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大教授回應賈康
北大教授回應賈康:分明滲透著某種輕蔑和傲氣
2016年11月09日06:16 第一財經日報
[從理論和認識角度來說,我認為主要源于對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的誤判或誤解。實踐層面主要涉及如何看待西方國家2008年金融危機的教訓,以及如何總結我國幾十年來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理論層面主要涉及對西方經濟學發展史的某些部分的判斷和認識。兩者之中,前者是主導的,后者是跟隨的,是為強化前者而提出來的。]
[要實現轉方式、調結構、大力創新和注重質量和效率的新方針,關鍵還是在于進一步確立市場化的經濟體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效率和公平決定一切;體制則是實現效率和公平的決定性條件和因素,這是歷史和現實昭告我們的一條真理。而經濟體制改革則不僅涉及供給,而且涉及需求,它是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東西。]
拙文《正確認識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基礎》見報后,賈康教授在微博上做出了“憤怒的”反應。這讓我感到意外,同時又覺得沒有必要作答。先哲有言,憤怒出詩人;也許可以補充道,憤怒出不了理論家,或者至少難以做出冷靜的理性的反應,因而不必認真對待之。幾天后看到了賈教授作出的所謂“柔性回應”,然而拜讀之余,他的這個正式回應沒有超出先前憤怒反應的范圍,沒有針對我提出的一系列基本論點做出反駁或討論;反而說他現在作此“柔性回應”,是出于對“其他因素”以及“社會上無可否認存在的‘吃瓜群眾’羊群效應式的非理性推波助瀾”的考慮。“其他因素”是什么,“推波助瀾”之類說法有何根據和深意,賈教授沒有明說,但他這些話卻分明滲透著某種輕蔑和傲氣,這使得對其作出回答變得必要了。
幾點回答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何況賈教授的著作和我的文章都擺在那里,是非曲直不難弄清。賈教授指出,我在引用他們的書名時多出“經濟”二字,這是明顯的大意和失誤,我應向作者道歉,不過,賈教授回應中提到的其余各點則只能另當別論了。
首先,關于賈教授《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下稱《讀本》)的定位和意義,他說我不該說那是作者“聲稱”,還說那不過是“出版公司宣傳用語”。可是,“權威解讀‘供給側改革’的時代背景和核心內涵”,“深度闡釋‘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政策主張”,“著力創構‘十三五’及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升級版”,白紙黑字,與書名和作者名字一同赫然印在該書封面之上;套在書上的折紙還逐個介紹作者在一些省委學習會上作報告的情況以及向社會各界隆重推薦該書的語句,這讓人不能不相信它的確表達了作者的心聲,至少得到了作者的首肯。卻不料作者現在說那是出版公司的宣傳用語,不是作者自己說的。這也許是實情;實情若如此,作者為什么不早說?廣而告之大半年了,現在卻推諉于出版公司,這合適嗎?
其次,我認為中國目前尚未建成完整統一的市場經濟體系,因而不具備(如作者所做的)對之進行單一市場供求關系分析的前提條件;我還認為,只有基于存在市場經濟和統制經濟,以及競爭市場和(寡頭)壟斷兩種市場的現實,分別對它們做出市場供求關系分析才是合適的,可是,作者卻說我的這些觀點是反對對當前中國經濟進行供求分析,這不是明顯的誤解和曲解嗎?
再次,我關于作者不適當地過分強調供給管理,而忽視需求管理甚至認為需求管理已經過時的看法,是依據作者的核心和基本論述得出來的,現在作者說我沒有注意到他在該書前言和后面關于需求管理的論述,還說他們一直秉持的理論是供求均衡論,一直認為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并重等等,意在說明我曲解了他們的觀點。可是,假定作者所說屬實,那么何來作者所聲稱的獨創性?要知道,供求均衡論在西方經濟學中早就提出來了。假定作者所說屬實,又何來他們反復強調的注重“供給管理”的“獨創性”?
還有,關于“結構性改革”和“體制改革”這兩個概念,我認為應該加以區別并指出了它們之間的關系;我還指出,在作者所說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長長菜單中,獨缺體制改革這一項。作者認為我的說法是自相矛盾、邏輯混亂,違反基本常識,我對此指責至今不得其解。在這個問題上,在我國經濟學界,存在著怎樣的常識?誰人說過這兩個概念在我國學界的理解中是一致的或包含的?如果是一致和包含的,為什么作者沒有把體制改革包括到結構性改革之中?作者甚至斷言,我指出他們沒有把體制改革包括到他們所說的結構性改革之中,就是給他們扣反改革的政治大帽子,這顯然是言過其實了。我沒有那個意思,更沒有那個權利(新浪財經注:原文如此,此處應為權力),事實上也不會導致那樣的結果,不過是對不同學術觀點的討論罷了,何必聳人聽聞!然而,老實說,我對作者的如下觀點和主張卻是直截了當地表達了某種擔憂,甚至還發出了要警惕出現回歸計劃經濟做法的危險,這總不該被理解為扣反改革的政治大帽子吧。作者認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原則,只是對于資源配置總體而言的,并不適用于每個具體場合;作者還一再強調政府要從過去抓“需求管理”轉向抓“供給管理”,卻不見作者強調在解決結構性問題(包括“去產能、去庫存”等重點任務)中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請問,這是不是值得引起高度重視和警惕的傾向?
最后,我在前文中指出,《讀本》作者用不少篇幅論述了西方經濟學中存在著一個所謂忽視供給的“共同的失誤”和另一個所謂強調供給的學術傳統,意在證明他們的學說是對前者的克服、對后者的繼承和發揚,從而表明他們的學說具有深厚的學術背景。我在前文中依據我所了解的史實作了澄清,說明他們的意圖是站不住腳的。作者對此未置可否,也沒有做出應有的學術討論,只是輕描淡寫地表示可以將其納入不同理論框架之內,然后便話鋒一轉,出人意料地指出,“如果按晏文的方式相互以指責對方‘誤國’來攻訐,還有經濟學者研討的什么空間嗎?動輒以政治有害大帽子施以壓力和批判”云云。這豈止是文不對題,簡直是強詞奪理和強加于人了;這種態度不改,誰還敢跟他討論學術問題?
問題出在哪兒
行文至此,我想結合最后這個話題,提出一個新問題,并表達一種看法,以求教于《讀本》作者和廣大讀者。這個問題是:既然《讀本》所體現的學說存在諸多缺陷和問題,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些問題和缺陷?其根源何在?從理論和認識角度來說,我認為主要源于對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的誤判或誤解。實踐層面主要涉及如何看待西方國家2008年金融危機的教訓,以及如何總結我國幾十年來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理論層面主要涉及對西方經濟學發展史的某些部分的判斷和認識。兩者之中,前者是主導的,后者是跟隨的,是為強化前者而提出來的。關于理論層面,我在前一篇文章已經論及,不再重復,這里只就實踐層面的根源嘗試作一說明。
大家知道,西方學界和政界的一些頭面人物,例如危機前兩年卸任的美聯儲主席,人稱“經濟沙皇”、“美元總統”的格林斯潘(見其《動蕩的世界》一書),以及一些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見其致英國女王回答“為什么沒能預測金融危機?”的報告),通常都將當年未能預測2008年金融危機,歸咎于預測機制及相關研究模型的失效(未將一系列非理性因素納入其中);同時指出現有監管體系的失靈則是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當然,如格林斯潘所說,對自由競爭終會導致最佳結果這一信念的盲從也是一個教訓。基于這些認識,危機后美英各國著力加強了對金融和經濟體系的監管。從《讀本》可知,這是催生新供給經濟學的國際背景。
至于我國改革開放幾十年改革發展的基本經驗教訓,一般的共識是:經濟突飛猛進發展主要得力于所謂“三駕馬車”的推動:政府巨額投資、不斷擴大出口,以及消費增長等。它們大體屬于需求管理的范疇。人們看到,通過這種發展方式,盡管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帶來了高消耗、重污染,各種結構比例不均衡、不協調的矛盾,以及如不再著力加以扭轉、終將難以為繼的嚴重局面。于是,人們取得如下基本共識:出路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大力實現技術創新,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率,而核心是深化體制改革,進一步調整和轉變資源配置的方式,既使市場起決定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可是,也有一些學者從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們認為,既然需求管理已經不適應客觀需要,則急需注重于整個經濟的供給側,組織實施政府的“理性的供給管理”,簡而言之,從以往的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從《讀本》可知,這是催生新供給經濟學的國內背景。
《讀本》的基本理論和政策主張,即強調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管理”,大體上就是從上述背景產生和引申出來的。乍一看,這種思路和觀點順理成章,無懈可擊。然而,問題可能恰恰出在這里。
人們也許會說,難道借鑒西方國家應對危機的舉措,強調對包括金融財稅體系在內的供給側加強監管有什么不對嗎?如果這樣一般地提出問題,似乎沒有任何異議的余地。可是,請別忘記,金融風暴不是源自我國,我們是遭受危機沖擊的國家,不僅如此,我國還以自己的實力與全球眼光對克服危機做出了貢獻,我們沒有理由照搬他們的理論和舉措。再說,與美英等國早已是市場經濟體制不同,我們還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之中,兩種經濟和兩種市場并存和交叉,決定了加強監管在我們這里具有截然不同的主體和對象、不同的內涵和要求。對西方國家來說,不存在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的問題,而這卻是我們的中心任務,我們只應在推進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加強對金融和其他經濟活動的監管,而不是將包括監管在內的對供給側的管理提到首位。
人們也許還會說,難道從我國過去幾十年改革發展的基本經驗教訓,不能得出應當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嗎?的確,應當承認,被認為屬于需求管理范疇的所謂“三駕馬車”(投資、出口和消費),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雨之后,已經顯得力不從心,可是,由此便得出應當轉向供給管理的結論不免有欠謹慎,因為對支配著管理方式的背后的體制因素缺乏足夠的估計。
“三駕馬車”初期的成功,顯示了原來舊體制的動能,它后來逐漸失效或基本失效,則顯示舊體制潛力已經基本耗盡。要實現轉方式、調結構、大力創新和注重質量和效率的新方針,關鍵還是在于進一步確立市場化的經濟體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效率和公平決定一切;體制則是實現效率和公平的決定性條件和因素,這是歷史和現實昭告我們的一條真理。而經濟體制改革則不僅涉及供給,而且涉及需求,它是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東西。
以上論述說明,對一個還沒有完成市場經濟轉型、當務之急仍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急需啃下“硬骨頭”的中國,卻主張只適用于成熟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和要求,我認為這是《讀本》的最大失策。難怪人們會對這種經濟學思潮和主張產生那么多揮之不去的疑問、擔心和質疑。事實上,依照“供給管理”的思路,何以能堅持和推進體制改革?《讀本》并沒有給出令人放心的回答。這不奇怪,我在上一篇文章已經指出,體制改革本來就不在作者所列的長長的結構性改革的菜單之中;而體制改革和結構性改革本來就不是一回事。
此外,我們政府的簡政放權雖然取得一定進展,但任重而道遠,距離十八大確定的目標還有很大距離。《讀本》主張政府從過去抓“需求管理”轉變為現在抓“供給管理”,而這只是政府工作重點的轉變,不是政府職能和體制的轉變。還有,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著供求關系的失衡,但其根源在于體制,體制改革不深化,去產能、去庫存從何談起?要知道,產能過剩和房產巨額庫存的出現和惡化,舊體制難辭其咎,而《讀本》在這方面也沒有給我們提供什么中肯的建議。作者爭辯說他們始終高揚改革的旗幟,可是,在其面面俱到的改革藍圖和“八雙、五并重”的論述中,卻不見其突出強調大型壟斷性國企的體制性改造,而這在人們看來,是改革進入深水區、破除壟斷、不得不下大力氣啃下的最大的一塊“硬骨頭”。至于對廣大的民企,《讀本》卻未多加關注。民企對我國GDP貢獻率早已過半,在諸多領域已成長為經濟發展的主力軍、科技創新的生力軍、對外開放的先鋒、中產階層的骨干,而他們在體制改革滯后的條件下仍然面臨著種種的困難和窘境,不知秉持“供給管理”理念的《讀本》作者對此作何感想,又有何種依據“供給管理”思路的有益主張?面對民間投資增長緩慢甚至下降,躋身混合所有制愿望不強烈,卻有相當大量民間資本外流現象,作者又持何種態度?
第二篇:北大教授
北大教授:有些抹黑共產黨的人恰就是共
產黨員
2014年04月23日10:18 中國社會科學報 我有話說(4,047人參與)收藏本文
原標題:歷史虛無主義“重寫歷史”有何訴求?——訪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
每每談及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人們往往認為這是過于理論性的話題。而實際上,這一思潮不只存在于史學研究之中,它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們生活所及的諸多領域。歷史虛無主義早已算不上是新鮮事物,今天這一思潮時常裝扮成一位粉墨登場的“真相帝”,揮舞著所謂“揭秘”的筆觸,描繪出一幅幅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試圖博取眼球、引發轟動效應。
時下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現形式?這一思潮又會帶來怎樣的危害?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就相關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為何“翻案”、“重評”之風大行其道?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來很多學者都關注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泛濫的問題。實際上,歷史虛無主義不是今天才有的思潮,在舊中國就有過。當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現形式?
梁柱:我看過一幅畫,畫中表現的是毛澤東和饑餓的人群在一起。饑餓的人群被鐵籠圈起來,像在監獄里面一樣。有些人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抹黑毛澤東領導時期的新中國歷史。利用我們工作中的失誤加以無限夸大、丑化,這就是當前歷史虛無主義的具體表現。
事實上,歷史虛無主義在不同時期的表現有很大不同。舊中國時期,它主要表現為對民族文化采取輕蔑、否定的態度,認為中國什么都不如西方。歷史虛無主義在當前的表現形式可謂多種多樣,它更多地集中在史學領域,而影視、小說、美術等領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其影響。可以說,但凡我們肯定的歷史,它就統統顛覆。
例如,當前“翻案”、“重評”之風大行其道。有人提起抗戰,認為只有國民黨在抗戰,而共產黨在平型關戰役中只殲滅日軍53人,這些數字是他到日本靖國神社里面數出來的,以所謂的細節真實來否定敵后戰場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還有學者在美國看到了蔣介石日記,就認為可以據此認識一個真實的蔣介石,甚至據此可以重寫中國近代史。我們知道,個人日記、信件、回憶錄雖然是歷史研究很好的資料,但這些主觀資料能否作為史料使用,還需要結合整個歷史背景、其他史料來證實。這位學者認為蔣介石在日記中說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可以證明日記所載內容是真實的、不公開的。但當年蔣介石因中山艦事件受到指責時說,你們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記好了。這表示他的日記是給別人看的。如果僅僅通過日記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的結論,就改寫整個中國近代史,那么這不是嚴肅的歷史研究方法。汪精衛投降日本后,曾在詩中哭天抹淚表示憂國,這能說明他愛國嗎?這樣的研究比唯心主義的舊史學都不如,舊史學至少是以史料為依據的嚴肅研究。
再比如,有學者說,中國人民近代以來對外國入侵的一切抵抗都是用落后的、保守的、情緒化的東西來抗拒世界文明,中國不應該抗拒,既然落后就應該歡迎人家來侵略。還有人認為,近代以來中國只有一個要求——現代化,而現代化的要求被革命壓倒了。這些觀點很有迷惑性。實際上,近代中國有兩大要求:一是民族獨立,二是民族富強。現代化只是近代中國歷史要求之一,而在民族和階級的壓迫下,不通過革命實現解放、解決制度問題,不實現民族獨立,現代化是沒有辦法實現的。西方侵略我們的同時,的確帶來了現代技術,在客觀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有沒有因此把中國帶上現代化道路呢?完全沒有!所以我們首先要實現的是民族獨立,沒有民族獨立就不可能有現代化,國家也就不可能富強,這都是基本常識。諸如此類頌揚侵略有功,否定中國人民反侵略救亡斗爭的論調,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表現。
對毛澤東的誣蔑、抹黑和歪曲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重點。世界上沒有哪一個開國領袖,特別是像毛澤東這樣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謾罵、誣蔑、抹黑。有人甚至誣蔑說《毛澤東選集》中僅有12篇文章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其他都是別人代寫的。毛澤東所作的詩詞也都是胡喬木改的。這些是不是事實呢?當然不是,有檔案文件為證。現在胡喬木的女兒有機會就要做聲明,說我爸爸怎么能寫出毛澤東那樣的詩詞,相反,我爸爸的詩詞有些還是請毛澤東改的。
我們不能把史學理論和史學觀點上的錯誤都說成是歷史虛無主義。學術問題可以討論,但其中有些人背離學術研究的嚴肅性,而帶有明確的政治目的,這一點必須警惕。
“好人不好,壞人不壞”,抽象人性論背后的訴求是什么?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講熱愛祖國,歷史虛無主義者詰難“這是誰的土地”;我們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品德,歷史虛無主義者講中華民族的“劣根性”;我們感懷革命烈士流血犧牲,歷史虛無主義者講這是“被忽悠死的炮灰”……這些對立觀點背后深層的分歧是什么?
梁柱:這些認識上的分歧其實是價值觀的分歧。價值觀對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更是一種同利益相關的政治訴求在起作用,這就是歷史虛無主義背后強烈的現實目的。
利益關系決定政治訴求。舊中國,廣東地主和黑龍江地主對一件事情的看法幾乎是一樣的;現在,福建工人和湖北工人對一件事的觀點也幾乎是一樣的,其原因就是相同的經濟利益必然產生相似的觀點。這就是客觀存在的階級立場決定的。現在有人以抽象的人性論代替階級論,認為“好人不好,壞人不壞”,試圖掩蓋他們為舊事物辯護的錯誤立場。這種觀點雖然迷惑性很大,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背后起作用的還是與經濟利益相關的政治訴求。
正如鄧小平曾經說過的,“他們想要走另一條道路”。這些人的改革是資本主義改革,他們的現代化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而我們堅持的是社會主義方向、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新中國是革命的產物,是革命最大的成果。所以他們首先要否定革命,就是為了否定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依據,否定今天的現實。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些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對青年、對民族、對國家和未來有哪些負面影響?
梁柱:在中國共產黨撥亂反正、工作重心轉入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一些人以“反思歷史”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從糾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走到“糾正”社會主義;從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走到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從詆毀新中國的偉大成就,發展到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從丑化、妖魔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發展到貶損和否定近代中國一切進步的、革命的運動;從刻意渲染中國人的落后性,發展到否定五千年中華文明;等等。
如果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這些觀點,就會開始懷疑歷史,進而懷疑現實,就會削弱民族認同,產生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隔膜。思想亂了,理想信念失掉了,高尚的追求沒有了,整個民族就會變得瘋狂、可怕和危險。
歷史虛無主義所散布的種種言論,不僅涉及學術領域的是非,更關系到立黨立國的根本立場。我們是要維護歷史本來面目,還是歪曲歷史真相?是高揚民族精神,還是鼓吹妥協投降?是從歷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還是在歷史支流中尋找負面影響?是堅持唯物史觀,還是回到唯心史觀?如果這些原則問題被顛倒、被消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失去立足和發展的思想基礎。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歷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現實存在的立足點。蘇聯解體慘痛的歷史教訓值得我們認真吸取。
“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歷史虛無主義雖然是社會思潮的支流,但必須認真對待。這種持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亂人心,妄圖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需要我們高度警惕和認真對待。
新中國帶給人民的是福利,不是災難
《中國社會科學報》:面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我們應當如何回應?
梁柱:首先,學術問題允許討論、允許觀點不同。在歷史研究中,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不同,這是正常的。真正的、嚴肅的學術研究,允許犯錯誤。但諸如“中國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中國就現代化了”之類的看法不是學術研究。這種帶有目的隨意編造歷史、歪曲歷史的“研究”和科學的學術研究背道而馳。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要敢于堅持真理,通過嚴肅的學術研究,有針對性地對歷史虛無主義錯誤觀點逐條進行批駁。
其次,在認識層面,要堅持正確的評價標準。歷史虛無主義者以一些材料為依據,來否定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否定新中國前30年的成就。我們有過“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失誤,但是能不能從中得出新中國的建設,特別是毛澤東領導時期的建設,帶給人民的是災難而不是福利,帶給國家的是落后而不是進步?當然不能。
如何認識這些問題,就涉及評價標準的問題。判斷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政策的效果應該堅持統一的標準。這個標準是什么?我想了三點:看它能不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看它能不能夠促進社會進步;看它能不能夠給人民帶來幸福安康。我覺得,這些是很具體的標準,對哪個制度、哪個社會、哪個國家都適用。
不能評價毛澤東時期用一個標準,評價改革開放用另一個標準;不能評價封建社會用一個標準,評價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又是一個標準。我們新中國成立60多年,從總體上說帶給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災難。我們有嚴重失誤,這是總結經驗的問題。我們對這些要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和定位。
陳云曾說過:“三年恢復,趕上蔣介石二十二年。”記得1964年我們國家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遠在美國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對友人感慨:我們不能不服氣,我們搞了20多年連一輛像樣的單車(自行車)都造不出來,不能不服氣呀!再比如,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我們是在經歷20年戰爭后,短短3年時間內,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大多數超過新中國成立前最高年份(1936年),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醫治長期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和社會穩定的一個奇跡。1953—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4%,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2.7%。這個增長速度不但是舊中國無法比擬的,而且與當時世界各國相比也是不低的。在這期間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填補了我國工業的許多空白,工業布局有了明顯改善,內地和邊疆地區都建起了不同規模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運輸業,基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工業畸形發展的局面;農田建設初見規模,效果明顯,其間依靠農村集體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庫,至今仍在農業生產中發揮灌溉、發電、攔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學技術水平有了明顯提高,現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的我國航天技術就是1956年起步的……這些成就都為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歷史事實。
再次,教育部門和實際宣傳部門應該做好工作。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意義最有生命力,要掌握立場觀點和方法,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和中國實踐相結合,不能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教條。當前,我們在思想教育中還存在過于簡單、太干巴的情況。在宣傳教育中,應該注意堅持“雙百”方針,擺事實、講道理。只要你掌握真理,又會表達,那么真理就一定能說服人。如果能夠講得既有氣勢又有例子,效果就會好很多。
最后,共產黨要把自己的黨管理好。有些抹黑共產黨、詆毀共產主義的人恰恰就是共產黨員。不相信共產主義,可以請他出黨。對我們黨來說,最可怕的就是理想信念的喪失。理想信念和黨的組織紀律不要求公民做到,但是共產黨員必須做到。共產黨人要敢于堅持真理,勇于修正錯誤。
第三篇:北大教授推薦
北京大學教授推薦書目
2009-06-08 18:39:44 來自: 中·和(兩場學術報告:論時間&雙語論語)北大教授最喜歡的書
人民網讀書論壇網友:叢林漫步推薦
張岱年:我最喜愛的書 《周易大傳》、《孟子》、《莊子》、《史記》、《通鑒》、《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自然辯證法》、《哲學筆記》、《西方哲學史》(羅素)、《鄧小平文選》。季羨林:我最喜愛的書《史記》、《世說新語》、陶淵明的詩、李白的詩、杜甫的詩、南唐后主李煜的詞、蘇軾的詩文詞、納蘭性德的詞、《儒林外史》、《紅樓夢》。
張世英:我最喜愛的十本書《理想國》、《精神現象學》(黑格爾)、《哈姆雷特》、《少年維特之煩惱》、《海德格爾詩學文集》、《孟子》、《唐詩三百首》、《紅樓夢》、《古文觀止》、《中國哲學史》(馮友蘭)。
饒鑫賢:推薦書目《三字經》、《古代漢語》、《中國古代史講座》、《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胡繩)、《中國歷史要籍序論文選注》(雷敢)、《中國哲學簡史》(馮友蘭)、《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瞿同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周密:推薦書目《共產黨宣言》、《自然辯證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實踐論》、《矛盾論》、《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國通史》(范文瀾)、《中國史稿》(郭沫若)。
陳仲庚:介紹幾本基礎和人格心理學入門書《心理學導論》(希爾加德)、《西方心理學史大綱》(唐鉞)、《心理學方法學》(周謙)、《人格心理學》(陳仲庚、張雨新)、《人格心理學》(伯格)、《精神分析引論》(弗洛伊德)、《人格導論》(米謝爾)、《人格的生物學基礎》(艾森克)。
湯一介:我最喜愛的書《論語》、《莊子》、《陶淵明集》、《絞刑架下的報告》、《生死》。
邵津:我最喜愛的書《冷戰后國際關系》(宮少朋)、《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王逸舟)、《國際法》(邵津)、《案例與資料》(M.Dixon&R.McCorquodele)、《千首唐人絕句》(富壽蓀)、《徐志摩經典》、《名曲的誕生》(崔光宙)、《朱光潛美學文學論文選集》、《A Practical English Grammar》(A.J.Thomson&A.V.Martinet)。
蕭超然:推薦書目《左傳》(木刻本)、《孟子》(木刻本)、《古文觀止》(木刻本)、《唐詩三百首》(木刻本)、《鄭板橋家書、道情十首》(鉛印本)、《毛澤東選集》、《列寧選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紅樓夢》。
祝總斌:推薦書目《資治通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廿二史(答刀)記》(趙冀)、《周禮正義》(孫詒讓)、《人間詞話》、《論語集釋》(程樹德)、《中國哲學史新編》(馮友蘭)、《東晉門閥政治》(田余慶)、《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吳荔明)、《思痛錄》(韋君宜)。
白化文:推薦十種引人入勝的中文經典著作《史記》、《杜甫詩》、《世說新語》、《陶淵明集》、《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聊齋志異》、《西廂記》、《桃花扇》。
樂黛云:影響我的十本書《簡愛》、《罪與罰》、《怎么辦》、《莊子》、《陶淵明集》、《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奧爾格·勃蘭戴斯)、《近代文學批評史》(雷納·韋勒克)、《管錐編》、《文心雕龍》、《后現代主義與文化邏輯》(杰姆遜)。
劉方(木或):我最喜愛的十種書《政治經濟學批判》、《鄧小平經濟理論(摘編)》、《經濟學》(薩繆爾森)、《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劉國光)、《陳岱孫文集》、《短缺經濟學》(科爾內)、《第三產業經濟學》(李江帆)、《災害經濟學》(何愛平)、《消費力經濟學》(尹世杰)、《未來之路》(比爾·蓋茨)。
謝冕:我愛讀的幾本理論書《萬歷十五年》、《劍橋中國晚清史》、《第三帝國的興亡》(威廉·夏伊勒)、《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藝術哲學》(丹納)、《沒有地址的信 藝術與社會生活》(普列漢諾夫)。
鐘哲明:我最喜愛的書《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怎么辦》(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新民主主義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褚斌杰
我最喜愛的書《莊子》、《紅樓夢》、《魯迅全集》、《論語》、《史記》、《白香山集》、《儒林外史》、《契訶夫小說》、《培根論說集》、《負暄瑣話》
嚴家炎
我想推薦的幾種書《阿Q正傳》、《清代學術概論》、《西潮》、《白鹿原》、《尤利西斯》、《風廬故事》、《白楊木鼻子》、《成年人的童話》、《半山半水書窗》
張翼星
向青年朋友推薦的十本書《論語》、《孟子》、《老子》、《古文觀止》、《中國哲學史新編》、《共產黨宣言》、《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歷史與階級意識》、《小邏輯》、《思痛錄》
馬振方
推薦幾本我喜愛的書《論語》、《莊子》、《世說新語箋疏》、《唐詩選》、《聊齋志異》、《中國小說史略》、《月牙兒》、《白鹿原》、《西方美學史》、《外國現代派作品選》
段寶林
刻骨銘心的幾本書《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工作方法》、《毛澤東同志的青年時代》、《怎么辦》、《楚辭》、《水滸傳》、《魯迅小說集》、《放聲歌唱》、《童僧》、《帆》、《鄧小平文選》
孫欽善
古文獻學談讀書《中國古文獻學史》、《文字學概要》、《說文解字》、《訓詁學》、《十三經注疏》、《四庫全書總目》、《漢書*藝文志》、《目錄學的發微》、《校勘學》、《中國目錄學史》、《文獻學講義》、《中國古代文化史》
陳啟偉
推薦書目《小邏輯》、《邏輯哲學論》、《世界的邏輯構造》、《西方哲學史》、《大眾哲學》、《楚辭》、《古文觀止》
唐 沅
推薦我最喜愛的書《吶喊》、《女神》、《子夜》、《家》、《雷雨》、《邊城》、《駱駝祥子》、《金鎖記》、《圍城》、《白毛女》
鄭家馨
推薦我最喜愛的書《資本主義與奴隸制度》、《吳于廑學術論著選集》、《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翦伯贊歷史論文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魯迅全集》、《紅樓夢》、《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孫鳳城
幾本對我有影響的書《重訪英倫》、《英人,法人,中國人》、《子夜》、《高老頭》、《歐也尼·葛朗臺》、《復活》、《罪與罰》、《貝多芬傳》、《變形記》、《審判》、《現代繪畫史》、《論藝術中的精神》
沈仁安 推薦書目《日本史》、《日本歷史》、《日本--從史前到現代》、《日本近代史綱》、《日本書記》、《中日關系史資料匯編》、《日本史辭典》、《中國日本學文獻總目錄》
閻國忠
書,引領你敲開美學之門《西方美學史》、《文藝心理學》、《美學散步》、《柏拉圖文藝對話集》、《生活的藝術》、《美學四講》、《判斷力批判判》、《人性論》、《歌德談話錄》、《審美特性》
徐昌華
我最喜愛的書《語言與文化》、《漢語口語語法》、《現代漢語八百詞》、《語法講義》、《修辭學發凡》、《語用學教程》、《漢語社會語言學》、《學海泛槎--季羨林自述》、《關于所謂日語助詞的研究》、《言外之意的語言學--日語語用學》
梁 柱
欲與天公試比高《毛澤東選集》、《魯迅全集》、《李大釗文集》、《共產黨宣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紅樓夢》、《毛澤東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五四運動史》、《蘇聯興亡的沉思》
周先慎:推薦我最喜歡的十種書《唐宋詞選》(中國社會科學學院文學研究所選注)、《宋詩選注》(錢鐘書選注)、《蘇軾選集》(王水照選注)、《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全本新注聊齋志異》(朱其愷主編)、《儒林外史》、《紅樓夢》(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整理)
馮國瑞:推薦書目《科學的豐碑--20世紀重大科技成就縱覽》(陳建禮主編)、《21世紀100個科學難題》(21世紀100個科學難題編寫組編)、《系統科學》(許國志主編)、《現代科學的哲學探索》(趙光武主編)、《系統科學辯證法》(苗東升著)、《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馮國瑞著)、《信息科學與認識論》(馮國瑞著)、《信息科學技術與當代社會》(孫小禮、馮國瑞主編)、《毛澤東哲學思想神髓》(宋一秀主編)、《中國系統思維》(劉長林著)、《思維科學研究》(趙光武主編)
林被甸:值得一讀的《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叢書》《現代化新論》、《現代化新論續篇》、《美洲史論》、《羅榮渠與現代化研究》、《從“西化”到現代化》、《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探索》、《各國現代化比較研究》、《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現代世界體系》、《全球分裂--第三世界歷史進程》
劉煊:推薦書目《學海泛槎--季羨林自述》、《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一般系統論》、《六祖壇經》、《<夢溪筆談>導讀》(胡道靜、金良年著)、《創造的秘密》、《印度古典詩學》、《五十奧義書》、《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東方的美學》
李伯謙:考古學在向你招手《考古學一百五十年》、《考古學是什么》、《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考古學專題六講》、《中國遠古人類》、《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仰韶文化研究》、《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考古學與科技史》、《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中國石窟寺研究》、《中國陶器史》
吳慰慈:我喜歡讀的幾本書《大科學觀》、《逃避自由》、《科技經濟結合論》、《唐詩三百首詳析》、《現代西方哲學》
許抗生:我最喜愛讀的書《老子》、《孫子兵法》、《論語》、《啟論》、《論壇》
李思孝:推薦書目《吶喊》(魯迅)、《牛虻》、《紅樓夢》、《金薔薇》、《居禮夫人傳》、《英雄和英雄崇拜》、《西方的沒落》、《西方的智慧》、《歷史在這里沉思--1966-1976紀實》、《歌德爾、艾舍爾、芭赫--集異璧之大成》
錢理群:真的書《魯迅全集》、《顧準全集》
何順果:為了站在時代的高度《改變世界》、《美國新經濟》、《知識價值革命》
葛曉音:我最喜愛的書《居里夫人傳》、《唐詩叢論》、《空間的馳想》、《藝境》、《溫濕通義校注》、《論語新解》、《拉奧孔》、《東坡樂府》
賴茂生:我最喜愛的十種書《科學交流與情報學》、《科學引文引索》、《情報檢索詞匯控制》、《現代情報檢索導論》、《信息管理:八十年代的機會與戰略》、《信息社會的社會結構》、《信息經濟論》、《信息趨勢:從你的信息資源中獲益》、《國家信息政策:問題與進展》、《知識管理》
李強:讀書雜憶《社會契約論》、《歷史理性批評文集》、《論自由》、《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
蘇力:推薦書目《毛澤東選集》、《鄉土中國》、《普通法》、《司法過程的性質》、《法律的經濟學分析》、《法理學問題》、《法律與文學》、《性與理性》、《懲罰與規訓》、《法律、立法與自由》
王余光:我所喜愛的十種書《詩歌集》(德國海涅)、《詩經今注》(高亨注)、《史記》、《歷史研究》、《胡適自述》、《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史學名著》(錢穆著)、《愛晚廬隨筆》、《書的禮贊》、《論出版自由》
第四篇:北大教授忠告
北大教授忠告:早睡早起+微信朋友圈控制在10人以內?
2017-09-12 人民日報(公眾號)
9月6日,北京大學法學院舉辦了2017迎新典禮。典禮上,白建軍教授作為教師代表致辭。在未名湖邊長大的他,通過講述身邊四個普通卻又不同尋常的北大人物故事,向全體新生傳遞了“在北大,任何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信念。
同時,他也為全體新生提出了很多寶貴的建議:循序漸進,努力尋找自己到底適合什么;制定適合自己的人生規劃和學習計劃;提高對自身的要求,嚴明律己,方能取得成功。
大家好!今天,每個自動走進北大的新生,臉上都透著滿滿的興奮、驕傲,還有一點兒小得意。其實,半個多世紀以前,我就是這所學校的一個新生了。不過,是硬生生被弄進北大五院幼兒園的,一點兒都不覺得得意。
歡迎各位!
既是未名湖邊兒長大的,我該為大家說說這湖邊兒的人物故事。對北大人物,有的你們耳熟能詳,我就不逞能了。有的,你們沒聽說過,我也不認識,北大太大了。你我都知道的,還是別亂說的好。剩下的,就是些你們不熟,而我略知一二的人物。
先說趙大爺。前些年在北大還能看見,辦公樓里有個白胡子老頭兒,穿著大襟兒的黑棉襖,扎著褲腿兒,腳上蹬一雙回力籃球鞋。只要他想,隨時可以在辦公樓的石臺階上拍球,盡管旁邊就是校長辦公室。我小的時候,趙大爺是北大門衛,也是最不會好好說話的人。我每回從中關園進這園子來玩兒,就怕趕上趙大爺當班。“我,附小的,咱一單位的”。他還是死活不讓進。“你小學的不回小學玩兒去,跑大學來干嗎?滾!”從那時候起,我就不喜歡趙大爺,并痛下決心,將來我非得正規地走進這座大門兒。現在,我做到了。聽說,趙大爺小的時候,校長要踢球,他是球童。六七十歲的年紀,自學完了四大本許國璋英語。
第二位,是我附中時的同學。他有一次翹課跑去偷棗。沒撞見棗樹的主人,倒得罪了樹上住著的一群馬蜂,結果臉腫得像臉盆那么大,比棗兒還紅,整個人像個大頭傻子。那會兒我們也有英語課,教“Gaoyubao works in the landlord courtyard”,于是他精力過剩,拿一本英漢字典,背一頁,撕一頁。書沒撕完,被他爸打了一頓。現在,他定居北美,是全球華人圈里人工智能領域的頂級專家,前些年還回來給兩院院士們講課。
第三位,二十多年前,那天我們師生一伙人進監獄,調研。在監區,忽然從犯人堆里冒出一個,直奔我來,大聲喊“白老師好”!弄得我很尷尬,你誰呀,當著這么多人!他說,他在北大聽過我的課。打那次以后,再沒聯系過。可說來也巧,就前些天,一次經濟法大型培訓,我是學員,發現這位是授課老師。講得還真不錯,有理論,有實踐的。他大概沒注意到我,我也不知道該不該過去喊他。天知道哪塊云彩會下雨!
接下來的,就是著名的北大保安。那天我去農園吃飯,路邊倆執勤的保安在聊天。一個說,“你那論文怎么樣了?”另一個說,“嗯,資料收集得差不多了,正在構思。”天啊!這是一所什么樣的大學啊!我立馬掏出手機,給我的博士生撥了個電話:“嘿!你論文構思得怎么樣啦?!”
最后,常聽用人單位說,剛畢業的北大學生最讓人抓狂:你不會打水、沏茶也就算了,連個表都不會填。不過,三五年后,倒是北大學生顯出來后勁,有想法,有創造力。
我說的這些北大人,都是普通人。掉進人堆里,平常得沒法兒再平常了。偶爾,還有些具體的可氣。但是,他們的故事,我們未必能有;他們曾經的、未來的驕傲,我們未必可能;他們的某些閃亮和偉大,我們甚至不敢企及。
各位,昨天,也許你真是everything。今天,別說學霸,就跟這些平常的北大人一比,你可能會發現自己不過是something。明天,沒準兒有人會覺得自己簡直就是一nothing。不過,千萬別想不開。來和我分享一句話吧:不溫不火,不作不做,敬天,敬地,敬小人——我們該向普通人致敬,也向我們自己致敬。
具體說吧,有幾個建議:
首先,把人生目標調低一點兒。千萬別用“大法官”、“大律師”這些大紅大紫的東西攪和自己的人生規劃,誤了你在北大的美好時光。路走對了,走著走著,你就成大法官、大律師了。重要的是發現你自己到底適合什么。其實,大學教育就是激活學生體內已有的東西,而不是簡單地傳承或灌輸。要是你學業走了一半,還沒遇上讓你心動、讓你一輩子可以樂此不疲的領域,以及,跟這個世界說話的方式,那就不妙了。
第二,對自己的要求高一點兒。我敢說,下面這一條,多一半人做不到。這個最難做到的就是:早睡早起+把微信朋友圈控制在十人以內+拒絕以陪讀為目的的表白。這個辦法能不能把你弄成精英中的精英,我不知道。但試過的,都說好。
最后,學業上不妨在意點兒旁門左道:多接觸些本專業以外的學問,以及如何獲得知識的知識。金字塔哪個更高?底盤越大的越高,你說是不是?其實,大學里,只有不到50%的課堂知識來自你的老師,只有不到25%的課內知識離開大學后仍然有用,只有更少的學生才明白,怎么學比學什么更要緊。好的研究方法,會讓你受用終生。
好了,明年這會兒,你們可以端著點兒師兄、師姐的樣子,迎來另一群高興到糊涂的小師弟、小師妹啦。那時候,我可能正在樓上辦退休手續呢。
就這些,謝謝!
第五篇:北大法學教授簡介
考研集訓營,為考生服務,為學員引路!
北大法學教授簡介
朱蘇力
研究領域:中國法律 西方法律史 美國商稅法 法社會學 美國法律制度 法哲學 法律經濟學分析 比較法 比較法律文化
凱程考研集訓營保錄班,是全日制封閉式高三式,成立于2005年4月,是我國最早從事高端全科保過輔導的正規培訓機構,由英語名師索玉柱教授、政治李海洋教授為代表的教研組組成。被學員一致公認業界授課質量最好,服務最到位,應試效果最顯著。凱程教育以“專業、負責、創新、分享”的辦學理念,突出“高命中率、強時效性、全面一條龍服務”的特色,成為考研學子選擇專業課輔導的首選。九年來已有千余位考生在凱程的幫助下順利考取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中傳等全國著名高校,引發業界強烈關注。
凱程考研集訓營作為考研精品輔導的領航者,可以很自信的講在業內始終保持著最高的考研上線率,一次性的上線率(含A、B線)已經接近95%。最大亮點:
與其他機構不同,凱程考研集訓營是名師小班授課的全日制考研特訓機構,凱程考研集訓營對英語、數學、政治都有被實踐檢驗了的獨一無二的教研和系統的方法。按高分計劃輔導要求學員,在法學、法碩、金融、醫學、藝術等專業具有壓倒性的專業課輔導優勢和經驗,在清華、北大、人大、中傳具備核心的院校資源和優勢;優勢專業和優勢院校奠定了凱程考研集訓營的高端品質。機具個性化的輔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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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測試+每日測驗+每周小測+每周計劃+每周計劃完成情況全部載入檔案袋,詳細掌握每一位學員的學業進展;根據學員細致的情況指導今后每一步的學習和10月份的志愿報考。
有考研擇校問題,對考研復習不熟悉的地方,請聯系凱程咨詢老師。
簡介:北京大學法學學士,美國麥克喬治法學院商法稅法碩士,美國亞里桑那大學法律交叉學科研究博士,1999 年— 2000 年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2000 年 4 月耶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
主要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資源》(1996),《制度是如何形成的》(1999)《閱讀秩序》(1999),《送法下鄉》(2000)以及幾十篇學術論文和書評
周旺生
研究領域:法理學 立法學 西方法理學研究
簡介:北京大學法學碩士,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理論專業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 立法學 研究中心主任,國家教委跨世紀優秀人才,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建設顧問,中國法理學會副會長。獲國務院特殊貢獻專家獎勵。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研究員,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河北省人大常委會法律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大連市人民政府法律顧問,吉林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客座教授,中關村科技園區立法顧問。1989 - 1990 年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作訪問研究。多次在香港和澳門作短期講學。1996 - 1997 年在美國伊利諾依斯大學作訪問研究。1995 年、2003 年兩次被評選為北京大學十佳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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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立法學》(1988);《立法論》(1994);《規范性文件起草》(1998);《法理學》(2002);
《立法學》(2004);《立法:原則·制度·技術》(1994);《立法學教程》(1995);《立法學》(1998、2000);《當代中國立法》(1998);《法理學》(2000);《法理學》(2000、2003);《立法研究》(1 - 4 卷主編,2000 - 2003);《中關村立法研究》(2001);《法學概論》(2003);《中國法律制度》(2000);《地方立法質量研究》(2002)。發表學術論文 30 余篇。
張騏
研究領域:法哲學的基本問題,如法的價值、法律責任等;法律推理;司法先例制度;公民社會與法治;產品責任法
簡介:吉林大學法律系法學學士,北京大學法理學碩士、博士,美國斯坦福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訪問教授,2004 年 9 月- 2006 年 6 月;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2003 年 8 月- 2004 年 6 月;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高級訪問學者,2003 年 1 月- 2003 年 7 月;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2002 年 7 月;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1999 年 10 月- 2000 年 4 月;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1995 年 8 月- 1997 年 6 月;
主要著作:《法律推理與法律制度》,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 年;《法律:一個自創生系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法理學》(國家級重點教材),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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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法理學與比較法學論集——沈宗靈學術思想暨當代中國法理學的改革與發展》(與沈宗靈、羅玉中合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發表學術論文十余篇
李貴連
研究領域:中國法制史 保險法學
簡介: 1969 年湖北大學法律系(今中南 財經政法 大學)畢業,1981 年北京大學法學碩士
主要著作:《沈家本年譜長編》臺灣成文出版社,《沈家本傳》法律出版社,《近代中國法制與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十世紀中國法學》(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法律思想史》(主編)北大出版社。
賀衛方
研究領域:外國法制史 西方法律思想史
簡介:法學學士(西南政法大學,1982),法學碩士(中國政法大學,1985),曾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1985 年起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并主持《比較法研究》季刊編輯工作。1995 年調至北京大學任教。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同時擔任《中外法學》主編,北京大學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等職務。兼任全國外國法制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比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以及國內多所大學名譽或兼職教授。自 2000 年起指導博士研究生,專業方向為外國法制史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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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律思想史。
著作及譯作:《新波斯人信札》(與梁治平、齊海濱、石泰峰等合著),貴州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外國法制史》(與由 嶸、張學仁、高鴻鈞、楊聯華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2 年;臺灣版由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于 1993 年印行。《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與美國漢學家 Karen Turner 及高鴻鈞合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4 年。《走向權利的時代》(副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5 年,1999 年修訂版。《法邊馀墨》,法律出版社 1998 年; 2003 年第 2 版。《中國法律教育之路》(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7 年。《司法的理念與制度》(司法文叢之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美國法律辭典》,美國 Peter G.Renstrom 編,主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8 年。《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美國 Harold J.Berman 著,與高鴻鈞、張志銘、夏勇合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3 年。《比較法律傳統》,美國 M.A.Glendon , M.W.Gorden and C.Osakwe 合著,與米健、高鴻鈞合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3 年。《比較法總論》,德國 K.Zweigert & H.Koetz 合著,與潘漢典、高鴻鈞、米健合譯,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修訂版,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1 月。《比較法律文化》,美國 Henry W.Ehrmann 著,與高鴻鈞合譯,三聯書店 1990 年。修訂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2 年。《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 法學卷》,與蘇力合編,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具體法治》,法律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英國法和法國法》,法國 R.David 著,與潘華仿、高鴻鈞合譯,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運送正義的方式》,上海三聯書店 2002 年 12 月版。《超越比利牛斯山》,法律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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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學術論文、譯文及學術短文總計 80 余篇。
武樹臣(兼職教授)
研究領域:中國法律思想史、中國傳統法律文化。
簡介: 1978 年 2 月考入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學習,1982 年 2 月畢業留系任教,先后被評為講師、副教授、教授。1994 年 9 月被評為北京大學首批中青年學術骨干,1996 年 6 月被評為博士研究生指導教師。1992 年 4 月任系副主任。1993 年 9 月在張國華教授指導下在職攻讀博士學位,1996 年 2 月畢業并獲得博士學位。1997 年 4 月調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工作,繼續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招收和指導中國法史博士研究生。為香港回歸培養法律 人才獲 國家教委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1997.10)及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普通高等學校教學成果獎一等獎(1997.9),主持撰寫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國家七五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項目,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獲北京市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著作一等獎(1996.12)。
社會兼職: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會會長(1996 年),國家教育委員會、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教學指導委員會第一屆(1997.1 - 2001.4)、第二屆(2001.4 - 2005.4)委員,中國比較法研究會副會長(2001.7),北京市法學會副會長(2002.1)。
研究成果:《中國法律思想史綱(上下)》,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 年 8 月、1987 年 1 月。《中國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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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行政法總論》(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年 10 月。《中國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86 年 12 月。《科技法律手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 年 10 月。《中國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年 10 月。《法律文書寫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年 12 月。《嘉靖新例》(點校),中國稀見法律典籍 集成乙編二冊,科學出版社,1993 年 9 月。《中國法律思想史》,臺灣漢光書局有限公司,1993 年 10 月。《中國法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二卷),(國家七五重點項目)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9 月。《基本人權總論》(譯)西方人權學說(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 4 月。《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國家七五重點項目),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 8 月。《法理學》,法律出版社,1995 年 6 月。《中國法律思想史概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 年 8 月。《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鳥瞰》,大象出版社,1997 年 12 月。《法家思想與法家精神》,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 年 3 月。《法律社會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9 月。《武樹臣法學文集》,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年 9 月。《法學基礎》,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 年 3 月。《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辭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0 月。《中國法律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 年 3 月。《武樹臣法學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年 5 月。《 儒家
法律傳統 》,法律出版社,2003 年 9 月。《中國的法文化》,日本九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 9 月。《中國法律樣式》,臺海出版社,2004 年 1 月。《判例制度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年 1 月。《中國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 年。在中外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 1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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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國
研究領域:中國法制史、清末與中華民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比較法文化。
簡介:北京大學歷史系史學學士,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法學碩士,1990 年— 1991 年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進修,1999 - 2001 年任日本九州大學法學部兼大學院教授,2001 年 10 月回國,2003 年 4 月被批準為博士生導師,著作及譯作:《中國法系的形成與發達》(1997)。《兩漢魏晉法制簡說》(1997)。《帝制時代的中國法》(1999)。(日)滋 賀秀三 :《中國家族法原理》(2003,合譯)、主要論文:已基本收進《帝制時代的中國法》一書(共收 24 篇論文)。《略論北宋的專賣法制》,《法學研究》 1997 年第 2 期。《論西漢初期的贖》,《政法論壇》 2002 年第 5 期。《張家山漢簡排序辨正》,《法學研究》 2004 年第 6 期。
徐愛國
研究領域:法律史和英美侵權行為法
簡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主要著作:《破解法學之謎——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學流派》,學苑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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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名案中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分析法學》,法律出版社 2005 年。《英美侵權行為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年。《西方法律思想史》(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年。主要學術論文十余篇。
姜明安
研究領域: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公務員法、國家賠償法、外國行政法
簡介:北京大學法學學士,1987 年— 1988 年美國華盛頓大學訪問學者,1991 年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者,1997 年澳大利亞悉尼大學訪問學者,2000 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訪問學者。
主要著作:《行政法學》(1986 年),《行政訴訟法學》(1993 年),《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1995 年,合著),《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1999 年,合著)等著作 20 多本,論文 40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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