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死者名譽權保護問題

自1987年天津已故藝人荷花女的母親起訴連載小說《荷花女》的作者及刊登 小說的報紙損害其女兒的名譽權以後，十多年來有關死者名譽的訴訟不絕如縷。各地各級人民法院已審理的著名案件的起訴人有：武術家海燈和尚的養子范應 蓮、「紅色牧師」董健吾的子女、科學家李四光的女兒、音樂家王洛賓的兒子、舊上海聞人虞洽卿的兒子、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外孫、蔣緯國過去的戀人施利聆的 兒子等。法院受理有關死者名譽的訴訟，其主要依據是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 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高法解答》）第5條的規定：「死者名譽受 到損害的，其近親屬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 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本文將分析這一規定的法律地位，指出這一規定與我國民法與憲法的矛盾沖 突之處。上引《高法解答》第5條規定保護死者名譽，法律依據何在？已見諸文字的 解釋有三種，茲分別評述如下：

一 死者有沒有名譽權？

第一種解釋是，死者有名譽權。這種意見始見於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對天津 已故藝人荷花女名譽案的批覆：「荷花女死亡後，其名譽權應依法保護，其母有 權向法院起訴」。其後，最高法院於1990年對海燈名譽案的批覆中重申這一意 見：「海燈死亡後，其名譽權應依法保護，作為養子，范應蓮有權向法院起 訴」。

這里所說的「依法」中的「法」意指1987年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 通則》第101條：「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 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和第120條：「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

響，賠禮道歉，并可以要求賠償損失。」

但是，名譽權是一種民事權利，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須是被侵權者本人。別人（如親屬、律師或其他人）可以在本人的授權下代辦有關訴訟事務，但任何人都 不能未經授權而以被侵權人的名義提起訴訟。在有關死者名譽權的訴訟中，權利 的主體已死，逝者已也，他或她既不可能訴訟，也不可能授權。最高法院把提起 訴訟的權利交給死者親屬，就形成學者魏永征所說的「（原告）所主張的并不是 自己的權利」的狀況，違反了上述「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須是被侵權人本人」的原則。

其實，公民一旦死亡，他的權利義務也就隨之消失。這一點在《民法通則》 第9條中規定得很清楚：「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 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第9條對公民（自然人）的定義適用於《民 法通則》中所規定的所有權利義務，當然也適用於第101條和120條所保護的名譽 權。換言之，《民法通則》并未保護已故公民的名譽權。最高法院兩個批覆中關於死者有名譽權的意見於法無據。

從常理、邏輯上講，把權利、義務的終點定在死亡之時是很有道理的。人死 了就不可能再履行納稅、服兵役的義務或其他任何義務了。同樣，人死了也不可 能再享受選舉、婚姻、勞動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權利了。把名譽權單列出來允許死 者保留，似乎名譽權是一種與別的權利義務都不同的「權後之權」，於常理、邏 輯上都說不通。

1993年《高法解答》第5條中不再談保護「死者的名譽權」，而代之以「死 者的名譽」。按照魏永征的說法，刪掉這「權」字，是因為最高法院已意識到主 張死者有名譽權於理於法不合。

二 生者有沒有名譽繼承權？

既然死者不能把名譽權帶走，那就留給其親屬，讓親屬像繼承房屋、存款 一樣地繼承過去。這樣就形成第二種解釋，即公民有「名譽繼承權」。雖說沒有 人正式、公開提出這種主張，但因為這從表面上看是一種自然的推論，有的學者（如魏永征）為說明、解釋的方便而把這種觀點列出來討論。

正如魏永征所指出的，從法律上說，親屬只能從死者那兒繼承有形的財產如 房屋、存款，而不能繼承無形的義務如納稅的義務、服兵役的義務，也不能繼承 無形的權利如選舉的權利、婚姻的權利、勞動的權利或姓名權等等。這一點從 《民法通則》第76條和第149條以及其他法律的有關條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樣的法律規定也是符合常理和邏輯的。要是權利和義務可以像財產一樣的 繼承，那豈不是說兒子可以使用已故的父母、祖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名字，可以以 他們的名義簽訂合同，以他們的名義投票選舉，結婚離婚？或者說，女兒必須代 替已故的父親服完未服完的刑期，父親必須代替已故的兒子服兵役，等等。從現 代人的眼光來看，那豈不是亂了套嗎？

但是，在人類歷史上，世襲繼承某些權利、權力與義務曾經被看作是理所當 然的。許多民族在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都或多或少有過這樣的制度。

中國古代史上的匈奴部落的單于死後，兒子不但能繼承父親的稱號、權力，而且也繼承父親的婚姻權。西漢王昭君出嫁給匈奴呼韓邪單于，呼韓邪死後，他的兒子不但繼承了單于的稱號與權力，同時也繼承了父親與王昭君的婚姻關系。美國以及其他國家歷史上的奴隸制度就是臭名昭著的世襲繼承義務的制度。在漢族歷史上，由於世襲制度的廣泛應用，名譽與名譽權常常不僅是屬於個人，而且更屬於家族，尤其是皇族、王族與望族。對已死的皇帝不敬就像對活著的皇帝不敬一樣可以引來大禍。印度歷史上的種姓制度可以說是名譽權世襲繼承制度發展到了極端的例子。

現代各主要國家大都已取消了權利與義務的繼承制度。按照現代法理，權利與義務「是不可能轉讓、拋棄和繼承的」，它們與生俱來，每人一份，活著的時候你不可以把它們送人，死的時候你既不能把它們帶走，也不能把它們留給後代。因此，從常理與邏輯上說，名譽權與其他所有的權力與義務一樣，也是不可

繼承的。

三 生者有沒有「已故親屬名譽權」？

既然死者沒有名譽權，親屬又不能繼承死者的名譽權，那麼，《高法解答》第5條規定死者的親屬可以為死者的名譽而訴訟「侵權」，這究竟是甚麼權呢？我們未能查到最高法院解答這個問題的書面文件。不過法律學者魏永征提供了下列解釋：「我國司法解釋關於死者近親屬有權對死者名譽損害起訴的規定，實質

上是把死者名譽視為死者近親屬的一種合法利益加以保護的。同時在程序上也解決了像施利聆案那樣死者繼承人所主張的并不是自己的權利的困難。」

這就形成了第三種解釋：公民有「已故親屬名譽權」。請注意這一權利同「已故親屬的名譽權」之間的區別。前者的權利主體是活著的人，是說公民有權擁有名譽好的已故親屬。後者的權利主體是死去的人，是說死去的人有權擁有好的名譽。

「已故親屬名譽權」的具體內涵是甚麼？為甚麼要保護它呢？魏永征解釋說： 我國司法界和學術界普遍認為死者名譽應予保護。死者名譽實際上是指死者生前 的名譽，亦即對死者生前行為表現的社會評價。如果死者名譽可以被任意詆毀而 不受到任何制裁，這不僅對死者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而且也不利於宏揚社會正 氣、維護安定團結。死者名譽遭到不法損害，受到不利影響的首先是他的近親 屬，他們會陷於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和感情創傷，還可能受到社會的非議、歧視 和疏遠，以至喪失某些本應得到的利益。這意思就是說，既然死人不能有權利，活人又不能繼承那權利，那就把它說成是 活人本來就有的權利。但是，「已故親屬名譽權」這一概念的提出卻引出了法律 依據和立法程序、立法職權的問題。

《民法通則》第101條和第120條只保護公民的名譽權，沒有保護公民的「已故親屬名譽權」或這一類的權利。《民法通則》第101條和第120條不是《高法解答》第5條的依據。不僅如此，整個《民法通則》各個條目中，沒有一條保護「已故親屬名譽權」或類似這樣的權利。《高法解答》第5條在整個《民法通

則》中都找不到依據。

這并不奇怪。因為《民法通則》在界定公民權利與義務時采用目前法制較健全的各國通用的劃線方法。一是以「生、死」劃線，如上文已經解釋的，人在出生以前或死亡以後在法律上不算公民。二是以「人、我」劃線，義務僅限於公民本人的行為，權利也僅限於公民本人的際遇，兩者都與親屬或其他任何死人或活人無關。

譬如，公民有「納稅義務」。不履行這一義務的就可能被判罰，嚴重的甚至可能被判刑。但是公民沒有「親屬納稅義務」或「已故親屬納稅義務」。如果你的外祖父曾偷稅漏稅，不管他是否還活著，都不能罰你的款、判你的刑。

再譬如，公民有「婚姻權」。你的配偶要與你離婚，必須得到你的同意或法庭的判決，而法庭在判決之前必須依法聽取你所提供的事實，考慮你的愿望與主張。但是公民沒有「親屬婚姻權」。如果你的父母決定離婚，你不能根據「父母婚姻權」要求法庭阻止他們離婚或要求賠償。公民更沒有「已故親屬婚姻權」。如果你的父親不幸逝世，你不能根據「已故父親婚姻權」阻止你的母親與另一人的自由結合。

上文提到的「死者的名譽權」的概念（第一種解釋）打破了「生、死」這條線。對此最高法院已經意識到了，所以代之以「已故親屬名譽權」的概念（第三種解釋），卻不料又打破了「人、我」這條線。對此最高法院似乎還沒有意識到。

這就是說，「已故親屬名譽權」是一個由最高法院或學者提出來的民事權利新品種。《高法解答》第5條規定保護這一嶄新的權利，已超出了《民法通則》的范圍，超出了解釋法律的范疇，是在立法了。

根據《憲法》第58條，法律的制訂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憲法》第123條和127條，法院與最高法院是審判機關而不是立法機關。也就是說，最高法院不應該在《高法解答》或任何其他法院文件中立法，否則就違憲了。

如果最高法院、學者或其他任何人認為「已故親屬名譽權」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他們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所規定的有關程序提議全國人大修改或補充《民法通則》甚至《憲法》。由於他們并沒有這樣做，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的成文法律體系中，并沒有「已故親屬名譽權」或類似的概念，當然也就談不上保護這一權利了。

雖說「我國司法界和學術界普遍認為死者名譽應予保護」，但立法并不只是司法界與學術界的事情。有關名譽權的立法也直接影響到新聞界、文學藝術界、教育界、政界、以及我國社會的所有其他各個階層。這也是《憲法》規定立法權屬於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全國人大，而不屬於未經選舉產生的司法界或學術界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普遍認為」不是一個在法律上可以遵循的嚴格程序。如果僅僅根據某些人認定的「普遍認為」就在法定的程序之外隨便立法，就違反了「司法不能違法」的基本原則，從一點上侵蝕了整個法律體系的正當、完整與權威。

總而言之，關於保護死者名譽的三種法律解釋都解釋不通，在新的解釋被提出來之前，應當認為《高法解答》第5條在民法中於法無據，且違反了《憲法》第58條、123條和127條的精神。因此，法院接受和審理有關死者名譽的訴訟是錯誤的。

四 保護死者名譽於法無據

以上的分析說明，我國《憲法》與《民法通則》以「不作為」的形式未對死者名譽提供保護。本節將說明，我國憲法還以「有作為」的形式主動地禁止對死者名譽提供保護。這就是《憲法》第35條。《憲法》第35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這種自由是不是絕對的呢？換句話說，《憲法》第35條

是不是保證了中國公民說任何話、出版任何東西而不受法律懲罰的廣泛權利呢？不是。當一個公民的權益與另一公民的權益相互沖突時，至少兩者之一要受到限制，或者兩者都可以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這是常理。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一種自由或權利是絕對的。立法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找出這些沖突之處，盡可能合理地分派無可避免的限制，并在整體上將這些限制降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在我國《憲法》中，以上道理更是在第51條中做了明文規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那麼，怎樣的「自由」和「權利」才可以被認為是「合法」的，可以被用來限制公民受憲法保護的言論、出版自由呢？

由於《憲法》是根本大法，對《憲法》規定的任何自由、權利（包括言論、出版自由）的合法限制不能源自任何下位法，而只能源自《憲法》本身，否則就是非法限制。例如，《憲法》第38條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民法通則》第101與第120條關於公民的名譽權的規定則可被視為《憲法》第38條的具體化。關於（活著的公民的）名譽權的爭論，實際上就是一些公民或媒體的受《憲法》保護的言論、出版的自由與另一些公民的同樣受《憲法》保護的關於名譽的權利發生了沖突。《民法通則》第101與120條規定在世公民的名譽權受到法律保護，實際上也就是對言論、出版 自由的限制。這種限制是合法的，也就是合於《憲法》，因為《民法通則》第101與120條源自《憲法》第38條。但是，公民死亡就不再是公民，名譽權既不能在死後繼續保留，又不能遺傳 給子女，而所謂「已故親屬名譽權」又於法無據，也就是於《憲法》無據。這就 是說，《憲法》沒有規定保護「死者名譽權」、「名譽繼承權」、「已故親屬名譽權」或類似這樣的權利。所以，「死者名譽」不屬於《憲法》第51條所說的那種「合法權利」，不可以用它來限制任何受《憲法》保護的權利或自由，其中包括言論出版的自由。也就是說，在公民名譽的問題上，在《憲法》第51條所提供的框架下，《憲法》第38條構成對《憲法》第35條的合法限制；但在死者名譽的問題上，第38條不對第35條構成任何限制；而且，在死者名譽的問題上，《憲法》中也沒有任何其他條款對第35條構成任何限制。既然《憲法》本身沒有對《憲法》第35條進行任何限制，作為下位法的任何其他法律法規條例當然也不可能對《憲法》第35條構成任何合法限制。由此推 論，《憲法》第35條禁止對有關死者的言論、出版作任何司法限制。《高法解答》第5條保護死者名譽的規定違反了《憲法》第35條關於言論、出版自由的規定。

五 結論

我國現行法律是不是保護死者名譽？回答是否定的。而且，司法保護死者名譽違反了受憲法保護的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由於司法判案必須遵守現行法律，所以司法保護死者名譽是錯誤的。

但是，法律應該不應該保護死者名譽？死者名譽受損害，不是如魏永征所說「對死者」「不公平不合理」嗎？已故親屬的名譽遭詆毀，在世者「會陷於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和感情創傷，還可能受到社會的非議、歧視和疏遠，以至喪失某些本應得到的利益」，難道法律就不管了嗎？這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

它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牽涉到許多關於立法的原理和原則。它超出了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納的范圍，只能留給以後的文章了。

趙心樹 復旦大學學士、斯坦福大學碩士、威斯康辛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中心副主任。

第二篇：略論死者名譽權的保護

略論死者名譽權的保護

一、名譽與名譽權概述

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公民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的名譽。民法通則及民通意見對名譽權的保護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態度，即只明確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的名譽。在名譽權的侵權行為構成上要求故意、損害事實、行為的違法性及違法行為與損害后果間的因果關系等四要件,保護的條件不可謂不苛刻。直到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才將名譽侵權擴張到了過失侵權的情形。

由于我國民法并未對名譽和名譽權予以定義，學說上對它們的性質、范圍認識不盡一致。對名譽性質的不同認識,影響名譽權保護的范圍，有必要在解釋論上加以澄清。問題的焦點在于，[1]名譽是否具有主觀性，所謂“內部的名譽”即“名譽感”是否受到保護。有人認為名譽作為人格的一項重要的內在要素，指個人對自我的尊嚴感。[2]有人折衷認為名譽是社會不特定的他人對名譽主體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評價以及名譽主體對這種評價的能動反映。

[3]這些認識未能提供解釋論上的依據，也難謂精到。如果名譽果真有主觀的一面不就徑直取消了死者名譽嗎？這與死者名譽受到保護的事實相矛盾。死者名譽的保護奠基于客觀名譽論上名譽是客觀的，[4]是有關自然人道德品質和生活作風方面的社會評價。該認識也得到我國司法實踐的支持。[5] 名譽權即由民法規定的民事主體所享有的獲得和維持對其名譽進行客觀公正評價的權利。其具有專屬性、非財產性、可克減性等特征。

二、死者享有名譽權的理論依據

通常所說的死者名譽是指人們對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質、生活作風、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會評價。名譽成為法律事實之后，便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這種法律后果通常由法律來調整。當名譽這種法律事實上升為法律規范保護的一種權利時，就是名譽權。關于死者名譽權的問題理論界說法不一，但基本上有五種說法：

第一，死者名譽權說。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死者和生者一樣享有受法律保護的名譽權，身體權等這種觀點被我國一些法院所采納，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出現近親屬基于死者名譽權受損提起訴訟，受到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在（1988）00 字號第 52 號復函中指出，死者享有名譽權應予以保護。有學者還認為民法規定的民事主體資格和民事權力能力始于出生終止于公民的死亡的規定范圍狹窄，需要進一步的拓展，民事主體資格不應受此限制，法律還應當賦予尚未出生的胎兒或者是已經死亡的人以民事主體資格，享受民事權力能力。

第二，準名譽權說。此種觀點認為死者不能像生者一樣享有名譽權、身體權，因此不能基于名譽權受損提起訴訟，但死者的名譽需要法律保護這點無庸置疑。但是死者已經不再是民事主體，其民事權利能力已經喪失，所以不能通過賦予死者以和生者一樣的名譽權方式賴保護死者的名譽，但是為了使其生前的名譽不受到非法損害，法律可以規定一種類似于名譽權的不完全的權利來保護死者的名譽。[6]該種思想受啟發于法律對胎兒利益的特殊保護。

第三，死者遺族利益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

答》第五條的規定，將對死者名譽的保護延伸到死者姓名、肖像、榮譽、隱私、遺體、遺骨。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對逝去親人的懷念和哀思，是生者精神利益的重要內容，其中所體現出的人性的光輝，有助于社會的團結和睦，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故其名譽的好壞也直接關系到遺族利益，其近親屬也會因死者名譽的受損而感到憤怒、痛苦抑或不安，因此與其說法律保護的是死者的名譽，不如說死者近親屬的名譽權或利益需要受到法律的保護。

第四，死者名譽說。此種觀點區別了名譽和名譽權的概念，名譽權作為人身權的一部分隨自然人的消亡而消亡，而名譽作為社會對某人的評價并不會因其死亡而立即滅失，還可能在社會成員中存在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名譽無論是死者還是生者都應是相同的，法律保護的應該是死者的名譽。

第五，公民的人身權的延伸保護說。該學說是目前學界影響較大的，持這種學說的主要有王利明教授和楊立新教授。該說認為：死者利益的保護實際上是對生前享有權利的保護在其死亡后再延續一段時間，轉由死亡公民的近親屬行使之。該學說不認為死者具有民事主體資格，法律對于其的保護是處于對其生前利益保護的延續。這個延伸由兩個方向，一是向前溯及到民事主體誕生之前，認為即將出生的胎兒可以把它視為已出生，保護其相關的利益，例如再遺產分割時要保留胎兒的那一等份。二是像后延伸到民事主體的死亡，任何人不得對死者德人身即尸體或者其他利益進行損害，否則構成侵權，當然此時的權利主體或者訴訟主體已經移到死者的繼承人或者其親屬身上，他們可以行使該權利以維護死者的利益。

三、我國對死者名譽權的保護現狀

理論界主要有四種比較流行的學說,分別介紹如下：

（一）死者權利保護說

該說認為死者和生者一樣仍然享有名譽權并應受到法律保護。有人認為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權利能力仍部分繼續存在，有人認為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權利可以分離，即盡管民事權利能力終于死亡，自然人仍然可以在死后享有某些民事權利

（二）近親屬權利保護說

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權利即告消滅，但是按照我國的社會風俗，死者的人格的好壞往往影響社會對其近親屬的評價，對死者名譽或者其他人格的損害都會傷害死者近親屬的名譽和感情利益。所以法律實際上保護的是生者的人格尊嚴和精神利益。

（三）死者法益保護說

這種觀點認為就我國現行法律規定而言，死者不能成為民事權利的主體，更不能享有權利。對于死者，法律保護的是法益，保護死者的法益，這不僅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

（三）人格利益繼承說

該說認為人身權是專屬權，不能繼承。但是人身權和人身利益不可混為一談，后者具有可繼承性。就名譽而言繼承人所取得的不是名譽權，而是名譽利益的所有權。死者的身體利益、人格利益和部分身份利益都可以繼承。名譽利益也可以由法律主體以遺囑方式遺贈給他人。

（四）與此類似,有學者主張名譽權包括名譽所有權，一種無形財產權。自然人死亡后名譽權消滅，但是名譽所有權成為遺產可以繼承。

四、保護死者名譽權應注意一些問題

1、嚴格把握侵犯死者名譽權的構成要件

(1)存在侵權行為人侵害死者名譽權的行為

根據最高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7條規定以書面或口頭形式侮辱或者誹謗他人、損害他人名譽，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因此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對他人名譽權的侵害，應當確定行為人是否實施了侮辱、誹謗行為。侵害他人名譽權的行為通常表現為積極的作為，消極的不作為,只有在法律賦予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負有保護他人名譽權的積極作為義務時，如其未盡積極作為的義務才可構成對他人名譽權的侵害。如新聞單位發表稿件，因審查不周而對稿件沒有核實，以致不實稿件侵害了他人的名譽權。侵害他人名譽權的行為多數表現為陳述有關他人名譽的事實。陳述的事實不實當然可構成對他人名譽權的侵害，陳述的事實屬實是否構成侵害他人的名譽權，對此各國立法不一。我認為被告證明自己言詞是真實的就可以免除侵害名譽權的責任。但陳述的真實事實客觀上有損他人名譽，陳述的內容為法律所禁止，也可構成對他人名譽權的侵害，這種場合大多發生在名譽權與隱私權的竟合。

(2)死者確有名譽被損害的結果

行為人實施侵害死者名譽權的行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通常使死者的名譽遭受損害，這種損害后果首先表現為直接的名譽毀損的不良結果。在某些情況下,死者的名譽受損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現的形態，如死者受到世人指責、嘲笑、怨恨,親朋好友對死者產生恥辱感等。在認定死者的名譽權是否被侵害時，既不能以死者近親屬的感覺為準，也不能以行為人的觀念為依據，應以客觀標準為準，即應根據當時的社會觀念看是否毀損對某人的社會評價。在行為人實施了侮辱誹謗等行為以后如何確定公眾對死者的社會評價已經降低的標準，則是認定侵害名譽權的關鍵問題。一般認為這一標準就是行為人侵害死者名譽權的行為為第三人所知悉。如果行為不被死者之外的人知悉就不能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行為。如果行為人針對死者實施侮辱誹謗行為時雖有其他人在場，但他人不了解行為的內容也不構成名譽毀損。至于因侵害死者名譽權引起的間接損失不是構成侵害名譽權的決定因素。

(3)行為人的行為指向死者

無論是侮辱、誹謗還是其他行為，要構成對名譽權的侵害行為必須具有名譽權的特定侵害對象，也就是說實施名譽權的侵害行為必須指向死者才能構成對死者名譽權的侵害。這里的指向并不限于指名道姓的侮辱、誹謗死者。在司法實踐中行為人的行為使社會一般人可認為指向死者，盡管行為人未指名道姓也可認定指向死者。如果行為人的言詞是含糊的，應根據什么標準來確定指向特定人。我認為應根據主客觀相結合的標準來判斷行為人的言語是否指向特定人。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客觀上指向死者時因其主觀上無過錯，比如行為人與死者生前互不相識,無法意識到死者的存在，此時行為人的言語就不會有特定的指向。但是如果行為人知道死者的形象、語言、行為特征，且知道自己的行為有損死者的名譽而仍然實施侵害行為，就可以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指向特定的對象。

(4)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過錯

這里的過錯包括故意和重大過失，一旦行為人實施了侮辱、誹謗行為不具有正當的抗辯事由，則應當認定其具有過錯。在已構成侵害名譽權的責任時，認定行為人主觀上的故意和過失狀態也是有意義的。在民事領域行為人的主觀狀態對責任范圍的確定有一定的影響，如行為人故意侵權則承擔較重的民事責任，而在過失的情況下則適當減輕行為人的責任。

2、對死者生前身份不同,在保護其名譽權問題上應區別對待

許多國家對于名譽權的維護根據主體等身份不同從法律上給予區別對待，比如對公眾人物、社會名流的保護就比普通公民有更多的限制。在我國憲法明文賦予公民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批評權和監督權，國家機關的權力來自于民就得接受民眾的監督。如果要求社會輿論時時處處客觀公正，其結果往往使社會公眾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輿論監督有侵害名譽之憂而不敢發表意見，這樣只能弱化輿論監督機制，形成不了對社會公共權力的制約力量。因此，針對死者生前的職務行為進行評價同樣是公民行使監督權的表現。對公務人員的名譽保護不同于普通公民,在范圍上和程度上應作出必要的限制，那么對其死后名譽的保護同樣也給予必要的限制。法律上允許他人和后人對死者生前功過進行評價,只要這種評價不是以侮辱、誹謗的方式損害死者的名譽，這種客觀評價就不構成侵權。

注釋：

[1 ] 福建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從民商案件個案審理周期與月結案率看基層法院的司法效率[J ].人民司法 ,2006 ,(6)，30

[2 ] 李浩：當代中國的司法改革[A].民商法前沿論壇(第3輯)[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3 ] [美]杰克· H· 弗蘭德泰爾，瑪麗· 凱· 凱恩，阿瑟· R· 米勒：民事訴訟法[M].夏登峻，黃娟，唐前宏，王衡，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4 ]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 ]佟柔：中國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6 ]依法保護死者名譽的原因及方式.[J].法律科學，孫加鋒著，1991年3月.參考文獻：

[1 ]楊立新：關于人身權的延伸法律保護[EB/OL].中國民商法律網—判解研究，2003-11-13

[2 ]關今華、莊仲希：精神損害賠償原理與實務[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

[3 ]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 ]佟柔：中國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5 ]馬榮：人格權與精神損害賠償[M]，南京出版社，2001

[6 ]張新寶：名譽權的法律保護[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第三篇：論死者的名譽權及其保護（本站推薦）

內容 提要：對公民名譽權的保護應包括死者的名譽權，這有一定的 理論 依據和 法律 依據。對死者名譽權的司法救濟程序只能由死者的近親屬提起訴訟。同時，準確地把握侵害死者名譽權的構成要件，以便在司法實踐中有一個嚴格的標準可循。

關鍵詞：死者 名譽權近親屬

死者是否享有名譽權，理論界頗有爭議，法律也未明確予以規定。這給司法實踐帶來了不少困惑。在天津市因《今晚報》刊載連載小說《荷花女》引起了關于死者名譽權保護的爭論，進而波及全國法學界，隨著該案的判決，以及類似案例的判決，加之最高法院幾個權威性批復的公布，首次明確死者應享有名譽權。這是我國民事司法上一大突破，是法律進步一大表現。如何準確地理解保護死者名譽權，無論是在實務上還是在學理上，仍然具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一、死者享有名譽權的理論依據通常所說的死者名譽是指人們對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質、生活作風、工作能力等方面的 社會 評價。人死后其肉體和精神歸于消滅。但死者生前的行為和表現，并未因其死亡而消失。死者生前表現仍然可以作為人們的評價對象，因此死者的名譽應受法律保護。此依據在于名譽具有約束人們的行為作用，如果公民死后，名譽得不到保護，名譽作為一種社會評價，作為一道德標準，就會失去約束作用。同時依法保護死者的名譽也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對死者的社會價值的肯定，往往是通過他人的社會評價所來實現的，這種評價如何與社會利益有著密切聯系。

名譽成為法律事實之后，便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這種法律后果通常由法律關系來調整。當名譽這種法律事實上升為法律規范所確認所保護的一種權利時，就是名譽權。關于死者名譽權的 問題，理論界說法不一，但基本上有四種說法。（注1）

1、名譽權說。死者和生者一樣享有名譽權并應當受到法律保護。

2、準名譽權說。死者的名譽應受到保護，但死者不能像生者那樣享有完整的名譽權，不能通過賦予死者名譽權的方式來保護死者的名譽，但是為了保護死者生前的利益，使生者的名譽不受損害，所以由法律明文規定，在名譽方面視同生者享有準名譽權。

3、死者近親屬名譽權說。死者因為與近親屬有直接的人身關系，所以他的名譽好壞，直接 影響 到其遺屬的名譽，保護死者名譽的實質和作用在于保護死者近親屬的利益，與其說死者的名譽受到民法的保護不如說死者近親屬的名譽權受到法律保護。

4、死者名譽說。認為應該區別名譽與名譽權兩個概念。名譽權作為人身權的組成部分只能由活著的人享有，但作為對人的名譽無論是死者還是生者都應是相同的，法律保護的應是死者的名譽。

上述四種說法，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能準確地說明保護死者名譽權的理論依據。

筆者認為，保護死者名譽權的理論依據在于：

1、民法通則明確規定名譽權作為一種民事權利，受到法律保護。名譽權的客體是名譽，正是由于名譽權是以名譽作為客體的，決定了名譽權的本質在于權利人有權要求他人對其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有權排除他人對其名譽享有的權利的侵害。法律保護是權利主體的名譽權而不是作為名譽權客體的名譽這種法律事實。如果說死者存在名譽的話，那么受法律保護的應是死者名譽權，而不該是死者的名譽。《民法通則》101條規定公民享有名譽權，應包括保護死者名譽權，這點已為我國司法實踐所證實。

2、從權利的角度來看，權利是法律賦予民事主體一定的利益范圍。包括請求權，作出肯定行為的權利，和要求主管機關保護之權，同時權利還具有可變性和延續性，其可變性表現在享有權利的主體和范圍，取決于立法者根據統治階級意志和社會生活需要，它隨著主體的主客觀條件和法律因素等情況變化而發生變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權利可以通過立法確立或剝奪。或者被法院宣告不存在”（注2）。權利的延續性表現在某些權利不會因權利人不存在而立即消失，卻必需延續一段時間，這是因為有的具體權利處于不明確或不穩定狀態，其必須在權利人死亡一段時間后，才能確定權利的歸屬及其范圍。對有的權利，在客觀上即使權利人已死亡但仍需繼續保留一段較長時間，如作者的署名權即使作者死后也不允許任何人冒名頂替。因此對死者名譽權的保護，必須準確地理解權利的內涵。

傳統的民法觀點，否認死者享有名譽權就在于把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權利相等同。

事實上民事權利能力與民事權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把兩者絕對的等同顯然是不妥的。誠然，民事權利能力與民事權利有一定聯系，但兩者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民事權利能力是公民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資格，它只對生者而言。但不能由此推導，有民事權利的公民，必定具有民事權利能力；根據法律規定無民事權利能力的人，同樣可享受某些民事權利，如對胎兒保留的繼承份額，同時權利既可依附于權利能力，又可依附某種法律事實或法律事件產生（注3）。權利和權利能力都是由法律確定和設定的，生者因此有民事權利能力而享有民事權利的資格，諸如財產權、名譽權等。死者因存在名譽這一法律事實也可享有名譽權。筆者認為在保護死者名譽權的問題上如果只從權利主體角度來考慮，認為死者不享有名譽權，或者從權利客體的角度來考慮，認為法律是保護死者的名譽而不是名譽權，或者是死者近親屬的名譽權，都將陷入理論上的死角。

二、保護死者名譽權的法律依據傳統民法認為 自然 人的民事權利能力是其享有民事權利的前提，自然人死亡后權利能力喪失不再享有名譽權，但隨著 時代 的 發展 和社會 經濟 的需要，傳統的民法理論已無法適應心理活動實踐的發展。現代 的民法理論在處理民事權利能力與民事權利的關系已突破了傳統的民法理論，即民事權利能力不是享有民事權利和取得民事權利的唯一前提，有關這點可以從《繼承法》、《著作權法》相關規定中看出，胎兒作為一種特殊的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參與繼承法律關系，這在世界各國民法和繼承法中已成為慣例。早在羅馬法中就有“胎兒其利益為問題時，視為已出生”的法律格言，又如作者死后的著作權問題上，世界大多數國家立法規定在作者死后幾十年，我國規定50年仍依法享有著作權，可見以公民死亡為由來否定死者的名譽權在法律上依據是不足的。對屬于人身權的名譽權不論是死者，還是活人，都可以通過法律認可和保護，對此，國外已有立法規定：如德國及一些國家民法明確規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名譽權可由繼承人維持十年（注4）。目前 在我國民事審判業務中已確立了死者的名譽權予以法律保護的觀點，如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陳秀琴訴魏錫林、《今晚報》社侵害名譽權糾紛案，就是我國法院保護死者名譽權的首次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有關保護死亡人名譽權的司法解釋就是根據該案的情況而作出的。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1993年8月7日）進一步明確，死者名譽受到損害的，其近親屬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又將以往僅就死者名譽權的延伸保護擴大到死者的其他人格要素，包括姓名、肖像、榮譽、隱私以及死者的遺體、遺骨等方面。由此可見，對死者的名譽權乃至姓名、肖像、榮譽、隱私等人格、身份權的保護，是有充分法律依據的。

三、死者近親屬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依據探討死者既然存在名譽權，那么對死者的名譽權如何保護，怎樣引起救濟程序？根據現有法律精神死者的名譽權受到侵犯，由死者的近親屬提起訴訟，那么由死者近親屬提起賠償請求權的依據何在，這是爭論的焦點，經學者概括有以下解釋：

1、近親屬利益保護說。這種學說主張，人身權延伸保護的實質與作用，是保護死者近親屬利益，學者認為保護死者名譽的實質與作用，是保護死者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利益。在我國現階段，根據公民通常的觀念，死者名譽好壞，往往影響到對其近親屬的評價，其近親屬也會因而產生榮譽或壓抑等感受，與其說死者名譽權需要民法保護，不如說是對死者近親屬的利益和人身權的民法保護，也有學者認為對死者名譽的損壞實際上是侵害其遺屬的名譽權。

2、家庭利益保護說。死者的名譽遭到侵害時，其遺屬的名譽也往往會遭到侵害，這兩者之間的連結點就是家庭名譽，家庭名譽是指對于一個家庭的信譽、聲譽的社會評價，由于家庭名譽并不因為家庭個別成員的死亡而消滅，而個人名譽又是家庭名譽的組成部分，因而對死者的名譽加以侵害時，家庭名譽也就必然遭到侵害，這種觀點也就是認為保護死者的名譽權是基于對死者家庭利益的保護。

3、加害人賠償義務說。認為加害人的賠償義務不因個人死亡而消滅，所以被害人所受的賠償地位當然由其繼承人繼承。以上三種解釋均不能圓滿地提供答案，近親屬利益保護說忽視了法律保護死者的原始權利。家庭利益保護說，得出侵害死者名譽實際上是侵害家庭名譽的結論，不但在邏輯上繁瑣，而且其大前提存在家庭名譽的命題本身與民事主體理論相違背。加害人賠償義務說，有可取之處，但它未能回答為什么加害人的賠償義務必須指向受害人的繼承人而不是其近親屬，或者國家。筆者認為上述學說不能提供圓滿答案關鍵在于考察視角的局限，在此，不妨綜合上述學說的合理之處，我們有必要針對死者名譽的特殊性，從法律保護死者近親屬利益的必要性談起，實際上在侵害死者名譽權的問題上存在著雙重侵害，即既侵害死者的名譽權，也侵害死者近親屬的名譽權，由于死者與其近親屬存在直接間接的人身關系，因此，死者的名謄權與其近親屬的名譽權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對死者名譽權造成的損害將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其近親屬的名譽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的取得，如烈士軍屬其近親屬享有撫恤金的待遇，如果死者名譽權受損就可能影響死者近親屬合法利益的取得。因此，死者近親屬可以為保護死者名譽權和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行使請求權或提起訴訟。國外已有這方面的立法經驗，如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15條規定：“公民死亡后，請求保護他的人身權利屬于他的配偶和子女，沒有配偶和子女的，屬于父母。”又如匈牙利民法典第86條規定，當死者名譽利益受到侵犯時，可由死者遺屬及其受益人提起訴訟，如果損害死者聲譽的行為，同時也損害社會利益，那么檢察長也有權提起訴訟。

第四篇：論死者人格利益的民法保護

論死者人格利益的民法保護

作者：金銳 指導老師：王敏

(山東農業大學 文法學院 泰安 271018)

【摘 要】隨著近年來對于尸體進行侮辱的事件越發變多，關于尸體維權事件的頻發，人們對于如何保護死者權益的問題考慮也更加認真，對死者權益的保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資料分析、案例解析、文獻借鑒等方法對于如何界定死者的性質（包括社會屬性，自然屬性），死者人格權益保護的淵源，死者人格權益保護的現狀，社會必要性等方面進行了簡單地探究。試圖通過這幾個方面的探究，能夠歸納出些許關于死者人格權益保護的方法及經驗，對于以后處理死者人格權益案件發揮其借鑒意義。

【關鍵詞】死者

人格權益

社會影響

民法保護

性質

民法通說認為，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自然人享有的各種人身權在其出生時即享有，這是法律賦予人們最基本的權利，也是法律對人的人身權益予以保護的重要體現，這些權益伴隨人的一生，在人生各個階段予以人必要的保護和限制，但是在其死亡以后這些最基本的人身權利是否一定隨著死亡消失不見，是值得我們思考的。畢竟人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其社會屬性的重要性必定是不能忽略的，究其某些人身權益在其死亡后我們是否應當予以必要的保護，值得我們考慮。我們不可否認一個人的某些權利隨著其死亡進而消失，但并不是其有所的權利都消失不見。隨著近些年在關于死亡的問題上出現的糾紛的增多以及某些個別侮辱尸體案件的發生。關于死者人格權益的保護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找到合適的方法去解決這些爭端也就變得十分必要了。保護死者人格權益的歷史淵源

1.1社會對于法律的影響

人格不僅僅只具有法律學上的含義，而且在倫理學、哲學、心理學上都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

人格權是指主體依法固有的，以人格權益為客體的、為維護主體獨立人格所必備的權利。[1]這是王利明教授在《人格權法新論》中關于人格權的定義。人格權是法律賦予 1

人們的權利，每個人依法享有并受到法律的保護，而且是一種必備的權利。自然人理所應當的享有人格權益，那么死者是否享有與自然人同等的人格權利呢？本人認為死者在某些方面應當享有與死者同等的人格權益。例如，姓名權。二零零一年《江南時報》曾報道了在二零零零年某公司使用魯迅姓名用于申請“魯迅”商標。報道稱，魯迅先生的故鄉浙江紹興的古越龍山紹興酒股份有限公司，經魯迅先生之子周海嬰先生授權同意，講在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誕辰之際推出“魯迅酒”。然而，國家工商總局正式告知媒體，周海嬰向其申請注冊“魯迅酒”商標一案，經初審予以駁回，正式文案將隨后送達相關人士。據國家工商總局審查處的具體經辦“魯迅酒”一案的人士表示，“魯迅酒”商標注冊申請目前已被駁回。據稱，名人商標是一種特殊的商標，要考慮社會影響。根據我國《商標法》第八條第一款第九項的規定，商標容易引起社會不良影響的不予以核準通過。就本案來說，魯迅先生是名人，是一代大家，把他的名字作為商標用在商業活動中是不太合適的。遺囑的效力是指遺囑人設立的遺囑所產生的法律后果。遺囑作為一種法律行為，只要遺囑人單獨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2]這也是對死者的民法保護的體現。此次事件明顯地顯示出了人格權運動社會性在法律中的影響。也 揭示了死者的姓名權在法律應用中應與自然人的姓名權等同對待，侵犯死者姓名權所受到的法律制裁同等于侵犯自然人的姓名權。但是心的問題又出現了，著名人物的姓名權在其死亡后是否可理解為其轉化成財富，由其后代繼承？這些死者人格權益的商業化問題都值得考慮。1.2儒家文化滲透于我國法律體制之中

對于死者的人格權益保護體現于法律法規等文本之中。儒家思想包含內容豐富的以“禮治”和“德治”為核心的法律思想，隨著古代禮法關系分立，對立想合一的演變，中國法律在禮法融合的基礎上形成了鮮明的特色。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思想確立了其在封建正統思想中的權威。春秋決獄是中國法律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以之為開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認同和儒學大師的推動下全面灌注到法律中。中國法律儒家化從兩漢發端，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深入發展至隋唐時期最終完成，對中國法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儒家學說的基本思想，儒家文化就是圍繞著人而展開的，儒學即入學。生命是寶貴的，必須予以重視。孔子曾旗幟鮮明地指出：“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圣治章》）。《孝經》第一章還明確規定：“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也。”充分體現了儒學文化對身體完整的尊重。孔子把“祭祀”作為治理國家的四件大事之一，祭祀的核心是要“敬”，“祭思敬”，要“慎終”，謹慎地對待父母的死亡，2

即裝殮。保護尸體的完整性，尊重尸體，敬畏死者。作為當時法律準繩的儒家文化對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護的思想已經十分鮮明，儒家文化在法律中的滲透式民法上對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護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淵源。

1.3世界各國對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保護的法律不盡相同

世界上當代存在的法律可大致分為三大法系，分別是：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伊斯蘭法系。雖然法系各不相同，但是三大法系在關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保護方法卻是貫通的。《匈牙利民法典》第八十六條規定：死者名譽受到侵犯時，可由死者的親屬和死者遺囑受益人提起訴訟。德國法第一條，僅規定公民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卻沒有規定公民權利能力的終期，這對于民事主體死亡之后的人格權的維護提供了余地。德國十八世紀末注明的思想家康德在其晚年的代表作《法的形而上學原理》一書中指出“一位好名聲的人死后繼續存在的權利”的學說，此學說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他在對于死者的名譽權應當予以保護的思想。對死者人格權益在民法上予以保護的社會必要性

2.1對死者近親屬的心理安慰

人一旦死亡便不再能夠感受到痛苦，對其人格精神利益的侵害，對死者而言并不能發生損害結果。侵害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真正遭受損害的是與死者生前有密切關系的人，尤其是與其有密切生活聯系的近親屬，一般情況下，其配偶、父母、子女是直接受害人。此外，在某些情況下，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是受害人。加害人對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侵害，首先侵害了近親屬對死者的感情，這是一種典型的基于一定身份關系而產生的法律上的利益，即使該利益還不能上升為法律上的權利，但是也有值得法律保護的價值。

此外，雖然死者并無精神痛苦可言，但是侵害死者的人格精神利益也是對社會整體利益的侵害，違反社會良好的道德情感和善良風俗。因此，可以這樣概括：侵害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行為侵害了近親屬對死者美好情感的法律上利益，因此，對該類案件的保護首先是保護近親屬。

值得注意的是，死亡的人享不享有名譽權的問題。對死者名譽侵害，侵害的是死者

[3]近親屬的精神利益，其近親屬有權提起訴。每個人在社會中生活并不是孤立的,人的社會屬性也正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人更不能脫離家庭這個社會的基本組織單位,個人的名譽好壞對于所在家庭的其他人員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家庭名譽實質上是所有成員名譽的集合,是一個抽象概念,其具體是指除被侵害的個人名譽之外的所有家庭成 3

員的名譽。因某一成員的名譽受到侵害而使其他每個成員的所有名譽受到影響,也就是整個家庭的名譽都受到了侵害,這種邏輯是部分對整體的關系,個人名譽是家庭名譽的充分但不必要條件,邏輯并不復雜。對死者人格權益的保護對于維護近親屬的名譽有著極大的影響，對死者的人格權益在民法上予以保護是對死者近親屬心理上一種極大的安慰。

2.2對死者人格權益的保護也是對社會道德的保護

我國作為一個文化大國，五千年的文明早就了今天的社會道德準則，對死者的人格權益的保護也就是對人的權益保護。公民生前人格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等)死后仍受保護，保護的目的在于維護與死者有關的人和社會的利益。[4]例如曾經轟動一時的“荷花女”一案。在《民法通則》確定了對自然人的人格權進行民法保護原則之后，對人格權民法的一系列問題就在實踐中不斷產生，對死者名譽利益的保護問題，就是在其實施后遇到的重大問題之一。經過天津市“荷花女”一案后，最高人民法院在集中了學術界和司法界的意見之后，做出了規定對侵害死者名譽權的，受害人的近親屬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民法保護的司法解釋，這對于維護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對個別死者保護的案例到制定司法解釋，對于保護死者利益有著重大影響。有了相關保護死者人格權益的各項法律制定對于維護社會道德的穩定有著決定性的作用。貶損死者人格會損害生者對死者的敬愛追慕之情，因為死者本來余存的良好形象被破壞了，此種敬愛追慕之情亦屬生者之人格利益，法律應予保護。[5] 2.3對處理侵犯死者人格權益案件的現實意義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晚，在尉氏縣，將前妻母親的墳墓挖開，并將汽油潑在棺材上，點燃后離開。造成棺材及尸體部分被焚燒。經查明，開封市尉氏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吳成在挖掘他人墳墓，并焚燒棺材尸體，有損社會風化，其行為已構成侮辱尸體罪。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吳成系初犯，當庭認罪態度良好，可酌情從輕處罰，判處被告人犯侮辱尸體罪，判有期徒刑一年。

法律明確了有關侮辱尸體的具體行為，有利于法律的實踐，有利于促進社會對于死者的權益保護，對于處理由于報復行為的殺人行為后的對尸體侮辱的行為。以及對某些個別在處理自然災害，社會暴力事件所導致人員傷亡后尸體的搬運行為的規范有積極的影響。明確死者人格權益的各項規定對于懲治盜賣尸體器官，盜墓等行為有著深遠的意義。

2.4對于完善我國民法體系的意義

我國于一九九九年進入法治社會，法制的發展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各項規定已能基本處理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案件。民事主體在出生前和死亡后，仍存在著人格權利，只是這種權益與自然人的人格利益不盡相同，將這種利益寫入法律之中，對于我國已經基本成熟、完備的對死者人格利益保護問題將有著進一步深化的作用。

《捷克民法典》第十五條規定：“公民死亡后，請求保護她的人格權益屬于配偶和子女。沒有配偶和子女的屬于父母。《法國民法典》中關于死者即尸體的規定為：“人體所生之物”或者“出自人體之物”，諸多大陸法系的學者們對于死者人格權益的保護持支持態度，認為死者在某種意義上將仍具有相應的人格。《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152條第1款規定：“公民有權通過法院要求對損害其名譽、尊嚴或商業信譽的信息進行辟謠，除非傳播這種信息的人能證明它們屬實。根據利害關系人的要求，也允許在公民死后保護其名譽和尊嚴。”[6] 《埃塞俄比亞民法典》第30條規定：當其肖像被展覽或售賣的人已死亡或處于不能表達意志的狀態時，如果該展覽或售賣行為在性質上會導致對死者榮譽與名聲的損害，則其權利將授予死者親屬。[7] 《匈牙利民法典》第86條規定：死者名譽受到侵犯時，可以由死者的親屬和死者遺囑受益人起訴。如果損害死者聲譽的行為同時也損害社會利益，則檢察長也有權起訴。[8] 《葡萄牙民法典》第71條規定：人格權在權利人死亡后也受到保護。屬上款所指之情況，死者之生存配偶或死者之任一直系血親卑親屬、直系血親尊親屬，兄弟姐妹、侄甥或繼承人，均有請求采取上條第2款所指措施之正當性。[9]這些法律文獻以及思想家的理論對我國民法體系的發展有著積極地借鑒作用。世界各國對于死者人格權益的保護現狀

3.1對于死者的存在性質定論尚不一致

人在死亡以后的存在，即以尸體的形式存在時其性質上是以物質的形態存在還是以其他以物質的衍生物或者被賦予某種情感的物質形態存在予以看待的觀點尚不統一；楊立新教授曾提出“人體變異物”理論，認為“人體變異物”屬于物的特別類型，不能將其與一般的物一概而論。《法國民法典》對此將其稱為“出資人體之物”。其第十六之一條第三款規定：“人體、人體各組成部分及人體所生之物，不得作為財產權利之標的。”當然，此處“人體”包括自然人與尸體，而黑格爾稱“人格權本質上就是物權”，這與《法國民法典》不謀而合，也進一步印證了人體變異物不能以一般物的存在。目前來看，德國通說采用死者“人格殘存說”來確定對于尸體的權利規則，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確定的人格尊嚴和第二條確定的人格發展自由在法律上保留了死者的人格，其可作為通說的 5

法律基礎。基于此，對尸體的權利是源自活著的人對自己身體享有的消極的不受侵害和積極地進行處分的權利，對于死者而言，其積極的進行處分的權利已經不能行使，單并不能說其消極地不受侵害的權利也隨之消失，即其仍保留部分的人格權利。德國亦有認為死者為無的觀點，但仍不能準確地規定尸體為何種意義上的物。梅迪庫斯教授認為，由于現代社會中輸血和器官移植的行為的增多，必須承認捐獻的血液及取出的、可用于移植的器官為物，而且其被移植到新的生命體上之后即不存在物的性質，從而與新的生命體合為一體，成為一個新的生命體。我國器官移植事業的發展已必須要考慮移植器官的法律問題。近期著名歌手姚貝娜的去世以及死后捐獻眼角膜的事件，讓人們更加重視移植器官的法律問題，法律規定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死者捐獻成為器官移植的唯一來源，這也充分保障了死者的人格權益。腦死亡是否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該生命體已經失去生命，算作死亡人呢？世界各國學者有著不用的看法，我國仍采用以呼吸停止等生理特征來認定人體死亡。

日本學說多將“非人格性”作為法律上物的要件，因此很多學者否定了脫離人體的器官組織等具有人格權屬性，但也有很多學者強調，脫離人體器官組織等得以為物，應以不違反公序良俗為限制條件。對于尸體的性質，日本學者多數意見認為主體死亡后喪失人格性。人的身體只是轉化為物，成為所有權的客體，而像德國一樣采用死者人格權殘存說的屬于少數。而日本學者大谷實在其《醫療行為與法》一文中稱：“腦死亡患者已經失去了人所具有的人格，是處于‘生于死之間’狀態的人，在具備本人生前遺囑等條件時，摘取其器官移植給患有嚴重心臟病或者肝臟病的患者，這作為一種醫療措施被認為具有社會相當性”。其文中也透露出對于死者的人格權益即人格尊嚴的一種保護。

法國學說對尸體的性質確認上并不十分果斷。其表現在其民法第十六之五條規定：“任何賦予人體之各部分以及人體所生之物以財產價值的協議，均無效。”第一三八六之十二條規定：“如果損害是由于人體之部分或出自人體之物所造成，生產者不得主張第一三八六之十一條第四項的免除責任之規定”，既不能以“在其產品投入流通是，現有的科學與技術知識并不能夠發現缺陷的存在”，條款作為免責事由。顯然對其物的屬性又有所懷疑。此外，法國與英美國家一樣，不承認尸體是所有權的對象，認為人死后對其尸體享有的是本人生前權利的殘存。

以加拿大、英國、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同受基督教教義的影響基于固有普通法傳統移植堅持人體組織的非財產化，不承認尸體成立所有權。對于尸體的處理受宗教法和教會規則的約束。這與中國法律受儒家文化影響有相似之處，宗教或者傳統文化對于法 6

律的影響，特別是對于人在死亡之后的權利問題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沒有信仰的國家是可怕的。

王澤鑒教授認為：“人的身體，雖不是物，但人體的一部分如已分離，不問其分離原因如何，均成為物（動產），由其人當然取得其所有權，而適用物權法的一般規定（得為拋棄或讓與）。”史尚寬教授認為，人身之一部分，自然地由身體分離之時，其部分已非人身，成為外界之物，當然為法律上之物，而得為權利的標的。雖然社會各界對死者的物的性質定論不一，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死者之物仍具有一般物不同的權益需要民法保護。3.2法律實踐存在困難

剛才我們講過，在死者的物的性質定論尚不統一，這就給制定法律帶來了不便，無法準確地對死者的性質進行定位，就無法準確滴在事件發生時適用相對應的法律。例如在美國俄亥俄州發生的奸淫尸體案件，十六年間奸淫女尸上百具，在判刑時只判了監禁18個月，這與強奸罪的刑罰相差甚遠。前面我們講過，死者在死亡后仍擁有消極地不受侵害的權利，對待死者的權益保護應加大力度。這雖然是在刑法上的懲罰，但在民法上對于死者的權益保護仍應正確、準確的定位，為保護死者人格權益提供相應的法律文書，能夠更加具體化，更加法制化。理論的研究是為了推進實務的進步。當我們在理論上明確了保護死者人格權益的依據之后，就必須在法律上建立和完善一套保護機制，針對我國目前法律規定的不足，僅用司法解釋的形式進行補救，既不具有法律上的權威，又不夠全面。具體的講，死者人格權益受到侵害時，可以請求刑事保護、行政保護和民事保護，現在司法實踐中以民事保護為主體，因而死者人格權益保護的機制也應當以民法為主。

我國《民法通則》第九條規定：“公民從出生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依據法律規定和法理，公民出生前和死亡以后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不享有民事權利，當然也無法承擔民事義務。民事權利能力即民事主體依法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資格，僅就《民法通則》第九條規定來看公民的民事權利能力問題，實為公民作為民事主體的資格或身份問題。《繼承法》第二十八條對胎兒的集成的問題作出了特別的規定：“遺產分割時，應當保障胎兒的份額，胎兒出生時是死體的保留的份額按照法定繼承辦理。”公民死亡，民事權利能力終止不再具有民事主體資格，不能繼續享有民事權利。因此依照民法學理論，胎兒和死者不是民事主體，但是上述法律條文，司法解釋卻對人們的傳統觀念也認為應當予以保護，于是，7

權利主體的確定成了理論上的難題，某種程度上是立法實務反而對理論研究造成了嚴重的干擾，一九九三年、二零零一年司法解釋有意刪去了“權”字，只剩下“保護死者姓名，名譽，榮譽”。只規定死者“名譽”、“肖像”等的法律問題，致使關于死亡后能否繼續享有人身權的問題，成為學術爭論的對象。但是對于如何就侵犯死者人格權益的民事賠償問題并未能做出明確規定。考慮到民事權益多種多樣，立法難以窮盡，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還會不斷有新的民事權益納入到《侵權責任法》的保護范圍，因此《侵權責任法》沒有將所有的民事權益都明確列舉，但這并不代表這些民事權益就不屬于《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10] 3.3人格權益的延伸保護

民事主體人格權延伸保護，是指法律在依法保護民事主體人格權的同時，對于其在誕生前或者消滅后所依法享有的人格權益，所給予的延伸至其誕生前和消滅后的民法保護。上文曾說到，康德的“一位好名聲的人死后繼續存在的權利”的學說。他認為：“一個人死了，即使他不存在于世上的時候如果從法律的角度上看，認為他還能夠去占有東西是荒謬的，這里講到東西都是有形的，以物質形式存在于世上的。但是，好的名聲卻是能夠在精神上是天生的和外在的占有，它不可分離地依附在這個人的身上”，“我們看待人僅僅是根據他們的人性以及把他們看做有理性的生命。因此，任何企圖他一個人的聲譽或好名聲在他死后加以誹謗或污蔑，始終是可以追究的”。其支撐著它的原因是“抽享就是撇開一切存在于空間和時間的那些有形的具體條件，于是，考慮人時，就邏輯地把他和附屬于人體的那些物質因素分開”，“這種情況下，他們有可能確實受到中傷者對他們的傷害。”關于人格權延伸保護主要有權利保護說、近親屬利益保護說、家庭利益保護說、近親屬利益保護說主要、利益保護說。權利保護說主要認為民事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的觀念已被突破，死者有可能成為名譽權等權利的主體，進而應當予以法律的保護。近親屬利益保護說主張人格權延伸保護的實質是保護死者近親屬的利益，在我國的現實環境下，保護死者的名譽等人格，其作用主要是維護近親屬的名譽。認為侵害死者名譽就是侵害近親屬的名譽。家庭利益保護說跟近親屬利益保護說大體相同，主要是保護的客體由近親屬變為了家庭。利益保護說認為法律保護的不僅僅是自然人所享有的權利，而且對于正當的合法利益也應當予以保護，對于死者人格權益的保護更是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因此，死者的人權益作為一種合法正當的利益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實保護。延續人格利益保護范圍遠比先期人格利益延伸保護范圍寬，主要包括延續姓名利益和延續名稱利益，公民死亡后，其姓名權轉變為延續姓名利益，得為延伸保 8

護；延續肖像利益；延續名譽利益；死者名譽的延伸保護，已成為民法上的通說；延伸榮譽保護，榮譽一經取得，終身享有；延續隱私利益；延續身體利益，關于死者遺體的法律保護，近年來學者提出肯定的主張，根據憲法“公序良俗”的原則，也應當予以保護。

保護期限—不宜規定統一時限。此問題其實與行使主體這一問題緊密相連。有學者提出，以死亡人近親屬提起訴訟，限定人身權延伸保護期限，是國外立法通例，并認為

[11]我國保護期限大約在50年左右應屬適當。德國法律對死者人格保護在時間上并非無限制，保護的時間跨度依具體案情確定。在這一問題上，起主要作用的是損害的強度以及死者人格形象的知名度和重要性。[12]請求權人自己不能直接去的作為權利內容的利益，二無比通過他人的特定行為間接取得。[13]死者的人格權益應當得到民法的保護，這個結論在今天已經是不正的結論，這個結論的得出，卻經歷了長期的實踐和理論探索的過程。死者人格權益的保護方法及范圍

個人性基本權利在西方憲法文本中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1）人身完整的權利，主要指出生命權；（2）人身自由 與人身安全，這其中包括人身及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免受奴役，遷徙自由，通訊自由，保有私生活秘密，住宅不受侵犯的權利；（3）人格 尊嚴的保護；（4）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們主要討論人格尊嚴和人格利益的保護。在一九九三年八月七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五條規定：死者名譽受到損害的，其近親屬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著作權法》、《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費的若干問題的解釋》都對于死者的人格權益進行了保護。個人認為，應從以下幾點考慮：

4.1在關于民事權利能力的立法上

應當堅持《民法通則》第9 條“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規定，在所有立法和司法解釋中不出現諸如“死者名譽權” 等容易產生誤解的用語，將理論的研究成果落實到實務中。4.2在著作權保護的立法上

《著作權法》第20 條與《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0 條的用語應作修改，建議修改為如下條文：“作者的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在作者生存期間受法律保護。作者死亡后，其近親屬有保護其作品之署名和作品完整性并排除他人非法侵害的權利。”“自然人和法人有侵害死者作品署名和作品完整性行為的，應當停止侵害、消除影響并 9

向死者近親屬賠禮道歉。”在最終判決做出前，法官還可以做出預先裁判，責令行為人停止出版、禁止發行流通，或責令將出版物全部或部分予以查禁。4.3完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

采取財產方式和非財產方式并重“雙軌制”。在保護死者人格利益的責任方式下，也應適用民法上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因為對死者人格利益的侵害，往往也侵害了死者近親屬的精神利益，所以此時適用精神損害賠償，不僅是對死者人格利益損害的補償，也是對其近親屬精神利益損害的一種撫慰。但我國民法通則在精神損害的責任方式上雖也采用了“雙軌制”，但非財產方式和財產方式是一種“主次適用型”的關系，而是不并重關系，這不符合人格利益保護的發展趨勢。實踐中主要是名譽、隱私、姓名、肖像，《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公布的幾起案件均為對死者名譽的侵害。有學者提出，保護范圍僅限于姓名、名譽和肖像。披露死者隱私并不因此損害死者名譽，則不應使行為人承擔侵權責任。[15]本人認為，是否承擔侵權責任還需具體分析。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對人的評價，不僅注重道德的評價，而且注重經濟價值的評價。從世界各國的立法來看，大都采用財產方式和非財產方式并重的責任方式，值得我國借鑒。4.4關于保護死者人格利益的期限問題

請求保護死者人格利益的期限不能是毫無限制的，具體情況應當具體分析。筆者認為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考慮：

1、當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損害死者近親屬利益時，應該有期限限制。比如設定為正常的三代人的時間距離。2、當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時，比如侵害毛澤東、鄧小平、周恩來、朱德的肖像時，提請侵權損害賠償請求訴訟可以不受時間限制；如果侮辱死者將構成對歷史的玷污、傷害全體國民的感情, 即使是死者年代久遠，也應當允許有關國家機關或者個人提出訴訟。

我國對于死者人格利益的法律保護,還處于探索之中,雖然取得了一些進步,但總的來說,我國死者人格保護立法還不完善。無論學術界還是司法實務界都在為完善我國法律體系而不懈努力,相信死者人格利益在不久的將來會得到完善的保護。

[14]

【參考文獻】

[1] 王利明，《人格權法新論》，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109～111頁。[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配套解讀與案例注釋》，2013年5月第一版，139頁。[3] 王利明，《家事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449頁。

[4] 佟柔主編，《中國民法學?民法總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頁。

[5] 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頁。

[6] 黃道秀等譯，《俄羅斯聯邦民法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頁。

[7] 薛軍譯，《埃塞俄比亞民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頁。[8] 馬曉龍，《我國死者人格法律保護的理論研究》，重慶大學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5頁。

[9] 唐曉晴等譯，《葡萄牙民法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頁。[10] 王勝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解釋與立法背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頁。

[11] [奧]考次歐等，于佳楠等譯，《針對大眾媒體侵害人格權的保護：各種制度與實踐》，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頁。

[12] [德]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齊曉琨譯，《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頁。

[13]王利明，《家事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147頁。[14] 趙中孚主編，《商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頁。[15] 梁慧星主編，《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附理由》（侵權行為編、繼承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頁

致謝詞

我的畢業論文是在王敏老師的精心指導和大力支持下完成的，老師淵博的知識開闊的視野給了我深深的啟迪，論文凝聚著老師的汗水，王老師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敬業精神深深的感染了我對我的工作學習產生了深淵的影響，在此向王敏老師表示衷心的謝意。

這三年來感謝山東農業法學文法學院法學專業的老師對我專業思維及專業技能的培養，你們在學業上的心細指導為我工作和繼續學習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這里我要像諸位老師深深的鞠上一躬！特別是我的指導老師王敏老師，這三年來，在思想以及生活上給予我鼓舞與關懷讓我走出了很多失落的時候，“明師之恩，誠為過于天地，重于父母”，對王敏老師的感激之情我無法用語言來表達，在此向王敏老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誠的謝意！

感謝這三年來我的朋友以及法學（雙）7班的四十多位同學對我的學習，生活和工作的支持和關心。三年來我們真心相待，和睦共處，不是兄弟姐妹勝是兄弟姐妹！正是一路上有你們我的求學生涯才不會感到孤獨，馬上就要各奔前程了，希望你們有好的前途，失敗不要灰心，你的背后還有法學（雙）7班這個大家庭！

最后我要感謝我的父母，你們生我養我，縱有三世也無法回報你們，要離開你們出去工作了，我在心里默默的祝福你們平安健康，我不會讓你們失望的，會好好工作回報社會，為祖國的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金銳 2015年3月20日

第五篇：侵犯名譽權

侵犯名譽權、隱私權、肖像權訴訟需要提供什么證據？

一、名譽權侵權訴訟需要收集的證據

（一）證明當事人主體資格的證據

（二）證明侵權事實存在的證據

1、新聞媒體、書刊對公民或法人報道失實損害其名譽的證據。如報道內容的原始載體。

2、虛構事實，含沙射影，對他人進行誹謗的文學作品。

3、以口頭、書面或暴力方式，對他人進行人身攻擊，侮辱，貶損他人人格的證據。可舉出證人證言、書面材料。

4、以隱瞞真相、捏造事實并加以傳播的方式詆毀他人名譽、信譽，損害他人尊嚴的證據等。

（三）證明侵權事實造成損害后果的證據，如單位處分，當事人精神受打擊患精神病，法人經濟效益滑坡等證據。

（四）被告如主張免責，應提供其沒有過錯，或沒有損害原告名譽權的證據。

（五）有具體訴訟請求的，應提交訴訟請求金額的計算方法、依據和清單。

二、隱私權侵權訴訟需要收集的證據

（一）證明當事人主體資格的證據

（二）證明侵權事實存在的證據

1、私拆、偷窺、公開他人信件、電報的行為證據；

2、竊聽、傳播他人電話內容的證據；

3、探聽、公開、傳播、利用他人的私人信息之證據等。

（三）證明侵權事實造成損害后果的證據，如當事人精神受打擊、患有精神病、自殺等證據。

（四）被告如主張免責，應提供其沒有過錯，或沒有侵害原告隱私權的證據。

（五）有具體訴訟請求的，應提交訴訟請求金額的計算方法、依據和清單。

三、肖像權侵權訴訟需要收集的證據

（一）證明當事人主體資格的證據：

（二）證明侵權事實存在的證據：

1、未經肖像權人同意，再現其肖像的證據。

2、未經肖像權人同意，以營利為目的，將其肖像進行展出、傳播、復制、用作商標或進行廣告宣傳，在紙張、書籍、報刊、網絡等載體中使用其肖像的證據。

3、侮辱、毀損、丑化他人肖像的行為證據等等。

（三）被告如主張免責，應提供其沒有過錯，或其對權利人肖像的使用為合法使用的證據。

（四）有具體訴訟請求金額的計算方法、依據和清單。

一、當事人起訴，首先應提交起訴書，并按對方當事人人數提交相應份數的副本。當事人是公民的，應寫明雙方當事人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住址;當事人是單位的，應寫明單位名稱、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起訴書正文應寫明請求事項和起訴事實、理由，尾部須署名或蓋公章。

二、根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原告向法院起訴應提交下列材料：

1、原告主體資格的材料。如居民身份證、戶口本、護照、港澳同胞回鄉證、結婚證等證據的原件和復印件;企業單位作為原告的應提交營業執照、商業登記證明等材料的復印件。

2、證明原告訴訟主張的證據。如合同、協議、債權文書(借條、欠條等)、收發貨憑證、往來信函等。

三、當事人向法院提交書證，應填寫一式兩份證據清單，詳細列明提交證據的名稱、頁數。證據經法院承辦人核對后，由承辦人在證據清單上 簽字蓋章，一份交當事人，一份備案。

四、立案庭在當事人履行必須的手續和交齊有關證據材料之后，在七天內，對符合立案條件的，辦理立案手續;對不符合立案條件的，依法裁定不予受理。

五、當事人應在收到受理通知書之日起七天內預交案件受理費和其他訴訟費用，如確有困難，可在預交期內向本院提出減、緩、免交的書面申請，逾期不交或者書面申請緩、減、免交未獲批準而仍不預交的，本院將裁定按自動撤訴處理。

六、立案手續后，案件由法院排期開庭，當事人應服從法院的各項工作安排，并于結案后到財務室結算訴訟費用，多退少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