發了新的財政問題，這是得不償失的。

四、對延遲退休的政策建議

（一）注意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

目前反對延長法定退休年齡的聲音中，有一部分是企業的一線工人，或者是個體工商戶和手工業者，大多是生活水平較低，或者是重體力工作者，這部分人 群年老后，身體素質下降較快，需要國家的保護。所以，體力勞動者希望能夠提前退休，而腦力勞動者更愿意延長自己的工作時間。現行統一的退休政策間接增加了社會培養人才的成本，不符合公平和效率的原則，不能滿足不同層次勞動者的各種需求。因此，若延長法定退休年齡應照顧著部分利益群體，使其免受改革的負面影響，使其安享晚年。

政府應當制定較為靈活的退休政策，使退休方式更加具有彈性，從而給予勞動者自己決定退休時間的權利，對于醫生、教師、高級技工等對體力要求較低的工作可以適當延長法定退休年齡；對于從事體力工作者及個體靈活就業人群依情況執行現有的退休制度。

（二）循序漸進推行延遲退休政策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人口老齡化的程度也存在差異。因此，政府要考慮到各行業、各群體退休年齡的不同狀況和實際需求，針對特殊職業和特殊群體要單獨制定延遲退休的方案。在總結國外一些做法和經驗的基礎上，立足于中國國情，結合養老保險制度的不斷完善和就業形勢的發展變化進行科學論證；同時，在決策過程當中充分聽取采納社會各方面特別是專家的意見和建議，穩慎推進，并通過各種渠道普及對延遲退休的知識，使得公眾了解政策的走向以及好處，在充分聽取意見和舉行試點后才在全國推行。

總之，延遲退休年齡不是瞬時舉措，而是歷史的，漸進的過程，提高退休年齡需要循序漸進，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需要同時加強養老基金的收繳及管理，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重視基礎設施的建設，以避免延遲退休政策推行后相關制度銜接中出現不必要的脫節和阻礙。

（三）妥善處理延遲退休與促進就業的關系

延遲退休意味著人力資源的更新將受到阻礙，年輕的勞動者難以進入勞動力市場，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也會產生負面影響。為了應對這些不可避免的問題，政府需要出臺擴大就業的相關政策，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進而從根本上解決延遲退休與就業壓力之間的矛盾。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該積極培養具有專業技能的勞動者，增強其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力，同時拓寬就業渠道，增加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行業的吸納就業能力，真正做到妥善處理延遲退休與促進就業的關系。

五、結語

關于是否延遲退休年齡，社會一直爭論不休。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提高退休年齡必然是大勢所趨。退休關乎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牽一發而動全身，從國際經驗來看，延遲退休年齡不能在短期內大步邁進，更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應循序漸進，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的影響，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