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晉商與徽商的發展史

晉商

明以前：晉地商業

山西商業資本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代，晉南就開始發生了“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贊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業交易活動。隋唐五代又出現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興商業城鎮。“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為北都，跨汾河兩岸，商業繁榮．唐詩人韓愈有詩描繪：”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

從周秦到隋唐，盡管山西已出現一些大商人，但比較其它地方商人，并無突出地位，無一定組織．還未形成一種商人勢力。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業中堅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體在這時顯出身手。“宋代，山西地處北東邊防，宋王朝所需戰馬大都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而遼更需要宋的手工業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邊州置榷場，與藩人互市，“而”沿邊商人深入戒界“進行貿易。后來趙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權，曾幾度下令閉市，但是事實上無法辦到。元代．雖然戰爭對工商業有一定破壞作用，但是元朝政權結束了宋、遼、金的割劇局面，特別是元代驛站的完備，使商業活動的地域擴大了。從《馬可波羅行記》可以看到”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明朝：晉商興起

晉商的興起，首先是明朝”開中制“政策的實施，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其次，山西礦產資源豐富，手工業和加工制造業當時已初具規模，這又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得晉商逐步走向輝煌；此外，由于晉南一帶地窄人稠，外出經商成為人們的謀生手段，晉中商人當時已遍及全國各地，北京城曾流行這么一句話：”京師大賈數晉人“。隨著商業競爭的日趨激烈，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維護自身的利益，晉商的商業組織開始出現。起初由資本雄厚的商人出資雇傭當地土商，共同經營、朋合營利成為較松散的商人群體，后來發展為東伙制，類似現在的股份制，這是晉商的一大創舉，也是晉商能夠經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為地方性集團組織的出現雖在明代，但其發展的鼎盛時期則在清代，其重要標志就是會館的設立。會館剛開始是為聯絡同鄉感情的，到后來發展成為維護同行或同鄉利益的組織。清代：實力最雄厚商幫

晉商發展到清代，已成為國內勢力最雄厚的商幫。世界經濟史學界把他們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論，給予很高的評價。商業的發展不僅給人們帶來了財富，而且也改變了當時人們多少年”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他們都說”家有萬兩銀，不如茶莊上有個人“當官入了閣，不如茶票莊上當了客”。茶莊票號正是當時非常熱門的行業。

這一時期，晉商雄居中華，飲譽歐亞，輝煌業績中外矚目。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晉商稱雄過程中，晉商一共樹有3座豐碑，那就是駝幫、船幫和票號。駝幫

駝幫是晉商中以駱駝運輸為主從事貿易活動的重要商幫之一，他們主要經營的產品為茶葉。當時南來“煙酒糖布茶”，北來“牛羊駱駝馬”。晉商經營茶葉的獨到之處，就是運銷一條龍。晉商在福建、兩湖、安徽、浙江、江蘇一帶購買茶山，同時收購上茶葉以后就地加工成磚茶，然后經陸路、水路兩條路線運往他的各個分號。晉商的茶葉主要銷往蒙古及俄國一帶。在銷往蒙古的時候要路過殺虎口。遺址在現在的朔州的右玉縣，當時運銷茶葉非常艱險。船幫

船幫出現在清代中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流通量猛增，但當時中國產銅量極低，僅靠云南一地產的滇銅遠遠滿足不了鑄幣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山西商人組織船幫對日貿易采辦洋銅。介休范家就是最為突出的代表。范毓賓時期，范家的商業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被人們稱為著名的“洋銅商”。晉商在利用“駝幫”、“船幫”經商的過程中，真可謂是“船幫乘風破浪，東渡扶桑，商幫駝鈴聲聲，傳播四方。”寫下了部部艱辛的創業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沒有只盯著洋銅和茶葉，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創舉是票號。衰落過程

第一、國勢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國政府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之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點。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嘉慶、道光（1796——1850）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務皆為晉幫商人所壟斷。據統計，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國從恰克圖每年輸往俄國茶葉達8071880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俄國以“調停有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不費一兵一卒，打開了侵略中國蒙古地區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的通商權。同治元年（1862），俄國政府又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稅率等特權。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同治五年（1866），俄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征茶葉的半稅，使俄商的販運成本大幅度下降。

據天津海關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著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始，俄國商人已在上述地區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并運，俄商的販運路線是：將茶葉用船從漢口沿江而下運至上海，再沿海運至天津，然后走陸路經恰克圖販運歐洲，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晉商販茶卻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并且要付數倍于俄商的厘金稅收。例如，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厘金分卡，所付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的對俄貿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圖的晉幫商號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晉商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圖假道俄國行商”的方略，即“俄國到中國來奪我商利，我華商去俄國也另覓新途。”（參見渠紹淼、龐義才《山西外貿志》）

恰值其時，沙皇俄國照會清政府，聲稱恰克圖貿易日衰，要求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在該地設領事館。張家口地鄰京都，清政府擔心被俄國辟為商埠和設領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同意了讓晉商北上到俄國經商，以阻攔俄人南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設領事的要求。清政府還對北上晉商酌減厘金，取消浮稅，以示體恤。晉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國內地發展。他們先后在俄國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商號，與俄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晉商向俄國內地進軍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輸出茶葉11萬擔，俄商直接販茶也是11萬擔，交手的第一回合晉商便與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晉商每年輸俄茶葉已達20萬擔，較俄商直接販茶多一倍。晉商對俄貿易是走陸路，以運費較高的駱駝、牛馬車等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憑借特權以運費較低的水陸并運來販運茶，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占上風，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敗，晉商在對俄貿易中是不一定會失敗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晉商為了節省運費，準備象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并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厘金稅收。世上哪有本國商人在本國販運本國貨物不能享受與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稅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卻這樣做了。清朝統治者倒行逆施，抑制華商的行徑，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使用蒸汽機代替手壓機，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而晉商制造磚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晉商在磚條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擠。接著，中日朝鮮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華勢力越發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國的產茶區。在這種情況下，俄商直接販運中國茶數量猛增，達到年販茶六七十萬擔，而晉商下降到年輸俄國茶葉僅數萬擔。

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晉商為了打開銷路，又采取了賒銷茶葉給俄中小商人的辦法，待他們將茶葉售出后，再返還茶款。不料卻因此招禍：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還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內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晉商因此賠累甚巨，損失銀達62萬余兩。晉商為了挽回損失，呈清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兩。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宣統元年（1909），俄國政府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于失敗。

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

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通過中國買辦劉鶚、方孝杰設立晉豐公司，誰備開采山西盂縣、平定、澤州、潞安等地煤礦，后因遭到晉籍在京官員的反對，清政府黜退劉鶚等人，改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談判。不久，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福公司獲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開采煤鐵礦藏的權利。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開礦，查禁民窯，霸占礦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爆發了爭回礦權運動。在這場斗爭中，晉商積極參與，并舉行了罷市活動。

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東京發生了山西陽高縣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數萬字慷慨激昂的《絕命書》，進一步激發了山西人民爭回礦權的斗爭。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強行開采煤礦已不可行，便改為金錢訛詐。開始，以索取贖礦銀1100萬兩作為交出礦權的條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嚴詞拒絕。最后以訛詐贖礦銀 275萬兩為條件，同意交出礦權，退出山西。雙方議定，贖礦銀分四次交納，第一次先交贖礦銀的一半，由于贖礦銀數巨期短，而財政庫款無余，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晉省名譽，山西當局便以地畝捐作抵押，由山西祁縣票號商渠本翹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借此款。英福公司聞訊山西票號準備墊支贖礦銀，便暗托與其有往來的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號。但山西票號不動聲色，旬日籌集銀 150萬兩，克獲全功，對此，外商固驚訝不已，而晉商在金融界之活動力也由此可見。正如近人嚴慎修所說：“使當日票商不為助力，吾恐今之礦區猶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勢力早已橫行于我山西之境內矣。”

晉商渠本翹為了確保利權，又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與劉懋賞、馮濟川等紳、學界人士組建保晉礦務有限總公司，并由渠氏出任總經理，開采全省煤鐵礦藏。保晉公司議定集股銀 800萬兩，實際集股 193萬兩。如前所述，原來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措之贖礦銀，是以山西地畝捐作抵押，但是山西當局卻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畝捐。渠氏為了歸還向各票號籌借的贖礦銀，只好將保晉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資本銀，挪還票號。這樣，保晉公司從開辦之日起就因資金嚴重短絀，無法維持正常生產，致渠本翹被迫辭去總經理之職。而山西當局所欠保晉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幾經交涉，才要回現金60萬元，對其余欠款，山西當局以發給保晉公司一張“見義勇為”獎狀，一筆勾銷。晉商積極參與山西人民的爭回礦權運動，千方百計出資贖回礦權，投資開辦山西近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公司，但由于當時山西當局的壓迫，在資金上釜底抽薪，卻終不能有所作為。

第三、墨守成規，晉商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

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于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山西票號拒不奉命。光緒三十年（1904），鹿鐘霖為戶部尚書，奉諭組建大清戶部銀行。鹿也邀請山西票號加入股份，并請出人組織銀行。山西票號北京分莊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欲試。但山西票號為獨裁制，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定奪。

票號總經理多墨守成規，只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復函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后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后來居上。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光緒三十四（1908），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若不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將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因此改組票號為銀行是大勢所趨。為此，他與渠本翹籌劃了票號改組的計劃，同時聯合京都的山西祁縣、太谷、平遙三幫票號致函總號，又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其時，蔚豐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票號為五聯號，財東同為介休侯姓，在五聯號中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最有權威。毛氏墨守成規，反對票號改組銀行，反而誣指李宏齡所議另有個人企圖，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動。宣統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莊通過各埠山西票莊再次提出改組銀行之議，漢口、蘭州、濟南等地山西票莊紛紛致函總號，要求改組票號為銀行。無奈總號經理仍不為動，對各地之請束之高閣，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又告失敗。晉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辛亥革命發生，山西各系號均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而存款卻紛紛來取，山西票號蒙受嚴重損失，于是改組銀行之議重提，此時從前反對改組銀行最力的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業已醒悟，轉而支持票號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向北京當局提出申辦銀行之請，時國務總理熊希齡深知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系，對晉商之請給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為開辦銀行之資。不巧，熊內閣不日倒臺，又逢歐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山西票號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外借款失敗，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改組銀行計劃無法實施，于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范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干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然而此計劃始終未能實現，山西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終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號從光緒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掙扎，四次錯過改組機會，終于無法振作。

徽商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陜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于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于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范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占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范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稅、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1831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票法”，靠鹽業專利發跡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兩商則由于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尤其是隨著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時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聯系密切的廣東、江浙財閥開始興起，只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占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國時期，雖有個別徽商人物如黟縣鹽商李宗媚、歙縣房地產商人程霖生等嶄露頭角，但整體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頹勢。

徽商產生條件

古徽州處“吳頭楚尾”，屬邊緣地帶，山高林密，地形多變，開發較晚。漢代前人口不多，而晉末、宋末、唐末及中國歷史上三次移民潮，給皖南徽州送來了大量人口，人口眾多，山多地少，怎么辦？出外經商是一條出路。

豐富資源促進了商業發展。徽商最早經營的是山貨和外地糧食。如利用豐富的木材資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紙，這些是外運的大宗商品，茶葉有祁門紅、婺源綠名品。外出經商主要是經營鹽、棉（布）、糧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來指導經商。

明清是我國商品經濟較發展的時期，明清已有資本主義萌芽，這是徽商鼎盛之時。

徽商興盛于明中葉以后，歷時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漸趨衰落，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幾年之間，不僅使過去虧欠商人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銷除，反增加收入以千萬計，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世以鹽業起家的身為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面反對，也因鹽政改為實行票法，徽商遭受損失，酸留溜地說，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盡管曹振鏞這樣說，但鹽政的改革對徽商的打擊還是極其重大的。

二、清咸豐三年，戶部占侍郎兼管錢法堂的歙縣人王茂蔭，認為要想鈔法行得通，必須依靠商人，要給商人以運轉的方便，也要給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弈許采用，反以為受茍人指使，嚴加斥責。這樣對經營錢業的徽商打擊也很大。

三、清康乾時，對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稅，左宗棠更增質鋪歲月，而典商幾敗。咸豐四年起實行“厘金”，稅卡林立。向以長途販運為能的徽商，賺錢也不像過去那樣容易了。

四、鴉片戰爭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傾銷于我國各地，徽商經營的手工業品，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來品鋼筆、墨水的沖擊。同時，隨著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

五、泥古于封建生產經營方式的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為其壓倒。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年之久，開始是團練的輸捐搜刮，后是曾國藩督師祁門又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尸首遍野，廬舍為墟。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總之，徽商是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歷史雖然很長，但由于沒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期，就決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運。

在春秋戰國時期,山西地區的商業活動就已經非常頻繁了.據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的記載,戰國時期的范蠡,猗頓,白硅等人,是中國最早的幾位富商大賈,其中猗頓經范蠡指點到晉國西河(山西,陜西省界上自北而南的一段).數十年間勝于王侯,后來人們更將猗頓視為山西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商人!而白硅與范蠡一起提出了農業經濟循環一說.猗頓與白硅這兩位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富商大賈,都與山西有著不解之緣.到了漢,隋,唐,宋,元幾朝代,隨著并州(今太原)的政治,經濟,軍事地位突出,山西的商業活動呈現出了“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繁榮景象!值得一題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則天,就是河東道太原府文水縣人,她父親就是文水縣一位經營木材生意發達的富商,他在李淵,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的關鍵時刻,不計較后果出重資襄贊.李唐王朝建立之后,武則天的父親被封爵任官,擔任過工部尚書,荊州都督一類的官職(我想武則天能夠進宮,這也是重要原因吧!).還有就是到過山西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中寫到,山西的“商業相當發達,各種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在武器和其他相關軍需更加出名.葡萄數目也很多,葡萄產量十分高,其他水果也很豐富.由于大量種植桑樹,養蠶業極為發達”.山西商人有著悠久的經商傳統和豐富的商戰經驗,一旦出現良好的商機,這種傳統和經驗就會聚合成巨大的能量爆發.山西人善于經商的傳統與明清晉商的崛起有著一定的關系,是晉商崛起的土壤!

那么，晉商的發展機遇是什么？在當時來說，最為主要的就是在明朝政府建立的第三個年頭，也就是洪武三年（1370），政府實行了開中鹽法（當時的鹽業是由朝廷經營的），為明朝時期晉商崛起創造了重要的機會．何謂開中鹽法？＂召商輸糧而與之鹽＂．因為當時明朝政府剛剛建立，潰敗大漠之中的元蒙殘余勢力不斷南下騷擾，為了維護北方地區人民百姓的安全和國家主權成為了明朝政府的當務之急！明朝政府只好沿蒙漢舊長城一代修筑工事和駐扎大軍，然而如何保證駐軍的物資供應，這是明朝政府必須解決的事關國家安危的重大問題．因此，明朝政府頒布了＂商人按照政府的指令把額定的糧食運到北邊重鎮，才能得到政府頒發的食鹽專賣憑證，然后攜帶鹽引指標憑證到指定地點領取鹽引，再到指定地點領取食鹽，商人不得用些金銀直接購買鹽引，以此保證北方邊軍對糧食等大批物資的需求．＂（引自＜天下晉商＞孫麗萍著）

可以說＂開中鹽法＂的實施，對山西商人來說是一個決好的發展契機．山西商人從明朝初期開始不斷的往邊關輸送糧草，取得河東，長蘆和兩淮鹽的專賣權，然后到指定地點去行銷，去牟利．可以說，山西鹽商是最早把經營范圍擴大到全國的專賣商！

晉商的興盛，除了國家政策的因素外，還有兩個條件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山西有著豐富的物資如鹽，鐵，綢等可交換；有著十分有利的地理優勢．到了洪武后期，政府取消了鐵業官營政策，山西民營業得到空前的發展！整個明朝時期，山西的鹽商，鐵商，綢商都是聞名全國的．加之，明朝遷都北京后，山西成為護衛京師的重要屏障和戰略要沖；從商業發展的地理優勢上看，山西是長城內外物資交流的重要樞紐！這就給晉商以最大的機會＂走西口＂和進入國際市場！

明朝后期，晉商與蒙古人民開始了大批的貿易合作．晉商把茶，生活用品運到蒙古草原從而換取馬，牛，羊等！后來，明朝政府鑒于邊鎮官吏和戍邊兵卒同邊商勾結走私難以禁絕，而蒙古勢力由日益強盛的實際狀況，于正統三年（1438），允許在大同邊鎮上定點開設馬市．雖然后來馬市幾禁幾開，但還是阻擋不了漢蒙的經濟貿易進一步的擴大和加深．晉商的資財，有相當一部分就好似晉商壟斷了清代民間對蒙貿易所得．山西祁縣人范家在張家口開設的商號興隆魁，清處開張，清末倒閉，就是歇業時，員工也有七八百人．祁縣和太谷人合伙創辦的大盛魁商號（朋伙幫襯和合作，是晉商形成商幫勁旅的重要手段和經營管理模式！）在與蒙古貿易的鼎盛時期，僅駝隊的駱駝就有一兩萬峰，大盛魁大伙計，職員在商家鼎盛時期達到了六七千人之終．有人曾形象的比喻當年大盛魁的財產用50兩重的銀元寶可以從庫侖到北京鋪出一條大道．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晉商對當時社會的貢獻與之自身的財力的強大！

其實，晉商和商業資本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對國外市場的開拓．中國人從陸路對俄貿易，山西人最早．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條約＞簽定，其中規定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均可越界往來互市，從此晉商就開始了對俄貿易活動．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圖條約＞簽定后，此后雜恰克圖建立了中俄貿易口岸市場．這在電視劇＜喬家大院＞中可看出，喬致庸南下販差北上恰克圖．

在恰克圖進行貿易時，政府不收市稅，商人因此獲利頗豐．此中情況一直延續到晚清咸豐年間．山西商人在這里積蓄了大量的資本，為山西票號的興起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僅在恰克圖一地，就有實力雄厚的山西商號30余家，其中榆次常家的大德玉，大美玉等＂玉＂字商號，占有特別重要的一席之地．另外還有祁縣喬家的恒隆光商號，太谷曹家（喬致庸的大嫂的娘家）的錦泉涌，錦泰亨等商號．除了對俄貿易外，晉商與朝鮮，日本等緊鄰國家也積極展開貿易，譜寫了晉商國際貿易的一段歷史．

第二篇：徽商精神

徽商精神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適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駱駝”，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為“駱駝精神”，這當然是對的。但徽商精神還不僅僅是“駱駝精神”，“徽商精神”有著更豐富的內涵。

一是赴國急難、民族自立的愛國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殘余勢力時時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邊駐扎重兵。為解決軍糧問題，政府制定開中法，號召商人輸糧于邊，政府發給鹽引，到內地支鹽行銷。這是鞏固邊防、保衛國土安全的一項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辭勞苦，運糧輸邊，早期的徽商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他們能夠將個人逐利與赴國急難結合起來，正體現了一種愛國精神。徽商的愛國精神，還突出表現在明中葉的抗倭斗爭中，他們或者捐資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謀劃策，領導抗倭；或者棄商從戎，直接深入殺敵戰場。到了近代，為了抵御外國入侵，徽商也踴躍捐資。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徽商的愛國精神。

二是不畏艱難、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徽商絕大多數是小本起家，他們窮則思變、奮發進取，毅然走出深山，闖蕩四海。可謂嶺南塞北，飽諳寒暑之苦；吳越荊襄，頻歷**之險。這種創業精神實在可貴。當事業出現曲折時，不少人一蹶不振，從此銷聲匿跡，而徽商卻百折不撓。史料中記載“徽之俗，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

三是審時度勢、出奇制勝的競爭精神。徽商善于趨利逐時，即根據市場特點，采取最好的經營方式；也善觀時變，即在把握市場信息的基礎上，調整自己的經營項目；還能揣度時宜，即根據各地不同的經濟情況，因地制宜，做出種種決策，往往能夠出奇制勝。

四是同舟共濟、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和協”是指處理人際關系所應達到的境界。這種精神不僅表現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現在一個個的商業團體中。即便在整個徽州商幫內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濟、以眾幫眾，像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辭勞苦、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翻開明清小說，常常見到關于徽商的描寫。但在封建文人的筆下，徽商個個是吝嗇鬼。如在《三刻拍案驚奇》中就諷刺一個在杭州的徽商吳某，“家中頗有數千家事”，“肉卻不買四兩”，“只是吃些清湯不見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話中也把徽商作為嘲笑對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寫道：“徽人多吝，有客蘇州者，制鹽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頓自限不過數粒。或謂之曰：?令郎在某處大闞?。其人大怒，傾瓶中豆一掬，盡納之口，嚷曰：?我也敗些家當罷?。”實際上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見，這正反映了徽商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節儉，徽商婦更能節儉。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記述她們“居鄉數月，不沾魚肉，日挫針治縫紉綻……徽商能蓄積，不至卮漏者，蓋亦由內德矣。”

徽商發展的歷史，能否為現代經濟提供一些值得重視的借鑒?回答是肯定的。

第一，內涵豐富的徽商精神，為現代商人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什么是“徽商精神”?胡適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駱駝”，因此有人把徽商精神概括為“駱駝精神”，這當然是對的。但徽商精神還不僅僅是“駱駝精神”，“徽商精神”有著更豐富的內涵。

一是赴國急難、民族自立的愛國精神。明朝建立之初，北境未安，漠北蒙古殘余勢力時時入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方沿邊駐扎重兵。為解決軍糧問題，政府制定開中法，號召商人輸糧于邊，政府發給鹽引，到內地支鹽行銷。這是鞏固邊防、保衛國土安全的一項重大政策。不少徽州人千里迢迢不辭勞苦，運糧輸邊，早期的徽商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他們能夠將個人逐利與赴國急難結合起來，正體現了一種愛國精神。徽商的愛國精神，還突出表現在明中葉的抗倭斗爭中，他們或者捐資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謀劃策，領導抗倭；或者棄商從戎，直接深入殺敵戰場。到了近代，為了抵御外國入侵，徽商也踴躍捐資。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徽商的愛國精神。

二是不畏艱難、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徽商絕大多數是小本起家，他們窮則思變、奮發進取，毅然走出深山，闖蕩四海。可謂嶺南塞北，飽諳寒暑之苦；吳越荊襄，頻歷**之險。這種創業精神實在可貴。當事業出現曲折時，不少人一蹶不振，從此銷聲匿跡，而徽商卻百折不撓。史料中記載“徽之俗，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

三是審時度勢、出奇制勝的競爭精神。徽商善于趨利逐時，即根據市場特點，采取最好的經營方式；也善觀時變，即在把握市場信息的基礎上，調整自己的經營項目；還能揣度時宜，即根據各地不同的經濟情況，因地制宜，做出種種決策，往往能夠出奇制勝。

四是同舟共濟、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和協”是指處理人際關系所應達到的境界。這種精神不僅表現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現在一個個的商業團體中。即便在整個徽州商幫內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濟、以眾幫眾，像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辭勞苦、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翻開明清小說，常常見到關于徽商的描寫。但在封建文人的筆下，徽商個個是吝嗇鬼。如在《三刻拍案驚奇》中就諷刺一個在杭州的徽商吳某，“家中頗有數千家事”，“肉卻不買四兩”，“只是吃些清湯不見米的稀粥”。甚至在明清笑話中也把徽商作為嘲笑對象，明浮白主人《笑林》中寫道：“徽人多吝，有客蘇州者，制鹽豆置瓶中，而以箸下取，每頓自限不過數粒。或謂之曰：‘令郎在某處大闞’。其人大怒，傾瓶中豆一掬，盡納之口，嚷曰：‘我也敗些家當罷’。”實際上這都是封建文人的偏見，這正反映了徽商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值得指出的是，徽商能節儉，徽商婦更能節儉。康熙《徽州府志》卷二就記述她們“居鄉數月，不沾魚肉，日挫針治縫紉綻??徽商能蓄積，不至卮漏者，蓋亦由內德矣。”

第二，徽商形成的商業道德仍是現代商業所應遵循的準則之一。

“賈而好儒”是徽商顯著的特點。“賈而好儒”的結果不僅使徽商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能夠從歷史中汲取豐富的經商經驗，推動自己事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使徽商具有一種理性，這就是以儒道經商，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舉其大端，有以下幾條：

一是以誠待人，以信服人。誠信經商在徽商中十分普遍，他們認為“惟誠待人，人自懷服；任術御物，物終不親”、“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而飾價為欺”。

二是薄利競爭，甘當廉賈。這在徽州糧商、典商中比較突出。

三是寧可失利，不可失義。徽商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所以在處理義利關系上，能夠做到“先義后利”、“以義制利”、“以義為上”。例如徽商吳鵬翔一次購進胡椒八百斛，尚未付款，發現此胡椒有毒，賣主愿意全部收回，但他仍然照價買下，然后付之一炬。他之所以這樣做，是考慮到如果退了胡椒，賣主可能轉售他人，這樣就要坑害更多的人，所以他寧可自己受些損失。有一年皖省大災，婺源商詹元甲受當地地方官的委托，攜帶20余萬兩銀子去外地采購糧食，當地旅館老板告訴他：“此地買米，便有抽息(回扣)，自數百兩至千萬兩，息之數，視金之數。今君挾巨貲可及數千金。此故例，無傷廉。”在數千兩銀子的回扣誘惑面前，詹元甲毫不為動，而是說：“今饑鴻載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錢，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已，吾不忍為。”這種寧可失利、不可失義的精神確實令人感動。像這類例子還很多。

四是注重質量，提高信譽。這在徽州墨商、徽州布商等行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第三，徽商重教興學的風尚在現代社會也值得大大發揚。

徽商不僅自己賈而好儒，而且十分重視對下一代的培養。他們在致富以后，或者興建書屋，購買書籍，以重金延師課子；或者親處督促子弟讀書；或者興辦義學，教育本族子弟；更有甚者則興建書院或捐資書院；也有資助本地本族子弟參加科考。重教興學已成為徽商的一種風尚。這種風尚歷經幾百年，代代相傳，經久不衰。其影響是多方面的：一是提高了一代代徽商的文化素質，使他們經商更富于理性。二是培養了徽州莘莘學子，他們搏擊科場，躋身仕途，反過來又成了徽商的政治靠山。三是造就了一代代徽州學人，推動了文化學術的發展。四是發揚光大重教興學的社會傳統，對后世商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四，徽商衰落的歷史教訓，值得我們認真記取。

徽商之所以衰落，既有客觀原因，又有主觀原因。客觀原因是清政府鹽業政策的調整，由綱法改為票法，徽商主體一蹶不振。咸豐年間的戰亂又給了徽商沉重的打擊，徽商多年積累起來的資本被掠奪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傷害，使得徽商的元氣大傷。從主觀原因來看，這是中國的一大變局。面對這場亙古未有的大變局，有的商幫能夠緊跟時代前進，及時調整原來的經營行業，開拓新的仃業。如寧波商幫在近代歐美輪船侵入我國以后，一葉知秋，停止傳統的沙船販運業，轉而經營輪船航運業，甚至組成航運集團；一些經營錢莊業的商人，也改營銀行業，還有的從事進出口貿易，甚至大批到海外發展。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適時開辦買辦業、金融業，并興辦絲綢、綿紗等實業。他們都能開辟一塊新天地。而徽商卻昧于大勢，未能與時俱進，仍然在傳統行業中抱殘守缺，茍延殘喘，最后只能被歷史所淘汰。這種深刻的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今天認真記取的。

徽州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徽商始終是一個凝重的話題。徽商數百年的經營活動，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我們認為：有形的物質財富固然寶貴，但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將會讓我們世代受益無窮的財富之源，其內涵十分豐富，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一、敏銳的創業眼光。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幫要優秀得多，因此能夠在張弛萬變、風云詭譎的商界權衡利弊，擊敗競爭對手。明正德、嘉靖間歙縣商人程澧出吳會、盡松江、走淮揚、抵幽薊，“萬貨之情可得而觀”，他雖“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卻“加故業數倍”就是一個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說徽州商人“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

二、進取的人生態度。出于謀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從小背井離鄉，外出創業。異地的陌生、商路的艱險，無不從肉體到精神殘酷地折磨著他們。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惡衣食”著稱的徽州人，都能肩負父兄、家族生存發展的重負，義無返顧地“離世守之廬墓，別其親愛之家庭”，“近者歲一視其家，遠者不能以三四歲計”。許多人“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擾未厭焉。”歙縣商人許荊南在荊州貿易，生意虧本自感無臉回家；其子許尚質繼承父業，“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動二十年，雖家資百萬，也“不競芬華”。正是他們這種開拓進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氣和經歷，為徽州人樹起了不朽的“徽駱駝”紀念碑。

三，誠信的處世風格。在商業資本的盤剝下，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受害極深，于是“無商不奸”之類的詛咒此起彼伏。然而這正表明了一個事實：講求商業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場秩序，已經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在這種形勢下，徽商舉起“誠信”的旗幟，本著先義后利、義中取利的心態走進市場，恪守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費的歡迎，使他們在生意場上左右逢源，處處受益。徽商吳南坡“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災之年不為“斗米千錢”所動、平價售糧的舉動，都使徽商“誠信”的風格得以彰顯，進而成為徽商集團的標識。

四、合作的人際關系。相對于商海的狂風巨浪，個體的商人只是一葉扁舟，因此，在徽商這樣的集團里，他們對和諧的人際關系的追求依然執著，善于處理同宗人士的關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寧義士金聲說：徽商“一家得業，不獨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數十家。”他們也注意強化同鄉的情誼。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會館，就是徽商將具有地緣關系的同道攏聚在一起的重要據點。即便是與消費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長期關系。清代歙縣商人吳炳留給子孫的是十二個字：“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親好人”，又說自己活到老，學到老，猶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學不盡，亦做不盡也”。

五、超首的契約意識。正是在頻繁的社會活動特別是在經濟活動中，徽州商人依靠“約”和“法”來維護權益、協調關系的意識慢慢覺醒，并逐漸形成了凡事“立字為據”的習慣。現存涉及社會經營活動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約文書，就反映了徽州民眾這種“民間法”由原始走向規范、走向成熟的歷史演進過程。長期為外人所責難的“徽人好訟”，實際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構建法制社會的一種民間嘗試。

第三篇：徽商報道

愛心奉獻，情系留守兒童

——徽商銀行恒源支行捐助楊店小學“留守兒童” 2011年9月20日上午徽商銀行恒源支行黃行長、趙行長一行，在裕安區教育局黨委鮑傳滿書記，獅子崗鄉黨委羅文書記、政協主席崔書來，獅子崗鄉中心學校趙宗杰校長的陪同下，蒞臨楊店小學捐贈貧困留守兒童。

上午8時許，所有參會人員來到楊店小學會議室，王立平校長向來賓們介紹了學校最近的發展和“留守兒童之家”的建設、使用情況。9時30分儀式開始，優秀少先隊員為來賓佩戴紅領巾，羅文書記代表鄉黨委政府致歡迎詞，接著徽商銀行的趙行長介紹此次活動的主題，并對接受捐助的貧困留守兒童提出了希望。20名貧困兒童興高采烈地走到主席臺前領取捐贈物品。王校長代表學校接受捐款5050元。留守兒童代表發言，向好心的叔叔阿姨們表示感謝，并表示一定好好學習，決不辜負他們的殷切希望。中心學校趙宗杰校長代表學校致感謝詞，感謝徽行這一善舉，并表示學校將會把這些善款用到留守兒童之家的建設上，為留守兒童創造更好的環境，讓他們感受到來自社會大家庭溫暖。最后教育局黨委鮑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

儀式后，徽行黃行長和楊店小學王校長接受了記者的采訪。全體參會人員合影留念。

第四篇：晉商學習心得

晉商與會計史學習心得

--晉商精神有感

晉商與會計史學習心得

--晉商精神有感

這學期選修了晉商與會計史研究這門課，原本以為會是一門很枯燥的課程，但趙麗生老師的精彩講述，讓這么課程如此的有趣有益，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門課讓我學到了很多關于晉商的知識，這其中感受最深的是晉商的精神。

說到晉商精神概括有這么幾個字：窮則思變，艱苦創業；逐利四海，開拓進取；振興民族，忠義愛國；組幫結會，同舟共濟；信譽至上，誠實守義；尊師重教，以人為本；勤奮謹慎，節約自律；樂善好施，熱心公益。

1．進取精神

山西商人具有強烈的開拓進取精神。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有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貧，為生活所迫，曾為人傭工，在清軍費揚古部充伙夫，服雜役，后來與山西祁縣人張杰、史大學一起隨營貿易，先是肩挑負販，拉駱駝，后在烏里雅蘇臺、科布多開“吉盛堂”商號，其后改名為“大盛魁”，幾經磨難，終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時大盛魁已經是一家具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

晉商不畏艱辛，敢于冒險。他們拉著駱駝，千里走沙漠，冒風雪，犯險阻，北走蒙藏邊疆，橫波萬里浪，東渡東瀛，南達南洋。山西商人在清代開辟了一條以山西、河北為樞紐，北越長城，貫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庫倫，再至恰克圖，進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亞，又達歐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國際商路。這沒有非常的氣魄與膽略是不可能實現的。

2．敬業精神

敬業是事業成功的源泉，晉商熱衷于經營商業，他們認為商和士農工是同等重要的事業，都是本業，同樣要敬。晉商以經商為榮。榆次富商常氏總是把家族中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

勤奮刻苦是大多數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的品德。太谷縣商人是山西票號三大幫之一，他們經商“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

晉商還以謹慎聞名。他們對放款對象一定要在詳細調查對方資產、用款目的、還款能力、財東情況等的基礎上，才決定放款與否。

3．群體精神

“晉商”這一名稱的出現，說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個地域性的商幫。清后期，山西票號在國內8O多個城市設立了分號，從而形成了一個匯通天下的匯兌網絡，也是以鄉人為主體形成的山西商人群體。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系和精神上崇奉關圣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了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系，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晉商這種商幫群體精神，首先來源于家族間的孝梯和睦。祁縣喬映霞主持家政時，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讓練有武藝的九弟先把一雙筷子折斷，接著又讓其一次折九雙筷子，結果折不斷，以此喻義讓眾兄弟團結互助。晉商在發揚群體精神中，還注意量才使用，各盡所能。群體精神是經商活動中業務擴大與商業競爭的需要。隨著山西商人活動區域和業務范圍的擴大，商業競爭也愈來愈激烈，于是他們從家族到鄉人間，逐漸形成“同舟共濟”的群體。

4．創新精神

晉商票號作為“現代銀行鄉下祖父”，曾經創造了我國近代金融史上的百年輝煌，贏得了近代“北亞金融中心”的歷史地位。其多層次的經營規模和創造的財富神話曾令世界矚目。晉商票號無論其組織架構、經營制度、企業文化、產品創新等，毫不遜色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公司管理水平。創新在其經營管理的各個環節所起的決勝作用。沒有創新，就沒有晉商票號的昔日輝煌。

歷史之所以選擇票號由晉商創建，除了客觀條件，如晉商最早采用股份制、商業網絡發達、資本雄厚等。一個更重要因素，就是歷史上的晉商一貫具有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如身股制、兩權分離、“龍門帳”薄記制度等，都是由晉商創立并特有，積淀了深厚的公司管理經驗和創新能量，這是其他商幫所無法企及的。晉商不僅是我國近代商業頂峰、財富頂峰，也是商業自主創新的頂峰。

晉商票號普遍實行“身股”制。所謂“身股”，又稱“頂身股”。清人徐珂在《清稗類鈔》中對此已有準確描述：“出資者為銀股，出力者為身股”。身股是票號為激勵員工，防范道德風險，無償贈送給員工的股份。身股制為晉商首創，尤其在票號業中實行得最為規范。身股和銀股一樣享有定期分紅，且身股分盈不分虧。身股的晉升是根據員工的等級、資歷、貢獻等依約定期調整。票號的身股因逐期增加，到清末已普遍超過銀股。身股超出銀股，意味著票號一半以上的盈利歸屬員工。身股制的實行，鮮明地體現了票號“以人為本”的經營理念。“身股”把員工的利益與票號的整體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給票號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內在動力，是晉商成功的制勝武器。

兩權分離制的執行模式最早也是由晉商創立，在近代票號業中實行得最為規范，最為徹底，勞資雙方嚴格遵守。它是在以股份制為前提、以身股制為保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與股份制、身股制等有機結合，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為票號的做強做大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也是我國近代企業制度創新的又一次飛躍。

現代學者研究發現，晉商票號在長期實行“聯號制”經營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公司治理機制，形成獨特的執行模式。他們針對票號經營的各個環節制定了嚴格細密的管理制度（號規），如人才選拔與培訓制度（擇優保薦、培訓科目）、員工行為規范（如著名的喬氏“十不準”）、保密制度（暗語公函）、市場準入制度（客戶選擇）、總分號聯系制度（三日一函，五日一信）等等。有些制度十分苛刻，不近情理，如員工三年才可回家一趟，不許攜帶家眷，不準娶外省女性為妻，不準相互借錢、送禮，私人開口信件，禁止“三爺”（少爺、姑爺、舅爺）入號和財東薦人等。且對于違規的懲罰非常嚴厲。由于票號員工大都有著優厚的待遇和體面身份，相應地違規成本就非常高。所以，在晉商票號史上，極少有員工背叛票號、貪瀆謀私等損害票號利益和聲譽的行為記錄。有些制度看似苛刻無情，于今已不適用，但在當時社會背景下，有著內在道理，對于風險防范、強化企業執行力等起到保障作用。

晉商票號在百年歷史上，從未發生過款項冒領之事。這不能不提到匯票的防偽創新。匯票由總號專門印制，各票號均有自己的專用紙張，印數嚴格控制，若有損壞須寄總號備案。匯票上暗藏票號標記（即“夾印”，妙似現在的水印），“夾印”防偽由票號獨創。匯票由專人書寫，其筆跡、印章由各分號備案。180多年前，晉商票號就已創造性地采用了匯票密押，即用漢字代表數字，年月日和銀兩數字均用漢字編碼。編碼由票號自行設計，并經常更換，外人無法仿制。

結語

晉商精神有很多，以上僅是我認為主要的晉商精神，其中的創新精神令我感受頗深。可謂成也創新，敗也創新。晉商的輝煌離不開創新，而晉商最后的沒落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了昔日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然而，晉商對我國金融貿易史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它使得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他們首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這些都對中國金融業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造就了一代理財人物。晉商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實行的頂身股制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總之，我為自己有著這樣杰出的祖先們感到驕傲，也為自己是山西人感到無比的自豪！

第五篇：晉商銀行

晉商，肇始于虞舜，鼎盛于明清，稱雄商界，縱橫亞歐，創無數金融第一，領中國商業與金融革命，成山西為中國金融發源地。晉商所創造的賬局、票號等金融機構被西方人稱為“山西銀行”。

組建晉商銀行，是山西省委、省政府振興山西經濟，實現科學發展，重振晉商雄風，再創晉商輝煌的一項戰略舉措，是社會各界多年的愿望，也是歷史上晉商的銀行的傳承和發展。2008年8月6日，山西省政府成立晉商銀行組建領導小組，全面啟動組建工作；同年12月30日中國銀監會批復同意；2009年2月5日，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成功召開；2009年2月28日正式掛牌。晉商銀行是一家總行設在山西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為省屬大型金融企業。

戰略愿景：積極完成省內網點布局，逐步向省外拓展輻射，擇機在境內外公開上市。把晉商銀行打造成：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的，根植三晉、服務山西、面向全國、走向世界的，具有較強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民族品牌銀行。

市場定位：扶持中小企業，支持優勢企業，參與重大項目，服務城鄉居民。企業文化：傳承晉商金融文化，弘揚現代經營理念，敬業、守紀、和諧、創新、發展。晉商銀行從歷史中走來，在改革中誕生，并必將在傳承和創新中不斷走向成熟和強大！

厚德永續，源遠流長；

融匯天下，共鑄偉業！

晉商銀行董事長 上官永清

上官永清，女，1963年出生，中共黨員，高級經濟師，畢業于山西財經學院。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 山西財經學院財政金融系學習。

1982年8月參加工作，先后任臨汾地區工商銀行副行長、黨組成員，工商銀行榆次分行行長、黨委書記，工商銀行晉中分行行長、黨委書記，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太原辦事處副總經理、黨委副書記、總經理、黨委書記,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黨委書記。

2009年2月至今 晉商銀行董事長。

曾獲三八紅旗手，優秀黨務工作者稱號。

晉商銀行行長 閻俊生

閻俊生，男，1961年出生，中共黨員，高級經濟師，畢業于上海財經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1976年12月至1987年4月在北京衛戍區服役，1987年5月先后任太原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副處級秘書，太原市城信社聯合社副理事長、副主任兼營業部經理，太原市商業銀行黨委委員、董事、副行長，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太原分行黨委委員、紀委書記、副行長。

2009年2月至今晉商銀行副董事長、行長。

晉商銀行副監事長 呂福貞

呂福貞，女，1956年出生，中共黨員，高級經濟師，大學本科。

1976年參加工作，先后任人民銀行太原分行金融管理處副處長，人民銀行太原分行金融市場經理、計劃處處長，太原市商業銀行副行長、黨委委員，行長、黨委副書記，董事長、黨委書記。2009年2月至今晉商銀行副監事長。

歷任太原市第八屆、九屆黨代會代表，太原市第十一屆、十二屆人大常委。

晉商銀行副行長 栗建強

栗建強，男，1958年12月出生，中共黨員、高級經濟師、經濟法學碩士研究生，現任晉商銀行董事、副行長。

1979年12月參加工作，先后曾任工商銀行太原分行副行長、黨組成員，工商銀行山西省分行營業部副總經理、黨委委員，工商銀行大同分行黨委書記、行長，工商銀行運城分行黨委書記、行長，太原市商業銀行行長、副董事長、黨委副書記。2009年2月至今 晉商銀行董事、副行長。

中國工商銀行EMBA核心課程研究生班，獲畢業證書 榮獲太原市人民政府授予勞動模范和特級勞模，榮立山西省、太原市勞動競賽委員會命名的個人一等功，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級勞動模范，并參加全國勞動模范大會，大同市人大代表，大同市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山西省第十一屆人大代表，太原市總商會副會長。

發展規劃

要加快調整業務收入結構。科學合理的業務及收入結構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也是推進我行業務發展戰略的主要抓手。要合理組合公司銀行業務、零售銀行業務和財富管理業務，大力發展零售銀行業務，積極推進財富管理業務，促進收入結構從以存貸利差為主向利差收入和非利差收入并重的轉變。

要優化信貸資產結構。資產結構的科學合理決定著我行信貸資產的質量和效益。未來三年我行公司資產業務的大、中、小客戶占比應該保持在5∶3∶2的比例，要扶持優勢中小客戶，把握其經營特點，建立符合中小客戶經營特點的經營管理機制，提高服務效率，努力培育我行的基礎客戶群；要加強與其它金融機構的全面合作，參與重點項目，支持優勢企業，使我行信貸資產更具抗風險能力。

要建立以資產業務帶動中間業務的聯動發展機制，積極開展交叉銷售和組合營銷，構建我行新的盈利模式。一方面以融資業務促進投行業務發展，通過為客戶提供融資業務來爭取債券承銷(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的承銷)、重組并購等各類投行業務機會；另一方面以投行業務來鞏固和競爭發展客戶，積極發展針對目標客戶群的財務顧問、銀團籌組及安排、資產證券化和綜合金融服務方案等投行業務，使我行獲取更多的綜合業務機會，拓展更為廣闊的優質客戶，實現我行收入結構多元化的發展目標。

要實施零售業務經營模式的轉變，通過開展理財、個人信貸、信用卡等業務，爭取、培育高端客戶，實現負債業務的增長，為全行業務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源。

要加快、完善我行現有的營銷渠道，按照“效益優先、服務優良”的理念，整合現有的物理網點，加強自助網點的建設，使其成為物理網點的有效補充；同時，要加快虛擬渠道的建設，通過網上銀行的功能開發，利用互聯網的優勢，實現虛擬營銷網絡的構建。實現在低成本、短時間內快速建立銷售渠道的目標。

要樹立流程銀行的理念，以客戶為中心，以風險控制為核心，進行流程再造。從全行整體出發研究制定主要業務流程的順序、約定、從屬、權限和責任，降低銀行內部交易成本，防范操作風險，提高運行效率。

要積極探索風險控制體系建設，建立全行、全員、全過程的全面風險管理組織體系。建立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在內的，全程、量化和立體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形成全行統一的風險偏好、風險管理戰略、風險管理制度和風險管理文化，使風險管理貫穿于經營決策、資本配置、產品定價、績效考核、市場營銷等經營管理全過程。全面提升組合層面的風險管理水平，在有效防范和控制風險的基礎上，積極推動業務穩健發展。

要建立和完善各項經營機制。一是建立科學的選人用人機制。人的問題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我們要進一步完善科學合理的選人用人機制，按照重民意、重能力、重業績的原則，不拘一格選拔人才，放開手腳使用人才，創造條件保留人才，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盡快建設一支適應現代金融企業要求的員工隊伍。二是建立完善的經營績效考評機制。通過競聘上崗、按績考核、末位淘汰，實現干部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三是建立以績效為主要考核內容的薪酬分配機制，以崗定薪，按績取酬，易崗易薪，獎優罰劣。突出前臺，薪酬向一線傾斜

大事紀要

二OO五年

2005年，山西各界開始呼吁組建晉商銀行。一些科研機構和高校學者進行了相關的專題研究。

二OO六年

2006年，晉商銀行的組建工作被列入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的工作重點。山西銀監局就重組改造地方性商業銀行，多次到全國各地調研，進行專項考察，多次向省政府與中國銀監會匯報，得到了認可和支持。

3月23日上午，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申維辰，太原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張兵生，太原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張璞，太原市委常委、秘書長、統戰部長張貴元等認真聽取了而太原市商業銀行完善法人治理結構進展情況等工作匯報。之后，申維辰對市商業銀行發展提出明確要求。他強調，要認清形勢，抓住機遇，全面改革創新，打造晉商銀行，用三年左右時間，使太原市商業銀行成為業內有影響的股份制銀行。

4月13日，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申維辰，就太原市如何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率先發展作了題為《太原要努力服務全省，影響全國，吸引世界》的講話。其中講到：“以‘晉商銀行’件事為龍頭，以五大國有銀行和保險公司為支柱，以民生、光大等民營銀行和保險公司為輔助，以各級各類證券營業部為依托，將太原市建設成為山西的金融中心。加快城市盛業銀行改制步伐，依托晉商品牌，盡快組建成立晉商銀行，引領金融中心建設。” 7月，中國銀監會唐雙寧副主席在監管二部和合作部有關領導陪同下到山西調研。山西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范堆相就山西組建晉商銀行的工作與唐副主席進行了交流。唐副主席對此項工作給予了肯定，要求進一步加快晉商銀行組建步伐。

12月，山西銀監局向省政府提交了《山西省城市商業銀行聯合重組晉商銀行實施方案》。其后，按照聯合重組的方案積極推動了太原、大同城市商業銀行的風險處置和陽泉、晉中城市信用社的改制工作。

二OO七年

2007年，山西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整合地方金融資源，探索建立晉商銀行”。

11月，山西銀監局向銀監會和省政府就組建晉商銀行事宜進行了匯報，確立了太原市商業銀行風險處置和太原市商業銀行更名為晉商銀行同步進行，并在此基礎上做大做強晉商銀行的思路。

12月13日，山西銀監局副局長趙金童、太原市常務副市長李俊明、太原市商業銀行高管組成的工作組，就太原市商業銀行風險處置工作及組建晉商銀行事宜向銀監會銀行監管二部作了專題匯報。

二OO八年

2008年1月15日，在山西銀監局的督促指導下，太原市商業銀行召開了股東大會，決定增資擴股，確立了太原市政府的控股地位。

1月28日，山西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加快推進晉商銀行組建工作”。

1月至5月，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政府常務副省長薛延忠，多次召開專門會議，聽取山西銀監局、中古人民銀行太原中心支行等有關部門關于組建晉商銀行的工作匯報，研究相關事宜。

8月6日，山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引發了《關于成立晉商銀行組建領導小組及籌備組的通知》（晉政辦函[2008]122號），指定申聯彬（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為領導小組組長，鄧智毅（山西銀監局局長）、毛金明（中國人民銀行太原中心支行行長）、鄭建國（省財政廳廳長）、李俊明（太原市常務副市長）為副組長，陳躍剛（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楊波（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劉榮華（省監察廳副廳長）、楊培岳（省勞動保障廳副廳長）、牛來有（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高愛平（省審計廳副廳長）、朱成基（省國資委副主任）、薛維棟（省工商局副局長）、王德平（省國稅局副局長）和張澎涌（省地稅局副局長）為領導小組成員；指定鄧智毅（山西銀監局局長）為籌備組組長，趙金童（山西銀監局副局長）、郭保民（中國銀行太原中心支行副行長）、上官永清（省農村信用聯社原黨委書記）和閆俊生（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太原分行原副行長）為副組長，馬平衡（山西銀監局現場檢查四處處長）、呂福貞（太原市商業銀行董事長）和栗建強（太原市商業銀行行長）為成員。

9月5日，山西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晉商銀行組建領導小組組長申聯彬，主持召開了晉商銀行組建領導小組及籌備組工作會議，審議通過了《山西省組建晉商銀行工作方案》和《太原市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及晉商銀行增資擴股方案》。

9月8日，山西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申聯彬主持召開了由省屬8戶國有企業參加的晉商銀行增資擴股座談會。

9月28日，山西銀監局現場檢查四處馬平衡處長帶隊，晉商銀行籌備組副組長上官永清、閆俊生及太原市商業銀行董事長呂福貞一同前往銀監會銀行監管二部就晉商銀行組建工作進行了匯報。銀監會原則同意了《山西組建晉商銀行工作方案》。

10月9日，晉商銀行籌備組召開了第一次工作會議。會議宣布了《晉商銀行籌備組工作職責及工作制度》及晉商銀行籌備組工作人員名單，決定下設綜合協調組、財務重組組（分增資擴股和制度設計兩個小組）和風險控制組（分經營穩定、不良資產處置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三個小組）三個職能部門，進行了職責分工。

10月，山西銀監局出臺了《太原市商業銀行重組更名期間的風險控制辦法》和《太原市商業銀行重組更名期間突發重大風險應急預案》；晉商銀行組建籌備組制訂了《太原市商業銀行重組更名期間的風險控制辦法實施細則》和《太原市商業銀行重組更名期間突發重大風險應急預案實施細則》；山西銀監局局長鄧智毅兩次赴銀監會就晉商銀行組建工作進行匯報。

10月31日，受申聯彬常務副省長的指示和委托，省政府副秘書長李建功主持召開了落實晉商銀行國有法人股股份會議。省國資委主任張崇慧，山西銀監局副局長趙金童，山西國際電力集團公司董事長常小剛等8家省管重要骨干企業有關負責人，晉商銀行籌備組副組長上官永清、閆俊生及籌備組成員馬平衡等參加了會議。

11月4日，晉商銀行籌備組召開了第二次工作會議。會議聽取了各工作小組前一段工作情況匯報，統一太原市商業銀行擬定提交董事會和第二次股東大會的五個議案，審議通過了《晉商銀行籌備組工作任務分解及時間進度表》。

11月5日，省政府辦公廳下發了《山西省組建晉商銀行工作方案》（晉政辦發[2008] 91號）和《太原市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及組建晉商銀行增資擴股工作方案》（晉政辦發[2008] 92號）。

11月14日，申聯彬常務副省長帶隊赴京與中國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就晉商銀行組建工作進行了會談。銀監會銀行監管二部樓文龍主任、周民源副主任、辦公廳夏令武副主任、山西省政府副秘書長李建功、山西銀監局局長鄧智毅，晉商銀行籌備組副組長郭保民、上官永清、閆俊生，銀監會銀行監管二部相關處室負責人、山西銀監局馬平衡處長參加了會談。

11月25日，晉商銀行籌備組馬平衡等赴銀監會銀行監管二部就晉商銀行組建工作進展及太原市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增資擴股方案修改情況進行了匯報。晉商銀行籌備組閆俊生、呂福貞、王小軍參加了會談。

11月26日，晉商銀行籌備組召開了第三次工作會議。會議通報了25日赴銀監會匯報情況，聽取了各工作小組前一段工作情況匯報和下一步工作計劃。

11月26日，在山西省財政廳廳長、晉商銀行組建領導小組組長鄭建國同志親自安排和督導下，省財政4.2億資本金及9.8億用于處置太原市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資金全部到位，為晉商銀行增資擴股奠定了基礎。

11月29日，太原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對太原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的議案》等8項議案。12月3日，山西銀監局局長、晉商銀行籌備組組長鄧智毅向申聯彬常務副省長匯報了晉商銀行組建工作的最新進展。

12月8日，山西銀監局副局長、晉商銀行籌備組副組長趙金童主持召開了太原市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工作會議，籌備組副組長上官永清及籌備組成員馬平衡、呂福貞出席了會議。風險控制小組全體工作人員參加了會議。

12月11日，山西銀監局連續召開了局長辦公會和行政許可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太原市商業銀行變更10%以上股東初審意見的報告》、《關于實施太原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重組更名為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總體方案的批復》、《關于太原市商業銀行增資擴股方案的批復》等文件。

12月12日，山西銀監局現場檢查四處馬平衡處長等赴銀監會銀行監管二部報送《關于太原市商業銀行變更10%以上股東初審意見的報告》等材料。

12月18日，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申聯彬，主持召開晉商銀行組建領導小組正副組長會議，要求有關部門采取更有力措施，確保12月底取得銀監會同意組建晉商銀行的批復。

12月20日，太原市商業銀行33.93億元不良資產剝離工作全面完成。剝離后，太原市商業銀行總資產223.7億元，各項存款183.4億元，各項貸款91.4億元，不良貸款率2.91%，資本充足率30.33%，撥備覆蓋率128.35%，各貢指標均達到了監管要求。

12月25日，太原市商業銀行增資擴股工作圓滿完成。增資擴股后，太原市商業銀行新增股本17.87億元，總股本達到23.919億元。增資擴股后的股本結構為：山西省財政出資4.8億元認購新增的4.8億股股票，占股本總額的20.07%；太原市財政局保留原股本3.2億股，占股本總額的13.38%；法人股東43戶，持股***億股（其中，新法人股東受讓太原市財政局及原法人股東所持股份1.53億股，保留原法人股本0.5210億股），占股本總額的63.23%；保留原自然人股本0.7944億股，占3.32%。

12月29日，山西銀監局向中國銀監會提交了《關于太原市商業銀行重組更名為晉商銀行的初審報告》。鄧智毅局長帶隊赴銀監會進行了申報工作匯報。

12月31日，銀監會印發了《關于太原市商業銀行更名的批復》（銀監復 [2008] 569號）文件，同意“太原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晉商銀行”；英文名稱變更為“JINSHANG BANK CO., LTD.”，簡稱“JINSHANG BANK”。

二OO九年

2月28日，晉商銀行總行大樓奠基。

2月28日，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隆重的揭牌儀式。

3月6日，首次行長辦公會在金蓉家園酒店會議室召開，行長閻俊生主持了會議

3月12日，晉商銀行首次面向社會公開招聘總行部門經理、總行部門職員、客戶經理及柜員

3月18日，晉商銀行黨委成立

3月20日，晉商銀行召開管理軟件招標會

3月28日，經山西省新聞出版局批準，《晉商銀行》報創刊號正式出版 3月31日，總行營業部為山西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發放流動資金貸款。此筆貸款是我行掛牌后發放的第一筆貸款。

4月18日，晉商銀行召開案件專項治理工作會議。4月19日，晉商銀行召開“更換門頭標識” 招標會

4月22日，總行授信部與中介機構建立聯系，進行授信測算模型的開發工作。

5月6日，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屆董事會、監事會2009年第二次會議。

5月9日，晉商銀行董事會 “關于同意設立晉商銀行中小企業金融服務中心的決議”

5月11日，首期新聘員工培訓開班典禮在省軍區教導大隊舉行。5月18日，晉商銀行開展自我排查風險，充分暴露案件動員大會。5月19日，桂林市商業銀行來我行考察學習5月20日，晉商銀行首批新聘員工上崗

5月22日，山西晉商文化交流協會主辦、晉商銀行協辦“2009新晉商、新機遇、新形象發展論壇”大會在金港大廈成功舉行。5月24日，我行績效管理系統（一期）正式投產運行，5月30日，績效管理系統上線。

6月4日，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2008股東大會。6月6日，晉商銀行召開太原市內機構調整動員大會

6月6日，晉商銀行將宣布成立解放中路直屬行。晉商銀行宣布成立并州北路直屬行（暫定）晉商銀行。

6月9日，新一代核心業務系統項目推進會

6月20日，晉商銀行召開加強柜臺風險防范工作會議

7月6日-13日，晉商銀行第二期138名新聘員工在省軍區教導大隊接受崗前培訓。

7月17日，晉商銀行解放中路支行正式更名為晉商銀行太原并州支行。并州北路直屬行正式更名為晉商銀行太原龍城支行。

7月21日，人力資源部代表晉商銀行總行與公司業務團隊各位總經理及其助手共同在總行七樓會議室簽訂了“晉商銀行崗位、行員登記及薪酬待遇協議書”。

7月23日，晉商銀行與山西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在迎澤賓館隆重舉行戰略合作簽約儀式。

7月25日，我行績效管理系統（二期）成功上線。

7月27日至28日，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屆董事會、監事會2009年第三次會議在麗華大酒店成功召開。

7月31日，晉商銀行與運城市人民政府在迎澤賓館隆重舉行戰略合作簽約儀式。

8月2日-6日，總行召開“晉商銀行2009年發展改革研討會”，閻俊生行長主持研討會。

8月12日，晉商銀行紀委成立。

8月14日，上官永清同志任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閆俊生同志任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呂福貞、栗建強同志任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委員。

8月18日，總行正式啟動貸記卡系統項目。8月26日、27日，總行召開“晉商銀行全轄支行行長工作會議”。9月1日至9月4日期間，栗建強副行長帶隊一行五人先后赴天津銀行和北京銀行進行考察、學習。

9月2日至3日，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屆董事會2009第二次臨時會議以書面提案方式召開。

9月8日，晉商銀行與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簽署全面業務合作協議。

9月9日，山西省委常委、組織部長湯濤等一行三人來我行調研。9年9日，總行召開年中個人及卡業務專業會議。

9月10日，公司業務部召開了“晉商銀行客戶經理管理辦法”和“晉商銀行客戶經理考核辦法”的研討會。

9月9日，晉商銀行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與科技局、高新科技園區召開知識產權融資座談會。

9月18日，晉商銀行卡名、卡樣、廣告語設計方案評審會。9月22日，晉商銀行成立后召開第一次信貸審查委員會。

9月25日，總行召開“晉商銀行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動員大會”。9月27日，由山西省銀行業協會主辦，晉商銀行承辦的山西省銀行業迎國慶“晉商銀行杯” 毽球比賽在太原市濱河體育中心開幕。晉商銀行代表隊榮獲冠軍獎杯。

10月1日，晉商銀行全國客服電話95105588正式開通運行。

10月12日，總行領導領導及部分員工參觀山西省展覽館舉辦的《輝煌60周年——山西省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成就展》。

10月15日，由山西銀行業協會舉辦的新中國成立60周年攝影展在景峰國際隆重揭幕。晉商銀行選送的攝影作品《三亞風光》（張霖）榮獲銅牌獎。

10月25日18時，晉商銀行新核心業務系統的順利成功上線，標志著我行在現代商業銀行建設中有了一流的IT支撐體系。

10月27日，總行成立信用卡項目領導組。

10月28日，總行公司業務部召開了“國內經濟形勢、行業政策研討會”。10月30日下午，總行在麗華大酒店四層會議室舉辦了晉商銀行重點公司客戶講座、答謝晚宴及座談會。

11月1 日，晉商銀行田瑞璋獨立董事赴總行調研。

11月3日，晉商銀行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與山西商融擔保有限公司召開銀保座談會。

11月4日，晉商銀行在太原市麗華大酒店四樓第二會議室組織召開全省城市商業銀行業務合作研討會。

11月5日，總行舉辦晉商銀行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專題講座。11月5日，晉商銀行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與朝陽街服裝城集團召開銀企業務促進會。

11月13日，晉商銀行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與科技局、知識產權局研討科技型中小企業知識產權評估暨投融資研討會。

11月15日，總行機關黨委舉行晉商銀行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演講比賽。11月16日，晉商銀行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與中聯鋼擔保有限公司召開銀保座談會。

11月19日，總行召開晉商銀行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第一階段總結暨第二階段動員大會。

11月20日，晉商銀行與中遠國際貨運有限公司簽署“存貨融資質押監管合作協議”。

11月20日，晉商銀行召開公司信貸產品推介暨研討會。

11月27日，晉商銀行隆重召開“新一代核心業務系統項目建設總結暨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表彰大會。

12月5日，呂梁分行招聘。

12月7日，總行開展“送溫暖、獻愛心”捐助活動。

12月10日，晉商銀行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與運城市政府召開合作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對接座談會。

12月10日——11日，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屆董事會、監事會2009第四次會議在海南省三亞市華宇皇冠假日酒店順利召開。

12月17日，吳黎正同志任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委員。12月18日，吳黎正同志任晉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紀委書記。

12月18日下午，中央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領導小組成員、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行長周小川等一行9人蒞臨晉商銀行調研指導。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申聯彬、省政府副秘書長王純、太原中心支行行長毛金明、山西銀監局局長鄧智毅、省直工委副書記郭康鋒、省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領導小組辦公室指導檢查組組長安雅文等人陪同調研。

12月25日，晉商銀行與山西省國新能源發展股份公司銀企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簽約儀式在迎澤賓館舉行。

12月27日，晉商銀行與晉城市商業銀行簽署山西省城市商業銀行全面業務合作協議。

12月29日晚，2010年晉商銀行元旦聯歡晚會在全晉會館二樓多功能廳隆重舉行。

12月31日，總行授信部對我行授信規模進行了全面的統計和規模控制。12月31日晚，總行領導深入總行營業部、數據中心、晉陽支行、龍城支行、并州支行、中小企業金融服務中心及轄內支行對一線干部員工進行親切慰問。

12月31日,新核心系統上線后的首次年終決算工作順利完成。標志著我行新一代核心系統各項功能得到全面驗證。

二0一0 年

1月5日—13日，總行舉辦第三期新聘員工崗前培訓。1月15日，總行召開2009年全年工作總結匯報會。

1月28日，晉商銀行2010年個人及信用卡業務專業會議在天瑞商務酒店隆重召開。

2月3日—5日，晉商銀行2010年全轄支行行長工作會議暨案件防控和黨政廉政建設工作會議在山西財經大學國際交流中心召開。

2010年2月5日，晉商銀行全轄“案防攻堅年”動員大會在財稅專科學校報告廳召開。

2月7日，晉商銀行在尖草坪批發市場、煤炭博物館、山西世貿中心舉辦“早春炫彩大禮”大型營銷宣傳活動。2月8日，總行領導深入離退休干部、特困員工家庭進行年終慰問。2月9日下午，總行“2010同心同力趣味運動會”在濱河體育中心羽毛球訓練館拉開了帷幕。

2月10日，晉商銀行2010年公司信貸工作會議在迎澤賓館召開。2月25日，以“傳承融合 創新 夢想”為主題的“晉商銀行成立一周年暨2010年年會”在太原市工人文化宮隆重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