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年青律師的發展困境[模版]

“青年律師沙龍”實錄

特邀嘉賓：杭州市律師協會會長、浙江天冊律師事務所主任章靖忠 杭州市律師協會副會長、國浩律師集團（杭州）律師事務所主任沈田豐 主 持 人：市律協團委書記、浙江星韻律師事務所律師朱煒

主持人：上海市律協一份調查數據顯示，目前，該律協7129名會員中的30歲以下律師，占了總人數近80％，可其創收額僅占了2005年該市律師創收總額28億元的20％，反過來說，即80%收入由20%中年律師創造。

青年律師初出茅廬，雖有沖勁、有朝氣，但缺乏前輩所擁有的經驗、關系和客戶。現律師事務所，不少實行提成制，對青年律師往往重使用、輕培養，甚至忽視培養；青年律師許多因沒案源而長時間內分文未獲，不得不處于一種自生自滅的境地。沙龍現場調查也顯示，在座青年律師，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占絕大多數，能以業務養活自己的屈指可數，僅兩位。對此現象，兩位嘉賓怎么看？

章靖忠：現在的確存在這么一個矛盾。資深律師特別是合伙人，一方面需要年輕律師的業務協助，且事務所發展也需要年輕律師；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擔心辛苦培養的年輕律師日后會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或者翅膀長硬了就飛走。因而就產生有的律師事務所和合伙人不重視年輕律師，不關心年輕律師的成長。

另外，年輕律師一入行，就會面臨嚴酷的競爭態勢。提成制逼著年輕律師出去找業務，然受資歷、經驗、人脈等方面限制，年輕律師往往很難開拓市場或客戶資源。據我了解，絕大部分年輕律師入行第一年的月工資可能只有1000多塊。但這個年紀又是一個用錢高峰期，租房得花錢，買房得花錢，結婚得花錢，光靠那么點錢過生活，的確有些艱辛。

所以，資深律師因擔憂而不愿找、不愿帶，年輕律師想發展而迫切要平臺、要機會，完成原始積累。這是個矛盾。

年輕律師怎么在困境中找到出路，值得研究。杭州創業環境良好，律師業市場正逐步拓展，我覺得，以上問題還是發展中的問題，有破解路徑的。一方面要改變一些律所和合伙人的短視；另一方面要加快現代合伙機制的建設，從制度上、從機制上包括分配制度等進行改造，從而為年輕律師的成長創造好的環境。就協會層面而言，這個問題已被重視，并提出關心兩種人：一是青年律師，二是外來創業律師；同時也出臺了些措施，來推動這方面工作。

沈田豐：我個人覺得，存在這一現象，是正常的。試問，你們家現在，掙錢最多的誰？不會是你爺爺，也不會是你，肯定是你父母。以后你會取代你父母的地位，同樣你的地位以后也會被你的子女所取代。

律師業也這么一代一代地過來。現在，經過多年的堆積我們成了中堅，很多業務可能都盯著我們合伙人而來的，但十年后，可能就是盯著你們而來了。問題的關鍵在于，你們有沒有這份雄心和力量，讓客戶信任你們。

剛才提到的提成制，很多年前我就反對。我個人認為，提成制會毀了律師業，因為它會讓律師過度商業化，變得沒有理想，只向往金錢。有經驗的律師不去培養后人，不去贍養前輩。所以我們需建立一個良性的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但這很不容易，仍有待于大家努力。

招年輕律師，我個人不主張招太聰明的人，因為聰明往往會反被聰明誤，所以如果你自己覺得很聰明、很能干，這并不是件好事。我們更注重“忠誠”。忠誠包括兩個最基本內容，一是對客戶忠誠，哪怕遲鈍一點，也終能把事情做好；否則再好的客戶也不可能服務好。二是對律所忠誠，包括對事務所的團隊，對領導、同事及周邊人，如果不忠誠就沒有辦法相互合作，沒相互合作就做不好事情。

雖然“忠誠”兩個字，聽起來會有些過時，但你們要想獲得前人的信任，以后接好前人的班，就必須要看重“忠誠”這兩個字。

主持人：有這么一篇報道，廣州某大學法學院老師介紹，其授課的一個班級40名學生中，愿意從事律師的僅5人，其他愿意去公檢法等部門當公務員。的確，法學畢業生中進律所工作的比例，近年在逐年下降，甚至部分入行的年輕人又選擇了離開。兩位會長對此如何看？

章靖忠：總的來說，律師是個毀譽參半的行業，令人羨慕卻不受人尊敬。曾有過一“女孩最喜歡男友從事職業”排行榜，律師榜上有名且名列前茅。這說明，不少人誤以為律師是個高收入職業。其實，律師業因其正義、神圣而“發光”。法學院畢業生為什么不愿直接從事律師？這幾年，雖然律師作用在不斷發揮，但其社會地位并不高，或者說，律師社會作用尚未被人們所充分認識與理解。這是原因之一。

第二個原因是受傳統文化影響。中華五千年文化中根本就沒有律師文化，直至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大城市才有所謂的律師，真正出現是在1979年后，至今也就27年。此外，傳統文化對律師是排斥的，所以執業環境不盡人意。

第三個原因是律師業市場化后，特別是與司法行政脫鉤后，行業競爭異常殘酷，很多人所以不愿入律師業，或者入了行又轉行。

最后，行業本身也存在些問題，如職業公共性正逐步弱化。律師業，本身基于公共需要而產生，但現實是其公共性正被弱化，或者說職業正義性、神圣性正被淡化，商業性反倒濃厚起來，甚至有人還說將律師產業化，對此我是不認同的，我認為律師是國家法律制度的構成部份，正義性、公共性是律師業的本質。隊伍中極少部分律師存在忠誠度、專業水平低等問題，也一定程度影響了律師聲譽。

怎么看待律師這個職業呢？我覺得，性質上，它既是國家法律制度一部份，又是現代服務業一部份，是雙重性的；律師是政治人、法律人，同時又是經濟人，其使命除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外，也為市場經濟主體提供有償法律服務。這兩種性質，關鍵是如何平衡。發展地來看，律師業是很有吸引力的，1979年全國律師不到300名，到現在已達13萬名。杭州每年一百多名地增加，北京等大城市，每年則一千名地增加。發展是比較快的，特別是近幾年。

沈田豐：存在即合理。我國與他國不同，如美國社會是靠律師建立起來的，律師建立了整個社會的基本規則。法官從律師中來，政府官員從律師中來。在美國，律師事務所是從政、從事國家職業的最初訓練地；另外，美國律師業已發展多年，已經相當成熟了。

為什么年輕的法學院畢業生不愿做律師？我想這因為到目前為止，律師還不是一個穩定的職業。今天可能拿到一個案，但明天不知道還是否會有案子做。也就是說，今天做完事情后，你根本無法預知明天有什么事可干。律師在中國不是個穩定職業，剛畢業的大學生，會愿去從事一個不穩定職業嗎？ 在我國，律師還不是個社會地位很高的職業。歐美國家，你要進入法律這個行業，最初的培訓地方就是律師事務所，之后可去當法官、去政府部門，但我們中國沒有這么個通道，一旦做了律師就可能一輩子做律師。然而，這個職業沒權力，金錢也不多，很多時候往往連自身權益都無法保障。另外，律師行業很辛苦，壓力很大，這個全世界都一樣，律師得不斷加班，時間靠拼命壓縮。所以要當律師真是要有決心。但我覺得，中國律師或者說我們，真正的賺錢時代還沒到來，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仍單兵作戰，掙的是作坊式生產的辛苦錢；看看美國律師掙什么錢，是機械化大生產的錢，是流水線操作的錢。這就是差距，我們現在所做的，就是給我們這個行業作鋪路石，未來還得靠你們去做，或許你們會趕上中國律師掙大錢的時代。

主持人：去年始，市律協出臺規定，新律師第一年年費全免，第二年減半收取，這對新入行律師來說無疑是個利好消息。今后，市律協還會有什么新舉措，來確保新鮮血液的不斷輸入？

章靖忠：行業協會，一個很重要職能就是維護律師執業權利，為律師成長搭建平臺。律師業要持續發展，未來得靠青年律師，所以重視青年就是重視未來，牽手青年律師也就是牽手律師業未來。協會層面而言，一、創造氛圍，讓全行業來重視青年律師，解決青年律師生存、成才困境；

二、除年費減免、免收繼續教育培訓費等措施外，還設立了“杭州青年律師培養基金”，每年滾動的，主要用于資助青年律師深造；

三、今年始，市政府每年會劃撥60～100萬元專項基金用于行業人材培訓，而這些資金絕大部分將用于年輕律師身上；

四、目前協會各專委會都在制定業務流程或操作指引；

五、沙龍是個好形式，方便業內人士經常聚會，互相熟悉了解、溝通信息、探討問題。最后希望青年律師更多地參與協會工作。

沈田豐：我補充兩點，一是根據市政府撥付專項基金的使用要求，市律協會組織進行反傾銷、涉外投資、公司業務等方面的專業培訓；我們也在聯系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律師公會，條件成熟時，選派年輕律師去培訓、工作，費用主要由協會承擔。第二點，市律協團委有一職能，即正確引導青年律師，避免被被社會上的某些不良現象污染而變得庸俗。主持人：青年律師入行，目前大部分靠老師帶。這種傳繼模式，當然有其好的一面，但反過來想，是否會在一定程度上禁錮了青年律師的發展？

章靖忠：我1988年進律所，當時情況與現在不完全一樣，那時沒什么指導老師，基本上是自己獨立做。當時，國家出臺法律不多，服務對象法律意識也很淡薄。我們提供的法律服務產品也很簡單。現在不一樣了，客戶越來越成熟，很多領域如保險、金融、房地產、證券等的客戶本身就高學歷、高智商，其在該領域的經驗和法律知識遠超過你。正因為這樣，那些客戶就不會滿足于一般法律服務，而希望得到高價值、高質量的法律服務，這就要求我們提供的法律服務產品要專業化，甚至是創新的。另外，現在法律浩如煙海，已很難準確說出1979年開始國家出臺了多少部法律、法規，這就給提供法律服務增加了難度。如此情況下，年輕律師如果沒經過系統訓練，去給一個年長的、更懂本專業的客戶提供法律服務，很困難。國外，年輕律師入行前均會經歷一個長時間的系統培訓，半年、一年甚至更長，但我們還做不到。所以，我們現在還很大程度上依靠師父帶徒弟模式，這在現有條件下也是個好選擇。當然，每個師父水平會有高低，師父修行高，你的起點就高，成長就快；師父修行低，你的發展可能會受一些影響。關鍵是你跟著師父走，但不能受師父局限，一定要有相對獨立性。如果一個律師三年后，還不能完全獨立，還不能出師的話，那就要反思一下：律師職業是否適合你？不過，我也不贊成一開始就讓你獨立操作，那對你、對律所、對客戶都是不負責任的。

沈田豐：師父傳帶，我想還是非常必要。如果沒師父帶，你想要成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律師，幾乎是不可能；要成為一名優秀的、走得遠的律師更不大可能。當然，傳、幫、帶可能不僅僅限于師父一個人，律所中會有很多好律師在潛移默化地影響你，聽人家聊天、討論案件，都是一種培養。但系統學習還得靠自己，外因只是條件，內因才是關鍵。律師業現在越來越專業，很難想象，一個醫科大學畢業生敢在沒人帶的情況下做手術。我們律師也一樣，必須在老師指點下才可能去思考總結，才會發覺思維是否嚴密、是否缺陷。律師不經過系統訓練，不大可能成為專業人士。如果有師父帶你，你的進步、成長會很快。但怎么才能趕上師父？我看，你得爭取用三年時間走完你師父花了二十年走的路，這樣你才可能趕上他。除師父傳幫帶外，自身學習也很重要。剛畢業時，我覺得大學四年讀了那么多東西，絕大部分都沒用；但現在我發覺，大學里學的遠遠不夠用！我們需要不斷學習，補充專業知識，提升專業水平，而且學習越深入，你越會覺得需要學習的東西越多。現在律師業，越來越專業化，專業化到你可怕為止。比如我，現在做公司收購兼并及股票發行上市等，如果三個月不去看相關信息，或離開這行業三個月，回來后我說的話可能就是外行話，那要被客戶笑話的。所以，律師業是一個殘酷的行業，自己一定要努力，尤其是年輕律師，要努力熬過開始的兩三年，完成質變。

主持人：一法學院學生，2001年畢業即進了上海某大型所，專門從事公司上市法律事務。五年下來，他反倒困惑了：自己已執業五年，但平時親朋好友偶然前來咨詢，卻連最基本的夫妻財產如何分割、盜竊構罪金額多少等都不清楚？與此同時，部分年輕律師則有什么做什么，刑民案件有接，當然也就沒能實現專業化。請問，作為事務所主任，你們會需要怎么樣的律師？或者說，如何看待全面型律師和專業型律師？

章靖忠：做到象那位法學院學生那樣，婚姻法不懂、刑法也不懂，我覺得這就對了；他要是什么都懂，就和我們提倡的專業化沖突了。最近，在談一個飛機租賃項目，和我接觸的那個美國律師就是專門搞飛機租賃的。他除了飛機租賃法律業務外，其他的都不懂，這就是專業化。對一個律師來講，如果什么都做，時間長了就會困惑，面上談起來好象都懂一點，但實際上卻沒一個方面是很精的或者說做得很深。這對日后成為成功律師是一種阻礙。作為事務所主任，我反對事務所小而全，也反對大而全。因為現在的法律服務市場非常大，法律服務需求越來越高，什么業務都做，你就做不精，就不可能提供深層次的有價值服務。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具備實現專業化的條件，律師所可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幾個部門法作為核心業務，從而走專業化道路。當然，專業化路徑并不是唯一的：天冊是事務所先定核心業務，然后合伙人再在其中選擇專業發展方向；沈會長是自己專業化后，再選擇去國浩所。每個人要根據事務所、你自己情況，來選擇專業化道路，成功率會高一些。

沈田豐：我們一方面主動追求專業化，但另一方面也絕不盲追求。專業化程度及精度，完全取決于你的環境。當具備條件時，你才可選擇客戶，才可適當專業化。有些律師離婚案子不會辦，刑事案子不會辦，甚至連法院門都不知道，但他會做的案子其他律師也根本不清楚，這都不是問題，僅僅專業化分工不同而已。另外，律師作為專業人士，職業性質也要求我們對某一方面法律法規、實務操作了如指掌，只有這樣，你才可以去見客戶，給你客戶提供意見，或者幫助他做一些事情，否則就是外科醫生動手術一刀下去卻對后果一無所知或者知之甚少，風險就可想而知。我所一律師，做電廠法律的。一次，我和他去寧波某電廠去，他只看了一下煙囪，就能告訴我這個電廠的利潤大概有多少。為什么？他說，看這個煙囪有多高、直徑有多大，就能知道功率有多大，需要煤炭是多少，一天大概能發多少電。結合現煤價及電價，就能知道電廠毛利潤多少，再刨去其他運作成本，便算出來了該電廠現在掙多少錢。雖然，專業化是令人羨慕的。但我想，也不要盲目去專業化，你在專業化時，還要看看周邊律師是不是能和你做配合，如果你做這專業，其他律師做其他專業，能形成互補，否則大家不能相互配合單個律師專業化也是走不遠的。專業化與多面手，其實是一個矛盾，但這個矛盾可通過一定方法加以轉換。我們說，律師是一個獨立性很強的職業，但隨著專業化發展，律師不應過于獨立，應學會和其他律師配合。未來的律師不是強調自我獨立的律師，而是把自己作為大型機器的一個零件，用大智慧去替代小聰明，發揮團隊優勢。

主持人：客戶資源是青年律師的最大問題。但青年律師感覺最困難的時期，不是剛入行時，因為那時心里預期比較低，而是等他執業兩三年后，隨著能力增加，他對案源需求會越來越迫切。這個時期，困惑感應該最強烈。所以，希望兩位會長能指點。此外，目前還有哪些領域，值得青年律師去開發？

沈田豐：我1995年開始往專業化走，選擇的是公司法方向，延伸開來有收購、稅務、兼并、對外投資、股票發行等。隨著經驗增加，偶然也會去做一下房地產、知識產權，甚至給企業做戰略分析。那么，年輕律師和我們，區別在哪呢？比如說一個客戶，我能在短暫談話后，讓他產生合作意向，而你可能聊上幾小時也不見得有什么效果。為什么？一是因為現在的客戶，尤其專業客戶，他很挑剔；第二是因為隨著從業經驗的豐富，我能很快判斷出客戶的困惑在哪，他想要的是什么，而你看不到。但是，你也要知道，案子拿下來后，不可能全部的細節工作都自己來做，我會對案件把關，確定一個框架、一個思路、及具體專業的分析，剩下的要分塊落實到我們的律師團隊里去。年輕律師的成長需有一個過程，從最初整理材料開始，然后學習怎么寫文件，再有資格去簽發文件，到最后客戶只找你、不找合伙人。那你就成功了。

至于說到現在，還有什么領域可去開辟，其實很多。道理就是，這個世界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比如，食品安全，公司章程修訂，勞動用工，公路橋梁，反傾銷等。

章靖忠：我同意沈會長意見。開拓業務不是年輕律師的事，而是合伙人責任。但目前，杭州很少事務所認識到這一點。很多是師父帶一下，然后就讓你自生自滅。那么，如何在這種情況下盡快走出一條路來？我想以下幾點可注意：

一、高端客戶做不了，那就從低端客戶做起，做好每一件事情。做好每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因為律師聲譽，很多時候是靠口碑的。口碑從哪里來？從你的服務質量和你的人品中來。通過你的努力，逐步建立聲譽，積累人脈，從而實現從客戶選擇你到你選擇客戶的轉變。

二、目前無法實現專業化的情況下，可嘗試一專多能，在某一個方面做自己獨特的、領先的東西。

三、有條件的話，多參加社會活動，比如法律咨詢，專題講課、義務法律顧問等，擴大影響，提高社會知名度，這對發掘客戶資源是很有幫助。這點，我自己有切身體會，所以目前為止，我們每年還承擔了不少講課任務。當然，我們不能寄希望于一場課講下來后，馬上就有客戶上門，這是不可能的；只有客戶覺得你課上得好，遇到事情的時候才會想到你。另外，你要發展、成長，需要獲得合伙人重視，讓合伙人喜歡用你，你的專業水平、你的勤勉盡職，都符合他的要求，那么你就能獲得比別人多得多的發展機會。

目前杭城律師有兩千多，市場競爭很激烈，有些人據此稱為“紅海”。我想主要是在同一個平面上從事著同樣法律事務，即“高度同質化”。但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看，就會發現其實不是“紅海”，而且還是“藍海”。因為法律服務可以粗略分為高端、中端、低端三個層次，如果所有人都在低端這個層面做，那這個市場必然擁擠；但如果我們實行差別化法律服務，那市場就立體化了，律師生存空間就成倍擴大。另外需補充的，很多法律服務尤其是新的法律服務，客戶其實并不了解，需要我們去溝通、去推銷。如前幾年我們把法律服務同企業管理結合起來，做法律服務風險防范。實踐證明，這很受企業歡迎。再有，很多新市場，不僅包含在高端領域，傳統領域也能深入挖掘。我認識的一個香港律師，他專門做遺囑，在香港富豪中名氣很大。遺囑，在法律服務中是一個很小的點，幾乎很少有律師涉及，但香港卻有人把它做得很出彩。浙江民企老板這么多，幾乎都不重視預先立遺囑，其實很有必要。如果這方面改變這些人的觀念，同樣是一個不錯的業務。總之，法律服務很寬廣，需要全行業共同去拓展。

主持人：時下，有些律師在報紙、網站登廣告，甚至在公檢法、監獄等單位附近發布廣告來招攬客戶。這一現象，相當程度說明律師已摒棄以往守株待兔的業務模式，而在積極采用各種營銷手段來開拓業務，兩位會長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年輕律師又該如何將市場營銷理念與業務開拓結合起來？

沈田豐：營銷應更多的是律所責任，而不是律師責任。國外很多事務所都有一個CEO角色。國內一些大的律師事務所就有專門形象宣傳部門，由這個部門來安排律師去講課、參加公益事業、參加論壇等，而這些都由事務所提供資金來保障。

我個人認為，形象宣傳、營銷策略都是重要的，但主要還要由事務所來做，這樣才會更有計劃、更有步驟地往前推進。營銷是很講究學問的東西，登廣告或寄信等形式都比較低層，且這種途徑下的客戶只能讓你累得要命，而不可能為你與客戶帶來提升，反倒會在某種程度上降低律師形象。作為律師，營銷的很重要一個方面，就是努力給客戶一種印象，讓他們明白律師是高尚的職業，律師是高尚的人，是值得信賴的人，是能夠幫他解決煩惱事情的人，這樣律師才是成功的。

章靖忠：這種宣傳、這種推銷，根本不是我們所說的行業營銷。律師事務所應是一個嚴密的組織體，你這樣做的本質只是在追求個人價值的最大化，而沒去追求律師事務所價值的最大化。這種思維模式下，事務所就成了一個市場，辦公室成了一個攤位。

至于網絡模式，我覺得有些事務所網站就做得很好，對于提升事務所品味，擴大事務所影響是很有幫助的。我覺得，這個才是營銷，而不是說看守所門口豎一個牌子或者法院門口留一個電話，那是非常庸俗、低級的，這么找實際上也找不到什么業務。提問：公司法修改帶來了契機，一些客戶現在也有這方面要求，比如修改公司章程，但實踐中，對此我們一般很不好收費。請問，怎樣才能把業務中的契機變成律師收費呢？

章靖忠：首先，我們目前很多法律服務都太膚淺，正因為這樣，企業法律顧問費往往也僅三五萬，甚至一兩萬。我想，能不能去延伸一下？不要等到問題出現時才去過問，或者一年才去一兩次，能不能在和公司董事長、總經理交上朋友后，深入到公司的投資決策和管理當中去，因為這里面有很多延伸服務可以做，并且一旦你做了，你和企業的緊密度就越來越高，你客戶也越來越離不開你。服務得深、服務到位了，收費自然就可以提高甚至大幅度提升。天冊最高的一個顧問單位每年收取一兩百萬顧問費，就在于我們能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一改以往游離于公司之外的傳統服務方式。這樣做還能帶來一個好處，就是公司很難再離開你；事實上，只要你做得好，他們也不希望你離開。這是個雙贏的結果。

沈田豐：絕大部分企業，生命周期很短，形象地稱之為“七年之癢”。為什么？主要是公司設立之初，老板太想掙錢，致使行為庸俗和扭曲。我想，比爾蓋茨開始做微軟時，他先考慮的肯定不是掙錢，而是怎樣做軟件。這就告訴我們，如果想掙錢，你首先不能去想著掙錢，然后才能掙到錢。

提問：我師父做刑事業務，入行剛一年我就自覺不自覺地被專業化了。這樣，好處很明顯——大家很快認同我為一名刑事律師，也確實在刑事方面給我帶來了很大發展；但同時我也很顧慮，這樣會不會使我的業務空間變得狹窄？

章靖忠：我個人，對刑事律師特別懷有敬意。現在很多律師以不辦刑事案件為榮，甚至有些大牌律師也遠離刑事業務。一個統計數據顯示，律師參與刑事案件的比例不是逐年提高，而是逐年降低。這不是個好現象，因為刑事辯護是最能體現律師價值的，也是最容易引起社會關注、甚至成名的。留在青史上的律師幾乎都是刑辯律師。你的問題，單就你個人來說是有影響的，但在事務所層面上就不是問題，事務所應當有專業分工和專業合作，通過分工與合作來解決你的發展空間。還是有回旋余地，因為你可與所里其他律師一起去做，如果這個客戶是你發展過來的，那就應算是你的客戶。沈田豐：不管你是有意還是無意，我想首先祝賀你成為一名刑事專業律師。刑事律師現在的確有無奈的一面，但我相信，等到現在的年輕人成為一名專業律師的時候，外界情況會發生改變。如果在別人都退出這個領域的時候，你還在苦苦堅持，那么等機會來的時候，你就可以傲視群雄。所以說，成功的人往往就是那個在最艱苦的時候，還在做麥田守望者的人。

提問：剛入行的新人，資金少、接觸面小，沒有更多條件去拓展人脈，這個時候少有人能去用心學習，可能更多的因為急躁而慢慢陷入惡性循環。想問，在如此急躁心態及惡性循環之下，年輕律師該怎么樣來謀求突破，怎么樣去發掘該走的路？是僅憑自己興趣能力，還是有更多因素要參考？

沈田豐：浮躁，是把事情做好的最大敵人，要耐得住性子，忍得住寂寞。因為你一浮躁，就會使行為扭曲。不用擔心沒有人脈，時間會慢慢地解決你的問題。我看過一篇有關葡萄酒的文章，說：法國葡萄酒最好，后起之秀是澳大利亞、美國加州、智利。中國能產很好的葡萄，也有不錯的酒廠，但中國葡萄酒要讓世界真正接受，缺少的是時間。所以，大家不用太著急，最重要的是把你的思想空間、知識空間填滿填實；如果你放棄這些，去搞關系、去應酬，那是緣木求魚，最后可能會把你毀掉。年輕人大學畢業，要結婚、要生孩子、買房子車子，面臨的困難非常大。這個我們能理解，但這個時候千萬要注意：守住你那顆真誠的心，忍住寂寞，耐住痛苦，這是人生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過程，不用去想著怎么跳過此過程，這是人生的一種錘煉。我們也是這樣過來的，沒有逃避的可能。

第二篇：在困境中探索發展

在困境中探索發展

———楊柳完全小學復式班教學點滴做法

一、復式班教學形成的背景

我校地處縣西北的邊遠山區，學生居住分布非常零散，受地理環境、交通不暢的制約，道路沿線的學生或劃轉到鎮直小學，或轉到其他學校，或舉家搬遷。致使我校生源大幅下降，規模小，班額不足已成現實。再者由于學校工作環境、生活條件局限，造成骨干教師、青年教師大量外調，留下來的近一半教師年齡較大（平均年齡53歲以上），教師隊伍的不穩定，數量的嚴重不足，學科教師的不配套，每一個年級不能確保至少2個以上的教師上課，所以，包班、復式班教學也就成為我們學校的主要教學形式。我們學校現有在校學生80人，學前幼兒28人，在崗教師12人（包含3名鎮內交流教師），設置4個復式教學班，每個班兩個教師，3至6 年級英語、科學、品德各一個，一個行政管理人員兼辦公室管理。

二、復式班教學舉步維艱

近幾年，我們的復式教學一直處于探索發展的階段。如何在復式班構建高效自主教學課堂就成了我校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帶著這個問題我校從2012年向縣教研室申報了《關于如何提高復式班教學質量》課題研究，成立了課題研究小組，設計了復式班備課的內容及格式，統一了復式班的課程設置，為研究復式班教學奠定了基礎。

萬事開頭難。我們首先面臨的是課題組研究人員不穩定，課題研究不能延續開展。2012年負責承擔復式班課題研究的5名資教生，在招聘農村義務學校教師時，外地的教師報考回了自己的家鄉，本地的教師調走的調走，借用的借用，全部被解散，致使復式班教學研究被擱置，直到去年秋，我校又分來3名大學生，從鎮內選拔優秀骨干教師交流充實到我校，我們再次組織教師對這個課題進行探討和研究。

其次，課程設置，年級組合難。復式班顧名思義是指二級合班或多級合班，年級的組合和學科的搭配是搞好復試教學的前提。我們先將高、低年級合班（如一、三年級、或四、六年級）。學科采用同堂異科交替搭配，如語文和數學、美術、品德與生活等課程搭配。通過一段時間實驗、摸索，老師們將實驗結果呈報上來，一直認為，高、低年級組合出現了課時不同、學科也不對等的矛盾。不同年級、不同學科、課時是不相同的，如語文和品德搭配，語文課時多于品德的2倍還多，數學跟科學搭配，同樣數學課時多于科學，教學課時不同步，出現空課現象；再者，年級不同，學科也不同，如一、三年級合班，一年級沒有開設英語、科學學科，學科不對等，課時不相符，課程不好搭配。實驗結論：高、低年級組合、不同學科搭配不利于高效課堂建設。

其三，備課工作量大。不像單式班那樣，教學目標、重難點、教學過程、作業設計等線條式的備下來。而復式班備課除了備目標、重難點、教學過程、作業設計外，還要處理好動靜搭配、時間分配等重要環節，無形中給教師增加工作量。

三、復式班教學研究點滴做法

復式班存在教學頭緒多，教學時間緊，教學任務重，不同年級相互干擾等問題，要想把每節課打造成自主高效課堂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過老師們反復試驗、探究，匯集老師們的點滴做法，僅起拋磚引玉作用。

（一）鄰班組合、同科搭配教學模式

高低年級組合失敗后，我們采用相鄰兩個年級合班（如一、二年級或三、四年級），同堂同科搭配，如語文和語文、品德和品德搭配，通過老師們反復試驗，他們認為這種模式課時相同、學科相同，有利于課程設置，有利于學科搭配，更有利于高效課堂建設，這一模式得到老師們一直認同，取得階段性成果。

（二）并列分欄式備課模式

備好課是上好課的前提。復式班年級多，科目多，如果不事先備好課，寫好教案，上課亂刮風，就不能提高課堂效率。我們的做法是：

一是改變備課格式。就是將單式班一科一本的備課形式改變成二本合一，備課本每頁一分為二，兩個年級同時備，我們給它命名為“并列分欄式備課模式”，便于上課時按照課堂設計完成教學任務。

二是統一備課內容。具體說做到“五備”。要備課標、備教材、備學生，還要在分年級備課的基礎上，設計教學路線，安排教學內容，分配教學時間，設計自動作業。

?備課程標準。明確課程標準的要求，了解學科所要達到的目標；通讀教材，了解教材的上下聯系和編排意圖；掌握教材的重點、難點，疑點、關鍵點和知識的生成點。

?備教學目標。一節課40分鐘，既然是復式班，那么最少也是兩個以上年級復式，如何使用好這40分鐘，在這40分鐘完成即定任務，這就需要我們準確把握教學目標。只有目標準確了，才能圍繞即定的目標，采用合適的教學方法進行教學構建，從而使教學目標能夠得到很好的落實，這樣就不會感到手忙腳亂，時間不夠用，內容完不成了；同時，也能真正體現新課程的教學理念，實實在在把“三維目標”即“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價值觀”滲透到教學活動之中，從而去實現學生綜合能力的全面提高。

?備教學對象。教學對象即學生，有效備課要了解學生的“需要”，還要了解學生學習上的“差異”（所任復式班級是什么班級，幾級復式、班級之間學生知識差距）。學生“需要”和有“差異”并不僅限于知識水平，還有學生學習態度及其它因素，所有這些教師要做到心中有數，上課時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④ 備教學方法。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教學目標是互為一體、密不可分的。換而言之，教學內容和教學目標決定著教學方法的選擇。復式教學的方法運用的關鍵是教學時間的有效把握、分配，復式授課內容、時間把握不好，是不可能實現教學目標的。教師在進行教學設計時，一定要認真研究教材，吃透教材內容，準確把握教學目標，有的放矢地選擇適合教學內容的教學方法，充分預設好各環節的時間，真正實現教學效率的有效提高。

⑤備教學線路。要能使復式班課堂教學按部就班，有條不紊的進行，應把教學線路安排得合理、有序。要根據各個年級的教材內容和教學進度等實際情況，細心考慮先教哪個年級后教哪個年級。交替次數也要根據實際需要來定，一般地說，至少要往返兩次以上，如一個年級是“直接教學——自動作業——直接教學”。另一個年級就是“自動作業——直接教學——自動作業”。

復式班教案編寫有它自身的特點。具體說，得注意動靜搭配的交替性、統一性和靈活性。復式班除了有與單式班一樣的教學重點外，它還應該考慮年級重點，不能每一節課兩個年級平分秋色，還要有明確的教學順序，更重要的是復式班教案中直接教學時間和自主學習時間一定要估量準確，符合實際操作的要求。如一個年級直接教學需要10分鐘，那么在布置另一個年級自主學習時一定要考慮這個時間內所能完成的自主學習的量。自主學習的量過大，在10分鐘內很難完成，會使學生出現馬虎了事的結果；自主學習的量過少，學生完成任務后又無事可做，必然會按捺不住，影響那個年級的直接教學。不論出現哪種情況，都會直接影響教學任務的完成以及教學效果。因此，課前精心有效的備課在復式班教學中顯得尤為重要。

（三）“五步”教學

復式教學，教師直接教學的時間比較少，學生自主學習的時間比較多，而課堂要完成的教學任務又和單式班是相等的，這就需要教師做到精講。教師講課要言簡意明，要抓住重點，突破難點，解決關鍵。要是拖泥帶水地面面俱到，不僅課堂教學任務無法完成，更談不上完成教學目標。復式班的教師要以自身的特點和優勢，充分發揮教師的主觀能動性，靈活而又有創造性實施課堂教學。充分把握好課堂教學結構，復式課堂教學的特點是：

① 課前預習。為了貫徹“少而精”的教學原則，抓好課前預習是關鍵。我們把課前的三分之二的時間留給學生，讓學生根據老師的預習提綱，自主學習、自主發展，通過自學讓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為在課堂教學中解決問題打下基礎。一些疑難問題以小組合作形式輕聲討論解決，實在解決不了的問題記錄下來，待老師直接教學時提出。教師要勤于指導，嚴格檢查，達到預習的效果。②、合理處理“動”“靜”的搭配。

復式班課堂教學“動”與“靜”的搭配是復式教學的特殊模式。“動”就是教師直接教學，是學生學習新知識、進行積極的認知活動。“動”時教師啟發得當，指點得宜，穿針引線，畫龍點睛，學生思考得法，領悟得體。“靜”是要學生獨立探索，自主學習，也是一種認知活動。“靜”時重視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充分利用學生的自學能力去學習，去探索新知識。一堂成功的復試課，“動”“靜”要合理搭配，要有靈活性，交替進行，“動”“靜”交替不能太少，也不能太頻繁，基本做到“三動”、“三靜”，有時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靈活安排。總之，“動”“靜”搭配也沒有一定的模式。這就需要老師們在教學中大膽的去探索、研究、總結。積累一定經驗，提高教學效率。我們在教學實踐中建立“小組合作學習”和“小助手幫學”機制，取得現階段實效。

復式班教學培養學生學習的自覺性是完成課堂教學任務重要保證，小組合作學習顯得尤為重要。在教學中，教師要著眼于學生，激發學生興趣，指明探索的路徑，解決疑難問題，授之以漁，教給學生學習方法，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自覺性、積極性。教師先“扶”后“放”，引導學生愛學，教學生“會學”，幫助學生“學會”，大膽放手讓學生進行自我學習、自我管理、自我實踐，運用所學知識和方法自己解決問題。克服老師在課堂中一手包辦的現象。馬國生副校長在教學中的“靜”中學“靜”，在“動 ”中求 “靜”教學經驗，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他還創設“一看、二畫、三討論、四仿作”的自學方法 正在本校推廣應用。

有效使用學生助手能幫助教師更好的完成教學任務。復式教學要求教師在同節課內，同時教幾個年級。工作量是很大的。為了使四十分鐘的教學有條不紊、活而不亂，教師必須善于發揮學生助手的作用。學生助手的工作是在不影響直接教學的前提下悄悄進行的。對學生助手做什么，怎么做，注意什么，要加強指導。所以，要著重培養一批學習好，責任心強，樂于幫助別人的得力小助手，來幫助老師完成課堂教學任務。如檢查練習、作業完成情況，輔導差生等，都可以交給他們去完成，讓老師把更多精力放在授課上。通過他們的大幫小、好幫“差”，互相督促、激勵其他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讓全體學生都能自覺的去完成學習任務。

上述是從課堂結構上處理“動”“靜”的搭配，從教學內容上處理好“動”“靜”的搭配，也很重要。比如，張秀麗老師在教英語時，把一個年級的口語交際與另一個年級的閱讀教學搭配，語文課老師則把精講課文與閱讀課文搭配，一個精講多練，靜的少，動的多，一個悉心指導，授以方法，動的少，靜的多，取得明顯實效。夏婷婷老師在處理不同年級之間橫向動、靜和縱向動靜關系，值得借鑒。復試班教學，還要培養學生防干擾能力，養成能在相互干擾的環境中潛心學習的習慣。

③、科學安排教學時間。合理安排教學時間，要根據教材的具體內容來確定，沒有一個固定的依據。一個課時的第一次直接教學不宜太長，因為，與此同時，另一個年級在沒有講授新課的情況下進行預習性的作業，時間一長，學生就會失去耐心，其他幾次直接教學的時間可長可短，要根據實際靈活的安排。

④、運用先進教學媒體。教學過程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教學手段新穎，教學方法靈活，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教師盡可能采取電子白板、圖表、圖片、模型和自制的各種教具、學具。運用好了能節約大量教學時間，也是完成教學任務的重要保證。但是，媒體的運用最大的弊端是對另一個年級的干擾，在以后教學中進一步探討。總之，復式班教師應善于學習和運用先進的教學方法，自成一格，創新教學，形成具有自我特色的適合校情、學情的教學方法。⑤巧妙設計復式班自動作業。

作業是教學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課堂教學的深化和延續，通過課堂作業可以進一步鞏固課堂教學效果，作業的批改與及時輔導可以了解學生知識掌握情況，課堂上的作業若未完成的，可留作課后鞏固提高練習。在教學中，無論是動與靜，都是很難照顧到全體學生，那么課后輔導對復式教學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在課堂作業上的設計，就要做到精、細、全面，只有通過課堂練習，才能考察出本節課學生對所學知識的掌握情況。

總之，要想提高復式教學質量就得下功夫，只有嚴格要求自己，堅持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訓練為主線的原則，按照自學、反饋、深化的教學規律，合理調整直接教學與自動作業的交替過程，對學生的自我嘗試，自我訓練，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合作探究，匯報交流，小助手幫學等學習方式，才有可能提高復式教學課堂實效。當然，復式班課堂教學兄弟單位比我們還有許多更好的方法，值得我們去學習，我們還要更多的努力，共同探討，共同研究，齊心協力，為提高復式班教學質量而努力！

第三篇：鄉鎮敬老院發展陷困境

鄉鎮敬老院發展陷困境

缺錢缺物

編前語 敬老院是眾多五保老人安度晚年的場所,敬老院建設與管理的好壞,關系到這些困難老人的生活質量,也關系到公益金使用的成效。編者選取這篇稿件,意在透過對惠州市鄉鎮敬老院發展現狀的調查,觀察我省鄉鎮敬老院的發展狀況,發現其存在的問題,讓公益金使在刀刃上。如您了解鄉鎮敬老院的現狀和問題,歡迎與編者聯系。電話:(020)87373998-6077；電子郵箱:nfncb15@163.com；平信地址:廣州市廣州大道中289號南方日報社內南方農村報新聞部黃嬋收,郵編510601。

惠州市目前共有敬老院74間,床位數1867個,有工作人員181人。“從數量上來說,每個鄉鎮都建了敬老院,但整體檔次來看,還存在很大差距,特別是在運轉過程中面臨不少困難,影響了敬老院應有功能的發揮。”該市民政局救災救濟科有關負責人表示。資金問題成為制約敬老院發展的最大瓶頸。

一臺電視機

惠城區馬安鎮敬老院新院是2007年7月建成的,共有24個床位,目前住了18位老人,年齡大多在70歲以上,最高齡的已接近100歲。據了解,馬安鎮共有110多位孤寡老人,但那些生活還能自理、或者可以投靠親戚的老人都不愿意進敬老院。

敬老院的二樓是老人休閑娛樂的地方。說起娛樂,其實只有一臺彩電,是去年新院建好后一個公司捐贈的。老人們平常也沒什么娛樂活動,一般是看看電視、聊聊天,有時也玩撲克。

院長楊巧說,目前敬老院共有4名工作人員,都是本地村民。她目前月工資是1500元左右,年終有點獎金,而一般工作人員是1000多元。“我們沒有節假日,每天都要有人值班,晚上也要睡在這里,以防出現老人生病等突發情況。”據悉,敬老院沒有收入來源,全部靠撥款,經費有限。現行的生活補貼標準是每位老人280元/月,比以前多了100元。“現在什么都貴,我們只能精打細算,盡力節省其它開支,優先保障老人生活。”楊巧說,為方便老人洗熱水澡,她已經打了報告上

去要買熱水器,希望能批下來。

自種蔬果

水口敬老院有兩棟房子并排著,一新一舊,新房子貼了瓷磚,墻壁也粉刷得潔白,而舊房子墻壁斑駁,門窗破舊。院長余安興介紹,新房子是2006年冬建好的,而老房子在1996年就開始用了。按照床位,敬老院可以住48人,目前只住了27位老人,主要是當地農村的孤寡老人。工作人員包括他在內共有7人。

新房子主要是用作做飯、辦公和老人娛樂,老人們依舊住在舊房子里。一個不到20平方米的房間里,相對并排擺放著兩張床,還有衣柜、一把吊扇,其余都是老人的生活用品。

余安興介紹說,敬老院與當地的衛生院掛鉤,老人一旦生病可以得到及時治療。醫藥費實行簽單,集中一段時間再向上級報銷。如果病情較重費用超過預算的,就再打報告申請救濟。“老人容易生病,現在醫藥費平均每個月都要3000多元。”

工作人員說,為盡量減少成本,他們想辦法采取措施,開源節流,利用荒廢的土地開辟菜園,還種了不少果樹,主要是荔枝和龍眼。“這樣一些青菜可以自己供應,種上果樹環境也好了很多。”

三大難題

惠州市民政局最新統計顯示,該市目前共有敬老院74間,床位數1867個,有工作人員181人。“從數量上來說,每個鄉鎮都建了敬老院,但整體檔次來看,還存在很大差距,特別是在運轉過程中面臨不少困難,影響了敬老院應有功能的發揮。”該市民政局救災救濟科有關負責人表示。

供養標準低 據統計,惠州市目前共有需要供養的五保老人8998戶,共9039人。五保老人供養分集中供養和分散供養兩種模式。其中集中供養的只有891人,不到10%,跟可以提供的床位總數相比,遠遠沒有達到飽和。

供養標準方面,現行標準以大亞灣區最高,集中供養和分散供養都是每人每月380元,博羅縣集中供養每人每月只有200元,惠城區是280元,惠東縣和龍門縣分散供養標準每人每月只有179.4元。在各種生活用品價格上漲的情況下,這些錢顯得有些捉襟見肘,但要大幅度提高,則需要有雄厚的地方財力作保證。

基礎設施落后 目前惠州市不少鄉鎮敬老院建于1990年代,當初省里要求每個鄉鎮必須有一家敬老院,但是建設標準普遍比較低,有的房子已經老化。根據1998年發布的廣東省一、二級敬老院評審辦法和評審標準,一級敬老院要求有入

院老人35人以上,或者入院老人占全鄉鎮五保老人總數的90%以上,敬老院水泥結構房間要占80%,每個套間不能超過兩人,必須有衛生間；敬老院還要有集體飯堂、娛樂室、醫療室；工作人員的比例不少于1:6,平均年齡不超過50歲。二級敬老院標準稍微低一些,入院老人要30人以上,或者占全鄉鎮五保老人總數的80%以上,工作人員比例達到1∶7以上。

惠州市在2000-2005年期間,評上了水口、陳江、小金口、三棟等地共9家一級敬老院,二級敬老院也有9家。但更多相對偏遠、經濟欠發達的地區,敬老院的硬件設施還遠遠達不到這個標準。一些敬老院由于建院時間較長,院容院貌破舊,宿舍配套設施簡陋；多數敬老院除了基本住房,一般只有電視室和餐廳,缺少必要的文化和衛生設施。

工作人員待遇差 基層敬老院的工作人員除了負責人,一般都是無編制的臨時工,工資、福利待遇低,大多數月工資不足1000元,工作積極性很難提高。一些敬老院由于管理不善,不但設施不完善,衛生環境也比較差。一些鄉鎮敬老院負責人反映,他們缺人手,但是因工資太低,沒人愿意來。

580萬公益金助改造

“關鍵還是缺錢。沒有錢,很多政策和規劃都落實不了。”一位在鄉鎮基層干了多年的民政工作人員說,資金問題確實是制約敬老院發展的最大瓶頸。據了解,惠州市敬老院的運轉資金目前由市、縣財政和鄉鎮地方政府共同負擔。鄉鎮經濟基礎好的,敬老院的日子就好過一些,但一些偏遠山區鄉鎮政府很難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到這一塊。

另一方面,敬老院普遍沒有自己的收入來源,全部靠政府補助以及各種社會愛心人士和單位的捐款,自我發展能力很差。有的鄉鎮甚至把敬老院出租,變成了可以掙錢的廠房,或者其它辦公與營業場所,而原有的敬老院只得搬遷到條件更差、更破爛的地方。

惠州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從2002年開始,省決定分批對基層敬老院進行改造,每改造一家,省補貼20萬元,市里則配套補助10萬元。但知情人士表示,如果鄉鎮不配套投入,這筆資金還不夠。2004年,惠州市專門制訂了敬(養)老院改造計劃,計劃用3年時間,從福利彩票銷售收入中劃出580萬元,分批次進行改造。

“已經有一部分敬老院改造完成了,改造后敬老院的條件明顯得到了改善,新的敬老院全部都有統一的飯堂、配置了電視等娛樂設施。但也還有相當一部分經濟條件差的鄉鎮至今沒能完成。”

第四篇：農村黨員發展困境及解決辦法

農村黨員發展困境及解決辦法

2010-2012年，全縣313個村共發展黨員1417人，其中2010年發展496人，2011年發展459人，2012年已發展462人；發展女黨員415人，占29.29%。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1.黨員整體素質仍然偏低。一是年齡老化。目前，在全縣20112名農村黨員中，60歲以上的11158人，占總數的55.48％；35歲以下的僅占9.47％。二是思想僵化。在農村，由于信息閉塞，長期受農村舊觀念影響，相當一部分黨員思想觀念跟不上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新事物看不慣，新思想聽不進，新作法受不了”。三是文化水平較低。農村初中及以下學歷的黨員16290人，占農村黨員總數的81%。

2.發展黨員缺乏主動性。很多村黨組織書記片面理解“入黨自愿”的原則，認為村民要入黨，必須主動找黨組織反映思想和表達入黨愿望，還沿用過去“經熟人介紹，黨組織培養”的封閉式運行機制，在具體工作中不宣傳、不動員、不引導、不教育，存在“坐等上門”現象。再加上我縣農村青年外出務工較多，優秀分子發現難、培養難、考察難的問題較突出，發展黨員對象相對缺乏。全縣313個村，一年未發展黨員的村有44個；兩年未發展黨員的村有18個；三年以上未發展黨員的村有16個。3.不按標準繳納黨費。大多數支部黨費繳納混亂，少數農村黨支部書記連黨費收繳的標準都不知道。像蔭平鎮蔭平村在收繳黨員黨費時居然直接從黨員活動經費中扣除，嚴重違規操作。包括村、社區干部在內，大多數支部在收繳黨員黨費時，并沒有嚴格按照《關于中國共產黨黨費收繳、使用和管理的規定》的通知，（中組發[2008]3號文件）規定繳納黨費。尤其是部分離退休干部組織關系轉到村或社區后，他們黨費也跟普通農村黨員和居民黨員一樣繳納。凡是有固定收入的，都要嚴格按照標準繳納黨費。

4.發展黨員程序不規范。一方面黨支部班子思想認識不到位。部分基層黨組織受發展經濟思想的影響，對加強黨員教育管理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認識不足，存在著只重視經濟指標，輕視黨組織建設的現象。支部日常工作圍繞村務轉，部分黨支部書記更是片面的認為，抓村務是“實”，抓黨務是“虛”，黨員發展等基礎性的工作可做可不做，程序可有可無。另一方面在發展黨員工作中，大多數的支部書記連發展黨員的基本程序和手續都不知道。從交申請書那天起，只要黨支部班子研究同意，無需培養，無需繼續教育考察，也無需支部黨員票決就可以直接發展成為一名預備黨員。期間，翻查不到任何支部會議記錄和支部決議，也沒進行公示。個別黨員檔案中就只有一份填寫不完整的入黨志愿書和入黨申請書，相應的其他材料基本上什么都沒有。

二、解決辦法

（一）抓好培養，搞好黨員源頭隊伍建設

一要打破傳統的黨員培養觀念，樹立看人看本質、看主流、看發展的觀點。要求培養對象除了具有黨章要求的基本標準外，還要根據不同職業的特性準確把握新時期的具體標準，培養對象以35歲以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為主，堅持在同等條件下對致富能手和產業帶頭人、農村青年、婦女、復退軍人進行重點教育培訓，逐步改善黨員隊伍結構。二要改進工作方法，切實做好發展黨員工作，在拓寬發展渠道，壯大入黨積極分子隊伍工作中變“坐門等客”為“上門引導”。三要建立入黨積極分子后備人才庫，把年輕有為的致富能人和高素質年輕人納入進來，在此基礎上培養一支數量較多，質量較高，結構合理的入黨積極分子隊伍。

（三）強化管理，做好黨費收繳工作

一是支部書記要經常抓、親自過問，同時要帶頭足額及時交納黨費。二是要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工作。要充分利用上黨課、民主生活會、支部大會、等一系列組織活動的機會，宣傳黨費交納標準和相關知識教育，使黨員不僅知道黨費應該什么時候交、交多少，而且知道黨費應該如何上交和黨費的使用與管理，以便加強對黨費工作的監督。三是設立專門帳戶、確定專人管理黨費，黨費收繳人員要深入實際，調查核實每位黨員的月收入或年收入，嚴格按照標準收取。黨費的收取、登記、保管、上交，向黨員通報或張榜公布。四是完善村干部和離退休黨員黨費收繳管理制度。村干部和黨組織關系轉接到村或社區的離退休人員，要嚴格按照《關于中國共產黨黨費收繳、使用和管理的規定》繳納黨費，黨費繳納不得參照一般農村黨員、居民黨員繳納標準，繳納基數為：退休工資+離退休人員生活津貼。縣委組織部將嚴格按照梁委組發[2007]302號文件規定，將離退休人員上繳黨費總和的50%返回至所在支部作離退休黨員活動經費。

（四）嚴格程序，做好黨員發展基礎工作

一是嚴格工作程序。嚴格按照黨章和發展黨員工作有關規定，在培養、教育、考察、政審、審批等每一個環節嚴格要求、嚴格把關、堅持個別吸收原則，成熟一個發展一個。二是充分發揚發展黨員工作中的民主，認真落實黨員和群眾對發展黨員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推行發展黨員群眾推薦制、事前溝通制、公示制、票決制、定期指導制、責任追究制。三是嚴格執行黨員發展工作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發展黨員“工作”預警通報制度（本單位全是黨員的等特殊情況的除外），對當沒有培養入黨積極分子的黨組織實行口頭警示；對2年以上不發展黨員、或沒有培養入黨積極分子的實行書面預警，并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誡勉談話；對3年以上未發展黨員或沒有培養入黨積極分子的實行掛牌預警，下發限期整改通知書并進行全縣通報警示。對突擊發展黨員的黨組織將全縣通報處理。對發展工作中出現的違規問題，實行“誰辦理、誰負責”的責任追究制。

第五篇：律師刑事辯護的困境、成因和對策

律師刑事辯護的困境、成因和對策

律師的刑事辯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是指律師在刑事訴訟中“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的一種訴訟活動，也是落實憲法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這一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的重要途徑之一。由于律師是法律專業人員，因而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合稱被追訴人)自己行使辯護權利和其他非律師公民進行辯護相比，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作為一項保障公民基本人權的憲法和刑事訴訟制度，在平衡以國家公權力(在我國主要體現為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為后盾的控方與作為社會成員個體的被追訴人的辯方的訴訟地位、從而使雙方“平等武裝”方面，正如美國布來克法官在Gideon v.Wainwright一案中對律師的評價那樣，“律師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①]。我國自設立律師制度以來，律師在我國法制建設和人權維護中發揮著重要的積極作用，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按照社會發展的正常進程和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歷史走向，我國律師本來應當也完全可以在刑事訴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制度、立法、環境及律師自身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律師的刑事辯護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在立法、司法、實踐等方面都陷入了嚴重的困境，與整個法治建設的發展大勢形成相反的趨向，不能不引起、而且已經引起了相關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高度關注和討論。

一、我國目前律師刑事辯護困境及其危害

(一)我國目前律師刑事辯護困境的表現

我國目前律師刑事辯護的困境，據學生了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律師參與刑事訴訟大幅度減少，被告人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依法維護。據有關資料顯示，全國律師參與刑事辯護的比例自1997年起逐年下降，目前全國刑事案件中無辯護人的案

件達70%，部分發達省份律師參與刑事案件比例也從1997年的20,4%下降到2002年的11,6%[②];而在作為首都的北京市，律師辦理刑事案件更是由1990年的人均每年2,64件下降到2002年的人均每年僅0,78件，其中還包括法律援助和指定辯護[③]。先進發達地區尚且如此，其他老少邊窮地區自不待言。

第二，與律師參與刑事訴訟大幅度減少形成鮮明對照的，反而又是律師自己在參與刑事辯護之后，卻大量地成為被追訴人的可悲的事實。其中比較典型的有黑龍江省天泰律師事務所昆明分所王一冰律師被以妨害作證罪枉法追訴，最終夫婦二律師雙雙出家的案件[④];其他散見于各地報刊的比較典型的類似案件，還有1995年的李強律師被非法拘禁案、1995年彭杰律師被控玩忽職守案、1996年陳惠中律師包庇案、1999年李奎生律師幫助偽造證據案，等等。而據北京市律師協會調查，因辦案而受到刑事追訴的律師中，80%以上是辦理刑事案件的律師[⑤]。為當事人辯護反而容易使自身也成為被追訴人的這種近乎于荒唐的困境，結果是導致律師對于刑事案件避之唯恐不及!許多律師雖然迫于生存壓力，但也寧可勒緊褲帶，決不愿意為當事人利益而危及自身安全。而與此同時，則是更多本來應當享有辯護權利的被追訴人在刑事案件中無法得到專業的、有效的辯護，使我國的刑事訴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控方與審判機關的“雙簧”，至少使得被追訴人在刑事訴訟的程序上已經處于嚴重的失權狀態，更不要說審判結果在實體上的公正程度了。

(二)律師刑事辯護困境的危害

目前我國律師刑事辯護的困境，其危害是顯而易見的。

最為明顯和突出的危害，是由于律師參與刑事辯護的大幅度減少，使本應作為必需品的律師刑事辯護法律服務，其需要者大多并未獲得;相關被追訴人的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訴訟權利，在實現的保障上被大大地打了折扣。

而體現得最為嚴重的危害，就是整個刑事辯護活動，已經成為律師們不敢也不愿涉足的法律服務領域，簡而言之，已經被律師們視為“畏途”!一些律師是因為參與刑事辯護遭受到枉法追訴之后而心有余悸，而一些水平較高的律師則早已“心有預悸”??如著名刑事辯護律師田文昌早在1997年初即預見到這種困境是“中國法制建設向縱深發展的進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包括我本人也準備付出這個代價。”[⑥]其后的事實已經驗證并且還在繼續驗證著這個預見。但這種困境的代價未免太大了!控方對刑事辯護律師的打擊報復，既毀壞自身和國家的形象，也摧殘著法律的尊嚴，更踐踏著被追訴人甚至包括律師的人權!特別是極大地損害著本國人民和國際社會對我國人權保障的信心。長此以往地發展下去，將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的實現，產生極大的消極甚至是阻礙作用。對其危害，執政黨、立法和司法機關甚至全社會都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二、我國律師刑事辯護困境的成因

我國律師的刑事辯護，近年之所以出現以上所述的嚴重困境，有多方的因素和原因。有的是歷史形成的，如刑事訴訟的觀念和人民群眾對律師刑事辯護的觀點，有的又是在法制建設過程中走了“彎路”，在制度設計和立法導向上出現了與歷史進程相背離甚至是反動的偏差。經過認真學習及反復思考，學生認為，導致困境形成并繼續惡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立法方面的原因

之所以說立法是導致我國日前律師刑事辯護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在學生看來，《刑法》第306條的“律師偽證罪”導致律師“不敢”參與刑事辯護工作，而《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中的一些不合理的規定又造成律師刑事辯護效果受到嚴重制約??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都產生了負面作用。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1997年修訂《刑法》時，增設了第306條的所謂“律師偽證罪”。該條的具體內容為：“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失實，不是有意偽造的，不屬于偽造證據。”雖然第二款中對于失實不屬于偽造的情形有特別規定，但實踐中由于證人在分別面對偵查、檢察人員和律師調查取證時陳述先后不一致的情形非常普遍，而證人在兩難情況下通常都會作出迎合強大的控方甚至不惜犧牲弱小的律師的“理性”選擇，因而律師參與刑事訴訟進行調查取證，無異于踏入“地雷陣”。與此相應的是，此后律師因參與刑事訴訟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急劇增多。其實該條款早在出臺之前，即已經引起廣泛爭議。1997年1月10日《法制日報》刊載的前司法部長蔡誠的文章即建議刪去刑法修訂草案中的此條內容，其根據主要有四點：一是會使律師在刑事辯護中顧慮重重，不敢大膽行使辯護權，從而使律師難以履行職責，最終會使法院的審判方式改革難以達到預期目的，給公正審判造成困難;二是從我國恢復律師制度到1997年之間的17年實踐看，律師犯偽證罪極其個別，沒有必要單獨規定此項罪名;三是此項罪名規定會在社會上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使公眾對律師作用產生懷疑，使律師刑事辯護工作處于困難局面，不利于樹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良好形象;四是從世界立法來看，極少有在刑事法律中單獨規定律師偽證罪的。然而遺憾的是這些正確的意見并沒有被立法機關所采納，當然更加遺憾的，正是這些意見中對該條規定消極作用的預見又成為導致律師刑事辯護困境甚至是刑事訴訟中人權保障困境的嚴峻的現實。據不完全統計，自1997年至2003年間，全國因刑事辯護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律師達到500多人[⑦]。其導致律師執業環境惡化、控辯失衡加劇、職業報復迭出、律師聲望權益大損的弊端已經充分顯示出來。而在國際上，這樣的規定明顯是違背世界共同的法制原則的，如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0條即明確規定：“律師對于其書面或者口頭辯護時所發表的有關言論，或作為職責任務出現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當

局之前所發表的有關言論，應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權。”[⑧]明確賦予律師不僅是刑事而且還有民事上的豁免權，我國政府代表在聯合國對此已經簽字認可，根據公約必須信守的國際法原則，此項罪名理應刪除。但遺憾的是此后《刑法》雖經6次修正，仍然沒有解決這一問題。本來被追訴人面對作為控方的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已經明顯處于極大的劣勢，而能夠為之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又因擔心踩上地雷而“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所以《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許多基本原則的落實，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句空話。更能說明問題的，恰恰是在規定此項罪名以前的歲月里，我國律師的刑事辯護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在國際上也曾經大受好評。兩相對照，稱《刑法》第306條為“惡法”，諒不為過。

立法導致律師刑事辯護陷入困境，除《刑法》第306條的律師偽證罪已經導致律師在主觀上“不敢”參與刑事辯護工作外，《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中的一些不合理的規定，也使律師在客觀上“不能”確保刑事辯護的效果，使律師即使參與刑事訴訟，其辯護在相當程度上也只能是“走過場”，根本不能起到維護被追訴人合法權益的應有作用。律師在刑事辯護中要“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的意見”，與控方提出的證據材料相抗衡，調查取證是必須進行的工作。可是《刑事訴訟法》第43條和第44條卻規定，辯護律師申請向被害人及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須經人民法院準許，向證人或者工作單位和個人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在證人、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同意時，只能申請人民法院收集、調取;同時《律師法》第31條也規定，律師承辦法律事務，經有關單位或者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調查情況。這樣的規定，實際上賦予了被調查對象對于辯護律師調查取證行為的拒絕權，使律師很難取得實際效果，同時也加劇了控辯雙方在掌握的證據材料上的失衡狀態，使律師在刑事辯護中的作用被壓縮到非常可憐的地步，在沒有足夠證據材料的情況下出庭辯護，律師很難不成為庭審程序中漂亮但并不實用的“法制花瓶”。而這樣的規定，在我國法制發展史上，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倒

退。因為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前蘇聯《刑事訴訟法》就規定，律師擔任辯護人“應當利用法律所規定的一切手段和方法，以便查明證明刑事被告人無罪或減輕他的責任的情況，并對被告人給予必須的法律上的幫助”[⑨]。27年前的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第7條已經規定：“律師參加訴訟活動，有權依照相關規定，向有關單位、個人調查”。其強制力顯然遠遠高于后來《律師法》的相應規定，前面引述的后來的相關規定可以說在實際上已經剝奪了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因為受調查對象只對公檢法機關有陳述義務而對律師享有拒絕權利，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實在就是一紙空文。不僅如此，直到27年后的今天，立法上對于律師調查取證的具體保障措施方面，更沒有任何可操作性的規定，與“保障人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法治理念相去甚遠。

(二)制度方面的原因

我國在刑事訴訟及其許多相關制度方面的設計和操作，也使律師的刑事辯護工作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受制。

一是律師在刑事訴訟中本身就處于相對弱勢，根本無法與代表國家、掌握公權的控方相抗衡。在開始恢復律師制度時，《律師暫行條例》第一條曾將律師定位為“國家的法律工作者”，與公安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一樣，都是國家的公職人員，這樣的定位雖然不符合律師職業的性質和特點，但至少讓律師的地位與控方人員相比，不至于過于懸殊。而后來在《律師法》中將律師定位為“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雖然切合了律師作為自由職業者的本質特點，但同時又將律師與控方人員的地位差距拉大了很多。盡管律師也穿著律師袍出席法庭，但其除了律師協會這個社團靠山外，并無強力機關予以支持，在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其話語權、求助效果，與社會上一般公民甚至弱勢群體并無二致。律師和被追訴人二者加在一起，其力量和地位，仍然與控方相差甚遠，根本無法實現控辯平衡的制度目標。

二是由于律師沒有刑事辯護的豁免權，律師即使出庭辯護，也不敢認真履行自己的辯護職責，《刑法》第306條規定對于律師辯護心態的控制，更是加大了辯方在法律地位上的劣勢。律師如果認真辯護，勢必要與控方產生利益沖突，控方如果被律師抓住工作漏洞甚至違法把柄導致案件敗訴，可能將使其具體工作人員輕則受到本單位的錯案追究，重則導致其自身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出于自保本能，他們必然要對導致他們重要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律師產生打擊報復動機，從而使律師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

三是刑事訴訟中司法機關內部的不合理的錯案追究制度，也加大了律師刑事辯護的結仇危險。不僅作為是控方的檢察人員如此，就是居中裁判的審判人員，在面臨錯案追究威脅的情況下，也很可能幫助控方來共同對付給他們造成威脅的辯方律師。所以有關部門的不合理的錯案追究制度，至少在客觀上確實加大了律師在刑事辯護中與司法工作人員及其所在機關產生執業沖突、從而遭受打擊報復的本不應有職業風險。

四是審判人員多年來形成的未審先判、“有罪推定”的思維慣勢，也很難容忍和采納律師提出的不同意見，因為不僅“無罪推定”的刑訴理念尚未完全建立，而且在立法上由于尚未賦予被追訴人沉默權，因而“有罪推定”的痼疾在許多司法工作人員的思維中仍然相當嚴重，并直接影響著其偵查、起訴和審判的進程，影響著被追訴人訴訟權利和律師辯護效果的實現。作為保障被追訴人人權重要制度的法律援助制度，雖然在必須履行相關義務、完成相應任務的“量”上有法律的明確規定，但立法沒有具體的“質”的要求，加之以上相關消極因素的制約，法律援助在刑事辯護中大多也是走過場，很難收到好的實效。

(三)執業環境方面的原因

在我國律師現階段的執業環境方面，律師在刑事辯護上也要受到一些比較突出的因素的消極影響，主要包括：

一是社會及相關司法工作人員對律師地位和作用的錯誤的傳統觀念。從歷史上看，我國的律師制度建立遠遠晚于西方發達國家和周邊某些雖不發達但法制環境較好的國家。我國古代的訟師在功能上雖然與現代的律師較為接近，但其既不為法律所承認，同時在社會公眾中也沒有什么地位，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就說：“在鄉土社會里，一說起‘訟師’，大家會聯想到‘挑撥是非’之類的惡行。作刀筆吏的在這種社會里是沒有地位的。”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數十年法制建設經常甚至是長期的停滯，律師在社會公眾中的整體形象并未得到多大的改變。

二是在在刑事辯護中，由于“有罪推定”的普遍思維方式，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都被看作是“為壞人說話的人”。我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受托以公民身份從事辯護時，連我的中學學生及其家長都感到疑惑，老師怎么要去幫那些壞人說話呢?不光普通的社會公眾對律師參與刑事辯護的法制意義難以正確理解，就連相當一部分司法工作人員甚至包括其所屬機關從自身利益(避免受到錯案追究、避免單位形象受損)出發，也有意無意地把參與刑事辯護而又認真履行辯護職責的律師看成是單純為了錢財而“與國家作對”的人。

三是司法機關內部相當一部分工作人員對律師正當的執業活動缺乏作為“法律人”的應有的理解，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律師放在自己的對立面。這樣的司法觀念帶來的后果可以說是相當可怕的。我經常聽一些律師提到，只要在辯護過程中指出控方有違法取證、刑訊逼供等重要事實或者嫌疑，就會直接或者間接受到相關司法工作人員的不滿甚至威脅。而他們出于明哲保身的心理，通常就只能選擇對不起被追訴人了。

(四)律師自身方面的原因

形成日前的律師刑事辯護困境，除了以上各方面的原因外，律師個人甚至整體也有相當的責任。如果不正視這一點，顯然對于困境的解除也是遠遠不夠的。律師自身方面的負面情形主要表現在：

一是在職業道德方面，由于處在社會轉型期，大多數律師的身份由過去的國家公職人員轉變為自由職業者，其面臨的生存壓力非常之大。為解決生存問題，相當一部分律師很難不受到社會各種不良風氣的影響，缺乏職業道德，缺乏執業誠信，在刑事辯護中除因客觀原因不敢認真辯護外，有的更是在主觀上就是敷衍塞責，只管收委托人的費用而不認真追求辯護的實際效果，在辯護中走過場，有的甚至成為枉法追訴者和枉法裁判者的幫兇。

二是在業務技能方面，有相當一部分律師在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后即認為自己業務已經完全過關，不需要再繼續進行學習，在知識和技能上吃老本，也使辯護的效果難以得到保證，我相當熟悉的一位律師曾經為一個委托人進行罪輕辯護，但法院經過審理認定被告人不僅行為不構成犯罪，而且尚未達到該被控罪名的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依法作出無罪判決，公訴機關也未抗訴。這樣的辯護效果對于律師的個人甚至整體聲望的打擊，都可以說是致命的，其態度和能力都很難再得到社會的信任。

三是在責任追究方面，雖然律師在民事訴訟或者非訟事務中給當事人造成損失承擔民事責任的案例不少，但遺憾的是在刑事訴訟中因為不負責任而浪費委托人金錢和國家司法資源的情況，卻沒有受到懲罰;而且一些主管部門為了不影響自身形象，對自己權力范圍內的行政處罰也是重在保護而非教育，常有姑息偏袒情形發生。

四是在律師自身的管理上，目前的多數律師事務所對其律師的管理，都是非常松散的，業內人把這種情形歸納為“有組織、無紀律”。由于缺乏必要的監督，律師在執業過程中很難完全自覺自

律，也會造成律師對于刑事辯護工作的輕忽和草率。同時多數律師事務所對其律師考評完全以創收為指標，而對執業的具體情況缺乏審查監督，沒有盡到應有的管理和保護責任。

造成我國律師刑事辯護目前的嚴重困境，原因當然并不局限于以上各項。但我認為以上各項是其中比較主要和突出的因素，應當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視并予以認真解決。

二、擺脫律師刑事辯護困境的對策和建議

根據以上的相關分析，我認為要使我國目前的律師刑事辯護困境得以擺脫，并使我國的律師刑事辯護事業得到與整個法治建設進行相適應的較大發展，我們必須針對相關成因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對癥下藥”，從立法、制度、環境、律師自身等等方面進行改革甚至動“大手術”，才能取得應有的實效。

(一)立法方面??解除“緊箍咒”

首先應當解除的緊箍咒，就是《刑法》第306條的“律師偽證罪”。該條規定的不合理性及其帶來的嚴重后果已如前所述，非常明顯。雖然該條規定并非只針對律師，但由于刑事訴訟的特殊性(如基層法律工作者一般不得參與刑事訴訟)，其針對對象實際上主要還是律師群體，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罪名的司法解釋將本條罪名規定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但人們習慣上還是將其稱為“律師偽證罪”。特別是其中關于“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的犯罪客觀行為要件的表述，根本不具有科學性。刑事訴訟進行的主要過程就是查明案件事實，在事實尚未查清前試問如何確切知道，證人改變證言是“違背事實或者作偽證”的?證人出于各種原因，在面對律師時做出和對控方機關所作的不一致的陳述，是很容易發生的事情，憑什么認為證人在控方機關所作的陳述就一定真實而對律師所作的陳述就一定違背事實?更何況是否引誘、如何引誘，通常只有律師和證人在場，如認定引誘事實成立，豈非將律師的命運全部交給

證人處置!律師如果有意實施偽證行為，直接以偽證罪定罪即可;如果考慮到知法犯法理應從嚴處理，可以單列一款，完全沒有必要單獨規定此項罪名。在刪除此條以解決律師“不敢”從事刑事辯護問題之后，當然還必須在立法上解決律師“不能”確保刑事辯護效果的問題。

二是解除調查取證方面的緊箍咒。為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實，增強被追訴人和律師作為辯方與控方在證據資源上抗衡的能力，《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也必須進行相應修改，賦予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調查取證權，并規定公檢法機關的保障義務。即取消受調查對象對于律師調查的拒絕權，要求其在可能的情況下必須履行陳述義務，否則將因妨害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而受到相應制裁。作為司法機關，除必須保障律師依法執行調查任務時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之外，還應承擔對于受調查對象妨害律師履行職責行為的處罰義務(當然以法院實施為宜)。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律師有效地“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從而維護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與刑辯律師的執業權利。

(二)制度方面??使控辯大體平衡

為了打消律師認真進行刑事辯護可能帶來自身危險的執業顧慮，并且使辯方在法律地位和權利保障上與控方處于大體平等的地位，學生的看法和建議是：

首先，應遵從國際通行的法制原則和相關人權公約的原則規定，賦予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刑事和民事豁免權。《英格蘭和威爾士出庭律師行為規則》規定：“律師在法庭上的發言必須真實和準確。在通常的情況下他在法庭辨論中的言論享有豁免權。”同時又規定：“英國律師的豁免權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A、律師在履行職務時，對第三者不負誹謗的責任;B、出庭律師在處理訴訟案件時，有不負疏忽責任的權利。”法國《律師法》第41條也規定，律師在法庭上的活動享有豁免的權利。《盧森堡刑法典》第453條中同樣規定：“律師在法庭上的發言或向法庭提交的訴訟文書，只要與訴訟或者訴訟當事人有關，就不能對它提出任何刑事訴訟。”[⑩]而前面已經引述的且已經由我國政府代表在聯合國簽字認可的《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更是明確規定了律師在訴訟過程中的刑事和民事豁免權。我國2004年《憲法修正案》中也增加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要規定。同時根據形勢的發展，我國全國人大也將批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公約對此有著更加明確和硬性的規定。因而早日賦予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刑事和民事豁免權，已經是勢在必行。當然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豁免也不能絕對化，因為正如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一樣，絕對豁免的律師刑事辯護權利也可能被濫用從而損害司法公正，理性的選擇應當是：除有充分證據證明的律師的故意偽證行為仍然應當追究甚至從重追究刑事責任外，對于過失性的辯護行為，只追究其行政責任或者由行業協會予以懲戒。這是涉及辯方的制度改造。

從另一方面即控方的角度看，對目前實行的某些不合理的錯案追究制度，也應予以改進，避免相關司法工作人員過于容易產生對律師的打擊報復動機;同時將司法工作人員對律師的打擊報復行為也納入《刑法》調整范圍，同樣讓其承擔妨害司法公正的法律責任。在法律援助問題上，將現行的指派律師進行援助的方式改為由政府向律師事務所購買該項服務，同時對辯護的效果進行嚴格考評，以避免刑事訴訟中法律援助走過場的弊端，從而真正有效地維護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

(三)環境方面??努力除舊立新

改善律師的刑事辯護執業環境，可以說是一項十分艱難而需要長期不懈努力的工作，這項工作至少涉及以下方面：

一是在社會公眾方面，政府和律師自身都必須加強律師刑事辯護意義的宣傳和教育工作，使現代法治觀念深入人心，對于在刑事辯護中認真盡責、表現出色的律師，應當大張旗鼓地公開予以表彰和獎勵，讓廣大公眾充分認識到律師對于社會、對于社會主體合法權益的維護所起的重要作用;

同時完善相關法律中關于“無罪推定”法制原則的規定并加強相應宣傳，使社會公眾盡可能打消“律師是為了錢財而幫壞人說話”的錯誤的傳統認識。

二是在最有可能視刑事辯護律師為敵人的司法工作人員方面，則應當大力加強并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現代法治觀念的教育，使其對律師履行職責的必要性和正當性產生充分的理解，力求形成“大家都在共同維護司法公正”的共識，以徹底消除其可能對律師進行打擊報復的思想和道德根源。當出現司法工作人員濫用職權對律師進行打擊報復時，相關部門應當依法秉公處理，避免偏袒一方，以維護律師的合法權益及執業尊嚴。

(四)律師自身方面??打鐵先要本身硬

當然，要想擺脫刑事辯護的困境，律師自身也必須進行認真的反思和扎實的改進。俗話說：“打鐵先要本身硬”，如前所述，刑事辯護困境的形成，律師自身也要負擔相當部分的責任。

一是要讓社會理解和尊重律師，律師首先就必須大力提高自身的政治、道德、業務素質，認真履行自己的辯護職責，切實維護委托人或者被援助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把自己刑事辯護的成果充分展示給社會公眾，而不是敷衍塞責，甚至將因自身失職給當事人造成損害的責任全部推給司法機關，敗壞司法機關的形象。

二是作為律師執業機構的律師事務所和作為律師行業組織的律師協會，也必須切實加強對律師的日常管理和紀律約束，同時更要加強對律師具體刑事辯護案件的態度和效果考評，獎勵先進，處罰落后，在社會公眾面前樹立起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良好形象。

三是為強化律師刑事辯護的效果，主管部門還可以考慮建立刑事辯護專職律師及其資格準入制度，以確保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的質量和技能，從而大幅度提升律師刑事辯護的社會效應。

以上各項對策，可能對擺脫律師刑事辯護困境、改善律師的執業環境都有一定的作用。但無論哪一個方面，都必須扎扎實實地進行才有效果。如果始終是紙上談兵甚至葉公好龍，則律師刑事辯護的困境，可能還是難以改變。

本學生已經成為一名實習律師，并且對于刑事辯護有著濃厚的興趣，甚至想在以后專攻這一方面的業務。對于目前的律師刑事辯護困境，雖然同樣是“心有預悸”，擔心因認真履行自己的辯護職責而得罪某些“大人”而自受其害，但現在有許多重要的因素也使我對執業環境的改善具有較強的信心。一是黨的十六大已經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律師刑事辯護的困境及其危害顯然極不利于社會和諧，黨和政府必定會予以高度重視，使之得以改善;同時《憲法》已經明確規定了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而要建立法治社會，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必須認真落實刑事訴訟中的司法公正和程序正義;二是我國政府已經簽字加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家權力機關很有可能予以批準，在接軌過程中，律師刑事辯護的環境必將得到較大改善;三是政法部門已經進行了較長時期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隨著一大批具有現代法治觀念的人才進入政法部門，律師與司法工作人員之間的關于共同維護司法公正“的共識將更加容易建立，從而減少甚至消除大家在觀念上的沖突;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律師隊伍水平提高，服務意識增強，特別是近些年來法律服務市場的激烈競爭，也促使律師不斷加強業務學習，強化服務技能，出現了良好的發展態勢。如果把目前的律師刑事辯護困境比做嚴冬，則其即將到來的改善，就將是我們迎來的刑事訴訟法制的明媚春光!